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秘书评大跃进：漫山铁炉废 万户萧疏鬼唱歌

2011年11月18日 08:12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姚力文 刘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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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社会主义高潮”和“大跃进”的高压下，地方干部便把谎报经济数字的政绩虚构当作维持地位的手段。结果，集体化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重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事实上剥夺农民的口粮，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治正确，又不允许民众流动就食，最终酿成了漫山遍野铁炉废、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剧。

大跃进和高铁事故（绘图：向春）

本文摘自：《南方周末》2011年09月29日，作者：姚力文（人民日报社原农村工作部主任，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秘书） 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原题：《大跃进式发展为什么“要命”》

夸夸其谈取代不了经济规律和技术规律，正如当年谎报经济数据虽可逢节献礼却必引发日常饥荒一样，“世界奇迹”的虚名之下也暗伏着大祸。

但惨烈的大规模人命伤亡也是刺激社会道德、唤起良知行动的契机，尤其在当今传播技术发达的信息化时代——这意味着谎言政治的高风险。

温州动车事故让隐忧变成现实

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量建设江河水电、地下铁道、核电站、城市化、高速铁路等区域型项目和高技术工程；近年，则有征地拆迁暴力泛滥，技术安全事故多发。于是，包含强迫命令、谎言浮夸、胡乱折腾造成严重浪费和非正常死亡等反讽意义的“大跃进”，在新闻传播和批评舆论中复活了。

这种指称受到“奇迹论”者的抵制，似乎不是杞人忧天也有“唱衰中国速度”之类的嫌疑。即使2011年7月京沪高铁通车后故障频发，“奇迹论”者仍发明了“磨合期安全停车”的辩解。但是，7月23日一场惊天动地的动车组追尾激撞事故，给出了鲜血淋漓的结论：速度颂歌唱不掉高技术“大跃进”的灾难隐患。以至铁道部不得不宣布，中国高铁将全面降速。

大跃进是民生缺位的伪发展

大跃进式“发展”为什么会酿成社会灾难？根本原因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主义政治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缺乏人本价值、公共理性和责任体制。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大跃进”思想路线占主导地位，为改变“一穷二白”，唐突推行急速农业集体化和经济重工业化。在“社会主义高潮”和“大跃进”的高压下，地方干部便把谎报经济数字的政绩虚构当作维持地位的手段。结果，集体化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重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事实上剥夺农民的口粮，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治正确，又不允许民众流动就食，最终酿成了漫山遍野铁炉废、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剧。

尤其令人痛心者，尽管彭德怀试图在庐山会议上纠正大跃进错误，尽管刘少奇试图通过七千人大会对大跃进有所反省，但这些建设责任政治的努力，都被党内错误思想路线摧毁了。

即使到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大跃进及其衍生的庐山会议斗争、“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仍然模糊。

历史悲剧不仅“真相”未明，反而受到“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等称颂。历史学术荒废造成经验教训认知缺失，政治推动经济形式主义增长的国家结构，是大跃进模式在高技术时代复活的前提。

在京沪高铁通车前，一位曾位居铁道部高层的高铁工程专家对媒体披露：从1980年代末考虑搞高铁，“经过的不必要的折腾和波折太多了”；这几年引进之后，“铁路工业的制造技术水平确实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核心研发能力还没有”；某部长“什么都要世界第一”，“他是想买300公里每小时的车，跑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如此“吃掉安全余量”，“不是中国自己设计的，一旦出现问题，中国自己没有经验和技术去解决，后果不堪设想”。

人们看到的是什么？2007年4月，中国“D字头”动车组列车进入时速200公里以上的世界高速俱乐部，铁道部新闻宣传官动情讲述：“我们应该还记得，小平同志在29年前在日本乘坐新干线动车组时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时的车速像风一样快。现在我们可以告慰小平同志，中国自己生产的和谐号动车组的速度比12级台风还要快，因为它的速度每秒达到了56米，而12级台风每秒是32.6米。”

