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属于我的女神网盘:中国的电视台, 为什么不能让人满意?

作者:吕科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m/luke)

广东电视太的悲哀

前段时间听说广东台的收视率在全国排在了倒数的前几位，刚听完这消息，又收到了一位同事发来的短信，标题叫《广东电视台“十化”》，内容如下：

“领导贵族化；员工奴隶化；人际庸俗化；绩效随意化；竞聘内定化；监督形式化；节目无聊化；待遇民工化；加薪无期化；办好是神话。”

作为在广东台工作了十几年的老职工，我的心情感到非常沉重。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积重难返的必然结果，这是麻木过后的必然警醒。

在几年前我与前任台长的一次交谈中，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当时的湖南台已经红遍了全国，台长知道我在湖南台干过，便想让我回湖南台去取“经”。其实当时已经陆陆续续有过好几批人去湖南台“学习”过了，我再不想去，去了也没用。我只给我湖南台的几个老同事打了电话，他们说得更直接，因为思维的差异，有三条广东台是永远也学不到的。在向台长汇报的时候，我毫无隐瞒的老老实实地说了。

第一条，不是人才的问题。湖南再有人才，也只是本土人才为主。而广东优越的条件则可以吸纳全国的人才。湖南台现在的骨干分子，基本还是我从前的同事们。枪还是那些枪，炮还是那些炮，唯一不同的就是换了一个领导。

台长听到这里，只见脸上的肌肉在抽抽，我便有些意识到我的话太直接了。果然他避开了这个话题，追问第二条是什么。

第二条，举个例子，假如拿出十万元来办栏目，湖南台栏目制片人的做法是，八万元用在栏目上，两万元用于发放劳务。理由是，创业阶段，大家都要勒紧裤带，节目办好了，不愁没有好日子过。而广东台的做法则刚刚相反，两万元投进栏目，八万元发放劳务。理由是，还不知我这制片人能当多久，先捞了钱再说。于是，广东的企业不愿在广东台做广告，而投向了湖南台；于是，在湖南台做广告的企业情愿排队等候，而广东台的广告价位一降再降，最低到了三折、两折，还带着些哀求，也照样难以吸引客户。就这个样子了，我还亲耳听到过某位去湖南台参观过的制片人对湖南台不屑一顾的说话，甚至说，湖南台的做法不符合广东的“省情”。说得十分在理，这就是湖南台的“战略意识”和广东台的“战术思考”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

这一条台长听得比较仔细，因为“制片人”已都换成了“监制”，是否“换汤不换药”，好像跟台长没什么关系。我接着汇报。

第三条，湖南台的一位主要领导曾向某栏目制片人推荐了两位自己的熟人做主持，试用了一段时间后，因为不符合栏目的风格要求，被制片人辞退。推荐的领导不但没有记恨，反而大会小会的还表扬这位制片人，说办栏目就是需要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这样的事广东台能做得到吗？别说是一台之长，就是一个屁部门主任介绍的主持人，下面的人也不会去说一个“不”字，甚至还会冒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好”来。

台长的脸色有些不好看，借故忙把我给支走了。我知道我的话说得太实在，搞“艺术”的人，怎么跟领导说起话来就找不到一点“艺术”的感觉呢？这是我最大的毛病，这个毛病把我害得很苦，但我庆幸自己永远也不会是契柯夫笔下的那位小公务员。

遵照省委的指示，现在广东台还在继续向湖南台学习着，怎么学着学着，还学出了个“十化”？学出了个“倒数前几名”？故我十分的为堂堂的广东大台而悲哀。

此时我想到了一幅漫画，好像是90年代初看到的。两位一高一矮的长者在招工，高长者的广告词写着：前面山上的树已不多了，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上山去种树，等到树长成了林，我们就可以领着自己的儿子、孙子前去纳凉，采摘野果。矮长者的广告词写着：前面山上还有一些树，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树砍下来卖钱，谁砍得多，谁就可以多拿钱。结果，矮长者的前面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只有寥寥几人站在高长者的面前。

广东台为何会悲哀？就像天才需要环境，将军需要士兵一样。因为其他太多的悲哀，才众星拱月般地衬托出了广东台的悲哀，又因为广东台的悲哀，又加剧了其他各方的悲哀。相辅相成，相映成“辉”。

一、主持人的悲哀。

主持人是一个台的门面（脸）。别看广东台那些个主持人平日里一个劲的趾高气扬着，其实骨子里尽是些悲哀。在我做主持人的时候就早有体会。如遇有同朋友一起聚会时，我最怕的就是有朋友介绍我是广东台的主持人，还十分地希望着对方能认出来，但每次十有八九会得到这样的一句话：“实在对不起，我从来不看广东台。”每当这时，我真希望地下能有一条缝，好让我钻进去。

