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天镇温泉门票价格:国共内战初期的苏北战场﹡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5 01:39:18
引 言
自抗战中期开始,苏北即成为中共着力经营的根据地之一。[1]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移设于苏北,国民政府势力逐渐被挤压退出苏北,苏北与山东两大根据地倚角相恃,在中共全盘战略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因多数军队远在大西南后方,运送需时,对苏北日伪占领区的接收暂时只能及于少数重点城市,而对广大县以下乡间地域则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共则以地利之便,接收了日伪占据的苏北大多数县镇,形成了北连山东、西连安徽的大片巩固根据地。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苏北与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南京上海地区不过一江之隔,中共在苏北的发展,使国民政府备感威胁,从而为其所不容。政协召开前后,局势一度较为缓和,但国共双方的备战行动并未因此而停止,国共两军在苏北邻近长江一线对峙,和平局面并不稳固。随着大局转趋恶化,国共内战已无可避免,苏北在国共双方的战争棋盘中均为一重要棋子。以蒋介石的军事战略:“第一是要占领匪军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其号召力。第二是要摧毁其军事根据地,捣毁其军需工厂与仓库,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补给发生困难。第三是封锁其国际交通路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的援助。”[2] 蒋认为,中共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山东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而后两者全在山东,因此蒋最关注山东战场。但是,中共山东根据地东为大海,南有苏北根据地,西、北有晋冀鲁豫根据地为屏障,而国民政府在华北部署的兵力有限,要解决山东,必先拿下苏北。所以就政治与军事两方面而言,苏北均为国民政府势所必得。中共方面,视苏北为楔入国民政府统治中心区之前沿根据地,先计划外线出击,后实行内线作战,目的都是通过打击对手,继续保有苏北,并以此发展与检验对国方作战之军事战略战术。因此,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苏北实际成为国共双方全力争夺的最重要战场。有鉴于此,本文以国共双方在苏北战场的军事战略战术、作战部署及具体作战经过为讨论重点,旁及与之直接相关的安徽淮南淮北战场,并在此基础上,评析双方作战之利弊得失,期以推进对国共内战军事史之研究。[3]
一、苏北问题之由来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中共因其地利,用和平或武力方式接收了苏北的大部分县镇。9月中旬,中共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对战略布局作出重大调整,决定调山东部队去东北,调苏北部队去山东,另将在苏南浙北的部队撤至苏北。中共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遂率部数万人,于10间自江南分批转移至苏北。本来按中共的设想,在国共妥协的基础上,还可继续放弃苏北,将部队全部撤至陇海路以北。但因为在重庆谈判和其后的国共谈判中,国共未能达成进一步的妥协,中共中央遂要求“江北必须控制,不可放松”;“因目前谈判无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那时,苏北、皖北在全国战略上仍居很重要地位”;“华中可能为蒋介石最先向我进攻之地,如华中现有地区不能确切保障,不独影响山东局势,且对全国形势及国共谈判均极不利”。[4] 为此,中共组建了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简称华野),总部设淮阴,领导苏北与安徽淮南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同时将新四军军部迁往山东临沂,与山东军区合并,由陈毅任军长兼司令员,为中共华东战区最高统帅,粟裕部受其节制。为了确保在北方的发展,中共布置各地在进入华北的各主要通路沿线,采用“纠缠扭打”战法,阻止国方军队进入华北。为配合陈毅部截断津浦路的作战,粟裕部发起苏北作战,攻打仍被控制在伪军手中的少数几个县镇,并于