当然，他也谈安全，说：“铁路方面确实把安全摆在了最核心、最关键、最根本的位置上……我在这里再次向网友们表示，提速列车运行安全是有可靠的保证的，如果没有100%的把握，我们都不会开行这种时速的列车。”

到建党90周年开通京沪高铁之际，这位官员更通过新华网对全国人民说：“中国高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是我们国家实力的象征，每个中国人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

如此的“人间奇迹”、“世界水平”论和颂歌自赞、祭告献礼法，正是经典的大跃进话语模式和政治经济学特征。

但夸夸其谈取代不了经济规律和技术规律，正如当年谎报经济数据虽可逢节献礼却必引发日常饥荒一样，“世界奇迹”的虚名之下也暗伏着大祸。

事实证明，中国经济重复着民生缺位的错误：在工业化大跃进时代，主要表现为消费短缺即饿死，在高技术大跃进时代则主要表现为安全短缺即消费死。

当然，还由于忽视管理制度建设和安全文化培育，导致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事故频发；即使到今天，人类工业史上最古老、安全经验最丰富、规章制度最易懂的采矿业，在中国仍是世界上最“要命”的。

矿难频发，本就表明掌握初期工业化技术和管理的失败。这种低公共性、低制度化、低专业精神、低知识水平、权力滥用而权威无效的社会，还缺乏应有的能力控制产业化的高技术。

真发展以责任政治为前提

怎样才会有真发展？没有责任政治的前提，人本价值不得确立，公共理性无以生成，经济增长必带来浪费与贪污，“发展”的结果不是两极分化就是规模性非正常死亡。

1951年，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公开提出：“没有我们国家的民主化，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

因此，作为中国问题的具体讨论，并不能把现实的大跃进式“发展”灾难笼统归咎于制度问题，淹没于宏大历史叙事；锲而不舍地追究每个灾难的真相细节和所有涉案个人的法律责任，才能积累民主化、法治化的量变，加速实现责任政治质变的进程。

除了责任政治的国家制度前提，后进国家要实现真发展，还须研究世界发展史，为探索避开“依附陷阱”的发展道路寻求知识武装。

对中国来说，战后日本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重视：以新干线高速铁路为代表的民族技术培育是成功的真发展，而以核电站为代表的高技术引进是失败的伪发展。

福岛核电站事故造成的国土破坏、经济损失、国民健康伤害和国际核污染扩散，证明了所谓核电是最清洁、最经济能源的谎言性质。即使有核电产业利益集团一意孤行的压力和美国继续发展核电立场的影响，菅直人首相还是顾及到国民多数越来越强烈的反核意愿，终于在福岛核事故四个月之后，举起了“脱核电依存”的旗帜，表现出承认失败、改弦更张的勇气。

为什么有这种勇气？可以从战后日本的核电发展史和耻辱的日美关系史来理解。

日本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前后，已从美国的国家档案中译介了日美核技术关系的资料。占领时期美国禁止日本的原子能研究，但日本仍有政治家渴望通过原子能实现强国梦。随着苏联的核武器研发跟进美国水平带来了核技术扩散的趋势，美国开始主张原子能“和平利用”来保持道义话语的主导权和技术输出的主动权。

尤其在1954年3月太平洋氢弹爆炸试验造成日本渔民受害之后，美国政府担心日本的反战、反核、反美运动导致日本脱离西方阵营，认为核技术合作是对日本的“最好治疗法”，遂加速推进了相关的知识、技术输出。

当时的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则企图利用发展原子能实现“首相梦”，不惜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在日本操纵舆论，向国民灌输“核能神奇”、“核能技术安全”的空气；他作为日本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长，不顾学术界关于加强基础研究、推进符合国情的自主开发等意见，急速引进核电站、扩张核产业。这种核技术“大跃进”造成了日本对美国从政策到生产的全面依附，美国则通过这种依附推进其在东亚的帝国化战略。

