全球经济失衡下中国新重商主义及其对策

发表于 2009-02-06 17:15:49 类别：试中外比较

温家宝总理2日在伦敦表示，中国将在近期组织采购团赴欧洲采购中国需要的设备、商品和技术。英国《金融时报》将此举解读为“意在遏制欧洲地区针对中国出口的保护主义情绪”。其实质是：世界日报：温家宝剑指欧洲意在美国。这一点，正如去年温家宝在哈佛的演讲所说：“贫穷没有自由！”人性会因为生存而出卖良知。时至今日，全球各地高举“爱国主义”破旗，散发“保护主义”臭味现象暗流涌现。给全球化重商主义以沉重打击。那么，什么是重商主义呢？

一、重商主义

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合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是在同一时期，大概都是在15-16世纪其间。可是，欧洲的萌芽的到了很好的发展，最后成了大树，而中国的萌芽一直都只是萌芽而已。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重商主义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一）、重商主义的形成

欧洲中世纪晚期，几乎是战争不断，典型的像三十年战争。诸多的战争，使欧洲大陆生产力极度坏，也使各国的财政受到极大的影响。对君主来说，国家无异于一部战争机器，是他们借以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的力量。无休止的战争，也使欧洲诸国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自腓力二世以来，西班牙王室每20年就有一次财政破产。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位期间进行了无数的战争，结果是在他死后给后人留下了25亿里佛尔国债。

除了战争，官僚机构的开支和宫廷的浪费也是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西班牙的衰落与此直接相关。在英国和法国，财政矛盾也是造成革命的导火线。在危机发生之前，各国都有做出过各种改革，如紧缩开支，征收新税，出卖垄断权，甚至到了出卖爵位，出卖王室土地的地步。但这样的方法不是长久之机，反而更加速了革命。后来统治者们发现，国家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贵金属储备，这是进行政治活动的根本。所以，获得货币、使本国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占有金银，就成了财政与经济的关键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手段事重商主义政策。

二）、重商主义的目的

重商主义政策的直接目的是繁荣国家经济，其最终目的则是通过国家的富强来增加王朝的收入，从而增加国王的力量和权力。应为国王本身是属于封建阶层的，不可能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根本的目的也只是保持自己的封建统治。所以，政府一方面用种种办法促进国内的经济，一方面又常常不顾国内的经济得失而发动无意的战争。重商主义的提出人和代表，一般认为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总监柯尔伯(Colbert)。他曾经说到，“商业是公众资金的源泉，而公众资金是战争的神经”。他认为商业是王国的基础，这种思维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商业又是为战争服务的，换句话说，商业是为国王的权力服务的。如此从政治、军事角度考虑经济问题，正是当时封建国家的特点。

三）、重商主义的具体政策

重商主义的具体政策，在各国各时期有不同。在早期的重商主义表现为一种“货币主义”，就是致力于鼓励金银流入而严格控制金银流出，以达到本国积累货币的目的。这种政策“守财奴”式的政策，并不真正利于商业的发展。西班牙就是一直实行这种政策，所以国内的金银是多，可是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弱，最终使西班牙的近代化落后于英法。英法当然也不是一来就是“先进”的重商主义，他们再早期也是和西班牙一样，但是后来被一种“正真的重商主义”代替。柯尔伯是这种重商主义的代表。这种重商主义注意促进本国工业、改善和扩大国内外贸易，多卖少买，主要以贸易顺差（入超）来获得金银。

以法国柯尔伯的政策为例，常见的措施有：

1、吸引和鼓励外国工匠到本国来，以提高本国手工业水平或者扩大本国工业范围。柯尔伯曾经派他的大使到各国去秘密招聘身怀绝技的工匠，其中有荷兰的船匠，瑞典的船具制造工，尼德兰的挂毯织工，威尼斯的制镜匠和德意志的冶金行家。

2、推行保护关税，意思是通过高额税率来控制原料的出口和外国制成品的进口，就是起到现在的关税壁垒的效果。一个例子，1667年，柯尔伯为了保护本国新兴的毛纺业不受英国荷兰同类产品的竞争，把关税提高到排斥毛纺产品进口的地步。

