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 清史讲义未完:围剿穷广东

围剿穷广东
 潘晓凌 叶伟民 实习生 范承刚
2011-03-10 11:46:10
      最严厉问责制度下的扶贫官员 广东扶贫，全国可借鉴 贫困线将提高 曹德旺的慈善问责 亚洲政党观摩中国“扶贫典型”在富广东的背面，还有一个被省委书记汪洋称为“先富地区之耻”的穷广东
广东以“责任到人，规划到户”为全新模式，以史上最严厉的干部考核制度为保障，开始为期3年的“扶贫大业”
 让所有人都免于贫困，是“幸福广东”一题必须解出的答案，这也或将是广东在扶贫事业上为中国迈出的引领一步         清远某村农户，一间房里放满4张床。村里人的居住条件大多类似。 （曾亮超/图）在广东乐昌市大富村，扶贫的效果可以从村里小孩添置的新衣服上看出来。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唐青林十岁了，她还从未走出过她的村子，她的父母，亲戚，以及她所在的连南县三排村的绝大多数村民都和她一样，连离开村子的车费都掏不起。
他们的村子在广东，一个被绝大多数国人视为富裕发达代表的地方。这个2010年GDP超过45000亿冠绝全国的省份，拥有最繁华的城市，最密集的工厂和最优良的交通；但少有人知道，这里也有三排村这样极度贫困的村落。
即使作为一名本省干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广东省烟草专卖局办公室主任王清明也绝对不会想到广东还有如此贫穷的一面。让王清明走进三排村的，是广东省从2010年3月在全省范围内启动的扶贫工作。
        王清明正是全广东11524名驻村扶贫干部中的一员，他们来自各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央企驻粤公司与省级国企。这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新“上山下乡”运动。从2010年3月份起，他们分别进驻散布于粤东、西、北的3409座村庄，与农民同吃同住，并兼任当地副村支书，任期1-3年。
如果不是这场“扶贫大业”，这些来自珠三角发达地区的干部也从未如此真切地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上光芒四射的广东的背面：在占全省行政村总数16　.　2％的共3409个贫困村庄中，超过40％的贫困线下人口人均年收入不及1500元。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考察后把粤西北贫困地区称为“一块心病”，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必须坚决打好缩小贫富差距这场硬仗。
超过1万名干部由此进驻每一个贫困村庄，这些“过惯了富日子”的新任村官们的使命是，入户调查，为每户贫困家庭建立档案卡，用3年时间，不但要帮助各自负责的村庄找到最合适的发展之道，还要为每户贫困户量身定制脱贫方案。
2012年，他们要实现被帮扶的贫困人口八成以上人均年收入达2500元。在广东省委的工作部署中，对于这个目标的表述非常简单：必须实现。
这场真刀真枪、完全有别以往的新“上山下乡”始于2007年12月广东省最新扶贫决策的规定：扶贫必须“规划到户，责任到人”，采取“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措施，将扶贫对象具体落实到个人。
           中国自1986年启动，持续25年至今的扶贫大业，眼下在这个国家最富裕的省份启动了史上力度最猛、打击最精准的贫穷围歼战。这场空前的扶贫运动正在刷新中国一直以来的扶贫模式。
你不知道的穷广东
 
    “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是“幸福广东”一题必须解出的答案
这场“激战”发生在广东，多少出乎人们意料。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已然成为深入人心的富裕标杆。广东经济总量居中国第一的地位已经持续多年，整个国家每赚八块钱，其中一块就来自广东。
直到在乐昌大富村开展入户调查时，谢文清才发现另一个残酷穷广东的真实存在。
他在一个星期内到同一家贫困户走访了三次，走进昏暗土屋时首先进入眼帘的始终是桌子上那惟一的一碗咸菜，只是每次去都会减少五六粒。