而且，美国不仅从日本的依附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国际政治权力，其技术输出还隐藏着惊人的欺骗。福岛第一核电站使用的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1960年代开发的反应堆，而设计该型反应堆的一位技术专家在事故后向媒体透露：他1975年就认识到有设计缺陷，议论过停止运转；岂料遭到上司制止，理由是“如果不让其继续运转，公司的反应堆就卖不出去了”。

1976年，他辞职后曾就这种反应堆的结构缺陷及其危险性在国会作证，美国核管理委员会也指出同样的问题，通用公司才采取补救措施。这位专家认为：从福岛核电站现在的情况看，“即使采取补救措施，但基本设计没变，仍不具备承受氢爆炸压力的强度”。

可见，无论是由于美国技术开发过程中的商业投机，还是由于日本迷信引进导致依附，更兼政治家、企业家的权力、利益欲望压倒安全责任的鬼使神差，核电站变成“另类原子弹”在所难免。

最近，日本内阁官房参与田坂广志（原子能专业学者）在回答记者关于菅直人首相的“脱核电依存”发言问题时说：“我曾经认为日本的原子能安全技术是世界最高水平。不过，世界多数核事故缘于人的、组织的和制度性原因，而并非技术性原因。”他明确反对追求经济目的而忽视安全信赖的核电及其技术输出，主张发展天然能源。

总之，必须追问高技术引进：设备可复制，但培育了高技术的人、组织、制度等文化条件怎么复制？操作易学会，但能否掌握原理、系统的解析和控制？

因此，高技术引进具有体制上的高依附性和安全上的高风险性特征。核技术引进被证明是一种致命的伪发展，日本承认失败了。试想，如果继续唱“核电不可脱离”的老调，再发生一次事故，还有什么面目以对国民？

健康的纠错力量压缩谎言空间

反观中国，即使在京沪高铁通车后故障频发引起广泛忧虑后，有评论竟然要求“对京沪高铁多点宽容少点质疑”；即使在甬温线特大事故发生后，铁道部的新闻宣传官仍然坚称“先进”、“合格”和“有信心”。

什么是事实？如何面对事实？谁对事实负责？如此初级的问题能否达成共识尚有悬念，更遑论“科学发展”。

社会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是形成民族国家的条件，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入口。没有责任政治，任何发展的努力都会加剧社会分化、对立、冲突的风险，安全事故不过是社会分化、对立、冲突的一种表征而已。

但惨烈的大规模人命伤亡也是刺激社会道德、唤起良知行动的契机，尤其在当今传播技术发达的信息化时代——这意味着谎言政治的高风险。

试想，工业化“大跃进”时代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千万计非正常死亡，如果通过媒体呈现在大众面前，彭德怀、刘少奇等党内健康力量纠正错误的努力，可能会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民众数量优势的支持，从而促成中国的改革。

现在，高技术大跃进的惨祸无可挽回地发生了，那种摹仿“三年自然灾害”的“暴雨雷击”解释，立刻遭到舆论反驳和普遍拒绝，政府的责任承诺不得不被强化到国家政治信用的高度。

基于被激发的道德共鸣形成价值共识，在追究真相和责任的过程中凝聚政治认同，为杜绝新的人祸而积累公共理性、健全责任体制——这些努力逐步压缩谎言再生产的权力空间，中国才有真改革、真发展。

2011年04月02日 07:42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鲁彤 冯来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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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就在陈云讲话当天，刘少奇批阅了财政部的一个文件：《北京钢厂为什么今年还要发生大量亏损》。报告反映了北京钢厂由于生产计划严重超过国家下达的指标，造成了连年亏损，几乎将国家投资全部赔光的情况。刘少奇看到报告，觉得情况严重，他批示由彭真、刘仁阅处，措辞非常严厉：国营工厂如果照这样搞下去，结果会怎样呢？难道不会亡国吗？

