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西游 经典:自相矛盾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五 顾 土

自相矛盾与文革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五

顾  土

文革自始至终都是一场自相矛盾的“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一概无法自圆其说。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从未经过理性洗礼的民族，绝大多数人甚至连最起 码的逻辑思维都不具备，所以，文革得以顺利发动，成功延伸，不断进行，而且深入人心，其思想遗产绵延不绝，至今还能不时“发扬光大”。任何一个稍微有一点 头脑的人，或者说稍稍经过一点逻辑训练的人，在文革中，都不能不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产生怀疑，执著的人当然就会愤然反抗，比如张志新，比如遇罗克；处于文革 权力旋涡之中的人则难免痛苦与矛盾；狡诈的人不妨将自己的人格一分为二。当然，这些人都属于极少数。

德国的纳粹思想虽然祸害人类，但是，其空间扩张的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和种族血统纯粹论，以及为推行这些主张、理论、主义而实施的专 制独裁，在德意志民族那里也有自圆其说的一面，所以煽动起全德意志的人民；“你撒了个弥天大谎，并不断重复，人们最终会深信不疑。”戈培尔的这句名言，在现实社会中也不能不说的确是个事实。第三帝国的思想和文化来源，从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特莱希克到尼采、海德格尔、瓦格纳等人，他们的哲学思考和艺术创 造是智慧的结晶，至今仍在影响我们。他们强调总体、强调国家的一面，不能不说也是一些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选择。中国文革与德国纳粹相比，相同的是，文革同样 可以鼓动起全国人民；不同的是，文革的思想、行为，从表到里，无一不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其自相矛盾的习惯延续至今，仍给中国人带来无穷的尴尬。

《国际歌》和《东方红》是整个文革中全国人民必唱的歌曲，文革最高潮时还达到了天天唱的地步。直至1978年，在思想解放的启发下，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两首歌曲的内容原来截然相反，互相矛盾，根本对立。由这两首歌曲并行高歌的过程即可以看出文革期间中国人的思维状况。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句话在文革中家喻户晓；马列主义也是文革中最为普及的词语，无处不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路 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更是文革中马克思主义学习的必读之物。可是，凡是读懂这些著述的人，凡是用这些著述中表达的思想去分析现实中国的人，都不能不怀疑直至反对文革，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以解释文革，文革 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完全背道而驰。怪不得张春桥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在几十年中国的政治话语里，修正与发展的使用频率最高，但界限也最为含混，究竟什么是修正？什么又是发展？其实，修正就是与原来的有所不同，而发展也是与最初的不大一样，两者没什么区别。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修正是指责别人，发展是自我标榜。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修正还意味着被打倒、被批臭、被清洗，而发展 则成了“四个伟大”。

文革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口号贯穿文革始终。如果说中国有王朝复辟、君主复辟、封建主义复辟、半殖民地复辟、专制制度复辟的危险，都还合乎情 理，但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一个资本主义的时期，这是中共一向都承认的历史事实，在文革的历史表述中也没有改变这一提法。而且，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已有定论: “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可见，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说法。

文革是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在《五一六通知》中表达非常明确。难以说通的是，中国根本没有进入过资本主义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短短几十年里，尽管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培育的资产阶级数量也极少，1949年 以后的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那么多的代理人不知从何而来？如果说少数知识分子和中共领导人曾留过西洋，去过日本，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也还说得过去，可 是，文革中揪出的大多数人根本没见过资本主义，连中国的上海、天津、广州这样有点资本主义模样的大城市都没去生活过，从他们的经历、环境和受教育背景来看，想走的话也是走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道路，或者称回头路。叫他们是地主、小农和手工业者的代理人，或者说他们是军阀、土匪的代理人，远比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更具说服力，起码在1949年之前，他们与这些阶层和人物更为贴近。

资产阶级发育自前资本主义时期，第一代资产阶级也没见过资本主义是个什么样，但是，资产阶级产生的基础却已经存在了，这就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1949年以前的中国商品经济并不发达，1949年后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也由于长时间物资的极度匮乏，票证制度掌控一切，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基本处于消亡状态。所以说，1949年前的资产阶级很脆弱，其后根本就不可能再产生资产阶级，经过改造之后剩下的那些资产阶级不是夹着尾巴就是红得发紫，早就不成气候了。退一步讲，即便有一些人，即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确实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向往民主制度，1957年 也已经被超额且“扩大”地扫荡干净，沦为社会监控对象，不可能形成任何威胁。可是，文革一开始就宣称中共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有大批资产阶级代理人并且揪 出了大量走资派，文革中又出现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说法，文革后期还发明了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观点，甚至将工资制，将普遍贫困中的微弱差别，都当作了资产 阶级产生的温床。这种凭空产生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既不合乎自己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也背离了所信仰的唯物主义。至于当时的极少数特权阶层，他们即使享受 了绝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的住房、出行和物资特供待遇，也未必就一定成为资产阶级，因为特权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而且，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都在享用这一 特权，他们并没有将他们自己也划归资产阶级之列。

