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盏花全本免费阅读:《张学良口述历史》诞生详情

笑语灯前老少儒
　　──追着张学良的历史奥运　　　　　　　　　◎郭冠英
 
 
唐教授：
奥运虽未成功，能与您共跑一跑，对我这小选手也算受益匪浅。「笑语灯前老少儒」。我若有时间，写下争取办奥运的经过，也为中国历史留下份纪录。
　　　　　　　　　　　　　　　　　　　　　　　　　　　　　──郭冠英【1】
 
唐德刚曾说：「写一个人的传，你要比他自己还要了解他。」
 
唐德刚说的是李宗仁，遇到张学良，他当然视此为不世机遇。他要写本"The Book"而不是"a book"。
 
可惜，没写出来，但在写的过程中，他比「他自己还了解了他」，了解了一个"a person"。
 
唐德刚后很感慨的说，张的历史，多已公布于世，但你我讲，就算对，仍只属小道消息；只有他本人讲，才属第一手。可惜张胡涂，对学术市场也不懂，他本可留下本好史，名垂千古的，但由于他性格不成熟，做事冲动，把一件晚年的好事给弄坏了。
 
唐又说：「我以前没见张，从历史资料来评张，见了张，对他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了解了一个人性格对其行事决策的关系，以前的资料是死的，见了本人才活了起来。张是个爱国者的定论不会改变，但我对他原有的正面推崇确实要大打折扣。」
 
张学良是一个太子豪杰，李宗仁是一个平民英雄，两个人都称副，一是副总统，一是副司令，但张学良不论是少、是副，他干的却是大事，虽然真正的硬仗，李宗仁打得多，真正的政务，李宗仁认真得多，但是李宗仁即使是干到正，他仍是蒋介石的副角，他仍未能改变蒋所划的局面；而张学良在西安未留片纸只字，甚至对放蒋条件仍讳之莫深，但人人皆知他改变了蒋的剿共大计，他扭转了乾坤。他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甚至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唐语）。
 
李宗仁？没能改变历史，他只是保持了他做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而已，而这一点，他是比蒋介石高明的。看看蒋身后的假荣实辱，几无葬身之地，其下场实不如李。
 
李宗仁死后有知，当最感快慰的即是其徒后见张学良，张说：「蒋介石就是李宗仁说的那个样子，一点不错。」
 
张学良还握了拳说：「马歇尔说得对：『蒋先生就是抓权不放。』你说不干了，你还是在那儿干什么？李宗仁怎么做事？」
 
但在九○年代，唐德刚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中国人也少了一本可以成为最有价值的回忆录。唐德刚是有此自信，若张学良愿合作，他可以写出一本比李传更好的传世之作的。可惜张学良本身是个没常性的人，公子哥儿的脾气不改。要他随兴吹牛可以，要他安心坐下来一天，好好交代回忆其历史较难。他的理由是他想了会激动，会难过，但他又常会激动的讲，没问他也自个儿讲，张根本是个很矛盾的人。如果张被关的五十年中，有个唐德刚与他关在一起，只叫他交代北洋历史，先不提西安事变最关键的那几点，那应该写得出本好书，或张到夏威夷去了，与唐德刚做口述，唐在夏威夷住个年把一年的，也可以，但在九○年代的台湾，张新放不久，仍有疑惧，加上赵四始终消极，生怕张又从上帝那儿回到人间，张又静不下心，一有风吹草动，一件美事就告吹了。
 
这件事，是历史决定了人，又是人决定了历史，与许多历史事件都一样。
 
后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布了张学良后来的口述史料，其中谬误甚多，做为一个始作俑者，我并没有幸灾乐祸，只有对历史的痛心。以前常常有人问我，哥大的资料有无新东西？为了历史，我希望它有新东西；为了我的委屈，我又希望它没有新东西。现在证明，有关张学良最主要的东西，他在一九九○年已对唐德刚和我讲了。正如台湾《中国时报》驻美历史记者林博文所说的，那是对西安事变「最详尽、最切实、最坦诚」的口述。
 
