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邓丽君在水一方歌词:《解析毛泽东生命密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21:18:00
copy Bookmark http://sjdjt.blog.phoenixtv.com
2007-04-03 12:16:41 / 个人分类：节目文稿
《解析毛泽东生命密码》
萧延中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中共中央新闻网最近刚刚公布了最新版的《毛泽东传》，这本书对于毛泽东临终前的心理活动也有很多的介绍，书中特别提到说对于死亡，毛泽东相当地坦然，而且早有预感，其实在多年的戎马生涯当中，毛泽东曾经多次地和死神擦肩而过，但是对于死亡这个话题，他却从来都没有避讳过，那么对于死亡，毛泽东到底有着怎样的看法？他的死亡意识在晚年又曾经怎样地影响过他的政治决策？有关这些话题，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也非常荣幸地再一次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萧延中先生。
欢迎萧延中先生。
我们首先呢还是和大家一起来通过大屏幕认识一下萧延中先生。
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们《大讲堂》，我记得上次您在这里演讲的时候呢，给我们分析了毛东他的性格成因，那今天呢我们要谈到毛泽东对于死亡的看法。我们也知道他一直都不害怕死亡，没有畏惧，这和他的性格成因之间，和他的个性有什么关系呢？
萧延中：这个问题在心理学上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他对于死亡的看法，实际上是他人格结构的一部分，每个人有不同的生长的经历，这个经历塑造他的人格，因此也关联到他对于死亡的看法。
主持人：毛泽东他本人对死亡不惧怕，他个人对于生是一个怎么样的理解呢？因为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还处于文革当中的时候，大家就常常会说毛主席万岁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和他对于生的理解或者期盼有关系吗？
萧延中：现在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预期”，毛主席对于他的这个，将来迟早有一天要去见马克思，这是他的话，他有很清醒的认识。他曾经说过好多次，他说“什么毛主席万岁，那是不可能的，长生不死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们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怎么还会这样去看问题呢？”当时1975年10月1号的时候，他老人家静静地在那坐着，据现在的回忆看，他没有读任何的书，因为毛泽东是个手不释卷的人，他不读书他受不了。那么那一天他没有读书，因此他坐在那静静地想，自言自语地说，“这可能是我过的最后的一个国庆节了吧？！”后来呢那个他身边工作人员跟他说，毛主席你不要这样想，我们都盼你身体好，能够万寿无疆。所以毛主席就当时说了那样的一段话。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生命的极限，个体生命的极限，他认识得很清楚。
主持人：那在他生前，毛泽东喜欢听这样的口号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
萧延中：我觉得他喜欢听。
主持人：是每个人都喜欢听吗？
萧延中：这个从正常的心理的角度来说，谁都愿意多听好话，是吧，你可以容忍人家批评你，但是你心里边的底层是不高兴的，那个从正常人的心理来说，他肯定希望别人说毛主席万岁。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怀疑他自己希望说毛主席万岁，只不过他说，你说的那些“万岁”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说我万岁？所以有的人，像林彪，说毛主席万岁的那样的，说得很极端的时候，反而引起毛泽东的高度的警觉，就是已经过了。
主持人：萧延中先生这些年来关注到毛泽东他的死亡意识，同时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那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这种死亡意识和他晚年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呢我想萧延中先生会在演讲当中告诉我们，我们掌声欢迎。
毛泽东
戎马一生 九死一生
对于死亡他有着怎样的认识？
他的死亡意识又对中国的历史进程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延中
解读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
萧延中：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个不寻常的话题，就是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现在目前学术界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在他的晚年，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时候，频频地发动政治运动，尤其是1959年大跃进失败以后，他的政治运动发动的频率是越来越高，而且从向党外转向党内，一直持续到他逝世。对于这样的一种看法，如何解释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学术界大概有四种基本看法。
第一就认为，毛泽东晚年骄傲了，违背了自己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就是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因此他采取了一种不适当的一种调整的措施。也就是说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它的客观效果是不好的，这就是第二种说法。
第三种说法，毛泽东晚年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他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打击报复自己的对立面；
第四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狂妄自大，攻于权术，因此他对于政治做的是离开了政治道德的基本准则。
现在这个四种说法，我们可以分成两类，前两类是比较正面的，后两类是比较负面的。对于这样的一种看法，我觉得研究的方式和它的现在得出的一种看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我们不多做评说。那么我们看看，我们把我们的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到我们说“领袖意志”背后的那个潜意识的动机上去。
