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老炮儿小李是谁:面对未来的关怀——《中国文化要义》读书报告

面对未来的关怀——《中国文化要义》读书报告

2009年5月
　　
　　这学期，我看过一些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新儒学家的著作，他们的地位和影响不必赘言，这里只想谈谈一些别的看法。
　　作为现代中国人非常难，稍有灵性的人，往往深感精神的煎熬，对于几位新儒学家学者所表现的这种精神的煎熬面、痛苦面，我觉得很值得钦佩。另外，他们的许多专著，都是研究中国哲学史必读的重要著作，这种学术上的成就，也令人钦佩。但我所要谈的重点是：他们身为知识分子，所关怀的究竟是什么？就我个人来说，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关怀中国的未来，基于这种关怀，我们应该设法使我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结构能够得到改进；如此，我们的同胞可以生活得合理一点，丰富一点，有尊严一点。
　　就几位新儒家来说，他们所关心的，除了自由民主的实现之外，还包括“五四”反传统思想所产生的各种极为严重的恶劣影响，他们想把这些祸害消除，期望能使中国走向一个更健康的文化和思想的未来。此外，在个人生命层面，他们的精神与中国传统的精神资源是连在一起的，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很大的启发，这种启发式的他们能不惑地面对生命层面的许多问题。但就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关心中国的未来这一点来谈，我们如何能够步向一个合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秩序呢？我个人觉得这需要应用批评的精神来探讨。批评并不一定蕴含否定，许多中国传统的东西，并不是禁不起批评考验的，而在严格的批评下获得肯定的东西，才是真正不会与时俱灭的。
　　就梁漱溟、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先生而言，我个人的心境和徐先生比较接近，与牟先生次之，因为他们两位较有批评精神，至于梁先生，我跟他的心境不但不能接近，反而非常冲突。
　　
　　一、梁漱溟缺乏批评精神
　　先说梁漱溟先生，他的思想方式取自佛学的华严宗与德国的黑格尔。华严宗认为现象世界里每一事物皆是“真心”之全体，所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法藏“又为学不了者投巧便，取鉴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余，面面相对，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学者因晓刹海涉入无尽之义。”如此，每一面镜子不仅反映了“真心”的影像与别的镜子中“真心”的影像，而且也反映了别的镜子中“真心”影像的影像。这样重重无尽，借反映了常恒不变的“真心”，而“真心”是“一”，也是“一切”。梁先生把这种华严宗的看法与黑格尔的历史观汇合（黑格尔认为一切历史事件都是“合理”的）用来看中国的过去，因此，过去的每件事都在“镜子”里发光，彼此照来照去，都有正面意义，都是合理的。但从我们关心中国之未来的观点来看，这种看法是否提供了建设性的启发呢？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
　　在没谈及这一点以前，我想先就梁先生采用华严宗与黑格尔的观点之本身，谈谈我的看法。梁先生的思想，即使从这一层来看，已经呈现了相当的混乱。基本上，梁先生采取了儒家入世的态度，但华严的那一套看法却是要出世的，这种基本不同的格格不入的含义，怎么不多想一想呢？怎么不仔细想一想呢？从这一点来看，梁先生的工作只能说是提供了现代中国思想混乱现象的一个例样而已。他的思想并不能带动我们走向更有生机的未来，虽然他希望能够如此。另外，黑格尔德历史观是要强调德意志精神，而这种德意志精神是要落实到德国国家主义的。这种哲学不但狭隘，而且与后起的法西斯主义又复杂而密切的关系。梁先生要发扬儒家思想，然而儒家“仁”的哲学最后要落实到“人”身上，不可能落实到“国家”身上，虽然“仁”的哲学与爱国家、爱民族是不冲突的。儒家最高的理想是每个人在生命中根据内在的资源完成道德的自我，所谓“成德”，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希望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从这一点来看，“仁”的哲学认为每个人都是目的，不是手段，其最高理想不可能落实到国家上去。梁先生未经严格的批判就把黑格尔德那一套据为己用，实际上黑格尔与儒家思想的精华，基本上是不相容的。
