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女演员李清个人资料:元青花和元代五彩瓷款识及研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4 19:42:26
一、款识
过去人们都以为“元代瓷器带款识的极为少见，除青白釉盘碗中有印着‘枢府’或‘太禧’款的以外，一般青花器物均无正规年款。”[5]然而近年出土的考古资料证明，元青花和五彩瓷器的款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正规的纪年款，亦有吉祥语款、姓名款和记事铭文之类。
（一）纪年款
纪年款分两种，一种书帝王年号，又称年号款；一种以60年周而复始的甲子表明年号，又称干支款。
1．年号款
这种有明确纪年的规矩款识，据笔者目前了解，在国内至少已发现有6件，且都是出土品，国外则发现有1件。
(1)1992年，吉林扶余岱吉屯元墓M1中出土1件釉上五彩花卉纹瓷碗，碗高6、口径14.5、足径5.2厘米。胎体洁白坚致，釉面滋润晶莹。底足内釉上绘红彩双重圈，内书楷体“至正年制”两行4字规矩款识[6]（图一，1）。
(2)近年笔者两次前往景德镇作古窑址考察，曾见1987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清理珠山官窑遗址堆积中出土的5件青花五爪九龙或双龙纹碗、盘，在碗、盘的底足内，均釉上绘青花双重圈，内书八思巴文“至正年制”两行4字规矩款识。其中有1件碗陈列在龙珠阁展厅(陈列号253)，高6、口径12.2、足径4.8厘米，只是被误排在明代中晚期正德年青花瓷器序列中展出（图一，2）。
(3)最近承蒙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协会丝凯勒自由艺术画廊陶瓷馆馆长路易斯&S226;科特来信相告，弗瑞尔美术馆于1920年也入藏有1件与景德镇出土相同的八思巴文“至正年制”款青花五爪云龙纹盘（图一，3），并附有照片。
瓷器上书帝王年号规矩款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如《江西通志》载：“宋景德中，置镇，如遣官制瓷贡京师，应官府之需，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又如《景德镇陶录》亦载：“景德镇，……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文献所载宋景德年间“景德年制”帝王年号的规矩款识，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实物，但是至少可以证明，上述分别出土于吉林扶余元墓和江西景德镇官窑址内绘以红彩或青花双重圈的，内书一作汉字，一作八思巴文两行4字“至正年制”帝王年号的规矩款识，并不是无本之木。元青花和五彩瓷上年号款的发现，是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中的一件大事。它年代明确，是元代官窑业烧制青花和五彩瓷的标准器。这不仅证明了传统旧说用红彩书写帝王年号规矩款识始于明中晚期正德年[7]是不正确的，而且也证明了过去所谓元青花瓷底足露胎无釉故亦无款的提法是非常错误的。
另外，1986年12月，四川雅安市在文化路基建中发现一处窖藏，其中有1件影青盖罐的腹正中用青料直书楷体“至正七年置”五字[8]。按，至正七年即公元1347年。这种款识虽不属规矩款识，但无疑属元代的纪年款。
2．干支款
景德镇陶瓷馆收藏1件市郊元墓中出土的青花缠枝灵芝纹罐，腹部锥“戊子年□□”五字。后两字因乳浊釉流没而不可辨。[9]按，戊子年当为元至正八年（1348年）。
1994年，见长春古文化市场一沈姓兜售1件扶余土城子砖场元墓出土的白釉撇沿收腹小瓷盅，底足内用青料草书，竖读右起“己丑年造”（1349年）四字，无栏[10]。
干支款大多是民窑产品。
（二）吉祥语款
