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15曝光葛洪药膏:中国自由民主透视

    这些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量工作和农民生活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国家低收入者所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中国的失地农民现在已经达到了四千万，而按照学者独立研究成果认为，中国的失地农民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六千万，这批人生活非常艰辛，大量的工人下岗失业，还有许多工人农民没有失业，也没有失去土地，但是生活仍然非常困难，这是第一个表现。

    第二个表现，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不少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现在我们客观地应当承认，现在很多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益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证和保护。比如说，很多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在不少工厂，工人劳动严重超时等等，再比如说，我们国家这种矿难发生率比较高，这是由于对基本的劳动保护条件缺乏一定的重视所造成的。比如说，现在中国的煤炭产量，占到全世界的35%，而矿难死亡的煤矿工人，占到全世界80%，这是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这是第二个表现。

    第三个表现，现在许多基层机构的财政能力几乎枯竭，呈现出一种空心化的状态。现在有调查，现在平均每个乡镇，负债高达四百万，平均每个村负债高达20万以上，按照比较新的数据显示，中国现在的乡镇这一级，包括村这一级，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五千亿人民币，不包括县这一级的欠债，我们知道基层机构财政能力的枯竭和空心化，一是恶化了当地的民生状况，二是加深了当地干群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第三个表现。

    第四个表现是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劳动技能的总体水准在下降，在一个正常的工业化社会当中，一般来说，中级工以上的技术工人占到80%，初级工占20%，而我们国家现在正好颠倒，也就是初级工占到80%，而中级工以上的工人只占20%，这种状况难以适应我们国家对外竞争的需要。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这些现象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第一方面的负面影响，会严重削弱我们党赖以执政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主要群体，我们党执政主要是依靠多数人，而我们国家现在主要群体弱势化，就使得我们这个党赖以支撑的主要社会基础客观上就会被削弱，这种情况必须被改变；第二方面的负面效应，会严重削弱我们国家发展的可持续动力，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意味着比例不小的人是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现在有专家调查，低收入者，加上中低收入者，这两者加起来是总人口的80%，这样一个社会结构，是不利于内需拉动的，一个社会，特别是我们国家经济的主要拉动是靠内需拉动，像大比例的人是低收入者以及中低收入者，意味着他们缺乏购买力，内需拉动不上去，我们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很难谈得上。从这一点我们看到，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已经不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了。所以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理论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这里，不仅要解决社会问题，而且要解决经济发展最大的难题、问题。第三个表现，会对中国社会的稳定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群体事件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找原因的话可以发现，大部分的群体事件都跟主要群体的弱势化相关，可以说大部分群体事件都来源于民众的基本利益、合理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是中国社会结构层面上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从基础阶层层面上看，是主要群体的弱势化。

    第三个问题，从较高位置的阶层层面上看，中国社会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结盟，现在就出现这样一个苗头，精英群体之间出现一种利益结盟的苗头。现有时间，我们这儿只强调几点。第一，现代社会越来越离不开精英群体，这是大势所趋，历史的必然，一个社会越来越离不开精英群体，道理很简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一个社会越来越表现出一种什么状况呢？职业化分工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一个社会复杂的成分越来越多，各种有所差别的成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而对于这样一个日益复杂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进行日常的管理，就必须依赖一个职业化、专业化的精英群体，精英群体一般来说分三块，也就是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我们应当客观地承认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社会越来越离不开精英群体，这是第一点。

    第二，三大精英群体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很简单，八个字，分工明确，边界严格。通俗地讲，三大精英群体各自干好自己的事，相互之间不要进行串岗，特别是利益方面的串岗，一旦越过应有的边界进行利益的结盟，就损害了市场经济所应当具有的起码的平等竞争的规则，同时也损坏了公务员群体应该具有的起码公平性和公共性的特征，一旦越过自己的边界进行利益结盟，就会产生一系列腐败现象，精英群体的利益结盟是用中性的语言描述，不好听的话就叫做官商勾结，这是第二点需要强调的。

