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身成鹰txt:《瞭望》：转基因稻米之争\\温家宝：如果不从政 我可能是很好的科学家

《瞭望》：转基因稻米之争 \\温家宝：如果不从政 我可能是很好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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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8 13:29:22 《瞭望》新闻周刊 云杉 陈泽伟 　　

在转基因稻米能否商业化生产的问题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置身事外

2009年10月，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序号分别为第41和42的批准项目是名为“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转基因抗虫水稻。

农业部日前在致《瞭望》新闻周刊的答复材料中证实，经安委会综合评价，并履行完所有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后，农业部于2009年8月发放了“华恢1号”和“Bt汕优63”在湖北省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这意味着转基因水稻，朝着水稻原产国和水稻消费大国——中国的商业化生产大门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农业部的答复材料称，“此次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品种是由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等科研人员培育而成，是高抗鳞翅目害虫转基因水稻品系”，“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获得安全证书后，还需通过品种审定，并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入商业化生产”。

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消息在网站上沉寂了两个月之久，经专业人士和环保组织的质疑，进入公众视野。

水稻是13亿中国人的主粮。有评论称，在这一事件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置身事外”。

一些专业人士通过媒体和个人博客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发表不同意见，主要关注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转基因食品问世后，其安全性一直争议不断，而稻米作为中国人的主粮，长期和大量食用会不会对中国人及其后代造成影响？

其次是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农民的利益。转基因稻米中含有多项外国公司的技术专利，而且转基因稻米不能“留种”，这样跨国公司就可能从根本上控制中国的粮食生产，中国农民的生产利润流入外国跨国集团，国家的命脉受制于人。

有关学者也质疑转基因稻米优势的不确定性。他们认为，使用转基因稻种，目的在于高产和抗病虫害，但是国内外的许多报告表明，这种预期并不确定，并且会带来更大的副作用。

他们指出，更大的忧虑在于转基因稻米商业化生产后的不可逆性，也就是大规模生产势必带来稻种污染，一旦人们发现转基因稻米的缺陷，希望改用中国原有稻种的时候，原有稻种可能已经由于污染而不复存在。

农业部：转基因稻米具有多种优势

近日，本刊记者就前述问题致电转基因稻米的主管部门农业部和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希望得到解答。

农业部的答复材料是统一新闻稿件的格式，其中引用研究人员的观点，肯定了转基因水稻，包括转基因棉花的几方面优势：

一是减轻病虫害危害，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全球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表明，抗虫和抗除草剂等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仅在提高农作物产量方面成效显著，而且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方面也显示出巨大的优势。

二是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由于转基因新品种在增产、优质优价、低耗等方面的优势，已使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农户累计获得纯经济效益340亿美元，农民增收25%左右。我国棉农也因种植转基因棉花，每亩减支增收130元，累计实现农民增收200多亿元。

三是拓展产业形态，提高产品附加值。目前，功能性和治疗性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生物能源和环保产品相继研制成功，部分转基因药物上市销售，使转基因品种正在由简单性状改良向复杂性状改良，由农业领域向医药、加工、能源、环保领域拓展等方向发展。

答复材料显示，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科学规范，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规定，国家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制度，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分级、分阶段安全评价和管理。

答复材料还介绍道，安全评价分为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五个阶段。经安委会安全评价和农业部批准，申请单位就转基因水稻分别于1999～2000年开展了中间试验，2001～2002年开展了环境释放，2003～2004年开展了生产性试验。2004年申请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证书。除申请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外，根据安委会的评价意见，2004～2008年，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机构对转基因水稻的分子特征、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的部分指标进行了复核检测。2009年8月发放了“华恢1号”和“Bt汕优63”在湖北省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

作为转基因稻米的培育单位，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下称改良实验室）完全肯定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

改良实验室在给本刊记者的回复中介绍道，“我校转基因水稻品系使用的是专一高效杀虫Bt蛋白。目前发现，只在水稻二化螟、三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害虫的肠壁上有这种蛋白质的结合位点，因而该蛋白能选择性地杀死该类害虫。而人类肠道上没有该蛋白质的结合位点，故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人类认识Bt蛋白的来源生物苏云金芽杆菌已有100余年，安全使用Bt蛋白作生物杀虫剂有70多年，大规模种植和应用Bt作物已超过10年，目前没有过敏性反应的报告”，“实验室和田间试验分析结果表明，在生存能力竞争、基因漂移等方面，该品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安全的”。

回复称，有人担心长期食用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小鼠灌胃实验”的结论可供参考讨论：该实验按照大鼠体重，每千克用5克抗虫BT蛋白每天两次灌食。8天后，各组动物体重和脏器重量无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华恢1号”稻米中抗虫蛋白含量≤2.5微克/克，要达到5克/千克（抗虫蛋白与体重的比率）的接受试验的剂量，体重60公斤的人需要吃120吨稻米。

回复称，按照这个实验结果推理，如果按照每天吃500克稻米计算，一个成年人即使吃“华恢1号”转基因稻米657年也应该是安全的。

关于这样的安全论证方式，回复表示：“这个推理可供大家讨论。”并向本刊记者介绍：“近年来，我们的科研人员长时间试吃了两个品系的大米，口感良好，而且健康状况良好。我们也愿意重申，一旦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后，我们科研人员的米缸里全是转基因水稻，到时候欢迎媒体监督！”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否认了转基因稻米含有多项外国专利的质疑。

早些时候，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称，“中国研发的转基因Bt水稻涉及至少11、12项国外专利。专利持有人包括孟山都、RhonePoulencAgrochimie/拜耳和诺华/先正达公司等。如果转基因Bt水稻的产业化，中国将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的困境。”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表示，这些说法反映出该报告作者既未对这些专利内容认真推敲，也未对我国《专利法》和专利侵权司法实践进行必要的了解。

回复介绍道，一项发明能否在中国受到专利保护，前提条件是必须在中国申请并获得授权。“通过专利授权检索我们发现，该报告指称的12项国外专利，有4项在中国提出了专利申请，1项未获授权……在授权的3项中，1项公告号为CN1263946的‘合成杀虫晶体蛋白基因’发明，将于2009年在中国过期失效。……另2项专利的权利内容，和我国自主研发的Bt转基因抗虫水稻采用的技术、方法、材料完全不同”。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强调，以“华恢1号”为例，该品系所用受体品种为我国已推广多年，目前已处在公共领域的优良恢复系“明恢63”，抗虫基因Cry1Ab/Ac为中国农科院科学家自己修饰并取得专利的融合基因，转基因方法已在我国申请了专利保护。可见，该转基因水稻品系的核心知识产权均属于国内研发单位。目前“华恢1号”已向有关部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如获批准将完全归属于我国研发单位。“Bt汕优63”也是同样。因此，对两个品系的商业化开发不存在中国失去专利“控制权”的问题。

回复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专利侵权主要有全面覆盖原则和实质等同原则，即在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时，必须得到专利权人的授权许可，或者符合法律的例外规定。但是否是专利产品，专利权人必须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人的产品或者依该方法获得的产品，要么全面覆盖了其申请的专利权利要求，要么与其申请的专利实质等同。换句话说，如果专利权人的权利要求是A，被控侵权人生产的产品完全覆盖了A，当然构成侵权，如果被控侵权人生产的产品是B，但专利权人能够证明A等于B，也会构成侵权。因此，根据相关法律制度，绿色和平组织报告中所列举的专利不会对我国转基因水稻未来的产业化产生知识产权障碍。

回复说，我国专利法中还有规定的交叉许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我国实施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农民留种豁免制度，以及种子法规定的品种审定推广制度，为我国作物品种的推广和产业化划定了安全线和保护区。因此，即使我国在某些品种的培育中涉及国外的专利技术，也不至于落入外国的“专利陷阱”。

