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秦汉时期建筑:郑敬东：彭德怀事件真相较新资料

彭德怀事件真相较新资料

郑敬东

1959年庐山会议，实际上，毛泽东主席在上山之前就拟订了讨论大纲，把“左倾”问题归结为18个，这些问题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了彭德怀的“意见书”。那么，为什么还把彭德怀打倒了呢？　　

2009年05月15日　13:51，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孙立忠《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的真相》，文章披露：　　

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后，于1959年6月13日回到北京。只过了10多天，彭德怀就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期间，彭德怀于　7月14日　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即“意见书”），反映贯彻“三面红旗”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　　

4天之后，　7月18日　，苏联赫鲁晓夫也发表讲话，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于是，有人向毛泽东报告，说彭德怀在国内反对搞人民公社，赫鲁晓夫在国外也反对中国搞人民公社，他们两人在国内外互相呼应。　　

（几乎同时，苏联大使尤金在北京对陈毅说，你可以搞政变了。陈毅把此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据毛主席侍卫李银桥讲，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话，就“万言书”，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会后就吩咐“准备下山”；但是，其他领导同志不干，要求继续开会解决彭的问题。毛主席不得不留下来，让他们继续开会。　　

“双方”？那么，另外一方指谁？应该是指党中央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等人。他们应该为当时的左倾错误负责，是毛主席最早发现问题，并且着手纠正错误的。文革时，彭帅在北京航空学院接受批判时就说，自己在庐山会议是反对刘少奇的。　　

彭德怀还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头子。根据周惠等人文章，这个事情又与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通讯秘书”李锐说假话欺骗毛主席有因果关系。（以前当事人多极力否认“集团”存在，有趣的是，平反后，周惠说，这个集团还应该把他自己加上。）

彭德怀被打倒，孙立忠文章说，罪名中最“攸关和致命”的是“里通外国”。 　　

周惠在回忆文章中说，检举彭德怀“里通外国”的，是他出访随行的上（？）将。　　

孙立忠文章说，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证明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有人拿出一个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念了几段彭德怀出访中会见苏联领导人时的讲话，作为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证据。

此人说：“有一次你和苏联人谈话，没有中文翻译在场，只有苏联翻译，谁知道你给苏联人说了些什么？……彭老总呀！我真没想到你会里通外国呀！”

彭德怀满怀气愤却语气平静地回答：某某同志呀！我也没想到彭老总会里通外国呀！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在处理一些领导人的“冤假错案”时，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其他资料讲是刘少奇主席）说，别人的错案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怀的案子不能平反，困为他有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有国际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告诉孙立忠说，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上报处理彭德怀案件的第一份报告中说，因为彭德怀犯有“里通外国”罪，建议处以“死刑”。对这个报告，毛泽东没有表态，也就是说不同意。在第二份报告中，毛泽东也没有表态，就是说也不同意。这样，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案子一直拖下来了，长期未能结案。　　

据孙立忠所知，毛泽东并没有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对彭德怀的案子，毛泽东一直主张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　　

另外有人分析，彭德怀所具有的不满，以及他火暴的个性，或者说是直爽的个性，特别是他依仗自身威望，认为自己可以毫无顾忌地发泄不满，应该说是超越了“一线”刘、周、邓等人的容忍限度。1954年参与高岗的密谋，要刘少奇下台的人中就有彭德怀，所以，彭帅又被说成是高岗反党集团的余党。根据黄克诚的揭发，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是想要刘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的人做公开检讨的。毛泽东被迫明确作出选择，既然继续支持刘周邓执政，就必须同意刘等人的要求，排除彭德怀这个重大干扰因素。 　　

1974年，彭德怀逝世，享年76岁。

在　1978年12月25日　举行的彭德怀追悼大会上，邓小平致悼词，对彭德怀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彻底洗清了蒙在彭德怀身上的一切“不白之冤”。

历史，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　　

其实，作为彭，确实不应该搞什么“意见书”之类的活动，干扰纠“左”。传达庐山会议，纠“左”的精神被“贪污”了，而且地方别出心裁地传达“反右倾”，结果，导致之后1年时间内，事情更糟糕。后来毛主席指出：“反右倾”不应该传达到县以下。　　

“事出有因”，以彭事件诽谤毛主席，更是错误的。污蔑毛泽东，背叛毛泽东思想，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我相信，即使是那些当初诽谤毛主席的人，如果他们活到今天，绝大多数也会痛心疾首的,会忏悔的！　　