3、政府积极帮助建立新工业和改造旧工业。这些帮助主要有提供资金、工作场地、免除捐税、出口补助，以及特许垄断市场。有时国家也建立官办工场。柯尔伯当政的20年里，法国的官办手工工场由68个增加到113个。法国政府的这种帮助，在1664-1683年间一共付出了180万里佛尔。

4、由政府把过去行会对工业生产的管制扩大到全国范围，通过政府的干预、监督来保证工人的技术和产品的质量。在法国，政府对工业原料、产品规格、质量等规定至1683年已达48种。专制君主统治下的英国也有许多类似规则，并设有调查委员会和工业监察实行监督。

同样，各国政府也致力于发展本国的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为此，它们积极为本国争夺制海权和殖民地，鼓励和建立各种贸易公司，努力发展海上运输能力，并通过立法或与别国订立商约来取得有利于本国商船的贸易条件。英法的这种政策，大大推动了本国工商业的发展。不过，在法国，重商主义的积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宫廷浪费和战争开支所抵消，经济的发展较英国落后。

四）、重商主义的意义

重商主义虽主要是一种经济政策，但它集中地体现了当时西欧国家组织发展的许多特点：它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考虑问题，反映并巩固了国家的民族性；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政策，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加以推行，反映了国家的中央集权性；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国家机构社会职能方面的变化。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国家不起组织经济的作用，也不承担许多社会性责任，国王只满足于在领地上征税和通过审理案件来索取罚金。但现在，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不仅在不同程度上承担起统一法律、税制、货币、度量衡制和改善交通、消除地方关卡等工作，而且直接插手经济事务，对国内各经济部门按自己的需要进行管理和调整。重商主义所体现的一种重要观念就是，国家作为一个世俗的组织，在经济生活中有关键性作用。确实，在国内还存在着种种封建束缚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国家的保护和赞助对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意义。

重商主义还从另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当时西欧新兴统一国家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政策已明显地带有新经济因素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化的烙印，并自觉地帮助了资产阶级的成长。虽然，重商主义作为一种政策来说本质上是封建性的，但它的理论思想却是资产阶级的，它看重于通过何种手段来获取货币财富的问题，采用的往往是资本家的、观点。重商主义有许多理论家，他们十分强调商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提倡重商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而不是君主国库的充实。他们要求国王成为臣民福利的保护者，而不象黎世留那样把臣民当骡马，把第三等级看作国王的税源。因此，重商主义理论是封建社会末期特殊条件下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而重商主义政策在实际中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用以鼓励和管理经济的办法（如特许、行会式的规则等）日益变成了束缚。另一方面，专制政府的种种浪费，官僚机器对社会的压堪，以及损害国家经济社会利益的战争，宗教迫害、滥征捐税等政策，也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于是革命便日益临近了。但在各国，社会大变动发生的时间和方式都有很大差异。

二、全球失衡

即，全球经济失衡。简言之，也就是储蓄和投资的失衡。全球为什么会产生储蓄和投资失衡呢？这就与全球储蓄和投资取向的不同模式有关？这需要从更深层面，从全球分工体系的结构上去考察。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中，全球产业分工深化、金融大发展、要素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地位的巩固，使得全球分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是当今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的核心问题和根源。

在全球化浪潮中，分工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裂成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

在这个日益密切的全球分工体系中，一方面全球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促进了全球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

在这个国际分工体系中，美国和亚洲的消费—储蓄失衡，美国是双赤字、净负债，亚洲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和中东、俄罗斯等石油输出国是贸易盈余，由此产生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但这些都是表象，表象的背后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由于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不断深化导致的全球经济金融结构失衡。

全球失衡的三个根源

是什么导致了全球贸易和金融分工的失衡，进而导致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失衡？笔者认为全球失衡的根源可归结为三点:一是全球分工失衡（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二是全球化要素流动，三是美元占霸权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贸易分工和生产分工体系维系着实体经济，金融分工体系维系着虚拟经济，而要素全球化自由流动以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则是这种分工得以实现的基础。