    第三点需要强调的，如何判断中国现阶段的精英群体，或者说对于中国现阶段精英群体的基本状况应该做出如何判断。我们应当承认，客观地来看，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群体的发育，就总体而言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这几年来中国精英群体发育的专业化程度、职业化水平，越来越高，像社会保障部，我感觉到他们的官员很多专业化程度、职业化水平非常高，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再比如说，质检总局，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就是说随便拿一个人去替代，拿一个部门整体性置换很难，随便找一批人到社会保障部到质检总局很难，因为这个部门就要求职业化程度很高，而跟以前有很大的变化。比如以前的革命老干部有很多优点，品质好、革命意志坚强、对敌斗争态度坚决等等，但是确实当时老干部的专业化水平和知识含量，不能说很高，难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再比如说，之所以说精英群体发育是比较正常的，中国职业化的企业家群体已经形成，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我们国家没有企业家群体，当时只有能人群体，或者叫时代的弄潮儿，而现在有，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精英群体发育的整体状况比较正常，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遇到抗灾救险的时候，很少有公务员临阵脱逃的情况，几乎没有，所以敬业意识是比较好的，等等，我们还可以找出一系列例证或者一系列表现。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一方面精英群体得到了正常的发育，另一方面出现了利益结盟的苗头，尽管是苗头，但是扩张的速度极快，从涉案金额来看，越来越高，几乎是爆发性的，比如说，前几年陈希同几十万判了15年左右的有期徒刑，而现在一个贪官，贪一个多亿，不是个别的现象，不是一个两个三个的问题，而恐怕是已经小有规模，能贪到几千万、上亿资金，所以这是触目惊心的。再比如说，全国的审计机关在2005年，全年一共查出各种违规资金高达2900亿，而我们知道审计机关并不是对所有相关的机关都进行了审计，在所审计的部门当中就发现了2900亿的违规资金。再比如说，现在中国每年通过洗黑钱的方式流失到海外的资金，通过赌博的方式流失到海外的资金也是非常惊人的，在这样一些洗钱流出去的资金和赌博流到海外的资金，其中贪赌官员所占的比例应当不能说是一个小数字，这是第三个问题。所以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精英群体利益结盟的苗头如果不遏制住的话，影响的不仅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危急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必须遏制住，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从国家层面上来看，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颠倒。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的主要职能应当是通过必要的公共投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的常态运转，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公共投入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怎么安排，如果写论文恐怕要写好几篇，有的是三条简单的道理，就会得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解答。第一，公共投入的基本目的是要满足民众的需要，对于这一点我们恐怕不会有任何争议。第二点，民众的需要是分为不同层面的，有基础层面的需要，还有次基础层面的需要，还有一般层面民众的需要，还有高层面的需要，这一点恐怕我们也不会有什么争议。比如像基础层面的民众需要，包括什么呢，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第二点我们恐怕也不会有争议，第三点恐怕争议也不大，就是说，公共投入对于民众不同层面需求的满足，应当是由低到高，梯度形的满足，就是先满足最基础层面的需要，再满足次基础层面的需要，再满足一般层面的需要，再满足高层的需要，应当是梯度形的，由低到高，梯度形的满足。从这三点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就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而言，应当以民众的基本需求为基本的着眼点，应当以基本民生问题为优先，这个结论就出来了，基本民生问题为优先。

    现在看一下我们国家现阶段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样的状况。就现在中国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而言，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况，应当说是不正常的，这种公共投入优先状况的颠倒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家在基本民生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很小，几乎是世界倒数第一，至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就是我们国家在基本民生方面有投入，占GDP的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这就与其他一些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世界第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国家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世界上是最低的国家之一，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比不上美国、英国、瑞士还有情可原，但无论如何不能比非洲大多数国家还低，但实际状况是低，比最不发达国家都低。比如说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比例非常小，所以我们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现在是严重欠债，只是对国企老职工的欠账高达2.5万亿，而且我们的支出额极小，在民生方面。比如说，2003年是公认的对于城市低保投入最大的一年，一共有2300万人进行了低保，涉及到800多万家庭，但是各级政府一共拿出了多少钱？150个亿，就解决了2300万人的低保，另外我们在义务教育方面的投入也是不容乐观的，现在严格讲，我们国家多年来没有义务教育，我们国家实际上实施的合作教育，道理很简单，义务教育的本质是免费教育，而我们实施的是国家拿一块，个人拿一块的教育，这是典型的合作教育而不是义务教育，我们投入非常少。另外我们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基本民生组成部分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投入，比例非常小，以至于我们国家民众在这方面呼声比较高一些。比如说，我们国家按照卫生部2004年底做的大规模调查，这个调查显示，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接近49%的人有病不到医院去看，到医院去的人有将近1/3该住院不住院，住不起院。另外还有统计数据显示，我们国家现在能够享受的公共卫生保障的人，只有15%，85%的人享受不到应有的公共卫生保障，这是第一方面的表现，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颠倒，国家在基本民生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很小，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甚至是倒数第一。

    第二方面的表现，与前一种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方面则是不合理的公共投入比例过大。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行政成本世界上远远第一，离第二差距都很大，我们国家现在每年花在公用车上的费用就高达三千亿人民币以上，每年公款吃喝三千亿左右，每年公款出国培训、旅游两千亿左右，这是多么大的数字，我们150个亿解决了2300万人的低保对比，反差实在太大。另外我们在豪华型建设方面投入过大，一个城市投入上千亿，几百亿进行市政建设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而我们很少听说过哪一个省拿出上千亿的资金改善民生。我们现在在一些豪华型的建设方面花钱可以说是无度，比如说这些年来，中国的大学城的投入是几千亿的资金以上，而义务教育方面我们看到很可怜，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现在一个小学，农村一个学期的办公经费几十块钱，而我们一个大学城的建设，有的地方某大学城建设花了几百亿，全国在几千亿以上，有的城市还建两个，有的非常落后的地方，还要建只有师专和医专这样的教学水平的地方，高校的地方，建占地几千亩的大学城，浪费可以说是挥霍无度的。再比如我们现在有的县级市，办公楼建得像白宫的规格，按照白宫的五倍四倍那样放大，我们有必要建这样的东西吗？有报道，某市的一个区交通局，人均办公面积603平米，现在形成一种鲜明对比的现象是一旦要涉及基本民生问题的时候，几乎众口一词，资金的筹措难乎其难，很难办，但是一旦要搞豪华型建设的时候，资金就像呼风唤雨一样汇聚起来，不存在没钱的时候，没有钱可以透支、贷款，拼命贷，要把豪华型建设搞起来，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建设情况在我们国家存在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把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矫正过来，或者矫正50%、60%以上矫正过来，我们现在只希望矫正过来30%、40%会出现什么状况？我们国家的基本民生状况上一个台阶，社会公正的程度得到很大的提升，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也上一个很大的台阶，另外我们国家的和谐程度也上一个巨大的台阶，同时我们国家的经济拉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也可以迈上一个很大的台阶，何乐而不为？