为了对付中共在苏北的发展,
国共停战以后,继以政协会议和整军谈判,达成若干协议,局势相对缓和,国共争执的重点一时从关内移至关外的东北。国民政府以恢复国家主权名义,坚持接收东北,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而中共已经确定“向北发展”的基本战略,决不同意完全放弃东北,只同意做一些让步。国共双方未能达成妥协,从而引致大规模武装冲突。国方军队强力进至东北松花江南岸后,才因种种因素而于
6月停战期的国共谈判,争执焦点之一即为苏北之归属。在国民政府方面,中共占据苏北,直接威胁京沪地区,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而在中共方面,苏北是其长期经营的根据地,政治经济基础较好,放弃苏北,不仅失去一块地盘,并将直接威胁山东根据地的稳固,因此亦不能轻言放弃。国共双方对苏北均有势在必争之理由,谈判无法取得妥协。
从
二、国共双方在苏北的作战部署
停战期中,国共双方在苏北处于冷和平状态,虽未直接动武,但均在紧张备战,为即将到来的战争而未雨绸缪。
停战实现后,以黄埔系为代表的军方认为,“国共和谈终久谈不接近,会议亦不过照例文章。”为此,军方有关部门在2月间拟出了歼灭苏北共军、打通津浦线的计划,被蒋介石于
进入6月,国民政府的军事部署进入实际准备阶段。13日,国防部举行作战会报,参谋总长陈诚提出,长江以北应以军事为主,以速决战解决问题;应进行充分准备,补充兵员粮弹,统一战术思想,节约兵力,集结机动使用。参谋次长刘斐具体解说作战计划为,“首先打通津浦、胶济两铁路,肃清山东半岛,控制沿海口岸。”[14] 国民政府的全盘军事战略于此大体底定,即以苏北至山东一线为用兵重点,期以短时间内解决中共的军事力量。
国民政府在苏北的军事行动主要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所辖之第一绥靖区(驻无锡,司令李默庵)担任;第八绥靖区(驻蚌埠,司令夏威)担任安徽淮北作战,兼及苏北;第三绥靖区(驻徐州,司令冯治安)担任陇海路徐东段和鲁南作战,郑州绥署所辖之第五绥靖区(驻开封,司令孙震)担任陇海路徐西段和鲁西南作战,该两绥区亦有配合苏北作战之任务。由于苏北战场紧临南京的特殊性,参谋本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以至蒋介石本人也时常插手战场指挥。徐州绥署的作战规划是:“以徐、蚌地区国军,极力向东、西发展,在第一绥区及第五军北进支持下,合力规复苏北、皖东,彻底歼灭地区之匪军。同时打通胶济路,并准备继续向鲁境进出,寻求华东陈匪主力,实施决战。”绥署将作战计划分为三期:第一期,徐蚌方面扩展周边空间,江北方面进至天长、盱眙、如皋、海安线;第二期,徐蚌方面西侧贯通陇海路,东侧进至运河线,江北方面进至东台、高邮线;第三期,徐州方面廓清鲁西,进出两淮,肃清苏北。作战指导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次完成碉堡线,防匪反扑,确保既得成果。”[15]
中共方面,苏北作战主要由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担任。政协闭幕后,中共对形势发展一度较为乐观,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方针,着重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有将中共中央迁至苏北淮阴的计划。[16] 但粟裕认为,和得成与和不成,是中央考虑的问题。一旦打起来,打得好与打不好,我们责任在身。作为军人,必须立足于打,丢掉幻想,准备打仗。因此,华野实际未执行中共中央曾要求他们裁员三分之一的指示,而是根据“精简老弱,充实部队”的精神,精简了1017名老弱病残人员,同时将主力部队从4个纵队4万余人扩充为2个师3个纵队6万余人,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备战工作。[17]
