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市政协 宋志刚:百年经典间谍全记录

百年经典间谍全记录 作者：宋涛
前言
他似乎离我们很远，但是又真真切切地离我们如此之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许你看不到他，但你却不能否认他的存在。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们都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但又似乎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消失。这就是间谍，也称为特工。
在美国，人们称呼他们所属的机构为联邦调查局（FBI）及中央情报局（CIA），前者的工作重点是在国内，后者则重在国外；在苏联的克格勃（KGB）则让人闻之色变；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们都对纳粹盖世太保的暴行难以忘却；新中国成立以前，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累累罪行使中国人民记忆犹新……
这些间谍或是特工肆无忌惮地窥视着上至各国政要、下至平民百姓的隐私；他们从事着监视、绑架、暗杀、窃取情报、军火走私等等神秘莫测的工作……他们既让人望而生畏，也使人产生无限的好奇：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如何工作的？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不同？我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吗？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认识什么是间谍？
间谍是指从事秘密侦查工作的人，从敌对方或竞争对手那里刺探机密情报或是进行破坏活动，以有利于其所效力的一方。
根据工作目的的不同，间谍大致分为军事间谍和商业间谍。有时间谍为敌对双方同时服务，称为“双料间谍”，又称“双面间谍”。
间谍们往往训练有素，从其活动的神秘性、手段的残酷性来看，有其黑的一面。同时，他们往往与各种黑社会组织、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这样一个关于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有趣故事：
一个特工到办事处附近去买三明治。他认为自己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就应当有特别的折扣优待，或是以同样的价钱可以买到比较多的东西，于是，他在店里叫了一份烤牛肉三明治，耐心地坐在柜台边等店员把牛肉一片一片地切好，夹在面包里。当店员把三明治做好放在盘子里，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脸上露出了懊恼的表情。因为他发现他叫的这份三明治并不比其他人的便宜，而且面包里面夹的牛肉也不见得比别人的多。
于是，这位探员当场就把联邦调查局的识别证拿出来，并且向店员说：“我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你要多放点烤牛肉在我的三明治里。”
从这个小故事便可以看出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联邦调查局的活动范围异常广泛，内容极为诡秘。它的特工人员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活动。他们经常打进各种组织、团体，以便刺探情报，而且吸收学生和各种人员充当“告密者”。安装窃听器、偷拆私人信件、偷听电话等违法手段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曾这样说过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必要时，会利用秘密闯入室内的方法来获得外国情报、外国颠覆的证据以及有关国内暴力行动的情报。在1942—1968年间，除侦察外国人以外，对于有进行颠覆或暴力非法活动嫌疑的国内团体进行了200多次秘密入室搜查。”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除搜索情报外，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还做挑拨离间、栽赃陷害、造谣诬陷等实际破坏活动。
他们窃听的手法很多，除了电话窃听，还在侦察对象的家里和办公室等地方安装电子监视设备。美国有专门设计、制造窃听器材的厂商。这些窃听装置大多只有米粒大小，可以藏在帽子里或放在圆珠笔里，用电线或无线发报机送到百里之外。联邦调查局窃听的对象极广，甚至包括总统在内。当然，总统也会命令联邦调查局对任何人进行窃听，虽然美国法律并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他们是一群享有无上特权的群体，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芸芸众生。
我们编写这本《百年经典间谍全纪录》，就是想向读者揭开中外各个间谍组织的起源、发展、机构、训练、任务、行动规范，和大量精彩绝伦的间谍故事等等，让读者深入了解“间谍”这一特殊群体的内幕。
本书分为九大部分。分别讲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国民党军统特务、纳粹盖世太保、以色列摩萨德、英国军事情报局、法国情报机构等世界上最著名的八个情报组织。此外，在第九部分我们收录了国际军火走私的详尽内幕，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军火走私是一个国家间更加隐秘的间谍战线，它代表了国家间的政治利益和地缘因素，包含着更深层次的间谍战的内幕。
间谍活动是国家间古老而又永恒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一种体现，它诡异异常、引人入胜，而又充满神秘色彩。我们希望本书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各国间谍组织和间谍活动的平台，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丰富自己的知识、开阔视野，又能从中获取最大限度的阅读享受。
编 者
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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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百年经典间谍全纪录
第一章 首屈一指的苏联克格勃
1. 世界最大的特工机构——克格勃（KGB）……………3
2. 新特工的选择与训练…………………………………11
3. 对外国使馆的监视与渗透……………………………15
4. “燕子”——克格勃的美人……………………………22
5. “乌鸦”——克格勃的男间谍…………………………32
6. “刺杀”——心狠手辣的克格勃………………………34
7. 美国绝密情报失窃记…………………………………40
8. 瞒天过海偷导弹………………………………………50
9. “千面间谍”——阿贝尔………………………………53
10. “自白”行动——窃听美国大使馆…………………56
11. 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过招……………………………59
第二章 大名鼎鼎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1.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联邦调查局（FBI）………………67
2. 联邦调查局的体制和任务……………………………72
3. 传奇局长胡佛…………………………………………78
4. 与中央情报局的勾心斗角……………………………88
5. 联邦调查局特工轶文…………………………………94
第三章 胆大包天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
1. 中央情报局的起源……………………………………99
2. 中央情报局的“燕子”和“乌鸦”………………………105
3. 收集情报和派遣间谍…………………………………108
4. “日出行动”……………………………………………113
5. 20000米高空的幽灵——U-2 间谍飞机事件 ……117
6. 打捞苏联核潜艇………………………………………128
7. 柏林墙下的地道………………………………………130
8. 暗杀卡斯特罗…………………………………………133
9. 中央情报局的失手……………………………………137
10. 中央情报局的神话…………………………………139
第四章 臭名昭著的军统特务
1. 军统特务的起源………………………………………145
2. 军统特务的选拔与训练………………………………147
3. 军统的绑架、暗杀与镇压 ……………………………150
4. 抗日锄奸团……………………………………………167
5.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173
6. 保密局…………………………………………………176
7. 杀害杨虎城将军………………………………………180
第五章 无处不在的以色列摩萨德特工
1. 全球谍海四强——摩萨德……………………………187
2. 天下神偷………………………………………………191
3. 巧用美人计……………………………………………194
4. 全球大追杀……………………………………………197
5. 摩萨德历史上最出色的特工…………………………205
第六章 罪行累累的纳粹盖世太保
1. 盖世太保的诞生………………………………………209
2. 无孔不入的盖世太保…………………………………211
3. 血洗冲锋队……………………………………………215
4. 膨胀与整顿……………………………………………219
5. 波兰大屠杀……………………………………………223
6. 法国战场………………………………………………226
7. 东欧地区人民的沉重灾难……………………………233
8. 杀人医生………………………………………………242
第七章 神秘莫测的英国军事情报局
1. 大英帝国的耳目………………………………………255
2. 破译“哑谜”……………………………………………260
3. 007的原型……………………………………………268
4. 世纪最重大的叛逃……………………………………272
第八章 神通广大的法国特工
1. 拯救伦敦………………………………………………277
2. 谍海枭雄——勒鲁瓦…………………………………279
3. 炸沉彩虹勇士号………………………………………285
第九章 形形色色的军火走私
1. 国家策划下的走私……………………………………291
2. “大炮交易所”…………………………………………294
3. 非洲——军火走私商的乐园…………………………296
4. 中东武库………………………………………………298
5. 核武器走私……………………………………………302
1世界最大的特工机构--克格勃（KGB）
克格勃，是俄文“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词缩写的译音，成立于1954年，前身是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局，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特工机构。它的触角所至，可谓面面俱到，重点突出；它的活动手段之多，可谓一应俱全，层出不穷。在前苏联时期，克格勃的影子随处可见，专横跋扈。在国外，克格勃的特工渗透到各个角落，不断从事种种秘密活动，以致在许多国家里，“克格勃”成为“特务”和“间谍”的代名词，可见其影响之大。
克格勃作为全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特工机构，它有着严密而复杂的组织结构，其内部各方面即自行其事，又互相牵制，使大权始终牢牢掌握在克格勃头子手中。
克格勃的总部，设在莫斯科离克里姆林宫大约两个街口远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二号，是一片没有标志的灰色石头建筑物。十月革命以前，这座建筑物属于全俄保险公司，1918年被克格勃占用，后来又被用作监狱。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用###和德军俘虏作劳力，在这座建筑物的旁边，又增建了一座9层高的新楼。对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大约9万名克格勃正式官员来说，捷尔任斯基广场的这片建筑物群就是他们称之为“中心”的总部。
尽管机关的正式上班时间是早上9点，但是在这里有许多工作人员8点刚过，就陆续走进总部的6个大门，因为主楼地下室和8楼的餐厅里，出售别处不易买到的鲜奶、鸡蛋、咸肉、香肠和水果等物美价廉的早点。如果某个官员准备宴客或野餐，可以到广场对面12号楼的克格勃俱乐部去，那里只用很少一点钱就可以买到鱼子酱、鲟鱼、熏鲑鱼或其他美味；那里还可用低价买到苹果和桔子等水果，以及外国名酒。这些都是普通公民不可企及的特权。
总部大楼里各标准办公室原本十分宽敞，可是随着克格勃人员的扩充，被分隔成许多办公室后，就变得狭窄了。墙壁和走廊一律是淡绿色的。地板是镶木的，除了将军们的办公室外，一般都不铺地毯。照明设备固定在天花板上，灯炮外面装有白色的球形大灯罩，外面还装有防光玻璃。
办公室里除了桌椅子之外，通常还有一个密码锁保险柜，每天晚上锁住后还要用火漆印封存。大多数朝院子开的窗户都用钢条或粗铁丝网遮挡起来，而没有这些设备的办公室人员都被告诫说，不得让散放的文件被吹落到院子里。克格勃所有主要部门的首脑都在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建筑群里拥有办公室。不过，有许多运行机关却分散到了其他不显眼的地方。1972年夏天，大部分参与国外行动的单位，都把办公室搬进了莫斯科外环路边一座新大楼内。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的办公室，设在捷尔任斯基广场2号楼的第3层。这是一个宽大而豪华的房间，有色彩鲜艳的东方地毯、绣花沙发、线木护墙板以及可以俯瞰捷尔任斯基广场的大窗。紧挨着是一间有淋浴设备的幽静的卧室。在巨大的写字台上，排列着一组电话机。其中有直通克里姆林宫的专线、直通国防部的军事谍报总局专线、联系政治局和高级中央委员的专线以及几部通过高频线路与苏联东欧各地的克格勃主要机关联系的专线。此外，还有一部是主席与几位副主席联络的电话。
克格勃在名义上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但实际上只对政治局负责，主席直接向党的最高首脑汇报工作。克格勃的重大行动都是经过政治局批准的，而且经常是由它提出来的。政治局通过中央委员会的行政机关部监督克格勃的日常工作。克格勃的人事工作和所有的国内外任务都由该部核准。
每年春季，克格勃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下一年度的行动计划详细地制订出来，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一旦获准，便具有约束力，克格勃官员必须遵照执行，可是这样做的结果造成了许多弊端，甚至是惨重的损失。
僵化的政治干预、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低效率的工作，给克格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克格勃所以能克服这些困难，是因为党中央将它视为一支举足轻重的、不可替代的力量，在人力和物力上给它以最大限度的支持，使它能够干下去。克格勃的经费之多、责任之重、规模之大，从它的内部组织情况可以反映出来。大致说来，克格勃委员会下设四个总局、七个独立局、六个独立处，它们大都又辖有许多分支机构，分别叫做局、处、所、方面。第一总局负责国外行动；边防军总局无编号，负责巡逻边界，有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对付中国为主；第五总局专门负责对付本国居民。七个独立局是：武装总队局、技术行动局、行政局、人事局、监视局、通信密码局和警卫局。六个独立处是：特别调查处、保安处、财务处、登记和楼案处。其中第一、二、三、五总局，和武装部队局，是克格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一总局负责指挥前苏联在国外的除军事间谍和重大政治阴谋之外的所有秘密活动。它下设三个分局：非法活动局、科学技术局、计划分析局；两个特别所：情报所和反间谍所；两个特别处：假情报处、行动处，以及16个常规处。常规处中的头10个处在一定的地理或语言区执行任务，其余各处担负特定行动职责或行政职责。
非法活动局（S局）负责挑选、训练和派遣以伪装身份非法潜入他国的克格勃特工。这些特工都经过本局有经验的官员和教官的严格训练，而且通常是单独训练，然后秘密潜入他国。
科技局（T局）是第十处，于1963年改组成的，主要任务是窃取有关导弹、核武器、宇航、先进工艺等技术情报。它还可以决定哪些苏联科学家可以出席国际会议，并把一些特工安排在每个出国考察的科学团体之中。20世纪70年代，此局本部就有数百名工作人员，每个重要的苏联驻外使馆里都有它的专家。此局下面又设四个处：
（1） 情报所（特别一所）负责汇总和分发第一总局各分支机构所搜集的日常情报（科技局的情报除外）。它还为党中央出版一份情况周报，给出国的官员介绍情况，并按中央指示，研究一些临时指定的专题。
（2） 反间谍所（特别二所），实质上是个进攻性的行动部门，其主要任务是设法打进外国的安全和情报机构，同时防范他们对克格勃进行干扰。它还控制着所有前苏联驻外文职人员的生活：上至大使，下至一般人员，没有不受监视的。在使馆外面当记者、商务代表、民航职务或其他任何职业的苏联侨民，都得受此所人员的约束。
（3） 假情报处（A处）策划一些旨在影响外国政府决策的秘密行动和运动，搞一些旨在挫伤外国社会锐气、中伤对苏联有敌意的个人或团体的阴谋。它负责在世界各地设法掩饰克格勃的失败所造成的尴尬局面，还协助斯骗访问苏联的外国客人。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此处已成为克格勃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4） 行动处（V处）是克格勃最保密的部门之一，负责执行苏联的政治暗杀、绑架和破坏活动。V处以前叫第十三处或F线，1969年扩充并改名。它着重发展在和平时期破坏外国公共事业、交通运输设施及其他神经中枢的能力。这个处在重要的驻外使馆里都安插了自己的官员，以便在那里建立和指挥间谍网。它还向国外派遣自己的非法活动者，并指使特工单独进行暗杀或绑架、破坏活动，有时也雇用职业杀手。
不过，第一总局最大的力量却集中在它的十个地区部（处）。在苏联境外碰得见的克格勃人员，大都属于这些部门，它们承担着克格勃国外任务的大部分，其分别被指定以某些国家或地区为行动对象，将地球上有人居住的六大洲全部包括在内。比如：第一处以美国、加拿大为对象，在此两国的苏联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克格勃“合法”驻在机构都要受它监督和支持，并大量接受它所提供的人员。除行动处和假情报处所派遣的执行特种任务的特工外，这个处支技所有潜伏在北美的克格勃非法活动者。它还负责收买在任何地方所能接触到的美国的政府雇员、商人、学生、教授、科学家、记者和游客，并通过国际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策划反美行动，损害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其他各处的活动与此类似。
第十一处，以前叫顾问处，处理克格勃同古巴和东欧卫星国特工机构的日常关系。双方互通情报，此外还秘密地在卫星国情报机构里吸收特工，有时也收罗一般平民。
第十二处又叫掩护处，负责把克格勃人员安置在其他苏联政府代表机构里的掩护性的岗位上，如冒充外交官、记者、贸易代表、教士、游客或出席国际会议等。
第十三处安排与国外的情报站、官员和代理人的通信联络，把对外应发的文字译成密码，把从国外收到的密码电报译成文字。它设计的密码信号有时颇具浪漫色彩。克格勃在英国国防部收买的一名雇员在特定的晚上收听莫斯科电台，给他的指示是用《伏尔加船夫曲》、《天鹅湖》、《莫斯科之夜》等5支乐曲为基础编写密码传递情报。另一个为克格勃工作了10多年的美国人被告知，万一情况紧急需要他逃离美国，会有一个匿名人给他打电话说：“当深紫色的东西从寂静的花园围墙上垂下来的时候。”
第十四处负责供应伪造护照、假文件、密写材料、麻醉剂，以及本局对外活动所需的其他技术设备。这个处的专家在苏联驻外使馆工作，偷听当地的通信联络，并给克格勃的国外情报站提供技术援助。
第十五处保管第一总局的行动卷宗和档案。
第十六处主管日常人事工作，并吸收有前途的正式官员。
第二总局一般负责控制苏联人民和苏联境内的外国人。它拥有12个有编号的处、一个政治安全机构、一个工业安全局和一个技术支援组。在12个处中，有6个负责干扰外国外交官和防止他们同苏联公民进行任何未经准许的接触。它们分别按国家和地区分派任务。譬如第一处负责美国和拉丁美洲约有50名正式官员、若干特工吸收员、特工管理员、一批能干的后备人员，以及数百名职业密探。
第七处专门对付旅游者。它在莫斯科有100多名正式官员，在各省的人数与此相当，另有近2000名特工和兼职秘密情报员。其中许多人在艺术界和科学界久负盛名；有些是在莫斯科设有办事处的外国航空公司和外国商行的非苏联籍雇员。这个处还有专门机构监督外国人下榻的旅馆和就餐的餐厅，控制国际旅行社，安排旅游者与本国人民的接触，甚至沿旅游线路在汽车旅馆、加油站等处监视游客。乘飞机或火车从苏联过境的外国人也不能幸免被监视。
第八处管理本总局的电子计算机。第九处负责监视和吸收外国学生。第十处监视和试图影响或吸收外国记者。第十一处负责批准和管理出境的苏联人民。第十二处调查重大的贪污、腐化和浪费案件。
政治安全机构是克格勃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它掌管大部分秘密情报网。此机构过去由12个“方面”组成。1969年，其第五至第九方面是专门干扰中国外交官和向中国驻苏大使馆渗透的。
技术支援组实际上是个专业性的盗窃单位。它拥有许多善于穿堂入室的行家，这些人还被训练成撬保险柜的能手、锁匠、摄影师或“拆封能手”（开启和重封文件的专家）。
工业安全局通过自己的秘密情报网监督各重要生产和科研中心。
第五总局成立于1969年，任务是消灭政治上的异己，加强对居民的控制。它的大多数行动部门是从第二总局划过来的，包括第九处负责苏联学生工作的单位，第十处负责苏联知识分子的单位，以及特别犹太处。从政治安全机构划过来的5个方面分别负责：监视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公民及来苏探亲的外国人、消除国外白俄团体偷运入境的反苏印刷品和特务所造成的任何影响，严格禁绝各种异端思想的传播并打击传播者。
边防军总局统领一支属克格勃指挥、人数达三四十万的精锐海陆军部队。它装备最新式的武器，其舰艇的活动范围有时远远超出了苏联海域。边防军借助警犬、岗楼、电子探测仪及荒凉的无人区来警卫和巡逻边境，以防国民外逃。
武装部队局，下设12个部门来监视国防部与总参谋部、军事谍报总局、常规地面部队、海军、空军、边防军、内务部所辖的民兵和内务部队、导弹部队、核武器部队、民航以及莫斯科军区。在苏联武装部队内连以上的各级组织，每一个海军大队、每一条军事前线，都安置有克格勃武装部队的官员。克格勃的官员虽穿军服，但是被允许通过自己的指挥系统向克格勃总部汇报工作，可以不服从军队的命令。这些克格勃官员还在本单位指挥一个情报网，并在驻地附近吸收文职情报员。可以说，整个苏军充满了克格勃特工。
时至今日，克格勃虽然消失了，但经改组被俄罗斯接管的“克格勃”依然存在。它接替了原克格勃的工作，并接收了其80%的工作人员。俄罗斯间谍情报活动并未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政权更迭而沉寂。它变换了名称，以新的面目、新的形式继续在行动。
前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弗里多茨说，冷战后的今天，俄情报机构的活动十分活跃，经美反间谍部门调查的200余起间谍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他们有关。例如，一名在联合国暗中从事谍报工作的俄罗斯情报官员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发现刺探美国情报。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6个月的时间内第二次查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人员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
英国反间谍部门认为，俄间谍在英活动越来越厉害，他们甚至试图通过收买手头拮据的英国特工的手段打入MI5或MI6等机构。法国情报部门也抱怨说，俄在法境内的人力情报活动几乎已恢复到冷战时期的水平。德联邦宪法保卫局称，俄情报人员为获取情报，不仅通过多种多样的公开途径，还广泛使用秘密手段，如招募间谍、建立情报网，并以现代通信工具和方式取代传统联络手段，德方声称有165名俄特工在德活动。1997年11月底，德国曾大张旗鼓地公布了一起俄间谍案。1998年3月，挪威外交部指控5名俄“外交官”从事有损两国关系的活动，并责令其中两人立即离境。1998年7月俄罗斯与韩国之间爆发了互逐外交官事件，一时间，两国间谍风波闹得沸沸扬扬。
尽管俄情报安全系统的情报搜集和反间谍能力在逐步回升，并取得了佳绩，但其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第一，外国间谍在俄活动愈演愈烈。近年来，由于俄经济困难、社会问题严重，且国家机构管理乏力，使一些国家在俄的情报活动更加猖獗。俄前总统叶利钦发表讲话指出：外国间谍在俄罗斯的活动未见有丝毫收敛。时任俄联邦安全局局长科瓦寥夫认为，在俄的外国间谍异常活跃，“莫斯科还不曾有过如此多的外国间谍”；该局反间谍负责人佩琼金称，西方情报机构一直在“有目的、有计划”地招募俄公民充当间谍，同时还“肆无忌惮”地搜集俄武装力量及其武器装备、军事研究和发展计划等方面的秘密。
对外情报局局长特鲁布尼科夫则强调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情报部门亦在利用过去与克格勃的密切关系，在俄境内招募间谍、搜集情报，它们甚至充当西方主要国家的代理人，以争取早日加入北约或其他组织。