过去人们对这类款识的认识，见仁见智，向来没有一个确定的法度。倘要我们就几种诸如“长命富贵”、“金玉满堂”等吉祥语款作一些考古学的考察就不难发现，目前陶瓷界所流行的青花和五彩瓷中的吉祥语款都发生在明中期弘治年或“以后万历瓷较多”的说法[11]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类款识在元代的青花和五彩瓷中已大量存在。
瓷器上装饰吉祥语款识的历史，至迟在宋代制瓷业已经发端。例如宋代吉州窑出土用剪纸贴印的“长命富贵”、“福寿康宁”、“金玉满堂”款瓷碗[12]（图一，4）就是一个证明。到了元代，这种吉祥语款的流递并没有也不会减少。因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13]
1983年，江西考古工作者在景德镇市区上弄口的一处元代瓷窑址中，就发现一件书有“长命富贵”、“金玉满堂”的影青印花四楞高足杯[14]；1986年，广东考古工作者在调查、清理海康宋元时期多达60余处古窑址中，发现有许多仿北方磁州窑的彩瓷罐或瓷枕，其上也多书有这种“长命富贵”和“金玉满堂”等吉祥语款识。[15]显然元瓷上出现“长命富贵”和“金玉满堂”吉祥语款，正是继承了宋代吉州窑或磁州窑传统工艺。笔者过去曾从事铜镜研究，发现铜镜上铸饰“长命富贵”的也是元代吉祥语境中最多的一种。[16]然而今日我们翻阅陶瓷书籍，则发现至迟在宋代已出现的在瓷器上书写“长命富贵”、“金玉满堂”等吉祥语款识的传统，在整个元代，甚至直到明代中期成化年间的青花瓷上，竟中断了一个半世纪。这个巨大的空缺显然有悖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其原因无疑是把元和明早期的一些青花瓷混迹于明代中晚期所造成的。近年在吉林元墓中出土不少有吉祥语款识的青花和五彩瓷证明，元代不仅有承袭仿宋吉州窑剪纸贴印青花“长命富贵”、“金玉满堂”（图二）和“长命富贵”的金钱款，同时还有其他多种单字“福”、“寿”、“正”或梵文等围以单双栏或双重圈的款识[17]（图一，5、6、9-19）。
（三）姓名款
在瓷器上署以陶工、作坊主名号的款识，亦有人称“陶人款”。这类款识就其发展来说，在早期的青瓷中曾有过发现，但它常与纪年、赞颂、吉祥语等内容集于一体形成一条铭文。至宋代，随着私营作坊兴起，这种铭文中的作坊主名号，明显的从中脱离出来，并趋向规矩款识方面发展。近年在景德镇发现有不少的宋代烧制青白瓷盒的专门作坊，大多于盒底部印有作坊主的姓氏，如“许”、“段”、“陈”、“吴”、“程”、“蔡”、“汪”、“蓝”、“徐”、“朱”、“张”等10余姓，款式作“口家盒子记”。[18]宋代磁州窑系，在烧制的瓷器上，特别是枕类书“姓名款”者尤多，如“张家造”、“李家造”、“陈家造”等。吉州窑亦是，如“舒家记”、“舒家造”等。元代瓷业建立于宋代的基础之上，所以说元青花和五彩瓷上有“姓名款”也当属意想中事。虽然被指明属元代的“姓名款”实物至今尚无一件，但将近年在吉林扶余元墓出土瓷器与国内外其他同类器进行比较研究中发现，过去所谓明代中晚期嘉靖年烧制的诸如“陈守贵造”、“陈守钊造”等釉上五彩瓷器，[19]其实应是元代末年民窑烧制的产物（图一，7、8）。
“陈守贵造”和“陈守钊造”款釉上彩瓷均属圆器碗类。前者见于《支那明初陶磁图鉴》[20]；后者被收录于《明代陶瓷大全》中。[21]这两件底足内绘双重圈，里书红彩手写体款瓷碗的色调，与扶余岱吉屯元墓M1、M2出土的釉上彩“至正年制”和“福”字款瓷碗的色调相同。[22]保持有元代釉上初烧红、黄、绿三彩的形态。元代釉上彩是从宋金时期北方磁州窑系和定窑在白釉上加红、黄、绿三彩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明洪武二十年曹昭《格古要论》所指元朝浮梁（景德镇）烧造“五色花者”彩瓷的釉色，[23]应如陈氏造器所反映的釉色具有宋三彩的因素。另外，从造型、装饰方面看，书有“陈守贵造”和“陈守钊造”的瓷碗，都是元代常见的一种形制。前者与“福”字款缠枝番莲纹碗比较，除里壁和款识稍有差异外，口沿、外壁和碗心的主、副题材，几乎完全相同；后者里壁情况不清，但从它外壁所饰牡丹和三角锯齿边、中间饰有叶脉的主纹，特别是壁下变体仰莲和足墙上的“米”字纹来看，也与“至正年制”款彩瓷碗具有相同的时代风貌。所以说，“陈守贵造”和“陈守钊造”款瓷器的烧制年代，大抵与吉林扶余元墓出土的瓷器年代相当，这类款识应属元代五彩瓷的“姓名款”。