在考虑苏北作战计划时,粟裕比较看重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主力于主要方面,求得在运动战中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三至五个师,以后再转移其他方面,或相机出击扩张战果。”但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粟裕须受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陈毅指挥,其经常位置及战略性行动,均应事先取得陈的同意并报告中共中央军委,而陈毅主张同时顾及苏中与安徽淮南方面。[19] 陈的主张符合中共最初拟订的全盘作战预案。中共计划在战争开始后,于内线作战的同时,以太行(晋冀鲁豫)部队出击陇海路徐(州)开(封)段,山东部队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华中部队出击津浦路蚌(埠)浦(口段),以“逐步向南,稳扎稳打”的外线作战,“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20] 根据此项计划,中共中央命令粟裕,以主力出淮南,“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并限粟在
粟裕受命后,经过仔细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一、淮南各项条件不如苏中,如集中兵力在淮南作战,“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二、苏中为巩固的根据地,部队官兵亦多出于当地,“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第三,淮南国民党军实力较强,不如苏北好打,对初战获胜不利;因此他建议“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22] 他的看法得到了华中分局负责人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人的支持,他们在
三、苏北战场初期的战争进程
如上所述,国共双方均以6月底为期,基本完成了战争部署,苏北大战已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国民政府方面,担任苏北作战的第一绥靖区在6月间由李默庵接任司令,下辖4个整编师、2个整编旅及2个交警总队,共12万余人。
中共方面,担任苏中作战的主要是华野一师、六师和七纵的3万余人。面对兵力与装备均为绝对优势的对手,粟裕没有采用中共通常采用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法,而是选择在苏中前部主动出击,利用对手在尚未开战之际骄傲轻敌的弱点,期达首战获胜之目的,以鼓舞下属士气,掩护作战准备,并收战略侦察之效。当时,整八十三师各有1个团驻宣家堡和泰兴,位置较为孤立与分散。
苏中战斗打响后,徐州绥署即命各部按原计划发动进攻。16日,李默庵命整四十九师自南通白蒲北攻如皋,整八十三师自泰县向东策应整四十九师,整六十五师和九十九旅自靖江北援泰兴。他“信心很大,决心很硬,严令各部要不惜代价,一举突破。”[27] 此时粟裕再次作出令对手意外的决定,他令部队迅速由泰兴转向东进,以2天急行军100多里,奔袭已进至如皋附近的整四十九师,致该师于仓促之间由攻转守,损失甚大。自17日晚至19日晚,该师右路二十六旅被歼,师长王铁汉率师直突围而出,但左路七十九旅仍在坚守。此时,整六十五师与整八十三师相继占领黄桥与姜堰,正向如皋进迫中,华野不再恋战,于23日放弃如皋,向北撤退。
国方占领如皋后的下一目标为海安,因为只要拿下海安,便可使己方在苏中的战线取直,巩固沿江占领区。李默庵以整六十五师附整二十一师新七旅由如皋向北、整八十三师附整二十五师一四八旅由姜堰向东,于
经此挫折,李默庵决定调整部署,首先确保己部之安全。粟裕则看准对手防线的薄弱处,率部南下对手之侧后,21日以一师攻丁堰,六师攻林梓,守军交通警察总队第七和十一总队缺乏正规战经验,除了1个大队突围而出外,余皆被歼。此时,李默庵又奉徐州绥署之命,以驻扬州的整二十五师北上攻击运河邵伯一线,以策应北线作战。粟裕则指挥所部西进如(皋)黄(桥)公路,准备攻黄(桥)救邵(伯)。25日,粟部在如黄路上遭遇自黄桥增援如皋的整六十九师九十九旅和自如皋开出接应的整六十五师一八七旅,粟裕当即决定以六师攻九十九旅,以一师和二师五旅攻一八七旅,战至27日,全歼这2个旅及如皋出援的1个团,获得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1日,又乘胜攻占黄桥。李默庵不得不下令撤攻后退,以主要精力巩固新占地区,构筑堡垒,休整和补充部队,苏中战斗暂告一段落。
