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图简笔画:讲述我们自己的“饥饿经历”

返回村庄：讲述我们自己的“饥饿经历”
2011年03月09日11:33看历史吴文光我要评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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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胡奶奶说的“伙食团”解散是1961年，当时遍及全国的“浮夸风”“盲干风”的“大跃进”恶果严重，死人的事很多地方都有发生，……“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饿过了”，老人们都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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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光。1956年10月生于昆明，1974年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当知识青年，务农至1978年，1982年拍摄了纪录片《流浪北京》，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1988年至今，定居北京，写作和拍摄记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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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2010海报
原载《看历史》杂志2011年第03期
数十万个村子中的某一个村子的某段历史，在这些老人作古之前能被影像记录下他们的讲述，无论讲述多少，无论笼统或细节，总胜过于零。
返回村子
我在云南，在去村子的路上。我去的是富民县款庄，离昆明六十多公里。出昆明城，往北，一条盘山公路延伸进山里，是绵延不尽的山。
“款庄公社蒣谷地大队”，我还是习惯用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名称。当年我作为“知识青年”下到这里，认识它时就是这个名字。那年是1974年，我18岁。
当然现在这个地名改了，叫款庄乡蒣谷地村。因为地处高山，云南的村子大部分属于散落，零零星星散落山坳中，俗称“羊拉屎村”。有些村名叫“独家村”或“三家村”，估计名字就是从居住的家户数目叫起的。猜想早先有人迁居到此，找个背山有水的地盘住下，以后家庭繁衍，子孙增多，脚下这个地盘无法容身，就到附近还是背山有水的地方盖房住下。岁岁月月，自然就成了这个样子。蒣谷地村也属于这种，蒣谷地村占的地盘大些，有几十户，就成了本地那些自然村的中心，算作一个行政村，以前的大队和现在的村委会所在地。我当年在这里的公社时期，车路也只到这里，唯一的小诊所和小商店（当时叫供销社）也在这里。
这个叫蒣谷地的地方有9个自然村。两座大山夹着一条河，河叫马过河，十几米宽，但湍急。这些自然村就在河的两岸坡地，相距不远，隔河可见对面村子的人、牲口。那边冒起炊烟，这边村子的人说：哦，高家开始做饭了。这些村子都有自己的名字，高家村、小白坡、教场坝、玉学山、回头山……这些名字多好听，和姓氏有关，和地势有关，或者与某个从前的典故有关。70年代我在这里当知青时，这些村子是大队属下的小队，也叫“一队”“二队”……真是难听，军队一样，那是解放后人民公社化的遗产。
我在这里待了四年，18岁到22岁，1978年离开的。当时恢复高考，借高考我离开了这里。离开后的这32年时间里，我有若干次回到这里，基本意思是，故地重返，怀旧，凭吊已逝的青春……这次不一样，是因为“饥饿计划”返回。我很高兴我还有一个跟我曾经的生活或成长有关系的村子可以返回，我很高兴我这次不像以前匆匆来去，最多住上一两夜，怀旧愿望满足后就撒腿离开，这次我可以借寻找老人寻找饥饿这个事，安静踏实地待下来。
■ 返回村子
我不慌不忙地在村里晃荡，和人打招呼，说近况，闲聊。我带着摄像机，一台索尼EX1R，还有硬盘。听老人讲从前的事，尽管很多时候他们意识流，60年代突然跳到4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混在一起说。