附：章金树  百年潮  2008年9期《随彭德怀访问东欧和蒙古八国纪实》披露：　　

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于　1959年4月24日　至　6月11日　应邀访问东欧及蒙古八国，历时近一个半月。代表团由彭德怀亲任团长，他当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团员有国防部副部长王树声大将、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陈伯钧上将，还有空军和海军的将领等。 　　

网友文章摘：　　

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刘少奇的发言，是说，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　党的伪　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针对有文章说：“批斗严重地伤害了彭德怀的精神和身体”，3721网友帖：　　

文革时，中央三申五令明令禁止武斗斗殴和严刑逼供，谁“批斗、监禁、拷打”了彭德怀，应该找那位不遵守法规的具体当事人去，怎么能够毫无根据的推到他人头上? 据我所知，殴打彭的一个姓张，一个姓李。都是抗美援朝时彭的手下，都是挨过彭整过的军人，他们是被指责的保守派“四·四派”的主要支持者。文革后殴打彭的不但没受到处罚，1988年姓李的还获得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荣誉勋章。你说这是为何？　

附文1：

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的真相

孙立忠

2010年02月11日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湘潮》）

1959年秋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坚持真理、正直无私的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人给彭德怀捏造了许多罪名。其中对彭德怀的政治生命最“攸关和致命”的罪名是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据我所知，其主要“事实”是：1、1957年彭德怀在莫斯科同定居在苏联的机会主义头子王明的私人代表进行“密谈”；2、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

彭德怀一生中共出过5次国（1950年10月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去朝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除外），分别率领5个军事代表团出访。最后三次出国时，即1957年11月随同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访苏、同年率领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以及1959年访问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我都担任彭德怀的俄文翻译。

从我多次给彭德怀出国时当俄文翻译的经历，可以这样说，上面说的1957年和1959年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的“事实”，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作为见证人，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实际情况和看法叙述如下：

1957年11月，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下榻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饭店。别有用心的人说，有一个华侨曾到列宁格勒饭店找彭德怀和萧向荣（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成员、军委办公厅主任），说这个华侨是王明派来的私人代表，彭德怀和萧向荣都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的确，当时是来了一个华侨，但不是王明的代表，而是林伯渠侨居在苏联的女儿林琳和她的丈夫（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林琳是来列宁格勒饭店看望她的妹妹林秉元的。林秉元是林伯渠的三女儿，她这次也是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的俄文翻译。我和她是同事，都在军委办公厅外交秘书处工作。林秉元由于是第一次出国来苏联，感到特别兴奋，出发前在北京有好几个晚上未能入眠，加上出发前的紧张的准备工作，所以到莫斯科后，双眼红肿、发炎，病倒了，没有参加代表团的活动，留在列宁格勒饭店休息。她的姐姐林琳得知后，偕丈夫特意来饭店看望妹妹。别有用心的人说王明派代表来见彭德怀和萧向荣并进行“密谈”，这是对彭德怀和萧向荣的诬陷和恶意中伤。

关于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的问题。这又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弥天大谎。

大家都知道，1959年秋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因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映了在贯彻“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中产生的浮夸风、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等弊病，从而受到了批判。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头子。与此同时，又有人揭发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于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外调人员曾多次找我谈话，要我揭发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的事。

当时我听到这样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时，感到非常惊讶和气愤。我想，对这样一个严肃的、与彭德怀政治生命休戚相关的的问题，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胡说八道，因此我向他们明确回答：彭德怀同赫鲁晓夫在阿尔巴尼亚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会谈”，更没有什么“秘密联系”。在阿尔巴尼亚，彭德怀虽然同赫鲁晓夫有过三次见面和接触，但那是礼节性的交谈。

第一次是在1959年5月29日夜晚，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在地拉那的“游击队宫”举行宴会，霍查、谢胡、列希、巴卢库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都参加了，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也应邀出席，出席宴会的还有在阿尔巴尼亚休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罗提渥。

第二次是在5月30日下午，阿尔巴尼亚为欢迎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在地拉那市中心的广场上举行有10多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集会，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邀出席了欢迎大会。在群众大会上，赫鲁晓夫同彭德怀见了面，见面时礼节性地相互问候和交谈了几句，霍查、谢胡、列希、巴卢库等都在场。