毛泽东和其他人的生命经历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毛泽东这一辈子，他的生命历险的次数，是和常人比较起来是非常地多，所以他比常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一种死亡的感觉。比如1935年5月26号，这一天，红军长征，刚刚渡过大渡河，在行军的过程中间遭遇到飞机的轰炸。当时很突然，飞机就来了轰炸。那个毛主席的警卫员一看很紧张，一下就把毛泽东推倒了，扑在他的身上。那么炸弹炸了以后，毛泽东的卫士长，叫做胡昌宝，当场牺牲。毛泽东后来回忆，后来跟斯诺1965年讲，说当时战争中很危险，我身边的警卫员，卫士长，被炸死，血都溅到我的身上，但是我一点儿都没伤着。
我们再看，毛泽东还有一个生命经历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在革命生涯的数十年间，毛泽东至少有六位亲属，先后遇难。这些亲属是，他的两个同胞兄弟，毛泽民和毛泽覃，两个弟弟；毛泽东的结发夫妻杨开慧；毛泽东的嫡长子毛岸英；毛泽东的这个唐妹毛泽健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六位亲属，先后遇难。对于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个体和具体的家庭来说，我们用“家破人亡”来描述这种焦虑，把这称之为“灾难”，我想应该是能被人们接受的。我们知道，像毛泽东的大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年仅19岁就牺牲了。所以我们说，他的这样一种生命经历和别人也不一样。
第三，我们会看到毛主席的著作，毛泽东的著作，多次涉及到死亡的主题，例如，毛泽东著名的政治散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散文，叫做深沉酣扬，激荡心扉。为什么会写成这样的文章呢？原则上，这样的文章都是为了祭祀而做的文章。《为人民服务》是由于张思德烧炭那个煤炭窑塌了牺牲，毛泽东所做的悼词，《纪念白求恩》是这样，《愚公移山》也如此。
所以我们说，毛泽东的这个三个方面我们都会看到，他实际上和死亡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时时与死亡对话，但又同时是一位时时挑战死亡焦虑的天才。在这个地方我之所以用“天才”这样的字眼，就是要在修辞上强化毛泽东的经历的特殊性。
劫后得余生，亲戚多罹难
“死神”的眷顾
让毛泽东对死亡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萧延中如何用幸存者理论
从心理学角度
剖析毛泽东不同常人的生命焦虑
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
《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第二帕：
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这种经历，对他本人政治行为的影响呢？或者说，这种经历对毛泽东频频发动政治运动，尤其发动党内的政治运动，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性吗？我们这样提出问题，这样去探讨问题，会不会是一个荒唐的伪问题呢？
所以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于直觉去讨论，我们要有一定的研究的理路和框架。
在这个地方，我介绍美国著名的病理心理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叫罗伯特·利夫顿。他最成名的一本著作，书名叫《虽死犹生》。在这本著作中间,利夫顿教授创立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这个概念叫做“幸存者”这样一种概念。这个概念的基本意思是说:参与和经历诸如革命、战争、突发事变等等非常规事态的人，往往会表现出与非常规事态相一致的非常规的心态。这种非常规的心态。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方面，“幸存者”会产生某种对死者强烈的歉疚感，这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感情，同时就会释放出很多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是使幸存者敢于直面死亡的焦虑，彻底摆脱死亡的恐惧这样一种控制。既然我的战友已经牺牲了，那么明天我也可能面临着死，所以当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战友的去世有一种强烈的歉疚感，“为什么死的是他而不是我？”因此在第二次再面临战争的时候，他会一往无前地直面死亡。他在研究中间看到了这一方面。
第二方面，“幸存者”也会通过一种“转移”，我们或者叫做“升华”，把个体不可避免的死亡，转变成为某种精神不朽的象征。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总是不免一死，谁也超越不了这个限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象征的形式，使我们的这种有限的生命得到延续。这种象征的形式，包括语言、思想、精神、气质等等。所以毛泽东晚年跟他的工作人员说过，“中国人说，雁过留声，虎死留皮。我毛泽东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给你们留不下什么，也就给你们留几本书吧！”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思想的影响力是无限的。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会通过一种自己的宏伟大业持续不断这样的一种意象，这样的一种预期，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在另外的一个角度上，在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得到延续。
当然我们不必要完全赞同利夫顿教授的观点，但是我们也不否认他的这种视角是可参照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幸存者情结
对毛泽东的政治决策
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
毛泽东的死亡焦虑
又怎样左右着国家的命运
这地方我想举几件大事，几件很有名的政治事件，在这个几件政治事件中间，其实我总观察，在它的背后，毛泽东都有他的忧虑，死亡的焦虑在后面做支撑。
第一件事，我们叫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除了1958年5月17号和5月20号，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两个长篇讲话中间谈到死人的话题外，同年12月9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更为明确地谈到了这些问题，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到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上它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好向马克思报到。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意死的，争取活下去，一定要死的话，那就拉倒。”