 “外国专利陷阱”是否存在

方立锋是长期关注和考察国内外转基因生产的学者、农学硕士，现任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组主任。他对本刊记者说，即使有关的专利没有在中国获得授权，专利的持有人同样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实现控制。例如在阿根廷，孟山都公司并没有为其转基因大豆申请专利，不过自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开始种植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已经完全控制该国的大豆生产，阿根廷99%的大豆都是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的主要控制途径是与阿根廷的种子公司签订专利使用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支付使用费。这种对转基因种子收取额外的技术费，造成了现在转基因种子一般比常规种子贵2到4倍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现在阿根廷几乎无法获取非转基因的种子。

方立锋说，中国的专利保护范围目前虽然不包括植物、种子及后代，但是仍然包括了转基因植物的方法、技术、基因序列和细胞。而世界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专利调查报告指出的正是Bt转基因水稻所应用的方法、技术和目的基因，它们都在中国专利保护的范围之内，因此，专利持有人完全可以行使其权利。

另外，正如阿根廷的案例，即使阿根廷并不许可任何大豆专利，专利持有人比如孟山都公司仍然可以从不同的途径获取利益，包括与种子商签署协议，收取费用。

另一风险是：如果一个产品被出口到另外一个专利范围更广泛的国家，则此产品涉及的专利就可能在进口国的专利保护范围内受到保护。我国是水稻消费大国，同样也出口大量的稻米，如果转基因水稻出口到专利保护更为严格的国家，同样会受到影响。例如，孟山都公司向许多进口阿根廷大豆的欧洲进口商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支付赔偿金，因为孟山都已在欧盟为其转基因大豆申请了专利。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出口上。

方立锋认为，我国一旦商业化种植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水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专利持有人的制约。转基因种子价格的上涨将使得农民的生产成本大增，我国主粮的控制权也会落入他人之手，粮食主权和安全将面临巨大的威胁。

他指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还将导致中国丰富的水稻基因资源的流失。由于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垄断了基因技术并具有专利，在知识产权体制下，会加快中国资源流失的速度。以阿根廷为例，由于99%以上种植的大豆为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种子不能继续留种，当地农民再也找不到原产地的非转基因种子。转基因大豆品种的单一化，使得基因资源严重减少，随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伴随而来的就是病虫害袭击的增多。转基因生物会导致基因资源的流失，同时由于基因漂移，更会引发基因污染。一般来说，导入转基因作物内的外源基因可以逃逸到同一物种的非转基因作物内，会污染当地非转基因品种。另外，基因污染还可能影响野生资源。野生品种往往在抗病虫害、抗逆、优质和高产上具有重要的农艺性状，所以转基因引发的基因污染可能会导致宝贵野生遗传资源的丢失。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口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这对于满足全人类对粮食的需求，应对粮食危机，将是巨大的损失。

方立锋说：“2005年湖北省出现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之后，海外市场对中国米制品采取了控制措施，并多次发现中国的米制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实行了产品撤架、召回等措施。由于欧盟和日本等国对中国米制品行业采取的控制措施，我国从事米制品生产和贸易的企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增加了额外的监控成本和长远的经济影响。”

转基因种子优势之疑

方立锋并不认同农业部在给本刊记者回复中阐述的转基因种子优势。他说，即使以转基因棉花为例，它也使棉农成本上升，收入下降。国内外的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会出现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次生害虫频发，农药用量加大。一方面，棉铃虫的抗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江苏沿海地区农研所的调研发现，次生害虫日益严重，并成为棉花的主要虫害。次生害虫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带来持续大量的农药投入，并且使用的农药将越来越多。

二是其他病害易发，无法应对气候变化。2009年江苏省种植转基因棉花的实际案例表明，转基因棉花更容易得黄萎病和枯萎病，造成的减产严重。扬州大学的科研小组研究得出，转基因棉花不能更好地应对高温条件。

据2006年8月4日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所发布消息：中美两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历时7年的联合研究表明，尽管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他害虫肆虐，这使得中国种植的Bt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不如预想。

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的这一项目，是世界第一个对转基因棉花种植状况进行长期跟踪和评估的课题。科学家调查的Bt转基因棉花是第一种投入商业种植的转基因棉花。它因在棉花基因组中插入苏云金杆菌（Bt）基因而得名，能分泌毒素杀死棉田最主要的害虫棉铃虫。早先的一些小规模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提高棉田单产、降低杀虫剂用量，有较好的经济和环保效益，因此已陆续在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多个产棉国推广。

中美两国科学家对中国481户棉农的长期研究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研究人员经过历时7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三年经济效益最大，他们的平均杀虫剂用量比种植普通棉花者低70%，而收入要高出36%。

但情况从第四年开始发生逆转。转基因棉花尽管抑制了棉铃虫，但它无法杀死盲蝽等其他害虫，导致盲蝽侵害棉田。当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杀虫剂用量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而他们的收入却低了8%。到第七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所使用的杀虫剂，已明显高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也较高，使棉花种植户的收入大幅下降。

康奈尔大学教授、这一研究的美方负责人平斯特拉普·安德逊说，早先科学家曾认为Bt转基因棉花可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棉铃虫产生抗药性，但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转基因棉花无法对付的“次生害虫”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他认为，只有尽快开发出抑制其他害虫的方法，才能让Bt转基因棉花产生明显的效益。

三方面的不确定性

对于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全球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存在激烈分歧、各国政府对其严格限制的大背景下，转基因水稻真的像农业部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专家所声称的那样，“不存在任何风险，可放心食用”，“转基因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唯一可选途径”吗？这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两个“硬伤”。

蒋高明说，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问题并没有解决。大米是中国人的主食，每年我国要消费1.7亿吨大米，对其安全性问题绝对不能轻描淡写。就连积极推广转基因的美国也没有将主食批准转基因安全证书，中国科学家凭什么能拍着胸脯说“转基因不存在任何风险”呢？其实，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是该技术难以逾越的障碍，也是根本不可能逾越的障碍。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转基因进入食物链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他指出，基因交流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大都发生在相同的种或同属的物种之间。植物和微生物之间进行基因交流，在理论上讲是零概率事件，否则，生物进化史上早就有了这种基因交流的事件发生。人类通过生物技术可以实现不同物种，甚至不同生物界（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基因交流，但对于这样的基因转移，人类不可能不付出安全代价。以转基因水稻为例，科学家希望通过Bt基因合成的毒蛋白饿死害虫，但生存是物种最基本的权利，它不吃水稻的叶子，就得吃别的植物叶子，或者庄稼或者杂草。但是，其他作物也都转了基因，杂草也通过基因逃逸带了Bt基因，那么害虫只有加速进化而与人类抗衡。其结果是，人类需加大农药用量而抗虫，这与转基因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昆虫都无法下口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对人体就没有害处吗？”蒋高明说，关于抗虫转基因作物对人体的影响，即使老鼠吃了没事，也不能说明人吃了也没事。即使对实验动物，也不是没有问题的。1998年，匈牙利籍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电视节目上宣称，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养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这个实验结果公布后，普斯陶伊教授受到排挤离开了英国罗威特研究所。但他被除名后，很多科学家出面为其辩护，极力维护其科学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发表。英国皇家学会最后组织专家调研，也没有完全推翻他的实验结论。

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意味着转基因作物种植在法国被永久废除。

蒋高明认为，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带头将Bt基因转入13亿人的主食，害莫大焉！转基因生物一旦出了问题，根本无法控制，所转移的基因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可以忽略不计”的增产幅度

 “转基因作物能不能增产，看美国的例子就知道了。”蒋高明说，美国是掌握转基因技术最早、最多的国家，其技术远比中国先进，但该国粮食总产量仅3.63亿吨，远低于中国的5.01亿吨；中国粮食单产为278公斤/亩，美国只有125公斤/亩。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耕地还比中国多11亿亩，为什么其粮食无论单产还是总产，反而不如中国呢？答案就在于“人”身上而不在“武器”身上。