第三次是在5月30日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部长会议在“游击队宫”联合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由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也应邀出席，宴会后举行了联欢晚会和舞会。

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在这么大的宴会场合和群众集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彭德怀怎么能同赫鲁晓夫搞阴谋，怎么能“密谈”呢？另外，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政党代表团住在“游击队宫”，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住在“达伊特”大饭店，两个代表团分别住在两个地方，相隔甚远，参加活动也不在一起。很明显，彭德怀不可能同赫鲁晓夫有什么“秘密联系”和“秘密谈话”。其次，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同时接待两个国家的大型代表团，这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显得相当紧张，特别是小轿车不够用，两个代表团只能合用一个车队。举行参观活动时，小轿车先把一个代表团送到这一个参观地点，而后再用这些小轿车送另一个代表团到另一个地点去参观。这就是说，两个代表团很难碰到一起。再说，我们和彭德怀朝夕相处，从未见过彭德怀单独出去见赫鲁晓夫，也没有看到赫鲁晓夫单独来找彭德怀。所谓他们两人进行“秘密联系”和“秘密会谈”岂不是天方夜谭？

调查人员说，不对，据有人揭发，就是那天5月30日晚上，在“游击队宫”举行宴会以后，又举行了联欢晚会和舞会，一向不愿跳舞的彭德怀回军事友好代表团下榻的“达伊特”大饭店休息去了，赫鲁晓夫就跟着去那里找彭德怀谈了三四个小时。

我对他们说，这简直是瞪着眼说瞎话，当时我们大家都看到，彭德怀是在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陪同下回“达伊特”大饭店休息去了，而赫鲁晓夫、霍查等，还有我们军事代表团的同志们仍在“游击队宫”舞厅里一起继续兴致勃勃地跳舞，怎么能说赫鲁晓夫去找彭德怀“密谈”去了。况且，彭德怀不会讲俄语，没有翻译怎么谈？

调查人员说，不对，据有人揭发，赫鲁晓夫是用他从苏联带来的懂中文的苏联翻译同彭德怀“密谈”的。

我对调查人员说，说实在的，我们连这样的苏联翻译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调查人员又说，据有人揭发，赫鲁晓夫同彭德怀有“秘密联系”的渠道，他们两人在阿尔巴尼亚见面，是事先联系好的，赫鲁晓夫知道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所以他特意从苏联赶到阿尔巴尼亚去做彭德怀的工作。

我说，这不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赫鲁晓夫率领的由10人组成的党政代表团（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穆希金诺夫、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等）是应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尔巴尼亚政府的邀请于5月25日先到达地拉那，进行正式访问，而我们的军事友好代表团是5月28日才到达地拉那。当时彭德怀还惊讶地说怎么我们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赫鲁晓夫已来到阿尔巴尼亚，怎么他也在这个时候来访问呢？由此可见，说赫鲁晓夫同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见面是事先联系好的，完全是空穴来风，一派胡说。

1959年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回到北京后，只过了10多天，彭德怀就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于7月14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即“万言书”），反映贯彻“三面红旗”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于是大会批评彭德怀反对搞人民公社。同年7月18日，赫鲁晓夫也发表讲话，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此时，又有别有用心的人向毛泽东报告，说彭德怀在国内反对搞人民公社，赫鲁晓夫在国外也反对中国搞人民公社，他们两人在国内外互相呼应。很明显，说这样话的人居心不良，是有意硬把彭德怀同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联系在一起。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在国外取了些经回来了。我认为，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这一批评倒是正确的，中肯的，切中了彭德怀的本意。

据我知道，彭德怀在访问波兰9国时，深感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有条不紊地进行，而我们国内搞“大炼钢铁”、“大跃进”等等，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致使人民的副食品和生活用品供应紧张。特别是在游览匈牙利的巴拉顿湖时，彭德怀看到那里休假和疗养的军官及其家属和孩子们的幸福生活，很有感慨地说：“1956年，他们国家出现了反革命暴乱（即‘匈牙利事件’），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经过短短二三年时间，他们的经济就恢复起来了，人民生活有很大提高，军官们享受着良好的福利待遇。他们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军队借鉴。我们军队也应该有一套制度，要正规化，使军队干部和战士都安心工作、训练、学习和休息才好。而现在，我们军队的正常工作和训练也被国家的中心任务 （指大炼钢铁）打乱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从彭德怀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彭德怀的确如毛泽东所说的从国外取了些经回来了。但是，毛泽东只说彭德怀取了些经，并没有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呀！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证明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竟有人拿出一个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念了几段彭德怀出访中会见苏联领导人时的讲话，作为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证据。