在过去20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3.5%，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流动增长14%，它揭示的是在当今全球分工不断深化的大趋势下，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以金融分工和产业与贸易分工为纽带的“双重循环”机制，而恰恰是这两种机制造就了全球的失衡局面。

从全球贸易分工循环来看，随着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特别是向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转移。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从全球金融分工主导的资本循环来看，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是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者，占据着全球金融分工体系的主导地位。一方面美国等国利用处于金融分工链中高端的优势，试图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各国在“生产、消费、投资”运行环节中的比较优势进行重组;反过来，承担物质生产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所形成的储备资产又通过资本流动回流美国。

在全球贸易和金融分工的失衡体系中，中国在贸易体系中积累了大量结余，而又通过金融分工让资本回流美国。实际上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中，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益处，而中国则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这次危机，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失衡模式的总清算。

美国金融危机是一次累积性的危机，是金融泡沫、赤字经济和美元霸权催生的金融资本主义内在危机和结构性失衡的大爆发。它最突出的表现是美国在生产结构上以金融及相关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远远大于第一、第二产业;而在价值结构上则是金融资产不断膨胀，金融衍生产品是GDP的7倍左右。相比较而言，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24%下降到目前的18%，制造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也长期呈现下滑趋势。

现在金融泡沫破裂，“透支经济”和“赤字经济”得到清算，美国去杠杆化将是一个十分痛苦的收缩过程。

需要重新走向平衡

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从外需向内需转换的拐点已现。现在由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变成由中国自己消费来替代出口、替代美国消费，世界经济需要重新走向平衡，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替代美国消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

内需转换关键在于刺激消费型经济增长。大国经济要有大国的消费市场和内需市场，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这需要我国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体系，改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以及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过低的“双低”现状，调整消费和储蓄之间的结构。

我国上一次的扩大内需战略就基本解决了包括高速公路体系、农村电网改造以及扩大大学生招生规模在内的三大社会民生基础设施框架。2009年，也许正是建立全覆盖的、发展型的福利体系的良好机会。

另外，消费经济的增长一定要有消费型产业结构作为基础。我国政府应制定服务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要从市场开放入手，降低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的门槛，为金融、医疗、教育、商务服务以及资讯类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可悲的是，目前政策与实际洽洽相反，将导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内需不足”的根源何在？更加不堪！

由此，联想到1933年，也是全球经济最萧条的一年，英国发起一场国际救市高峰会，希望清除贸易壁垒，稳定货币。二十国参加，只有美国不出席，罗斯福说美国要照顾本国的制造业。救市高峰会无功而散，结果是欧洲民族主义大兴，希特勒这一年上台，法西斯情绪暴起，后果是一场世界大战。

今年的全球救市高峰会又在伦敦举行了，奥巴马也没有出席，爆出美国刺激经济方案中包含保护主义条款，叫美国人“买要买美国货，裁要裁外国人”，言下之意是：我不要做大佬了，你们的死活我管不了，我要照顾本国的工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行“保护主义”之实，泛“爱国主义”之滥，当各国各地实行保护主义，新的世界大战或许也就不远了？

笔者以为，正当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纵深蔓延，世界各国全线阻击危机时，美国却抛出了全球失衡的根源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高储蓄率的论调，将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中国，力图推卸肇发危机的责任。再则，全球金融风暴发端于美国，更需要美国、中国、欧盟等世界经济的领头羊携手合作，挽狂澜于既倒。如果美国不带好头，却率先祭出保护主义和孤立排外的昏招，不仅对世界经济如雪上加霜，更会打击全球民众抗击经济危机的信心。好在在强大压力之下，奥巴马总统表态，在全球贸易衰减的时候，“如果我们发出信号，让人觉得我们只顾自己，而不关心世界贸易，那将是一个错误”。但愿这不只是一个外交辞令。

