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古建:国学商道：“天下为公”说唐尧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顺天应道”说黄帝》提到，从“盘古开天”，到伏羲“作《易》八卦”，再到神农氏“道法自然”发明农耕技术，直到黄帝推阴阳五行“道行天下”。从“有巢氏教民筑居造房”解决“住房难”、“燧人氏教民取火熟食”解决“食品安全”、“燧人弇兹氏教民织衣”解决“御寒保暖”、“伏羲氏教民结网渔猎”解决“生活改善”、“神农氏教民稼穑”和“尝百草”解决“丰衣足食”与“看病难”，直到黄帝“治五气艺五种”全面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我们都能看到中华文化“大道惟公”与“天人合一”精神的一脉相承，而最后也皆归于一个“公”字，是为有“道”。或许，也只有从这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故事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所谓公道、公德、公理、公平、公正等，为何总离不开一个“公”字？而所谓大道智慧与勇气，为何总是始于“大公无私”？

如前所述，“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而蚩尤最为暴”，“炎帝欲侵陵诸侯”。当此之时，“轩辕乃习用干戈”，通过与炎帝的战争与结盟，又打败并擒杀了蚩尤，于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从而结束了豪强混战的局面，实现了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安定与统一，巩固和发展了自有巢氏、燧人氏、华胥氏、女娲氏和伏羲氏及神农氏以来，中华民族持续成长壮大的态势，为中华文明走向新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天下大乱”之际，轩辕黄帝崛起于渭水田埂“草根阶层”，“修德振兵”以“替天行道”的历史壮举，由此也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性格。

至于在那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从有巢氏、燧人氏、华胥氏、女娲氏和伏羲氏到神农氏的统治权“禅让”，具体程序究竟是怎么进行的，我们现在已经难以考稽了。不过，《尸子》有云：“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据此来看，所谓“神农氏世衰”，是在神农氏世系“禅让”继传到七十代以后，终于出现了不“贤”的状况。若以每代平均三十年计算，神农氏“天下”总共维持了大约两千年到三千年。但接下来的这一次统治权“禅让”，从“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直到“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却是以“天下大乱”的武力争战来解决的。而且，通过前面《国学商道》系列的历史回顾考察，我们这也是第一次发现，在上古时期的“禅让”换代过程中，出现了以武力征讨来争夺“天下”的记载和传说。

那么，我们自然就想知道，这样通过战争和暴力手段来实现“改朝换代”，会否自此即成为“天子”更替“禅让”的常态呢？而黄帝身后的继位“禅让”问题，究竟又该怎样来进行呢？所幸，自黄帝“命仓颉造字”以后，黄帝时代的传说也便有了可供参证的文字凭据。于是，治史严谨的司马迁，就为我们留下了黄帝后世继位“禅让”的详细记载。

据《史记》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其中，这二十五子包括青阳和昌意。而颛顼为昌意之子，帝喾为青阳之孙，帝挚为帝喾长子，唐尧为帝喾次子，虞舜为昌意第代孙，夏禹为昌意曾孙。据说，此后夏朝、商朝、周朝的君主，都是黄帝的子孙。其实，现在汉族的各个姓氏，也都可以从黄帝这里找到源头。而从中华民族的文化起源与融合发展及传承角度来讲，我们所称的“炎黄子孙”，也不仅仅只是汉族的姓氏意义。

在《史记·五帝本纪》篇尾，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顺，荐绅先生难言之”，“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书缺有间，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大意是说，学者们人经常提到的五帝，是很久以前的上古往事。尽管除了《尚书》记述的只是帝尧时代以来的事，而其他《百家》等论著则都记载了黄帝时代的事，但那些语句文字大多粗糙不严整，因此都很难在社会上推广传播。在华夏大地，各方乡村野老长者经常能够讲述一些黄帝和尧舜时代的故事。传说那时的社会风尚和制度法规，与现在的情形有着根本的不同，只有依据当地方言古语的本意，才能真正悟解当时的社会概况。而现在的各类书本典籍，关于以前历史的记载往往会有缺失，但其中遗漏的相关内容信息，又常常会零星出现于其他论著里。因此，除非博学深思，认真探索领悟，否则很难从书本上的只鳞片甲之语中，了解到历史的真相全貌。

由此可见，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以“信古而不惟史，疑史亦不惟书”的态度，努力以理性逻辑分析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提倡群众观点、学者观点、典籍史料、实证考察与逻辑论证相统一。特别是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迷信“圣人之言”，而以当世习俗观念和惯性思维来推测评判古往的历史。

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从前面《国学商道》系列的历史回顾考察中可知，且不说从有巢氏到燧人氏、华胥氏、女娲氏及伏羲氏时代的古远历史，就是自伏羲氏世系与神农氏世系之交，距黄帝时代已经有大约三千年时间。而自“神农氏世衰”与黄帝“代神农氏”之交，距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代，也已有大约三千年的时间。仅自夏朝私有制“家天下”时代开始，距司马迁时代也已足有两千年之遥。这样，包括司马迁在内，在数千年后处于私有制“家天下”时代的人们，要想理解公有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历史，的确是有“风教固殊焉”的“大代沟”。