蒋高明说，国内转基因的专家声称，他们的转基因水稻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产量8%，我们不知道他们与什么品种比较，是袁隆平的超级稻吗？如果是普通水稻，这个增产幅度相对于其巨大的生态风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从土壤改良上，增产的潜力很大。据报道，云南省农科院进行的一项新肥料试验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增产效果：9亩水稻增产幅度达21.55%。每亩增加的水稻产量所使用肥料的成分构成中，氮磷钾含量不足10%，但有机质含量丰富，能起到很好的改良土壤效果，而通过土壤改良提高粮食产量并不带来环境危害。

他具体指出，根据农作物种植的科学法则，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含“水、土、肥、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转基因仅在“种”上做文章，其他要素则以生态和人为因素为主。可见，转基因仅占粮食构成要素的1/8，而非“唯一可行技术”。过去30年来，我国耕地退化程度已远超过去几百年，恢复地力需要大量有机肥还田，精耕细作。而转基因是在大农药、大化肥、专用除草剂的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懒，地越种越瘦，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农作物种植恶性循环。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从过去的300多公斤/亩，提高到700多公斤/亩，现在逼近900公斤/亩，那才是真增产。转基因水稻只是对虫害有所控制而已，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相比并不增产，且连续种植几代后亩产量就会越来越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已覆盖了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7%，即6000万公顷；杂交水稻平均产量为7.2吨/公顷，比常规水稻单产高出1.4吨/公顷。我们放弃推广非常成熟的杂交水稻的优势，而转向风险重重的转基因水稻，实非明智之举。”

蒋高明指出，刚刚获得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至少涉及十几项国外专利。而我国正在研发的另外5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每个品系涉及的国外专利至少有10项。这些国外专利的持有人中不乏一些大型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此外，一些转基因水稻由于其原始材料来自国外机构，因此还受到其他国外所有权、法律合同的制约。这些涉嫌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技术用于科研没问题，一旦商业化，就会被索要高昂专利费，这就给我国的粮食主权埋下了“定时炸弹”。

他认为，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是农民种地积极性下降，二是地力下降，三是播种面积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这是转基因技术所不能解决的。对待转基因这项高科技技术，一定要高度警惕其负面影响，科学决策，增加透明度。

西方未生产作为国民主粮的转基因小麦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对本刊记者说，转基因生物对环境和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已有多次报道。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加拿大转基因油菜多年种植后，因发生基因漂移，产生了能够耐受多种除草剂的超级杂草；墨西哥农民种植的美国转基因玉米，其花粉对当地野生玉米发生了基因污染，产生基因重组，破坏了当地野生玉米的遗传结构；此外，转基因玉米花粉能够让北美的珍稀濒危物种——君主蝶大量致死，也是不争的事实。

有专家认为，目前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普遍使用的目的基因是Bt杀虫基因，由于使用多年，这个基因已证明是比较安全的。对此，薛达元认为，目前安全并不等于若干年后仍然安全，这种基因产生的毒素在人体和动物体内能否累积，尚不清楚。即使Bt基因已证明将来也是安全的，但是并不能表明转基因研究使用的其他目的基因也是安全的，需要逐案进行风险评估，并在研究、田间试验和商业化生产的各个阶段逐步进行风险评估。“事实上，在军事、医学等多个领域都在进行转基因研究，这些领域的许多转基因研究实际上风险很大，研究者常常不敢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甚至不敢公开他们使用的基因，否则公众一定会恐慌。”

全国频发血亲灭门案，是否转基因惹祸要立即调查

[ 重构智因学研院 ]  发表时间： 2010-02-05 14:40:49  人民网

近期，全国频发骨肉相残的血亲灭门案。2009年11月27日，北京大兴一小区，29岁当事人亲手持刀杀死父亲、母亲、两个儿子、妹妹、妻子，事后去海南旅游看海，此为北京大兴血亲灭门第1案，不久该小区又发生血亲灭门第2案。2010年2月4日，贵州铜仁地区松桃县普觉镇西门坎村的39岁打工者，用刀割断7名亲属喉咙，包括亲生一子一女，以及妻子、丈母娘、小舅子夫妇及其一女，然后乘车到县城投案。

关于北京大兴血亲灭门第1案的作案动机和案发原因，专家学者和民众议论纷纷，提出各种可能的原因，但是均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笔者认为有必要考虑当事人是否因食用转基因食品而产生了行为异常的可能性，并建议有关部门立即对当事人的食物构成进行调查，并对当事人进行DNA测序和细胞膜测序。

一 、血亲灭门行为违背了生命基本原则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这是因为，任何生命都遵循一条基本原则，这就是不伤害自己的直系血亲。对于人类来说，血亲灭门行为极其罕见，除非食物极其短缺、情况异常危机、生活陷入绝境、利益观念极度对立、重大激情引发暴力，或者当事人精神病发作。但是上述情况，北京大兴血亲灭门第1案的当事人均没有，他有房有业、有钱有车、衣食无忧，案发当时也没有吵架，所谓“家庭积怨”的说法并未得到其亲戚的认可。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在如何解释北京大兴血亲灭门第1案当事人行为异常的问题上，应当扩大思路——例如，当事人的食物构成里面，是否存在导致其行为异常的因子？是否与食用转基因食品有着某种程度的相关性？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由公安部、卫生部、农业部等部门成立专案组，立即对该案当事人进行食用转基因食品调查，同时对其进行DNA测序和细胞膜测序，看看是否发生变异，以及这些变异是否与转基因食品有关。

二 、为什么要同时进行细胞膜测序？

根据生命智力学暨智因进化论，生命与非生命的分水岭在于生命拥有生命智力，生命智力是一种对间接信息进行操作的智力系统，生命与生命智力同时起源、同步进化，生命智力来自生命体自身，生命智力是不断发展的也是有层次的。生命智力的主要形式和结构包括DNA（RNA）生命智力信息系统（主要由基因和智因构成，智因乃是生命智力系统正在设计制造过程中的新基因），细胞膜（包括生物膜）生命智力信息系统，细胞膜网络生命智力系统，神经元细胞网络生命智力信息系统，人类大脑思维生命智力系统，以及群居动物和人类的社会网络生命智力系统。所有生物的生命行为都是由不同层次的生命智力系统单独或协同实施的。

细胞膜生命智力系统是由细胞膜及其内外附着物、衍生物构成的，它与DNA生命智力系统一样都是生命智力的重要组成。细胞膜生命智力系统的高级形式是神经细胞生命智力系统，神经细胞生命智力系统的高级形式是大脑思维细胞生命智力系统。据此可知，仅仅对DNA测序，并不能完全解读生命密码，必须还要同时对细胞膜测序，这样才能够完整的解读生命密码。事实上，遗传密码不仅仅有受精卵里的DNA，同时还有受精卵的细胞膜。详情可参阅《智因进化论：揭开生命最高秘密》电子版一书，以及《新基因的形成，验证了智因进化论、生命智力学》（澳洲《汉声杂志》2009年12期）等文。

三 、北京50万剩女之群体性行为异常

众所周知，人体既有着个体差异，也有着群体差异。转基因食品与其它食品、药品一样，其不良效应也存在着个体差异（易感个人）和群体差异（易感人群）。在血亲灭门案的情况，如果是与转基因食品有关，则属于个体差异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时期以来，北京市累计出现50万剩女（指大龄未婚女子），通常人们都从社会原因解释这种反常现象。其实，从生命智力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城市在短时期内集中出现50万剩女，应当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异常。

由于这个时间段，恰恰是转基因食品陆续进入人们饭桌的时间段，因此不能排除剩女现象与转基因食品的食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的问题。这是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乃是生命智力的一项重要行为，这么多的女性都变成婚姻之外的剩女，表明这些女性的性行为发生了变异，结婚的重要性被群体性严重降低。对此，仅仅从社会上寻找原因是不够的。
与此同期，中国精神病、抑郁症患者数量也在迅速增加，对于这些群体性行为异常，也有必要进行是否与转基因食品存在着相关性的调查。

