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表日期调过了怎么办: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述评（上）

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述评（上）     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是近十余年来学术界研究和争论较多的重大问题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经界展开了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大讨论，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传统农业，不但是这次讨论中的重要学术问题，而且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突出的现实问题。传统农业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讨论传统农业不能不涉及小农经济。同时，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原以为早已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中国大地上，竟还有封建主义的幽灵在游荡，在痛苦的反思中，人们自然要对作为封建社会基础之一的小农经济作一番认真的剖析。对小农经济的评介因此成为这一时期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讨论的一个侧面。此外，在八十年代中期掀起的文化热中，作为中华文化根柢的农业，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可以说，现实的需要推动了历史的反思，历史的反思提供了现实的借鉴。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的讨论正是在这种相互推动中汲取了活力。这一讨论已取得了许多成果，也存在不少分歧。讨论基本上是在农经界.农史界.史学界分别进行的，这有利于问题在各自领域的深入探讨，便也容易产生片面性和脱节现象。八十年代末以来，讨论已不象前一阶段那样沸沸扬扬了，人们更多注意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但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的改造是我国现代化最重大的课题之一，在实践提出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以前，有关讨论仍会继续下去。在这个时候，回顾这次讨论的情况，对其中的重要观点作些整理.归纳兼作简要评述，会有利于学术界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可以为进一步讨论提供某种基础，这也许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由于该问题内涵丰富，牵涉面广，有关文献汗牛充栋，本评述只能包括对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总体评价有关的内容。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国内的学术研究和海外的学术思潮是相互激荡的，本述评不能不涉及港台和外国学者的某些观点，亦仅以大陆出版的中文书刊中已有译介者为限。述评包括上.下两篇，上篇为“传统农业与现人化”，下篇为“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


一.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点，有人归纳为三点或五点，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体表述如何歧异，人们的分析一般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两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及其相互关系考察我国传统农业。对我国传统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则有不同认识。

<一>生产技术的特点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但对精耕细作内涵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对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则存在较大分歧。

董恺忱考证了“精耕细作”一词的来源，指出古代文献中虽屡有“深耕疾耘”等证，但“精耕细作”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它实际上是近人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种概括[59c]。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内容，开始时人们偏重从耕作栽培技术上去理解它，并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体系的形成作为农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外国人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中世纪“休闲农业”相对称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体系的区别[69]。与此同时，人们又纷纷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高（较早由休闲制进入连和制和复种制）这一特点，而与精耕细作并列。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精耕细作内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宽了。198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结束语”在论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时，就把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如育种.种子处理保藏.对农业生物之间互养或互抑关系的利用等）和改善农业生物环境条件的技术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一方面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论为指导，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可以用“精耕细作”来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细作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也被应用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49]。已有人试图用这种认识具体阐述中国传统的农学体系。[29b]

精耕细作属集约经营的范畴。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劳动集约类型。精耕细作与多劳集约关系密切，以至有论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细作不一定和多劳集约相联系，并以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例，说明可以有产量和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和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只是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29e]。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或强调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响[8a.11]，不过这种格局的形成相参对晚后，难以成为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学者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予以解释，本综述下篇还将具体论及。席海鹰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强调自然条件形成的压力，认为精耕细作是在中国人民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发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释精耕细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细作来解释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细作视为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48]从某些精耕细作技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现看，[29a]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农史界的学者则多倾向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封建制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有关，亦与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关，同时，它又是各民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结果。[49.29a]

<二>生产结构的特点 农业生产结构指农业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或生产项目之间的结合形式和比例关系。它的中心是农牧关系。中国古代农牧关系有着与西欧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农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故古人有“辟土殖谷为农”（《汉书·食货志》）之说。对这种历史现象，论者鲜有不承认的，而认识则大相径庭。