第二，民间保安组织大搞情报。越来越多的老资格情报官或投身商界，或利用特长创办私人保安公司、侦探社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利欲熏心，肯为出大价钱的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去干任何事，包括窃取工业秘密、寻觅政府各类报表、提供市场调研报告、分析预测投资风险和社会环境等，这些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乃至泄露大量国家机密。更令俄安全部门深感头痛的是，其中一些人已成为外国间谍机构获取俄秘密的工具，但由于他们精于侦查与反侦查技术，而且掌握先进的手段，一时也奈何不了他们。
第三，企图以卖情报赚钱的人增多。由于安全情报系统人员收入偏低，导致企图以情报赚钱的人渐多。不少老特工置禁令于不顾，靠在回忆录中泄露秘密招来西方出版商和情报部门的青睐大发其财。此外，安全情报机构在职工作人员到私人公司兼职也已成为新趋势，其中一部分甚至不惜以国家秘密去换取蝇头小利。
近一段时间以来，情报系统已有十多名现职特工因出卖情报被收审或逮捕。为此，俄联邦安全局在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必要的规章制度的同时，还警告各私营机构不要再拉现职情报人员下水，要求它们停止刺探国家秘密并以之牟利的活动。
最后，人员的素质下滑。一些私营保安公司不断在现情报机构中发展力量，致使俄情报系统人员流失严重。了解内情的人士估计，过去一年中俄情报界至少有几千人离职他就。同时，收入少又难以吸引优秀的人才补充队伍，而导致情报队伍素质不断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另外，情报界内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以及少数人与黑社会沆瀣一气，更影响了情报界的声誉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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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特工的选择与训练
克格勃的特工系统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以保证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特工候选人的最新名单。
在苏联时期，全国各地的基层党组织都接到地区党委的严格指示：“对每一个同志的私生活、亲属、朋友、熟人，他们的习惯、嗜好，以及其他足以说明他们的性格和党外生活的详细情况，都要了解清楚。”当这些情况经过核实、复查后，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必须向地区党委提交详尽报告，而且必须亲自担保其真实性。报告上交后，地区党委还要再次进行核实和详细审查。接着，苏共中央干部委员会要履行完全相同的一道程序。最后名单上只剩下少数人，由干部委员会批准，递交给莫斯科特务机关总部人事局。人事局再把这份“最可靠和最合适的”男人和女人的名单交给克格勃，由专门的调查员进行调查并写出报告。克格勃军官经常对这些未来的间谍设下陷阱，以便“在特殊的环境下考核”他或她的可靠性和能力。
女性是专门调查的对象，要经受特别的考验，以便证实她们在感情上是稳定的，在智力和体力上足以应付可能遇到的困难处境，是适合当间谍的。冷酷的克格勃军官和毫无戒备的候选人在调情时，用酒灌她们、勾引她们。只有那些在漂亮的情人诱惑下也不说出对国家不忠的话的忠实党员，才能通过，被认为适合做间谍。
只有当克格勃的最后报告送到莫斯科特务机关总部，推荐某人适合做间谍时，这个人才被考虑录用。如果他接到了报到的命令，就必须先到特务机关的学校里接受漫长的训练。
开始总是先去莫斯科附近的高尔基城的马克思—恩格斯学校学习。它是莫斯科特务机关总部人事局训练未来间谍的伪装的初级学校。在基本训练期间，学校始终给学生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已被物色为把党的事业作为终身职业的人。
这个学校是远离街道的一个大建筑群，四周围着高墙，门口都由国家安全保卫人员守卫，没有特殊通行证任何人不得进入。学生们一到校门，立即被带到接待室检查通行证。每个学生都必须交出自己的党证、通行证以及其他证明身份的各种证件，然后必须填写一份开列许多问题的调查表。如果某学生填的与以前在基层组织领导人面前所填的表格内容上稍有不同，他就被列入“不可靠”一类。“可靠”的学生接着要参加入学考试，以便检查每个人的文化程度和智力水平，考题都很简单，所以很少有不及格的。
一旦正式走进学校大门，全部私生活就结束了。在学习基本课程期间（一般为4个月），学生全都住校，无特殊许可不得离校，而获准离校的特例是极少的。学生过的是集体生活，20—40个人合住一间大宿舍。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在一份声明上签字，保证绝不通过任何渠道向任何人泄露学校的情况，同时保证“将发挥最大能力，不遗余力地使自己成为将来可能被调去工作的那些领域中的杰出专家。”
在最初的4个月里，学生全力学习《世界工人运动史》和《联###史》。他们每天早上7点起床，晚上10点30分就寝，其间除了吃饭、上操、学习讨论外，只有两次共30分钟时间休息。学生只知自己读的是特殊学校，并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学校正在考查自己是否适合做间谍。
4个月的基本训练第一阶段结束后，学生们被送到距喀山约150公里的维尔霍夫诺耶列宁技术学校，开始基本训练的第二阶段。这个学校座落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地区，只有一条小路可通，任何与学校无关的人都不能进去。学校的建筑群占地面积很大，周围是高高的砖墙，所有的出入口都由武装的国家保安人员严密守卫。高尔基城马克思学校的学生们首次到列宁学校时，在接待室并不需要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因为他们是由克格勃的车辆直接送来的，没有任何人能混进来。
学生在这里仍然住大集体宿舍，作息时间表仍旧十分紧张。在随后的一年中，学生专门接受实际训练，不学政治课。他们遵守保密规定，绝不向亲友泄露学校的名字、位置等，通信全用掩护地址。
在列宁技术学校，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为期一个月的体育锻炼。这种训练类似于一些国家训练突击队员。男女学生都要经过艰苦的磨练，爬陡坡、登峭壁，翻越艰难的障碍物，从高处往下跳，跨越沼泽地、河流和崎岖的地带，负重爬屋顶、攀登险要的山路，在碎石子路上长途步行等。
体育训练之后，学生开始学习自卫武术，以便在任何危险处境中能够保护自己。这门功课要进行两周，每天训练6个小时。接着是学习使用武器，如手枪、步枪、冲锋枪等，为期一周。因为学生都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其成绩很少有达不到优秀的。除射击外，学生们还要学习使用各种爆炸物，为期5周，主要是学习如何炸毁桥梁、建筑物和其他重要目标，如何自制炸弹、埋设定时炸弹，以及如何寻找埋藏的定时炸弹和饵雷。此间，还学习开锁、打开保险库门、打开防盗保险箱。最后，学习如何把微小但是威力强大的爆炸品藏在香烟盒、打火机、钢笔、火柴盒以及其他日用品中间。
基础课程学完后，学生们开始接受专门辅导和实际活动训练。不过中间还要学习一门课程，即如何在饮料、巧克力和饭菜、香烟中放入麻醉剂或毒药。这要求他们必须了解各种麻醉药的性能、时效等。学生们还必须学会窃听电话，即：如何使用高功率的“随身窃听器”。此外，还要用一个月时间，学习如何录下窃听的电话和其他的谈话，如何“窜改”录音。经过训练的学员能将录音窜改得很好，以致使原意完全改变，即使是专家，也发现不了什么破绽。特工们常用此手段讹诈受害人，迫使其充当情报员，同时也用此手段搞宣传活动。苏联特工广泛使用随身窃听器和间谍钢丝录音机，以便在国外从事秘密活动。
列宁技术学校最重要的训练科目，是操作手提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和照相。学生们不但要练习如何在困难的条件下收发电报，而且还要学会使用特殊装置，以便将通话时间缩减到只有几秒钟，这种闪电般的速度，可以使得外国反间谍机构无法找到发报的地方。他们还练习编电码和译电码，用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防止把外国情报机关的假电报当作总部发来的电报。他们熟记各种呼叫信号和指示信号，还练习修理小型但功率强大的远程无线电收发报机；学会拆卸和重装发报机，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找出机器的任何毛病来。
一年训练期的最后阶段是用来练习照相、不露马脚地冲洗和润色照片。学生们必须精通绘制蓝图、技术图纸和地图，还要学习把照片微缩成可以藏在明信片邮票下面的微粒。他们使用各种类型的缩微照相机，这样当自己的相机损坏时，就不会误事。
最后的考试要进行整整的一周时间，据学校的记录，受满12个月训练的学生，都能顺利通过考试。但是，即使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也不能保证可以自动进入苏联特务机关。学校是没有决定权的，只有特务机关的选择单位才能根据考试成绩和教员们关于每个学生每周进展的情况报告做出决定。在特务机关进行反复的研究期间，学生们被送到高加索山区的一个疗养中心度假1个月。极个别被淘汰的学生，在假期结束时会接到通知，要他们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等待分配，其中绝大多数都被提升为党的领导干部。
那些被认为适合到国外工作的学生，被分配到莫斯科特务机关总部“量才录用”，而些被认为适合在国内工作的学生，都被送到克格勃总部。
苏联培养特务或间谍的学校还有很多，著名的如：加克齐纳间谍学校、普拉霍夫卡学校、斯捷普纳亚学校、沃斯托奇纳亚学校、诺瓦亚学校、索尤兹纳亚学校等等。其中，加克齐纳间谍学校是最大、最重要的，它主要是培养高级或超级间谍，学制在10年以上，目的是将学生变成“地地道道”的外国人，以便从事特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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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外国使馆的监视与渗透
克格勃在全世界范围内日夜不停地对所有重要的外国大使馆进行监视和渗透，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例行工作。
1952年，修建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时，墙内安装了44只窃听器，其上都有巧妙的掩蔽物，以防被美国安全官员定期进行的电子扫描发现。后来，克格勃又安排了许多窃听器，其数目数以百计。虽然美国人先后找到一些，但远远不能搜尽。多年以后，美国人修葺大使馆时，吃惊地发现，大楼最上边两层的墙内装有不少窃听器，且都伪装得十分巧妙，因其与墙面的接触点是木质的，因而逃脱了美国人的侦测达数十年之久。这其间，美国使馆与本国政府间的往来电函都被窃听，其后果和损失十分严重。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只得重选地址，新建了驻苏大使馆，以期彻底摆脱克格勃的窃听。不过，克格勃还是有办法，它使用一种新型窃听装置，是将激光束射在使馆内重要房间的玻璃上，特务们坐在几公里外的汽车内部可以窃听屋内的谈话。
1964年9月初，德国专家赫斯特·施维尔克曼专程来到莫斯科清除克格勃设在西德大使馆中的窃听器。他每发现一个窃听器，就给它加上大量的电压，这样窃听人的耳朵就会特别难受。他还发现了克格勃秘密地安装在一架特制的机器上的精巧的电子装置。这架机器的作用是把打好的文书自动译成密码，通过电传打字发到波恩去；而这个附加的电子装置在这些文书打出来但尚未译成密码时就把它们播送出去了。因此，克格勃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能读到从大使馆发出的极机密的通信。尤其是通过对原本和密码本的比较，克格勃能够识破整个密码系统。
1965年8月6日早晨，气极败坏的克格勃对正在莫斯科郊外参观的施维尔克曼下了毒手。当时他忽然感到臀部特别疼痛，美国大使馆的医生诊断，他曾被注射侵蚀肌肉的氮化芥子气。这是一种致命的毒气，西方医学家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保住这位专家的生命。被激怒的西德政府宣布，在此事圆满解决之前，决不邀请赫鲁晓夫访德。这样，早就希望通过与西德订立一个重要的贸易协定，以便提高威望、摆脱严重政治危机的赫鲁晓夫，失去了挽救自己的最后一线希望，不久就被狼狈地赶下了台。
1969年3月的一天早晨，一个美国安全官员用特制的无线电监听器，在美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进行例行检查时，听到两个熟悉的声音在坦率地谈论公事。他吃惊地发现，其中一个竟是该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外交官。这位安全官员马上冲进办公室，递给那位外交官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走出办公室再继续谈话，但是注意你说话的内容。你的话正在被播送出去。”可是，当他们转移到另一间屋子后，那位外交官的谈话仍被继续播送。安全官员立刻明白，窃听器肯定在外交官的随身衣物里，然而之后无论怎样搜查，也查不出来。最后，他用手势示意外交官将鞋子脱下来，称了重量后又加以检查，终于在左鞋的后跟发现了秘密。原来，几天前，使馆的一个女佣人曾拿这双鞋去修理。没想到在“修理”期间，鞋跟被挖空了，里面装上一只一两多重的强力窃听器，并留有一个小孔作为窃听器的出音口；另有一个同样大小的小孔藏着一根小针，女佣人通过拨一下这根针，就可以在晚上将窃听器关掉，而在早晨再将它打开。
克格勃在对外国使馆进行监听的同时，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打进使馆内部。通常作法是，先以色情引诱，或者设圈套使特定的对象陷入一种难堪的境界，如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同性恋等，然后用有关的录音和录像资料胁迫对方下水，为自己服务。其对法国使馆的渗透，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1956年6月的一天，克格勃尤里·瓦西列维奇·克罗特科夫奉上司指示：必须收买法国大使莫里斯·德让。而且上司明确表示：这是最高领导赫鲁晓夫的命令。
早在二战初期，德让还是戴高乐自由法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时，克格勃就开始搜集他的材料。去年底，德让和他的妻子玛丽·克莱尔到达莫斯科后，克格勃就一直监视着他们。他们的寓所和大使馆内都有秘密的窃听器。苏联外交部介绍给这位法国大使的俄国司机是一个优秀的克格勃情报员，德让夫人的贴身侍女也不例外。在外交招待会上，被介绍给他们的苏联官员也是克格勃的官员。克格勃经过仔细调查，没有发现他有丝毫不忠于法国的倾向，但是却了解到这位56岁的法国大使很好色，于是就决定以此为突破口。
克格勃上校库纳文指示克罗特科夫，专门对付德让夫人，必须控制她，使她成为我们的人，并且务必把她弄上床；同时指派莫斯科有名的美男子、歌唱家沙·奥尔洛夫，去勾引法国使馆空军副武官路易·吉博的妻子吉内特·吉博。大约两个月前，奥尔洛夫和化名卡列林的克格勃中尉鲍里斯·切尔卡申，装作度假的单身汉，奉命到黑海的某疗养地跟踪一群法国妇女。在那里，切尔卡申“偶然地”遇到了德让夫人，回到莫斯科后，他俩又常在官场见面。这时，克格勃指示他邀请她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玩，以便克罗特科夫能与她相识。德让夫人与丈夫商量后，接受了邀请，并表示要带吉博夫人和另一随员的女儿同行。
库纳文和克罗特夫为这次出游作了十分周密的计划，征用了民警的一艘高功率警艇。在游玩的过程中，奥尔洛夫向吉博夫人大献殷勤，克罗特科夫却主要与德让夫人交谈。他们一起游泳、野餐、玩得非常尽兴，最后德让夫人郑重邀请他们参加法国的国庆招待会。除切尔卡申因为在巴黎时已被怀疑是克格勃人员而婉言谢绝外，克罗特科夫和奥尔洛夫都欣然答应。在国庆招待会上，德让夫人立刻把这两个人介绍给大使，大使立即用流畅的俄语对他们表示欢迎。
随着克罗特科夫和德让夫人之间的友谊日益发展，克格勃开始精心布置，准备在秋天开辟对付德让的第二条战线。这是原计划的一个主要部分，首先是要让全面负责这一行动的第二总局头目奥·米·格里巴诺夫中将，打进法国大使馆的社交圈子里去。为了把德让夫妇骗进某种交往里去，格里巴诺夫冒充是苏联政府的重要官员奥·米·戈尔布诺夫。他还让克格勃少校维拉·伊凡诺维娜·安德列耶娃装扮成自己的妻子，然后设计出一套非常复杂的计划，准备通过他“妻子”的关系结识德让夫妇，以便使他们的接触看起来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克格勃的特聘情报员、著名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夫妇，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介绍维拉是：“戈尔布诺娃夫人。文化部翻译，部长会议的一位重要官员的妻子。”维拉颇有贵妇人气派，而且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德让夫妇最愿意结识戈尔布诺夫这样的“要人”，因而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戈尔布诺夫夫妇的邀请。
为了招待大使，克格勃征用并装修了一所宽敞的公寓作为戈尔布诺夫的寓所。而且当时的克格勃主席谢罗夫还把城外的一处较大的别墅借给格里巴诺夫。现在这处别墅成为一群欢乐的客人聚会的地方。在这里，戈尔布诺夫夫妇让德让夫妇置身于一个由作家、艺术家、演员和“官员们”组成的和谐的圈子里，实际上，这些都是克格勃的特工和帮手。有时格里巴诺夫也把一些可能对大使有用的真实消息透露给他，维拉则借机将大使夫人拉到郊外去看看乡间景色，使她逐渐习惯于和丈夫分开活动。
1958年初，格里巴诺夫决定利用克罗特科夫和德让夫人之间的友谊，让克罗特科夫安排诱骗德让的工作。格里巴诺夫选中已经离婚寡居的女演员莉佳·霍凡斯卡娅来担任这项任务。她30多岁，长着圆溜溜的大眼睛，非常有魅力，格里巴诺夫利用法国人要求改进两国文化关系的愿望，安排她慢慢与德让接近。他“请求”文化部举办一次《吉赛尔》芭蕾舞影片专场放映会，邀请大使参加，以便让他与苏联电影界人士见面。克罗特科夫奉命主持仪式，并安排客人名单，名单上将莉佳列为翻译。在会场上，刚理过发并洒了香水的莉佳坐在德让身边，有几次轻轻地靠在他身上，或侧头低声评论时，把头发拂在他的脸上。但是，影片放映完后，她又根据克罗特科夫的意见，专心致志地为大使夫人当翻译。
3天后，克罗特科夫给德让夫人打电话，邀请她的丈夫参加星期五的宴会。德让夫人不知是计，欣然应允。为此，克格勃包下了布拉格饭店的主要餐厅。虽然晚会的目的是为莉佳提供进一步勾引大使的机会，可库纳文和克罗特科夫却又另外找了两个姑娘供大使选择。她们都不满30岁，满头金发，非常漂亮。
宴会前半小时，库纳文把克格勃官员部署在整个大饭店里来窃听餐厅的一切，并保证宴会不受干扰。三位姑娘全都容光焕发。这天晚上，德让大使玩得很愉快，因此邀请大家下周到大使馆吃饭。大使馆举行宴会的那天晚上，德让夫妇非常随便，和蔼可亲，心情十分愉快。他们还领客人们参观了整个大使馆。喝酒时，德让对那几个女人都表示了好感。
此后不久，维拉邀请德让夫人一起去郊游。克罗特科夫于是给大使打电话，请他去参加一个曾留学法国的格鲁吉亚画家的画展。很快，德让就乘着克格勃司机驾驶的大使馆雪佛兰汽车来到展览会场。在和克罗特科夫及莉佳相见后，他自觉地让她担任翻译。当德让离开时，莉佳说：“大使先生，请您把我顺便带到我的寓所，是不是太麻烦您了？”大使回答说：“我将感到很荣幸。”下车时，莉佳似乎突发奇想地说：“请进去喝杯咖啡，看看一个平常的苏联妇女是怎样生活的，好吗？”
当德让从莉佳的住处出来时，已是将近两小时之后了。莉佳马上向库纳文报告：她与大使已经发生了性关系，库纳文听后欣喜异常，他指示莉佳：“逐步地建立关系，暂时还不要显得他随时都可以接近你。”克格勃眼下还不想借此讹诈德让，因而要他们暂时继续保持关系，并让德让尽管放心大胆地干。莉佳渐渐地和大使夫妇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1958年5月，克格勃认为戴高乐任法国总理已成定局，而德让作为戴高乐的亲信，必将被提升到一个极有权势的政府职位。库纳文兴奋地说：“这件事一直是很重要的，现在它的重要性更增加了十倍。”他随后决定：“把莉佳从这一行动中撤出来，因为她没有丈夫，前丈夫在巴黎又很有名，无法讹诈德让。莉佳奉命告诉德让，她将离开莫斯科一段时间为一部影片摄外景。格里巴诺夫从大使曾见过的女演员中，选定洛拉来代替莉佳。洛拉是个漂亮的、毫无顾忌的野姑娘，没有在首都居住的许可证，更没有一间合法的住房，只得到处打游击。克格勃为她编造谎言说：她丈夫是个即残忍又无比嫉妒的人，并且向她许诺：“如果你的确能服从命令，如果你能成功，我负责给你弄到一间住房，一间好房子。而且在你干完这件工作以后决不再麻烦你了。”
此后，洛拉又在克罗特科夫为大使安排的宴会上露面。不久，德让就和洛拉发生了性关系，并且比与莉佳的关系更热烈。洛拉完全征服了他。当德让夫人外出度假时，格里巴诺夫决定通过洛拉实施克格勃已设计了两年多的计划。在10天左右的时间内，克格勃不让德让找到洛拉，并使他不能和任何一个女人接触。格里巴诺夫把一个高大彪悍的克格勃打手米沙调到莫斯科，又安排了几个监视小分队，克格勃的技术人员在洛拉所住的房间隔壁装上了无线电窃听器。然后，克罗特科夫打电话给德让说：“大使先生，我曾经答应过玛丽·克莱尔，她不在的时候，我得让你有地方消遣。明天出去野餐怎么样？我还要带一个女伴来……另外还有洛拉和……”德让不等他说完，马上就同意了。
当大使一心想着再次和洛拉幽会的欢乐时，格里巴诺夫正在首都饭店对库纳文、洛拉等人发布指示。他对库纳文和米沙说：“我要你们把他痛打一顿，真把他打痛了，让他吓破胆。但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在他脸上留一点伤痕，我就把你们都关进监狱。”
第二天早晨，克罗特科夫和他的“女友”乘车直往郊外驰去，后面跟着德让和洛拉的车，两辆车都在克格勃的监视之下。他们在一处面临小溪的荒僻的树林里停下车，然后野餐。
格里巴诺规定5点前必须赶回洛拉的住处，克罗特科夫见时间差不多了，就建议返回。在离城还有十几英里时，他从车上的反射镜上发现大使的车停下来了，急忙下车跑过去询问是怎么回事。德让说：“一切都很好，洛拉忽然想要在那边的池子里游一会儿泳。”克罗特科夫极力克制住自己的万丈怒火，转身问洛拉：“亲爱的，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干嘛要在肮脏的牛坑里游泳呢？”洛拉大概是因为刚才喝的酒发作了，只是一边脱衣服，一边大笑不止。她没有游泳衣，只能穿着一身内衣游泳，每次从水里出来，都显得似乎是一丝不挂。克罗特科夫的“女友”低声说：“我们最好让大使赶快离开这里吧，免得他犯心脏病！”被撩得心神荡漾的德让一进洛拉的住处，就将她紧紧地搂住。洛拉说：“莫里斯，有件事我忘记告诉你了，我接到我丈夫的一份电报，他明天就要回家来了。”
对洛拉的卧室进行窃听的格里巴诺夫，焦急地等待着通知米沙和库纳文动手的信号。他不停地自言自语说：“她为什么还不说那个词？”最后，洛拉终于说出了作为暗号的词“基铺”。米沙，后面跟着库纳文，立刻跑向她的房间，用钥匙打开门。
“是我丈夫！”洛拉惊叫道。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坐了一天飞机，就为了能早几个小时和你见面，可你干的是什么事呀！”米沙暴跳如雷。
“喔，米沙，我求求你……他是个大使。”洛拉求情说。
米沙怒骂了一句，就和库纳文一起扑向德让，凶狠地打着。洛拉也挨了几巴掌和几拳头，她不断地号啕着、尖叫着：“住手！你要打死他了！他是法国大使啊！”最后，还是库纳文劝阻了米沙。但米沙仍愤愤不平，扬言要去告状，不将他驱逐出境绝不罢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的丑事。德让默默地听着，同时尽可能优雅地穿好衣服走了。他一头倒在汽车的后座上，对司机说一声：“大使馆。”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他双手捂面。
当晚8点正，德让准时赶到谢罗夫别墅，参加一次早已约好的宴会。宴会结束时已是深夜，浑身疼痛的大使将东道主格里巴诺夫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遇上一件相当槽糕的事。我需要你帮帮忙。”于是他把自己与洛拉的关系以及几小时前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格里巴诺夫说：“这可是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在法律上这个丈夫是占上风的，如果他向法院起诉，他真能闹得满城风雨。”德让说：“你能给我任何帮助，我都会万分感谢。”格里巴诺夫答应一定尽力帮忙，但是又表示没有十分的把握。
此后的几天，格里巴诺夫一直在愚弄德让。他说已多次找人去说情，但是这个丈夫很固执，不可理喻。接着他又暂时安慰大使说：“虽然费了不少力气，但我相信，我们已经说服他，为了苏法两国关系一定不要声张。只要他不变卦，咱们就没事了。”
由于掌握着德让的秘密，格里巴诺夫与他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大使对他无比感激。克格勃则一直等待着有朝一日德让在巴黎身居要位，因而并不急于得到眼前的好处。它还要求格里巴诺夫巩固与德让的友谊，关系越密切，将来在巴黎接近就越容易。格里巴诺夫为了使大使快乐，对他极力笼络、百般优待，并命令莉佳再去接近他，大使从未想到与自己无话不谈的好友格里巴诺夫竟是克格勃第二总局的将军，也未怀疑莉佳是一个将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向克格勃报告的特工。因此，德让在不知不觉中透露了不少情报，同时也很重视他所信任的那些朋友们为了让他向巴黎传告而秘密吐露的情报。格里巴诺夫不时很和善地请求他帮个忙作为报答。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德让在叛国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在对德让发动进攻的同时，克格勃特工还一直设法买通使馆内的工作人员。他们设了许多圈套，都没有成功。比如，克罗特科夫曾奉命去勾引一位法国密码译电员，可她甚至连见都不肯见他。然而克格勃仍不死心，继续在使馆工作人员中寻找突破口。
1958年，路易·吉博上校和夫人吉内特被调离莫斯科，但是不久又被调回来工作。暗藏在他们房间里的窃听器很快告诉克格勃：这对夫妇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特务们马上意识到有机可乘。克格勃还是使用老办法，让吉博与几个女人交往，直到其中一个终于和他勾搭上为止。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962年夏天。有一天，3个穿便衣的男人找到吉博，态度强硬拿出一套有关他与那个女人私通的照片，告诉他要么秘密地与克格勃合作，要么准备公开受辱。吉博上校被此事闹得心神不宁、精神崩溃，终于于7月30日在办公室内自杀身亡。