四 、立即开展全国范围的转基因食品进口、生产、销售大调查

转基因食品进入中国人的饭桌，基本上是一个悄悄的过程。进口食品中有许多带有转基因成分，例如巧克力的抠抠豆、葡萄酒的葡萄，等等。国内生产和销售的转基因食品，几乎渗透到了方方面面，蔬菜、水果、食用油、豆制品、粮食、肉类里面可能都有转基因成分。不久前，农业部又新批准了几种水稻和玉米转基因品种进入生产、销售领域。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进口、生产、销售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向全国民众提交过报告。至于转基因食品对身体健康是否存在着副作用的问题，有关部门也没有向全国民众提交过认真的全方位的持续追踪报告。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呼吁立即开展全国范围的转基因食品进口、生产、销售情况大调查，以及转基因食品对身体健康相关性普查。在此之前，政府要立即停止进口任何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外国食品，停止审批新的转基因种子进入生产领域，已经生产并进入销售领域的转基因食品要加大标签清晰度，餐饮业要明确标出菜点是否所用转基因，媒体要客观报道转基因食品的风险。

五 、政府要向转基因食品企业征收附加税

笔者在《转基因食品风险深不可测，政府要准备巨额赔偿金》一文中指出，转基因食品属于遗传工程，从生命智力学暨智因进化论的角度来说，这类遗传工程提供的转基因果实，实际上是人类用雌雄二性之外的“第三性”、“第四性”（“性”的本质是遗传物质）对该生物实施“强奸”后产下的后代，同时也是人类大脑思维生命智力系统对DNA生命智力信息系统的改造。

转基因食品里含有许多从其它生物转入的新基因，转入这些新基因的目的多种多样：有的是为了增加毒性，以减少病虫害；有的是为了提高果实的鲜艳度，以吸引购买者；有的是为了改善果实的耐储存性，以减少储运损耗；有的是为了增加农作物抗倒伏、耐旱、耐盐碱等性能，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等等。此外，不能排除外国人提供的转基因种子里面还暗含着“基因炸弹”，在必要时可以被启动，从而使食用者陷入病痛。当年越国就曾用煮熟的“转基因”粮种卖给吴国，让吴国陷入饥荒而亡国。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转基因农作物有这样那样的明显的好处，但是由于我们人类对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性缺少足够时间的检验，因此如果政府冒然大量推广食用转基因食品，就需要冒损害国民身体健康的极大风险，并要对如何处置风险准备下预案：提前准备巨额赔偿金，并及时全部公布批准转基因食品大量流通的相关部门及其相关责任人的名单，以备问责。与此同时，民众也要记录食用转基因食品的情况，以备索赔之用。

政府提前准备的巨额赔偿金，可以通过向转基因食品进口、生产、销售企业征收附加税的形式筹集，这笔资金既可用于向转基因食品受害者赔偿，也可以用于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调查和监督。

八纮九野丛书JS5－3600《全国频发血亲灭门案，是否转基因惹祸要立即调查》1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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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孙锡良：“转基因食品”在中国可能全面失控！

中南大学孙锡良2010年2月1日星期一

前不久，对于“转基因主粮”的问题，我写了一个批评某些方面不作为和乱作为的帖子，至今还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正面回应，在我的帖子发表以后，网上迅速看到了很多类似的帖子，绝大部分老百姓都对政府在“转基因”问题上的态度表示不可理解，一个事关十三亿多人的大问题居然可以选择沉默！我不知道“执政为民”为的是哪一部分“人民”，今天，我不得再次就此问题讨要说法，并且把中国目前我所看到的“转基因现象”告诉某些人，希望你们能站在中华民族安全大计的立场上出来说几话，表个态，不能再等了。

第一点：我坚持全国人大常委会2010年的第一立法为《转基因研究及商业化法》。　　

世界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组织对转基因粮良有过“确定安全”的结论，唯有超级聪明和超高水平的中国农业科学家敢于打保票“转基因粮食可放心食用”的自大表态，就算我不是一个转基因专家，即使我不懂一点转基因知识，我至少也有一个理由是可以依托的：世界上比中国科学家水平高的多的是，他们不敢表态，没有一个国际组织下过结论，光是中国科学家的结论肯定没有权威性。这一回我非要“崇洋媚外”一次，因为粮食是供人民吃的，不是日常用品，也不是车子开在路上，人的生命和体征变化可能是慢性的，也许几十年才能表现出来，但几十年以后，谁能把吃进去的食物给倒出来吗？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不可逆转性”促使世界各国在“转基因粮食”问题上十分慎重，世界通行的惯例是：先立法，后依法行事。

中国一直强调要与国际接轨，为什么在最重要的、最关系百姓生命的大问题上就选择不接轨了呢？政府在绝大部分老百姓不知情的情况下怎么就把“转基因良品”送上了大众的餐桌呢？为什么不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行立法呢？不但要立法，而且要立十分严格的《转基因研究及商业化法》，什么时候把研究放在首位？我不反对研究转基因课题，但反对匆忙商业化。什么情况下才能商业化？如何商业化？老百姓在商业化过程中的选择权有多大？进口转基因产品如何把握、如何监控？自然物种与转基因物种如何共存的问题怎么控制？等等问题在没有厘清楚之前绝对不能轻易置人民生命于不顾捍然上马。政府到底是为什么如此积极在全中国推广转基因食品？真是中国缺粮吗？真是为了保证中国领先世界一步吗？到底是哪些人如此积极？为了什么？真是为了抢占高科技主权吗？立法以后再开展商业化就不行了吗？研究后保留专利权不匆忙商业化不行吗？

第二点：退休老人视“转基因食用油为好东西”说明了什么？前天晚上，我请几位同事吃晚饭，来了一位年老的同志，他是一位退休老知识分子，吃饭的过程中，我问同事们对转基因食品的看法，同桌的人压根就没有人了解这门子事，唯一一位知道转基因食品的还是那位退休老同志，但是他的了解却令我感到十分痛心，他居然把他买过“转基因大豆油”视为骄傲，他说：“我家吃的全是转基因大豆油，菜油我家已经不吃了，以前家里穷没办法只能吃菜油，儿女现在都搞好了，也该吃点好的了”。听了他的话，我随即便问他：您知道转基因大豆油到底怎么样吗？他说：大豆油肯定比菜油好，转基因的那就更好了，都是进口产口。

不知道大家听了我的介绍作何感想？反正我是很难受的，一个退休老知识分子，如果与现在的知识分子比，可能知识是少点，但如果同十三亿中国人相比，他的基本文化素质至少还是可以排在中间水平以上的，他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视“转基因食品”为“高贵产品”！那其它几亿比他文化层次更低的老百姓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也许比他文化见识低的人也不一定就比他差，但可以肯定的是：“转基因”这个词在中国一定可以迷惑无数人，一定会被不少“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视为新宠儿，一定会有不少奸商从中受益匪浅。

为什么民间会有这种错乱的误解？政府什么时候给了人民真正的知情权？政府什么时候让人民有一个广泛认识转基因的平台？一个不为大部分百姓所知晓的食品居然在迷惑人的情况下在市场上流通了很长时间，放在国外这算什么事故？

我这次提到的还只是转基因大豆油，在中国的市场上，还到底有多少转基因食品在流通？有没有作一个公开的发布？商品市场上有没有要求公开的、明显地作出提示？目前的超市并没有转基因专柜，很多消费者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基因”的，下一步政府该怎么做？要不要作补救？要不要踩刹车？人民的知情权到底何时可以兑现？“执政为民”到底何时可以落到实处？

第三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底要不要为人民把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拥有当然的立法权和促进法律实施的权力，立什么法、怎么立法是整个国家得已正常运转的重要保证，对人民有用的法置于一边，就算立一万部法律那也是废纸一堆，不为人民保驾护航的法要它何用？大家回想一下这二十来年中国的立法和执法之路，不能不让人感慨：法多了就是无法无天。为什么中国的法越多，人民越是得不到法律保障？谁认真思考过？人民评价“全国人大”的工作成绩决不是看立法的数量，而是看所立的法是否对人民有利、有用，有些只保护少数人的法律，其实是一种祸害，立法不是卖商品，不是比销售额的，人民需要“精品立法、保民立法”，不需要滥竽充数的法律。

