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天 韩雯雯婚礼:[原创]中国传统社会——世俗宗教社会 【中间地带】

海旻 于 2007/8/21 12:51:0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中间地带值得强调的是，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形态，并不能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这是相对于欧洲的中世纪而言的，马克思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前之诸文明形态》中把中国、印度（包括埃及、古代秘鲁等）这种社会形态称之为“亚细亚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大致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以及森严的等级界限；闭锁的农业公社制度以及发展缓慢的近乎停滞的自然经济。一般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是对于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形态而言的，这种形态和中国先秦的社会形态差不多。马克思并且认为，“亚细亚社会”是比封建社会更落后的社会形态。（俄费·瓦·康斯坦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P273）如果我们再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分析，对比一下东西方的社会形态，就会发现，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区别：其一、是宗教与政治的联系方式不同，其二、是自然科学与技术进步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功用不同。西方社会自罗马帝国以来，基督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比重，中世纪基督教的势力甚至一度超过西欧的王权，罗马教皇成为“万王之王”，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言人。基督教的教义暗含着民主平等的内涵，为什么这么说呢？基督教的人性论一直是沿袭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的“原罪说”，否定人有向上超越的“神性”，人的原罪只有获得上帝的恩典与“光照”，才能得到救赎。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间的统治者都没有成“神”成“圣”的可能性；既然人都是有罪的，那么接受别人的批评监督就是必要的；人只对上帝负责任，这就排除了把个别“天子”“圣人”神化的造神运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专制集权。从基督教的创造论中可以推论出相应的民主与人权思想。同时，宗教教权与封建王权互相制约，有效的避免了极端的专制主义。

而在印度和中国则不同，印度的宗教虽然在民众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比重，但印度的宗教包括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大都具有强烈的出世精神，不是积极关心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而是躲在深山里冥思苦想，当西方的商人与殖民者在奔走世界、寻求贸易、开拓市场的时候，在印度，受人尊敬的不是资产者，而是坐垫子，吃芭蕉叶子，对物质欲望无动于衷的神秘主义者。印度的宗教与政治的联系也没有欧洲那样紧密，不同时期的诸侯与各个帝国的王权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极端的宗教迷狂把严酷的等级制度——种姓制度，渗透到民众的骨骼、血液里去。印度社会一直没有脱离宗教蒙昧的桎梏，光怪陆离的宗教文化当中，最低级的宗教迷信与最高深的宗教哲学奇怪的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由于强烈的现实精神，中国人对于宗教，完全是一种功利的、实用的态度。封建统治者许多都不信宗教，他们之所以在某些时候出于统治的需要而推崇宗教，也主要是出于愚弄百姓、巩固统治的目的，而且，宗教教权始终处于封建皇权的绝对压制之下，宗教的势力根本就没有形成可以和专制皇权相抗衡的态势，一旦皇帝没收教产，遣散僧侣，宗教势力就回天乏术了。专制等级制度的维护主要是通过政治化的伦理关系与伦理化的政治关系来维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严酷的专制社会罩上一层伦理关系的温情面纱。西方文明始终贯穿着以希腊哲学为基础的理性精神和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人道主义，而东方的“亚细亚社会”始终贯穿着极端的集权主义与专制主义。

希腊哲学一直是西方文明的奠基石，即使在中世纪仍然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存在，那就是基督教神学。要理性的为信仰辩护，就需要思辩的哲学来论辩、推理、证明。基督教经院哲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希腊哲学的复活，或者更具体的说，是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学说被用于宗教信仰辩护的过程。圣·托马斯（St·Thomas）的学说不过是戴着宗教镣铐的亚里斯多德主义（Aristotlism），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在内部消解了基督教原有的宗教蒙昧，也消解了中世纪的黑暗与迷狂，这样看起来，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始终是西方文明最根本的主导精神。那么希腊理性哲学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是形式逻辑的思维体系，形式逻辑是思维的工具，是思维达到纯形式的工具。基督教经院哲学正是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内涵的修辞学来保证其论辩与推理的严谨与明晰。

再从深层次分析，从希腊哲学到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西方文化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于“人的自由与自由的人”的哲学追求，马克思并不是这个例外，可以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告》中得到直接论证。而且，这种传统越来越强烈，到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之克尔凯郭尔（Kierkeggerd）、尼采（nietzsche）、萨特（sartre）那里，甚至发展到偏激的程度。以此为目的而建立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有效的避免了专制主义。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民主到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体现了共同的思想追求。