夜晚，村里人睡得早，我一个人坐在住的院子里，发呆，瞎想，想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想这个饥饿计划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想我在寻找老人寻找过去发生的事，是不是我也寻找自己，寻找现在或以后要走向何处的自己是什么样子。我也想那些和我一样、此时正待在和自己有关系的某个村子的年轻人，他们找到些什么呢，不仅有关从前，也有关自己，个人的感慨或心得会是什么。
我很高兴自己也在返回的路上。终于，我不再只是在北京的某个地方对“民间记忆影像计划”坐而论道，我讨厌自己会变成那种只会高谈阔论的样子。我一个50年代生人，和在这条路上绝大多数80年代生人，相隔三十年上下的两代人，这个时候，在这条路上没有“代沟”一起走。这条路是“寻找历史记忆者之路”，是“历史与现实交织体验之路”，也是“自我寻找之路”。这条路上现在行走着的有多少人？十多个？二十多个？或者会减少？或者会增多？不知道，猜测不出来。我高兴的是，我自己也在这条路上，不管我行走的样子和情感如何，不管我的寻找过去和现在能有多大结果，总之我在路上了。我的前面和旁边有同行者，我眼前出现那些年轻的脸。我觉得踏实、有力量。
吃完早饭，我就在村子里晃荡，看见有老人的院子，打个招呼就进去。这些老人三十多年前我在这里的时候，都是三四十岁年纪，都是生了三四个或四五个孩子的人，这些孩子中都能找出我教过的学生。老人们见到我，光头，带着摄像机和三脚架，脸上都有吃惊的样子。他们当然认不出我是谁。我说，我就是原来在这里教书的那个吴老师。马上，老人说，哦，你是吴老师啊！冲茶递烟，坐下聊，家常话开始。家里多少人吃饭？娃娃多大啦？
家常话之后，很容易进入“过去”的话题，老人们是很容易就进入回忆的，对他们来说，现在的事远不如从前清晰。当然老人经常会时间记忆交错、重叠，有的老人半糊涂，或者严重耳背，问话要大声吼，甚至有时要凑到耳边说。还有，我和老人的对话得扔掉书面语，选择他们熟悉的语言和声音，有时我会夹上一句半句当地口音（该地口音和昆明口音不一样），我还得用他们常用的专有词，比如，不能说“大跃进”，要说“大协作”（当时本地人把“大跃进”说成“大协作”）；不能说“饥饿时期”，要说“吃食堂”或“吃伙食团”；包括“饥饿”这个词他们也听不懂，要说“肚子饿的时候”。好在我是农民中混过来的人，不难找到他们的说话方式。
我和老人们说，我现在是作家，要找老人“摆古”（讲从前的事）。我这样说是说对了一半我的工作，另外更多的当然没法详细说。这些老人，他们从来没有疑问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做了干什么用，也从来没有害怕谈这个事，或者拒绝。只是等我准备要正式开始拍摄采访时，要让他们坐到光线和背景都适合的位置，有些老人会说：我讲不来话啊。讲话害羞啊。但都会马上挪到镜头前，双手摆在膝上，准备照相的样子。我确实也带了相机，每个老人我都给他们拍了些照片，他们应该很少拍照，更很少单独拍照。这些老人的脸，黑黝，皱纹如沟。通常话说，老树皮一样；文雅地说，一脸沧桑；诗意地说，藏着多少岁月的秘密。拍照时我脑子里蹦出个念头：我现在拍的这些老人的脸，还有其他人拍的，集中一起，100个，是不是可以搞个“100个饥饿者肖像”的展览或者是图片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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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饥饿为主题的剧场演出，演出者都是拍摄饥饿的年轻人。
■ 老人的饥饿回忆
和这些六十七、八岁以上的老人们聊，云南蒣谷地这个地方的村子，五十年前的饥饿时期是什么样子？大形势大环境和全国差不多，1958年开始“大跃进”，炼钢铁，各种小高炉蜂拥而建，还有修水库挖公路。本地人把这个通称“大协作”，就是周围一带所有村子的劳动力全部集中，统一调动，一部分炼钢铁，一部分修水库挖路，一部分干田地里的活，统一干完一个村的，又干下一个村。这个时候，每家每户的灶炉熄火，“拢成集体吃”，即建立“大食堂”（本地人叫“大伙食团”），这种“伙食团”在云南这个村子有点本地特点，分作“大伙食团”和“小伙食团”两个时期。“大伙食团”是开始，各家各户的粮油米面肉集中一起，当然猪鸡鸭都不能养了，由集体统一喂养。