国外学者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学史》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影响颇大。[7a]。宁可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从汉代开始，除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其原因则是：个体生产，不宜大规模畜牧业，精耕细作，连种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生产率偏低，无法广种饲料。[11a]唐启宇分别以“主谷式”农业（先农后牧）和“谷草式”农业（农牧并重）来概括东亚和西欧的传统农业。[51]曹隆恭也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偏重粮食，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分区。[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谈到中西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特点。例如吴于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农本经济，以足衣足食为根本目的，耕织结合，但对牧养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国养畜主要为农耕提供动力，牛耕发展缓慢，纺织原料不靠畜产品。南欧中亚土质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养牛较多；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养羊业比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饮乳酪的习惯，故畜牧业在农本经济中的比重较大。[28]马克思垚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认为中国牧轻农重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对西欧中世纪畜牧业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论断，如局限在农区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的范围内，无疑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所以说是部分正确，是因为如“跛足农业”一类提法虽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误解（台湾学者许倬云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自成体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国传统农业不是农牧结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实际。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极端。陈平认为西欧一直是半农半牧，以牛为主，中国则自井田制崩溃以来，就形成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4a]。

这种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因为这里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只是指生产结构，不应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小农经济一般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其生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春秋以后畜牧业并没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中唐以来才逐步产生农牧关系畸轻畸重的现象，但也不能笼统称之为“单一经济”。我国农区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耕桑并举，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就农牧关系而言，虽然畜牧业只是农区农业经济中的副业，但一方面利用农副产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粪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农牧结合.互养互促的一种形式。除农家小型养畜业外，地主和国家往往经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而广大牧区又有比较发达的游牧经济。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并存”，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业和以牧养猪.牛.羊和家禽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29b.c.d.2]

<三>关于“多元交汇”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类型，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模式。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农史研究偏重于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欠全面。在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对农业科技的历史贡献，不能写成单一的汉族农业科技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已陆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是“多元交汇”的体系的命题，指出中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广阔的地域内的若干地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精耕细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论者谓这一观点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农业发展的面貌与机制。它与费孝通提出而为民族学.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29e]

<四>关于“水利农业”

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是集约化农业的组成部分。近世言“亚细亚生产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作为其主要特征，而中国亦被归入其中。主要根据之一是马克思说过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最近的例子是孟庆琳.王朗玲的文章，认为“我国封建农业是主要的特征是水利农业”，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农业生产的支柱，黄土地区在适当灌溉条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国农业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奥秘。而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闭性都是水利农业的产物[43]。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并没有获得响应。因为很明显，像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反映的那种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是很难划入“水利农业”范畴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指出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象和误解，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不包括中国在内。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战国时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实行之时。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类似灌溉网的广泛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分裂时期的某些割据政权，反而往往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成绩[4]。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既不象西欧那样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各地区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解决水的问题，不存在遍及全国的灌溉网。他的观点基本上继承自王毓瑚，但并不否定井田沟洫体系的存在，只不过认为它的作用在排水洗碱。沟洫农业是垄作形成的旱作农业，而非灌溉农业。[29f]最近史学界批判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关于“治水社会”理论时，也指出它背离了中国历史实际。[12]
二.对中国传统农业评价中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密相连的。七十年代末，我国曾从美国引起成套的农业机械化设备，一时间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手工操作的产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产结构方面，有人也主张学西方，走“以牧为主”的道路，改变我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食物结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解放后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评价问题。生产结构不大合理，生态环境恶化是三十年农业遗留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些同志对此估计较重，认为是执行“以粮为纲”方针所致；“以粮为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历史上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结构一脉相承。这样，他们就从对三十年的否定进而为对传统农业的否定。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动乱.贫困.闭关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来，单一经济.精耕细作.小农经营是三位一体的。它破坏自然生态，引起劳动生产率递减（如说“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等），造成人口问题和周期性土地危机；阻碍分工，抑制交流，使资本主义不能顺利产生（作者称之为“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总之是坏到了极点。《病根》一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全文或摘要转载，一时造成颇大影响。[34]”

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反对。较早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杨直民.董恺忱指出，从农业历史看，集约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农业以劳动集约为特点，技术上表现为精耕细作；西方农业现代化，也是提高农业集约度的过程，技术上表现为机械化的精耕细作。因此，不应把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对立起来。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吸收精耕细作传统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评了把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罪于“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观点，反对全盘否定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指出“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便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也一定要改变”。“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从正面对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和它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著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2．揭示我国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肯定它在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如方原反对脱离我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完全按西方模式改造我国农业，他指出，我国解放后的三十年间，农业发展速度和粮食单产均居世界前列，并非什么都是落后的。这期间粮食总产增加近三倍，以不到世界总耕地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1/4的十亿人口，主要依靠以现代科技初步强化了的精耕细作传统；这一事实集中表现了这一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他主要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路[8b]。为什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一些同志强调了农业科学技术的继承性，认为在农业生关系统中环境条件和生物特性变化较慢，不少传统技术是基于对这些条件的深切认识，故能长久适用，不会过时。还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对此作了阐述[39.5]。这些论述解释了农业科技的一般性，但还没有揭示中国农业科技的特殊性。就特殊性而言，精耕细作是以增加单产.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攻方向的，正如许多同志指出，这可以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非常符合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紧缺的基本国情。同时，精耕细作是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天”“地”）.农业生物（“稼”）和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人”，视为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比较正确地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因而也就比较符合农业的本质，这也是这种农业技术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49.29]