转基因稻米与13亿人主粮的利益悬疑

2004年12月09日 07:31 人民网

在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存疑的情况下，中国一些科学家大力推动这种产品的商业种植，让人怀疑其中关联的利益

□本报驻京记者 刘鉴强

12月1日，国家农业部的一个会议静悄悄地结束。官方没有公布会议内容，与会者也三缄其口。但股民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第二天，一支名为“丰乐种业”的股票涨停。“有人要发财了。”一位业内人士说。刺激股民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而“丰乐种业”，被有些股民称为“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

中国是否能在近期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这个会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会上，组成“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50余位科学家和农业部的官员，就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进行了讨论。这项决定如果近期获得农业部的批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米生产和消费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

1999年，中国进行了转基因棉花的商业化种植之后，没有再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进入商业种植。现在，很多科学家相信，中国的谨慎态度有所改变。这个会议，可能成为中国是否种植转基因水稻的转折点。

如果得到批准，那意味着，很多中国人以后吃的将是转基因大米，而不是传统大米，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世界将为之震动。”一位长期关注转基因作物的人士说。据本报得到的独家消息，在会上，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贾士荣研究员的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与其他几种转基因水稻相比，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现在，会议结果已上报农业部。

正在此时，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绿色和平”向本报独家透露，有些转基因科学家将科学研究和私利混杂在一起，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这些科学家本人。

有无健康风险：一个愚蠢的问题？

不久前，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建议，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这些专家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张启发是转基因科学家，这次北京会议，就讨论了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品种。而黄季焜最近几年一直大力呼吁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这个名为《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的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而12月1日，在北京，绿色和平针锋相对地公布了一份报告，名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这份报告由绿色和平在英国的两位科学顾问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完成。

报告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中，以下问题还没解决：转基因会不会带来对人体的损害？转基因会不会导致基因产物中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而对环境和农业经济方面，该报告认为，将会出现令人头疼的杂草稻、野生稻遗传资源遭受转基因的污染等负面影响。

施鹏翔是绿色和平在中国的项目官员，几年来，他一直呼吁公众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他向那些转基因科学家发问：“你们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那么，在你们的实验中，让老鼠吃3个月无害，能说明让人吃50年也无害吗？”

转基因科学家贾士荣回答：“列宁说过，一个愚蠢的人提的问题，1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

贾士荣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他的一个转基因水稻正在参与商业化种植申请。他反驳说：“我想请教那些反对者，他如何回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科学在现有的水平上认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科学是动态的，说不清几十年后的事情。但如果以后出现了问题，科学会解决它。”

他举了个例子：这就像汽车刚发明的时候，欧洲有个国家认为汽车速度太快，不安全，于是立法禁止。但汽车照样出现了，而且成为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回过头来看，那样的立法就是愚蠢的。

他与很多转基因科学家一样，喜欢用这样一种说法：到目前为止，凡是经过科学评价和政府部门严格审批获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没有出现一例转基因食品中毒或医疗事故。而且，包括常规育种技术生产的食品在内，没有一个食品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但施鹏翔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世界上还没有哪种转基因作物，像转基因水稻一样，将成为人类的主粮。以前的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西红柿的安全性，不能证明转基因水稻也是安全的。

薛达元研究员也不同意贾士荣的说法。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他自1988年始，一直参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起草、谈判活动。

他说：“既然你无法从科学上证明转基因水稻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那么，你就应该建立预防措施。这是国际上通行的预防原则。”

除了使用的安全性问题，一些生态学家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原因还在于担心它会破坏中国珍贵的水稻基库，但贾士荣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说：“我们有环境安全报告，而且，批准时，中国采取慎重态度，一个省一个省地批，确保转基因水稻品种不外流。”

但是，作为反对派的薛达元有不同的结论。他曾于2002年和2003年，分别4次去河北省和安徽省，实地考察了那里的棉田，发现转基因棉花品种管理混乱。虽然国务院已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对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生产作出严格规定。但是，这些法规在地方上并未能得到严格实施。由于种子公司和研究单位推广各自的转基因抗虫棉，使各地的抗虫棉种子来源五花八门、错综复杂。在安徽无为县，抗虫棉种子的来源有50-100个，共种植包括美国孟山都公司和国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约30多个，甚至一个村就有10多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有些品种连名字都没有，是研究单位委托种植，根本没有通过国家的安全评估。

薛达元认为，水稻的管理，难免不会像棉花一样混乱。科学家们所说的加强管理，可能完全是一句空话。

薛达元强调，他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但更重视风险评估。“安全和管理问题都没有解决之前，那些科学家们为什么要急于商业化生产？”他发出疑问。

商业化生产的动力是什么？

假如有关争论仅仅围绕安全和管理层面，那么它还是一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支持转基因稻米生产的科学家们往往把视线集中在这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就反复强调，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水稻，不但农民的收入会增加，因为农药施用量减少，环境也能得到改善。种植转基因水稻符合国家利益，是转基因科学家们的一致说法。

但反对派们则把目光透视到了这些转基因水稻科学家的身后，甚至他们的钱袋。国家环保总局的主要技术支持专家薛达元就指出，科学家和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有其他动力：一、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需要推广，并得到好处。二、许多年来，国家科技部门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大，全国上百个单位研究转基因，除了转基因棉花外，目前只有转基因水稻项目接近成熟。数年来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压力很大，急于出成果，因此迫切希望尽早商业化生产。

而绿色和平组织经过调查指出，种植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不是农民，而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转基因技术具有专利权，科学家和生物公司掌握着专利，将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以全球转基因农业的巨头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例，在2001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总种植面积有90%以上为孟山都的产品。现在全球只有一种转基因大豆品种，就是美国公司孟山都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市场上所有的转基因作物都是受到专利保护的，这意味着农民要对种子付出专利费用，而且不能自留种子，需要每年向种子公司购买种子。

绿色和平认为，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中国。在前几年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棉花上，已有这样的例子发生。

绿色和平认为，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推动者中，也似乎能看到国际大利益集团的影子。如果中国能打开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大门，那么，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将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既然你们能种转基因水稻，为什么不可以种转基因大豆？”而且，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国家，包括农业大国印度，也将对美国门户大开。

9月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在一次会议中指出，中国大豆产业应注意避免“拉美化”陷阱。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一家生物公司在发明转基因大豆的最初几年里，曾一度打着“利用先进的生物科技，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粮食生产”的旗号，免费向南美发放转基因大豆种子。而当这些国家的农民已经习惯于播种转基因大豆时，美国生物公司却又说，凡是今后想继续播种转基因大豆的农民，必须向该公司缴纳“产权税”。这时大家才发现，凡播种过转基因大豆的土地已无法再重新播种传统的大豆作物。这些国家已完全陷入了美国生物公司所设下的陷阱。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说：“有很多组织希望中国跨出这一步。这背后有政治势力，有大的利益集团，方方面面在影响它。因此，这本来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却发展成高度紧张的局面，令国家决策层都在关注它。”

科学家的角色冲突？

那么，如果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科学家到底有没有私利？

施鹏翔认为，12月2日“丰乐种业”的飞速涨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标本。这个公司曾经发布公告：“本公司决定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共同组建中科丰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

如果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获得通过，最先致富的是哪些人？“是科学家和他们背后的公司。”施鹏翔说。

这样的范例在中国已存在。深圳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企业，手中拥有中国转基因棉花的专利。专利持有人郭三堆是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他以专利入股，使生物技术研究所和他本人拥有这个注册资金8000万元公司股份的33%。一位创世纪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本报，郭三堆本人的股份占6.6%，在最近转让了部分股权后，仍掌握着5%的股份，目前来看，即400万元。“当然，实际上，远不止这些。”这位负责人说。

在此之前，郭三堆曾经批评绿色和平：“他们不懂基因工程，也不考虑农民死活。”

而现在，绿色和平批评转基因科学家们：他们关心的并非只是冠冕堂皇的“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也许，他们更关心自己的钱包。