文革之所以要以资产阶级为目标，在于所遵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只能对准资产阶级，如果是反对前资本主义的话，依照当时的历史话语，就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了。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的叙述已成定论，无法超越；与前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所进行的斗争，也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范畴。文革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诩，所以其思想不能不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的问题，不能不“创造性”地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未曾谈及的事情。

自相矛盾，在文革中是最常见的现象，表现在一切领域。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是文革的基本词语，人人每天不离口，连中小学生也不例外。辛亥革命，中国打倒了皇帝，也就是说打倒了万岁，从此进入了共和。“喊万岁， 是人类文明的堕落”，这是政治学家张奚若的话。但是，喊万岁在文革前已经十分普及，在文革中更是达到极致，发展到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的地步， 超过了历朝历代。语录、像章、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言不离“毛主席说”，在文革中也是登峰造极，可谓集古今中外个人崇拜之大成。这些极度的个人崇拜，比 资本主义都落后，不但全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对唯物主义的最大反动。

上山下乡，是一场文革前已经开始，文革中进入癫狂状态的人口大迁徙，初中生、高中生、市民纷纷远离城镇，带着户籍，或奔赴边疆或返回原籍或移居贫困乡村落 户，成为农业户口。这场迁徙，当初的宣传非常明确，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炼一颗红心；但在接受再教育的同时，还有一句口号也叫得非常响亮， 叫做“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这两种说法实际互相矛盾，连世代居住当地的那些“教育者”都改变不了的落后面貌，“受教育者”又如何去改变呢？连自己的落后 面貌都无法改变的群体，凭什么去教育别人？

去农村接受锻炼，在文革前已经时兴，文革时更成为必须，学校师生、机关人员、科学院所的研究者及其家庭，或长期或短期，无不经历过这道体力劳动关。锻炼的原因有许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罪名，称这些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脱离劳动。可是，事实并非如此。1969年 我们全家下放江西余江县，一年以后，当地的农民都夸奖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农活手艺高，南瓜种得棒，超过了老表。与我父亲同屋而住的冯其庸先生也告诉 我，少年时代，他白天干农活儿，夜晚在蚊帐里读书。中国是个农耕国家，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许多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原本出自农民家庭，农田劳作是生活的一 部分；1949年 前，除了极少数大户人家外，多数殷实和小康农民的家庭，老老少少也都下地干活儿，毛泽东的家庭最具说服力；而且，干农活儿并不难，否则就不会成为大多数人 的本事，即使不会农活儿的人，也是一学就会，如果有知识有文化的话，技术可能还高出一般农民。这原本是个常识，只是在那个年月被彻底歪曲了。我曾随工人去 农村支农，在南北乡村都干过农活儿，终于明白，原来生长在城市的工人也是五谷不分，北方农民不会南方农活儿，南方农民照样不懂北方农活儿，就好像农民不会 工业生产、工人不会教书那样。实践出真知，这是文革的日常用语，可是，在判断时却又是反其道而行之。

着军装的比不着军装的革命，军人比非军人更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文革中最通行的一种用人尺度，直至出现现役军人接管政权、全国各界争穿军装的场面。文 革初期，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现役军人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补进了政治局；中共九大，政治局委员多半成了现役军人；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基本都是 军队将领接管地方政权；支左时，大量下级军官又掌握了学校、机关、厂矿。其实，那些不穿军装的中共干部十几年前大多也是军人，有的是红军、八路军、新四 军，有的是解放军或是游击队，怎么脱下戎装十几年就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如果不离开部队，命运是否就可以相反？我的父母所在学校无论教授还是领导大 多是中共老党员，参加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不在少数，当一批师团职军宣队员进驻后，有人就议论说，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年不服从组织分配，留在部队，现在不也成了军宣队吗？凭入伍资历，肯定还是军宣队领导呢！老军人不如新军人，退役军人不如现役军人，经历战争洗礼时间长的不如时间短的，这样的文革思路实在难以自圆其说。