另外，吉林扶余境内元墓曾有不少遭人破坏。据新民乡供销社张应加先生介绍，曾见土城子砖场元墓出土1件釉上五彩花卉纹瓷杯，底足内用青料书“吴文自造”4字款识，方栏，惜今不知去向。
（四）记事铭文
目前已知有著名的一对青花云龙四爪纹象耳盘口碗，藏英国大维德基金会博物馆。瓶身颈部自右至左，用青料直书题记5行62字：“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得教里荆圹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另1件作张文身），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24]从铭文内容看，只是说明这对瓶是江西玉山县张氏兄弟奉献给江西上饶道教祖师殿的供器。虽然这种铭文与约定俗成的有固定形式的规矩款识有别，但应称之为是一种有纪年的“记事铭文”，是研究元代青花瓷的重要资料。
这类有“记事铭文”的瓷器，解放后在江西也有重要发现。1979年9月，丰城县出土两件元代（后）至元四年铭文的塔式四灵盖罐和阁楼式谷仓。[25]
塔式四灵盖罐，罐身颈部自右至左，用青料横书行楷：“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肩上从右至左用青料书写行楷：“刘大使宅凌氏用”。
阁楼式谷仓，仓门两侧用青料直书正楷对联。右联为“禾粟丰而仓廪实”，左联为“子孙盛而福禄崇”，横批为“南山宝象庄五谷之仓”；两柱之间空白处为墓志，用青料正楷直书，自右至左12行，共159字，志铭为“夫人故景德镇长芗书院山长凌颖山之孙女也生而贤明长而周淑适同错扬州路召佰大使刘文史男炳文悉居仁都胡同知女孙女壁珪夫人生于前至元癸巳年二月初九日戌时殁于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申时享寿四十六岁以戊寅六月壬寅之吉安葬于南山坐己向亥大江阳朝中崎葬形如抚椅龙盘虎踞山清水秀火星宗庙梅花单于六秀八茸件件帽合后日田连阡陌朱紫盈门谨记。”
二、特点与形成
元青花和五彩瓷的规矩款识，具有早期这类款识初期形态的一些特点，大抵反映如下几个方面。
1．书款对象基本局限于圆器诸如碗、盘或杯、盅一类，不同于明清时期除圆器外，在琢器如瓶、罐等类也书有款识。
2．书款内容，目前还仅见帝王年号款、干支款、吉祥语和继承前代姓氏款的款、姓名款和记事铭文，不同于明代以后又有国号款，如“大明年制（造）”、“大清年制”和堂名款等不一而足。
3．书款的形式，元青花除单字如“福”、“寿”等吉祥语多书于碗、盘内心，或仿宋吉州窑剪纸贴印文字如“长命富贵”、“金玉满堂”等书于盘内壁外，款识位置基本书于器底。
4．帝王年号款均用汉字楷书或八思巴文，作4字2行，右起竖读，款外围双重圈。
5．吉祥语款，除见底足内“长命富贵”作金钱款形式外，其余多围以单线、双线方栏，亦有无栏者。“长命富贵”中之“富”字头，均缺“点”。
6．姓名款，多见釉上五彩，字作楷书，排列似有格局，为使款面文字整齐划一，姓名三字者下面书“造”字；姓名两字者，通常在“造”字前加“自”字。款外围以双重圈或双线方栏。
7．青花瓷底款用青料，惟五彩瓷底款略有不同，有用红彩，亦有用青料者。
青花和五彩瓷规矩款识的出现，它一改以前在瓷器胎体上主要用刻划或模印的方法题写铭文，开始以毛笔用釉彩在足底内书写规范或比较规范的款识，这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从景德镇瑶里的许多古窑址堆积中所反映的内涵，[26]大抵可以看出它的形成，与当时窑业的高度发展、制瓷工艺技术不断改进和提高有着密切的联系。