绿色和平在调查中，还发现了转基因科学家以及支持者一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大力呼吁转基因水稻的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焜，其夫人是转基因科学家贾士荣所在的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又同时在贾士荣任董事的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任职。

如果黄季焜呼吁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成功，那么，贾士荣是受益者之一。黄的夫人及其本人是否得益，不由得令人生出一些联想。

对此，黄季焜告诉本报，他的大部分支持转基因的文章写于1999年至2001年，而他的夫人是2001年才参与那个公司。

而一位科学家则回忆说，黄的很多有影响的鼓吹转基因的文章，是2001年以后才发表的。这与黄的说法有出入。

 “绿色和平为了反对转基因水稻，在东拼西凑一些所谓证据，非常可笑。”黄季焜说。

黄季焜说，他还曾专门提交报告，提出“创世纪”这样的公司不应该如此运作：“科学家创立公司，又是科学家，又有商业利益，是不好的。”

对此观点，绿色和平完全同意，可是，施鹏翔说：“按照这个逻辑，黄的妻子是不是也应该避嫌？”

而贾士荣则是多种身份的人，他是转基因科学家，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又是创世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和董事，有商业利益。而现在，他向自己置身其中的安委会申请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生产。

而且，他申请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办公室委托了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彭于发来做环境影响评估。而据绿色和平的调查，贾士荣与彭于发是多年的研究伙伴。贾士荣对本报说，他与彭于发的确一起写过文章，反驳“绿色和平”的“转基因作物将污染环境”的说法。“这有什么错？”他问。

他情绪激烈地反驳说：“这是绿色和平在找碴子。我虽然是安委会成员，但我回避，不参加讨论。再说，我能有什么私利？”

施鹏翔则提出疑问：“在转基因稻米商业化生产后，如果转基因科学家能保证说，第一，不会成立自己的公司，把种子高价卖给农民。第二，不会把专利高价卖给企业，不会在向农民出售每一粒种子的时候收取专利费，那么，绿色和平无话可说。”

绿色和平之所以持强烈的质疑态度，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的解释是：“他们认为技术会被大的跨国公司垄断。但是，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基本上属于国家，与国外不同。”然而，贾士荣的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其专利权并不专属于中国人。12月8日，贾士荣告诉本报，他是通过在美国的合作伙伴，征得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同意来使用这种基因。他在美国的研究伙伴是位于加州的国际热带农业和生物技术实验室。而据绿色和平的调查，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标是将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推广。美国转基因巨头孟山都公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之一。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贾士荣的转基因水稻得到批准，美国人将来会不会对中国农民收取专利费用？12月8日，在本报对贾士荣的电话采访中，贾士荣不愿回答这个问题，最后说：“那是商业化推广，具体再谈。”

中国的科学家在此之前经常进行“民族主义”表达，说发展本国的转基因技术，会打破国外大公司的垄断。

而绿色和平否定这种说法。施鹏翔说：“那些科学家们自己也说，‘要打造中国自己的孟山都’。从转基因棉花的例子来看，他们要是变成了中国的孟山都，一样会垄断种子，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与孟山都与农民的关系没有差别。”

而且，他说：“中国的状况会比孟山都更坏。因为国外的大公司是用自己的钱研发的。而我们用的是国家的钱，研发出来的产品却被科学家排他性地垄断。最后，公众的钱，变成了私人的利益。”

绿色和平提出，转基因水稻在科学上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在管理上又有很多漏洞，作为对人民负责的科学家，对科学负责的科学家，是不是应该更加慎重？

没有正常的学术讨论？

一位科学家告诉本报，3年前，农业部召开会议，就农业转基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有人提出严格转基因食物标识等管理问题，结果遭到四五个转基因科学家围攻。

 “他们攻击别人的武器就是说别人‘不懂’”薛达元说。没有学术讨论的气氛，只有以势压人，慢慢地，别人也就不敢讲话了。

本报在采访中，找到的安委会中的食品安全专家，大部分都不愿说话。有位环保专家告诉本报，转基因水稻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后，对环境肯定有影响，但有些结果还不敢对外公布。然而，他也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我们以后还要吃饭呢。”一位生物学家甚至这样说。

薛达元认为，目前就转基因水稻的讨论很不正常。“反对的声音很弱，因为科研课题被别人把持，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不愿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发现了问题，也很少提出。大家一团和气。一旦通过，搞转基因开发的科学家获利极大，而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也不损失什么，所以，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尽职。”

薛达元是极少旗帜鲜明地强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谨慎进行商业化生产的科学家。他说，按正常的程序，即便是拿到了安全证书，要进行商业化生产，还需两年时间进行区域种植试验，才能进行种子生产。“但那些人想早一点，现在安全证书还没拿到，就开始了尝试。”

而且，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那么，这样所做的评估是否公正公平？

但是，他认为，好在农业部的管理人员头脑还比较清醒，一直比较谨慎，并且希望有些争论。“现在争论太少了。”

对于自己的主食将要被改变，中国的大部分公众并不知情。安委会成员、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吴孔明对此的解释是：“那怎么办呢？难道要全民公决吗？普通老百姓的知识背景并不一样。”

而施鹏翔说：“这样的逻辑太极端。我们没有要求全民公决，但你的科学报告可以公开。你们的报告不但不向公众，而且不向其他的科学家公开。我们要的是知情制度，而不是全民公决。”

施鹏翔认为，如果说普通公众不懂转基因技术，就不得参与转基因决策，只有那一领域的科学家评估自己的产品，那会造成科学家霸权。

12月7日，主管此项工作的农业部转基因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这个会议的结果还没出来，还有一些程序要走。”但种种迹象表明，转基因科学家这次似乎占到了上风。贾士荣的抗病转基因水稻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这并非没有争议。

12月8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水稻科学家告诉本报：“对于白叶枯病，传统育种技术已经成功地解决，而且解决起来非常方便，为什么还要用未可知风险的转基因技术？”

温家宝：如果不从政 我可能是很好的科学家

http://news.sohu.com/20081018/n260100639.shtml

2008年10月18日07:43

温家宝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艾伯茨专访

不从政，我可能是很好的科学家

总理名言

●我力主大力发展转基因工程，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世界性粮食紧缺更增强了我的信念

●我的指挥部就设在地震中心地带的马路旁,我当时布置工作,第一是救人

●只有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救中国,对于这一点我坚信不移

●在科学上不应该论资排辈,而要鼓励年轻人超过老年人

●我再一次郑重强调,，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

●多一点科学语言，少一点外交辞令，这个世界可能会更加美好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9月30日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布鲁斯·艾伯茨的专访。

卫生部长陈竺、科技部副部长李学勇等在座。《科学》杂志由托马斯·爱迪生创办于1880年,是目前国际科学界影响最大、读者最多、发行最广、最受科学家重视的科学类专业学术期刊。艾伯茨是著名生物化学家,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现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从2008年3月起担任《科学》杂志主编。访谈内容如下:

温家宝:我非常高兴接受这次采访。我想先说两句话：一是如果我不从事政治的话,我也可能成为一位很好的科学家。二是在我从政这几十年当中,一直没有离开过对科学技术的关注。我认为一位好的领导者,是应该具备科学素养和科学知识的。

艾伯茨:首先我想对中国的神舟七号飞船成功发射表示祝贺。最近一期《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来自中国的论文,介绍中国种植的转基因棉花。

温家宝：在10年前没有用转基因抗虫棉的时候,棉铃虫泡在农药里都死不掉。自从我们实施了棉花转基因工程后，棉花不仅抗虫害能力增强,而且产量也提高了。因此，我力主大力发展转基因工程,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世界性粮食紧缺更增强了我的信念。

艾伯茨：您知道,转基因作物在欧洲遭到强烈抵制,从而影响这一重要技术在非洲广泛应用。

温家宝：不要把转基因这种科学同贸易壁垒联系在一起，那就会阻挡科学的发展。

艾伯茨:您在地震发生后立即赶赴灾区,对中国应对灾害产生了巨大影响,您也因此蜚声世界。

温家宝:作为总理,我组织这场抗震救灾工作,主要是出于我对人民的热爱。但是,科学也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我的指挥部就设在地震中心地带的马路旁。我当时布置工作,第一是救人。第二是加强地震监测,预防余震。第三是预防次生灾害。第四是防疫。

艾伯茨:在这个地区重建的建筑物是否将采取特殊的建筑方式,以具备更高的抗震能力?