吉博上校的死，大大地震动了克罗特科夫，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场谋杀。经过数月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秘密准备，他于1963年9月2日，趁与一些苏联作家和艺术家出国旅行之机，毅然投奔英国，向英国情报机关展示了有关克格勃特工的缩微资料，并揭发了克格勃对法国驻苏大使的所作所为。英国向法国和美国通报了情况，次年初，德让被召回国。
至此，克格勃和苏联政府花费了多年心血，企图在德让飞黄腾达后从他身上获取巨额收益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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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燕子”——克格勃的美人
克格勃在进行情报、间谍活动时，最擅长的，同时也是在所有情报收集手段中最广为人知的恐怕莫过于“美人计”了。利用美女或美男，引诱目标，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泄露高级机密。同时，借助先进的电子窃听、录像等手段，偷录偷拍各种“色情证据”来讹诈、收买、策反目标。
在苏联，克格勃专门研究了“性谍报术”，设立了“性谍报学校”培养了一批批色情间谍。克格勃在招募物色一批姑娘来受训之前，首先要对她们进行详细的调查，以保证其政治上完全可靠。美丽的外表这是一个起码的条件，当然还必须聪明和具有魅力，而且要懂一门外语。当姑娘被克格勃选中之后，招募人员便会秘密地会见她，告诉她已被提名在党的机关工作，报酬丰厚。如果她同意，除了可以得到优厚的薪金外，还可以在大城市里分给她一套公寓。克格勃请她仔细考虑，并进一步审查她的家庭。
尔后，克格勃便会告诉她，她将接受7项涉及重要国家机密的工作，而一旦同意接受训练，就必须保证永远不泄露所知道的一切，甚至连亲人也不能透露。如果一切都答应，这个姑娘将被送到马克思-恩格斯学校去学习4个月的基础课。这期间如果学习成绩优异，她便会被进一步送到情报学校学习。这些女间谍有一个极好听的名字——“燕子”。
苏联克格勃二局曾专门负责招募、培训男女“色情间谍”，女间谍被称为“燕子”，而男间谍则被称为“乌鸦”。他们追逐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国家的政府要员、高级军官、外交使者、科学家、掌管国家秘密的机要人员和间谍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
经过克格勃性训练的姑娘们从原来天真纯洁的少女，变成了玩世不恭、能和任何男人睡觉而毫无廉耻之感的妓女。事实上许多“燕子”在没有任务的时间里，就是从事卖淫甚至诈骗的工作，并得到克格勃的保护，令受害者哑巴吃黄莲。
早在20世纪50年代，克格勃就曾对法国驻苏大使莫里斯·德让使用过色情间谍。行动前，“燕子”和“乌鸦”会事先认真研究目标，调查清楚其爱好和兴趣，然后在一个非常巧妙、“自然”的情况下与目标偶然相遇，并施展绝招，让他们或她们完全拜倒在地。几乎每次行动都会以一见钟情开始，以讹诈结束，中招的目标通常除了同意合作外，别无选择。
一位叛逃的原克格勃女间谍化名维拉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克格勃色情间谍的情况，如克格勃招募漂亮的女大学生，并把她们培训成“燕子”的过程等。
书中说，克格勃先是到各大学校挑选合适人选，然后找她们谈话，许诺她们的生活将变得非常美好，她们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享受一切特权等。在这些女大学生心动之后，再把她们带到间谍学校里，给她们做思想工作，要求她们履行公民义务，甘愿为国家献出一切，立志成为色情间谍。
女间谍们随后进行各种训练，这也是她们进入情报机构后面临的最初的、也是最大的考验。首先她们要上生理解剖课和心理学课，教官们给她们播放各种科教和色情影片，以解除她们的羞耻感，克服心理障碍。
维拉在书中写道：“教官说，我们是士兵，我们的武器就是身体，我们战斗在战争的第一线。在训练结束时，我们已经成为下流、恬不知耻、经验丰富的姑娘，随时准备服从命令，跟任何男人上床。”
这些“性间谍”活动范围广泛，上至外国总统，下至一般商人，凡是有情报价值的，都是她们眼中的猎物。克格勃宣称：不是为了爱情或金钱奉献自己，而是为了刺探情报，这比一般追求爱情的女人能得到更大的快乐，揭露男人弱点和发现男人更神秘的本质的快乐，当然也是在侮辱他。这样，一些苏联女青年充当性间谍不仅不以为耻，反而认为是“高尚的工作”。正如一位逃奔西方的女“性间谍”所说的：“一个男人对于我们仅仅是一个'目标’。我们想的只是用什么办法去接近他，多快才能引诱他。我们都变成了玩世不恭、复杂世故的年轻人。”
克格勃设计了一种能发生信号的电子药丸，使“性间谍”和勾引的“目标”在吞服了这种药丸之后，能分别发出特定的电子信号。当两人的肉体接触时，双方体内发出的信号便合而为一。于是，守候在僻静之处的间谍，便破门而入，当场拿获，使敌方成了威胁利用的对象。克格勃还用各种激素，制成“春药”、“催情剂”以便供那些在这方面并不敏感，或是年龄稍大的攻击对象使用，促使这些人迅速上钩。
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形形色色的克格勃女“性间谍”的本事：
菲利浦·拉托是法国的一名电子工程师，他在法国政府发展火箭制导系统的公司工作。因此，他有时要到华沙条约国去旅行，参加科学会议。拉托还是一位业余的历史学家，因此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博物馆以及造型优美的建筑物，对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他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访问了苏联。他说服了妻子，让她带着3个孩子去地中海住了1个月。在此期间，他用两周的时间到莫斯科考察。他把家属安排停当之后，便只身飞往莫斯科，住在大都会饭店。他用6天时间饱览了莫斯科的风光。也就在这时，克格勃早已为他设下了一个圈套，专等他就范了。
克格勃根据电子计算机贮存的资料，查出拉托喜欢喝酒，有好色的弱点，因此便决定从这里入手，打开缺口。
当拉托结束了莫斯科之游以后，便愉快地前往列宁格勒旅行。国际旅行社为他在聂夫斯基大街上的波罗的海饭店预定了房间。可是，当他到达那里时，柜台服务员却告诉他客房已满，无法接待。拉托怒不可遏，大声提出抗议。于是，一位经理与国际旅行社办公室通了电话，最后给他提供了三楼的一个套间。
下午，拉托参观了冬宫和老修道院，当他回到旅馆洗完澡后，便上街蹓跶，并到一家饭店用餐。这时，暗中监视他的克格勃特工在一辆汽车里用无线电发出了信号。10分钟之后，一位金发女郎走进了拉托正在用餐的饭馆，来到拉托身边的空位，客气地问道：“我能与你坐在一起吗？”当拉托告诉她不能用俄语作答时，女郎便改用法语同他攀谈。她显得热情而又爽朗，她对拉托说：“听得出，你是从法国来的。我是一位语言教师，叫塔尼亚·萨拉可夫。我能和你在一起吗？”
拉托深为自己认识了这一位俄国女郎而感高兴。于是，饭后他们便一道上街散步，参观商店，并约定第二天下午一定再次见面。
这样过了几天，两人已经无话不说了。塔尼亚瞅准时机，对拉托似吐自己内心的“苦闷”：我丈夫在军队中服役，我们很少有机会在一起。拉托是个聪明人，听懂了她的话中之话，于是，便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紧接着，他们手拉手来到旅馆，走进卧室。谨慎的拉托锁紧门，并拉下沉重的窗帘，以防有人拍照，一切似乎做得十分隐蔽。可是，第二天下午，突然来了个穿着便衣的克格勃，其中一个人自我介绍是上校。他拿出一个信封，请拉托看看信封里的东西。于是，12张照片“哗”地一下子全倒在桌子上，他与塔尼亚昨天发生的一切丑事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校告诉拉托，他引诱的女人是一名苏联高级军官的妻子，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同他们合作，提供情报；要么被判有罪，入狱受刑。拉托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妥协了，终于供出了他所知的保密材料。
这是一个克格勃用高度精致的仪器设下的“爱情”圈套。这些手段之好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1954年，克格勃决定派一个女特工到意大利负责领导欧洲间谍网，于是他们选中了意大利著名的漂亮迷人的花式跳伞运动员安琪娜·马利亚·里纳尔狄。她是一个聪明智慧、精力充沛、美貌动人而且举止迷人的女人，从外表看去，她比实际年龄年轻15岁，看上去只有二十二三岁，一副娇嫩可爱的样子。克格勃的领导相信她一定能胜任这一工作，事实证明他们的抉择是正确的，而且安琪娜干得非常漂亮。
安琪娜到了意大利以后，很快就使整个特务机器运转起来了。她手头有莫斯科交给她的一份名单，这批人都是克格勃经过长期考察研究，认为是适合于招募收罗作特工的人选。她手头上有大笔资金，对于收罗的特务和情报线人，出手都相当阔绰，而且她进行活动十分有技巧。早在1954年春天，她一到意大利后，就建立起一个间谍网。她通过一定的通讯路线有规律地将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回莫斯科，其中包括向克格勃总部提供的大量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情报。
她网罗到的最重要的特工之一就是她的丈夫，意大利著名跳伞运动家乔吉奥·里纳尔狄，他根本不知道他那位漂亮娇美的妻子其实比他的年纪要大上15岁，他还以为她比他年轻一两岁呢。她结识乔吉奥时就已经参加了跳伞俱乐部，成为了俱乐部的正式会员，会员证也证实了她的“年龄”。
乔吉奥作为一个跳伞运动员，能接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意大利其他空军基地，因为他是被那里请去当跳伞技术指导员的，他利用跳伞的机会，以极端现代化的摄影和电影技术，包括微型摄影机的使用，拍摄了在示范表演跳伞时经过的所有秘密基地，制成特殊形式的照片。他一有机会同“知名人士”谈话时，就利用隐藏起来的有像头发丝一样的天线的录音机，把对方讲的每句话都录下音来。乔吉奥还是个拍快相的能手，凡是他有机会经手的重要计划、文件和蓝图，他都能利用仅有的一点儿时间拍成微型菲林。安琪娜利用自己的美貌迷惑乔吉奥，从他身上得到克格勃总部想知道的情报，而乔吉奥本人也愿意为他自己漂亮的妻子服务。
安琪娜的外号是“女沙皇”，她手下所有的特工都这样称呼她。她将所有获得的情报、录音和微型菲林，通过特别的方法送返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她不只有她丈夫供给的情报，她情报的来源五花八门、手下的特工们活动在意大利、希腊、塞浦路斯、索马里兰、摩洛哥、西班牙、葡萄牙、瑞士、英国、北欧各国和西欧、非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她递送情报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专人专递外，还用高速度、高周波电讯密码拍发，使用隐形墨水写信、将微型菲林贴在邮票后面，或者安装在最无法引人注意的容器中传送。
“秘密信箱”也是传递情报的重要手段之一，安琪娜选择“秘密信箱”的地点相当高明，她收信地点一处是土伦动物公园内，一处是在意大利王塚附近；有时选在瑞士幽静的风景区，有时则是在都市最热闹的中心，这些地点隐蔽得那样完美，竟没有人发现过它们，甚至专门去检查也不容易被识穿。在土伦的华伦亭公园有座“中世纪村”，竟也被安琪娜用作传送菲林的一个地点。
1956年，也就是安琪娜建立意大利间谍网两年之后，她的丈夫乔吉奥开始引起了意大利安全人员的注意，因为他同一个苏联军官会过面，而这次会面却被意大利安全机关监视到，从而引起了意大利方面的怀疑。不过安琪娜很快接到了潜伏在意大利安全机关内线的通知，知道乔吉奥出现了危险。于是，在这之后，安琪娜再也没让乔吉奥同那个苏联军官见面，也停止同一切可能引起怀疑的人物会面。意大利安全人员对乔吉奥监视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挖出他活动的真相，于是就撤消了对他的监视。他们暂时满足于认为乔吉奥同那苏联军官的见面只是偶然的交往，是无害处的，因为乔吉奥是个著名的跳伞专家，很多盟国的军官都慕名同这位被称为意大利最高级别的跳伞运动家交往。
在以后的7年中，安琪娜、她的丈夫和她手下的特务，都没有引起怀疑，重要的战略性秘密情报一直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克格勃总部。与此同时，一个波及面遍及欧洲的国际性间谍网也建设得更加严密。
除了上述的“女沙皇”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性间谍”——丽达·艾律特。
丽达原名叫艾斯菲尔·格利林里叶芙娜·尤里娜。她在1943年被选中培养为特工，经过一系列训练后，1945年进入特工城加茨拿。从她进入特工学校的第一天起，改名为丽达·艾律特，编号为：A450110/215G。丽达·艾律特这个身份，是经过克格勃总部反复核对的，认为是“绝对安全”的，以后她就以这个假身份到国外从事谍报工作。
在加茨拿特工城，她被训练成一个有真才实艺的马戏班高空走钢丝的女艺员。让她成为女艺员是有原因的，她的父母都是马戏团的杂技演员，她对马戏团的工作与生活早已十分熟悉了。丽达除了花很多时间来练艺外，还要接受各种常规的训练，但她都以最高分数的成绩毕业。
经过10年的特工训练，丽达以极好的成绩通过了最后的考试，几天后，输送部门就把她送往澳洲。
当然，她不是从正途入境的，而是偷渡进入澳洲。1955年10月她在澳洲登陆后，在阿德莱德逗留了8天，以便习惯、适应环境，然后就到默尔本去。
她到达墨尔本后，就在一间专门租赁给艺员居住的声誉很好的招待所住了下来，以这个地方的地址作为临时通讯地址。经过一周熟悉墨尔本的环境后，她找到了一个介绍职业的经纪人，开始她的“求职活动”。这个经红人安排丽达作了一次演出，立即被她的演技所感动。于是他们很快签定了合同。
丽达超群的演技，很快就出了名，她开始到墨尔本、悉尼、堪培拉以及澳大利亚等各大城市进行了演出，结果都非常地成功，这使她的名气大增。
此时，丽达认为自己已经站稳脚跟了，就开始进行她的特工活动。作为加茨拿的最好学生、克格勃的一个高级特务，她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组织起了一个秘密间谍网，用她那具小型的收发报机，以超速的电讯拍发密码，还使用微粒菲林，寄出了大量的情报，这些微粒菲林包括她设法偷到的绝密文件和她同克格勃总部的通讯联系。
在她很广泛的间谍活动当中，她集中主要力量用于刺探核子研究和最高绝密情报。她凭着自己的天赋作为本钱，很快就使男子心醉神迷，在经纪人和皮条客的帮助下，她很容易就同澳大利亚政府的官员和重要人物搭上关系，这些人都是对伍密拉基地和核子研究中心十分熟悉的人物，其中甚至有一些人掌握第一手资料。
但是，如果她使用普通的套取秘密情报的方法，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任何收获的。因为从事机密研究的官员限于职责的约束和规定，都具备很高的警惕性，倘若一开口谈到伍密拉基地或核子研究中心，他们就会马上警觉起来，对这些一字不提、守口如瓶，所以丽达另外用了一种超乎常规的办法来套取有价值的情报。
丽达以她的天生丽质，很容易地就能把男人们吸引住，在经过一段时间熟悉情况之后，她就招呼男人们到俱乐部跟她喝酒，大多把他们灌得半醉之后勾引他们跟她一块儿回到她的寓所去，这样的要求一般男人们是很难拒绝的。因为他们难以抵制丽达所具有的巨大诱惑力。
到了寓所，她就请她的客人再尽情地喝一杯酒，在这酒中，她下了一种药物，很快就使他暂时失去了意志力，接着她就对那男子使用催眠术，暗示要他向上级汇报工作，她提的问题技艺性极高，那人便会很自然地当她是顶头上司，一五一十地报告自己的工作，而录音机在这个时候就派上极有价值的用途了。这种方式最重要的是：在被催眠者清醒过来之前，她要命令他，在醒来时忘记他曾经讲过的一切，只记得他们在一起饮酒作乐……另外，还有一种选择性的方法，那就是如果那个人所饮食的药物份量适宜，立刻就会生效，可以给他注射讲真话的药针，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会产生出人意外的效果。
丽达除了使用催眠术来搜集情报外，还利用其他的方法来收集机密资料，可以说手段千变万化、五花八门。
丽达在澳大利亚一共活动了5年，给克格勃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但却没有引起任何怀疑，而那些达官贵人，依然如醉如狂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前苏联在发展人造卫星、洲际导弹等尖端科学方面，确实令人瞠目，但是对民用品的研制则漠不关心，要人无人要钱无钱，大大落后于西欧。为此前苏联政府作出了一个不花钱又不费力的选择，利用间谍把所需要的技术搞到手，这就是“俄国人经商”的诀窍。
下面我们介绍一个克格勃利用女“性间谍”窃取工业情报的事。
秋天的莫斯科郊外。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子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正等着谁。一眼即可看出他是个东南亚人。一会儿，一个美貌的苏联女子来到他的跟前，笑容可掬地说：“我来晚了，对不起！”男子也微笑着站起来，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两人并排地走着。
“哎，娜达莎，咱们今天到哪儿去！”
“奥丹塔拉，今天有人想和你约会。”
印度尼西亚人奥丹塔拉从万隆大学毕业后，于1958年到莫斯科的门捷列夫大学留学。对这个来自东南亚的留学生来说，不但要常常忍受莫斯科冬天的严寒，还要经受孤独的袭击，他总是怀念遥远故乡的未婚妻。
奥丹塔拉就在这种阴郁的气氛中学习。一天，挨着他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美丽的苏联女学生，她就是娜达莎。她向奥丹塔拉询问印尼的各种情况。课后，他俩在校内的咖啡店喝咖啡，谈笑风生。奥丹塔拉感到这是他来莫斯科后最美好的时刻，而且，娜达莎还约定和他再次见面。
一次次的幽会使奥丹塔拉对故乡的未婚妻的印象越来越淡薄了。娜达莎的白嫩皮肤越来越萦绕在他的脑际。一天奥丹塔拉进入娜达莎的卧室，终于和她共枕同眠了。从此以后，奥丹塔拉身边没有娜达莎，总觉得缺点儿什么似的。那么，今天的约会……
娜达莎把奥丹塔拉领进一家酒馆，给奥丹塔拉介绍一个人：
“喂，奥丹塔拉，这是我的朋友尼古拉斯·郎佐夫，他在文化部工作，对印尼的文化很有兴趣，我谈到你的时候，他请我一定把你介绍给他。”
“我是尼古拉斯·朗佐夫。关于您的情况，娜达莎常常跟我谈起。莫斯科的冬天对您来说很不好过吧……”
当然，三人边吃饭边聊天。饭后，朗佐夫付了钱，就和他们告别了。此后，郎佐夫经常拜访奥丹塔拉，又是馈赠礼品，又是美餐招待。
一天，郎佐夫在大剧院后面的旅馆里给奥丹塔拉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单刀直入地说：“我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奥丹塔拉先生，听说你回国后还要去日本当化学工业的实习生。如果这样，希望你能为我们搜集日本化学工业方面的情报。当然，是有报酬的，数目很可观，给我们干吧。”奥丹塔拉大吃一惊，脸色铁青说：“我不想当特务，请不要把我拖到这种勾当中……”
克格勃的人立刻严肃起来，紧盯着奥丹塔拉的眼睛说：“奥丹塔拉先生，你和那个叫娜达莎的女学生打得火热吧，听说是个大美人呢，多么令人羡慕啊！前几天晚上，她还在你的宿舍里过夜。啊，还有，一星期前也过夜了吧，对不起！好啦，先别管这些。不过你在家乡可有未婚妻呀！怎么样？要是她知道了你和娜达莎的关系……那你可就回不去家乡啦，而且一旦激怒了她的爸爸，你可要失业的，你看……”
“可是，我对特务这种肮脏的勾当……”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奥丹塔拉先生，不必想得那么复杂嘛！你到日本照指示办就是了。你可以得到大笔酬金，在日本的生活也令你十分舒服……你懂吗？为了慎重起见，你给我们写个保证书吧。”
在克格勃特务的强拉硬劝之下，奥丹塔拉终于屈服了。他写了与苏联进行合作的保证书，事到如今，他脑子里产生了疑问:我和娜达莎的关系怎么会露馅，让克格勃特务知道了呢？他的并不笨拙的头脑马上闪出了娜达莎3个字。
想到这里，奥丹塔拉非常恼怒，他冲进娜达莎的卧室，可是房间里早已空无一物了。此后，在大学校园里再也没有见到娜达莎的影子出现过。原来，娜达莎是克格勃专门勾引男子的“性间谍”。
奥丹塔拉于1963年留学期满后回到祖国。接着，便开始准备第二年赴日本实习。苏联大使馆的人经常访问他。赴日本之前，他接到了克格勃的指示：“在日本，第一次接头的方法是星期二晚7点拿着《生活》杂志去池袋的丸井支店，对从迎面来的男子说'我叫鲁利斯’。”
1964年1月，奥丹塔拉到达日本，他很快按照指示接了头，苏联驻日通商代表处的塞多夫和他联系，以后他就成了塞多夫手下的特工。8月前，他在新宿的日本学校就读，后来到越信化学聚合公司的东京工厂当实习生，1965年1月，当上了橡胶制品检查协会关系检查所的实习生。不久，在协同化学公司当职员，又在化学专业图书公司“友光”当职员，这期间，他窃取了越信化学聚合公司的塑料成型法的专利情报和协同化学公司的聚氯乙烯的合成表。
塞多夫回国后，奥丹塔拉的接头人改为苏联驻日通商代表处的索洛维约夫。每月在旅馆或酒馆接头一两次。奥丹塔拉装作读英文报纸的样子，把里面夹着情报资料的报纸一起递过去。酬金每月三四万日元，接头六十来次，共获酬195万日元。
但是，日本治安当局早就注意到他。1967年12月，苏联通商代表处的轿车在U字型转弯的高速公路口上，违章驾驶进入高速公路。当时，轿车已被警视厅的车子紧紧盯梢。当这部轿车开进九段的“光明馆店”一层的酒馆时，一个东南亚人乘出租汽车来到大门口。苏联通商代表处轿车里的人是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和那个东南亚人在酒馆的桌子前就坐，随后从桌子底下把钱交给了那个东南亚人。这一切都没有逃过警视厅外事课工作人员的眼睛。那个东南亚人匆匆和索洛维约夫分手后，立即被跟踪了，终于查明，他就是奥丹塔拉。此后，他继续被跟踪。1969年5月13日，日本警视厅以非法窃取企业机密的嫌疑罪逮捕了他。
在被捕的瞬间，奥丹塔拉的脑海里浮现出娜达莎非常性感的身躯。“莫斯科之恋”毁了奥丹塔拉的一生。
克格勃却利用“性间谍”廉价地窃取了他人的技术成果。
5“乌鸦”——克格勃的男间谍
克格勃对男学员的训练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他们除了要精通心理学以及掌握激起女性性欲的本领之外，他们的心理障碍关也不好过。因为他们勾引的对象是那些丑陋、心灰意冷和乏味的中年妇女，所以他们的实习要跟许多难看的、粗俗和肮脏的乡下女人、脾气刁钻古怪的老处女发生性关系。“乌鸦”们必须充分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性技术和心理学，使得这些女人不但性欲大发，而且言听计从，甚至不惜替他们犯罪。“乌鸦”们经过克格勃的训练，即从纯洁的少男堕落为无耻之徒。
克格勃的“美男计”并不局限于对异性目标使用，有时也会针对一些有同性恋倾向的目标。北爱尔兰前安全情报部长就因受到同性恋引诱而被克格勃要挟，最终于1980年被迫辞职。
但是，“美男计”行动并非每次都能成功，意外情况也经常发生，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属克格勃用“美男计”讹诈印尼前总统苏加诺未果事件。
同样，对同性恋目标进行讹诈的效果也往往会取决于目标所属国家及社会对非传统性取向问题的态度。克格勃间谍曾得到一份情报，称一名驻苏法国外交官喜欢上了保护使馆安全的一名苏联军官，于是就顺势抛出诱饵，偷拍了他与这名军官交往的情景。随后克格勃拿出这些照片，企图讹诈这名外交官，没想到他竟毫不在乎地大笑起来。原来，使馆和法国国内早已知道了他的同性恋倾向，且并不在意。
“乌鸦”的活动和作用不亚于“燕子”。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大批男人在战争中充当希特勒的炮灰而死去，联邦德国人口中男女比例变得极不平衡，不少单身妇女因得不到爱情和家庭幸福而感到郁闷和孤独。在此情况下，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间谍情报机关就训练派遣一些“乌鸦”去联邦德国，专门对从事某些职业的单身妇女进行色诱。
20世纪５０年代，有一个号称“红色大情人”的“乌鸦”卡尔·赫克曼，他在５年的时间里，走遍了联邦德国，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从一张床到另一张床。他以男性的魅力向女秘书调情、迅速地求婚、老练地和女人私通，他采用色情的计谋，施展异性的魔力，在一星期内，可以同时和８个身居要职的联邦德国女职员发生关系。通过她们窃取情报，当联邦德国的安全机关以间谍罪逮捕他时，他诙谐地说：“感谢上帝，现在我总算可以躲开那些女人了。”
“乌鸦”的卓越成效可以通过克里斯托夫案件反映出来：有一位名叫佳莉·霍恩斯卡娅的德国妇女，通过考试和例行的安全审查，被联邦政府军需供应部录用，当了机要秘书。她住在波恩南区格林腾斯街的一个公寓里，过着单身的生活。
霍恩斯卡娅工作努力、勤勉，这使她赢得了上司的器重。但是她相貌平平、性情孤僻，始终未能获得异性的友谊和爱慕。一晃人已到中年，她依然“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白天在办公室拼命地工作，晚上守着寂如灵堂的公寓默默地打发着日子。１９７３年春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得到了姗姗来迟的爱情。
一天傍晚，霍恩斯卡娅办完公务，走出军需部大楼，缓步回家。路上遇见一位衣着整齐的男人。那个男人手拿征婚启事向霍恩斯卡娅问路。霍恩斯卡娅看了他手中的启事后告诉他：这个启事上的地址根本就不存在。“天哪，我又上当了！我是按着这个地址特意从汉诺威赶到波恩来的。”那个男人眉宇间的烦恼和痛苦，唤起了寂寞的女秘书的同情，她不禁安慰他说：“先生，您不必太介意，世界上本来就充满了假、恶、丑。”男人一面彬彬有礼地向霍恩斯卡娅表示谢意，一面自我介绍说：他叫冯·克里斯托夫，在汉诺威第一储备银行工作。霍恩斯卡娅也向他作了自我介绍。霍恩斯卡娅从他简短的自我介绍中感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而又知情达理的男人，于是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俩互相伸出了手表示为他们的无意相识而高兴。握手之后，他俩就同步于夜幕之中了。这以后，克里斯托夫就经常邀请霍恩斯卡娅相会，他一会儿热情洋溢、一会儿大献殷勤，使霍恩斯卡娅很快就坠入情网。半个月后，他俩便名正言顺地结婚了。婚后，霍恩斯卡娅沉浸在甜蜜的幸福中，享受着她苦苦等了多年的来之不易的爱情。她感到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一天，克里斯托夫突然要她把办公室的文件带回家来。她在无限惊诧之后拒绝了丈夫的要求。但是丈夫向她摊牌说，他是东柏林的人，因奉有特殊使命才和她结婚的。摆在她面前有两条路供她选择：或者和丈夫分道扬镳，或者和丈夫合作。霍恩斯卡娅陷入了矛盾的漩涡。经过感情和理智的较量和搏斗之后，感情终于冲破理智的防线：她选择了和丈夫合作的道路。一个星期后的周末，她就从办公室里带出一份有关联邦政府国防军后勤供应系统的秘密文件的复印件，交给了她的丈夫。