肯定论者一般不否认我国传统农业的局限性，他们只是针对否定论而强调了传统农业的积极方面。不过，即使在“肯定论”者中，对传统农业局限性的认识，从而对传统农业的评价，仍然是存在分歧的。例如有些同志在正确强调精耕细作和提高单产的同进，忽视了改进工具.实现农业机械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有的同志似乎把传统农业和精耕细作等同起来，认为可以用“发扬传统农业”代替“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提法，从而模糊了改造传统农业的任务。针对这种倾向，也有人提出批评，例如郑炎城《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及其向现代化技术跃迁》的长文，在肯定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成就的同进着重谈了它的局限性（尤其是劳动生产率低下）及其向现代化技术跃迁的必然性。虽然对传统农业技术成就容有估计不足或握不准的地方，但着意于纠正溢美传统农业的偏颇，仍有其积极意义。[44]
三.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

土地和劳动是传统农业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因此，在考察和评价传统农业和生产效率时，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最重要的指标。

如前所述，我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很高，土地生产率也是相当高的。据日本学者熊代幸雄对古代农业播种量与收获量比值的研究，西欧“在以小麦为主食的英格兰，这一比值在中世纪略少于4，到了近代则提高到11—6”。在六世纪前期的华北（《齐民要术》所反映的时代），粟的比率倍数为200—400倍，麦类则为200—44倍。“与欧洲相比高出10倍左右”。[68]宁可也指出：“如果从播种量看，欧洲中世纪农业的粗放程度就更惊人了。当时一般收获量最低是播种量的一倍半两倍.一般是三四倍，最好的年成也不过六倍。至于我国，从云梦秦简的材料看，收获量至少为播种量的十倍到十几倍，而据《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记载则已达到几十倍至上百倍。”[11b]直到近世，我国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仍居世界前列。如一些农业科学家曾利用《沈氏农书》和其它一些资料，估计明末清初嘉兴地区稻米产量最高为每公顷6700——8400公斤，而今天美国加州稻米产量仅为每公顷6500公斤。[70]

但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农业劳动生率，把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作为动态的考察，就会发现情况有所不同。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是宁可。他计算了西汉农业生产的三个数字：“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四百六十八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六百四十斤。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我们过去不大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他又认为西欧中世纪虽然单产较低，但由于每户耕作土地较多，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和能为社会提供的剩余产品和中国相差无几。[11a]

继宁可以后，近年研究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不乏其人，现仅举跨代研究的若干例子：

吴慧对汉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计大大高于宁可。在他的估算中，亩产在汉唐有明显的上升，宋代稍有下降，明清缓慢增长，近代则显著下降，劳动生产率唐代达到高峰后即呈下降趋势，清中期低于战国秦汉，近代进一步下降。[27a.b]

朝代 粮食亩产（市斤/市亩） 劳动生产率（市斤/劳动力）
—— —————————— 原粮 成品粮
战国 216 3188 2027
西汉末 264 3578 2151
唐 334 4524 2396
宋 309 4175 2179
明 346 4027 2255
清中叶 367 2262 1260
近代（1931） 269 2214

项目 ——土地生产率产量 ——劳动生产率
时间 （市斤/市亩） 指数 劳动力年产量（斤） 指数
汉 92.5 100 2039.5 100
唐 109.0 118 2071.0 99
宋 133.0 144 1894.0 93
清(近代前期) 226.0 244 1421.5 70
近代后期 230.0 247 1478.0 73