瑶里境内至今仍保持有30余处在宋金时期民窑覆烧的芒口青白釉和素白折腹盘的堆积，在这种堆积的上部有一种叠烧的胎质粗劣且具有早期形态青花多偏灰的碗和盘。这类碗盘的器心均作涩圈，圈内多书有“福”、“寿”、“禄”、“正”等单字，证明在元代早期烧制的青花圆器中，仍保持有装饰吉祥语纹样的传统。但若从吉林扶余元墓和江西景德镇珠山官窑址中出土的6件书有“至正年制”款识瓷器的底足内无一不是施满釉的情况看，元末至正年间所烧制的青花和五彩瓷在工艺技术上已经有了一个飞跃。也就是官民窑业已从比较落后的一匣多器的叠烧方法，转入一匣一器的仰烧阶段。仰烧方法优点很多，它不仅使烧制的碗盘消除了器里外露的涩圈，增加了器物外形的美观，同时由于底足内可以挂釉，也使原来装饰在碗盘涩圈内的单字吉祥语文字有条件向底足内转移。所以，可以认为元青花和五彩瓷上的各种款识，基本是当时窑工书写单字吉祥语和继承前代姓氏款的传统的延续，在其延续过程中，这种款识逐渐约定俗成，又为以后明清两代承袭和发展，时间跨度达5个世纪。
三、相关问题的讨论
据文献记载[27]及以上分析，元代瓷业中确有相当规模的青花和五彩瓷产品，大量烧制时间大抵在元代中晚期，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然而我们对元青花开始有所认识却是在本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而对五彩瓷的了解，至今尚属刚刚起步。
对元青花瓷的最早发现和研究，有两位外国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29年，英国霍伯逊博士，在大维德基金会博物馆发现一对上文已述的颈部书有“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四爪纹象耳盘口瓶，首先写出文章公布于世，[28]可惜未受重视。时过20余载，至1952年，美国弗瑞尔美术馆馆长约翰&S226;波普博士，他从这对“青花云龙四爪纹象耳盘口瓶”人手，并对照收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S226;卡普&S226;撒莱宫殿博物馆和伊朗阿塞拜疆的阿尔德比勒寺的具有相似的青花瓷器，与我国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器进行了系统的类比，把原来被归在明代的部分元青花瓷器划分出来，提出了著名的“至正型青花瓷器”的理论，并写出两本书。[29]从这时起，也只是一部分人，而且主要是国外，对元青花瓷有了初步的认识，并掀起一股寻找这种瓷器的高潮。元青花瓷的发现和确认，无疑是中国陶瓷史中的一件大事，然而在我国，由于信息闭塞，对此则一无所知，以致早在清末民初已经形成的“元无青花”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依然如旧，如40年代北京琉璃厂赵汝珍撰写的《古玩指南》[30]和50年代出版的《中国陶瓷史》，[31]还都不承认元代有青花瓷的存在。以后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全国各地不断有元青花瓷的发现，至1964年河北保定市元窖藏出土一批青花瓷，元青花瓷才开始在我国陶瓷界中引起注意。按一般情理，人们本该以这批出土的元青花瓷为标准，通过类比，把过去许多混迹在明中晚期序列中的元青花瓷划分出来，但终因传统观念的桎梏难以进行，只能以物论物，不甚了了。[32]1969年始，北京考古工作者配合建设工程，多次在城内对“若干居住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33]。从发表的资料看，人们对出土青花瓷的认识，基本还是保持在原有传统观念的水平上。今北京，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时称中都，九年（1272年）改大都，二十一年(1284年)置大都路都总管府，辖京畿地区6县、10州，州领16县，147590户，401350人[34]，存90余年。偌大的京城，既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又是物资四通八达的集散地，而今日我们所见的仅是从旧鼓楼大街豁口东一处院落遗址中发现的无窖藏青花瓷10件、后英房居住址2件、德胜门1件，总共13件而已[35]，这就难免使人对元青花瓷的去处生疑。其实，解放后在北京等地多见一种土坑竖穴墓中作陪葬用的民窑青花碗的出土。这种碗均不放在棺内，而置于棺外的墓坑内，人们习惯称之为“圹碗”。瓷碗花纹有人物、花卉、双凤、鹤鹿、田螺等。这些“圹碗”，应该说其中有的或许是元大都居民使用过的。但是《中国陶瓷史》撰者，却仍然以为是与“明代中期以后民间的墓葬风气有关”[36]，并把凡是“圹碗”均划人正德年间烧制的产品，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臆断，无疑是由于历史上“元无青花”传统观念积淀的必然。其实北京等地出土的这些所谓的“圹碗”中，有很大一部分，无论它的形制、胎釉，还是纹饰，均与吉林扶余元墓中出土的青花瓷碗相同，应是元代江西景德镇和吉州民窑的产品。[37]