村里人对这位衣着体面的城里干部反应冷淡。人多，地少，能长的庄稼有限。勤不勤劳，日子都一样。
    谢文清每几个月回家一次，从大富开车回江门鹤山，这名鹤山市文广新局副局长花在路上的时间是四个多小时，这趟不算长的车程，“一下隔开了两个世界”。
这是驻村干部初次抵达时集体感受到的震撼——粤西雷州东塘村，300人的学校没有一个学生专用厕所；粤东梅州溪口村，人均仅四分田地，养不活一家老小；粤北河源杨梅村，人在里面不知道如何出山，外来媳妇不惜打掉孩子也要逃离……
这些身处绝境的村民，或是地理位置本身不适宜人居；或田地、水、交通资源恶劣；或因信息闭塞，根本不可能打开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这些先天劣势衍生的后果接二连三：教育资源严重缺失，基本没有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抗风险能力差，一人生病拖垮全家。
他们并不比西北、内陆等绝对贫困地区更为绝望，但他们被另一个富广东甩下了太远太远。两者的差距相对应的专业术语是区域发展差异系数，目前中国平均系数为0.62，穷广东与富广东之间则达到了0.75，而国际标准的极限为0.8。
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贴近真实，只要其中一个仍旧落后，另一个再高度发展，也承不起一个完整的“幸福广东”。这是最基础的木桶短板常识。“幸福广东”是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任期内的目标，穷广东这块最突兀的短板，显然是“幸福”一题中必须解出的答案。
扶贫没有标准解法。
 
      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最有效的扶贫不是做加减乘除，它是道复杂的语文题”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解法可以帮到所有人，”大富村驻村干部谢文清说，“只有下到最基层，才知道最有效的扶贫不是做加减乘除，它是道复杂的语文题”。
这是“双到”有别于此前所有扶贫模式的关键。中国自1986年起开始设立扶贫工作机构，制定扶贫方针。基本的操作始终是，扶贫专项资金到省，再按市、县、村逐一下拨。
过去30年，中国成为全球首个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与成就如影相随的弊端在于，扶贫资金在层层下拨中难以避免地跑、冒、漏。每年国家审计署的报告中，就频频出现“1／5扶贫资金被挪用”，“1.5亿扶贫款买了小轿车或弥补了行政经费”等信息。
          此外，按国际经验，当贫困人口比例降至10％以下，由于贫困人口变少且分布分散，必须得靠微观层面的努力，比如，扶贫到村，落实到户。
这已成为共识。2001年中国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2001-2010）》也明确指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要从贫困县缩小到贫困村和贫困户。
“双到”的雏形可追溯到2007年12月13日，汪洋在清远考察调研时提出，“能不能将扶贫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比如可不可以把贫困户基本情况录入电脑，登记造册，明确扶贫脱贫的具体办法，将‘谁去解决脱贫，解决谁的脱贫’责任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
彼时，他刚赴粤就任广东省委书记不到10天。在系列调研规划之后，广东确定了扶贫工作的基调：新的载体、新的方法，进一步明确扶贫的规划对象和责任主体，“扶贫双到”由此出炉。
一切从改名开始——扶贫办改称扶贫“双到”办，人手也比之前扩充了3-5倍。他们很快发现机构臃肿的担心完全没必要，眼下“一年的‘双到’工作抵得上过去十年的工作总和”。
2010年，“双到”开展第一年，广东省委常委会专门召集了七次会议，听取21个地级市扶贫汇报。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并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市的“双到”工作，各市县党政一把手也纷纷挂钩一座村庄。