那真是得来不易，稍纵即逝。果真，机会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这不怪后来的效颦者，要怪张学良胡涂，做事不认真。他这种性格，大大的影响了中国近代史。
 
识张经过
 
最先，天纵英才，张学良有幸认识了我。我早在七○年代就在好友王一方家见过张学良。王父是台湾立法委员王新衡，与蒋经国、张学良关系很深，他们与张群、张大千组成了「三张一王」的「转转会」，轮流各家吃喝。早年我还把张看成叛臣贼子，对他不甚重视，后读史才知张的重要。蒋经国逝后，我叫王一方安排我见张。张见我对他有敬意，对东北事有了解，对我甚喜。一九八九年，我就安排国外历史学者王冀和吴天威见他，也把相关历史图书数据交张，其中有美国加大的傅虹霖写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我特别指出唐德刚作的「三位一体」序，序对张多肯定，格局甚高，未几，张学良即向王一方讲，若唐德刚来，他愿一见，后我知唐到，乃请王一方转知张，约了第二天，我接示后即电《传记文学》的刘绍唐社长，问唐在何处，因唐与刘情笃。刘妻说他们到高雄佛光山去了，我电佛光山，刘绍唐接的电话，开口即曰：「是不是汉公有消息了？」因我已向刘绍唐提过张有意见唐之事，我说马上坐飞机回，明日即见。刘、唐乃即飞回来，第一次在王一方家，只有张、唐、我、王四人。
 
所以，见唐是张主动的，当然，唐视此为不世机缘，非常高兴。以后就谈了四五次，唐也住在中央新村其岳父吴开先（国民党上海社会局长）的房子，准备好好做访谈计划，但张此时刚放松不久，尚不知外界情形，一道无形的圈子似仍画在那里，他也没找我们谈究竟在政治、安全上要如何应付，计划要如何展开，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尚不知数，但在谈时张都是很兴致高昂的，反是王一方，有时急着出去，催着我们早点结束，他说：「来日方长，青山在。」如今想来，实在可惜，但如果没后来那些变化，此事或慢或快，是应能圆满完成的。
 
第一次谈完了，唐德刚就写了一自传体的首章。但张说他不要写传，只是你问我答（这也是矛盾）。我们就在王一方家中或大饭店吃饭谈话。赵四都不在，否则她一定打扰。
 
痛斥上帝
 
张学良常说：「上帝那儿有本帐。」他不愿讲出来伤人。但他其实很想讲，常欲罢不能。经他同意，我录了音。这部分我在二○○一年张逝世后才公布了。
 
张、唐两人皆重听，口音也不同，沟通上有些问题。我像个传译，也知要问什么关键问题，什么时候问，因此三人进行得很顺利，王一方也在陪听着。
 
每次谈完了，张还潇洒的抛下一句：「你们要怎么写，我不管。」当然，我们也没那么笨，此事仍极保密，但安全局应知张在见唐之事，因为陪张的李震元组长应不会不知。李后来与我很好，也让我给做了口述。
 
其中最重要的两次，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中，张说西安事变是蒋说要用机关枪打学生而逼出来的。那是他在其部下王树常之子，历史教授王冀面前讲的。他主动，我们没问。后来在当年的复活节，他在王一方家喝了酒，在书房中大讲。说蒋介石「失败」、「无雄才」、「喜用特务」、「量窄」、「抓权不放，一句话，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批评得很凶。我还去关了书房门，怕特勤组的陪同人员听见。
 
最重要的是，张终于开口说，是蒋亲自答应了不剿共，他才放蒋的，我追问：「是他太太转告的，还是他亲口说的？」张说：「当然，他亲自。」「他既然这样答应了，『你去吧。』那蒋先生也是，当时我不说，现在我可以说，蒋先生后来也真是做了，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了。』」
 