彭德怀反驳说：“苏联人说话我听不懂，我说话苏联人听不懂，我怎么里通外国？”

此人说：“有一次你和苏联人谈话，没有中文翻译在场，只有苏联翻译，谁知道你给苏联人说了些什么？……彭老总呀！我真没想到你会里通外国呀！”

彭德怀满怀气愤却语气平静地回答：某某同志呀！我也没想到彭老总会里通外国呀！

从上所述，无论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使出全身解数，编造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的“事实”。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免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罢官之后，彭德怀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准备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做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毛泽东只同意了前两点，对后一点却表示反对，认为他年纪大了，不宜再参加生产劳动了。也就在这一年，彭德怀举家搬离了中南海永福堂的住宅，落户到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在那里种地、种菜。但是，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帽子一直还戴着。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央在处理一些领导人的“冤假错案”时，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别人的错案可以平反，只有彭德怀的案子不能平反，困为他有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有国际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告诉我说，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上报处理彭德怀案件的第一份报告中说，因为彭德怀犯有“里通外国”罪，建议处以“死刑”。对这个报告，毛泽东没有表态，也就是说不同意。在第二份报告中，毛泽东也没有表态，就是说也不同意。这样，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案子一直拖下来了，长期未能结案。据我所知，对彭德怀的案子，毛泽东一直主张想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

1974年，彭德怀含冤逝世。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这次全会决议的精神，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给持续了近20年（从1959年到1978年）的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这个历史大冤案平了反，正式向世人宣布，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在1978年12月25日举行的彭德怀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致悼词，对彭德怀的一生作了公正而高度的评价，彻底洗清了蒙在彭德怀身上的一切不白之冤。

此时，九泉之下的彭德怀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吧！

附文2：

水陆洲：从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所记看对彭黄张周等人斗争的性质及影响

发布日期: 2007-4-08

原文：http://lib.360doc.com/07/1006/22/21693_793015.shtml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说：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

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小组对这些问题逐一审查。

有人说：“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

还有人说：“彭德怀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给毛泽东写信，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指出“大跃进”中的一些偏差和错误，反映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论从信的内容还是从组织原则来说，都是正确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毛泽东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 “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说：我们只坚决反对背后搞鬼的，不怕搞阳谋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国外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

一九六二年九月三日，毛泽东布置把彭德怀的两次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

那末，庐山会议的斗争是怎样引起的？其性质及影响如何呢？

不妨再分析一下会前会中的情况。

下面把从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提供的情况作一些梳理：

1959，7，1 在专列上，李锐与胡乔木、田家英等在一起谈话：

几个人“对1958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6月第一版，第12页，以下简称实录）

几个人都认为：“1958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如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司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这时，他自己也感觉到，应当如何来转变了。”（实录，13页）

李锐说：“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据李锐说，这是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实录，158页）

1959.7.1，在专列上，彭德怀说，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实录，96页）

1958，7，3 中南组开会传达十八个问题。李锐感到“依然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绝对肯定”，“大跃进等'三面红旗’不根本怀疑，实难从根本上纠'左’”。

李锐与田家英交谈：“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实录，35页）

1959，7，5 周小舟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组织和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从欧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说起铁托左右有几十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此时毛泽东脸色顿时发红。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展开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他自己对某些工作的缺点，倒是敢于说话的，并且还给毛泽东送上些反面材料，例如这次送的广州军区材料。毛泽东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否则，不愿转弯或回头。有些意见想找他谈，又怕讲错，引起不满；由于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以当国防部长。（实录，99页）

1959，7，3-10日，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议上发言说：

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一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至11月）发生的，而影响则不止3个月。

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实录，98页）

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的娘”。（实录，119页）

1959，7，12前，张闻天与彭德怀多次交换意见：

张闻天说：庐山会议压力很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彭德怀不同意张的说法，认为毛泽东同斯大林晚年不同。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包括对他的批评，他是不满意的。毛泽东自己犯了错误，不认帐，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

两人都认为，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也有些骄傲了。

（实录，100页）

1959，7，12日上午，周小舟再次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谈了，演示文稿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周小舟很赞成写信，说将那些发言加以充实，就很好了。（实录，99页）