“大伙食团开始还整得成”，老人们说，没有被饿，但很快就不行了，因为东西是集体的，浪费和糟蹋粮食也习以为常。还有，“大协作”的集体干活方式，到处插着红旗，高音喇叭响着，一大片人聚拢一起干活，一片“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的声势和热闹，实际效率很低，而且粗糙。地里的庄稼就是这样，你不善待它，来年报复你的就是减产。这些都是给以后的饥荒埋下的祸因。
这种虚构人为的“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假想高潮当然很短暂。很快，粮仓见底，油肉没有，“大伙食团”没法再吃下去，就分成“小伙食团”，全村人的集体大食堂分作若干户人家为一组的“小伙食团”，说是便于管理。但这时已经没什么存粮可管理了，每顿饭定量开始逐渐减少，大人和小孩按定量分配，大人四两（合125克），小孩二两。“四两”是多少？按我的经验就只有一个中碗平平一碗。一个强劳力每顿能吃多少？我1975年参加过公社组织的“学大寨开荒造田”运动，集中到山上干活，每顿饭我能吃一斤，那菜里还多少有点油水。“小伙食团”时已经完全没有油了，更不用说肉，四两填到一个正常人肚子里，就只是“垫个底”。
这个“小伙食团”时期也是村里老人认为“最苦的日子”，为期一年多。不够吃，就想法动脑筋找野菜之类混吃。云南这个地方和外地、特别是和北方农村不一样的是，山高林密，雨水充足，植物繁多，找吃的完全不像北方农村一望无际田地荒芜后就彻底绝望，村里人说“只有找山茅野菜”，也至少有东西可找，还不至于到吃树叶剥树皮的地步。有没有饿死人的事发生呢？我也问过，有一个老人说：“我们村饿死过一个。”我问：咋个饿死的？“就在那边山里干劳动，饿出病来，下不了山了。后来只得背下山来，拢家几天就死了。”我问：名字叫哪样？老人想了足足5分钟，终于想起来了：“高自安。”我再问：死的时候几岁了？“怕有三十多吧。”老人说。
胡奶奶，高家村最老的老人，虚岁90。王开俊和我说，最应该去找的是胡奶奶，她是全村岁数最大，耳朵不背眼不花，脑子好使。去了她家，她正在家门口场上做着什么，小脚，腰弯得很厉害，几乎是蹲着走路。她生了三个儿子，现在和小儿子一起住。家里人说，她现在什么都不做，只是看看家门。不过我以后每次路过她家时，总看见她在摸索着做着什么。胡奶奶岁数90，她儿子和我岁数差不多，按辈分我还是叫她大妈。她是本村人，嫁在本村。
说起从前，胡奶奶的记忆从她小的时候开始，她生下没多久，妈就死了，爹带着她和姐姐过日子，“苦啊！”胡奶奶说的过程中，不断叹道。“吃伙食团”的时候呢？“也是苦啊！”，胡奶奶说，杂粮掺各种野菜，有汤，见不到油星漂着。干劳动，头晕，脚飘，脑子里就想着吃点什么。干完劳动回家，锅灶都收了，碗筷都没有，更没什么吃的。就想早点睡觉，睡了就不饿了，但就是睡不着啊。等到“伙食团”解散了，日子就好过起来了。
胡奶奶说的“伙食团”解散是1961年，当时遍及全国的“浮夸风”“盲干风”的“大跃进”恶果严重，死人的事很多地方都有发生，这种假想的“社会主义高潮”和“提前实现共产主义”难以为继，政策开始改变。云南这个村子的改变是，田地分到户，各家干，交规定的公粮，关键是各家炉灶重新点起来，自家养猪养鸡。“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饿过了”，老人们都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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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光拍下的老人，孙绍美，1932年出生，高家村。
■ 都在“返回”的路上
夜晚，独自住在院子里。这个时候，我知道的一些人，那些更加年轻的人，都在这个“返回”的路上，因为“民间记忆影像计划”，他们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子、或父亲或母亲生活过的村子、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村子、或与自己或家里有过什么关系的某个村子，我们都在返回的路上。我们为什么要返回呢？我也在不断自问：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最强大的理由是什么？其实我也明白，马上要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想明白是不可能的，只是忍不住会想。