广东台每个主持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占地盘（栏目），混脸熟（出镜）。什么节目都抢着上，什么节目都敢上。因为领导者的权力加无知，导致主持人大部分的智力都用在了寻求“靠山”，疏通“关系”上。偶有个别凭本事吃饭者，也难逃脱“播音权威”的挤压。说你一句“调值不到位”，就足可以让你当不成了那主持人。你问他，播音员应该更需“字正腔圆”，可为何连普通话都说不准的人，不照样“主播”无误？你为何不动用一下你的正义？回答道，那是领导的事，我没办法。说得多么轻巧，你没办法，便把那“权威”转嫁到无辜者的身上。于是，让主持人们又多了一些“寻求”和“疏通”，因那“权威们”也是难缠的。说句实在话，从领导到编导，到“权威”，到主持人自己，几乎无人知道该怎样为主持人定位。围绕主持人而建立的智囊团队压根没有，即使形式上的有，也都是草包团队。主持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自生自灭。可那些悲哀的主持人们，泡在“悲哀”的臭水沟里，自我感觉却十分良好。

主持人的培养，本是一项十分艰难的战略工程，可广东台的主持人换得比谁都勤，基本规律是与台长一同更新。主持人的工作，有它自身特殊的规律，可广东台的主持人，基本都在为“混脸熟”而奋斗着。

广东台的这些个“脸”们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台内风光不起来，就利用那可怜的名声到外面去糊弄老百姓，折腾些大钱小钱的过过幸福日子，为“悲哀”找找平衡。

试想，“脸”都长满了毒疮，身体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二、能者的悲哀。

能者就是能干事的人，愿意干事的人，且可以把事干好的人。这些人一般不会疏通“关系”，也疏通不好“关系”，也不愿疏通“关系”。所以，这些人在台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只举一例，就足以一斑知全豹。

五年前我就知道，一位真心实意想在台里干点事业的人，因为所在部门不能发挥自己所长，便要求调往其他更适合自己专业的节目部门，还专门设计了几套栏目方案，也得到了头头们的肯定。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台内调动，却比登天还难。理由是部门编制已被定死，要想调动只能带编制走。这边说你可以走，但不能带走了编制，他还要进人；那边说你不带编制来就只能是黑户口，除非找台长特批。这位老兄就真的去找了台长。在台长办公室，他却被狠狠地泼了一瓢冷水。

问：台里制定的这种政策，不利于人才的流动。现在社会上都非常活了，电视台里面为什么还搞得这么死？可不可以灵活一些？

台长答：我制定的政策，不能自己先带头破坏了。

问：那要看这政策是有利还是有弊。对于我们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台长答：任何政策的制订都会有它不完善的地方，都会有人会成为这政策的牺牲品。也许你正好就是这样的牺牲者。

问：你既然已经知道了我是牺牲者，为何不能伸手挽救一下？这对于台长来说简直就是举手之劳的事。

台长答：我作为一台之长，大事都抓不过来，哪有时间去管你这小事?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来找我，我还怎么管理这个台？

这位老兄只好悻悻然离开，只好用自己的牺牲去帮助台长抓台里的“大事”。但为了他自己热爱的事业，他最终采用借调的方式去了那节目部门。因为是借调，两边部门都不给他发放奖金，整整一年多，他没有拿到一分钱。但他仍无怨言，只要能把那栏目干成。可一年过后，因为领导者的争权夺利，栏目也中途夭折了。这时，他才真正感觉到了心灰意冷。钱没了，节目也没了，一个台里的正式职工，却突然成了没人领养的孤儿。为了再不失去那每月的奖金，在当时一位副台长的出面说情之下，才让他重又回到了以前的部门。好马不吃回头草，想想他这匹马回去之后会有什么好结果。

这位老兄带着一种十分不解的心情找到当时的一位老副台长倾诉过。

他说：“想好好给台里干点活怎么这么难？我如果也像某些人一样，成天利用电视台的牌子在外面开公司，挣大钱，我也照样可以天天开着小车回来‘骂娘’，指责台里的待遇为何越来越差。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些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共同把台办好呢？”

副台长冷笑了一下，答道：“这就是‘逼良为娼’啊！”

“逼良为娼”？台领导都这样认为，简直是当头一棒，差点没把这位老兄打晕过去。这次交谈，让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惊。

原意为“娼”者，实在是悲哀，但他起码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不愿为“娼”者，同样悲哀着，却只能守护着自己做人的良心。但是，在这“笑贫不笑娼”的社会，良心却显得是如此的苍白。这是何等的悲哀！

三、愚者的悲哀。

愚者，无能者。有想干事而干不好事的，也有干不好事凑合着干的，更有知道干不好事，压根就再不想干的。这些个愚者们在台里占了绝大部分。

这些人虽基本都有些“背景”，但也自发的分化成了三种类别。

第一类是确实想干些活的。虽然干不好，但却起码在干。这类人的悲哀是干得太辛苦，且常常要遭到被人瞧不起。他们是硬要贴电视这块金，入错了行当，自己折磨自己。

第二类是依仗着“靠山”根本就不干活的。不干也就罢了，可他大部分时间闲着没事，便全都用在了惹是生非上。这种人就像喝酒没人陪不过瘾一样，自己“悲哀”着，还要找上几个垫背的与他一起“悲哀”。