原来，这位冯·克里斯托夫是东柏林派来的一只“乌鸦”，他早就盯上了霍恩斯卡娅。那场格林腾斯街上的“偶然相遇”是事先策划好的。这位女秘书在“乌鸦”的诱惑之下，服服贴贴地入笼了。这以后，联邦军需部里的秘密情报便源源不断地向东流去。
在她没有被揭露的１０余年中，究竟有多少有价值的情报通过她的手传递到前苏联，除了她本人和她为之服务的机关之外，无人知晓。
１９８５年，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彼留金逃往伦敦，揭发出了霍恩斯卡娅的秘密。可是，当联邦德国反间谍机构去逮捕她时，她和她丈夫已经神秘失踪了。几天之后，她在东柏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要求政治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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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刺杀”——心狠手辣的克格勃
克格勃设有专门从事绑架、破坏和暗杀的部门，并设有专门研究机构，试验各种暗杀武器，提供给克格勃特务使用。这个部门叫行动执行部，克格勃在国外的重要破坏活动，搞军事政变或重要的政治暗杀，都由这个部门直接指挥和执行。
单就在1978年来说，克格勃特务所干的谋杀事件就举不胜举。3月16日，意大利“红色旅”在罗马郊区绑架了总理莫罗，后来又对其加以杀害。6月24日，南也门总统的一位使者带了一个提包，到达北也门后当即去拜见加什米总统，当使者打开提包时，突然发生爆炸，加什米总统和南也门总统使者当场被炸死，由此而导致南北也门关系破裂。10月3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战略调查局副局长佩兹里不白而死的消息刚刚发表，西班牙海军副司令里埃拉又被人枪杀；就任仅1个月的罗马教皇约翰一世被谋害的风潮尚未平息，又传来了3位投奔西方的保加利亚人被毒伞枪和毒气弹杀死杀伤的消息。所有这些都与克格勃特务机关有着密切的关系。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克格勃训练出的一个冷面杀手史塔辛斯基，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克格勃的心狠手辣。
保格尔·史塔辛斯基出生于1931年11月4日，他的家乡是在乌克兰西部利伏夫市附近的布尔斯楚夫捷尔村。他的父亲是个农民。18岁，他考上了大学，每逢周末他就回家去探亲，当时很多学生都喜欢搭霸王车，史塔辛斯基也常常不买车票搭火车回家。
1950年，他19岁，在初夏的一个周末又搭霸王车回家，不过这次他被抓住，被带去见一个警官，这个警官是一个克格勃成员，叫西特尼柯夫斯基，长着一副猫头鹰一样的面孔。那个警官跟他谈了一次话，这次谈话却改变了史塔辛斯基的一生。
西特尼柯夫斯基开门见山地说：“小伙子，你搭火车不买票，就是犯了斯骗国家的大罪，如果把你交给法院，那不只你的学业完蛋，而且对你的父亲和姐姐也会不利。”
保格尔·史塔辛斯基听了这话，吓得脸色苍白，在他惊慌得魂飞魄散时，那警官改变了口气，微笑着说：“苏联需要忠诚而有教养的青年，你学习成绩很好，如果你希望不被控告，那么有一个办法，就是参加国家保安机关工作，那我就撤销你的案子，你也不会连累家人了。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史塔辛斯基知道已别无选择，就在警官写好的表格上签了名，参加了保安工作，他的代号叫“奥列格”。
从此他就跟克格勃打上了交道，他被命令报告自己村里的###活动，甚至要报告自己家庭的事，报告他姐姐有什么朋友，因为她是同地下组织领导有直接联系的。
西特尼柯夫斯基不久就命令他去执行一个任务，设法混进当地的地下组织，找出杀害亲俄诗人加兰的凶手。史塔辛斯基通过他姐姐的介绍，果然混进了地下组织，3个半月后，他用斧头砍死了凶手，这一活动使史塔辛斯基暴露了自己充当特工的活动，他再一次别无选择地正式参加了克格勃。
不久，他被送进特务学校受特别训练，还专门受德语和波兰语的训练，他被委任派往德国工作，但在正式从事活动前，还用了三年光阴，使他完全变成一个德国人。克格勃为他选择一个身份，叫约瑟夫·李赫曼，这个人早已在监狱中死掉了。为了使史塔辛斯基能对这个人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克格勃命令他到李赫曼曾读过书的学校去，跟李赫曼的教师和旧友交谈，还向旧邻居了解，甚至还同认得李赫曼已故父母的老人打探，直到对李赫曼这个人的背景、性格每一个细节都掌握到，能完全扮演这一个新的身份，才接受新的任务。
于是他被派到东德，带着李赫曼的身份证及驾驶执照，向一个新上司报到了。这个新上司名叫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是个将级军官，他对史塔塔辛斯基要求很严，他们一起在德国各地旅行，访问李赫曼家庭有关的地方，同亲戚交谈，最后决定让史塔辛斯基挂名在东德一间金属辗制厂任职，使他完全熟悉德国的生活。
到1955年末，谢尔盖把他召到东柏林，让他住进一间装饰华丽的房间，当一个普通的德国公民。他的职务是前东德国内国外贸易的德语、波兰语翻译，这空头职务给他很多时间流连于舞会、电影院、酒吧和餐室，还到四周的湖泊游泳，经常到西柏林去，以取得在资本主义西方活动的经验和信心。
史塔辛斯基担任了很多不同的任务。例如：用皮箱底收藏钞票转运给在西德活动的间谍作经费，教新特工使用密码和隐形墨水，还有从德国特工那儿收集情报。他曾至少有五次到慕尼黑同一个叫比萨格的特工联系，刺探到在德国“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的活动情况，打探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内部的明争暗斗，及各自向美国和西德特务组织争宠的情况。
在几年之内他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职业的特务，目光敏锐、学会了监视的技巧，他懂得怎样避免跟踪，担任一个秘密隐蔽的特工角色，深得领导信任。
1957年9月谢尔盖把保格尔·史塔辛斯基叫去，对他说：“时刻到了，莫斯科派来一个人要见你。”他们走进另一间办公室，会见一个克格勃“中央”派来的人，这个人显然是个重要人物，而且是个克格勃的技术专家，他指示必须把一个叫利比特的危险人物干掉。
这个克格勃军官从抽屉里拿出一件奇怪的东西来，样子像把手枪，这武器有一支7寸长的金属管，约像拇指那般粗，在末端有枪机和撞针，这管子分3个部分，扳机有一个伏特的电池，在第二部分启动撞针，所以不会发出任何声响，撞针击破第三部分的一个玻璃药针瓶，这瓶中装有5CC的氢氰酸，这种毒药和空气接触立即化成雾状，在两尺内对准一个人面部喷射，可以立即致死，而且不留痕迹。同时，那个克格勃的技术专家解释说，不用两秒，那人就会死于心脏麻痹，根本连喊救命的时间都没有，等发现他尸体时，特工人员早已离去了。
谢尔盖说：“它已经使用过了，百分之百成功，没有闪失。”
技术专家解释说：“为了你的安全和预防，你在使用这枪之前，可以预先服一粒解毒丸，在开枪后立即打破这个用布袋装好的玻璃瓶，吸入解毒气体，就不会中毒了。”
为了让史塔辛斯基放心，第二天，谢尔盖再次把他召去，那个克格勃军官带了一只狗在那等他，他们三人驾车到了一处森林，观察过附近确实没有外人后，谢尔盖把小狗捆在一棵树旁。那军官交一粒药丸给史塔辛斯基说：“先吃一颗。”接着把枪塞在他手中说：“这枪的保险盖已打开，准备射击吧！”史塔辛斯基吞食了一粒药丸，对着小狗扣动了扳机，枪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小狗也没有叫一声就倒地死去了，史塔辛斯基又遵照命令，打破了一个解毒的玻璃瓶，吸了一口气来解毒，果然安然无恙。
1957年10月9日，史塔辛斯基伪造了一个假身份，飞到了慕尼黑。谢尔盖交代他用10天时间完成任务，谢尔盖说：“你得按时出击，不能迟过18日回来，完成后毁掉那武器，还有什么问题吗？好，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史塔辛斯基乘法国航空公司的客机飞往慕尼黑后，用齐格飞·德利格尔的名字在史塔曹斯酒店登记开房。10日的早晨他起床后，吃早餐时吞了一粒解毒丸，穿戴好后，把毒药枪放在大衣内袋，开始去执行杀人任务。
他买了份报纸，站到利比特的办事处对街一个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一面看报纸，一面等待利比特出现。等了7个钟头后，他肯定利比特那天不会再出现了，就回酒店去，因为他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中每一计划好的细节，不得自作主张，上级没有讲过要去找寻或跟踪这人，射击必须在计划的地点，把握不大时就不动声色地等下一次机会，如果10天都没有机会下手就返回柏林。
他等了两天，一直没有机会。第三天早上，10点钟，他看到一个身材短胖的人下了电车，向他这方向慢慢走来了。他立即认出了这个人即是利比特，他忙走进了对面的大厦，走上了二楼。他等到利比特推门进来，从靠右边的楼梯上楼，同时史塔辛斯基从楼梯走下来，他把手枪掏出来，用报纸包住，当他和利比特碰头时，他举起右手，扳动了枪机。几乎是同一秒钟内，利比特往后一仰，从楼梯上翻滚下来。他匆匆走到门边，打破玻璃瓶深吸了一口解药，走出门去，他一步向对面的街走去，一直沿着马路直进荷夫花园，把枪和药瓶扔进小桥下的溪水里去。在他回酒店的途中，看到利比特办事处前围满了人，有警车和急救车。他回到房间，付了房租，搭下一班火车到法兰克福去，到柏林的最后一班客机已经飞走了，他仍用德利格的名字订了一张明天早晨的返美航空公司的机票，当晚就在法兰克福大陆旅馆过夜，他给上级打了一个报告：“在我所知的城市我遇见了我认识的对象，并且向他问候致意，我肯定这问候是成功的。”
10月12日10点40分利比特被发现倒毙在卡尔斯柏拉兹街八号的楼梯旁，经过法医检查剖验，他死于心脏病。
在完成刺杀利比特任务后，史塔辛斯基又执行了很多其他任务。其中较重要的一件是到荷兰的鹿特丹去参加一个乌克兰民族组织创始人的葬礼。他特别留意一辆蓝色的奥普甲必丹型汽车，是慕尼黑牌照的，他所以特别注意它，是似乎以前曾经见过它停泊在慕尼黑的俄国教堂外边，果然不出所料，这车是一个重要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首领斯蒂芬·班达拉的，班达拉演讲完后，坐上汽车走了。史塔辛斯基把所有到会的人都偷拍下来。
1959年4月，史塔辛斯基奉命到莫斯科，向一个克格勃的高级军官格奥尔基汇报他收集的全部材料。
之后，他接到命令，像消灭利比特那样去消灭另外一个目标——班达拉。由于班达拉身上带有武器，身边又有一名保镖，因此克格勃又专门制造了一支双管毒气枪。这支枪可以同时打死两个人。
史塔辛斯基在慕尼黑花了几天时间观察班达拉，有一天他看见班达拉一个人驾车回家，车驶进车房后没有关门，这是一个机会，他迅速向车房冲去，把毒气喷到了班达拉的脸部，只听“扑通”一声，班达拉立刻倒地而死。不过，警方经化验，发现班达拉的脑中有少量的氢氰酸的残留物。
这些只是克格勃使用无声毒气枪杀人的故事。除了这种杀人手段外，克格勃还使用毒伞枪和毒弹。
1978年秋英国的一天，49岁的保加利亚作家兼编剧家马尔科夫，正在等候公共汽车。突然，一名操着非英国口音的男子，用一把雨伞的尖头刺了一下他的大腿。他当时并没有在意，回到办公室以后，他就觉得大腿疼痛难忍，随即被送进了医院。4天之后，他便不幸身亡了。经解剖，在他大腿内找到了一枚直径只有2毫米的超小型弹壳。这个弹壳的成分中90%是白金，10%是铱。弹壳中央有2个直径只有毫米的微细小孔，这是装毒药用的。虽然它只能装2至3毫克的毒药，但由于是剧毒，所以足以致人于死命。
另外，使用放射性毒药，也是克格勃进行谋杀活动时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
1957年9月，一位叛逃到西方的间谍霍赫洛夫正在法兰克福参加一次会议，他突然感到不舒服，接着就昏厥过去了。当他开始恢复知觉后，就剧烈呕吐个不停。5天后，他的脸部有吓人的褐色条纹、浅黑的斑点和青紫色的疙瘩，整个脸部完全变形，眼睑里分泌出一种带有粘性的分泌物，血液从毛孔里渗透出来，皮肤变得干燥、皱缩而发红。约摸过了3个星期，病情有所好转，痊愈后，他的头发全部掉光，而且满头留下斑痕，后来毒药学家发现他的病是因为食物中被掺进了铊。这种毒素通过饮食进入身体之后，就完全分解，并以剧烈的辐射渗透他的全身，这使霍赫洛夫差点丧命。
除此之外克格勃还使用另一种杀人武器毒针。所有这些只能说明克格勃的心狠手辣和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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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国绝密情报失窃记
在巴黎郊外奥利机场一个偏远的角落里，一幢低矮的方形混凝土建筑孤零零地坐落在铁丝网的后面，这就是美国的军事信使中心。对美国人来说，它是全欧洲所有的设施中最重要不过的，这里日夜有武装警卫严密地守卫着。每隔两三天，军事信使们就从华盛顿送来绝密文件，在这座建筑物中编目登记，然后锁在钢铁栅栏后面的坚不可摧的钢铁地下室内，直到别的武装人员将它们送到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最后目的地为止。这些机密包括西方的基本防务计划、美国最重要的力量和弱点以及传递最敏感信息的密码系统等。克格勃早就盯着这个信使中心，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取其中的绝密情报，但是却总是苦于无机可乘。不过，由于地下室所藏的机密的强大诱惑力，克格勃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哪怕是极其渺茫的百万分之一的希望。
1952年秋，美军中士罗伯特·李·约翰逊在柏林任文书。他认为自己受到了军队的不公正待遇，未得赏识，原因是另一个中士得到了他早已垂涎的提升；另外，他曾告发一个同事的放债骗人，可是上级军官并没有惩罚这个人，因此，约翰逊决定投靠苏联以报复军队。他幻想着自己成为一个著名的叛逃分子，每天晚上从莫斯科电台进行宣传，气得五角大楼干瞪眼，没办法。
约翰逊不知道如何亲自与苏联人联系，就逼迫与自己已经处了4年的女友黑迪去帮忙牵线。克格勃官员劝告约翰逊别到苏联或东德避难，而是继续留在军队里，以便更好地报复军队，具体途径是经常向苏联人提供情报。约翰逊答应了，并要求克格勃教导他怎样做间谍，同时派人在旁边帮助他。由于发现约翰逊是个完全不讲道德、没有任何信仰的人，除了酗酒、赌博和嫖娼外，没有什么别的兴趣，而且智力又比较低下，所以克格勃对他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收罗他只不过是信手拈来而已。
1953年4月，约翰逊信守诺言与黑迪结婚，然后向军队告假到巴伐利亚度蜜月。实际上，他和黑迪进入东柏林后，便乘火车到勃兰登堡城，作为克格勃的客人在那里度蜜月。苏联每天到他们的住处传授间谍活动的基础知识，黑迪被训练成一个交通员，发给她假证件和挖空鞋后跟以便藏胶卷的技巧。
约翰逊夫妇回到柏林不久，27岁的克格勃官员波拉就来为他作长期的“治疗”。波拉就是弗拉基米尔·瓦西列维奇·克里沃舍伊，精通英语并熟悉美国事务，常常被视为美国人，他像对待低智的孩子一样体贴地照顾约翰逊，让他参加秘密会议，得空就彬彬有礼地大献殷勤。对约翰逊的每一次服从都给予奖赏，但从不乱给；对他最轻微的违背指示都给予惩罚，但从不过于严厉。从波拉开始，苏联人对约翰逊都不提政治，也不在意识形态方面激励约翰逊，而是让他形成一种认识，觉得通过苏联人，他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和有价值的人。
在波拉的指导下，约翰逊转到柏林司令部二处（即情报处）做职员。他在那里开始不加选择地拍摄了一大堆非保密文件，并连夜偷运出来。这些对克格勃都是无用的东西。波拉对他说：“我们佩服你的精力，但我们只需要秘密文件。”约翰逊更加卖力，他的办公室在午饭时没有人，他就趁机拍下墙上一张表明苏军在东德部署情况的地图。当他下个月在东柏林见到波拉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可是波拉回答说：“真的，我们并不需要一张美国地图来告诉我们自己的军队在什么地方。”
后来，约翰逊又将自己的好友詹姆斯·艾伦·明特肯鲍中士拉下水。明特肯鲍35岁，身材魁梧强壮，谨小慎微，被同伴们称为“怪物”、“讨厌的家伙。”他俩都是被社会遗弃的、缺乏生活目的和意义的人。奇怪的是，明特肯鲍竟然从心底里十分乐意大力协助约翰逊，帮他猎取有价值的情报，以此反对自己的祖国。一天晚上，他们俩雇了一个妓女，在约翰逊的公寓拍摄一部黄色录像，以便卖给士兵们赚钱。可是妓女的粗哑叫声和酗酒的骚乱声，引起了邻居的反感，他们叫来了警察，警察又通知了军队。次日，反谍报人员讯问了约翰逊和明特肯鲍，并搜查了公寓，不过什么也没有发现，因为约翰逊把录像带装错了，底片全曝光了，于是在被告诫要尊重德国公民之后，两人都获释了。
然而约翰逊惊慌失措，他认定军队是在搜查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就急急忙忙地拉着明特肯鲍去见波拉，准备逃到苏联去。波拉看到约翰逊领着一个陌生人来，十分恼火，在一家咖啡馆里，他愤怒地问道：“这个人是谁？”经约翰逊解释了他与明特肯鲍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以及目前可能被捕的处境。波拉说：“这完全是蠢话，他们如果真的怀疑你，就会控告你，怎么会完全不理你？振作起来，忘掉这些要逃跑的蠢念头。”他又转而命令明特肯鲍：“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你在军队里干什么？你成家没有？你为什么卷到这件事情里来？”
听了一会儿，波拉放下心来，态度变得彬彬有礼，十分温和。他受过专门的训练，敏锐地觉察出明特肯鲍是个同性恋者，这是克格勃乐于发现的一种折磨人的事情。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并不是因为同性恋者容易被讹诈，而是由于克格勃认为，有此毛病的人常常伴随着性格上的错乱失调，使人心情动摇不定，容易受到巧妙的操纵。克格勃耐心地搜寻特殊的同性恋者。这种人在他所处的社会中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影响，有自己的地位，但在内心深处却将自己与整个社会隔绝开来。他们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心情十分压抑，也十分孤独，似乎所有的人都看不起自己，整个社会都与自己为敌。他们身上还蕴藏着一种潜在的冲动力，随时准备报复整个社会。对于这种人来说，叛国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进行报复的武器。明特肯鲍正是这种人中的一员。
波拉向明特肯鲍暗示已经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者，并指示他在美国社会中识别出那些同性恋者，同时许诺，在他从军队中解职后，克格勃可能安排他在柏林作古董商。大约6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波拉突然命令他终止同约翰逊的联系，并停止一切冒险活动。克格勃已安排明特肯鲍返回美国承担更复杂、更重要的任务。他们考虑得很长远。
1955年4月，约翰逊被调到法国罗什福尔附近的陆军军需库，临行前他没有参加同波拉已约好的最后一次会晤，更没有约好今后联系的办法。克格勃见他的职务并不重要，也乐得暂时不理他。次年7月，约翰逊被解职。当时他已36岁，除了军事一无所长，不能从事任何特别的文职工作，仅有的大约3000美元积蓄也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花得干干净净，无奈只好怂恿黑迪重操旧业，去当妓女。她赚了不少钱，因而约翰逊可以购买活动房屋，并搬进了活动房屋区。白天，他参加函授学习；晚上，就用黑迪的钱去喝酒、赌博。可是到年底时，黑迪大病一场，不能再干了，于是他们又陷入困境之中。
1957年元月的一个星期六早晨，明特肯鲍找到了约翰逊家，交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有25张发了霉的20美元钞票，并且说：“这是波拉送的礼物。他们要你回到军队里去。你将同我一块儿干，他们每月给你300美元。”真是喜从天降！约翰逊想也没想，也未同妻子商量，就满口答应了。他重新开始活动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收集美国刚刚开始大量部署的导弹的情报。苏联人并不企望他能获得技术性的工作，而是希望他在某些外围工作中，能够把文件和设备拍摄下来。
克格勃要求约翰逊参加空军，但空军不接受，他只得重新加入陆军，并保留原级别。陆军把约翰逊派到加利福尼亚州，在帕罗斯弗尔迪斯半岛一个新的导弹基地充当守卫。在1957年春到1958年春之间，约翰逊通过明特肯鲍送来了导弹的照片和图解，以及听来的关于导弹特点的议论。他还成功地用虹管吸取了火箭燃料的样品。克格勃给了他们900美元和1200美元两笔奖金。
陆军又把约翰逊调到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郊外的布里斯堡，他在那里继续把导弹的资料和其他的秘密情报通过明特肯鲍转送给华盛顿的苏联驻美大使馆。1959年底，他又被调到法国奥尔良的一个军事基地。明特肯鲍奉命前去与他联系，并告诉约翰逊如何在巴黎和克格勃接头。新年刚过，约翰逊就根据明特肯鲍的指示驱车前往巴黎。他和黑迪站在一家戏院前看广告。一个漂亮的很像法国人的年轻人、戴着黑色软帽，停在约翰逊夫妇身边，也在看广告。“对不起，你是英国人吧？”他有礼貌地问一句，略带俄国口音。
“不，我是美国人。”约翰逊回答。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换10法郎的零钱？”那个俄国人又问。
约翰逊拿出明特肯鲍给他一枚5马克的硬币。那个俄国人交还他一枚两马克硬币，微笑着同他握手，说：“我叫维克托，我们喝一杯去怎么样？”
维克托真名叫维塔利·谢尔盖耶维奇·奥尔茹尔莫夫，是当时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职员，29岁。他和约翰逊夫妇走进一家偏僻的小咖啡馆，闲聊了一阵后，他交给约翰逊一个装有500美元的香烟盒，说：“这是圣诞节礼物……我们可以信赖你，用你的主动精神去发现重要的情报。”此后，他们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晚上，在巴黎奥良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一次面。　　1968年夏天，维克托鼓动约翰逊到巴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工作。这一年秋天，黑迪病倒，住进巴黎附近的陆军医院。约翰逊以就近护理妻子为由，请求调到巴黎地区。但是，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拒绝接收他。之后，他偶然地和一个担任接待员的中士谈起来，中士告诉他：“如果你想调到巴黎，可以到奥利机场外的军人信使中心去试试看。”约翰逊问道：“那是个什么地方？”中士解释说：“传递绝密材料的像邮局一样的地方。他们守卫得很严，所以那里时常有警卫员位置的空缺。”
不久，约翰逊调往信使中心的要求通过例行手续被批准了，维克托高兴得拍着他的后背大叫起来：“妙极了！”对于苏联来说，这个中心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美国拥有许多极端重要的军事和外交机密的欧洲城堡。从华盛顿送给北约组织、驻欧美军司令部和地中海第六舰队的一切重要文件、密码系统和密码设备，都要先送到这个中心，经过分类后再发送到最后目的地。驻欧司令部发出的一切标有绝密和机密字样的材料，也都放在这个中心，然后转送到华盛顿去。这个中心的安全保卫工作是十分严密的。它唯一的大门通向前面的一间办公室，办事员在里面整理文件。办公室后面是一座巨大的钢铁地下室。要进入地下室，必须通过两道铁门，第一道铁门上有一根金属门闩，门闩两头都有密码锁。第二道门，即地下室本身的铁门，有一把复杂的用钥匙开的锁。因此，不知道两把暗码锁的密码和没有第三把锁的钥匙，谁也进不了地下室。从将军到士兵，谁也不得单独呆在地下室里。按照规定，只要地下室开着，至少要有一名军官一直在场；而且，武装警卫每天24小时守卫办公室，没有任何一天可以例外。显而易见，这个中心是无法渗入的。但是，约翰逊的新差事一下子将克格勃与地下室宝藏之间的距离缩短到只有几英尺。现在克格勃一切才能、想像力和技术手段都集中在一个要跨过那最后几英尺的计划上。
维克托增加了同约翰逊的见面次数，并详细地询问中心各方面的情况，最后要求他必须设法进入地下室工作。到1961年底，经过马马虎虎的例行公事式的调查，约翰逊获得最后一张绝密级的出入证，得以进入地下室工作。这些文件一般都在吕宋纸的大封袋中送来，上面常有红色或蓝色的火漆封印，有些还有简明的标记，指明保密的级别。克格勃知道，这些标志涉及最敏感的密码材料，关于北约组织的力量和战略的绝密资料，以及核打击计划。
克格勃担心信使中心可能装有隐蔽的警报系统，因而命令约翰逊伺机寻找警报系统的电线或小盒子。维克托说：“你必须一厘米一厘米地考察整个建筑。”他还出了个主意，要约翰逊在中心下次再上白色油漆（中心每隔一定时期都要重新漆一遍）时，主动请求做这项工作。约翰逊轻易地如愿以偿，他发现地下室没有警报系统。不过，最困难的和似乎不可克服的障碍还是那三把锁。维克托给约翰逊一块装在一个法国香烟盒中的模型胶泥，并指示他经常带在身边，看是否有机会把地下室的钥匙偷到手几分钟。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钥匙总是由一个军官保管的。
1962年的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与约翰逊一块工作一个年轻的少尉有点恶心，他命令约翰逊退出地下室，自己则冲到外面去呕吐。他“砰”地一声关上地下室的门并锁起来，但是在慌忙之中忘了取下钥匙。约翰逊趁此良机，迅速地在胶泥上按上了钥匙的印子。然而遗憾的是，印子太不清楚。约翰逊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但维克托没有责备他，只是说：“错误已经发生了，让我们希望还有另一次机会和更多的时间。”
一天，约翰逊指着地下室的一个金属小柜，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主管的军官：“这里边装着什么东西？”军官说：“现在没有东西。”说着，将没有上锁的柜子打开。“瞧，它是空的。“约翰逊看到柜子的确是空的，只是角落里有一把钥匙，这是地下室的备用钥匙。傍晚，约翰逊把它塞进口袋，保留了一夜，仔仔细细地印了三个印子。次日早晨，当军官全神贯注地处理一大堆新来的文件时，他悄悄地把钥匙放回原处。三周后，一把闪闪发光的钥匙就到了他的手中。