待在云南这个叫高家村的村子，我想象着那些和我一样为了这个计划待在各个村子的年轻人。现在，我们都待在没有网络的村子里，除了有限的电话和短信知道一点点对方的动静外，其他一无所知。我们彼此隔绝，但互相遥望。
我想念着那些年轻的脸，他们也正待在散布各地的村子，山东、湖南、湖北、河北、福建……辽阔中国土地上的密密麻麻的村子像此刻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些年轻的脸就藏在其中。他们子弹一样射向那些村子，蚯蚓一样爬行在那些村子……他们的样子、表情和心理让我想象。他们肯定，也是一样在各自返回的路途中。每个人在各自的返回路途中，背景、性格、成长经验和走向的村子、以及那些人都各不一样，他们的反应和思考也应该各不一样。究竟是些什么不一样呢？在这夜晚，很安静的山村夜晚，让我从容地想想。
小平，今年25岁，她回到的是山东阳信县一个叫邹家村的村子。小平姓邹，这个邹家村就是她出生和长大的村子。自从上高中上美院，家里人和自己都完成了终于“送出村子”的愿望，谢天谢地，以后除了假期春节回来探亲外，千万别再和这个村子有什么关系了。2008年，她大学三年级因为纪录片作业第一次返回村子拍自己母亲，20分钟作业完成，以后继续返回，若干次，跟随原来的素材继续拍摄，2009年毕业时完成了长片《娘》。
到现在，她拍摄了奶奶，也进入“饥饿计划”。现在她的新片，由临终前最后两年的奶奶和村子里一些老人的饥饿回忆讲述构成，一部可能内容和样式都意味深长的片子即将完成。说到小平，我真的想多说几句。我认识她就在我美院上课的班上，最初交来的“公共空间”短片，平庸无趣；本人话少，害羞，没有自信，看不到什么特点，模糊在一大群学生中，属于经常被老师忘掉名字的学生。25岁了，除了遥远的一次单相思就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是啊，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在美院这种时髦玩观念玩感觉的地方，注定不是被同化成一个说着莫名其妙、谁也听不懂的话的人，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这种被大学牺牲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感谢纪录片，更应该感谢有一个自己的村子让小平可以返回，当然也得感谢小平这个人本性朴实沉稳踏实，厚积薄发，终于一发不可收地大踏步在属于自己身体位置的路上往前走。
梦奇，即将23岁的女孩，从舞蹈中专到舞蹈大学，一个按常规只和舞蹈发生关系的人，开始也进入影像创作中。这一切就从她自己的舞蹈剧场作品“自画像”开始，两个“自画像”剧场作品都属于“返回”，是自我寻找的开始。之后她自然进入了自己的第一个纪录片创作，从自我寻找延伸到母亲和外婆、以及三代女人的存在和关系的寻找。上两代女人都是婚姻的不幸福者或失败者，她们传给下一代的经验、教训和对未来的希望是“一定要找一个好男人”，青春的困惑和有关爱的疑问交织其中，“什么是好男人呢？”“好男人就是女人的全部未来吗？”“如果不是，那什么才是呢？”这些疑问或困惑、包括寻找动作纠缠在梦奇正在剪辑的片子中。
梦奇身上混杂着敏感聪明想象力，我得说，梦奇是坦率勇敢之人，能面对内心隐秘和挑战。由此，一个由自我内心挖掘并深入探索到三代女人因袭相传的命运的影像作品正在形成中，剧场作品正在创作中的“现在时线”，和家庭现实及记忆的“现实线”交织构成。这个作品尚未完成，“饥饿”这个事情开始，梦奇也奔到村子，一个和她既密切又遥远的村子，她的父亲出生的村子。这个父亲在她三岁时因家庭破裂就从她生活中消失，这个村子自然只是非常模糊的记忆。因为“饥饿计划”，梦奇也开始她的返回，返回到湖北随州那个叫做钓鱼台村、还有爷爷居住的村子，开始了她的寻找。
她能寻找到什么呢？我在想象。这个村子是梦奇血液的一部分，想扔都扔不掉，因为“饥饿”，她正在走进这个村子，靠近那些老人和已经久远的往事，也靠近迷幻并且残酷的乡村现实，这些都是和她生命曾经有关，现在注定会延续下去。她肯定会为这个“饥饿计划”或正在生长中的民间影像档案贡献点什么东西，同时也可能会为自己下一步、包括未来的作品汲取到更丰富的资源。
23岁的唐志和24岁的罗兵，我也在想这两个年轻人。唐志是传媒大学今年的毕业生，罗兵是小平美院的同班同学。唐志正在父亲和母亲的河北老家农村，罗兵去了湖南的老家农村。两个人都已经远离村子很多年了，偶尔回去都如过客一样，看看亲戚和老房子，聊几句闲话，私下感叹几声，时间差不多了，离心似箭，准备着飞奔回熟悉的城里和人群中。我们都曾经是这样的，如今的很多人也都是这样。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未来，只会发生在五光十色的城里，和村子没有关系。但现在，两个人都去了，带着摄像机、磁带和三脚架返回到早应该返回的村子。我现在知道，罗兵一个多月时间待在村里，已经拍摄采访了35个老人。唐志暂时还没有确切消息，只是短信中得知她辗转几个村子，兴奋之情洋溢其中。