文革中，读书越多，学历越高，越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或是干脆就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我们这些中学生也不断被告诫要好好改造思想，向工农兵学习。所谓工农兵，就是那些读书少、学历低，或者目不识丁的人，依照当时的话语，他们才是最高尚最干净最有觉悟的人。其实，这是一种自我矛盾的说法。既然学校是培 养资产阶级的地方，何不干脆将所有学校撤消，由文盲直接去当工农兵，岂不省事？何必先灌输知识，培育成资产阶级，再费力去改造！尤其是那些来自乡镇的学 子，原本就是农民，花费很多力气和资财，拐了个大弯，结果又转回到起点。

一场文革下来，一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清洗，其后果，除一个人无比正确无比英明无比革命以外，几乎所有和他一同打江山的人都成了叛徒、特务、内奸、右倾、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这样的结局只能得出一种结论，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和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的反右等政治运动，原来是在伟大领袖一人英明领导之下，由一大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主持操纵下进行的。如是结论，使文革与前文革的政治运动处于一种截然对立的状态，因为承认了文革，就必须抹杀过去；承认过去，则不能不质疑文革。

我们从没有接受过理性洗礼

自相矛盾，在文革中无处不在，绝大多数人浑然不觉，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进行过理性洗礼的结果。所以，大多数人不会去思索这些矛盾，也不会通过这些矛盾去怀疑文革。

对于一个没有经过理性洗礼的民族，自相矛盾不被怀疑的最大保障就是绝对的最高权威、不容质疑的精神领袖，这是社会价值的最后依托，也是是非判断的终极标准。林彪事件之后，任何一个有点头脑的人，回顾中共九大时林彪如日中天的情景，都会察觉出其中的荒谬和虚假，都会因此怀疑并反对文革，动摇当权者的威权。但是，事实是，文革不但继续进行，而且还将林彪事件顺利地纳入文革的运行轨道，将林彪之死也当作文革的胜利果实。对文革最不利的一次事件，却可以转而增加了 文革必要性的砝码，进而增强了文革的合理性，这在理性社会根本不可思议，但当人们绝对信服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一切以最终权威的意志为准时，所有荒唐和不合理都不妨自然化解，还可以成为伟大权威更加伟大的合理注解。苏联与中国不同的是，斯大林之外，还有一个更高权威列宁，列宁活到了十月革命以后，而列宁的权 威又是有限的，因此，否定斯大林比较容易。德国尽管是一个经受过理性洗礼的国家，但纳粹依然能够上台并树立了自己的最高权威希特勒，这在于，纳粹所做的一切都以德意志民族利益为号召，有自圆其说的一面，在纳粹理论中，无论对外侵略扩张还是屠杀犹太民族，与这一利益并不矛盾。然而，文革对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甚至对中共执政利益都看不出有任何好处，自相矛盾处比比皆是，却畅行无阻十几年，这证明，中国的理性之微弱，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中国最高权威之强大，也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可以说，中国社会是二十世纪无理性的典型，苏联是半理性的典型，而德国则是理性负面的典型。

除了接受者的无理性之外，自相矛盾也与文革中畅行的艺术思维方式有关。

文革中的最高统治者和一些当红人物，偏好文艺。他们的思维，说文雅一点，叫浪漫主义，说白了，就是大跳跃，时而这样，时而那样，缺乏逻辑，没有推论。他们思考问题、品评是非，都是两极化，走极端，不顾前后，不计过程，此一时彼一时。林彪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到“发动反革命政变”不足两年，这两年是 他自己变了，还是别人变了，没有人能说清；陈伯达从毛泽东秘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下变成“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一贯反共”，究竟是他隐蔽太深，还是别人太糊涂，或是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情，也没有人深究。江青在被审判时有句名言，“你们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实这也是文革中的通行方式。

艺术思维与理性思维截然相反，可以夸张，不妨跳跃，以动感取胜，随意延伸亦无不可，最好还能充分发挥想象力。所以，这样的思维特别适合鼓动大众，因为大众的情绪从来都是非理性的，比较容易接纳形象，排斥概念、判断、推理。一部小说，一出戏，一首歌，一首诗、一篇檄文，比理性著述更容易掀起革命，鼓动争端。文 革中用形象思维描绘政治斗争是一大景致，这对没有理性的群众来说带有极强的煽惑力，现场感特别突出。一提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人们记住的就是一小撮反革命修 正主义野心家、阴谋家“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败坏林彪的形象，这首顺口溜可以说超过了任何理性说 辞；而普及到千家万户的语录歌，更是深入人心，没有任何理论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亲近效应。“打着红旗反红旗”、“跳梁小丑”、“残渣余孽”、“牛鬼蛇 神”、“阎王殿”、“两面派”、“黑五类”、“一小撮”、“大毒草”、“小爬虫”、“内奸”、“走狗”、“掺沙子”、“揭盖子”等等，充斥于文革政治话语 里的这些语汇，色彩浓厚，形象生动，充满了俚俗气和肢体动作，在大众脑海里留下鲜活的印象，十分轻易地就左右了大众的心理。文革中对人的批判斗争，固然残酷凶恶，但戏剧成分很重，表演意识尤为明显，喷气式、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画漫画、叼破鞋、戴乒乓球项链等等，在不知不觉中，人们将这种斗争都当成了大舞台，舞台形象替代了一切。在这些丰富多彩的形象中，只有黑白，没有是非，任何一个不具备理性思维的人，无不乖乖地被吸引。