遵照克格勃的命令，约翰逊经常注意军官们开锁，设法记住暗码，不料遭到了一个军官的呵斥。维克托命令他再也不要这样干，绝对不能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1962年6月，军队根据例行的安全程序，改变其中一把锁的暗码。有一个上尉度假归来，打电话向另一个军官询问新暗码。那个军官拒绝在电话上说暗码，但在一阵争辩后，他同意说出一些数字，把它们以某种方式加在原码上，就得出新暗码，上尉记下那些数字，并在一张纸上进行了计算，这张纸却被他粗心地扔进了废纸篓里。约翰逊从废纸篓里找到这张纸，把它交给维克托。维克托指示他主动要求在周末值班，因为只有周末和夜间，地下室是由办事员中的一个守卫的。如果这期间有信使到来，他就去请军官们来开门。而且周末时，憋了一周的卫兵们都渴望去巴黎寻欢作乐，尽管军队当局规定自愿在星期六下午6时至星期日上午6时值班的人，可以补两天假，但是也没有几个愿意值班的，所以约翰逊不费力气就获准固定在星期六值班。他说这样做是为了有时间带妻子去看病。
此后，维克托又命令约翰逊用“米诺克斯”微型相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了许多另一把暗码锁的特写镜头，然后由科学家计算出那把锁的暗码。至此，克格勃通向信使中心的障碍全被攻克。11月30日，另一个克格勃特务费利克斯得意地将计算出的密码交给约翰逊，并安排计划让他12月15日第一次进入地下室。当天晚上，费利克斯带着约翰逊驾着自己的小汽车到奥利机场，然后驶向通往行政大楼的一条专用公路，把车辆停在天桥附近的一个拐角处。他对约翰逊说：“午夜过后15分钟，我将在这儿站在车旁，当你驾车接近的时候，我将向你招手，仿佛我正想寻求帮助一样。你停下来，把文件给我。我们估计，那时你离开你的岗位还不到5分钟。”
离开机场，他们又行驶了大约8公里，来到乡下一处荒凉的小墓地旁边。费利克斯说：“在凌晨3点15分，我将在此地把文件还给你。”墓碑之间冷风呼啸，气氛阴森可怖，约翰逊不安地问：“你为什么要挑选这个使人毛骨悚然的鬼地方？”费利克斯反问道：“你要到哪儿？是凯旋门吗？这里没有人来打扰我们。这是我们在附近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说罢，他走出汽车，从行李箱中拿出两个同样的法国航空公司的蓝色飞行提包，将其中一个交给约翰逊，说：“你把文件装在这个提包里。你在机场把它交给我，我把另外一个提包交换给你，你看看里边吧。”约翰逊见里面装有一瓶法国白兰地，四叠夹肉面包，一个苹果，还有包在餐巾中的四片白药片。费利克斯说，酒中有药物，可以使人很快酣睡，“在我们第一次和第二次见面之间，如果有人来到你的值班室，就让他喝一杯，然后你就可以安全地离开，来我们这里拿回文件。如果你也必须陪喝一杯的话，把这药片一次服两片，5分钟后再服两片。这药片会防止酒中的药对你发生作用。”
费利克斯又带着约翰逊驶到巴黎郊外D33号公路约22公里处，然后走进离公路近200米远的一片地里。在一棵树下，他挖出一块大石头，将它拧开后成为两块空心的石头。低声说道：“遇到紧急情况时，你会在这儿找到有你的照片的加拿大护照、身份证、钱、指示、一枚1921年的美国银币，然后到布鲁塞尔去。左手拿着一份伦敦《泰晤士报》，每天上午11点钟到福莱大街第100号街区去。我们的代表会走近你，拿着一枚1921年的美国银币，问是不是你丢失的，然后你也拿出你的银币，并听从他的命令。”费利克斯还强调说，如果约翰逊星期天离开信使中心后不及时发出安全信号，克格勃的逃跑计划就自动生效。发出安全信号的方法，是在回家路上的一个电话间旁丢下一包“好运”牌香烟，里面用铅笔写上一个“X”字母。
为了让约翰能熟悉并牢记所有这一切，他们几乎每天都反复地演习。最后一次演习是在12月14日，星期五晚上。费利克斯再一次带着约翰逊按程序转了一圈，最后祝他顺利。
星期六晚上在信使中心，约翰逊打开收音机，在11点正将表校准。与此同时，在巴黎的苏联大使馆，克格勃的一批技术人员也从莫斯科经由阿尔及利亚飞来，集中在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们能在一小时之内，打开文件袋的封口，把内容拍摄下来，再把袋口以一种不会被察觉的方法封上。
约翰逊只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打开了地下室的三把锁，装了满满一飞行提包的文件袋，然后锁上地下室大门，又锁上中心的外大门，飞也似地跑向自己的雪铁龙牌小汽车。驾着它去见费利克斯。到凌晨3点15分，约翰逊在墓地旁拿回了那些文件袋，把它们放回地下室。这一切都和演习时一样准确。当星期日早晨约翰逊回到家里时，大量的美国密码和军事机密已经启程运往莫斯科了，其中有些是极其敏感的，它们的密级比绝密还高。
12月22日，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约翰逊再次劫掠了地下室。这次他猎取的是两三天前才送来的新封袋，大约1/3是密码材料。26日，费利克斯满面春风地向约翰逊祝贺：“我受命代表苏联部长会议表彰你对和平所做的贡献……我们送去的某些材料非常有意义，连赫鲁晓夫同志都亲自看了。作为奖励，你已经被授予红军少校军衔。我还受权给你一笔2000美元的奖金。”的确，约翰逊窃取的这批文件曾在莫斯科上层轰动一时，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和某些政治局委员都看过。其中有些材料，暴露了美国储存在欧洲的核弹头数目和地点。有些极端机密的文件，概述了美国在西欧防务的基本战略计划的修改和补充，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地下室的文件。现在苏联已经能够有把握地看清要加以反击的力量和可以利用的弱点。又凭这两次渗透所得的情报，就足以保证苏联打一场决定性的胜仗，更何况这还只是个开端呢！
为了确保能够继续获取珍贵的情报，苏联政府决定采取进一步的防范措施。后来约翰逊每次进入地下室，都要经过苏共权力的核心——政治局的直接批准，而每次进入之前，克格勃的指挥部里都弥漫着紧张而又激动的空气。同时费利克斯通知约翰逊，今后只能隔四至六周才能进入地下室一次，而且每次都必须至少提前两周进行准备，此外，还必须特意从莫斯科请人来。
1963年的一个星期天，约翰逊又一次劫掠地下室回到家中。正午刚过，他出去买面包时，十分吃惊地发现费利克斯和维克托把汽车停在了他家附近。当他们认出他后，一言不发，掉头就走。约翰逊想：昨晚上我干得很顺利呀，这是怎么回事呢？随后他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忘记在电话间旁留下香烟盒以报平安了。在每次盗窃文件后照例举行的星期三总会上，费利克斯愤怒地说：“你想不到由于你的疏忽引起了多大的麻烦！为了准备你的逃跑，我们必须惊动从巴黎直到莫斯科所有的人。现在还得费两天时间写报告去解释。”
4月20日，约翰逊准备第七次进入地下室，主要是截取到前一天从华盛顿送来的两个特别的封袋。此前，他已经给克格勃提供了大约90个装满文件和密码系统的大封袋。午夜12点15分，约翰逊交给费利克斯满满一提包机密文件，但是早晨3点10分时他却没按规定在墓地附近取回它们，费利克斯焦急地等着，禁不住胡思乱想起来：也许是什么人来到中心，而约翰逊还没能将他灌“醉”？也许是他在路上出了什么岔子，或者已经被捕，并供出有个苏联人在墓地等着？也许此时此刻，一群武装的美国人正在往这里开？一个半小时以后，弗利克斯再也等不下去了，他知道天亮后就无法把文件送回去了，约翰逊将因此而被捕，这个重大的行动也将因此而毁掉，他采取了孤注一掷的办法，驾车直奔奥利机场，把车停在离信使中心不足10米的地方。他让发动机继续运转，迅速地把装有文件的飞行提包扔到了约翰逊汽车的前座上。费利克斯离开时怀有一线希望：也许此举能使约翰逊和克格勃避免一场大灾难。
然而，约翰逊并没有什么事，他只不过是睡着了，直到近5点半时才惊醒过来。他疯狂地跑向汽车，取回提包。他刚刚关上地下室的门，手还在外边大门的一把锁上时，就听到身后有人说了一句：“想核实一下夜里你的班上没有人偷偷进来，是吗？”约翰逊吓得差点跳起来，待转过身来，才心有余悸地说：“你把我吓死了！我没有想到你6点以前会来。”原来，来人是一个年轻的下士，准备换约翰逊去吃早饭。他说：“我睡不着，所以我想也许可以让你早一点下班。”
约翰逊不愿向克格勃承认，因为自己太愚蠢，竟然睡过了头，以致差点儿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和整个行动，所以他捏造了一个谎言，说是午夜3点时，有个军官来提取文件，并决定在离开前睡一会儿，结果一直呆到5点以后，而且拒绝喝酒，他根本无法脱身，克格勃完全不相信约翰逊的无稽之谈，但是又弄不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了避免冒险，同时保住既得胜利果实，决定暂时退出这场赌博。克格勃已经详细了解了北约组织的防御体系，还获得了关于美国在世界发生意外事件如何作出反映的情报。它发现北约成员国之间隐藏着不和，而苏联可以利用这种不和。它也知道西方能精确地指出苏联的弱点，所有这些机密的泄露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比如，美国的密码系统将失去作用。不过，如果美国发现机密已经泄露，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修改计划，重新布置兵力以便挽回损失，这样，克格勃所窃取的情报的价值会大为下降。所以，克格勃不愿轻易地去冒更大的风险。
到了秋天，克格勃见没什么事，准备恢复这项行动。9月，约翰逊得到提升，克格勃更加放心，可是它意想不到的是，随着提升，约翰逊被调到塞纳区圣罗兰司令部，再也无法进入信使中心地下室了。次年5月，约翰逊又被调到五角大楼即美国国防部任职，以便就近照料妻子。当时她已经在沃尔特·城德医院治疗精神病。临行前，费利克斯和维克托在巴黎一家饭店为他饯行。最后约定。12月1日，克格勃的一个代表将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等候与约翰逊见面。
约翰逊回到美国后不久，黑迪的病情大为好转，并且从医院出来回家居住。可是在9月份，她在癫狂和妒嫉又一次突然发作，来势凶猛。一天，在饭馆吃饭时，她平白无故地认为邻桌的一个妇女在勾引约翰逊，于是猛地跳起来，掀翻桌子，抓住那女人的头发，劈头盖脸地打她。还有一次在一家自动售货商店，她又无中生有地认为约翰逊和一个女顾客调情，就偷偷地溜到他身后，飞起一脚，将他踢翻在地，高声地骂着下流话。而且她还不分时间和场合地斥责约翰逊是“间谍”，吓得他魂不附体。他想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但医院坚决不接收，要求他再等几天。急不可耐而又无计可施的约翰逊轻率地决定，赶快逃走。
约翰逊失踪30天，陆军把他列为逃兵，并要求执法机关包括联邦调查局去追捕他。联邦调查局的两个特工访问了黑迪，从她的疯话中发现了惊人的秘密，而且通过陆军当局讯速地证实了一些情节。次日早晨，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按黑迪提供的线索来到阿林顿城明特肯鲍的住处，当时他在那里做房地产推销员，可是特工吃惊地发现，他已经跑了。3天后，明特肯鲍在北加利福尼亚被捕，他招供了一切。联邦调查局立即通知全国各地的调查站，尽快逮捕约翰逊。
1964年11月25日，贫困潦倒、走投无路的约翰逊走进雷诺市警察局，投案自首。次年7月，他和明特肯鲍各自被判处25年徒刑。7年后，约翰逊在监狱里被他的儿子罗伯特用刀捅死。但是他给美国和西欧所造成的危害并没有因此而终结。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其中有些是无法弥补的和无法计算的……如果是在战争期间，那么损失很可能是致命的。”
8瞒天过海偷导弹
1967年，克格勃总部科学技术局局长奥涅金将军得到情报，联邦德国策勒空军基地的第74战斗机中队将是最先换装F-4E型多用途战斗机的部队。F-4E最大平飞马赫数为，转场航程3100多公里，作战半径可超过1200公里。这种飞机从联邦德国基地起飞可以直接飞临苏联的西部地区作战。这不能不引起苏联的严重关切。奥涅金将军给克格勃在联邦德国的一个间谍小组下达指令：隐蔽待命，只等F-4E飞机一到，就从策勒空军基地偷出一架。
受命偷F-4E飞机的这个间谍小组共有3个成员。组长叫曼弗列德·兰明格，是个30多岁的德国建筑师。他早在1963年就加入了克格勃，并在莫斯科受过间谍训练。另一个成员是约瑟夫·林诺斯基，波兰人，是一个有经验的锁匠。第3个成员沃尔夫·诺普是联邦德国空军第74战斗机中队飞行员，他很了解联邦德国空军的武器装备。就在偷窃F-4E战斗机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诺普所在部队又进了一批新装备，其中有美国生产的“响尾蛇”空空导弹。“偷一枚导弹也不是难事，何不偷一枚'响尾蛇’呢？”诺普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兰明格。兰明格在听了他的详细行动计划之后，也相信这是一件“顺手牵羊”的好买卖，而且这并不会妨碍偷F-4E“鬼怪”式飞机。于是，诺普先对基地的导弹库进行了仔细侦察，然后将库房那些锁的详情告诉林诺斯基。在研究了基地的保安措施及其他有关情况后，他们选定10月7日动手。
在策勒空军基地，老鼠十分猖獗。基地司令下令10月7日晚上下毒饵灭老鼠，所有养狗的住户都得把狗关起来。这可是个意外的好机会。基地里那些狗就不会出来汪汪乱叫了，排除了偷导弹的最后一个严重障碍。
这天，林诺斯基拿着诺普为他准备的通行证进入基地。天黑以后，诺普先到基地环形栅栏边一个选定的地方，把铁丝网剪开一个口子，然后再把它恢复原状，如果不注意就根本看不出破绽。
午夜后，他们来到了导弹库。林诺斯基没费多大劲就打开了几道门锁。他们进入库房后，把一枚“响尾蛇”导弹从安置架上卸下来，装上双轮手推车，其实，对苏联有价值的是导弹的导引头，而不是笨重的弹体。只是由于他们不懂导弹的构造，又缺乏把导引头卸下来的必要技能，才不得不把长3米、重70多公斤的导弹整个儿地弄走。
诺普和林诺斯基把导弹推出库房，又把几道门按原样重新锁好，然后从预先剪开的豁口处把导弹抬出铁丝网。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兰明格正在诺普的马塞拉蒂牌跑车旁等着他们。导弹太长，车里装不下，他们只好把跑车的后窗打破，使弹头伸出车外。诺普找出一块破地毯，把导弹的弹头严严实实地裹起来。就这样，他们驱车跑了300多公里，横穿半个德国来到克雷菲尔德的一所公寓。在那里，他们设法把导弹分成两部分，分装在两个木箱里，贴上“商业样品”的标签。当诺普长途跋涉赶回策勒空军基地去的时候，兰明格开车来到杜塞尔多夫机场，把两个木箱寄往莫斯科。
当“响尾蛇”已成了苏联人的囊中之物时，蒙在鼓里的德国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导弹被人偷走了。由于这次行动，兰明格和他的同伙得到了3万美元的报酬。踌躇满志的兰明格间谍小组磨拳擦掌，等待时机下手偷走一架F-4E“鬼怪”飞机。
然而，一次漫不经心的意外事件导致了兰明格间谍小组的全军覆灭。这一天，策勒基地的一个外科医生受妻子的差遣去采野芹菜。他沿着基地周围的栅栏漫步，意外地发现了铁丝网上被剪断的地方。他立即报告了基地保安部门。经过迅速调查，保安部门发现基地的导弹被盗，线索直指诺普，从诺普又找到了林诺斯基和兰明格。他们以间谍罪被捕。克格勃对兰明格爱恨参半：恨的是他擅自行动，失掉了一架很可能到手的战机；爱的是他偷回了一枚先进的“响尾蛇”导弹。1971年8月，在一次大规模的间谍交换中，克格勃点名要回了兰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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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千面间谍”——阿贝尔
鲁多夫·伊凡诺维奇·阿贝尔是克格勃历史上最著名的间谍之一。他1902年7月2日出生于俄罗斯，他的祖父曾在沙皇政府当官，他的父亲曾带了他到过很多地方旅行，阿贝尔说他的父亲是“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联盟”的成员，他曾帮助父亲散发传单及传递布尔什维克文件。
阿贝尔年轻时就表现出语言的天赋，二十来岁就在莫斯科一间学校教英语、德语和波兰语。1922年他加入共青团，同时有搞无线电报的爱好，后来他应征服兵役，就在军中一个无线电报单位工作。当他复员时，已成为一个无线电报工程师了。1927年，他25岁，加入了红军情报局，开始搞对外谍报工作。
阿贝尔曾在波罗的海的里加，混进德国人中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潜入德国活动，作为一个谍报员深入敌后，屡立奇功。大战结束时，他已是内政部一个少校级军官了。在德国敌后，阿贝尔担任“元首”的汽车司机，因而能将德军最紧要的情报送回莫斯科。在苏德战争开始时，他就当了德军一等兵，受到希特勒的嘉奖。无疑，阿贝尔在德国是打入要害的一个勇敢间谍，故此战后他得以提升，后来成为克格勃的上校军官。
阿贝尔获得“千面人”这个外号，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不需要化装改容，却能以各种不同身份活动，连盖世太保也无法摸清他的底细，让他打进核心去，这确是只有千面人才能办到的。在战后，他又潜入美国，活动达9年之久，又换了几个身份，如果不是另一个间谍出卖他，那他是不会被捕的，也许至今还会在美国用各种假姓名、假身份进行活动。
阿贝尔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稍带一点儿爱尔兰乡音，他的法语、意大利语也同样讲得很好，所以是个天生的国外谍报工作人员，难得有人像他能精通六七国语言，而且讲得像本国人一模一样，看不出一点瑕疵。
德国投降后，他在德国生活了两年，做好前往美国的准备。他用安德莱·卡育狄斯的护照在1947年进入加拿大，然后由加拿大进入美国。当时美国正是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时期，要派遣间谍进入美国是极为困难的。俄国人利用了当时美国正实施开放美加边境，让那些愿意到加拿大做工的工人可以得到往返，阿贝尔就被克格勃选定作为美洲间谍活动的负责人，准备从加拿大潜入美国。他在德国设法混进一个帮助战后无家可归的人的集中营，冒称是德国人，想移居加拿大。1950年他到纽约定居，在这之前，他曾在美国各地旅行了一番，先熟悉了环境，所以在纽约定居时，他已抛弃了卡育狄斯的名字，顶替了纽约一个出生两个月就死掉的婴儿的名字，改名艾美尔·高尔福斯，为自己从事间谍活动做好了掩护性的准备。
他在纽约当了一个摄影师，同时画画，同布洛克林区的艺术家混在一起，因为他在摄影和绘画方面都表现出才能，使他能用这种职业作外衣掩护间谍工作。阿贝尔作为一个艺术家，在圈子里颇有名气，因为他除了摄影和绘画外，又是一个音乐与文学爱好者，但谁也不知道他是一个电报专家，更想不到他是个苏联特工。
他只结交很少的几个朋友，都是艺术家，在朋友和邻居看来，他是个斯文有礼、品性驯良、好学勤恳的人，他对各种知识都以极快的速度加以精通。而且，他能煮一手好菜，唯一的嗜好就是喜欢参观博物馆和听音乐会。
就这样，他悄悄地进行了近10年的间谍工作，管理着北美、墨西哥，以至中美洲多个间谍网。平日他衣着不修边幅，像个艺术家，其他艺术家也把他当作同道中人，若是他有时不在家，也只当他放荡去了。艺术家是不干涉他人生活的，这使阿贝尔有更大的活动自由。
阿贝尔将收集到的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用一部短波发报机以密码发回莫斯科，他和他手下的特工利用中空的螺丝、银币收藏密件缩影的微型菲林，把空螺丝留在某支灯柱脚的一块石头下，或有图钉将暗号钉在路标上传递消息。他同手下的特工从不直接见面，而用各种方法向他们发号施令，其他特工根本不知道这个顶头上司长得是怎么个模样。当1950年苏联间谍网雅可福列夫组织被破获时，阿贝尔十分小心地将其中一对夫妻间谍摩里士和罗娜·柯恩，转送出美国，改名彼得·克罗格和海伦·克罗格，潜到英国去，后来这对间谍在朗斯达尔案中重新出现。
1953年克格勃决定派一个中校级的特工，雷诺·海哈南到美国作阿贝尔的助手，此人32岁。阿贝尔十分小心，对这个助手并不事事信任，连真实姓名也不告诉他，只用化名“马克”。海哈南嗜酒，这是间谍的一个大忌，另外还手脚不干净，偷了克格勃的一批活动基金。阿贝尔对海哈南这样胡作非为十分不满，为了安全的缘故，1955年他假借到欧洲旅行之名，返回莫斯科向克格勃总部报告，对总部表示了他对海哈南的怀疑，但是克格勃并不肯信他的话。
阿贝尔1956年回到美国，吃惊地发现海哈南在他离去后，非但不根据他的指示努力工作，而且连情报也不去收集，甚至作掩护而开的店铺也关了起来，整日玩女人、喝酒，于是阿贝尔建议海哈南回国度假。
海哈南怀疑阿贝尔在莫斯科打了他的小报告，认为回国之后就难见天日，于是萌发了叛心，他根本不知道克格勃相信他比信任阿贝尔还多呢。他不肯回国，直到1957年5月，他才同意回莫斯科去汇报工作。到达巴黎后，本应在巴黎转乘飞机去往莫斯科，但他却到巴黎警察局自首，要求美国政治庇护。
阿贝尔在海哈南回莫斯科后的第二天突然失踪，这是他采取的预防措施，因为作为间谍行家的阿贝尔已经觉察到了危险的临近。其实，这种危险也确实存在，那是4年前一件小小的意外种下的祸根。
阿贝尔发给手下特工的一个传递密信的中空银币，无意之中，被当作真银币用掉了。这个银币在1953年落在一个收报费的报单站美·波塞手中，他拿了钱下楼时，不小心把银币跌落到楼梯缝里，等弯腰拣起时，发现其中一个银币裂成两半，其中有一小片微型菲林，里面有一些数字。他把银币和菲林送到警察局，后又被送到联邦调查局交给密码专家研究，但始终解不开这些密码。直到海哈南自首，才解开了这个银币之谜。这个有杰弗逊头像的银币，是1948年铸造的，在R字的地方有一个小针孔，用针一戳它，银币就能自动分开，这曾是海哈南同阿贝尔通讯用的。在知道了这些情况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特工将海哈南带往美国，同时开始搜寻阿贝尔。
阿贝尔失踪后，在佛罗里达呆了3周之后，返回纽约，仍小心翼翼，没有回到原来的住处，而是用假身份证明马丁·柯林斯的名字在曼哈顿的蓝灯旅馆开了房间。
美国特务花了两个星期时间，终于在海哈南的协助下，跟踪到化名柯林斯的阿贝尔。第二天一早，美国联邦调查局将阿贝尔逮捕了。当天就用飞机将他送到德克萨斯州扣禁中心关了起来，以用假护照非法入境起诉他。可是，阿贝尔十分镇定，一点儿也不慌乱，联邦调查局对他招待得非常周到，供给他好吃好用，争取他为美国服务，甚至提出每年给他1万美元作为薪水，阿贝尔听后只是微笑不答。后来，联邦调查局得知，克格勃给他的薪水比这要高出十几倍。
1957年10月23日，阿贝尔被宣布为有罪，判处监禁30年，他根本不为自己辩护，也不牵连任何人，一切都由自己承担了下来。
阿贝尔的被捕，在克格勃内部引起了很大震动，甚至连克里姆林宫的高层领导都开会讨论对策。克格勃的负责人也因此受到政治局的严厉批评，苏联想尽办法要救出这个出色的谍报人员。后来，出现了U-2飞机事件，苏联就利用U-2飞机驾驶员鲍尔斯换回了阿贝尔。
阿贝尔回到莫斯科后，他因长期为克格勃忠诚服务而获列宁勋章。此后，他在克格勃负责美洲谍报的指挥工作，直到1971年去世，为克格勃服务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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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自白”行动——窃听美国大使馆
从1945年到1951年，苏联特工开始了窃听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项代号为“自白”的间谍行动。这项成功的窃听行动既是苏联特工引以为荣的惊世之举，也是世界间谍史上屈指可数的经典之作。
1933年11月16日，苏联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这一天起，苏联特工便从未停止过对美国驻苏使馆的监听与监视。1938年，为了更详细、具体地了解美国使馆的内情，他们开始向美国使馆放飞“燕子”。那些“燕子”们装扮成国家芭蕾舞剧院演员，凭着沉鱼落雁的美貌轻而易举地“飞”进了美国外交官的卧房。与此同时，那些负责守卫使馆大楼的苏联女兵也不断向热情潇洒的美国男士抛送秋波。“燕子”们探明，美国使馆大楼顶层是其“要害”所在，会议室、武官处、密报室及大使办公室都设在这层楼上。
1943年，德黑兰会议结束后，斯大林责令当时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要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一切手段对美国大使阿维列拉·卡里曼的办公室进行窃听。贝利亚与其手下高参开始绞尽脑汁，设计窃听使馆心脏部位的行动方案。
1943年12月17日，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说，针对美国使馆专门设计的窃听设备已顺利通过检验，其性能“无与伦比”，功效“令人称奇”。
这种特制“窃听器”被命名为“金唇”。将其安放到美国大使办公室的行动被命名为“金唇行动”。
“金唇”窃听器在当时的确代表了世界顶级水平，它不需要电池，也不需要外来电流，从而使当时的反窃听设备不可能捕捉到任何信号。“金唇”可以接收到300米以内大耗电量振荡器所发出的微波脉冲，其工作寿命可以无限延长。从外表上看，这种窃听器就像一个带尾巴的蝌蚪。
苏联特工机关将微波振荡器及蓄电池安装在美国使馆对面居民楼的顶层，并将那里的居民全部换成自己的特工。家家户户的阳台上经常挂着“家庭主妇们”的劳动成果，每逢星期天，女特工们都要在阳台上抖落和晾晒地毯及被褥，她们非常自然地将灰尘一样的“蝌蚪”撒到美使馆大院内。
但是将“金唇”安放到大使办公室却并非易事。为此，克格勃特工人员费尽了心机。他们曾精心在美国使馆内设计了一起火灾，但是那些扮成消防队员的特工人员却始终没机会进入卡里曼大使的办公室。几经周折后，克格勃的高参们最终想出将窃听器放在礼品中送给美国大使这一妙计。于是，二十几种木制及皮制的贵重工艺品送进了克格勃高官的会议室，经过精心筛选，黑色檀木制成的斯基泰盾牌、两米长的猛玛象牙、瑞典国王送给尼古拉二世的象牙电话机及用象腿骨制成的一米高纸篓被确定为“金唇”载体。贝利亚特地请来窃听器研究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贝尔格和伊奥费对选定的礼品进行最后检验。两位专家检测后一致认为，这些礼品无法胜任运载“金唇”的使命，最佳选择是根据“金唇”的特殊性能制作相应礼品。贝利亚接受了两位专家的意见，并指示礼品制作与窃听器安装工作要同步进行。
1945年2月，世界三大政治巨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会面。特工们认为这是实施“金唇”行动的绝好时机，关键问题是如何将美国大使卡里曼从莫斯科引到克里米亚。苏联特工制定出一整套诱引方案。2月9日，苏联宣布在黑海之滨举行“阿尔台克全苏少先队健身营”开营典礼，并以苏联少先队员的名义向罗斯福总统及丘吉尔首相发出敬请光临的邀请。少先队员们在请柬中用尽动听的词句，诚挚感谢两位政治家在战争期间对苏联人民的帮助。他们预想，宣扬“平等与博爱”的美国人绝对不会拒绝孩子们的邀请，但是百忙之中的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又不可能应邀而来，委派其他官员前来参加孩子们的活动也并不合适，最合适完成这一使命的非两国驻苏大使莫属。果然不出苏联特工所料，美国大使卡里曼与他的英国同行如期从莫斯科赶到黑海之滨出席开营典礼。
乐队奏响了美国国歌，苏联少先队员用英语合唱美国国歌，开营典礼进入了高潮。卡里曼大使完全沉浸在孩子们纯真稚嫩的歌声中，应有的戒备与警惕早已被欢歌笑语所淹没，恰恰在这一时刻，四名苏联少先队员抬着一枚精美绝伦的巨大木制美国国徽走到卡里曼大使面前。斯大林私人翻译瓦列里·勃列日科夫马上向贵宾们翻译这枚国徽的做工及用料是如何讲究：这枚美国国徽是由名贵的紫檀木、黄杨木、红杉木、柔美棕、波斯帕罗梯木、红木及黑木拼装而成。苏联工匠高超精湛的制作工艺使这位见多识广的美国外交官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叹：“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把它放哪儿最合适呢？”勃列日科夫不失时机地低声对卡里曼说：“就把它挂在您的办公室，英国人肯定会嫉妒得发疯。”