1959，7，12日以后，彭德怀的信写好以后，把内容都讲给张闻天听了，并告诉张：信中安了五条刺毛泽东同志的“刺”。并叫张看信。张没有看，怕说搞宗派。（实录，266页）

1959，7，14日下午，彭德怀把信送到毛泽东处。

1959，7，16， 在这天之前，周惠在一次打牌中说：“1958年是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看风使舵。”“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实录，69页）

1959，7，16，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信，并对参会人员重新编组。

1959，7，17下午，毛泽东又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谈话。

1959，7，16日之后，李锐、胡乔木、田家英、张闻天等聚谈，李锐说：我们这是“低调俱乐部”（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持悲观论调，自称为“低调俱乐部”）。胡乔木马上说，不是，不是，我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俱乐部。（实录，122页）

1959，7，21日早，胡乔木给张闻天打电话：“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实录，122页）

1959，7，21日，张闻天在第二组作长篇发言。

张闻天把发言提纲给彭德怀看，彭德怀赞扬讲得全面，张闻天说“这是支持你的”。（实录，266页）

1969，7，22日前，田家英对李锐说：“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等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会议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也攻周惠。他们知道彭德怀同毛泽东之间有历史上的宿怨，说这封信的矛头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些话都是指着毛主席说的。说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还有传言，彭德怀在拉队伍；说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等等。（实录，119 页）

1959，7，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

1959，7，23日晚上，李锐去周小舟、周惠住处谈话。周小舟说：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李锐、周惠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说：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斯特朗曾当面称赞毛泽东超过马恩列斯，而毛泽东没有答话。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李锐说：毛泽东确是喜欢高指标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周小舟说：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弯，使人转不过弯来。（实录，141页）

1959，7，23日夜，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处谈话。

周小舟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

李锐说：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

彭德怀进来后，周小舟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真有三十公里了。

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

（实录，141-142页）

1959，7，23-29之间，李锐同周小舟、周惠之间还有来往，田家英也悄悄与李锐联系。

“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我的住处特意告诉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田家英还告诉我，问过总理，没有我的名字。这期间田家英还告诉我一些重要情况：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毛泽东独自在房间时，林克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我向二周转告了田家英的关照之后，觉得有必要作最坏的打算了。约定三人之间所谈的种种危险的东西，如同烧掉一般，任何情况之下不要再提了，免得情况说不清楚，搞得越来越复杂。“

（实录，169页）

1959，7，29日，田家英向李锐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李锐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二十三号夜晚的猜疑”。（实录，172页）

1959，7，30日，毛泽东与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

李锐在毛泽东处谈完话出来，遇见田家英。田家英对李锐说：决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去批斗，太不应当了。毛泽东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担心总理被牵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实录，173页）

当晚，李锐接受胡乔木的意见，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当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我隐瞒了，而且用政治生命这样的重话作保证，想取得他的相信。”（实录，174页）

1959，8，13日，周小舟给毛泽东写信，其中写到李锐与田家英等来往交谈之事，特别是提到田家英准备在离开中南海时向毛泽东的三条进言（即：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实录，34页）

后来周小舟在大会上作交待时又重复证实这件事。当场，李锐为了保住田家英就站出来说：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无关，大概是小舟听误会了，这完全由我负责。（实录，305页）

以上只是根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提供的某些材料。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1、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是有根据的。

首先，彭黄张周等人确实是反对“三面红旗”的。

在他们那个小圈子内部谈话时，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反对“三面红旗”的。

彭德怀说，大跃进的缺点，我也做了调查，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

李锐与胡乔木、田家英等“对1958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1958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如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司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但是，在公开的场合，他们都说自己是拥护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年后，在新的流行思潮中，他们中一些人，争先恐后地亮明身份，都说自己当时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

其次，他们都宣扬：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张闻天说：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周小舟对黄克诚等人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

李锐说：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

所谓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慈禧太后”是什么意思呢？

在会上，胡乔木对“斯大林晚年”说法，作过一些分析说明：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的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污蔑。他从六个方面作了比较：（1）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2）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3）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4）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致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5）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6）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实录，282页）这里，暂时不评论胡乔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这番话，以及他讲这番话的真意是什么？但是，他至少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

李锐在《实录》中也说：“8月10日这一天，是揭批'军事俱乐部’中突破最后'堡垒’的一天，在三个临时小组中，都是上午开始揭开所谓'斯大林晚年’这个问题的。”（277页）“斯大林晚年这个爆炸性的问题一攻破，人们的'攻坚战’取得最后胜利，当时我就感觉到，庐山会议可以结束了。”