王家范.谢天佑在三十年代蒙文通亩产研究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结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单产是几度上升，曲线前进的。明清南方常产是占国的5.5倍，是汉代的将近4倍。其中单产增加有四个关节点：一是汉武帝后，较战国增长43%，二是唐，较汉增长31%，三是两宋，较汉增长106%，四是明清，较汉增长284%，较宋则增长41%强。胡戟对汉唐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推算：汉代每劳动力产粮2000斤；唐代2400斤，是封建社会顶点；明清之际江浙一带4418斤，但这是地区性的；清乾隆以后人口增加，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作者总结说：两千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缓慢的，缓慢到近于停滞。卢锋的估算与上述诸人均不相同。他认为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土地生产率即亩产获得长足发展，清代亩产相当于汉代的2.44倍.亩产的提高表现出加速运动的趋势；宋代以前一千多年增加了44个百分点,宋以后至清不到一千年则提高了一倍。但劳动生产率水平却显示出迥然不同的变动趋势。清代劳动力年产粮指数反比汉代下降大约30%。他把土地劳动生产率这种动态趋势的比较差异称之为“农业生产效率剪刀差”。他进一步指出，两千年间我国粮食总量增长了3.7倍，而人均占有量指数却下降了32%。是一幅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画面。[14a.b]

国外学者也作过有关估算和统计，如帕金斯估算了六百年来中国粮食单产的发展趋势，他根据（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人口数）/粮食耕地面积=单产量的公式，设定按人计算的粮食产量基本不变，从而推算出下述结果：[71]

（1400年）：（570×72）/（370×0.8）=每市亩139斤

（1770年）：（570×72）/（950×0.8）=每市亩203斤

（1850年）：（570×410）/（1200×0.8）=每市亩243斤

（1933年）：（570×500）/（1470×0.8）=每市亩242斤

（1957年）：（570×650）/（1680×0.8）=每市亩276斤

（式中人年均产粮量设为570斤，种粮地占耕地80%，人口与耕地面积均以百万为单位）

帕金斯在这里计算的是土地生产率而不是劳动生产率。但根据他设定的人均粮食产量基本不变的前提，假如明初到二十世纪中期农业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大致不变（事实上大概正是如此），则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六百年中也应基本不变。

从上述举例看，各家对历代亩产和劳动生产率估算结果相差颇大。我国古代缺乏系统的粮食亩产记载，只有零散材料可供推算，历代人口与垦田数字虽多，问题也不少。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度量衡千差万别。这是导致各家估算差异的客观原因。各家估算方法的不同，也是形成差异的原因之一。要取得被普遍接受的结论，仍需作进一步的努力。不过，根据目前研究状况和成果，对我国历史上农业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趋势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仍是可能的。

就粮食单产而言，各家估算虽然出入颇大，但认为战国秦汉到清前期亩产逐步增加则是一致的；近代亩产是增是减，则有分歧。大量事实表明，尽管近代粮食总产仍有增长，粮食单产恐怕是下降的，虽则这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农业生产的暂时性逆转。章有义整理现存徽州地主帐册时发现，这一古老地区的农田亩产自乾隆中后期起即出现下降迹象，到了近代，这种下降趋势更为明显。他又根据伪满三十年代中的抽样调查，指出近代东北垦区单产的普遍下降。“除少数近代农业生产力确有发展的地区以外，可能有相当多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的趋势”。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小农贫乏经营的必然结果”。“这正是近代中国农业危机的实质所在。”“一般地断言近代中国农田产呈继续增长的势头，否认‘人口压力下土地过度耕作.地力枯竭’的现象是没有充分根据的。”[57]帕金斯关于近六百年来粮食单产量不断增加的结论，是把人均粮食产量当作一个常数，而根据人口数.耕地数推算出来的。为满足人体正常的生理需要，人均粮食消费量（主要是口粮数）是有一定标准的。在其它材料缺乏的情况下，根据大致恒定的口粮标准，可以从人口和垦田数倒推粮食总产量的增减趋势和在正常情况下粮食单产水平的大致下限。这是国内外学者相当广泛采用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有很大局限性。因为粮食消费的弹性较大，且受生产制约。粮食产量不足，就会压低消费，以至“糠菜半年粮”，粮食产量丰裕，就会增加消费，有更多粮食转化为肉类酒类等。正常条件下粮食的人均需求量并不等于实际人均消费量，也不等于实际的粮食人均产量。因此，在长时间内把人均粮食产量固定化倒推粮食单产，本身就包含了与实际情形产生较大偏离的危险。程洪就曾对帕氏的上述推算公式提出批评[61]。而且帕氏是选择了近代最好时期（1933年）与近代开始时期（1850年）和解放后（1957年）相比较。这样推算和比较的结果自然就掩盖了近代单产下降和解放后单产迅速恢复和提高的事实。