如前所述，中国自夏朝建立私有制“家天下”以前的上古时期，是公有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那时的氏族公社部落和部落联盟，就是基本的生产核算单位和社会管理组织。而那时所谓的氏族公社部落“首领”、“诸侯”、“王”、“帝”及“天子”等，充其量只是“高级人民公仆”而已，这与后来私有制“家天下”时代的“王侯”、“君主”和“皇帝”概念根本不同。但后世人们往往会这样称呼那时的“高级人民公仆”，这本身就是为了更符合私有制“家天下”时代人们的心理习惯。

我们再言归正传，继续说黄帝之后的接班与“禅让”问题。《史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由此可见，每当新“天子”登基后，就会以更改国号来标志“改朝换代”。《史记》又载：“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从这些记载来看，自黄帝到帝尧的“天子”传位，有上一代“天子”驾崩后的继位，也有在位“天子”的“禅让”。而且，“天子”继位或“禅让”，也并不是严格按照“长子长孙”的“家天下”规矩进行的。其中，在位“天子”的“禅让”，是发生在“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那么，这些继位“天子”的产生程序和办法是怎样的？“天子”继位后的“不善”，又是由谁来监督评定呢？对此，关于“尧崩”和帝舜“之中国践天子位”的前后过程，《史记》里便有十分详细的记载。

据《史记》记载，帝尧在位时，就开始公开讨论和研究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他把四岳召集来问道：“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中间有谁能承天命来接我的班？”四岳齐声回答：“我等鄙陋无德，不能辱没神圣的帝位。”帝尧接着说：“那么，就请你们把近亲贵戚和埋没在民间的贤才，都推荐筛选一下吧！”于是，大家一致推举道：“有个民间的鳏夫，叫虞舜。”帝尧说：“噢，我听说过。这个人究竟怎样？”四岳说：“他是一个瞎子的儿子。父亲固执，母亲放肆，弟弟傲慢，他却能以孝道使得家庭和睦，不至于出乱子。”帝尧说：“那就让我来考察试试他吧！”

于是，帝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来观察他的德性。舜便让二妃回自己老家中去侍奉公婆，以尽行妇道。帝尧对此很满意，为了考察舜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就又派他负责调解民间邻里纠纷，也都能使大家彼此心服口服。接着，帝尧又派舜到各个部门轮流担任公职，舜所负责的工作都能有条不紊地进行。然后，帝尧又派舜负责番属事务与外交工作，他接待四方部族酋长和使者时，彬彬有礼而又不卑不亢，从而赢得各方广泛的尊敬。

接下来，在暴风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帝尧派舜到大雾弥漫的山林河泽地区去执行任务，而舜始终都没有迷路。这样，经过多年考察锻炼后，帝尧认为舜做自己的接班人很合格。于是，他召见舜正式宣布说：“你处事周全，而且大家也都一致肯定你的工作实绩。经过这么多年的考察试用，你可以来接我的班了！”舜推辞道：“不行，我的德行还达不到要求。”这便惹得大家都不高兴，最后舜只得接受了帝尧的禅让。

此前，帝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行，不能将天下托付给他。因而才通过组织推荐考察，将管理天下的权力交给了舜。他心里明白，把权力传给舜，天下人会受益，却不利于丹朱。而如果将权力传给丹朱，就会使丹朱得益，但却不利于天下人。当有人劝帝尧，要他给自己家儿子多考虑一些时，帝尧断然拒绝道：“我决不能为了一个人的私利，而让天下人的公共利益受损害！”帝尧在位七十年时发现和考察舜，二十年后让位于舜，由舜行使天子权力。帝尧让位八年后寿终正寝，天下百姓都很悲哀。为了表示对帝尧的悼念，在三年内各地都停在了一起娱乐活动。

当然，从《史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帝尧为后世广为称颂的功德还很多。大家对他的政治过失也毫不讳言，特别是他的用人失误。在帝尧时代，中国又是发生了一次洪水灾难。当时，帝尧专门为此召集各方诸侯部落首领讨论此事，并让大家举荐治水人选。四岳一致推荐了鲧，也就是大禹的父亲。尧觉得鲧这个人靠不住，不适宜承担这项重要的工作。但是四岳坚持要让鲧试一试，说实在不行，再免去他的职务。于是尧任命鲧去治理水患。结果，鲧治水9年毫无功绩，从而让天下百姓多遭受了几年水患的煎熬。但帝尧能够坚守“天下传贤而不私传于家”的接班制度，还是赢得了万代颂扬。若对照后来大禹之子继父位，并由此开启夏朝“家天下”的传统，这一点就更显得意义重大。

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从黄帝到帝尧，天子继位与禅让虽然也是“贤不避亲”，但其中对在位天子帝挚的“弹劾”及对接班人的推举考察，也是有一套比较严格的制度程序。这里的“四岳”，就应当是华夏部落联盟内各地的氏族部落首领或群众代表。这种民主参政议政机制，尽管不实行严格的“一人一票制”，但协商一致后所形成的多数意见，还是具有决定性的权威。包括帝尧“命鲧治水”的“用人失误”，实际上也是这种“民主决策”的失误，过错自然不能全记在帝尧名下。

至于在后来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墨两家竞相把帝尧推崇为德政与仁爱的“圣君”楷模，则是明显把上古时期的“帝”与夏朝以后的“君”混为一谈了。当然，同样是在讲“天下为公”和“公正道义”，我们也不能苛求当时的“诸子百家”们能够真正理解，公有制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的“公”与“道”，与私有制“家天下”时代的“公”与“道”，二者是有着怎样的本质不同？而老子所言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又究竟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