　　假若以上的看法是正确的话，更进一层分析梁先生的著作，就产生以下几个问题：
　　1、我们从梁先生的书中，很难找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格批判，因为他在内心上不愿意这么做。假若每件事都在“镜子”里发光，都有正面的、合理的意义，中国的传统当然无法加以批判了；这样便易流于“在中国传统里找安慰”的境地。这样做，最无说服力，作为论式而言，最不易成立。因为只要别人指出传统中的确有一项坏的东西，（实际上何止一项？）他的论式就产生了漏洞。
　　2、从“过去所有的东西都是合理的”观点出发，很难使梁先生提出有效的办法使“传统”与“未来”衔接起来。（这里所指的“传统”与“未来”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即我们认为传统里好的方面与我们对于未来的理想。）梁先生所说的那一套理论，实际上，反而产生一种逃避的现象，没有面对如何把传统和现代连在一起的问题，而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推却的问题。
　　3、我读梁先生的著作，获得的印象是他尤喜作中西文化的比较，但他的比较多半是一厢情愿的，并不是严格、尖锐性的批评式的比较。譬如说：“西方古希腊是理性的，中国是感性的。”但这种比较实在太简单、太粗松、太浮泛了。古希腊当然有其理性的一面；但任何读过荷马史诗与希腊悲剧的人都会知道这种说法是很天真的。即使柏拉图的哲学也不能以“理性”二字来概括。何谓理性？理性在西方文化中的效用和结果如何？对于这些可借以了解西方的问题，梁先生似乎从无兴趣加以追问。这种一厢情愿似的中西文化比较，并不只有梁先生是如此。
　　不过梁先生写过许多有关古典儒家哲学与宋明理学的专著，有公认的学术成就，这不是可以抹杀的。
　　
　　二、牟宗三的贡献与缺陷
　　牟先生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是学术上了不起的贡献。他的《心体与性体》，可说是二十世纪研究宋明理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正如刘述先先生所说，他在其中完成了自成一家之言的解释，可说具有原创性的贡献。在这方面，我觉得牟先生的贡献比梁先生要大得多；可是，就这本书而言，我任为他若少写一些，对内容无损，却会更有力量。然而，他却觉得要多讲，即使重复也是好的，这一点也可看出时代对新儒家们的压力与他们反应的方式。
　　牟先生是位很好的哲学家，进入他的系统后，会发现那是很高雅的系统，但是必须先了解他的名次的定义，因为他又是后自己造名词。（在哲学上，他是一位有资格造名次的哲学家。）可是，他的关心面相当广，对于其他文化与政治层面的问题，他的看法，有时就显得粗松。因为他喜欢自创名词，但在这些层面他自造的名词却发生了不少问题：
　　譬如，就我所知，他并未很严格地面对他颇为关心的一个问题：“自由民主和传统文化如何接榫？”
　　“自由”这问题很麻烦，在中国传统中，我们有思想的资源与西方的自由观念汇通，甚至可补西洋的不足，但是我们整个自由哲学的系统；而“民主”，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虽然我们有民本思想。但，牟先生却说中国有“治道的民主”没有“政道的民主”。然而，牟先生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呢？中国的治道是否有可谓“民主”的东西？而牟先生所说的“民主”又是哪一种定义下的“民主”呢？这个“民主”是民主吗？
　　总之，我个人觉得他在阐释儒家哲学方面的贡献很大，但他在思考如何使传统中国思想的精华与现代接榫，如何使它们与我们未来的政治与社会的理想衔接的时候，他的工作做得比较粗松，甚至还有闭门造车的情形。
　　
　　三、徐复观面对问题的批判反省
　　我个人认为，就“关心未来”这方面来讲，徐复观先生给我们的资源比较多。
　　徐先生对传统的态度是批判的反省。他对中国传统政治压制思想的反省是很深刻的。虽然，他对自由与民主的不同与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了解的也不够。虽然，他对科学的性质的了解也甚浮泛（他生平最讨厌胡适，却把胡适对科学的迷信当作对科学可靠的解释），但由于他能以批判精神面对中国传统的许多现象，所以就找寻如何使传统的精华与未来的理想接榫之处而言，他留给我们的资源比较多。而他这种批判的精神表现在实际层面，也是生龙活虎的。没有严格的批判精神，无法取传统之精华而去其糟粕。这样即使把传统与现代连在一起，也只是汇集了两方面的短处而已。一厢情愿的“找安慰”固然是自己的自由，却无法承担中国文化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徐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个精神是面对问题，虽然他个人未必找得到所有的答案，但他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最后，我需要谈的是关于创造的转化中国文化的问题。