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包括近代）比前代有所下降是大多数研究者公认的。但我国封建时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下降的。西方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波斯坦等，认为封建社会技术停滞，土地单产基本上没有提高，人口却不断增加，必然是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不断减少，所以封建社会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一种下降趋势。这种意见，就西欧中世纪而言也未必正确，更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从最简单的常识判断，宋以前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均有明显进步，亩产也有提高，宋代人口虽比汉唐增多，但农业开发范围也有相应的拓展，劳动生产率理应比前代上升而不是下降。唐宋以后情况比较复杂，分歧也较大。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观点似较流行，但也有不同看法。估计较高的如薛国中，认为16—18世纪中国农业又有新跃进，生产技术提高，产量增加，经营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大大超过同期西方农业革命的内容，可称为中国的农业革命。他估算万历年间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的余粮率分别为百分之45.7、63.3、61.6、75、52、73[62]。根据吴慧最近的计算，清前期（乾隆年间）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原粮3877.7市斤，合成品粮2358市斤，达到盛唐时的水平。嘉庆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才开始下降[27b]。史志宏对清代粮食亩产.总产和劳动生产率的估算与吴慧不同，但他也认为清初劳动生产率比明代高，十八世纪中叶（乾隆中后期）以后劳动生产率才逐渐下降，至鸦片战争前夕，仅及明代的2/3[13]。看来，清乾隆以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使没有明显上升，起码也和唐宋大体持平，否则康乾盛世的出现，清代人口的激增都难以获得合理的解释。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由升而降的转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导致每人平均占有耕地面积的显著减少。也就是说土地资源的相对短缺限制了正常生产能力的发挥然后是继之以地力下降.生态变化等因素的作用。目前一般用每年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数量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指标，但在耕地不足条件下，各个农户会更多地开辟副业门路或外出当雇工，增加农业以外特别是粮食以外的收入，因此，宜把劳动力年粮和年产值两个指标相互参照，既考虑实际上达到的劳动生产率，又考虑可能达到的劳动生产率。这样，似乎能更全面地反映农业生产率的真正状况。不过，无论如何，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增长”论与发展论

对我国传统农业的不同评价，除了对农业生产率估算的差异以外，还存在理论和概念的分歧。

近年业西方发展经济学传入我国，影响颇大。根据舒尔兹的理论，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技术状况是不变的，生产形成定局，进一小增加产量已不可能。下面将要谈到，这一概念未必符合我国传统农业的实际。帕金斯是服膺舒尔兹的，但他看到了从明代至二十世纪五十所代农业产量一直在增长的事实。他指出，中国人口在十四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增长了5—6倍，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中国农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虽有曲折，但总算跟得上人口增长的步伐，甚至能提供一点维持生活以外的“盈余”。这一增长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土地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至于技术上的变化，不论是由于设备改进.耕种的良好方法，或是由于新作物.新种子，都无关重要。作者称之为“技术停滞中的产量增长”。[71]这样。帕金斯就“协调”了舒尔兹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之间的矛盾。帕金斯的方法和结论，被中外研究者所广泛引用。

