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7日的农历:钱学森和亩产万斤(图)

 
　　尽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对大跃进不积极，有不少农业方面的专家，包括著名的物候学家竺可桢和植物生理学家罗宗略都撰文反对。例如植物所罗所长说:“万斤粮只能用农艺学来分析，以植物生理学总结，不是从实际因素出发，不可轻信”。但钱学森这位既不是农艺学家、也不是植物生理学家的导弹专家却大胆声称: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其实在农业和生物学上的事情，远没有工业生产过程和弹道导弹计算那样来的精准。而问题就出在那个光合转化效率的30％上: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平，高产农田植物的光合转化效率也不过0．5％，50年代，撑死了也不超过0．3％，而钱学森把0．3％一下子就说成30％，扩大了100倍！这本身在科学上是绝不能实现的事情，人家世界上顶尖的导弹专家就敢于拍脑袋瓜儿瞎说。
　　
　　一年后，钱学森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从而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背书。钱先生以他科学家的名誉作担保，让千千万万的人相信“大跃进”政策的“科学性”，其效果极为恶劣（南冠客:为什么中国大陆和诺贝尔奖无缘？），也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但受此影响和激励，而且怕被拔白旗和打右派，全国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也先后都不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人造卫星的群众运动中去。
　　
　　在李锐的《反思大跃进》的文章还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同样的记载还有后来执掌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等高层领导人，也是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陶铸:驳“粮食增产有限论”，1958）。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于是便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的问题。后来毛泽东检讨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中国青年报:理性照耀中国）。
　　
　　这场唯心主义闹剧，以上千万农民的饿毙而告终。虽然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毛泽东等人要为领导“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以及上千万生命的不幸死亡负主要责任，但钱学森这位身居高位、曾经获得“国家杰出贡献奖”、并在当时积极地“科学”论证了亩产上万斤的科学家，也难辞其咎。

　　
　　1958年大跃进放粮食高产卫星最高达致亩产水稻13余万斤，毛泽东说是听了科学家钱学森的话。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是一个确凿的证据。

     其实此前此后钱学森还有六次著文鼓吹匪夷所思的粮食高产，简述如下：

第一次，1958年4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说“可以在1亩面积上年产约8千市斤的淀粉。”

　　第二次，1958年6月在《科学大众》杂志第6期发表《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说“根据光合作用的理论推算，稻麦年亩产可以达到4万斤至6万斤。”

　　第三次，1958年6月在《农业科学》第12期发表《可以实现的理想》，说“稻麦年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该杂志为半月刊，编辑来电话询问是否计算准确？钱即用计算尺再核算后说“计算准确无误，让秘书张可文回复编辑部。

　　第四次，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说“稻麦年产量……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第五次，1959年2月在《科学通报》第3期发表《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

　　第六次，1959年9月25日在《知识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发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

    可见钱学森对粮食高产的鼓吹是一以贯之，并非心血来潮；是积极迎合毛泽东和党国大跃进的号召，并非科学论证。如果说1958年，全党全民的狂热尚对科学家的大脑也产生了不可违逆的冲击波，那么到了1959年9月，大面积饥馑来临后，钱氏仍旧如此鼓吹，则可以肯定是响应是年7、8月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反对大跃进的整肃，继续积极迎合反右倾运动。钱氏在1959年的文章里说：“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1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最近网载钱氏之子钱永刚将1993年4月21日钱学森致海外友人孙玄的信发给了上海作家叶永烈，叶氏披露了这封信。信中钱氏坚持自己鼓吹粮食高产是科学的正确的，说“故理想最高年亩产是32-53吨。说亩产万斤，才5吨（10万市斤），远远小于理想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