罗兵，这个前美院学生，浸淫现代艺术，热爱观念，这次返回村子，脚踏实地站在村子地上，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动力和启示。唐志，专业就是影视，但以我的经验，这种专业学习除了学会谋饭碗之外，难得有什么独立创作的能力。现在好了，两个人都在真正独立创作学习和训练的路上，从现实中，从历史的寻找中去学。他们两个，我估计都会在自己的返回中，在完全自己的身体位置上，开始自己第一个独立片子的创作。
上面说的这些年轻人，都是在草场地的，朝夕相处，卷入共同的事，彼此很了解了。从这个“饥饿计划”和“民间记忆”的影像档案开始，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起始于兴趣、自觉和自发，所发生的话题、讨论和现场动作，最多也都局限在这个有二百来人的邮件组中。到目前为止，应该没有什么特别专业的组织动作，也没有什么大声号召呼吁之类（我本人比较害怕这种方式），介入其中的人应该也都是自愿。
坦白说，我自己是越来越看重这个事情，在邮件组中说得多些。待在草场地的年轻人，平时难免会纠缠这个话题，或说到具体该怎么做，该如何计划，没办法，谁让他们和我靠得这么近，我的话喷出去，射向的只是靠得最近者，受不了，只有躲开，离开。我心里真是唯愿草场地所有人都去尝试这种动作可能。
草场地被叫做工作站，待在这里的年轻人，无论长期的或短期的，进入的状况是，学习、训练、做自己的作品，彼此帮助、发生交流、同时也帮助这里发生的项目计划。开始这个“饥饿计划”，自然草场地的人首当其冲。但我肯定没有强迫每个人必须去做，因为我愿意和期待的是心领神会，接下去才会有志同道合感。靠得近免不了有压力或被督促，心有所趋自然就不会被压得变形和扭曲。

 
讲述自己的饥饿时光的老人
■ 愚公移山的动作
也许，寻找历史和记忆并非是全部目的，我是说，不是为了寻找而寻找，这么大个国家，那么多被隐藏被掩埋被遗忘的历史，岂非我等几个人能去挖掘得尽的？是的，作为计划的具体实现，我们现在和以后都在朝着建立一个“民间影像档案”一点点在做，这是一个漫长、甚至永无休止的愚公移山式动作，即使能做到若干年以后，这个档案也大概只是某个历史时期的几千万分之一被留存下来。
但至少，数十万个村子中的某一个村子的某段历史，在这些老人作古之前能被影像记录下他们的讲述，无论讲述多少，无论笼统或细节，总胜过于零。现实地说，70岁以上的那些农村老人们，没法指望他们会一直等到我们反应过来的那一天的，即使现在，有一些已经耳背、说话费力、或者半糊涂或完全糊涂了。
说回到寻找历史和记忆并非全部目的，意思也包括我们现在寻找的方式、动作、心理、情感、反应或被反应，包括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被记录者的反应：期待讲述的，滔滔不绝的，狐疑的，不理解做什么用的，依然后怕的，说了一半不想再说的，完全拒绝的，问说了后有没有报酬的，等等，这些也依然是“历史的一部分”，寻找的过程也成为被记录下来的另一作证。若干年后，回头再看所有的这一切，我们能明白或反省的依据或资料可能就在其中。（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附：“饥饿计划”
2010年1月起，吴文光开始寻找自愿加入的年轻人，让他们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把镜头对准那些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老人。“当下，青年与乡土的关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无论是读书离开家乡，还是农民工进城，都是一个青年与乡土逐渐背离的过程。这个计划却提供了 ‘迎面走回’的机会，让青年了解乡土的历史，了解自己的长辈。”吴文光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让年轻人来承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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