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佛经石书艺术之最：和日石刻《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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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年06月05日来源：西藏旅游网
石经,就是将经书、经文、佛像等有关佛教的记载刻在石片上,使之能得以保留下来。石经群在祖国大地上已有多处发现,而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西南73公里的“和日石经”,是迄今发现的全国最大的石经群。
这处石经板所刻佛经主要内容为藏文《大藏经》、两部《甘珠尔》、《丹珠尔》、《当增经》、《噶藏经》、《普化经》等5部,据粗略估计,总字数约为两亿,用石料多达3万有余。全部石经板码在曲葛寺(当地人依地名更多叫它和日寺)背后的山梁上,因其形状像一道城墙而被人们称为“石经墙”(多池即经台)。该石经墙长200多米,高3米,厚2.5米,加上另外三部石经,总长近300米。此外还有近两千块石刻佛像、佛寺图案。风情及人物速写等。这比北京西南房山云居寺的1.4万块石经还多1.5倍以上。寺院老僧、雕刻高手介绍说,按刻经匠人平均每天50人以上、实际刻字时间以40年计,和日石经群的雕刻用工日总计约80万个。其规模之大,字数之多,装帧之别致,堪称华夏一奇,实为世界石书艺术之最,那阵势,无论远瞧近看,都非常有气势。
在这里，你无论拿起任何一块石经板，上面刻的字都清晰、工整,字迹清秀大方，笔画流畅，苍劲有力。石刻图画及各种人物构图准确,比例适当,雕刻线条自然, 精细美观。这些造像的内容,主要是佛、菩萨、弟子、供养人等,而这些石刻在造型艺术上具有鲜明的佛教特点:有的头上有光环或高内髻,有的手做施无畏印状等。人物神态各异:或站或坐,或动或静,或喜或怒,形态刻画恰到好处,技法简拙古朴,堪称石刻艺术之杰作。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艺人们的艺术才华,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而且还是重要的文物,现已列为青海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石经雕刻的具体年代和兴起时间，以前没有文字记载。据寺僧和当地牧民世代的传说，大体上开始于清嘉庆年间,完成于本世纪50年代初,前后历时100多年。大约在19世纪初期，曲葛寺迁到这里。第三世寺主德尔顿(伏藏师)久美桑俄合丹增为了弘扬佛法,决意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全部储蓄,为寺院凿刻三部永世长存的石经，即《普化经》、《噶藏经》、《当僧经》。随后从数百里外的果洛草原请来了一位叫阿乃核多造的刻字高僧,并雇了数十名男女牧民和寺僧给阿乃核多造当雕刻技艺的学徒,并在不久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刻经。经过几十年的凿刻,终于将三部佛经刻成,功德圆满。这就是最初的石经。
阿乃核多造是一位雕刻技艺很高、兼通绘画的高僧,他不仅刻了大量工整清秀的石经,还刻了许多佛像和佛塔,小的仅有一巴掌大,大的达一人多高。他的人物石刻既继承了藏传佛教艺术的传统,又吸收了汉族石刻艺术的长处,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作品虽经数十年的风吹雨打,至今仍保持它朴实壮美的风姿。在十几年的刻经生涯中,他手把手地教出一大批徒弟,为后来大规模地凿经活动准备了大批技术人才。
一项巨大的工程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三部石书刻成之日,德尔顿喇嘛早已年迈,所存资财也全部耗尽,再也无力进行下去了。他去世后,洛加仓活佛继承了前人未尽的事业。洛加仓自幼为僧,酷爱佛经,二十多岁就成为一位佛学造诣很深的宁玛派活佛。他所处的年代,正是清末民国初,社会动荡不安,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比牛毛还多,匪盗四起,瘟疫时有发生,草原牧民灾难深重,挣扎在死亡线上,无以为告。在那黑暗的岁月里,人们只有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神佛的恩赐上, 认为广传佛经是祈求神佛降福、赐吉祥的唯一出路。洛加仓深知草原牧民的这种良好愿望。他认为,他的寺院曲葛寺也应有一部与世长存、千年不朽、万年不烂的佛经与草原牧民相依为命,才能使一方民众平安吉祥,草原畜群健壮兴旺。他请了和日西合有名的刻经工匠恰洛和瓦卜丹为刻经师,还雇了一大批牧民来刻经,前后历时达三十多年。到1955年才算大功告成。洛加仓是和日草原上很有名望的活佛,又是和日大头人的亲戚,经济也很富裕。他不仅耗尽了家资还去动员牧民和僧人,为刻石经奉献财物牲畜,没有钱的就出劳动力运石料。据估计,这次刻经耗资近百万大洋。这处大型石经不仅文字工整清秀,装帧也很别致。每函石经码得像一 “本”长条藏文经书,使石经仍保持了纸质经书的式样和风格。每函之间用刻有书名和花纹的石板隔开,每本石书整齐美观；整个外壁全用绘有花边的木板做书箱, 把石书严严实实地封闭在里面；每段有一个经堂，里面供一尊石刻佛像，使香客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释迦佛的尊容；有些刻像还涂了色彩,看上去全然是一幅彩画；顶部采用传统藏式建筑艺术，用石板做瓦，排水流畅。整个石经书箱式样独特,别具风格。
可惜,这处大型石经群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有些拿去做了墙基石,有些做了铺路石,还有些作为礼品赠送给了亲友。近年来,在僧俗群众的努力下,和日石经群昔日的面貌正在恢复，和日乡曲葛寺石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日乡曲葛寺大型藏文石经《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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