有次在凯悦饭店吃自助餐，故录得有点吵，当时是蒋纬国说他老哥没说蒋家不接班的时候。张就说纬国不但「身世不明」，还「身世不清」啊！意指有传言纬国之母重松金子在日本同侍戴传贤和蒋介石哥俩，故是谁的种也弄不清了。张说话时还用汤匙在搅咖啡，我看了忍俊不住。
 
到了一九九○年张群为张学良做九十寿，张学良还指名要我和唐德刚参加，叫王一方把请帖给我们。王一方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不幸意外死后，我在他西装口袋还找到这份张的条子：「给唐德刚、郭冠英、刘绍唐各一份。」
 
做寿完当晚，张即请唐、吴天威、王冀等与贺之教授，在富都聚餐，我们都很高兴，想：一件记史的大事终于可以完成了。
 
我还把那几天的报纸有关张的消息、评论、文章全剪贴了送给张，讨其欢喜，结果坏事了，后连那一份精心的剪贴簿也不知所终了。
 
原来是张看了简报上《中国时报》的报导，说唐德刚在台停留半年，已在为张写传，他一看大不悦，加上据说国民党的老臣秦孝仪、张祖诒都问他：「汉公，你要写自传了啊？」张学良乃电王一方，说了他一顿，并要唐德刚写声明，没有写传这回事。
 
我接一方电话也很懊恼、惶恐。我想张是太紧张了，他政治上已自由，蒋家也不在了，他要写什么谁还管得着？秦、张之语只是招呼而已，并非反对，张却过虑了。后来我把此点向陪张之李震元组长说，他也持相同看法。何况我觉得写声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没用且不智，但张究竟信我不深，此事之实情与应对他也没与我讨论，我们只得写了声明，稿还是我拟的。载于《中国时报》一九九○年六月十二日：
 
　　编辑先生公鉴：
 
　　顷阅友人前赠贵报六月一日「张学良口述回忆录?历史学家唐德刚洽商撰写」一则报导，不胜惶汗。亲友读报而函电询问者亦日有数起。谨不揣冒昧，略上数语，乞为披露，以明原委。德刚于本年春初由于奔岳丈吴开先先生之丧，来台暂住。开公与已故王新衡先生为挚友。而王公又系张学良将军在大陆时代之旧属、隐居台湾期间之好友，媒体所谓三张一王是也。以此关系德刚有幸得于王府几次饮宴中，拜识张学良将军伉俪。张将军为人豁达，喜谈北洋时代人物，及「老帅」张作霖等之轶事，而德刚嗜史成癖，所以相谈甚欢。唯所谈只限于「北洋时代」（一九一二～一九二八）。「九一八」以后的历史张将军不愿谈论，而德刚只因交浅不敢问深，亦从未触及。加以张将军夫妇笃信基督，认为人生一切，均系上帝安排。国家兴亡固然匹夫有责，而个人荣辱穷通，则藐不足道。说故事则有之，写传记则无心及之也。夫人意志且更为执着。德刚沉迷史籍，虽觉张公伉俪之联合决定甚为可惜，然长者的意志，也非后辈所敢拂逆。谨以实况相报。尚乞垂焉。
 
　　　　　　　　　　　　　　　　　　　　　　唐德刚谨上　七九?六?一　台北
 
从此张就对我由信转疑，再不复往日之亲，口述也停了。
 
事情是怎么漏出去的呢？杀君马者道旁儿，我以为是被刘绍唐说出去了，刘与《中国时报》副总编辑苏墱基极好，我以为是苏叫记者发的消息。后来苏看到我这样写，对我解释不是他泄出去的，是记者从「中研院近史所」问来的。我想苏言是真。
 