温家宝:建筑的安全对于预防地震灾害十分重要。我们必须按照这个地区可能发生地震的强度和烈度来制定房屋建筑的设防标准,特别是对那些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等,要采取更为安全的措施,使家长们放心,孩子们安心。选址非常重要,要避开断裂带。

艾伯茨：中国正在开展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但是我们不了解科学发展观的确切含义。您能否解释一下科学发展观?科学家将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温家宝：科学发展观,第一是以人为本,就是要通过发展生产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要使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自由的环境下得到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第二,全面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开放兼容与自主创新的结合,先进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结合。第三,统筹兼顾,就是要解决我们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存在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问题。第四,可持续发展,就是要解决13亿人口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走资源节约和生态友好型的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实现这4个目标都离不开科学技术,都离不开自主创新。

艾伯茨:中国正在建设创新体系,未来将如何去做?

温家宝:这是两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方面是培养我们自己的大批的创新人才。首先要从孩子做起,使他们从小就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他们进入中学、大学后,使他们能够在自由的环境下培养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第二,要使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因为只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才能找到自己的源泉,因此我们大力推进产学研相结合。第三,要培养科学家的科学道德。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宽容失败。只有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救中国,对于这一点我坚信不移。第二个方面是吸收和引进外国人才。

艾伯茨:我了解到,中国把基础科学研究投入的比例确定为总体科研投入的5%,您认为这个比例是否足够?

温家宝:我个人非常重视基础科学研究,我认为,任何科技应用和开发的研究都离不开基础科学研究作为源泉和动力。而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往往因为急功近利而忽视基础科学研究,这是应该加以避免的。我们这些年不断加大力度,但我以为这个比重还是不够的。

艾伯茨:你也许知道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最近采取一种有效的方式,支持年轻科学家创新。

温家宝:我们要重视年轻科学家。应该说,这一点我们做得还不够。在科学上不应该论资排辈,而要鼓励年轻人超过老年人,因为他们精力旺盛,富有创造精神。也许在前进的路上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代表着未来。我们今后一定要加强对青年科学家的资助。

艾伯茨：中国政府对奶粉事件的反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对保证食品安全有什么计划?

温家宝：我们想做三件事情。第一,严肃认真地处理这起奶粉事件,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第二,研究制定振兴中国食品业的规划。第三,加强立法,依法治理和监督从田地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这次奶粉事件使我们感到非常痛心。我们觉得,事情发生在企业,但政府有责任,特别是在监管方面。奶制品产业的几个重要环节,原奶生产、收购、运输、加工、配方和制成品,这些环节都要有明确的标准和检测要求,而且要有相应的责任,乃至法律责任。我再一次郑重强调,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我向您保证,我们的政府一定能带领人民度过这段由奶品事件所造成的困难,使中国的食品业有一个大的改观。所有的食品都要符合国际标准,出口食品还要符合进口国的标准。我以为,在质量检测、监督管理各个环节都离不开科学技术。我们已经确定卫生部作为食品监管的主要部门。

艾伯茨:我想问一个涉及范围更广泛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运用科学来推进外交?您是否认为各国科学家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合作研究,在科学界架起新的桥梁,来促进世界和平?

温家宝:我认为完全可以。首先,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通过科学研究,在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和实事求是这一点上都有共同的愿望,共同的特点,加强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与联系,容易增强共识,增进互信。第二,科学家所从事的工作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比如因特网,因此科学家的相互联系交流也会促进国与国之间在经济社会方面的相互合作与交流。多一点科学语言,少一点外交辞令,这个世界可能会更加美好。

美《科学》杂志盛赞温总理重视科学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7日电 17日出版的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该杂志总编辑布鲁斯·艾伯茨对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专访,称赞温家宝重视科学以及大力支持基础科学研究。

艾伯茨9月底访问中国时受到温家宝总理的接见(如左图,新华社发)。《科学》杂志的文章称,在长达两小时的会面中,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国将增加基础研究的投资,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将单位GDP能耗每年降低4%,改善食品安全,并利用科学帮助贫困人口。

温家宝总理指出,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他把基础科学研究描述成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同时认为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仍然不足。

《科学》杂志说,艾伯茨在访谈中援引数据称,目前中国对科学研究的总投资中有5%用于基础研究,而2007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7.5%。不过,艾伯茨指出,从学术论文和专利数量来看,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科学成就近年来呈急剧增加态势。

艾伯茨向温家宝总理提出,可以利用科学外交帮助缓和国家间的政治紧张关系,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承担着促进人类福祉的共同目标。温总理对此表示同意,并指出,“科学家的相互联系交流也会促进国与国之间在经济社会方面的相互合作与交流。多一点科学语言,少一点外交辞令,这个世界可能会更加美好”。

温家宝总理还向艾伯茨介绍了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他解释说,中国将以科学为基础,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经济的增长。中国正尽力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并平衡经济中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致力于可持续发展,解决用有限资源支撑13亿人口的挑战。

孙锡良：纠正“转基因粮食”的几个错误认识

中南大学  孙锡良 2010年2月8日星期一  人民网

自从“转基因主粮”被批准以后，中国上下已经吵成了一团，然而，老百姓吵归吵，决策者并不为所动，继续选择沉默，这是一个自始至终都表现轻率和错误的过程，是一个将十三亿中国人和中华民族集体绑架的“民族豪赌”，尽管前期我已经说得很多，写得也很多了，但是，在回农村过年（并作调查研究）之前，我想最后就此问题阐明几点看法：

第一点：决策者错误地认识“科学”。很多人如今在科学面前都显得很迷信，以为只要挂了“科学”的招牌都不敢违抗，很多人迷信科学家，迷信科学成果，有些人甚至成为科学的奴隶。尊重科学、热爱科学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理解和认识科学，往往会走入“科学的歧途”，科学怎么会有歧途呢？当然有。我给大家提一个这样的问题：谁是能给“科学”下“科学结论”的人？是不是所有新事物都是科学？是不是被公认的理论就是科学？五十年、一百年、几百年以后呢？认定为科学的理论是不是又一定对人类有益呢？“三聚氰氨”是不是以前没有的？是不是现代科学的产品？当然是的，但是，它如果放在人类餐桌上，就成了“杀人工具”。转基因粮食是不是科学？当然是科学家的科学成就，但是，谁能保证它放在人类餐桌上不会危害人类呢？“三聚氰氨”是快速致病的科学新产品，而“转基因粮食”是不是一种“慢性杀手”呢？有些政治人物一提到“新科技成就”就兴奋，好像只有他们懂理尊重科学、热爱科学、利用科学。有些老百姓也是一提到科学就盲从，好像科学家认定的事情还用得着怀疑吗？其实这都是对“科学”本身的一种“半认知状态”，普通百姓认识不足是可以理解的，危害也是局部的，作为决策者，尤其是给十三亿中国人主粮定调的决策者那就不能做一个科学的盲从者，因为你们的错误会把“科学”变成“杀手”。

中国为了不在科学研究方面落后世界发展的步伐，搞搞转基因粮食研究，谁也不会反对，但是，研究还没成熟就急于害人就不道德了。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即使全转基因了，中国科学家也不具备领先世界的能力，中国的转基因商业化撑不起科学巨匠。