这个话讲的时候，我们注意，这个时间正是大跃进处于高潮之中。为什么在一个大跃进的高潮之中，一个他把亿万人民群众都动员起来在一个亢奋的过程中间，他突然谈到死呢？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注意，这是我说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事件”
对毛泽东影响至深
庐山会议背后忧思是什么？
接班人问题背后毛泽东焦虑什么
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
《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第三帕：
第二，我们说1959年7月，著名的庐山会议，这个庐山会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这个会议的前半截毛泽东也不高兴，但是他并没有想立即做出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倒彭德怀这样的一种决定。我现在看到的材料，他在这个会议开了一半以后，就觉得不满意嘛，他就想走，就说提前下山，你们自己再去吵吧，我先走了。准备要走，现在把他的书什么都收拾好了，准备走，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上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在1959年7月23号，这个毛泽东这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现在非常有名的即席讲话。那么这个讲话，毛泽东当时抑制不住激动的激烈的一种情绪，说了很多很多，在党的会议上其实不应该说的话，其中就提到一句话，叫做“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时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说，是，我的儿子被打死了，是吧，我“其无后乎”，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时说得很激烈。会议的当事人之一，黄克诚大将在他的自述中间讲，有一次主席对彭总开玩笑似的说，“老总啊，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不造反行不行？”可见毛泽东对彭德怀顾忌之深，但是彭德怀对于这样的一种谈话，没有丝毫的感觉，仍然我行我素。
由此可见，在复杂纷繁的政治事件背后，毛泽东对自己身后之事的重重顾虑，是影响这个政治结构，以及影响政治进程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一种因素。进入了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言谈之中涉及死亡词汇的频率逐渐地增加，某种担忧似乎深深地压抑在他的心头。
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在和蒙哥马利交谈的过程中，毛泽东第一次正面地谈到了自己的死亡问题。毛泽东说：元帅是特殊人物，相信能活到一百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活到73岁去见上帝。中国有句老话，叫做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说，你别这么说，现在中国还有很多的事需要你，你不能离开这条船不管。毛泽东说，现在还不离开，但将来我要学黑格尔的办法，随时准备死亡。紧跟着毛泽东谈了预测自己死亡的五种死法：第一被敌人开枪打死，第二坐飞机摔死，第三坐火车翻车被压死，第四游泳时被淹死，第五生病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好了。紧跟着就是1962年初的，我们说的中国开了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大会，号称叫“七千人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在观点上产生了不同。
长期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先生回忆，七千人大会闭幕以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的时候情绪非常地激动，他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了那么大的损失，我这是第一次总结，总结一次不行，以后年年要总结，回过头来要总结，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能接受实践的检验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了。谈到这个时候，他提到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那么这个话说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想象，说者无意，我们不能排除听者有心。
敏锐的学者注意到，
下边一个运动，我们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著名的“四清”。1962年到1966年，我们说发动了一个“四清”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二年，1964年是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在对于运动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和如何去用什么方法去做这次运动，两人产生了不同的想法，产生了严重的分歧。1964年的5、6月份，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他说各省要顶住。 6月14号他又说，“我的这些话，要传达下去，要传到县里，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县里要顶住！”这个话当时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很惊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1964年的6月16号，毛泽东在北京的十三陵召开了中央工作会。注意这个地址，很偶然，是这个十三陵，在十三陵召开了中央工作会。在这个会议上正式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在1964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修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篇文章的时候，在上边增添了一大段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他说，“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能不能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连续用了四个，“就是” 、“就是” 、“就是” 、“也就是”的这种强调的语调，突出地说明，在他的心目中间，他的革命事业的持续已经达到了一种焦虑的顶点。