　　要解决未来的问题，必须由我们开始，因为问题非常大，所以必然需要很多时间才能解决，但是从现在起，我们要产生新的东西，而这些新的东西，只有自传统中转化得来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包括新问题与过去遗留到现在的老问题）。硬从西方搬来一些货物，不但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反而制造了新的危机。“创造的转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东西是经由对传统里的健康、有生机的质素加以改造，而与我们选择的西方观念与价值相融会而产生的。在这种有所根据的创造过程中，传统得以转化。这种转化因为不是要在全盘否定传统中进行，而是与传统中健康、有生机的质素衔接而进行（这里所谓的衔接，使传统的质素“转”了以后才“接”），所以一方面能使传统因获得新的意义而复苏，另一方面因的确有了新的答案而能使我们的问题得以解决。“创造的转化”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但只有这样做才能不再陷入“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与一些新儒家们在传统里找安慰的巢臼。
　　西方帝国主义兴起以后，深受西方文明冲击的，除了中国以外，还有非洲、阿拉伯世界、印度、东南亚、日本等地区。以比较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感受其震撼最巨者则是中国，这可与我们的偏颇反映得其明证，最后偏颇到居然有人提出全盘性反传统与“全盘西化”的主张，而且这种荒谬的说法还居然得到许多人的信服，历久不衰。这种说法是深受西方文明冲击的各国反应模式中的特例，只发生在中国。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最低俗的是“买办文化”的出现。1840年以前，我们中国人是看不起西洋文明的，但“五四”以后居然惨到连“买办文化”都出现了。这些买办也可能懂得一些中国东西，玩玩字画，谈谈茶经，尤其在西洋人面前，特别能讲一些中国的风雅。但他们有一项特性，就是在西洋人面前膝盖特别软，觉得跟西洋人在一起很风光，给西洋人下跪心里特别舒服。一般稍与中国传统文明优美质素接触过的人，看到了这种现象都会感到忧愤。然而，我们在忧愤之余，要切实体会认我们的文化危机的确是既深且巨的。任何未经深思熟虑的反应都势将无济于事。
　　“创造的转化”虽然艰难异常，但我认为是一条有生机的出路。
　　
　　四、“理性”在现代化中的角色
　　韦伯（Max Weber）对他所谓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析或许能对上述的讨论提供一点补充。从韦伯的观点来看，现代化的过程中用最有效的方法获得科技的结果，使违反“价值理性”的。换句话说，对于现代化，他有相当复杂的批评式的看法，指出“工具理性”的高度发展，使人更不能具有合理的人生。他认为现代固然有好处，但也带来很大的危机，“工具理性”虽使我们更有效率，但它本身并不蕴含“价值理性”，科技的成就并不能达成最合理的价值；而他又说，宇宙间有一个合理的价值。
　　在西方，许多现代思想家（包括比较浅薄、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在内）已对现代化的问题做了很重要的反省，而这类反省，跟新儒家可能有汇通之处。将来两者怎样汇通？在于西方最尖锐的思想汇通之众，新儒家是否还能保有存在的地位？
　　我个人认为，儒家思想中精华的部分（“天人合一”、“道心与人心的同一”，以及人生与宇宙的“和谐”），与近代最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化所产生之问题的批评式反省是可以汇通的，但是在基本的论证上，我觉得西方的反省比新儒家较有深度，也比较有力，例如博兰霓的结论和儒家几乎一样，就是人生与宇宙的“和谐”。他的理论采用了生命科学与树立方面最尖锐的知识，而我们新儒家的著作并未吸取生命科学、数学、物理、科学的哲学的知识，所以他们的论式说服性还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