挂钩的职责之一，是这些领导每年必须起码两次亲临一线。来自广东省扶贫办的统计数据，2010年各级领导的下村次数近20万人次。显然，很多官员下去的次数远不止两次。
对于驻村干部来说，每天在与农民打交道时，都会遇上意料不到的难题，这也正是到户、到人微观式扶贫的难处，同时也是价值之所在。
王清明在三排村遇上的问题更加棘手。起初，他为村民引进的脱贫产业是种植桑蚕，在把桑蚕苗、肥料、技术培训讲座通知发给大家后，却发现许多村民没什么积极性，甚至有牛闯入田地啃桑苗都懒得管。
          在花数万元拉铁丝网、花钱雇人赶牛、报警请求保护等一系列折腾后，王清明总算弄明白了，农民不心疼，是因为没花自己的钱。
在推广养猪时，他只给村民500块钱补贴建猪圈，猪苗、饲料可为预先垫付，但卖掉猪后必须还清，否则禁领下一批猪苗。此外，他还要求每个村民签保证书，不得中途变卖猪换购消费品。
这是经验教训，此前这样的事就曾发生过。王清明觉得，扶贫，绝不能满怀一腔爱心与同情就向前冲。
          眼下，他正努力阻止村民管他喊“老板”，“他们该叫我支书，不要让他们觉得省烟草专卖局很有钱，”他说，“尽管这是事实”。
目前投入帮扶三排村的680万元都是由省烟草专卖局直接划拨到账上，区别于以往逐层下拨的扶贫模式，王清明掌握每一分钱的去处。这也是所有扶贫工作组使用、分配资金的方式与权限。
眼下初春，土地才刚开耕，王清明却迫不及待站在田头，面朝光秃秃的土地想象秋天的模样。去年除了桑蚕，他还带领村民种上了芋头，收成不佳，这让他心痛了好阵子，今年他计划改种更适合生长、效益更高的金银花。
          “有村民叫我‘猪扒皮’”，他笑说，因为他曾过度积极地清晨五六点钟就挨家敲门叫大家起床干活。
彼时他的模样，一点都不像是一名处级官员。
         “各路神仙，各显神通”
        “双到”让掌握社会重要资源与权力的部门调动与共享资源的实力充分施展，“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对眼下来自广东省直机关的各驻村工作组来说，扶贫工作中难以调动资源这一“老大难”再也不成问题。这些掌握社会重要资源与权力的部门，调动与共享资源的优势与实力在“双到”扶贫上得以充分施展。“责任到人，规划到户”效果迅速而明显：各路神仙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江门鹤山市政府6个政府机构在为帮扶对象乐昌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开始各施所长：资金最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的所有费用；市委办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谢文清所供职的文广新局从全市网吧老板处募集到数十台电脑；鹤山市委书记则发动全市中山大学校友企业家捐款20万元。
     广东省交通厅为帮扶的乐昌梅花村解决了数十名年轻人的就学与就业，办法是送他们免费就读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及招募为高速公路收费站的临时员工。
省检察院在为连南百斤洞村修村路、铺水管等基础设施建设上一路畅通无阻，最近，驻村组长鲁礼树正在张罗与广州越秀区教育局合作，邀请几所省级顶尖中学的老师到村给孩子们上课，同时选送优秀的孩子入读这些学校。
     除了省直机关和大型国企这些“神通广大”的部门单位，各市县和传统意义上“清水衙门”也“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湛江第二中学帮扶杨家镇北村，发动师生和学生家长捐款捐物。学校发动学生捐图书，并将学校里的桌椅、教具等拉到村子里，建起4个“农家书屋”。天气好的时候，学校还在村内空地给村民放电影。
位于湛江东部的吴川市，人们习惯了外出谋生，长期“市穷民富”。在双到工作中，吴川则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实力雄厚的企业会选择在当地开设企业扶贫，小老板则更愿意选择买耕牛和棉被等“送温暖”式的方法。他们惟一的要求是：更愿意优先赠益于本村人。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像“严打”般“动真刀真枪”的扶贫运动。检查组级别从村到省，每年对每座帮扶村庄复查五次，考核标准细分至21条，细到各单位一把手亲临村庄的次数。
查实主要靠翻照片，穿同一件衣服的一律被视为一次，除非你能指出身边工作人员或所穿的衣服有变化。