毛泽东与刘少奇（资料图）

文章摘自《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 作者：鲁彤 冯来刚 出版：辽宁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出巡，刘少奇主政：“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对困难形势的估计要够，要透！”“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刘少奇力请陈云出山主持经济工作：“我支持你，支持到底！”

1962年2月21日，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从会议室的门缝里，不断飘散出一缕缕的烟雾。室内，正在举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刘少奇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除毛泽东、林彪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主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共16人。会议前后共进行了3天。由于地点是在中南海西楼，所以又称“西楼会议”。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浓墨重笔书写的一次会议，进一步地提出了调整的具体方针、政策。

“七千人大会”仅仅是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了国民经济全力进行调整，扭转困难局势的题目。但是，这个题目怎么做？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办法？都需要进一步摸索。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在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物价高涨和财政预算有大量赤字的情况，决定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

汇报中，首先由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交的1962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的年度报告。尽管这一报告已经对主要指标作了压缩，但仍存在着不少缺口。主要就是钢产量定为75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为59.5亿元。如此一算，当年的财政支出将出现30亿元的财政赤字。而且，根据报告，自1958年起到1961年，4年的财政收入都有虚假成分，而且赤字已经早就存在：1958年为21.8亿元，1959年为65.8亿元，1960年为81.8亿元，1961年为10.9亿元。

如此多年的财政赤字，而且有扩大的趋势，这是原先没有设想到的。

刘少奇有些火气：“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果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

其他常委们都有些急：这个情况是没有预料到的。

周恩来提议，要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提议，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

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讲话。在这次会议上，他吐露了心声：“那么多人开会，不敢讲，一讲就炸锅了！”

在西楼会议上，陈云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对困难形势的认识和采取的措施。

陈云认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但对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的认识不一致，要取得一致，就需要事实和时间。

困难形势是什么？陈云认为有5个方面：一是农业几年内的大减产；二是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与现有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三是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四是投机倒把现象严重；五是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前两点是最基本的。

那么，采取什么措施？陈云认为有6条措施：一是把10年(1963—1972)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二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刘少奇在陈云讲话时，非常赞成陈云对形势的估计和采取的措施。

在插话时，刘少奇有些激动：

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几天会议下来，常委们心中都有了一个数。

在会议上，刘少奇对陈云的讲话不仅仅赞同，而且要求陈云再到其他会议上讲，向党的高级干部说明一个情况，统一思想认识：目前的形势到底是一个什么形势？

他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国务院、陈云接受了刘少奇的这个建议。

2月26日，在李富春、李先念讲话后，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再次阐述了自己在西楼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陈云讲话完毕时，会场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久旱逢甘霖哪！有多长时间没有听到这种实事求是的、切中时弊的报告了！

陈云讲话后，刘少奇就提出将他的讲话批转全国，让党内各级干部都了解到国家的困难形势。

3月18日，刘少奇下发了他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对党内明显存在的对困难形势认识不足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和警告。

就在陈云讲话的当天，刘少奇批阅了财政部的一个文件：《北京钢厂为什么今年还要发生大量亏损》。报告反映了北京钢厂由于生产计划严重超过国家下达的指标，造成了连年亏损，几乎将国家投资全部赔光的情况。

刘少奇看到报告，觉得情况严重，他批示由彭真、刘仁阅处，措辞非常严厉：

国营工厂如果照这样搞下去，结果会怎样呢？难道不会亡国吗？

这些情况的逐步暴露，刘少奇忧心如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刘少奇想到了毛泽东称之曰“能”的陈云：他是新恢复的中央财经小组负责人的最合适的人选。

西楼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国家的经济工作。实际上，早在1957年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就已经决定成立了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陈云任组长。1958年6月10日，又恢复了中央财经小组，还是由陈云任组长。在反“反冒进”、“大跃进”的过程中，陈云由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实际上在经济工作上已经没有了发言权。现在，中央又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

