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Summers：思变 美积极面对中国崛起

【多维新闻】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今天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所凸显的大国地位已无可辩驳，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和学者都将精力放到如何理解中国上。日前，多维新闻分别对3个月前退出政坛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Larry Summers），以及“软实力”（Soft Power）和“巧实力”（Smart Power）概念的首创者奈伊（Joseph Nye）进行了专访与交流，发现包括上述两位在内的很多美国智库都已改变以往对中国的判断。特别是傲慢的美国经济主义者萨默斯，肯定中国已具有大国优势的同时，更表示，中国发展金融所采取的“缓进”步伐值得推荐，这与他以往强烈推动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美国金融哲学大相径庭。这种改变，是美国思维发生变化的最佳证据，也是在中国崛起和金融风暴之后反思的结果。

萨默斯：中国的经济进步、转型速度是人类历史上未曾见识过的。

奈伊：中美之间不存在任何根深蒂固的冲突。

而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意味着要与世界发生深刻的关系。在专访过程中，受访者试图用美国崛起的经历告知后起之秀的中国，成为“大国”就会受到“挑剔”，“奉劝”中国正视当下所遇到的烦恼。同时，作为美国政策的重要智囊，萨默斯也在专访中表现出对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视，希望美国能更加积极地面对中国的崛起。

美已接受中国的大国崛起

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走在崛起道路上的中国地位已更加突出。在此次专访中，萨默斯认同了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的现实，肯定了中国目前已具有大国的优势，同时表达了美国方面对中国发展的重视。他表示，中国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国家，拥有五分之一的人类在其境内，经历了最快速的增长，中国的经济进步、转型速度是人类历史上未曾见识过的。

从经济的角度，萨默斯也给予了认同。他表示，中国将在21世纪的一段时间拥有其历史上全球最大的市场，给各地的生产方带来重要的利益。中国也将在经济领域成为强大的竞争者。这有利于各国的客户，但是同时也可能造成动荡。中国将会在多个全球环境议题上扮演核心角色，特别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早前，诸多华府智囊就已表示，不再将中国视为“小伙伴”，甚至是“用放大镜才可以找得到的对手”。

虽然中国官方基于国内现实，低调看待中国的崛起，但是中国之外的研究者却有另一番表述。美国“中国市场研究集团”创始人肖恩•赖因（Shaun Rein）曾撰文指出，尽管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许多方面尚待完善，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所产生的威力已经无处不在。而在印度即将于4月19日公布的《2010年国家安全评估》报告中，中国同样排在美国之后的第二位。这份包涵着经济规模、人口总数、军事实力和软实力等诸多因素的报告，可以被看作是一份大国排行榜……

应正视崛起的烦恼

在世界关注中国崛起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外界对于中国崛起的不安和担忧。独立的国际民调公司GlobeScan和属于马里兰大学的民调研究机构PIPA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西方工业七国，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所引起的不安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同2005年时的调查结果相比，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增长不是一件好事的人在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占据多数。事实上，近年来，西方国家始终存在着质疑甚至防范遏制中国崛起的声音，在不同时期分别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威胁论、责任论等各种论调。美欧更是对中国的崛起“指手画脚”，西藏、台湾、人权、自由等问题常相伴左右。

西方国家尚且如此紧张，中国周边国家的不安就可想而知了。由于历史文化原因和地缘战略利益的深度交织，日本和印度对中国的关注从来不是泛泛而谈，有关中国崛起的阴谋论调不时见诸于报端；而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也龃龉不断，一边想从中国崛起中获益，一边又担忧中国过于强大。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倡导者、亚太格局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但仍有部分国家想要透过美国制约中国，这也就造成了南海问题被放大的现状。

不可否认，快速崛起的中国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但这种烦恼也是“大国责任”的附属品。萨默斯在接受多维专访时指出，崛起中的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很难融入全球体系。他说：“19及20世纪的欧洲历史经验显示，崛起的强权不会很容易地并入全球系统，那将是（中国）主要的挑战。”同时，他也认为，中国在维持经济快速增长方面也将面临挑战，特别是治理、环境、金融稳定、就业等问题都将是大挑战，并且会成为21世纪的核心问题。

对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萨默斯用美国崛起的经历，进一步警示中国。他提到，作为“大国”所面对的现实，必然包括来自各方的挑剔。因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都会用自己的角度来看待“崛起”，对于“崛起”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他举例说：“我们在美国，倾向于认为我们（美国）的崛起是良性的。但是加勒比海、拉丁美洲、菲律宾或是美国印第安人就不一定认同我们的（良性）评估。”

虽然萨默斯表示，二战后欧洲的复苏，并没有使美国人民的财富或者快乐减少，提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不一定是坏事，但他也表示，中国同时需要理解，随着强大的经济、财经资源的积累，意味着对更多国际问题解决方案的参与。这些是以往不会对一个经济规模较小的中国提出的。中国需要认识到，它现在是对外国资金、外国援助与合作问题解决程序的主要成员，包括对违反国际体系的国家施加压力。这也体现出美国政界对中国目前的一种“主流看法”：“既然你已列入大国行列，就需要如美国般对世界运转负上责任”。