国共两军苏中作战,国方重在收复失地,解除中共对江南的威胁;中共重在发挥内线优势,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李默庵认为:“我部虽然受到较重的损失,但是,实现了第一期作战计划”。[28] 但据国方总结,己方“进剿时使用兵力不充分,未能将匪主力击破,嗣后分散防守贻匪以各个击破,招致重大损失。”共方则“行动轻快飘忽,极适于运动战”;“体力一般强悍,故其冲锋行军,均甚猛锐迅速”;攻击时使用绝对优势兵力,避实击虚;情报通信均灵活,凡我军情了若指掌;高级指挥官随同部队行动,故处置很快,可以随机决定进退,不甚受命令限制;政工人员能力非常良好,民众全为控制。[29] 中共在苏中以损失16000余人之代价,歼灭国方6个旅和2个交警总队共54000余人,[30] 因此将其称为“七战七捷”,给予高度评价,并总结出苏中作战的成功经验,推广至各战区。毛泽东提出:华中部队“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31] 作为中共在苏北战场的主要军事指挥员,粟裕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能够抓住战机,连续作战,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表现确较其对手高出一筹。苏北作战表现出粟裕杰出的战略眼光和灵活的战术运用能力,使他迅速脱颖而出,成为可以独立担当一方面责任的中共战将之一。中共华东战场最高军事统帅陈毅过后评价说:“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32]
与苏中相比,国方在安徽淮南和淮北的作战进程较为顺利。担任淮南作战的国方军队尽为精锐,第五军四十五师自右翼由六合攻天长,九十六师自左翼由来安攻盱眙,另以整七十四师五十八旅为预备队,
担任淮北作战的国方军队由第八绥区司令夏威指挥,其中南路第七军由固镇东攻灵壁、泗县、五河,中路整五十八师由宿县、蒙城北攻濉溪口,北路整六十九师由宿县北之夹沟东攻朝阳集,目标是廓清淮北,继以东向进迫苏北后路。中共方面,由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简称山野)七师、八师、二纵以及华野九纵共5万余人,于
8月中旬,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为配合苏北与山东作战,出击陇海路豫东段,直接威胁到徐州侧翼安全。徐州绥署在策定第二期作战计划时,将作战重点置于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路东西两侧,以期改善徐州当面态势。徐西方面,以第五军和整十一师为左右两翼,分由宿县和黄口向砀山、夏邑进击;徐东方面,陇海路南侧由第八绥区夏威指挥整六十九师、整七十四师和第七军向宿迁进攻,陇海路北侧由第三绥区刘汝明指挥整二十八师向碾庄进攻,整五十九和七十七师向鲁南台儿庄进攻。面对对手的重兵推进,中共部队主动撤退,至当月底,国方基本达成原定作战计划。
四、中共关于苏北作战之争论
经过两期作战,国方已经从南、西两面逐渐逼近中共苏北根据地的中心城市淮阴。
中共方面,此时山东野战军正在泗阳以东休整待机,华中野战军则在海安以西休整,准备攻击海安。对于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山野和华野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意见。战争开始后,虽然中共中央支持了粟裕在苏中进行内线作战的意见,但陈毅一直认为,“实际上淮南在全局比苏中更重要”,因此不断建议粟裕部队西调淮南作战,而粟裕则认为,如苏中淮南平分兵力,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毛泽东经过斟酌考虑,同意了粟裕的意见。
徐州绥署所部发起新攻势后,陈毅和粟裕的对策预案仍然不同。陈毅倾向于北移沭阳打击整六十九师或七十四师,而粟裕认为这将使两淮(淮阴与淮安)空虚,而一旦两淮失守,苏中势将处于被动,建议山野留在泗阳打击第七军。
事实说明陈毅的判断再次失误。当山野部队由泗阳北移沭阳时,整七十四师并未向沭阳方向运动,而是自宿迁沿运河西岸南下洋河,会同第七军从10日起进攻泗阳。山野与对手的运动方向刚好是背道而驰,一时不及调整部署,12日第七军攻进泗阳后,即按作战预案,原地掩护整七十四师超越己部,向淮阴发起猛烈攻击。淮阴守军是华野九纵及二个旅,虽顽强抵抗,但终不敌整七十四师之优势火力与旺盛攻击精神,被迫步步后退。15日晚,守军不得已扒开运河河堤,在淮阴城郊形成沼泽地带,以阻止整七十四师的攻势。此时华野主力正集中于苏中,准备攻击海安,
攻下两淮使国方军心颇受鼓舞,认为是以优势火力加空军配合所得之战果,而共军对海安久围不攻,致“战略上对苏北之攻守模棱两可,兵力过于分散”;“无炮兵、空军协助,白昼不能行军,只能利用夜间逐次增援有限兵力。[43] 李延年电呈蒋介石,称赞整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深体委座宏旨,指挥有方”;报告“粟裕主力死伤殆尽,争相逃之夭夭”。蒋介石复电鼓励部下说:“两淮既克,平定苏皖不远,希再接再厉,迅速扩大战果”。[44] 中共方面则“由于事先缺乏思想准备,撤退非常混乱,损失不小,惊恐、埋怨情绪,一时相当严重。”[45] 两淮是中共苏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苏北经济来源基本上依靠运河税务,失去两淮后,经济来源被切断,难于支持战争,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更不待言。更严重的是,两淮丢失后,中共苏北根据地已被压迫至自南向北沿运河以东的狭长地带,失去了军事回旋的余地和主动性,与山东根据地的联系亦受到重大威胁,使中共有在苏北无法立足之势,不得不考虑放弃苏北向山东转移的计划。