促动陈云再次出山的，是刘少奇；第一个明确表态表示全力支持陈云的，还是刘少奇。

3月12日、13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等2月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建议用中央的名义转发各地学习讨论，并主持起草了批语。

13日，刘少奇在会议上说：有同志向我建议，由陈云担任恢复后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

李富春马上表态：“陈云同志当组长最合适，我当助手。”

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事后，刘少奇告诉了他这一情况，陈云推辞，要别人来当这个组长。

刘少奇力劝说：“大家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们都同意这次会议的决定。只是毛泽东在武汉，没有出席会议，还必须征求他对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文件的意见。

刘少奇说：“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

3月16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飞抵武汉，向毛泽东汇报12日、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定，以及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决定等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

3月18日，回到北京的当天，刘少奇就向全国批转了陈云等人的讲话。

3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通报了不久前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向在座的党内外人士如实地通报了中共中央对目前国民经济形势的认识。提出不久(实际上到1964年底才召开)将召开的三届人大的任务是：总结12年来，特别是最近4年(从1958年到现在)的经验教训，确定当前的任务。

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后，民主党派人士张治中当即在会议上作了即席发言。

他说：我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负责同志自觉检讨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表示“万分感动、万分钦佩”。这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态度和负责精神”。我过去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这不能不说，刘少奇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判断，使民主党派人士的心服口服，也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渡过困难充满了信心。

刘少奇既然把治国“良将”陈云再次请出山，就要全力支持陈云的一些调整国民经济的设想，也要使他几年来对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传达到党内。他觉得，陈云的这些思想认识，对当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非常重要。

从武汉回京后不久，刘少奇就找来邓力群，要他组织人编写陈云几年来关于经济工作的言论集子，印发全党学习。

但是，陈云几次找刘少奇，表示自己不同意印发言论集。

刘少奇说：“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发给中央财经小组成员、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同志们看看。”

邓力群马上按照刘少奇的指示把陈云的言论集编印了出来，共有四五万字，并写了一个一万多字的内容提要。

4月16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向他推荐陈云的这些论述。

毛泽东没有答复，也未置可否。但直到当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仍然摆放在毛泽东的桌子上。可见，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

在这一时期以前，经毛泽东极力坚持和主张，1960年组成了一个编辑班子，编辑《刘少奇选集》，但是，刘少奇一直忙于工作，没有顾得上这件事情。

但是，此时，他却抽出时间要人组织编印陈云的言论，其用意，显然是经济工作已经到了非大力倡导不可的时候了。

在此之前，党内除了印发毛泽东的论述集子外，汇编印发其他领导人的集子，还没有先例。

这一次，刘少奇就首先为陈云开了这么一个先例。

3天后，4月19日，刘少奇签发了中共中央的通知，向全党宣布了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成成员的决定：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为成员。

这样，刘少奇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得到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全力支持，开始全力投入到国民经济调整上来。

为解决党内思想上对形势的认识问题，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并力求解决对国民经济形势的估计不足的问题。

这一次会议，是一次继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后的又一次统一思想、统一步骤、调整经济的会议，比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更进了一步。

毛泽东仍然在外地，陈云在上海养病，林彪也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谭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杨尚昆、罗瑞卿，还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国务院工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人，共计105人。这次会议，通称“五月会议”。

刘少奇宣布了会议的议程，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有这样大的困难？我们现在是把困难讲过头了，还是讲得不够，还是讲得差不多了？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

在会议上，刘少奇多次就形势问题，作出了回答。

这一次，在前几次会议的基础上中央财经小组提交了1962年度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明确摆出了国民经济困难的8个方面及其针对性的方针：一是粮食供应紧张，经济作物减产，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可能很快；二是工业要上去，没有农业的恢复不行，没有工业的大调整也不行；三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缩小后，必须踏步几年，在调整好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四是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五是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超过了农业发展水平；六是市场商品匮乏，特别是吃穿两项，在三五年内难以有大的改善；七是外汇收入不可能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进口粮食；八是财政严重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