发展和增长这两个词原来是词义相通可以互用的。发展经济学赋以其不同含义。或认为经济增长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发展则意味着结构和制度上的改革。如陈江参照帕金斯的研究成果，运用发展经济学的因素分析考察了清代经济发展轨迹，认为是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庞大的人口普遍的贫穷后和社会的停滞，便是这种“增长”的基本特征和必然结果。[35]或以劳动生产率的升降区分发展与不发展。如前引卢锋文根据土地生产率上升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趋势把整个中国传统农业视作典型的“有增长而无发展”。[14]从劳动生产率着眼，又导出“内卷化”或“过密型增长”理论。如黄宗智认为中国农业主要依赖农作物，而较少牧养牲畜，这一特点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两者的结合正是正是农业内卷化的证明。内卷化是指在人口压力下，劳动投入增加而边际报酬递减情况下进行的农业生产。[72a]以后，黄宗智又提出“过密型增长”的概念。他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区分了农村经济变迁的三种状态：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劳动生产率不变；过密化（即内卷化），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扩展，即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产业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增加，即劳动生产率上升。作者指出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总产出和总产值的绝对量有相当幅度的增长，家庭年收入也有若干程度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由于家庭劳动力的更充分利用，其代价是单位工作日的报酬递减，因而这是一种“过密型增长”，即“无发展的增长”。[72b]黄书中利用了李伯重的研究成果。李伯重认为明清江南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在水稻生产中增加以肥料为中心的资本投入，一是农业经营重心向集约程度更高的蚕桑业转移[30]。李伯重意在论证明清农业的发展，而黄宗智认为它正好证明了明清农业没有发展的增长。因为蚕桑业单位工作日的报酬低于水稻生产，肥料投入虽然增加，但边际报酬递减，明清水稻产量并没有增加。这是由于理论与概念不同，以致对同一事实作出相反判断的一例。黄宗智认为，这种“过密型增长”一直延续到八十处代实行改革以前。[72b]

对无发展论提出批评并揭出彻底发展论旗帜的是吴承明。八十年代初，吴承明指出：二次大战以前，西方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流行一种“停滞论”，认为中国社会处于长期停滞状态，不能自己振兴经济。（按，中国传统农业被认为是这种停滞的典型）这种理论，有的出于资产阶段偏见，有的是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二次大战以后，停滞论受到批判，又有传统平衡论的出现。“用平衡解释停滞不变状态，近年来甚为流行。他们大体是指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这里所谓传统平衡，是指传统生产技术的平衡状态，并未确定量的关系。这个理论虽然比较生动，而实际上是停滞论的翻版，意在说中国的旧社会是停滞不变的，有待西方势力来打破平衡，然后引起变化。”并对伊懋可“高度平衡的陷阱”理论作了具体评论。[26]。八十年代未，吴承明又提出反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以及“不发展的发展”（Deevlopnent of underdevelopnent）之类的理论。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以至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但即在这种时代，也不是神州陆沉，而有它发展和进步和一面。这正是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的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百年间，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曲折，但新的力量和运动也从这里开始。”[25a]他对近代农业生产力作了具体考察，认为“是有一定发展的，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变化极微，但也不完全是老样子了。”在对近代粮食总产量增长，单产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估计上，吴承明和大多数研究者是大体一致的，但他不同意包含着贬义的农业内卷化的提法。他认为，在人口压力下，劳动力边际产量递减的生产是存在的，但它不但对小农的生存有效用，而且从宏观看，可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人民获得足够的食用。很长时期内，在边际产量递减的同时，总产量仍会不断上升，整个近代尚未达到峰巅，在这个意义上讲，近代农业仍然是个进步。边际产量递减论以假定土地.资本.技术等因素不变为前提，事实上这些因素不是不变的，因而不一定完全是边际收入递减的生产。我国传统农业固然以人力为主，但并非纯粹劳动密集生产，也重视肥料.种子.饲料等资本的投入。小农经济精打细算，以为人口压力会迫使农民将剩余劳动力无限投入土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25b]

这种对近代经济史沉论观的批评获得了响应。如王建中认为近代农业确有一定发展，停滞.衰退的主张值得商榷。[21]据报道，衣保中在对东北近代农业的研究中提出了“农业近代化”的论题。他不同意把中国近代农业看成漆黑一团.毫无进退。明确指出：“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以农业技术实验化，生产工具机械化，农业生产商品化.农业经营资本主义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近代化在中国已经发生和逐步发展，这是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史的主导方面，不应一笔抹煞。”（《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90）