（284页）

这说明，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这是小圈子中的人的一个共同的、带有纲领性的口号，因而成为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也成为判定“反党集团”的重要根据。`二十后，依然是其中的某些人，更鲜明地提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口号。这就说明“很像斯大林晚年”这个口号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而且始终没有放弃。

再次，他们之间确实有一个小圈子，有一些非组织的活动。人们称之为“湖南集团”、“湖南派”，他们自己称之为“低调俱乐部”。

正是根据以上几点，1959年8月1日，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说：“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实录，196页）

2、里通外国问题也不是“捕风捉影”。

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批彭德怀的重要原因，是他“里通外国”。”

“1959年彭德怀到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去访问，在苏联的时候，赫鲁晓夫利用会见彭的机会批判我们，内容没有比我们党内自己揭发的错误有更多的东西，但是，彭德怀当时没有把赫鲁晓夫这些批判给顶回去。同他一起去访问的，还有肖华，回国以后，肖华给党中央、给军委作了汇报，彭德怀没有汇报，这可能成为后来所谓里通外国的证据。”

“庐山会议期间，北京只留下陈毅同志留守，陈毅对尤金讲，我们中央同志都上山开会啦，北京就剩下我一人了。也不知道是出于开玩笑，还是有意试探，尤金说，那你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当天晚上向中央发了电报。”

“在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彭德怀对康生等说，我们大跃进的缺点，他也做了调查，搞不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这种话可能引起毛主席的注意。”

“后来听说，随彭德怀出访中有一个人在庐山会议后，编了一些黑材料。直到1962年，毛主席对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还一直不放。”

肖华是怎样向中央汇报的？另一个人编了一个什么样的“黑材料”？这些情况只有待将来文件全部解密以后，才能搞清楚。

3、历史旧帐也确有不得不算的理由。

本书原文说：“彭德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一样，他在历史上也有过失误，而这些问题都早已解决。因发生意见分歧而算历史旧账，不仅无助于弄清是非，而且必然伤害同志。”“说彭德怀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同盟者”，这个论断显然是不对的。这个观点，正是后来把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这个错误观点的初始。”

“历史旧帐”问题是由彭德怀自己首先提出来的。他在西北小组会议的发言中说：延安整风时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的娘”。这里虽然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但这句话的份量是很重的。它说明彭德怀对延安整风、对华北座谈会的根本态度。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召集华北座谈会“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做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的娘。”（实录，200页）

罗瑞卿在庐山会议指出：“华北会议你还不服，我看你怎么也赖不掉。因为我们批评你的四大错误：反对洛川会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执行王明路线；对群众运动泼冷水；闹独立王国。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怎么也赖不掉的。”（实录）

1959年8月1日，刘少奇常委会上说：“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实录，199页）我与彭“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眼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实录，200页）

“历史旧帐”与现实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彭德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同张闻天搞在一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难道没有他的政治根源和思想根源吗？

4、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考虑

《毛泽东传》说：“由于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做出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方针，其结果只能使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是怎样判断的？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十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十个大将更不在话下。”（实录，190页）“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要准备后事了），如果我有三长两短，谁还能管得住你。（216页）。许多同志有恐慌，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实录，193页）“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实录，195 页）

1959年8月1日，刘少奇说：“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实录，203页）“元帅心情，不好合作。我也有此心情。难道都怪这些人，你就那么好？”（实录，206页）

1959年8月3日，聂荣臻在小组会上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训。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实录，170页）

正是由于考虑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才下决心作出决议的。站在不同立场的人，或不处在政治高层的人，恐怕很难理解这样的良苦用心。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中外的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

5、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毛泽东传》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改变中共八大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而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成为毛泽东失足的地方。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直接延伸到共产党内，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成为毛泽东又一个失足的地方。”“把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这大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使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损害，影响深远。”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它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我们再看一下毛泽东的这个批语的有关段落：

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批语中，他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

毛泽东在第一段话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是就这场斗争的实质来说的；在第三段中又说“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就这场斗争的性质来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为什么说它是阶级斗争，它与阶级斗争是什么关系？毛泽东说“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里说得很完整、很清楚。

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交了一封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八月二十二日，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处理。”

这个问题双方的观点已经非常明确，就无须再讨论了。

_______________摘自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