此事，我想最痛苦的是刘绍唐，他最想要张学良写传，《传记文学》几有五分之一的篇幅都与他这个东北老乡有关，他也最希望见到唐德刚来写这篇传，将来在《传记文学》连载出书，结果竟被记者抢新闻抢坏了。
 
再后来，我又安排了ＮＨＫ访问张，此事弄得也不愉快，又要我来善后。
 
一九九一年张去美国，丢下赵四在旧金山，一人跑去纽约，在他的「最爱」蒋士云（贝祖贻妻）家中住了三个月。当年生日也是由贝夫人主持。我认为张如此做不好，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批他：
 
　　溪口一别半世纪，好梦未圆愁夜长，
　　秋后蜢子心犹热，纽约新巢共黄昏。
　　平生遗憾唯蒋四，旧爱新欢本一人，
　　老伴有主休回顾，更抱佳人赌几回。【2】
 
刘绍唐后常说是赵四看到我在纽约拍了唐、张与贝夫人在哈德逊河畔的照片，讨厌死我们两人，做传之事当然泡汤。以前我还常与刘嘻辩，我说张与贝夫人老相好，赵四又不是不知，怎会以此怪我等？现在才知刘非戏言，是张老五学森对刘绍唐和唐说的。赵四对张去会贝夫人确实痛心，甚至怪罪到家中亲戚去迎合张先生者，我与唐当难免池鱼之殃。
 
再起炉灶
 
贝夫人常带张去纽约上城一家叫「安蒂园」的中餐馆吃饭。张之丙，哥大的中文讲师，在那儿自我介绍，说哥大学生想听张言。张学良见胡适、顾维钧皆出自哥大，对哥大重视，乃去。后张之丙要为他做口述，他认为是哥大要做口述，不知道哥大口述的祖师爷，当代「最活泼深知的历史学家」（李敖语）唐德刚已在为他做，竟答应张女士了。
 
此消息一出，台北史界哗然。刘绍唐后来一直想挽回此事，他安排了中研院的聚餐，认为至少也应由中研院来写，又致电张，劝张仍应采前议，交唐来写，他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写了一封信给张：
 
关于吾公回忆录与口述历史事，本有数语奉陈，因恐交浅言深，又易开罪他人，故欲言又止。但反复思之，吾公为国家之人，吾公历史为国家历史一部分，晚如不就所知掬诚以告，心实难安。
 
关于吾公口述历史事，真所谓好事多磨，据唐德刚教授言，吾公初抵纽约，彼即洽妥时间，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及过去主持口述历史之负责人（均为彼旧日同事），共同邀吾公餐叙，不料打电话至贝宅，贝夫人未询何事，即言吾公应酬太多，已至乡间暂住，竟未能直接与吾公通话。德刚兄又因一耳重听，电话中沟通颇感不便，乃不得不决定另觅机会。……
 
又此事如已经不能挽回，吾人则只有相信一切系属上帝安排，如尚可挽回，晚仍重复前函所言：「吾公为创造历史之人，而且是民国史上关键人物」，应与国家历史机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并请唐德刚兄暑假来台进行（唐已有数次访问吾公纪录），德刚兄（纽约市大退休后哥大现聘为客座教授）年逾七十，谦谦君子，彼之史学修养，文笔才华，为吾公作口述历史，实不作第二人想。
 
以后刘还与张捷迁、王铁汉研商，希劝张改变主意。有次王冀来，张问王冀：「我已答应了哥大，但又有人劝我给中研院写，一马不配双鞍，我为难，你看怎么办？」王冀说中研院可考虑。后他们张家还是自己去查证，看到张之丙女士拿到哥大口述中心的授权，认为是正牌的，乃决定由张女士写。
 