    讲题的第三部分，谈一下应对思路与措施。从前面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上所谈论的四个层面上的社会不公问题，社会结构层面问题，实际上是本源化的社会问题，可以这样说，中国现阶段大多数严重的社会问题，都来源于这四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可以一一对号入座，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绝大多数严重的社会问题都来源于刚才所谈论的四个层面上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关键在于消除和理顺中国社会结构层面上的主要问题。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现阶段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要在改革发展中采取积极可行的思路对策，这个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至少是可以得到缓解的，而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也有着足够的信心，就应对思路和措施而言，涉及到多个方面，我们这里只谈三点，限于时间和个人能力就谈三点，如果这三点做到的话，我们国家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实现就可以上一个很大的台阶。

    第一点，现在应当确立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贯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思想当中的主线，也是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社会公正做得比较好，他们一条重要的经验，确立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邓小平在80年代就明确地提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么明确，邓小平实际上有两个战略构想，第一个就是在当时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是这个战略构想提出的历史背景，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根深蒂固，但是为了有效地破除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有这样让改革启动起来，才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问题在于邓小平还有第二个战略构想，是与第一个战略构想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就是消除不公现象，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第二个战略构想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退休以后，比如邓小平在1993年时候是这样说的，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邓小平没有把第二个战略构想放到一个遥远的未来，而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这个时间就是定在20世纪末，也就是90年代末，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当中这样说的，邓小平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明确，可以说现在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对邓小平第二战略构想的直接继承，可以说，我们党和谐社会理论当中的社会公平正义的部分，也是对邓小平第二个战略构想直接的继承，这是应对思路和措施的第一点，就是说，确立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

    第二点，大力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发达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公正实现的前提性条件，蛋糕不做大谈不上分蛋糕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耽误经济发展，而且要特别注意警惕平均主义、杀富济贫这种东西的抬头，平均主义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一旦抬头就会损害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动机，同时我们要看到，现在社会要推进发展是一个不需要争论的问题，连幼儿园小孩都知道发展才是硬道理，深入人心了，没必要争论，现在恐怕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现实状况下，应当采取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这种以外贸拉动为主的发展模式在中国一是成本高，二是收益不见得高，三是对环境破坏比较大一些。特别十一五规划所提出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以内需拉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方面，这是第二点，应对思路和措施的第二点。

    第三点，现在我们应当开始着手建立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历史和时代条件，现在各个阶层对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普遍化，力度也越来越强烈，同时我们国家也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所以我们现在应当考虑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建立问题，同时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方面的时代条件，我们国家现在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甚至还不能说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果在我们国家建立高级或者中级的社会保障体系不现实，这样几方面的时代条件就决定了我们现在应当建立一个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有个限定词是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水平不能太高，但一定是广覆盖，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包括进来，包括每一个农民都要包括进来，因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既然叫保障体系，就应当是世界上通行的普惠型，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好处，涵盖量应该是全方位的，像这样低水准广覆盖的体系才能有实效，关键是每年要花多少钱建立这样的体系，把各种要项都算进来，大约每年需要花3500亿资金，应当说这个数字没有超过我们国家财政负担能力范围之内，05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突破了三万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预算外的财政收入，比如说出让土地等收入，加上这块，应当是我们国家去年的财政实际收入不低于四万亿，今年将会更高，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建立一个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我们完全能够做到，建立这样的体系，现在不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去做的问题。国外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英国是1945年开始建立这样的体系，美国比它早10年，1935年开始，而我们现在人均收入是远远超过当时的美国和英国，我们国家的公共财力更是远远超过当时的美国和英国，美国和英国当时做到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做？所以现在不是资金够不够，有没有支撑力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去做的问题，只要想去做，办法有很多。比如说一部分财政支出当中，扩大财政支出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投入比例不断加大，再比如说，国有股减持，一些资金变现怎么办？应当进行社会保障建设，再比如说，外汇储备可以适当拿出一部分进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建设。

    总而言之，从以上的分析当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我们确立了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只要我们推进了经济的发展，只要我们建立了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那么我们国家在维护和促进实现社会公正方面就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取得明显的收获。以上所谈论的就是今天讲题的主要内容，其中肯定有许多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