自1945年2月，从这枚内藏苏联克格勃“金唇”窃听器的美国国徽被悬挂在卡里曼办公室的那一刻起，克格勃窃听美国大使的代号为“自白”的行动便开始启动。这一行动共持续了八年。八年间，“金唇”送走了四任美国大使。最令人惊奇的是，每一位新大使到任后从墨水瓶到地板块全部更换一新，就是从未动过这枚美国国徽。它无与伦比的艺术美感赢得了四位美国大使的钟爱，甚至大使办公室的窗帘及家具色调也相应做了些改变，以与这枚国徽相匹配。
美国中情局在发现“金唇”窃听器后，始终没有勇气公开他们的“耻辱”。直到1960年5月，苏联击落由鲍尔斯驾驶的美国U-2高空侦察机后，华盛顿才公开“金唇”的秘密。当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卡勃特曾将那枚国徽及“金唇”窃听器拿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会议上做了一番展览。
事实上，美国特工和英国特工曾多次试图制作同样的窃听器，但却都是枉费心机，“金唇”的秘密技术无法破译。时至今日，苏联人的“金唇”仍旧陈列在美国中情局的博物馆内。
11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过招
1967年，尤里·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他对政治情报抱有相当大的期望，希望它们能为苏联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国政策的制定提供充足的依据。上任后不久，他在致克格勃党员积极分子的报告中宣称，克格勃一定要有影响国际危机结局的能力，绝不能再次出现“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那种现象。
安德罗波夫命令，克格勃在三四个月内，就“主要对手”及其盟国现在和将来的政策准备一份报告呈交中央委员会。安德罗波夫认为目前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开展不力的主要原因是克格勃在美国缺少足够的优秀间谍。他强调，只有招募到真正优秀的间谍，克格勃才能得到真正的高级情报。
虽然安德罗波夫强化了他个人及克格勃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但是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却未能实现。克格勃驻美情报站的PR线（政治情报处）并没有能够实现他的期望。
1968年，克格勃驻纽约情报站闹出了一场涉及站长、前国外情报局一处（北美洲事务处）处长尼古拉·潘捷列莫诺维奇·库列别亚金的丑闻。
当时，克格勃中心收到了一份来自纽约情报站内部人员对库列别亚金的控告材料。经调查证明，他进克格勃时提供的学历档案是伪造的。事实上他并没有完成在校教育，而且还逃避了兵役。这些都与他的档案材料不符。中心担心如果在华盛顿就揭穿他的罪行，库列别亚金可能会叛逃，于是就通知他说他已经被提升为国外情报局副局长，并要求他回苏联上任。但是他一到莫斯科就被克格勃开除了，而且还被开除了党籍。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克格勃驻华盛顿情报站政治情报处的表现比纽约站强得多。这主要应该归功于两个主动上门者。1965年9月，罗伯特·利普卡——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的一个20岁的军人——来到位于第16大街、与白宫仅几个街区之隔的苏联大使馆，声称他负责高度机密文件的粉碎工作。这让苏联方面兴奋不已。代号为“丹”的利普卡可能是自特德·霍尔——1944年在洛斯·阿拉莫斯参与曼哈顿计划时为苏联驻纽约情报站工作的19岁的克格勃间谍——之后，苏联在美国发展的最年轻的能接触到机密文件的间谍。利普卡的档案中提到，他很快就掌握了政治情报处传授的情报工作方法。在以后的两年里，通过死信箱以及与一位专案官员保持“一擦而过式”的快速接触和会面，他与情报站进行了约五十次联系。
奥列格·丹尼洛维奇·卡卢金，年轻的克格勃政治情报处的负责人，在自己狭窄的办公室里花了“不知多少时间”仔细审阅利普卡提供的大量资料，从中挑选出最重要的内容，并用电报发回莫斯科。然而利普卡完全是出于经济目的才向苏联人提供情报的。利普卡在找到苏联大使馆后的两年内总共得到了27000美元，但他仍然不满足，并多次威胁要终止与克格勃的联系，除非给他更多的报酬。
1967年，利普卡服役期满后离开了国家安全局到宾夕法尼亚的米勒斯维利大学上学，可能考虑到已经不能接触到情报，他再保持与苏联情报站的联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8月份他终止了与苏联情报站的联系。利普卡为了阻止克格勃再次与自己联系，在写给情报站的最后一封信里称自己是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的双重间谍。但鉴于他提供的秘密文件的重要性，克格勃认为他肯定是在撒谎。至少在以后11年里，情报站和一些特工断断续续地试图恢复与他的联系，但是都没有成功。
利普卡停止间谍活动几个月后，华盛顿情报站又发展了另一个能够接触到真正情报的主动上门者。这是华盛顿情报站在冷战时期发展的最重要的主动上门者——约翰·安东尼·沃尔克，他是驻弗吉尼亚诺福克的大西洋总部潜艇部队司令部里负责通信工作的一名一级准尉。
1967年下半年的某一天，他来到苏联大使馆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一名海军军官。我想挣些钱，作为回报，我会给你们一些真东西。”虽然他的军衔不高，但是沃尔克可以接触到非常高级的情报，其中包括美国海军的密码设置。华盛顿情报站站长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索洛马京带着惊喜的心情检验了沃尔克提供的材料样品。浏览这些文件时索洛马京瞪大了眼睛道：“这正是我想要的。”后来他们一致认为沃尔克是个“一辈子只能遇上一次”的间谍。这些情报使苏联密码破译人员能够破译美国海军使用的密码，从而使苏联能够监视美国海军的行动，这使苏联在情报方面占据了很大优势。
沃尔克在1972年美军军官鉴定中还被其指挥官称为“绝对忠诚”和“具备荣誉感和责任感”的人。沃尔克发现，在大西洋总部潜艇部队司令部通信中心，用普通的照相机偷拍绝密文件和密码资料竟然如此轻而易举，以至于后来他说：“就连超级市场的安全措施都比海军的强。”他发展了几个下线并组成了自己的谍报网。被他发展的人包括：他的战友杰里·惠特沃思、他自己的儿子和哥哥。对于苏联人来说，利普卡和沃尔克这两个案子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揭露出“美国一些绝密单位里的安全措施仍然非常松懈，其麻痹大意的程度甚至令人难以置信。”
绝大多数的主动上门者并不像沃尔克和利普卡这样直率。20世纪70年代，克格勃设立在苏联驻外使领馆内的公开情报站，特别是墨西哥情报站，不得不花费精力去对付越来越多的“摇摆”分子——实际上是受美国情报机关指挥、表面上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双重间谍。
在这其中，最成功的“摇摆”分子是得克萨斯州布利斯堡陆军基地的军士长，代号“马雷克”。1966年他来到苏联大使馆，向他们提供了一些关于美军使用的电子设备方面的情报。1968年他被发展为苏联间谍，在以后8年里，他在墨西哥、西德、瑞士、日本和奥地利总共接触过26位专案官员。直到1976年5月，克格勃才从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菲利浦·阿吉（代号庞特）那里得知马雷克是个美国“摇摆”分子，他参与了一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联合发起的秘密行动，而且阿吉本人也知道这次行动的内幕。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五角大楼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挑选一些机密文件提供给美国“摇摆”分子，以增加他们作为苏联间谍的可信度。大多数“摇摆”分子都是国防情报局挑选的，他们的工作是义务性的。虽然“摇摆”分子可以用来在发生冲突或危机时散布假情报，但他们也使得克格勃不得不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鉴别“摇摆”分子和真正自愿为苏联工作的间谍。
在整个冷战时期，华盛顿情报站都未能在美国联邦政府内招募到可以给它提供高级政治情报的间谍。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情报站却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非间谍的情报来源。华盛顿情报站的鲍里斯·谢多夫（一个以《消息报》记者身份做掩护的政治情报处官员）与当时还在哈佛大学当教授的亨利·基辛格搭上了关系。
1968年身为尼克松竞选总统顾问的基辛格利用谢多夫向莫斯科解释说：尼克松树立的思想陈旧的冷战卫士的公众形象并不是真实的，尼克松本人愿意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尼克松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后，谢多夫转达了勃列日涅夫个人对他的祝贺以及愿意和尼克松一起改善美苏关系的愿望。在总统选举期间，长期担任苏联驻美大使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容忍了谢多夫与基辛格的秘密接触。然而尼克松入主白宫、基辛格成为国家安全顾问后，他坚持自己来负责与基辛格的联络。
1973年基辛格成为美国国务卿后，多勃雷宁成为华盛顿唯—一个可以通过秘密地下停车场进入国务院的外国大使。而苏联驻华盛顿的其他情报人员则抱怨基辛格禁止下属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会见苏联使馆的工作人员，这使他们无法发展自己在美国国务院里的关系并了解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谈判时的“真实想法”。在华盛顿任职的23年里（从1963年到1986年）多勃雷宁曾与一系列美国决策者进行过接触，其中包括肯尼迪时期的迪安·腊斯克，里根时期的乔治·舒尔茨。在这方面任何一位华盛顿情报站站长都无法与他相比。
克格勃下属的政治情报处在纽约的情报站也未能在美国政府内发展到“有价值”的间谍。然而联合国却是一个更容易接近的目标。联合国秘书处里有300多名苏联籍工作人员，其中许多是克格勃和总情报部的军官、间谍或新发展的人员。
1973年，纽约情报站发现联邦调查局掌握了情报站一些官员活动的详细情况和三个“卓有成效”的间谍（代号分别为：格列克、布列斯特、布里斯）之后，它的工作陷人了一片混乱。1974年底的一份报告认为，政治情报处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几年来，情报站未能建立一个符合情报工作需要的关系网。
虽然纽约情报站在电子窃听、“积极措施”和科技情报搜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政治情报处的谍报网主要由联合国和移民团体中的间谍构成，当中只有少数人拥有美国国籍。绝大多数苏联间谍都集中在苏联的侨民当中，其中大部分住在里弗代尔的住宅区。克格勃的数据统计显示，1975年苏联侨民中有1366名苏联雇员和服务人员。在533名雇员中，76人是官方认定的间谍，还有16人被称作“可以信赖的关系”。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负责向克格勃下属的侨民处汇报其同事的情况。
华盛顿情报站提供的大部分政治情报报告都是根据公开材料编写的。苏联外交官手里那点少得可怜的外汇经费无法让他们在华盛顿的饭店里宴请他们的关系户，这也令一些外交官们相当恼火。尽管多勃雷宁坚持由他来负责与基辛格联系，但是他对情报站工作的看法还是相当宽容的，而且看起来他对从关系户和间谍那里得到的材料都非常感兴趣。
他抱怨说：“在苏联的许多使馆里除了纪律之外，大使与克格勃官员之间就没有正常的私人关系可言。”他们经常为了“显示一下谁是大使馆真正的老板”或者向莫斯科展示自己一方更优越的情报来源而反目成仇。
1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联邦调查局(FBI)
对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喜欢看好莱坞大片的人肯定是津津乐道。在电影里，FBI特工无处不在，他们或是精明强干的俊男美女，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江洋大盗，也可能是路边的小贩、出租车司机、办公室职员……他们个个神通广大、技艺超群，与形形色色的跨国犯罪组织进行着看不见的战斗，完成着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也许是大多数人对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印象，真实的联邦调查局又是怎样的呢？
美国联邦调查局是1908年由一个名叫波拿巴的人创建的。波拿巴的全名是查理斯·约瑟夫·波拿巴，法国皇帝拿破仑的后代，当时任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司法部长。
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任期中，查尔斯·约瑟夫·波拿巴于1908年7月26日成立了由专门特工组成的联邦调查局。一开始叫做调查局(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简称BOI)，到1935年改为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简称FBI）。它是美国最早建立的现代大型情报警务机构，是司法部下属的主要特工调查部门，也是联邦政府最大的反间谍机构，是美国情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联邦调查局局长由美国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批准，任期10年。
联邦调查局总部大楼，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这是一座8层高的办公楼，本应取名联邦调查局大楼，可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兴建期间，时任联邦调查局长胡佛死在任上，因此建成后以他的名字命名大楼表示纪念。
进入总部大门，穿过一个小院子，对面一道墙上镌刻着一句口号：“打击犯罪的最有效武器是所有执法部门的通力合作并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与理解”。眼前走过的，都是那些匆匆出入其间、神色严肃的黑衣人。
在会议室外面走廊客厅的墙上，悬挂着现任局长米勒于2003年6月13日的一段语录：“评判FBI不能光看如何有效打击和阻止恐怖主义，还要看我们如何保护所有美国人的民权和宪法权利，包括那些希望美国生病的人的权利……”旁边有一句横批：“忠诚、勇敢和尊严”。
今天，联邦调查局总部设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犯罪侦破技术实验室。在它的指纹鉴定和档案室里，约存有亿份指纹档案，每天要受理25000余件指纹查询业务。它的电子记忆系统储存着大约650万份资料，全国的警察机构均有电子终端同它保持联系，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得到这里提供的技术性资料。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窃听手法很多，除了电话窃听，还在侦察对象的家里和办公室等地方安装电子监视设备，如播音器、录音机之类。这些窃听装置只有一块小方糖的大小，可以藏在帽子里或放在圆珠笔里，联邦调查局窃听的对象极广，甚至包括美国总统在内……
联邦调查局的任务是调查违反联邦犯罪法的案件；保护美国，调查来自于外国的情报和恐怖活动；在领导阶层和法律执行方面对联邦、州、当地和国际机构提供帮助；同时在响应公众需要和忠实于美国宪法前提下履行职责。
联邦调查局每次调查的情报资料都会递交特定的美国律师或者美国司法部官员，由他们决定是否批准起诉或其他行动。其中五大影响社会的方面享有最高优先权：反暴行、毒品（组织）犯罪、外国反间谍活动、暴力犯罪和白领阶层犯罪。
长期以来，联邦调查局的主要使命是同暴力犯罪活动和抢劫银行打交道，同时调查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多数属反应性的调查和破案工作。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是调查贪污腐败的唯一执法机构，每年要调查大约1000名受到腐败指控的警官和各级官员。
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坐落在弗吉尼亚州的匡蒂科，那是一个林木繁盛的地区，离华盛顿大约１小时车程。如果没有靶场和此起彼伏的枪声，这里俨然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学校园。学院周围不仅安装有高度先进的监控设备，还遍布着时刻戒备的武装守卫。学院对公众关闭，但却对好莱坞敞开大门，因为后者时常拍些电影来吹捧联邦调查局，使其声名远扬。举例来说，电影《沉默的羔羊》的多个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片中那位年轻勇敢的女探员还成了众多女孩的偶像，引得她们争相报考联邦调查局。
联邦调查局还利用美国大学作为自己的秘密训练基地。
其实，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虽然二次大战以后，也有大学生自动加入CIA或FBI，但那时往往是公开的，而且主要动机是对外国文化感兴趣，是出自对所学语种文化的崇拜；真正学阿拉伯语、乌尔都语、巴斯克语的大学生则大多对干特工这一行没有兴趣。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许多大学就被悄悄改变成适应间谍机构新的更贪婪的需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建立了“国家安全教育工程项目(NSEP)”，它与传统的资助学生学习外国文化的项目争夺学生，直接为培养国际特工服务。传统项目仅资助每个学生数千美元，但是NSEP的资助额可达到每人每年2万多美元，让学生学习“国家急迫需要”的间谍技巧，因此每个接受资助的人必须事先与美国特工机构签约。
有些间谍机构是在一般师生不知道的情况下，通过特殊考试标准与方法，让他们的特工“入学”的；事实上这些人中有不少根本没有达到分数线。况且，当这些不够格的“人类学家”或“访问学者”到国外参加活动时，还会坍美国学术界的台。
令美国不少学术界人士不安的，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这些秘密特工学生们，甚至还会秘密监视他们的老师、同学甚至校长。在美国《信息自由法令》公布的10余年间，各特工机构档案里就可看到这样的内容：“FBI学生特工揭发，人类学家诺曼·汉弗莱曾经在课堂里用恶毒言词辱骂美国总统。”“前美国小姐今学生特工玛丽琳·德伯尔报告说，社会学家霍华德·希格曼在讲课时嘲笑J.埃德加·胡佛。”因此，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生物学家雷·皮埃罗蒂指出：“当人们知道自己的校园甚至教室里，有着不知名的特工学生时，自由发言与学术讨论肯定会受到妨碍。而且这些特工监视师生的秘密活动，会使人联想起60年代特工监视反越战活动分子。”
学生毕业后，这些联邦调查局特工主要负责处理危及整个联邦的不法行为，即可能对美国所有的州造成影响的犯罪，如间谍、恐怖主义、全国性的有组织犯罪等，单个州内的犯罪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联邦调查局的报考者必须拥有大学文凭、年龄在２３—３７岁之间。其新成员的平均年龄在３０岁左右，因为这个“局子”（内部人员戏称）要求其新成员具有初步的工作经验。联邦调查局发言人厄尼·波特解释说：“以前我们主要是招聘一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律师、会计和警察，如今则希望招一些会说波斯语或阿拉伯语的人，以及一些计算机专家。为了应对新的恐怖威胁，'局子’近十年来发生的变化超过了其历史上的任何变化。”
联邦调查局现有探员１２１５６人，其中女性为２０００人，另外还有１６０００名职员，其中包括学者、法医和信息工程师。不过，同以往一样，军队服役的经历对于联邦调查局的报考者来说依然是一个加分点。负责训练新成员的罗兰·柯文顿解释说，近１／３的新人都来自军队，其中有些人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过役，主要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来到匡蒂科的新成员一般是５０人一组，他们将在这里受训１７周，其间不仅要进行不少于１２０小时的跟踪和射击训练，还要学习运用科技手段收集情报。接下来，就是在联邦调查局遍布全国的５６个分局之一接受两年的实地培训。２００３年大约有１２００名探员接受了培训，创下了历史纪录。
长期以来，联邦调查局一直被视为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的领地，但是现在这一现象已经有所改善。组织扩大了招收新成员的范围，有更多的少数族裔的代表。
“9·11”事件后，经过强大的宣传，希望加入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增多。玛尔尼，３２岁，已婚，但无子女，有理科学士学位，在进入联邦调查局之前供职于一个基金会，收入颇丰。她说：“在这里，我的薪水只有从前的一半。”一个联邦调查局初级探员的年薪只有５．５万美元，虽说足够生活开支，但和其他高收入职业（如一个初级信息工程师的年薪为８万美元）却无法相比。今年３２岁的布赖恩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从前供职于一家电力公司，还曾在里昂的一所摩门教教堂当过两年牧师，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他说：“不管是当探员还是牧师，我所尊重的价值观和'局子’的价值观（联邦调查局的格言是：忠诚、勇敢、正直）都是一样的。这里的工作颇具冒险色彩，每一天都不一样。”
每年还有大约一百名外国警察到这里来参加由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组织的进修，这种培训每年举行４次，每次为期１０周，培训对象是２２５名美国高级警察和２５名外国警察，内容是最先进的警用技术。已经有来自１５０个国家的２５００名外国警察接受过此类培训，其中就包括戴高乐将军的贴身保镖雷蒙·萨西亚。后者于上世纪６０年代学习了联邦调查局的射击技术，此技术随后被法国警方广泛采用。魁北克保安局犯罪调查部主管利诺·毛里西奥目前也在这里进修，他认为这种培训“不仅能交流信息，还能构建一些对未来而言相当有用的关系网”。
联邦调查局在打击罪犯的斗争中享有其他警察机构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第一，联邦调查局作为全国唯一对外公布有关犯罪活动统计数据的机关，可以人为地夸大联邦调查局在破获绑架案和劫匪案中的战果；
第二，联邦调查局可以自由选择打击目标和“全民公敌”。为了稳妥起见，联邦调查局选择的往往是便于追捕、知名度又大的亡命之徒，而不是规模庞大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这样，联邦调查局就可以取得可观的破案率，形成巨大的轰动效应。
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几乎每一任总统都离不开联邦调查局秘密情报的帮助，而这些秘密情报的来源是：窃听。窃听使得总统获得了对付政敌的有效工具，但也同样成为令他们胆战心惊的一种秘密手段。美国法律并不允许窃听，这一切只是“狐狸和狮子之间”的某种秘密的交易。
2002年5月30日，美国政府宣布取消对联邦调查局原定的一些限制，扩大这个机构在国内调查和监视公众的权力，以进一步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根据政府新的授权，联邦调查局特工以后可以对国内任何因特网站、图书馆、教堂、公众###甚至政治组织进行监视。同时，联邦调查局在国内的各分支机构可以不必经过总部同意就启动有关调查程序。
迄今，联邦调查局的年度预算经费每年高达43亿美元以上。联邦调查局除在华盛顿设立总部之外，还设有56个地方分部和400个卫星办公室（常驻派出所），在国际上设有45个办事处。
在联邦调查局内部，每个人都让自己尽可能隐蔽起来或沉默不语、不动声色，用联邦调查局特有的方式，干着世界上最为神秘的事情。
2002年10月24日，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在美国驻华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宣布联邦调查局(FBI)北京办事处成立。
如果说FBI是个谜，那么在北京开设办事处是个更大的谜。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FBI中国办事处设在美国使馆内，对外名义是法律参事。
随着FBI驻北京办事处成立，一个神秘人物托尼·劳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是美籍华人，是一个已经为FBI工作了20多个年头的老特工，知识丰富，尤其精通中国文化。他是FBI首任驻华法律参事；换句话说，是第一个以公开身份在中国大陆露面的美国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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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邦调查局的体制和任务
联邦调查局设有局长、副局长职位，并设有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局长、主管犯罪调查事务的助理局长、主管执法事务的助理局长、主管行政管理事务的助理局长，在四个助理局长之下有十几个处，主要包括情报指导处、反恐处、反情报处、犯罪调查处、网络（犯罪）处、行动技术处、实验室处、国际行动处、培训和发展处、安全处、财务处等等。