两淮作战失利,加剧了中共内部对苏北作战战略战术的争论。华野方面在前一阶段作战颇有所获的情况下,未能保住总部所在地淮阴,难免埋怨山野判断失误与救援的不及时;山野方面则在连续未胜之时又遇此挫,参谋长宋时轮被免职,由陈士榘接任,官兵上下也难免心中郁闷。为了安慰下属,陈毅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示山野“在淮北未获连续胜利,既未完成截断津浦的任务,内线亦未歼敌,而且丧失五个城;部队撤退多,前进没有转移多,疲困病苦;与各兄弟兵团如刘(伯承)邓(小平)、粟(裕)、陈赓等比较相形见绌”;原因“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坦承“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46] 陈毅还在
陈毅和粟裕关于作战重点置于何处的争论,并不仅仅决定于两人的战略战术思维和指挥风格,也与两人所处的不同境遇直接相关。陈毅立足于山东,要求华野北上作战;粟裕则更看重苏北,希望山野南下作战;双方均强调己方的重要性,都有其理由,实际代表着不同根据地的不同利益。中共华东局机关及后勤供应基地集中在山东,他们每每要求保证后方基地的安全,陈毅因此对山东有所偏向自可理解。陈毅虽为中共华东战区最高军事统帅,受命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但华中毕竟有其独立性,他只能统筹协调,而难以完全独断专行。因为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中共各根据地多有其独立性,融合一体亦非易事。当时山东有“华中的部队不要到我们山东来”的言论,华中也有“不到山东当流亡政府”的言论。华中一纵叶飞部调到山东后,兵员得不到充分补充,全纵只有七个不满员的团,在后勤供应等方面也遇到一些困难,山东的党报《大众日报》甚至刊登群众来信,指责一纵“纪律败坏,打骂群众”,必须“逐出山东”。这些都难免影响到山东与华中两地的关系。因此,陈毅为协调两大区(山东和华中)和四方面(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关系,“为寻求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案,相互间电报往返上百份,方案提出三四个,今天提出,明天推翻,后天再提,反复次数之多,简直难以数计。”[52]
山野和华野虽由中共中央指示集中联合作战,但实施过程并非易事,在实战中两军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况。由于两淮作战失利,国方攻势正盛,9月底,陈毅和粟裕等共同决定,集中两军首先在苏北作战,然后西渡运河、恢复淮北。粟裕认为“淮北战斗之胜败,不但关系华中及山东之安稳,而且对全局都有重要之作用。”[53] 然而10月初国方在山东连占峄县和枣庄,威胁到华东局和山东军区总部所在地临沂,陈毅的决心又有变化,认为如临沂不保,全军供应困难,山东破碎,华中也难恢复,主张山野回鲁作战。[54] 粟裕等仍主张实行原作战计划,“否则苏中全失,于华中固不利,于山东及整个大局亦不利”;但陈毅表示,“或竟不顾淮海糜烂,让山野北上打仗之后再南下”。
山野部队虽暂留苏北,但实际上作战方向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10月底涟水战后,陈毅率山野司令部和八师返回鲁南,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整个华东局势,计胶济线、淮北、鲁南、苏中四个战场,目前不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彻底解决一面,战局难以改变。仍主张全力解决鲁南、鲁中之敌为主。”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敌既不打通津浦,又不切断陇海,而进攻临沂,其目的是欲调动我苏北主力北援(调虎离山),以便先解决苏北,然后以苏北、苏中主力(十二个旅以上)进攻山东,我们切不可上当。”[57] 这样,自9月两淮失守,到12月宿北战前,中共部队的主要作战方向一直在苏北还是鲁南之间徘徊,“部队南调北移数次,虽也组织过一些战斗,但均未获得大量歼灭敌人的战果。部队打得很艰苦,也有不少损失,思想波动很大。”[58]