张学良大概认为只有外国人会保持公正，他仍受威权恐怖之影响，其实就算交给国民党做，在一九九○年后的台湾也不会再改史灭史了，何况是中研院，乃就宁予外贼了。
 
我后来不好讲话了，再讲张家会误会我和唐德刚是抢不成就来破坏了。事实上张家误会了。刘绍唐从未说张之丙是假冒，他及许多历史学者，只是认为由唐或中研院来做，在学术及写作水平上较好。口述史并不是录音整理，那只要个听得懂东北话的大学生就够了。口述史要查史料，要补史料，要查证，当事人的回忆并不一定人事地正确，要把电报函件等史料全找了出来，考证了各回忆口述的疑点，如「西安事变」共党代表刘鼎之口述，虽为一手，但它与当时的电报多所出入，要两者相辅才能较正确。问张学良事变前见了周恩来几次，他可能记得两次，但说什么内容，为什么见，他可能记得不明确，要找出当时的文字记录，会更可靠，再给口述者看，会激起其回忆，会做更好的补正。张学良有时逃避，会说：「尽信史不如无史。」但此说是指以前片面道听之言而言，以前文字流传不多，说的人也不多，说得也不严谨，考证精神也不够，才会以讹传讹。如果照今天严格的史学分析，还有通联纪录，一部信史还是可以大体得致的。
 
张之丙能争取到此计划，也算难得，她的姊姊张之宇，中文底子深厚，后来做张家的管家，也记述了一些史料。尤其她劝张不要将其记录一烧了事，在保史上功不可没。但「毅荻书斋」的成立和口述之进行，后来又有很多波折及争议。张性格上的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实在是误己误事。后来我听说张之丙姊妹与张家闹得很不愉快，我不知曲直，无从评断，只从我的经验来看，我对张氏姊妹还有点同情，只是我对张之宇所写的一大堆谈张的文章，虽喜其中透露了一些新的史料，知其必与张夫妇甚亲近，但对她的文章，语意暧昧艰涩难懂，甚至有很强的反共主观夹杂在内，我认为不太恰当。但这一切只是张的选择，我也无言，只有有次遇到张家之人，谈起张氏姊妹仍难掩忿忿之情。我想，我若说「成功不必在我」，未免矫情；说「幸灾乐祸」，似乎残忍。我最后还是选了残忍。
 
唐德刚又说，真正把他访张之事阻断的是宋楚瑜，说是王一方问过他：「你与宋有何过节，为何他向张说反对你来访问？宋说国民党内史家济济，为何要找唐？」我听了此节甚感奇怪，因为王一方生前从未与我提此节，我一直认为此事是张自己紧张，他一动摇就易受到太太及旁人的影响，此事主要是张的决定。如果他决定由唐写，他应也不会受到宋之影响，国民党又能为此拿他怎样呢？后我安排唐、宋一见，饭吃得很好，但未谈此事，后我请人问了宋，他说他没讲，他根本不记得有此事。我想，宋应不会隐瞒什么，此事还是因张怪我没守密，对我不信任，他一疑，就退缩了。进谗的人就有了机会，以后误会愈来愈深，愈解释他愈怀疑我有鬼，甚至怀疑唐德刚也想「做他买卖」，他把唐想成西安事变时的阎锡山了，有了成见，什么事也说不通了。
 
一九九二年我责张，张信谗，我们的关系不好。后靠周玉蔻的政治人脉，我又得访张，做出了《世纪行过》的纪录片。片中张也讲了些心里话。他说蒋用杂牌军剿共是「一斧两砍」、「共产党有人心」、「长征伟大」、「陈仪好人」等。
 
这期间张谈得最好的是一九九三年四月世贸大楼那次的餐聚。参加者有孙运璇、吴大猷、袁家骝（袁世凯孙）、梁肃戎、刘绍唐等人。张说蒋对中国的统一，有功，但他又指着王一方说：「王新衡就说『蒋介石是把人才当奴才用，蒋经国是把奴才当人才用』。」王一方还推了我一把，苦笑说：「他说就他说嘛，引我爸爸做啥！」
 
继续阅读请点击：《张学良口述历史》诞生详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