联邦调查局的任务是，以忠于美国宪法、满足公众需要的态度履行职责，保护和防止美国免遭恐怖分子和外国情报的威胁,维护和执行美国的刑法，为联邦、州、市和国际机构及其合作伙伴提供刑事司法服务和领导。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主要职责是:
（1） 开展专业调查，授权进行情报搜集，以鉴别和应对国内外的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对美国的威胁；开展超国界的调查,将恐怖主义活动罪犯绳之以法。为推进这项工作,联邦调查局设计、拓展、实施反恐行动,以增强联邦调查局最大限度地减少恐怖分子威胁的能力。
（2） 开展反情报活动，并协调美国境内其他情报机构的反情报活动。
（3） 协调美国政府各部门和机构保护美国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识别、调查恐怖分子和犯罪团伙对基础设施的物理和网络攻击。
（4） 对侵犯美国利益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除去法律明确授权或指定其他机构处理的之外）。
（5） 追查和逮捕违反联邦法律的逃犯，以及应地方当局的请求,追查和逮捕地方的逃犯。
（6） 开展专业调查，以查明、瓦解和摧毁那些已经存在和出现的影响美国利益的犯罪企业；根据法律授权和行政命令，开展国际联络和跨国行动，以调查那些威胁美国人民及其财产的国际犯罪组织和恐怖组织。
（7） 搜集、分析和评估有关犯罪活动和犯罪计划的情报信息。
（8） 建立和实施素质拓展计划,以确保社区伙伴与联邦调查局密切合作。
（9） 根据司法部的要求，以及无论何时根据法律等的要求，展开人力调查。
（10） 建立和开展执法培训项目，加强研究，为州和地方执法人员提供援助；参与联邦、州、当地机构之间着力解决共同面临的犯罪问题的执法行动。
（11） 开发新方法、技术、系统、装备和器材,以改善和加强执法工作,并协助开展州、当地和国际执法方面的培训。
（12） 为联邦调查局和社会各界提供及时和相关的刑事司法信息和鉴定服务。
（13） 维持和管理联邦调查局实验室，不仅为联邦调查局服务,而且为所有法定的执法机构、司法部的其他单位和其他联邦机构免费提供技术和科学援助；为灾难事件和其他人道主义目的而提供鉴定援助服务。
（14） 考察、评估行动和工作表现,确保遵守法律、法规，确保行动的效率、效力和经济节约。
（15） 就联邦调查局的任务、价值观、行动和工作成绩，与国会、媒体、公众进行有效而恰当的沟通和信息披露。
1991年，国际形势急剧变化，苏联解体之后政府不需要再全力以赴地对付共产主义威胁了，联邦调查局也随之调整了它的力量部署。它的斗争重点从反间谍行动转向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为了加强反恐怖活动的力量，它把原来专门对付苏联及东欧在美国进行情报活动的300多名特工人员，分到各州去专门对付恐怖分子。时至今日，可以说，反恐怖主义已经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头等重任，当然这并不排除它在反间谍和国内刑事侦破以及搜集外国情报等方面的使命。
当前，联邦调查局的主要工作有十项：保护美国免遭恐怖袭击；防控针对美国的外国情报渗透和间谍活动；保护美国免遭网络攻击和高科技犯罪；打击所有层面的公共腐败；保障公民权利；打击跨国的犯罪组织和企业；打击主要的白领犯罪；打击重大的暴力犯罪；支持联邦、州、县、市和国际合作；推进技术升级以保障成功履行联邦调查局的使命。
其中，防患于未然是联邦调查局有效抗击恐怖主义的核心战略。美国司法部长阿尔贝托·冈萨雷斯说：“为了抗击恐怖主义，预防是重点的重点，我们绝不能也绝不会等到这类罪恶行动发生后再采取行动。”
作为司法部长，冈萨雷斯是美国执法部门级别最高的官员，负责向美国总统提出法律建议，并主管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工作。
冈萨雷斯指出，反恐怖主义战争突出地显示出在开放、自由的社会打击敌人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因为敌人妄图利用确保社会运行的法律和司法保障。因此，建立协调统一的国际伙伴关系并以此侦破、挫败攻击民主制度的恐怖主义活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飞往美国的客机上引爆液体爆炸物的阴谋于2006年8月10日遭到挫败以来，200多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与英国有关人员共同努力，使20多名嫌疑人落网。部分美国特工人员仍在积极参与正在展开的调查。
冈萨雷斯说：“美国与外国有关机构之间的合作极为出色，确实是反恐怖战争中不为人知的事迹。”
冈萨雷斯表示，司法部的防范战略有四大支柱。
首先是展开密集的、有针对性的国家安全调查，利用美国法律提供的一切手段制止恐怖主义活动。
冈萨雷斯说，自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根据《对外情报监控法》等原有法律来监督恐怖主义嫌疑人，并根据《爱国法》等新法律来加强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执法及情报机构之间的协作，帮助他们更有效地交换信息，使恐怖主义袭击胎死腹中。
冈萨雷斯指出，联邦调查局还为抗击恐怖主义威胁进行了大规模改组，成立了情报总部，补充了人手，并为帮助该局特工人员侦破恐怖主义阴谋设置了新的培训项目。分析人员、语言专家和情报专家还被编入联邦调查局设在美国各地的全部56个地区分部内的特别情报小组。这些情报小组还与103个协同州和地方警察部门监督恐怖主义嫌疑人的联合反恐怖主义行动组结成网络。
冈萨雷斯说：“我们现在能利用看似无关紧要、毫不相关的信息，按图索骥，侦破狡诈的恐怖主义阴谋，就如同用一块块虽小但很重要的拼图片拼出一个复杂的图案。”
冈萨雷斯指出，由于国内和国际协作对于击溃恐怖主义网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发展合作是美国反恐怖主义战略的第二个关键因素。伦敦事件说明了检察人员共同接受培训以及交换情报和信息的重要意义。
冈萨雷斯表示，第三大支柱是逮捕并起诉恐怖主义嫌疑人，这项工作必须审慎地把握分寸，既让调查人员能够收集足够的证据，同时又绝不能让嫌疑人的袭击阴谋得逞。
冈萨雷斯强调，尽管每个案例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所有调查工作都严格遵守法治以及美国保护公民自由的规定。他说：“我们抗击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符合我国宪法。”
冈萨雷斯最后指出，司法部防范战略的第四大支柱是努力遏制激进化倾向。他说，尽管国际社会通过捣毁“基地”组织的培训营地，冻结其资产并将其头目绳之以法，极大地削弱了这个组织，但恐怖主义分子现已转向因特网，进行恐怖主义宣传并教唆人们联合策划在当地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网站多达6000个。其他妄图煽动暴力的人还渗入清真寺、社区中心和监狱，试图招兵买马。
冈萨雷斯说，美国正在同友邦和盟国共同“增强我们在合作伙伴的帮助下调查（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和意图所需的手段，并检举那些选择激进路线的人”。
他说：“对于我们这些承担着保护国家并防范恐怖主义的责任的政府官员而言，每一天都好像是9月12日。”
在200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就如何在“９·１１”事件后协调其情报活动达成了秘密协议，这是２０年来的第一次。
协议重新定义了两个机构的关系，并“明确了两个机构在美国本土和海外征召和管理人力资源的职责”，协议的核心是权限问题。
联邦调查局官员同时解释说：“如果有一名来自博茨瓦纳的生化武器专家，我们知道他要访问纽约，到底是中情局还是联邦调查局前去把他收为己用呢？这个就是协议处理的事宜。它们都很明白谁应该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但它们想确保一切得到适当协调。这样的话，如果中情局有一名反恐专家进入美国，它就能够确保联邦调查局不会将他逮捕。”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对这项秘密协议进行审议之后，提交给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内格罗蓬特、中央情报局局长波特·戈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分别审查。
这表明，联邦调查局将更多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反恐工作上。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联邦调查局面临的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高效翻译人才的短缺。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整个联邦调查局系统中，虽然有超过1400多人能熟练使用一种外语开展调查工作。这些外语包括西班牙语、俄语、越南语、日语、朝鲜语和汉语（粤语）等等。不过，承担诸如反恐怖等特殊领域任务的特工，首先必须是美国公民。其次他们还要经过严格的背景审查。因此，如果这些人在海外有亲属或者朋友就几乎很难过关。
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仅有6名特工能够在政府推出的阿拉伯语言考试中取得“优良”的成绩，但其中一个人最终由于出生地是埃及而被上司剥夺了参与侦破恐怖袭击事件的权利。
由于缺乏翻译人员，联邦调查局很多时候要通过第三方来翻译整理各种文件，这样就很难保持文件内容的精确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用阿拉伯语撰写的信息根本无从被美国政府所掌握。有关方面透露，被关押在科罗拉多监狱内的三名外国恐怖分子已发出了90多封信件给自己遍布各地的朋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美国当地监狱无法正确判读上述信件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内容。针对上述被动现象，布什政府做出决定，将在美国中学和大学中增加“重要语言”的教学，以便能够促进国家安全、外交、司法和情报搜集等领域的工作。
除翻译人手不够外，根据美审计署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有数千人被错误地列入恐怖分子及恐怖嫌疑分子名单，可笑的是一些名单当中竟然包括已去世的人。据悉，现在美国海关和边境安全检查机构、国务院以及地方执法部门每年要对数以百万计的人进行筛查，列出恐怖分子或可疑人员的名单。因此，很多与恐怖分子同名同姓的人常常被错误地列进名单中，有的人被禁止登机和出入境，也有人随之遭到搜查和盘问。自2003年12月到2006年1月，相关安全部门收到了数以万计的疑似恐怖分子名单，其中确有一半都属错误列入。
据联邦调查局一名前特工不久前对媒体透露，在联邦调查局列出的禁止登机人员名单中，竟然还有一些国家的总统以及已经去世的人，而许多真正的恐怖分子却始终逍遥法外。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美国土安全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上述名单并不完美，但仍然是加强美国民航安全体系的第一个步骤。这位政府官员还透露，美国已与欧盟达成一份重要协议，今后将要求航空公司提供从欧洲飞往美国的所有乘客的详细资料，包括姓名、住址和信用卡号码等等，此举可以帮助安检人员提高正确识别恐怖分子的能力。
此前，美国土安全部披露了一个颇为神秘的数据库——全美可能遭受恐怖袭击地点大全。最近几年，有关方面就是根据在这个数据库中记录的重要目标名称数量的变化，调整其为各个地区拨发的“反恐专项资金”数额。不过，日前公布的审计报告却显示，这个非常关键的“反恐怖数据库”里面错误连连，过时信息随处可见，甚至连一些身处美国偏远地区的麦当劳儿童乐园、某村爆米花厂以及中部某些偏远农村市镇举办的骡子节或者是跳蚤市场等都被列为可能遭受袭击的对象。
电脑处是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另一个重点，该处有300人，另有近300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多数人学位很高，技术水平高超。除了反恐外，电脑处的另一个任务是帮助美国的公司企业和政府部门侦破电脑窃密案件，并培训他们如何防止电脑入侵。金融诈骗和电脑入侵案件在美国呈上升趋势，受害的美国公司企业现在联合起来分享数据资料、发现线索、分析发展趋势，然后寻求联邦调查局的帮助。联邦调查局派人下去传授技术，帮助他们进行培训并采取防范措施。
形势变了，工作重心变了，但是联邦调查局的老本行依然没有改变。犯罪局助理局长帮办萨尔瓦多·费尔南德斯表示，他们的任务是调查跨国犯罪活动、白领犯罪、暴力犯罪以及打击公共腐败案件。联邦调查局通常派遣专家与州和地方警察组成特别工作组，联合调查涉及偷车、抢劫银行、绑架、重大金融诈骗、洗钱、人口走私、恐吓、贩卖毒品、盗窃、走私枪支、偷窃商店和非法越境等犯罪活动。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是调查政府官员腐败指控的唯一执法机构。
3传奇局长胡佛
提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有一个人物是不能不提的，这就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这是一个令八届美国总统都恐惧的人。
胡佛是美国当代历史上掌权最久的一位政治人物，他被戏称为美国的“地下总统”。他曾是FBI的化身，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神秘人物，也是最富争议的人物。即便是在他死后的30多年里，关于他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千百万美国人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杜鲁门总统授予他“对美国作出杰出贡献”功勋章；艾森豪威尔总统把他列为“联邦杰出文职人员”奖章的第一个获得者；尼克松在公开场合赞扬他是“一个伟人，是勇敢、爱国主义和忠诚老实的全国性象征”……
至今，他的名字——J.埃德加·胡佛，仍然金光闪闪地镌刻在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大楼上！
从另外的角度上看，胡佛又是一个饱受抨击的人物：美国总统们都渴望干掉他，但又惧怕他的秘密档案库；胡佛是一个性变态者；胡佛受到美国黑手党的控制；这位美国“英雄”无耻地接受富翁们的礼品和钱财，还占用联邦调查局的资金和设备；胡佛利用肯尼迪的把柄，保证了肯尼迪的对头约翰逊当上副总统；胡佛自己是水门窃听事件的目标，但或许也是一个同谋。
在胡佛担任局长期间，联邦调查局的违法行为是一贯的，并且持续了很多年。1942～1968年，对14个“目标组织”进行了238次非法夜间搜查；1960～1966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纽约的办公地点至少被“闯入”92次以上，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还对他们的文件、通讯录等拍摄了上万张的照片……
也许，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历史档案解密之前，胡佛还将一直神秘下去。
1924年，当时还是一名司法部年轻律师的胡佛被任命为FBI局长，没有人会想到，他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48年。在那48年里，美国换了8位总统，16位总检察官，但FBI局长却始终名叫J.埃德加·胡佛。他所拥有的权力是之后任何FBI领导所无法超越的。
传记作家理查德·海科在其所著的《傀儡王：J.埃德加·胡佛的秘密一生》书中这样写道：“胡佛知道怎样保守秘密，这是他成功的真正原因。他不仅知道这些秘密，而且没有人知道他究竟知道哪些秘密。”“没有一位总统敢解雇胡佛，因为没有一位总统知道胡佛究竟知道些什么。这对总统来说是最大的恐吓。”
因为，FBI特工只效忠他一个人。
理查德说，胡佛的神话来自于对现代公共关系的掌握。他不仅掌管着FBI，还在任何地方控制着它的形象。胡佛甚至要求好莱坞听从自己的命令，摄影棚里拍摄犯罪片时都必须遵循胡佛的意志。理查德说：“每个细节都在他的监视之下。他对每部电影、每个场景、每个脚本、每名演员都进行审阅。每件事情都要经过他的批准。”在电影《国民公敌》拍摄时，胡佛给演员詹姆斯·卡格尼的唯一建议就是“在结尾你必须要死掉，因为我不想看到任何骗子活在这个世界上”。
在胡佛的指挥下，FBI成为一个严密而有序的机构。这个机构里有他建立的指纹档案系统和犯罪实验室，当然还有能干的FBI侦探。胡佛要求这些侦探对自己绝对服从。理查德说：“他的这支队伍中所有人都只效忠他一人。他们从来不听首席检察官的命令，也不听美国总统的命令，他们只听胡佛的命令。”他掌管着华盛顿的钥匙。
胡佛创造了一个关于自己的神话，这样便没有人敢要他离开。胡佛对他手下的探员实行“强制性自愿加班”的政策。特工人员被迫早晨7时上班，比正式工作时间提前2小时。不管有事没事，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这样，胡佛去国会山汇报工作时就可以不无自豪地说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如何不辞辛劳。
在联邦调查局任何称职的探员，如果确实工作需要，都会在凌晨2点钻出被窝去捕人，或者通宵加班。可是假如无所事事，谁也不愿闲坐在办公桌前虚掷时光，况且这种强制性自愿加班又得不到报酬，因此探员们都有一肚子的不满，但又不敢公开表现出来。为了把这百无聊赖的清早熬过去，FBI探员就到附近的咖啡厅去消磨时间。一些野心勃勃的特工为了加薪或者晋升，就给胡佛打小报告，说他们发现许多在总部签到上班的特工人员都在惠兰杂货铺里喝咖啡。胡佛担心人们知道在没有工作时他还迫使手下人加班，于是耍出“黑色星期五行动”一招。1958年的一天早晨，他派了一组检查人员去惠兰杂货铺，把每个在场者的名字统统抄录下来。从此，这些人在联邦调查局再也没有得到重用，并相继被以各种各样的借口给踢出门外。
胡佛常派他的得力助手到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校对联邦调查局进行大力宣传，并以高薪招聘的形式使联邦调查局的名字深入人心。20世纪60年代有人做过调查，所有在校大学生中，希望进入联邦调查局当特工的人占67%，更多的中小学生则把特工作为自己一生中的一个崇高理想去追求。
胡佛不仅操控着FBI的形象，更多地还控制着自己的形象。为了避免丑闻的出现，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全部私生活。“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有权势的人来说，要保持自己的形象，只有牺牲自己的生活。放弃自己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的生活可言。”
只要胡佛认为有人对自己产生了威胁，他就会用自己的权力让他们的日子不好过，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胡佛常常会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就觉得自己遭到了羞辱。例如，仅仅因为马丁·路德·金竟敢不接胡佛的电话。
就从那个没被接听的电话开始，马丁·路德·金在余下的生命中就不再有自由可言。胡佛像幽灵般地缠绕着他，对他进行窃听甚至跟踪。胡佛曾经在公开场合大骂马丁·路德·金是个大骗子，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还给他送过恐吓信。甚至有人怀疑，马丁·路德·金的遇刺身亡也是联邦调查局所为。
胡佛本人就是一个神话。对他来说，他拥有别人不可能有的东西，他知道别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一直到死，胡佛都认为自己是美国的终极保护者，这也是许多美国人一度所认为的。
1972年5月2日早上，胡佛被发现死于华盛顿家中的卧室地上。当天下午，尼克松总统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上写道：“他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死了；幸运的是，他是在位的时候死的。如果他在之前被迫下台抑或主动辞职，他都很可能被人杀死。”
然而，在对全国发表的官方讲话上，尼克松却是这样说的：“今天，所有美国人都对J.埃德加·胡佛先生的去世感到悲伤。作为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佛先生拥有赤诚的忠心，卓越的能力和非凡的奉献精神。可以说，他是在他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年代里的一个传奇。”
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把他的去世视为美国的一个损失，但还是很少人敢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因为大家都害怕遭到这个神秘人物的报复。马丁·路德·金的###是少数一个敢说出这种看法的人，她说：“一个可悲和危险的环境终于离我们而去了。在胡佛的统治之下，FBI所收集的文件里充斥着谎言，据说还有一些政府高官，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丑闻。这种爆炸性的秘密必须以适当的方法被掩盖，而黑人和黑人自由运动就成了这种不名誉活动的靶子。”
她所指的这些秘密文件据称包含着许多肮脏的丑闻。然而，这些丑闻正是胡佛权力的来源。胡佛处理这些秘密文件的方式也相当特别。他从来不会向任何无关的人透露这些丑闻的细节，而只让那些可能受丑闻连累的关键人物知道自己手中掌握着他们的秘密。这是一种无声的恐吓：只要这些消息没有被公众知道就绝对有效。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胡佛确保这些秘密没有一个字被走漏。从来没有一个例外。事实上，这些文件被保存得如此机密，以致于没有人敢肯定它们是否真的存在。但是，胡佛他自己知道，而这就足够了。
但是，即使是像胡佛这样的一位人见人怕的局长，也有失算被人捉弄的时候。
胡佛曾规定，联邦调查局的所有特工人员，都必须严格地控制体重，不准超标。那些大腹便便的特工人员都知道，一旦被胡佛局长发现，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但是也有一次例外，他手下的一名胖特工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有一天，这名胖特工得知自己将被提拔为迈阿密地区特警队的负责人，任职前胡佛局长要接见他，也就是要当面考察考察他。于是，这名胖特工开始绞尽脑汁地琢磨：我发福得这么厉害，怎么才能顺利通过局长接见这一关呢？
功夫不负苦心人。胖特工在被胡佛接见之前，到街上买了一套衣服，号码比平时穿的要大得多。他穿上这套新买的衣服一试，非常满意。因为这给人一种假象，就是减肥卓有成效，至少已经减下四五公斤分量了。
到了接见的时候，胖特工穿上这身大号衣服去见胡佛，一见面就感谢局长提出的控制体重的要求，他一本正经地说：“局长控制体重的指示太英明了!这简直就是救了我的命啊……”
胡佛听得沾沾自喜，仔细端详了一阵，不但没批评他，反而还连连夸奖，鼓励他继续带头瘦身。就这样，胖特工顺利地过了关，如愿以偿地到新岗位任职去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后来，胡佛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说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谁越喜欢恭维，谁就越可能被恭维者支配。”
在联邦调查局内外，胡佛总是刻意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想方设法捞到更多的名誉，别人只能对他溜须拍马，而不能有半句非议。
上世纪40—50年代，胡佛一度追逐名誉学位或职位。特工人员只要想办法满足他这一嗜好，比如答应给他弄个学位或客串教授一类的头衔，此人便可以晋级或者至少得到一封表扬信和250美元的奖金。
有位特工在分局工作多年仍得不到升迁，得知胡佛这一嗜好后忙赶到其母校，与院长商讨给胡佛弄个法学博士当当，并让胡佛知道是他促成此事的。于是，他给胡佛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胡佛先生：
昨天下午我重返母校，与院长商量某君申请加入联邦调查局一事。您的大名在该校已如雷贯耳，无人不晓。临别时，院长跟我说：“我个人认为，贵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无疑是国家培育出的一位伟大人物，我很想授予他一个名誉博士头衔，请将我的这一考虑转告局长先生。”
胡佛看后果然心花怒放，不但立即升迁了这位特工，还亲笔起草了一封表扬信，外加250美元的奖金。大概15年后，胡佛开始对学位兴趣索然，这种学位授受之风才算有所收敛。
只要是有损胡佛名誉的事情，胡佛都会想方设法掩盖真相。
一天，胡佛收到某部长的来信。信中说：过去十几年中，他一直在训话中赞扬胡佛局长，并教导部下以胡佛为榜样，当听到局长在赛马场上虚掷了不少时光，甚至参与这一赌博时，他的表扬就戛然而止了。
信件科收到信后，立即转送胡佛这里，一位职员巧妙地替胡佛写了封回信。他首先感谢部长多年来的支持，继而写道：“我确实每年都去赛马场，因为我从小就对马有一种天生的偏爱，喜欢看它们腾跃奔驰。”在一两个段落之后，这位职员顺势插进去一两句解释的话，说胡佛为了不使他的同伴们感到尴尬，确实也偶尔押过两美元的赌注，但他的主要兴趣是马的品种的改进。
这封信看来是起到了作用，那位部长再没有写过此类的信件。当然，这封信的内容纯属虚构，胡佛不但每年花费大量的时间与一帮亲信特工一道坐着一辆黑色防弹车去赛马场观看赛马，而且他还买下了百元甚至更多的赌注。
“不要给调查局抹黑”是胡佛的座右铭。凡是对联邦调查局的形象有不利的地方，胡佛一概掩盖事实真相并坚决予以否认。对报纸杂志、电视节目胡佛更是全力应对。在FBI最近揭密的档案中就披露了胡佛对色情杂志《花花公子》极度关注的事情。
《花花公子》1955年9月号有一篇特工上太空侦查的科幻故事，胡佛认为该故事内容讽刺了联邦调查局，但还不值得采取行动。
联邦调查局虽然一再声明不希望成为警察单位，胡佛仍然从联邦调查局国家警察学院特别训练班中抽调了一些人组成了秘密警察部队。这些特工关注着所有美国公民的资料，包括电视、电影明星的动向、私人作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意见等等。
胡佛命令秘密警察部队的特工对《花花公子》进行仔细审读，每期都不能错过，以发现杂志内容是否有侮辱嘲弄联邦调查局以及他本人的地方。