五、苏北战场后期的战争进程
在中共内部就苏北作战方针争论的同时,徐州绥署已完成三期作战计划,对中共苏北根据地自南、西两面形成合围之势。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第一绥靖区所部于9月底奉令继续北进。由于中共华野主力已经北调,第一绥区的作战行动进展较为顺利,西线整二十五师于
在运河线作战的同时,整七十四师自
在蒋介石的督责下,徐州绥署于12月部署在苏北再度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
担任攻击沭阳的是整十一师,整六十九师在其左翼攻新安镇。中共认为左翼威胁最大,因为“惟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63] 整六十九师在苏北连遭打击,已损失了2个旅,师长梁汉明因此被解职,由戴之奇继任,以3个不同建制单位重新组建,战斗力及协同作战能力均较差。因此,陈毅和粟裕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集中山野和华野部队,先打整六十九师。粟裕指挥山野一、二纵,七、八师和华野九纵共3倍于对手的兵力,秘密行动,隐蔽开进,在其尚未察觉时,于
宿北战役创下内战开始后中共部队一次歼灭对手3个整旅的记录,也是华野与山野实际统一行动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上下都极为关注。中共中央严令“只许打胜,不许打败”,这对于一贯重视发挥下属主观能动性的中共而言并不多见,可见中共对此役之重视。此役之胜,对华野和山野实施合并与统一指挥,积累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提高民心士气都具有重要意义。粟裕认为:“这次战役将决定我们能否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将战役的主动权夺取到手中”;“可以说是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开端……是胜利实现这一转折的标志”。[65] 此战过后,陈毅“长期抑郁的心情为之一扫”。他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由于要尽量保持华中盐阜地区,我未能贯彻集中大兵力的主张,数月来,用于钳制的兵力太大,今后当可多用兵去突击(由于华中城镇沦陷,包袱放下)”;“过去的问题是山东部队常不安心南下作战,华中部队亦不肯入鲁作战。数月来的矛盾,由于战局演变,现已解决,今后可集中从鲁南向南打。”[66] 此时中共苏北根据地大半已失,客观情势要求转移战场。
六、国共苏北作战得失之评析
国方军队在苏北作战的结果,基本完成了其最初的战略构想,最大收获是收复了苏北全部县以上城镇,并将中共主力部队压过陇海路驱至山东,既解除了中共对长江南岸京沪地区的直接威胁,又为下一步山东决战准备了条件。李默庵回顾说:“由于双方作战目的不一样,各自评价也不一样。我当时奉命作战目的主要在于收复地盘,以占领城市,驱走解放军,维护占领区的安全。所以,尽管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解放军对南京政府的威胁。从这点上看,我部达到了作战目的。由于我指挥的部队较多,损失一些,也算正常,南京政府从来没有怪罪我什么。”[68] 就国方的表现而言,最大优势在其炮火与步炮协同能力,整七十四师的作战历程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粟裕认为,“我们炮火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相反的还遭受了敌人炮火的威胁与杀伤。据卫生部统计,伤员中为炮弹炸伤的占百分之四十五以上,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69] 其次,战争初起时国方对现代战争的理解较中共为优,在优势炮火掩护下,协同攻击固定据点的能力胜过运动野战的能力。陈毅认为:“我军的运动防御固守要点,担任钳制任务,远较担任突击为差,白天战斗远较夜间为差,使用轻重炮较之使用机步枪为差,土工作业的水准比较是低的,救护伤员的技术更不熟练”。[70] 此外,在初期作战因麻痹大意、骄傲轻信而几次受挫后,国方在中后期作战较为谨慎,表现有所改观。