笔者也以为，此次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失衡与此前失衡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日益广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体系的不断深化。全球贸易分工和金融分工的严重失衡是危机的根源，而美国在这种失衡上负有根本的责任。

对中国来说，在正确认识这种危机根源的前提下，改善中国在全球贸易和金融分工中的地位，通过结构改革切实发展内需，发展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才是告别失衡迈向均衡增长的本义。

三、中国新重商主义及其对策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高速发展，在对世界贡献巨大中自己也获益良多。这也是自2003年之后，欧美等国对华贸易的巨额赤字使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积极通过国家权力，以适当的经济制裁和经济激励等正反两面的手段，促进国家对外政治和贸易利益，无疑是正确有效的方式。作为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早已成熟运用的对外政策手段，经济制裁和经济激励经常可以促使目标国经济行为偏好的改变，从而为本国获得显著的利益。此次赴欧采购团计划，只是中国新重商主义经济激励手段的一次运用而已。

将采购团这种经济激励手段作为对外政策工具，要达到预期目的存在一系列前提条件。比如目标国国内贸易政治结构，目标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分布和游说能力等等。以中欧贸易为例，中国去欧洲采购空客飞机这样的高端制造业产品，很难平息欧洲一些国家纺织业、手工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从亚当·斯密以来的300多年自由贸易史看，还没有通过集中采购彻底摆平因赤字引起的贸易争端的先例。

在2008年之前，国内经济学界曾经有过一个很热的话题：为什么中国可以避免后发国家在经济起飞后，几乎必然出现的“高顺差、高通涨”这一“双高”现象。直到2007年，中国经济在统计数据上所显示的，都是“高顺差、低通涨”。“双高”现象之所以被关注，是因为传统上，后发国家随着经济腾飞，出口顺差所带来的巨额财富增长，首先会令本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促进国内投资和消费的旺盛，最终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价格会不断上涨，直至生产要素价格与其他国家保持在一个相当的水平上，从而消解贸易顺差。

而我们的现实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带来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和救济体系，后者推进的缓慢与前者的飞速发展同样引人关注。即使笼统地考虑国民平均收入增长水平，也落后于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换句话说，中国人的劳动力价格多年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并且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有力支持，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内需不振。所以，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通常的“双高”现象只是上述原因的副产品，更主要的后果是形成了眼下这个高度依赖大规模投资和出口贸易的经济结构。

自由贸易出现前，“重商主义”曾大行其道，这种贸易策略追求尽可能多的出口和尽可能少的进口，从而造成贸易额大量出超。中国劳动力成本被长期压低下造成的巨大出口优势与其说是自由贸易下的比较优势，不如说是多方面因素下的“新重商主义”优势。

派出采购团体现了中国反对世界性贸易保护、解决贸易争端的诚意，而继之以彻底改变这种“新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全面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才有可能释放普通中国人的消费潜力，通过内需增长摆脱对出口经济的依赖。顺带地，也唯有如此，基于对华贸易赤字之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才有可能在我们的贸易伙伴国那里根本消退。中国国内行业、地方保护主义亦然！否则，中国将面临大麻烦？

这一点，卫报说：中国经济的非常特质就是它本身的争议性。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引擎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小型企业起飞的时候开始搏动，但后来，中央政府扶持大型城市企业的政策削弱了这种复兴。中国和日本一样，有两种经济，一种是高效率、出口主导型的，另一种是老式的国内的。这也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内需不足”的根源何在？

当然，当经济急剧上升的时期，这是可容忍的，但当经济放缓，这可能变得不可容忍。中国需要一个经济新开端，其迫切程度和美欧一样，甚至超过美欧。但不可能一挥而就，极言之，中国十年前曾有过加以调整的机会，现在已时日无多了，先混过去再说吧！但无论怎么说，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进入一个新的拐点。

参阅：外国学者冀中国借金融危机上位

中国经济恐怕扛不住失业的风险

附：“中国制造”被贸易保护主义围剿

中国左派抓住一个政治机会

中国经济秀也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