很难想象，文革，这场持续十几年，影响全世界，彻底改变中国历史命运，席卷社会各个角落，至今都左右着我们思想的特大政治风暴，尽管被说成是“继承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但亲自发动和领导这场文革的最高权威，其思想所能显示的都是只言片语，没有任何著作阐述，连一篇像样的文章也没有，既无框架，也无体系，缺乏 一贯性，最长的不过是一张“大字报”，根本算不上理论文字。指导整个文革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东一句西一句，不但不知所云，莫名其 妙，而且出处和背景也含混不清。评论一部古典小说《水浒》的寥寥数语，就可以掀起一场运动；“你办事，我放心”，“按过去方针办”，一块巴掌大的纸头，草 草几个字，就可以决定国家前途。看起来，这似乎不可思议，但群众一旦成为信众，尤其正处于高度亢奋中的信众，相比较那些大块理论著述而言，警句、预言、定 义、口号、台词式的语录体，恰恰更符合他们的心理。由领袖代他们思考，替他们指路，为他们判断，正是信众的特征，信众需要的就是方向指引、意志激励、行动 号召和斩钉截铁的结论。语录体的发号施令，无需推论，也不用顾及前因后果，所以，自相矛盾不可避免，当然也不会被轻易察觉。

诡辩论帮了一个大忙

明明是唯心论，却高喊唯物主义，明明背离马克思主义，却天天学习马恩著作，这是文革期间自相矛盾得以掩饰的重要原因。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从戈培尔的名 言中衍生出来的这条定律，在文革期间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文革中的红人，仅仅从他们由盛至衰的过程里就已经暴露出文革 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所有舆论工具千百遍的宣教以及各种文件的反复学习，使多数人不能不接受了与文革思路相一致的说法，信以为真。此外，诡辩论的普及，也使 所有的自相矛盾都被合理地解释过去。

文革中，中国人的各种政治学习达到最高潮，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有专门的学习时间，一切都可以为政治学习让路，机关可以不办公，商店可以不营业，工厂可以不生产。辩证法，应该说是文革学习的一大成果，几乎所有人，包括中学生，都在大讲特讲唯物辩正法。当时，我正在学校读书，政治学习更是重中之重。我们天天读报纸，学报纸上刊登的各类文章，从报章上面，老师和同学们学会了用哲学讲话，好像什么都是“一分为二”，总是用“事情没有绝对的”这句话解说一切。需要批判 一个人了，用一分为二，那个人的缺陷便被无限放大；需要赞美了，也不妨用一分为二，那个人的长处又被尽力夸张。因此，他们的大批判和讲用稿永远都有理。一位政治老师，只要我们同学争论问题，他都用“没有绝对的”来分析各方的观点，结果，同学总是没理，老师老是有理。因为这句话放在任何地方都没错。直至最近，他年届80，同学和他讨论问题，他依然如此。你说自由，他说没有绝对的，你说民主，他说没有绝对的，你说公 正，他又说没有绝对的，你说平等，他还说没有绝对的。同学们都已一把年纪，最终还是错的，老师总是正确。老师之所以正确，因为“事情没有绝对的”实际是个 伪命题，既然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那么任何人所说的问题显然都是以相对为前提，既然根本就没有绝对的，那“没有绝对的”也就没有必要被重复。“事情没有绝 对的”这一命题的虚伪性自文革以来一直未被点破，因此近来又被一些“富二代”、“官二代”用来当作不平等、不公正、贫富日益分化的辩护辞，还真蒙住了不少 人，以为他们确实有理。

真正的唯物辩证法是什么，文革期间并没有多少人清楚，人们所学会的都是自上而下灌输的文革辩证法，或者称实用辩证法，也就是一切为文革现实服务，为文革最高 权威的意志服务，为文革永远有理服务。这种辩证法，已经成了诡辩论，当现实需要对立时，无论如何都可以对立，当现实需要统一时，不管什么都能统一。于是， 文革的所有自相矛盾都在对立统一规律中得到了无比正确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