而正是毛泽东在做了这个批示的三个月后，1964年的10月16号，赫鲁晓夫正式下台，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一直在争论，激烈地辩论。赫鲁晓夫下台，苏联认为也是一个转机，中国认为也是一个转机。这个时候，以周恩来为代表团团长，以贺龙为代表团的副团长，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在这个11月7号晚上，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的酒会上，苏联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公然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成功地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法我们，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就能和好。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听到了这种消息以后会有什么感觉。
1965年1月19号，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艾德嘉斯诺，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的主题之一仍然是死亡。斯诺回忆，这次谈话结束以后，毛泽东表现出了非常凄苍的一种情绪。斯诺写到，“毛泽东的声音低沉下去，他半合上眼睛，他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是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以后，所有的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列宁、恩格斯在内，大概显得都会相当地可笑吧！”随着年纪的增大，毛泽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对自己身后的事情是越来越不放心，应该说叫疑心重重。
1966年5月18号，林彪在中央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永远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敢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应该说，这样的讲话，是为毛泽东好的，是向毛泽东表态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说在心理的问题上，实际上他可能会起副作用，就可能会使听者联想到一种自己本身是不愿意想的问题。所以他讲完这个话以后，6月10号，毛泽东接见胡志明，两个人谈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毛泽东再一次谈到了死亡。在这地方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我们经常引的话，叫做“上帝请我喝烧酒，他已经给我递来了请柬。”
我们看到1966年，毛泽东72岁，正是在第二年，73岁毛泽东认为这关已经过了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如火如荼地燃遍了整个中国。
毛泽东的最后遗言是什么
革命遗产如何传承
领袖个人的心理因素
怎样左右国家命运
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如何评说
面对观众的提问
萧延中作何回答
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
《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最后我们想说一点，在一个心态史学的特殊层面上，政治幸存者情结，致使毛泽东在政治上敢于冒天下之大险，而誓死不回头的这样的一种不容忽略的心理要素之一，以至于在1976年6月，他心肌梗死而休克，当被抢救过来以后，他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一段话，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毛泽东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疑义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会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晚年，他想到死亡的时候，说了很多的话。比如刚才说，1975年的10月1号，毛泽东心里很不安，是吧，他当时，他晚年他反复吟咏唐代刘禹锡的词，叫做“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就是说，这个船沉了，那个破船在那儿放着，但是别的船照样走；老树死了，新树还会出来。所以他对死亡是不惧怕的。他是信奉新陈代谢之自然法则的，但他放心不下，无法超越那个渴望神圣的不朽。所以我说，伟大的毛泽东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他确确实实地也输给了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他认为那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自我”。
今天我们讨论就到这里。
主持人：感谢
萧延中：这问题提得非常关键。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他说“社会诞生的时候，是共和国首领创设制度，那么在此以后变成由共和国的制度来塑造它的首领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说，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的时候，趋于一种巨大的聚变的过程中，这个首领在里边起的作用往往都是很大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也就是说，后来如果在这个事件或者在这种革命运动取得成功以后，紧跟着要设计一套比较完好的政治制度，其实就会使人为的因素逐渐下降，但是这个在一般的历史的结果上，我们看，要耗掉一代人。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英雄式的人物，他的消失，对于他的制约，那个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最著名的就是华盛顿自己的让权，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因为他那个国家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历史传统，他的历史传统是美国的新教，英国的新教传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几千年来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那么一种体制。我们当革命了以后，这个政治领袖在里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的时候，所以像毛泽东这个权力就会集中到他那去。当然，在这么几十年的过程中间，也提出过对于权力的这种制约，提出过，但是都没有成功。