中国经济的数十年强劲发展，使其在政治和国际地位上日见升高。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面，已被国际上普遍认为标志着中国已同美国“平起平坐”。而美国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然而，崛起的中国会走向何方，如何发挥其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令不甘当“NO.2”的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都格外关注。因为，这对今后的国际格局至关重要，美国及西方国家都需要以此来制定面对中国的政策。萨默斯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给崛起的中国以指导，也体现出美国的智囊们担心对中国未来走向难以把握，所以想“现身说法”，希望未来中国能走在类似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上，以利“掌握”。

台海不会有大问题

不论是崛起中的中国，还是担忧中的美国，中美关系是两国间永恒不变的话题。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中两国关系已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出了双边的范畴，已成为一对影响世界的大国关系。早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财长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都曾称中美关系是“风雨同舟”。此次，萨默斯在专访中也表示，历史将会记载，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将有利于全球发展，中美关系紧张也会对全球有着相当负面的影响。

其实，从奥巴马访华，到胡锦涛访美，两国一直都在强调双方合作的重要性，表示非常重视在两国之间形成一个强大而健全的关系。然而，中美又仍处在人民币汇率、互联网政策、对台军售、黄海军演以及南海主权等一系列纷争中，关系日趋紧绷。

就在多维新闻社专访萨默斯和奈伊的同一时间，第七次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承诺保持两军各层次的对话与沟通，加强两军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然而，对于中方要求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停止美舰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侦察活动的要求，美方仍然以一贯的模糊方式加以回应，称双方应开展不间断对话，以加强互信，避免误判。事例虽小，但还是充分显示出中美在彼此利益下的博弈。

对于在中国关系中长期占据关键性位置的台湾问题，曾在卡特及克林顿政府担任要职的奈伊不认为台湾是中美关系中造成大障碍的议题。他表示，虽然对台军售在继续，但是保持在适度的层面，并没有升级。两岸关系已由ECFA等经济、社会力量被拉得更紧密，相较而言，10年以前李登辉或者陈水扁当政时，对台军售所带来的风险才更大。如今马英九给予大陆方面是更多的理解。下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如果民进党赢得2012年选举该怎么办？奈伊表示不担心，因为年轻一代的民进党也变得更加现实了。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不支持台湾使用武力，二是不支持台湾独立。在这两个原则之下，台湾可以和大陆磋商台湾的未来，这也是马英九一直在做的。奈伊表示，从整个世界政治局势来看，台湾局势比中东等其他地方的局势好得多。他认为，台湾的未来就是一国三制。他说，这不是不可能的，台湾的态度一直都在朝可能的方向转变。而对台湾问题，萨默斯则表示，美国人需要非常清楚中国对台湾及尊重国家主权问题的强烈态度。

另外，奈伊认为，朝鲜问题比台湾问题更让人担心。奈伊把朝鲜称为“鲁莽的力量”(power of reckless)。如果“天安舰”、“延平岛”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韩国总统李明博想要谋求连任就必须以武力还击。而中国最担心的就是造成边境混乱，朝鲜的难民涌入。因此，中美之间找到朝鲜问题的谈话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是很困难的。六方会谈并不能真正解决中美的关切，中美需要双边对话。

美经济意识形态转向

在此次的专访中，感触最深的是，以萨默斯和奈伊为代表的美国智库在经济意识形态上的转变。萨默斯明确表示，美国人需要理解，今天遇到的经济问题是华府、纽约、底特律、洛杉矶制造的，而不是北京、东京、法兰克福或孟买导致的。当下，美国最需要做的就是针对复苏而加大基本投资，包括教育投资、创新投资等等。之所以在美国，从民众到政界，时常会将中美之间贸易与货币问题的争议放大，在他看来，是因为（在美国）存在着不安，而今天的美国正在经历经济衰退期，令这份不安达到了最高点。

与美国经济衰退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增长，对全球经济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在过去5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更加开放，人民币升值了近20%，虽然海内外仍存有各种争论，但这些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对此，萨默斯认为，中国强调循序渐进的方式是值得推崇的，目前中国最首要的改革重点是推进国内需求。在中国，消费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不到40%，这表示，在这方面仍具有潜力，是可以通过改革而获利的。

相形之下，萨默斯选择花少一点精力，去精确定义金融创新的步伐，这是第二等重要的。他表示，虽然金融创新对于一些金融服务公司很重要，但从中国整体经济健康考虑，或从中美关系来讲，平衡内需导向型增长战略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更为重要，所以金融市场可以扮演第二重要的角色。

萨默斯本是一个傲慢的美国经济主义者，当他任美国财长之职时，不论在对过去的俄罗斯改革，还是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他都强烈推动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美国金融哲学。但在这次访问里，萨默斯却认为，中国发展金融所采取的缓进步伐值得推荐，而且西方对金融领域的重视也在这次访问中被认为是次要的。萨默斯的变化，是美国式思维发生变化的最佳证据，也是在中国崛起和金融风暴之后出现的结果。

在对话中，萨默斯还释放了一种讯号。美国将由过去不断推动金融产业发展，回归到实业发展，但这不再是以往传统的钢铁和汽车实业，而是知识服务业和环保新能源等。而这也恰是中美两国在发展过程中，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气候变化构成挑战的原因。作为美国经济思维的领军级人物萨默斯，这种转变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也值得中国的经济管理者（特别是那些强调发展中国金融业的产业利益说客）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