另外，目前发现烧制元青花古窑址的数量与文献中记载的情况相去太远。元代中晚期如景德镇宫、民窑业已十分发达，几乎步入巅峰。然而我们在那里所能见到元青花的窑址，也只是如1972年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清理湖田村的一处[38]，出土的青花瓷片也不多。其他青花窑址的年代一律被划入是明代时期的窑场，[39]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宋元之交，曾有蒋祈作《陶记》一书，[40]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记述世界瓷都景德镇生产及贸易的重要文献。书中篇首就谓景德镇：“陶，昔三百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意思说：景德镇窑在宋时已达300座，烧制出的瓷器没有一点小的毛病。我们仅就窑数而言，至元代中晚期大量烧制青花时间，距宋亡已半个多世纪。另外，时值元瓷大量外销，据元朝汪大渊著《岛夷志略》谓，其中尤以“青白花瓷”最多。[41]所以可知景德镇窑业已不是300座而是更多，这显然与我们今日所认识的元青花窑址只有湖田窑一处有天壤之别[42]。其实文献记载并非有误。近年笔者两次亲临景德镇和吉州等地作古窑址调查，发现那里有许多青花窑址，如景德镇十八渡[43]、落马桥[44]、珠山、瑶里[45]、乐平县华家和吉州临江[46]等青花瓷窑址，它们的始烧年代并不是明成化年间或以后，而是最迟也晚不过元末。因为这些窑址出土的青花瓷中，如各式菱口或圆口的“双狮舞绣球纹盘”、“犀牛望月纹碟”、“牡丹宝杵纹碗”、“莲花纹碗”、“堆塑鱼纹卧足碟”等，特别是具有特征的“漩涡纹福字碗”或“寿字碗”，与吉林扶余元墓出土的一模一样。[47]
元代五彩瓷的发现和提出，就国内而言，尚是近年开始的。景德镇前数年曾于一处元窑址中，出土1件三彩折枝菊花纹高足杯残片，釉彩与宋金时期北方磁州窑出土的釉上红黄绿彩极为相似，纹样画法与元青花更为接近，当时有研究者提出它就是元代五彩瓷。[48]尽管《格古要论》已有明确谓“元朝……有青色（花）及五色花者”[49]，但在我国陶瓷界对元代是否烧制五彩瓷的历史，仍持有怀疑态度。[50]当近年吉林扶余元墓出土书有“至正年制”帝王年号款的五彩瓷碗公布于世，这样一件确凿的出土品，竟也被斥为赝品。[51]其实这类继续保持宋金时期釉上三彩格调的元五彩瓷，已不是一件孤品。不但在吉林扶余元墓中出土的很多，在国外也见有出土的报道。近年在菲律宾从氓都洛到加莱港发现的元代五彩瓷碗（均无款），数量已达3000件。[52]
如上所述，根据新发现、新资料不断修正传统的认识，是认识发展的规律，也是科学研究的规律。如今，带有款识、来源确凿的元青花和五彩瓷愈来愈多，正在冲击着旧的认识。如果还裹足不前囿于传统观念，不承认新的资料、新的发现，仍把五彩瓷都误以为是明代宣德[53]，甚至是正德、嘉靖年才出现的，凡不合这一观念的发现都视之为赝品，凿凿可证的款识都视之为“寄托款”，那么对元明瓷器的鉴定和认识，也就没有什么科学而言了。
本文承蒙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及助理江建新、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协会丝凯勒自由艺术画廊陶瓷馆馆长路易斯&S226;科特帮助提供款识，在此特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