将来我说，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正是今天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之一。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政治期望，把我们的政治赌注，压在几个英明领袖的身上，因为人性所固有的局限性告诉我们，很可能我们不能排除好心办坏事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呢我觉得制度建设，一种刚性的程序化的、理性化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治发展中间不能舍弃的，当然政治家的那种魅力也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好，谢谢。
观众：萧教授，你好，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毛泽东呢，他无疑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在听您的讲座呢，我总觉得您总在围绕精神符号这样的意识问题来对毛泽东的人生进行论证。我想问您的是，这个精神符号是不是当知识分子对于当下消费社会的一种挽歌呢？谢谢。
萧延中：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消费社会实际上是后资本主义社会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发展中间，科学技术的成分，给人类是带来的这种好处是大大地表现出来了，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中间，人类也付出了一种代价，这个代价就是道德的代价。现在普遍人们认为，这个道德的代价和这个发展的获取之间的相关性，但我认为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可能想象，我们今天再回到毛泽东时代去，我们再一家四五口住十二平米的房子，冬天我们那个拿那个大桶打了水以后，在那拿棉被包着怕它冻上，这样一种生活。但是当然同样，你提的问题是，是不是消费社会的一个挽歌，我觉得还谈不上，只是说现在是不是中华民族在将来的历史发展中间，需要再重新地寻找，或在不断地建构出一种新的、适合自己民族的一种整体的民族精神。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社会当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好，谢谢。
观众：萧教授你好，您一直在研究毛泽东，对他一直非常有兴趣。我想了解就是，您认为毛泽东和历史中的哪一位人物是比较相近的？还有如果您看，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五百年以后，那时的人们再看毛泽东，他会是怎么一个看法？谢谢。
萧延中：如果做比较的话，其实毛泽东比较喜欢的几个历史人物，可以当作和他比较像的人。第一，刘邦。他几次谈到刘邦，汉高祖刘邦，没有文化，但是《大风歌》写得非常有气魄，他提过这样的事。另外就是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对于朱元璋，他也提了很多次，他明显地，明显地是喜欢朱元璋。另外他比较倾向于的，你比如对于秦始皇的一种平反。那么有人说，毛泽东是一位中国的现代皇帝，这种说法不光是外国人这么说，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么说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如果说政治制度对一个人的行为失灵了，产生不了任何约束作用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我们看，帝王的生活，你看多了以后，他们非常地累，用毛主席的话说，叫做“高处不胜寒”，你以为那个位置好当的呀，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有人这么说，他的，你刚才这个问题呀，我说有这么一派的意见，这派的意见也是有根有据的，也是有理有道的。有一本外国的书，现在我们翻过来，叫做《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实际原来的题目叫《人民的皇帝毛泽东》，把皇帝翻译成领袖。那么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习惯。我们好像在今天，是不是一说这个人像皇帝，就是有一种对他不恭敬的意思？其实按照严格的学术理路来说，我觉得谈不上不恭敬，是吧，是一种讨论问题的方式嘛。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还是能接受这样的一种讨论的。
主持人：好，谢谢。好，非常感谢萧延中先生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世纪大讲堂》，给我们进行演讲，那从死亡意识，从对死亡的焦虑来看毛泽东他晚年所发动的这些政治运动，是一种全新的角度。从他所做的一些言论，从他晚年的这些政治决策当中，正像萧延中先生告诉我们的这样，他对精神永生的追求，他对肉体死亡的这种不畏惧，的确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从这些决策当中，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我想不可避免地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任何一个政治家，在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个性可能都会多多少少地产生一些影响，但是我们也衷心地希望，在未来中国所走的道路上，这样个人性的因素，或者说一些偶然性的因素会变得越来越少，也但愿中国以后所有的决策都能够经过一个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和更加，能够让大家全部都参与进来的理性的决策。好，再一次感谢萧延中先生，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谢谢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