笔者无意在这里全面评价舒尔兹的传统农业理论，但他认为传统农业是技术与产量不变的经济均衡状态的论点显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我国历代农业产量的逐步提高已如上述。就传统技术而言，也有一形成发展的过程。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萌芽于商周，奠基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形成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隋唐宋元又形成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以前人们往往把明清视为经济政治都走下坡路的封建衰世，晚近的研究证明明清农业是继续向前发展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明清主要依靠传统农业自身的潜力，经受住了人口激增的历史考验。明清农具无重大改革，但农艺有长足进步，新作物的引进.新品种的培育，肥料（尤其是豆饼和粪肥）的增施.多熟种植的推广.土地利用技术的创新，均有可观的成绩，我国农史界公认为精耕细作技术继续发展时期。帕金斯把明代以来农业增产主要原因归结为土地.劳力.资本投入的增多，显然忽视了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其实土地.资本.劳力的增加也与技术的推广或进步分不开。如新耕地的垦辟，不但要求资本与劳动投入的相应增多，而且也是先进技术向更大范围的扩展，有的则直接以土地利用技术的进步为前提，如南方低洼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即和堤塘生产方式的创造分不开，而这正是明清时代意义深远一项技术进步。新品种.新肥源的投入本身就是耕作技术进步的结果。复种指数的提高也不单是劳动投入的增加，而是与育种.施肥.栽培等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近代传统农业技术虽无重大改进，但西方近代农业机械和农业科技已开始传入中国。因此，笼统说明初以来的农业是技术停滞下的产量增长是欠妥的。从这个角度看，吴承明的彻底发展论是有道理的。

当然，这里说的彻底发展论是从生产力没有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这一事实立论的。若把明清和近代的传统农业与前代事同期的西方相比较，就显得发展迟缓和落伍了。游修龄指出，清代农业在有限耕地上依靠精耕细作.增加复种等经验，养活了不断增加的人口，并有效地保持了地力于不衰，确有十分成功的一面，但当西方已利用显微镜为工具发现了细胞，打开了了解动植物生命结构的奥秘之门的时候，清代农学却仍然停留在抽象的哲学思考上，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落后，正是从这里开始的。[56]邹德秀认为十八世纪欧洲农业革命仍属传统农业范畴，水平没有超过中国，但速度已超过中国。1840年李比希发表《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标志着欧洲农业实验科学的开端，中国农学在水平上开始落后于欧洲，但差距还不大，真正开始出现大的差距，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32b]近代农业单产下降，则是传统农业危机的一种表现。但即使是落伍和危机，我国农业也没有完全停止它的发展。

在这里，还牵涉对“发展”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吴承明所指的“发展”是从社会进步的总趋势着眼，综合考虑了技术.产量.劳动生产率等要素。黄宗智的“发展”，则主要根据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否，而劳动生产率又以工作日报酬为唯一指标。有的评论者指出，只讲“工作日劳动生产率”，不讲“年劳动生产率”有片面性。[3]还可以指出，劳动者单位劳动时间收获的多少，不但与劳动手面优劣有关。而且与他所能占有的自然资源的丰啬有关。据现代人类学的调查，现代澳大利亚和非洲一些采集狩猎部落，每周只需劳动十几二十个小时，即可获得足够消费的食品，而在农业社会为了达到同样目的则需要付出多得多的劳动时间。难怪有人把采猎时代称为“黄金时代”。但从人类社会的进步看，总不能否认农业之代替采猎是一种经济发展吧。举这个例子并非否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而是为了说明衡量经济的发展与否不能不与整个社会的时步.文化的积累相联系，不能不考虑比“工作日报酬”更多的因素。例如，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广度和深度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也是经济发展的指标之一。从发展的基础看，如果农业生产收获除维持生产者本身消费外别无剩余，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当然谈不上发展；如果农业生产收获除维持生产者本身消费外尚有剩余和积累，社会的扩大再生产，从而经济的发展也就有了可能。农业经济比采猎经济进步，就是因为它能提供比较稳定的剩余和积累。我国传统农业能提供颇大的剩余，长期以来实行50%左右的地租率即是证明，虽则由于地主阶级的奢侈性消费，这些剩余不能完全用于扩大再生产，但经济发展毕竟有了基础。如前所述，明清农业技术并非完全停滞，产量的所增长，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均有进展，不宜根据所谓“工作日报酬递减”（这里撇开具体计算不谈）断言其无发展。至于把解放后有些地方集体经济中工分值的长期徘徊作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根据，把解放后农业农田基本建设的巨大成就，技术进步与新要素的加速投入，农田产量与劳动力产量的明显提高，以及农业通过税收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为我国工业化提供的积累等等，均排除在“发展”的概念之外，其不足以完整反映历史真实现面貌更是显而易见的。
   五.传统农业与传统文化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6]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9]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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