中国文化正好相反，从先秦儒家的“克己复礼”开始，就体现出强烈的整体主义主流文化倾向，以农耕文化下的宗法关系为基础，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任何个体，只有在维护封建等级制社会的前提下，才有存在的合理性。个体的自主性、创造性受到极大的束缚。在先秦儒家那里，个人的正当需求与合理欲望还被部分的承认，到赵宋诸儒，就直接喊“灭人欲”了。人的诸多正当需求与合理欲望都被视为违背“天理”“天道”的道德上的“恶”予以压制甚至灭绝。那里还谈什么个性放射、自主性与创造性？“人欲”是灭了，但社会的创造性与思想探索也同样被窒息了。整个社会也陷入了死板、沉滞的泥潭。封建皇帝所希望的“长治久安”就这样出现了。儒家学说自始至终都在为专制的等级制社会的合理性做辩护。儒家所谓的“和谐、稳定”完全是以扼杀个体的自主性、创造性为前提的。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中，任何个体都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中间环节，随时有被专制机器吞噬的危险。只有封建皇帝的专制淫威不受任何限制，正如西方哲人黑格尔所说的“东方世界：只知道一个人〈君主〉的自由的社会”佛道两家虽然不承认这种统治秩序的合理性，但它们又把这种否定消解在逃避与虚无之中：不是积极的改造社会，而是逃到等级制社会的缝隙里去。至于法家，更是直接为独夫民贼的酷毒暴政提供具体的实施法则，焚书、愚民、严刑峻法，都可以在商鞅、韩非的著作中得到理论来源。印度社会一样是残酷的等级制社会，只不过这种社会等级以宗教的神圣名义作为理论依据罢了。

再从哲学体系的形态分析，世界各个民族都有神话与宗教，但不是每个民族都有哲学，在诸多的古代文明中，只有希腊、印度、中国产生出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从表达的内容和思维方式来看，希腊哲学可以说是知识与科学的哲学，充满着严谨的推理与缜密的思辩；印度哲学可以说是神灵与心灵的哲学，虽然也有着可以与希腊哲学相媲美的形式逻辑体系——因明学，但其功用不是探求实际的自然科学知识，而是用来宣讲宗教教义；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伦理与道德的哲学，其表达方式主要是箴言警句，比喻例证，缺乏系统的理论推演与证明。赵宋诸儒虽然发展起来较为缜密的思辩哲学，但他们所谓的“天理”“天道”还是探究专制社会的统治秩序与伦理道德，而不是实际的自然科学知识。这样就不难理解西方社会能够从古代社会过度到近代社会的原因了：从希腊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开始，就奠定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坚实根基。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成就，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一百年内创造的财富超过过去古代社会的全部总和。近代工业化社会的成就取，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的解放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不能被狭隘的理解为技术，她还包括人权观念与民主政治，这是保证人的自由的前提，只有消除了异化劳动的自由人，他们的创造力才能真正完全的的发挥出来。

许多西方人不理解为什么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古国，曾经有过高度的繁荣文明会在近代社会彻底的衰落，其实讲明上面两点，就完全分析清楚了这个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繁荣主要是依靠密集的廉价劳动力，传统的小农经济完全不需要什么机械装置，只要有成年劳力和简单的农业工具就可以了，几乎没有多少科技含量。宗法制专制社会下的智力资源几乎全部用于“礼教伦常”的专制集权秩序的稳定与巩固，而不是对自然科学与纯粹知识的探求。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农垦政策与人口政策。为了增加更多的社会财富，必须通过繁衍人口、开辟土地来实现，在耕地数目不变的情况下，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多数被过度膨胀的人口所消耗，社会整体仍然是非常贫困的。社会财富是有限的，但统治集团享乐的欲望是无穷的，这样就只有在道德领域内鼓吹相应程度的禁欲主义才能达到一定的平衡。为什么印度宗教文化中的禁欲主义如此的酷烈，说到底还是那里的半原始公社化的农业经济所创造的极其有限的物质财富所致。

近代西方文明的精神总结起来就是——民主政治与科学技术，与此相应的内涵就是——自由主义与科学理性，而这正是东方的专制主义所极力排斥的。那么与此相应的启蒙的任务就应该是：以人本主义的个性舒张反对禁欲主义对自由放射的人性的压迫；以理性的科学精神反对专制主义控制下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各种形式的迷信盲从。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极端的君主专制为特点的集权主义，所谓“君，天也，天不可逃也。”专制君主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也是最高的精神权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教合一，是以现实现世的物质主义为特点的、以政治皇权为中心的政教合一。在这种体制之下，作为专制君主的皇帝是整个帝国的核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活动都覆盖在皇权的威慑之下，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活动都服务于专制主义与等级制社会的稳定与巩固。所以，在中国，除了礼教伦常，没有学问，要逃避皇权，只有老庄佛禅一路。

自古以来就有大同世界的梦想，这是非宗教文明形态的必然选择，由尘世间的政治权威，专制皇权来执行实施。他的哲学基础，就是唯物论的，缺乏超越性思维的。所以，我称之为世俗宗教社会。他的内在逻辑结构，就是政教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