第三类人便是直接转化成了“奴才”的。这类人或许“靠山”不硬，或许没有“靠山”，当“奴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但起码他们还有些事业心，知道业务干不好，便投机钻营为自己捞个一官半职干干，不但不会再遭干活者看低，还可以指手画脚地指挥起干活者来。这些人是愚者中的较为聪明者，投入最少，回报最丰。他们真正的“悲哀”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一个台的栏目和节目，假如都被这些人指挥者，那悲哀的就不只是单单这些人自己了。

四、临工的悲哀。

现在支撑着广东台节目播出的中流砥柱，基本是临工。你可到编辑机房一看，几乎见不到一两个“正式”的。平时里也偶有几个凭良心干活的“正式”，还常常地被外人误以为是了临工。临工们为何这般心甘情愿的当牛做马，任劳任怨？道理很简单，他们深知，干得再好也是“小妾”，永远也修不到“正房”，只好全力以赴先保住自己“小妾”的地位。他们心里明白着，“正房”们都不管节目质量，“小妾”们管它干什么？管了又有何用？其实有许多临工经过多年的磨炼，已远远超过了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

那些众多的“正房”们都干什么去了呢？不得而知。只有一种听到：既然贵台不爱我们，我们爱她又有何用？不如利用这块牌子干些自己的事，挣些自己的钱。一时间流行着一种独创的语言，同事们台内见面时常说“你们台怎么样怎么样”。除了听到，还有一种看到：台里的收入一降再降，可办公楼前楼后的小车却越排越长，台外的私房也越买越大。

临工们为了不失去那每月糊口的工钱，只能没日没夜加班加点。连“正房”们都开口“你们台，你们台”的，“小妾”们哪里还找得到主人公的感觉？

那些“悲哀”着爬上去的这“长”那“长”的，“正房”们并不买他们的账，他们便只好到“小妾”们面前耀武扬威，“小妾”们的忍气吞声又正好满足了这些“长”们的权利欲。真可谓“悲哀着他们的悲哀”。

五、领导者的悲哀。

领导者的悲哀不是我们一般人能随便察觉的，不然，人家怎么会是领导？我辈则是群众呢？所以只能基于表面讲些小事，没准一不小心正刺到了痛处。

曾几何时一位台领导“下台”，有报道称，台内众多职工放鞭炮喝酒庆祝。又曾几何时那些放鞭喝酒者放出话来，说现在还不如了从前，又怀念起那位“下台”者来。

“制片人”制度本无毛病，却硬被广东台整出了毛病。制片人因掌握了经济大权，主任们的权力被架空，说话算不了数了，只能躲在角落里咬牙切齿。又因制片人们的急功近利，折腾垮了台的集体经济，折腾垮了栏目的质量。

“下台”的走了，“制片人”三个字代人受过，被换成了“监制”。然后是“一切权力归农会”，什么都是主任说了算。那些在前方打仗的“监制”们，一夜之间从掌管栏目大权变成了栏目傀儡，积极性大打折扣。更有甚者，那些好不容易把大权重新夺到手的主任们，变本加厉地疯狂报复着，一点权力恨不得当成五点来用。节目质量在他们的手上再一次衰败。

台里的人员越来越多，可干活的人却越来越少。下了几次决心要精简人员，可每次都中途夭折。因为屈指一算，能减的都是干活的，不能减的又都干不了活，因此只能折中保持现状。

于是，台内顿时一片怨声载道。

然后，就有领导非常的不满。指责道：“挑毛病，发牢骚谁不会？有本事就提出切实可行的想法和合理化的建议。”

这话听起来振振有词，可细想一下又十分荒唐。从未听说过，一个指挥员要让战士帮他制定好作战方案后，他再拿着喇叭喊冲锋的。领导是干什么的？领导不单是指挥员，还要是战略家。

我做过导演，很有体会。一个导演的好坏，直接决定着这部戏的成败。一部戏的主题、风格、结构、节奏、演员的表演，甚至音乐、服化道，方方面面导演都必须考虑到，不然剧组就无法工作。

也许是我理解有误，让大家出想法提建议，领导是出于一种谦虚，或是不耻下问。但又一想也不对，因那治病的“药单”一直都有人在开。问题不是有没有人开“药单”，而是领导者的“脑子”没换。想想看，“脑子”没换，对合理化建议的“合理”就很难界定。迎合了那“脑子”的“合理”，就只能是继续走老路，不能迎合那“脑子”的“合理”，你就别想着能“合理”起来。结果是，到头来麻木得连牢骚都没人愿意发了。

为什么会这样？我和一位部门头头的对话，也许可以作为解答。

那头头说：“你不尊重我？我根本就没把你当人看！”

我十分冷静的回答：“我跟你不一样，我是的的确确把你当人看的，只是你自己不愿意做人。”

作者:吕科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m/lu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