第二点：“决策创新”的错误认识。中国自2003年以来，特别强调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这个出发点和思路本来是不错的，但错就错在“乱创新”，有些决策者为了争当创新的先行者，为改革而改，为创新而创新，把本来很好的事情改得面目全非、千疮百孔，把一些经过反复证明很好、很有用的现成事物创新成危害人类的怪物。现在世界所有国家都不敢把“转基因粮食”作为一个国家的主粮，中国人就是胆大，中国的决策者就是敢于创新，敢于争第一，就是要把它作为主粮，这些决策者到底是受利益所逼搞创新，还是为政绩所累瞎创新，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们都是不负责任的执政创新，都是置民族未来于不顾的轻率行为，如果未来真的发生问题的话，这些人都是不可原谅的民族罪人。

第三：某些决策者非常刚愎自用的“不争论”思维。农业部及相关决策者对于转基因的争论不闻不问，置若罔闻，表面上看是他们对自己很有信心，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们极度横蛮无理和刚愎自用的心态，他们认为：我们作出了决定就照办，没什么好争论的，争论来争论去不利于政策的执行。有些事是可以不争论，是可以少争论，是可以雷厉风行的执行，但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这样操作，中华民族的未来怎么可以由你们横蛮无理的摆弄呢？十三亿中国人的餐桌怎么能由你们一锤定音呢？转基因主粮的研究，你们可以定下政策执行，但是，转基因粮食作为主粮你们就无权这么定强压了，这个事不但可以争，而且非得要争论，要长时间争论，要让最大数人都参与进来争论，人类的基本权力是生存权，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生存权，也有义务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生存权着想，“不争论”的思维其实是想操纵子孙后代的生存权，这一点，好像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这样做。

第四：“转基因主粮”作为“民族豪赌”。有很多人认为，转基因粮食可能有害，也可能没有害处，为什么不可以赌一场呢？人类社会不是有很多过程都是赌过来的吗？赌赢了，中国也许就成了世界上最成熟的转基因市场了，也许中国就可以主导世界粮食的未来了。但是，大家想到没有，如果赌输了呢？这可不是赌钱啊！赌钱输了，可以重来努力再挣，赌物输了可以再买，赌老婆输了可能再娶，赌经济输了可以过苦日子撑着活下去，赌战争输了还可以卧薪尝胆重头再来，“赌种族存亡”就万万赌不得的，赌输了，几百年后，种族就消亡了，就没有机会了，就不可逆转了。中国的有些人为什么会不顾一切的赌一把呢？还是两点主因：一是赌政绩，赌赢了，将是千古佳话，历史英雄，名扬百世；二是时代悲剧，中国近几十年一直都生活在“赌一把”的思想状态下，摸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有摸过去就呛口水再摸。中国这次的赌注实在是下得太大，也下得太猛，并且下得不可理喻，这是拿中华民族在作赌注，我现在不敢说一定会输，但是，几十年后发现我们输了怎么办？谁能怎么办？

第五：不遵守决策权和知情权的统一性。我承认决策机构有决策权，同时我也要强调老百姓有知情权，决策权必须是在有可依的前提下的决策，知情权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知情的，现在两个方面都没有受到法律的支撑，转基因在中国全国人大没有充分讨论和规范立法，没有与世界接轨的形成严格的《转基因研究和商业化法》，决策纯粹是拍脑袋性质，有些人可能会拿出国务院的某些条例出来应付老百姓，但是，我说不行，尽管国务院《条例》具有法律效果，但转基因问题是一个全民性问题，是必须要经过全国人大立法的大事，少数人不能剥夺全体老百姓的权力。老百姓本可以通过全国人大代表表达意见和知情权的，但现在没有这个程序就相当于把老百姓的知情给取消了，纯粹变成少数人的“圈子行为”，这不是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体现，农业部要反醒和认错，必须还真相于人民，纠错误于及时，不可一错再错，一路错到底。

今天，我准备回农村过年，并对农村作一些调查研究，在回去之前，我想提醒决策者：“中华民族”是不能作为“赌注”的，这个世界第一，我们可以不要，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格去要，因为，我们的子孙没有授权让我们这一代人去赌。

来源：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97640399&boardId=2

附：

孙锡良：“转基因食品”在中国可能全面失控！

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jsp?id=73602529

孙锡良：“转基因粮食”需要一个官方的说法！

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73318059/1.html

李楯：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与否应由全国人大决定

2010年02月10日 07:56华商报

李楯

转基因水稻，已由政府部门准许在湖北试种，但争论并不就此终结。摆在一般人面前的问题是：一件非“专家”谁也搞不懂的事，一件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健康、生命及后代的事，应怎样决策，由谁来决策？

我们所处的时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迷信技术，在市场的名义下迷信金钱；当社会已经分化为利益、主张各不相同的人群时，科学家、专家也会有利益，会成为不同利益、主张的代言人——— 因此，当我们听到“科学家说”、“专家说”时，我们就必须问，利益在何方的科学家、专家说了，持何种主张的科学家、专家说了。有时，我们能听到的只是持一种主张的科学家、专家的说法，而听不到另一种已被屏蔽了的科学家、专家的意见。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机制，使在事关相当多人的利益时，决策者和公众都能在充分地听取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后再作自己的选择；使公众对事关自己利益的重大决策，能够参与。

在关于转基因水稻的争议中，反对者提出：通过遗传工程技术获得在自然界中无法自动生成的转基因水稻与以往我们吃的杂交水稻有本质不同；转基因水稻并非比原来的水稻高产，只是能抗虫(有人说，虫都不敢吃，人敢吃么)；由于转基因水稻仍有繁殖及与近亲交配的能力，它可能改变甚至是灭绝中国原有水稻品种；一些转基因食品引发的事件或事故(如老鼠食用曾导致免疫系统受损或出现肿瘤)，至今没有向公众给出足以说服人的交代；转基因食品作为非自然食物，能否确保人类在食用后不会产生损害健康的影响(如过敏等)，以致是：如果人类长期食用，代代相因，会否导致遗传性状改变，甚至是跨越物种的遗传性状改变？作为极力推进转基因水稻的公司、技术专家是否有责任在决策作出之前，给决策者和公众以清楚而让人听得懂的解释呢？

至于有专家说给转基因水稻发安全证书和给要结婚的男女发结婚证书一样，没有必要 “让大家都知道”，并说农业部的证书“一直是颁发给研发方和申报方，没有对社会公开，这也是我们国家行政审批的一个惯例”。这一点，很难苟同。政府信息公开，是法治国家的通例，而行政审批不公开，只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给我们的坏“惯例”。

就世界而言，全世界的转基因作物超过90%都是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全世界的转基因作物超过70%的种植面积也在美国，这，除使经营者获利外，也并不能解决今日世界的贫困问题，因为占世界人口15%处于饥饿状态下的穷人不是有钱买不到粮食，而是没有钱买粮食——— 在今天，所谓“吃饭”问题，如果只问粮食产量，就是个伪问题。

中国在1995年前为大豆净出口国，自进口转基因大豆后，对外依存度已达80%以上，中国品种的大豆在目前情况下竞争不过转基因大豆，中国的大豆品种面临被淘汰出局而趋于灭绝的情状；而改种植转基因大豆，则须年年购买专利权在外国公司手中的种子，价格难免为人掌控。农民的利益，也是决策者需要考虑的。

关起门来由少数人（哪怕是为多数人利益）决策的时代应成为过去，像转基因食品这样的事的决策，需要做到事先公布“全面、准确、真实”的信息（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充分展现各种不同观点，在公众可以充分参与的情况下，经过长时间的辩驳论争后，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因为它事关人的健康、生命及人类后代。在这里，每个人的知情与选择都是重要的。

我们应该明确记载和公布批准一项事关民生的大事的官员姓名，明确记载和公布在这种事关民生的大事中为政府决策作证或签署专家意见的专家姓名——— 特别是当这种事一旦决定、实行，结果即不可逆转时——— 以使人民在事后评价，可以问责(当然，只是针对官员)，或褒或贬(既针对官员，也针对专家)；由此，使参与决策的官员和专家如中国传统对当政者要求的那样排除私利，秉承公心，在为大众而决策时，“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治大国，若烹小鲜”，真正尽心尽职，对国民、对人类负起责任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摘编自 《瞭望》周刊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