     主导检查工作的扶贫办陡然成为决定各帮扶单位一把手政治前途的要害部门。
来自省检察院的驻村干部鲁礼树就在严格的扶贫成果检查与打分标准面前着实紧张了一回。
省检察院去年获得的考评其实并不低，97分。问题在于，得到满分及99分的单位一抓就是一大把，3分的差距，几乎相当于穷广东与富广东之间的区域发展差异系数了。就这3分的差距，这让省检察院几乎从上到下绷紧了弦。
无论如何，鲁礼树打算在百斤洞村再扎根一年，打个翻身仗。他正酝酿着力度更大的扶贫措施，比如高寒山区贫困人口的移民工程。
    免于贫困的幸福
 
“幸福就是吃饱穿暖，不想去上访”；“家乡有希望，就没人愿意离乡背井”
春耕临近，乐昌梅花镇上一款蓝色胶鞋一下就卖出好几十双。往年，由于农村年轻人的大量流失，买这款又好看又便于下田耕种的鞋的人越来越少。
朱春梅是其中一双新鞋的主人。她今年33岁，乐昌大富村人，此前与丈夫一直在外打工，今年春节回乡，发现去年在家乡种了一年绿色蔬菜的邻居赚的钱，比她在外一年的收入要高。这让她开始重新掂量土地的价值。
在这座被省委书记汪洋赞为“双到”扶贫样板工程的村庄，呈现出当下中国农村罕有的活力与人气。田间多了年轻人的身影，运砖头的板车繁忙地往返于村前村后——村里盖新房的人一下多了起来。
     廖才兵在去年就已经盖起了二层新房。去年，这名乐昌远近闻名的老上访户与老伴种了8亩多绿色蔬菜，年收入近四万元。廖才兵回绝了过去一起上访的“老战友”，“跟我一起种菜吧，”他对着电话那头说，“上访不如种菜划算啊，又花钱又费时间！”
幸福对于他来说简单而具体。“幸福就是白天种菜回来，晚上还想接着种，”他说，“幸福就是吃饱穿暖，不想去上访。”
大富村村支书廖文忠说，2010年村里终于实现了零上访。
让谢文清更感慨的是，医疗事故致残的付数清今年一口气养了18头猪，他再也没睡过懒觉，并且还打算尝试种菜。谢文清最近一次上他家，正好碰上他拄着锄头准备出门，“他和村里几个年轻人凑了钱，合伙去修补一小段泥路，方便运菜。”
大富是“双到”扶贫开展后广东贫困山村悄然发生新变的缩影。在波澜壮阔的社会资源大整合、大投入的推动下，生活在富广东的穷人们享受到了久违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眷顾，以及免于贫困的自由。
     这可能是改革先行之地广东的又一领先之举，广东省扶贫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容根谈及，在向中央及兄弟省份介绍广东的扶贫工作之后，全国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认为，广东的做法，为未来全国扶贫创造了经验。
按照李容根的理解，广东可能走早了十年八年，就像改革开放先走了十年二十年一样，方向正确，做法先进，绝对有效，可资借鉴。
广东省扶贫办提供的2010年考核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全省去年共投入资金近45亿元用于双到扶贫，平均每座村庄近130万元，帮助155余万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上升至 2410元，增幅超过50％，近三万户贫困户住的危房完成改造，这个比例在今后四年还将大幅提升。
驻村一年后，许多驻村干部在村民发自内心表现出来的热情中收获了关于“干群和谐”的难得的成就感。每次进村，谢文清就像回到家般与迎面而来的村民熟络地打招呼。时不时的，他还被江门一些机关单位邀请回去讲讲“如何与群众和谐相处，与群众打成一片”。
2011年3月，“双到”工作正式进入第二年，也即倒数第二年。一些村民开始找驻村干部掏心窝话。眼下，他们最担心的是，好日子会不会随着驻村工作组三年期满后戛然而止。
驻村干部们也开始有意识地在村头、村委会宣传栏里贴上“扶贫不扶懒”之类的标语。王清明，这名省烟草专卖局的办公室主任尽量避免让自己显得很“老板”，对于村民赊饲料、化肥、猪苗的要求一概狠心拒绝，“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他说，“我不会永远呆在这里。”
关于三年之后，驻村干部们的集体感受是，土地的价值能把年轻人重新吸引回来，农村就肯定有希望。
     眼下，除了种植蔬菜，大富村的朱春梅还有了另一个让她留下的理由：在驻村工作组的重点培养下，当选大富村最年轻的妇女主任。
“家乡有希望，就没人愿意离乡背井。”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