这个报告把困难摆在了桌面上，形势逐步明朗化。

这对与会者触动是相当大的。

刘少奇对中央财经小组提交的年度报告肯定说“是好的”。对调整经济指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刘少奇说：1958年后，每年都调整计划，年年都往低里调，年初计划高，年底调低。1962年的指标又是调低。

刘少奇敢于突破多年来“宁左勿右”的思想，对与会者说：

同志们，是不是以后(指标)不再调低了？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还没有割掉，今年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

高指标的“尾巴”割掉了吗？的的确确割掉了一部分。但是，不久以后，阶级斗争的“尾巴”又翘了起来，而这个“尾巴”，是在中国历经十几年的磨难后，才真正割掉的。

“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的确确，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了，是到了真刀真枪实干的时候了。

不能再等了。

国民经济的调整，不能再“修修补补”，而要“伤筋动骨”。

措施就是：一曰“下马”，二曰“减人”，三曰农业“增产”。

首先是要降低指标，调整农轻重的比例，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长短战线，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国民经济调整的另外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精兵简政”。

实际上，减少城市人口，从1961年就开始了。1960年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其中精简职工873万人。但是，全国仍有城镇人口1.2亿多人，仍比1957年多出2758万人。“五月会议”上，中央决定再次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其中职工850万人。

这是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

既然有了“壮士断腕”的决心，就要贯彻执行，而且要执行得力。

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刘少奇在内，党中央大多数领导人都下了决心。

在“五月会议”上，周恩来说：“这个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震动极大，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如同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史无前例，世界上也没有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刘少奇说：“减少2000万人口比大跃进的工作更困难”，“我们下决心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这也算一个勇气。现在有些工厂、机关、学校、医院里面，有不少人要求回乡，但是组织上不批准，不让回去，怕这些人走了，没有人代替。对这些人，要尽量让他们回乡。当然，时间要衔接起来，等城里有人代替以后再走。对工作没有大妨碍的，也可以先让他们走。对这件事，我看应该是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进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风。”

但是，一下子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会不会乱？

刘少奇说：首先要保证“大城市不闹事”，中小城市“也要注意”，“要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但是我们也还要准备出乱子”，“准备它出大乱子”，“如果我们深入地做群众工作，做解释工作，我估计群众是可以说通的”。

中国的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没有怨言，没有哀伤，党中央一声号令，人们携家带口，扶老搀幼，踏上迁移之路。本来预计有难度的精简城市人口，非常顺利，到9月份就基本上超额完成了：当年共减少城镇人口1048万人，其中职工940多万人。

毛泽东后来不无感慨地赞叹这一片土地上养育了这么好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但是，这种措施，如同刘少奇在湖南农村调查时说的：“人搬三次穷啊！”的的确确是“伤筋动骨”的事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事情，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后来，邓小平对此措施也多次谈起。此一时，彼一时，不免多了些感怀：过去遇到困难，党中央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2000多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线，讲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

一切的调整，中心是农业。

国民经济调整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增产的问题。农业增产问题不解决，没有吃、穿，就没有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调整和恢复，何谈发展？农业才是重中之重。

正如邓小平在“五月会议”上所说：“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情不能抓迟了”，“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都要靠生产队拿出来。”

不料，没有多久，针对农村中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又出来说话了。他这一番话，虽然一定程度上没有改变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但在实际上影响了国民经济调整，也从而使国民经济调整不可能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全力进行。

在农业问题上，毛泽东批判了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经营体制、可以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包产到户”，并定名为“单干风”。

同时，还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论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

毛泽东的思想起了变化，而且直接左右了后来的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引起毛泽东这一变化的关键，是对“包产到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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