在1963年2月号中，《花花公子》杂志主编海纳夫写了一篇批评胡佛反色情读品的社论，这使他十分气愤，立即下令特工去调查海纳夫的背景。
在海纳夫的调查档案上胡佛写道：“此人提倡性自由，宣扬色情读品对青年人无害，值得注意”。1967年他还写了一篇批评《花花公子》漫画的报告，称杂志中有一篇连环画借故事之名讽刺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并诬陷了忠诚、爱国、道德、清白的联邦调查局的声誉。
胡佛觉得，自己就是联邦调查局，而探员是他身上的一件衣服，是用来装饰他的。在与每一名新来的探员面谈过之后，胡佛都免不了要评判一番：这个探员站得不够直，个子太矮，还有些秃顶；或者那个探员有点招风耳，长了个鹰钩鼻，而且在听他讲话时总舔舌头。
每个特工人员，无论其职位高低，只要一踏入联邦调查局的门槛，就自觉地承担着为联邦调查局做宣传的重要任务。在胡佛看来，特工人员应该个个都是美男子，不仅要身材高大、五官端正、衣着得体，而且还必须举止优雅、谈吐不凡、富有教养，让人一看就乐于交往。若探员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相貌，比如说秃头、或者长有粉刺等等，只要给他看到，他都坚决予以开除，不管其是否才华横溢，或者是否是他最最喜欢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等。
一天，胡佛乘电梯去办公室，一个穿红马甲的小伙子恰好与他同行。真是活该这家伙倒霉，胡佛最看不惯穿红衣服的人。这还不算，这个可怜虫碰巧那几天上火，内分泌失调，脸上粉刺丛生。胡佛一走进办公室，就即刻命令火速找到那家伙，马上开除。
因为胡佛的吹毛求疵，许多才华出众的有志之士被联邦调查局拒之门外。一个名叫兰德尔的青年怀着一腔热血报名加入联邦调查局。兰德尔模样英俊、聪明果敢，一见就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他的申请立刻就被否决了。因为接待他的人认为他乡土气息太重，不够文雅，眼神里缺少某种狂热的激情。兰德尔不服，就找人帮忙。受托的那个人另找了一个谈话人去面试他，结果他被录用了。
兰德尔在训练结束考核时各门课程均名列前茅，得到教官们的一致赞赏。随后他被分配到辛辛那提分局，将工作干得很出色。可是几年后，他却死活要离开。
“我想工作，想干出点成果，我不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喝茶、聊天、看报纸上。可是你看，我整天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啊！”这位一心想进联邦调查局的兰德尔在推荐他的那个人面前满腹牢骚。
最终也没能留住兰德尔，正如联邦调查局留不住许多像兰德尔一样不满于现实的年轻人。
秃子在联邦调查局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内森·费里斯是个秃子，他的遭遇颇有点传奇色彩。
联邦调查局是坚决不会雇佣秃顶的人的，但是对进入联邦调查局之后头发才开始脱落的特工，胡佛倒会网开一面，但又绝不会让他与公众接触。内森·费里斯并不是天生秃顶，刚进入联邦调查局的时候他的头发还很浓密，但是随着工作越做越好，头发却变得越来越少，直至最后完全脱落。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内森是胡佛助理副局长威廉·沙利文的部下，主管所有驻外办事处的工作。一天，内森找到沙利文请求调动，他想到墨西哥办事处去度过余生，因为他曾在那里干过，非常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他原籍拉丁美洲的妻子也酷爱墨西哥，只要能让他回去，就是担任个小职位他也心甘情愿。
内森是沙利文的老部下，沙利文当然没什么话好讲，但问题是，驻外办事处的人员总是要抛头露面的，因为他们要发表演讲，会见客人，处理各种公共关系，内森的秃头就得时时亮相，而胡佛是绝对不会允许他手下的特工的“良好形象”遭到破坏的。无奈内森苦苦央求，沙利文只好批准了他的请求，并把申请书放在备忘录里呈送给当时局里的第三号人物艾尔·贝尔蒙特。
贝尔蒙特一收到备忘录，就马上给沙利文打电话：“你疯了吗？沙利文，怎么能把有关费里斯调动的事弄到我这儿，局里没有人不知道他是个秃子，胡佛不会批准的！”
沙利文详细解释了费里斯的苦衷和心愿，贝尔蒙特决定想个法子试试，但他俩都知道，这件事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两天后，沙利文接到贝尔蒙特的电话，他在哈哈大笑：“听我说，沙利文，我可算是把托尔逊那个混蛋给骗过去了。”
托尔逊是胡佛最亲密的助手，也是胡佛一生中唯一的最亲密的朋友，凡是送给胡佛的东西，都得由他先过目。内森的调动请求呈送给托尔逊之后，他记起内森是个秃子，于是就找贝尔蒙特责问，没想到竟给糊弄过去了。
“贝尔蒙特，我记得内森好像是个秃脑壳。”
“哦，尊敬的托尔逊先生，我想您想到的是另外一个家伙吧，有个叫托玛的家伙是个秃子。”贝尔蒙特巧妙转移话题。托玛是局里有名的秃顶，头发完全掉光了，比内森秃得还厉害。
托尔逊对贝尔蒙特凝视片刻，然后绽开笑容。“你说得对，”他说，“我记得就是这个人。”他当下就批准了调动，并转呈胡佛。
这是最后一道关口，当然，也是最难通过的一关。因为胡佛规定，凡派到国外办事处的特工，他都要亲自接见，这样内森的秃顶自然无法再瞒过去。
真该内森走运，这时正是胡佛局长一年中最忙的时节，即在他向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进行年度作证的前夕。这次作证将决定联邦调查局的预算，胡佛每次都会做缜密的准备，而其他的事情则是能推就推。内森和沙利文瞅准这个机会，决定设法绕过个别谈话这一关，以给胡佛写信取而代之。他们用一页半的篇幅吹捧胡佛，并说内森知道他公务缠身，深感不可占用其宝贵时间，故宁愿放弃聆听局长训话之良机。信发出去之后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胡佛竟然破天荒地同意不再面见内森，并批准将其调往墨西哥，这真是前所未有的破例。于是，内森挺着秃头兴高采烈地带着一家老小赴墨西哥任职去了。
但内森仍有一件事放心不下：按照联邦调查局的规定，他必须每隔两年回总部向胡佛与托尔逊述职。两年中他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一个绝招。
两年后，内森挺着秃头重返华盛顿，临行前他花费了一百多美元为胡佛与托尔逊带去了一大堆墨西哥银器作礼物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这些小巧玲珑的银器闪闪发光，令胡佛与托尔逊目不暇接，那还有闲心顾及他的秃头！内森喜出望外，平安返回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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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中央情报局的勾心斗角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矛盾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在中央情报局成立前就开始了。在J.埃德加·胡佛执掌联邦调查局48年的时间里，这两家互相看对方不顺眼，明争暗斗，不可开交，一度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J.埃德加·胡佛凡是他看不顺眼的，就要给对方好看。中央情报局就是他的死对头。在胡佛看来，中央情报局这个“鬼东西”原本就不应该存在！
一战结束时，主管打击国内犯罪活动的联邦调查局的权限越来越大，除了要负责国内安全与反间谍，还要在海外广泛开展情报活动。尽管这样，胡佛还是不满足，他希望逐步将国内外的情报搜集活动都统一到联邦调查局的控制范围内。
就在这时，当时负责间谍与秘密行动的威廉·多诺万将军，向总统提出建立统一的对外情报机构的设想。
胡佛很恼火，这一提议一旦实施，无疑会夺去联邦调查局在国外的活动权限，于是他坚决反对，拒绝和“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多诺万共事。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在多诺万的推动下，罗斯福总统开始考虑建立战略情报局。胡佛再次反对，他认为多诺万“太过分了”，必须采取实际措施，给予“颜色”。他怀疑多诺万与英国情报机构有不寻常的密切联系，暗中指使手下的密探去搜集有关多诺万“伤风败俗”的材料，可是什么也没找着，反倒令多诺万有所察觉。
多诺万也不是什么好惹的主儿，对胡佛的再三阻挠和牵制，多诺万也早就很恼怒。于是，他暗中派人，搞到了胡佛与他人搞同性恋的大量现场照片。后来中央情报局曾用这些照片敲诈胡佛。可想而知，胡佛气得暴跳如雷。
胡佛很不甘心，一直派人盯着多诺万的活动。1942年，多诺万的手下秘密潜入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偷拍密码本。胡佛知道后大为光火，因为这该是他管的事。他一气之下，破坏了那次活动，而且把多诺万的密探抓走了。多诺万为这个和胡佛大吵了一架。罗斯福为了安抚这两个脾气暴躁而固执的家伙，做了一个分工：将欧洲和亚洲交给多诺万，联邦调查局则负责在南美洲的秘密活动。但是，这种分工并没能维持多久，两家在情报配合上一直不是很愉快。
1945年初，多诺万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建议在和平时期，建立一个统一的主管对外情报的机构，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局发生太大冲突，他在备忘录中特意注明：该机构在国内和国外都没有维护治安和执行法律的功能。不过这份备忘录还是走漏了风声，当时胡佛正在起草关于联邦调查局统一接管国外情报机构的计划，愤怒程度可想而知。同时，以他多年政场经验意识到，这回握住了对手的一大把柄。他决定好好利用。
胡佛派人搞到了秘密备忘录的内容，列出其中违背保密法规定的部分，并将这一内容泄露给了媒体。很快，这一消息就被披露，各种批评一涌而上，罗斯福恰在这时去世，多诺万心有余而力不足，战略情报局终于被杜鲁门宣布解散。
扳倒了老对手，胡佛很高兴，他继续策划在国外建立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情报网络。不过，他没能高兴多久。1946年，杜鲁门改变主意，决定建立中央情报局，主管对外情报工作，
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则限制在国内。胡佛想让总统改变主意，他推出了一大堆陆军将领和两院议员去白宫当说客，可是杜鲁门坚决不让步。他命令联邦调查局立刻关闭在国外的办事处，只允许在少数城市（伦敦、巴黎、罗马、渥太华和墨西哥城）继续设办事处，而且那里的特工人员只能处理国内案件中的涉外部分，不准进行收集外国情报的活动。
胡佛对这一命令大为恼火，但又不敢不执行。在关闭国外的办事处前，他特别指示，所有办事处无论如何不得把任何文件和情报交给中央情报局。那些办事处的人只好偷偷地把档案移交给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成立以后，它和联邦调查局成为美国情报系统中两个并驾齐驱的最重要的机构。前者负责国外的情报活动，开展特别行动。后者负责国内的安全和反谍报活动。它们没有隶属关系。中央情报局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直接向总统负责；联邦调查局则归司法部管辖。其实联邦调查局拥有的实际权力还是很大的，因为它有直接的执法权，但是胡佛不这么看，他固执地认为中央情报局夺走了本该属于联邦调查局的东西。
尽管没有授权，胡佛还是指示手下在墨西哥城等办事处搞活动，收集情报。这种做法完全超出了政府对联邦调查局职责范围的规定，大量工作与中央情报局重复，并且很多情报错误百出。连联邦调查局自己的人都怀疑这些耗费人力和财力的事情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胡佛坚持，其他人也无话可说。
刚建立的中央情报局向联邦调查局提出一些经正式批准的要求，例如交接文件，提供某些可疑分子在国内的活动情况等。胡佛总是采取拖的办法，能不管就不管，或者只满足一半，剩下的就置之不理了。这样当然会招来中央情报局的不满。
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几次后，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生气了。他给胡佛写了一封措辞非常严厉的信，说道：
“无论你胡佛先生是否喜欢我，这都同我们负责的两个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毫无关系。你有义务在你的权限范围内同中央情报局全面合作。”
“如果你不这样做，如果你要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这样，那么我准备在整个华盛顿同你斗。”
遇上了强硬对手的胡佛反而退步了，他甚至让联邦调查局负责同中央情报局联络的人为他和史密斯安排一次午餐。
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虽然互相看对方不顺眼，但在工作中还是需要配合的。因此，双方都设有专人负责与对方联络。在很多时候，双方关系与这个联络人密切相关。胡佛曾指派他的亲信德克·德洛奇担任这项工作，这对双方的关系实在是大有损害。
德洛奇不喜欢中央情报局，他明知胡佛对中央情报局的权力很嫉妒，还对胡佛暗示说，中央情报局打算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美国。这完全是火上浇油，胡佛愤怒得不得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隔阂也越来越大了。联邦调查局中有一些人看到了问题所在，可他们毫无办法。
胡佛一直没有放弃在国外开展情报活动的想法。1965年，当林登·约翰逊总统为多米尼加问题发愁的时候，胡佛获得了在那里开展活动的授权。后来他又说服尼克松总统，允许联邦调查局在海外多开设一些办事处，并保证“提供比中央情报局更好的情报”。
这样做引起了另外一起纠纷，因为胡佛要求把一切情报直接寄给他，而不是先送给大使、中央情报局或国务院审核。有一次在以色列的特工送来了一些错误情报，并被胡佛直接送给尼克松和基辛格，惹来一堆麻烦，国务院的人吵翻了天，中央情报局也非常不满。尼克松不得不指示胡佛，这些特工的情报寄回美国之前，必须先送大使和中央情报局审核。
联邦调查局与美国许多家小型报纸和周刊有秘密联系，那上面经常发表表扬联邦调查局的大作，有时也登载一些故事和文章批评胡佛想攻击的对象，中央情报局就在其中占很大分量。胡佛非常乐于把一些罪名推到他的死对头身上。
胡佛在晚年时期开始禁止联邦调查局使用“非法手段”调查，结果很快就遭到其他情报机构，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抗议。联邦调查局本来就很少向其他部门提供情报，现在更是根本不提供了。这严重地损害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因为在国内，它没有合法权利和特许状从事任何调查，必须需要联邦调查局的协助。
有一次，有两个已被察觉的苏联间谍在美国活动，中央情报局要求联邦调查局监视这两个人并窃听他们的电话。但是胡佛拒绝了，并且吼了起来：“我们又不是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他对手下的人说：“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监视这两个人，他可以自己干。”
而胡佛得到的回复是：“我不打算命令我的人在纽约城里搞监视活动。我们无权干这种事。所以，你们要是不搞，那就干不成了。”
中央情报局的人非常清楚，如果他们下令在纽约搞监视活动，胡佛会立刻告诉新闻界，他最乐意给别人设置这种圈套了。
胡佛不止和中央情报局一家闹矛盾。几乎华盛顿所有情报机构的主要领导人都和他吵过架。美国设有全国情报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局长任主席，负责协调全国13个军队和政府部门的主要情报机构，包括联邦调查局。但是“协调”只是一个虚名，他没有实际权力命令和调动联邦调查局。而胡佛在很多时候总不愿意与大家合作，他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领导权不容干涉。
有一次，情报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要求各个机构成员把自己部门的印章牌带去，并且全都做成直径为12英寸的圆形，这样就可以把它们并排挂在会议室的墙上。萨利文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代表，负责这项工作。一个星期以后，在去情报委员会开会之前，他去局总部取印章牌。包装印章牌的硬纸盒的尺寸太大，他觉得有点不对劲，想要检查一下是否有差错。但是工作人员说这是经胡佛局长本人同意的印章牌，他只好用手拎着这个大包装盒上了汽车。来到会议室打开纸盒一看，他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联邦调查局的印章牌直径足足有3英尺，几乎比其他机构的印章牌大三倍。挂在那里特别突兀。他感到十分难堪，却无可奈何。委员会的成员开始开玩笑，他们建议萨利文征得胡佛的同意，做一个比这块再大一倍的联邦调查局牌子，把它单独挂在会议室的一面墙上，把所有其他部门的牌子挂在对面墙上，这样一定会更对称。并且，大家一致认为，胡佛一定会同意这样做的。
中央情报局对胡佛也不客气。有一次中央情报局派一个特工在国内搞秘密行动，被联邦调查局逮住了。这牵涉一个很重要的案件，中央情报局要求胡佛网开一面，予以配合。结果自负的胡佛很干脆地拒绝了。这回胡佛彻底把中央情报局惹火了。于是他们派了一个人去面见胡佛，递给他一大叠照片，都是关于他搞同性恋的。胡佛当场气得“暴跳如雷”，“把照片扔得满地都是”，并“指着门咆哮着让他滚出去”。不过事情倒是解决了，那个特工很快就没事了。
胡佛在1972年去世，他在任时的每一个中央情报局局长几乎都和他吵过、斗过。但是，虽然双方一直看对方不顺眼，两个机构之间的基本合作还是一直保持着。即使在胡佛最厌恶中央情报局的那段时间，他的手下还是和中央情报局背着他开展了不少合作。
有一次，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案件上，联邦调查局需要付给一个告密者大笔金额，但是胡佛削减了这一款项。赫尔姆斯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从中央情报局经费中给了联邦调查局9000美元，双方合作，获得了急需的极其重要的情报。
胡佛去世之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情况有所改善，但竞争与矛盾在所难免。例如，在谁有资格审理苏联克格勃叛逃者的问题上，双方一直争论不休，即使有时能经过协调达成妥协，也各自把从叛逃者那里知道的情况瞒着不告诉对方。
1987年，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姆·H·韦伯斯特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受到非常冷淡的欢迎，甚至是怀疑和敌视。所有人都怀疑总统做出这决定是不是疯了。不过韦伯斯特的作为逐渐赢得了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认同。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合作大大加强，关系有了不错的进展。
作为美国最主要的两个情报机构，相似的工作性质、看似明确实则紧密相关的任务分工，部门利益的竞争，以及在具体意见上的分歧，都使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天生就是竞争对手，这种矛盾几乎无法调和。双方一直保持着这种既合作又提防的关系，明争暗斗不见减少。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反恐形势的需要要求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更加紧密的通力合作，减少彼此的隔阂和争斗，共同解决美国面对的威胁。
于是，由参、众两院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对美国情报系统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议，以加强情报处理能力。一再强调反恐和美国安全的布什总统签署指令，对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改革。
布什总统签署这一指令，命令要求中央情报局在秘密部门（负责招收外国间谍和从事海外间谍活动）增加50%的情报分析员和官员。
布什总统强调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应该考虑并提供“不同观点”给决策者，而不是让工作人员为了支持总统的政策而编造情报。
指令还要求联邦调查局充分调拨“资源和使用权限”组成包括特工、分析员、语言学者和侦察专家在内的“情报队伍”。布什指出该指令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增强联邦调查局在防止和预先瓦解对美国进行恐怖威胁和袭击的能力”。
布什还要求部门之间讨论国防部是否应该采取秘密的准军事措施，而以前这是由中央情报局进行的。这一建议也是由“9·11”调查委员会提出的。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司法部将向布什总统汇报。
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面对共同的反恐需要，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会在很大程度上携手对付、完成目标。但也可以肯定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部门之间的权力争斗和利益冲突，也不可避免地使这两大美国最著名的间谍机构产生矛盾和冲突，就像寒冬里的刺猬一样，即不能离开对方，也不可能走得太近。
5联邦调查局特工轶文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往往给人的印象是古怪刻板、冷酷无情。其实，他们也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也有正常人的思维与想法。于是，便也产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有的特工与自己要监视的对象发展私交，甚至有的成了情人；也有些特工管不好自己的线人。
前联邦调查局特工约翰·肯尼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由于包庇自己的线人，被判10年监禁。
早在1983年，肯尼龙在联邦调查局训练录像中曾警告那些新来的特工不要与匪徒过于接近。“你可以与他们交朋友，你可以喜欢他们，但是你永远不能忘记你是联邦特工，是为联邦调查局工作。”
而肯尼龙自己就是因为和线人关系过于亲密，以致丧失了原则。1975年，肯尼龙雇佣了黑帮头目詹姆士·博格做自己的线人。他们是儿时的朋友。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持续了20多年，变得极度腐化。肯尼龙保护博格，帮助他免于调查。作为报答，博格向肯尼龙提供自己对头的情报。肯尼龙成为联邦调查局的明星，而博格和他的同伙们也逍遥法外，尽管他们贩毒、开赌局、谋杀，但肯尼龙总是包庇和纵容他们干这些坏事。肯尼龙还为博格向联邦调查局的监察官行贿。博格至今还在联邦调查局通缉名单的前10位。
马克·普特曼也是一个没有处理好和线人关系的特工。13年前，他成为第一个被控告谋杀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普特曼已婚，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被看作是联邦调查局升起的新星。但一切从他与苏珊·丹尼斯·史密斯约会而结束，苏珊是肯塔基州银行抢劫案的线人。
1993年普特曼在监狱接受采访时说：“一天晚上我和苏珊在车里，我们聊天，我们之间产生了感情。”“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已经背离了自己的工作原则，因为我违反了FBI特工与线人关系的第一条纪律：不要与线人上床。”28岁的史密斯怀孕了。1989年6月，普特曼扼死她并抛尸灭迹。普特曼说杀死史密斯是因为担心她会暴露他们之间的关系。他被定刑为过失杀人罪，被判刑16年。
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件不多见，因为联邦调查局有很多措施防止特工与线人的关系过于亲密，联邦调查局规定：同僚要互相督促和严格监察。联邦调查局每3个月要核查一次线人的档案。外勤部门每18个月做一次内部监察，监察对象包括线人。每3年FBI官员要接受一次总部的审查，他们的所有线人都在审查范围之内。像上述事例中的人物这样，因为管不好线人而惹来麻烦的特工有很多。
提供犯罪活动情报的人被称为线人或者眼线。与线人打交道是危险的。线人有时会误导联系人，有时甚至会另谋其主。“你抓住这条线，就和提着条毒蛇一样,”来自洛杉矶的特工史蒂夫·摩尔说，“必须小心翼翼，牢牢握紧。还要清楚什么时候可以松开手。”但是现实中这种分寸很难把握，特工与线人之间常常发生问题。
线人和特工之间出现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相互间的关系没处理好。和线人的关系是双刃剑，特工必须亲近线人，但又得保持戒心。很多时候线人提供情报都是基于与某个特工的个人关系和对特工的信任。有些线人把特工看作是朋友，甚至是家人。
特工和线人各有所需，都努力取得对方的信任，让对方解除防备。里克·史密斯是一名退休的反间谍特工，他说对任何提供外国政府情报的人都需要审慎。“你必须得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向你提供情报，反间谍活动的根本就是你雇佣一个背叛自己国家的人成为间谍。所以你需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你必须谨记这是一种商业关系。”前联邦调查局监察部副部长比尔·戈尔说。“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说，如果你有一个好线人，你们之间很容易产生友谊。如果你的线人很有价值，很难不产生更亲近的关系。”
联邦调查局控制特工和线人的这些措施看似完善，但由于线人与特工之间特有的秘密关系，监督措施很多情况下没有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特工和线人的关系如何处理才不出问题，是联邦调查局和所有情报机构需要长期深入研究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