但是,苏北作战也表现出国方的明显弱点。就战术层面而言,因为各部队的战斗力不一,战力强的部队较易受战力弱的部队拖累,加之起初指挥官大意自信,不能集中兵力,使得优势变成了劣势,战斗中吃亏甚多;部队在进军时“只知呆板地沿一定进路,战备行军,无敌则进,有敌则战,不预判遭遇何种状况,亦不预筹因应对策。纯就临时状况作应急处置,行动完全追随敌人,无主动之作为,无至当之行动方案,更无全程作战构想”。又由于国方的作战目标局限在占领实地,各部队为了确保完成己部任务,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只求进至作战预案之目标地,对当面中共部队无求歼之心,并乐于推至他部作战地域,使中共部队在转战过程中损失不大。最为关键的是,国方注重扩大占领区,故平均使用兵力,多点进攻,“兵力虽较优势,但均胶着于据点,致决战方面,兵力反较敌为劣。”结果虽然解除了中共对京沪地区的直接威胁,但“既无歼灭匪军之意图,亦无捕歼匪军之方案及部署。此为在战略构想上最大之错误。”[71]
就战略层面而言,国方在苏北战场投入的兵力虽数倍于中共,但主攻方向不明,且缺乏有效协同与策应。苏北水网密集,且多呈东西走向,中共一度又因分兵原因,兵力不够集中。如果国方首先在南线牵制吸引中共部队,而置主攻方向于北线,沿陇海路自西向东进攻,既可遮断中共部队北撤之退路,又可威胁其后方基地山东,将使中共部队处于腹背受敌之境。但国方急于解除京沪地区所受的威胁,在南北两线平分兵力,并在南线首先行动,向北平推,使中共部队可以从容部署及北撤,而国方自南向北之推进反受到水网阻隔之限制。陈毅在两淮失守后认为:“假令敌人不进两淮,而进新安、沭阳,同样造成我军极大困难,主要是补给线打断,山东空虚。这证明敌人兵力不足,企图打下淮阴,造成对外的声势。而实际这一着,并不足以扼我。”[72]
中共方面,苏北作战前后期的表现不尽平衡。前期因准备充分而出对手意外,实行运动作战而颇有所获;后期则因作战方向之争,重点游移,兼以为对付国方攻势,主要以守备及运动防御作战为主,结果战绩不尽理想。总体而言,中共处于弱势一方,面对强劲对手的攻势,一度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七战七捷”的苏中方面,“扩大新兵和动员民夫达到空前程度,再扩新兵也很困难,……民夫在部队服务流泪,部分地方干部逃亡,人民躲夫和扩兵。”而在作战不利的淮南淮北方面,则出现较为普遍的退却逃跑现象,以至“公然抗拒党的一切服从前线的号召,不愿到前线去服务,到了前线又借故推托到后方来。有的即在后方也不安心工作,打报告提理由要求上山东、去东北,甚至要求未遂自动跑向东北。”[73] 加以中共内部对苏北作战战略战术的不同意见,使中共的战略调整颇为不易。
中共部队作战的弱点已如前述,但其最大的长处在于战略方针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强调应时而变,应地而变,不恪守成规。中共中央原定实行外线作战,而当战区指挥员提出不同意见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尊重战区指挥员的合理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果断调整部署,使苏北初期作战在双方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得到了较为满意的战果,后期又通过不断调整,将分散部署集合为统一战力,并最终达成了对主要作战方向的一致认识。因此陈毅认为:“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如旅以上战役组织比人家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74] 同时,中共特别注重保持部队的有生力量和战斗力,而不太介意地方之得失。如毛泽东所言: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75] 中共基本退出苏北后也曾有人认为,我们在苏北“在军事上是胜利了,在战略上是失败了”,因为最后退出了不少地方。陈毅和粟裕都为此专门向部属解释。陈毅说,我们是失地不丧师。蒋介石是得地而丧师,困难就无可补救。关键是要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要不断地消灭敌人,敌我力量最终会起根本变化,那时就是大反攻的开始。[76] 粟裕说:“谁保存了有生力量,谁就会胜利,谁消耗或丧失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在苏北作战过程中,中共基本上为守方,但损失人数却少于国方(国共损失之比约为三比一),而且没有成建制损失部队。[77] 虽然中共部队最终自苏北撤向山东,但在转战过程中,不仅没有在有生力量上受到太大的损失,[78] 而且保持了部队的高昂士气与战斗力,这在防御一方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苏北内线作战初期成功的战略战术运用及其经验,对中共确立内线连续作战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总结国共内战初期的苏北战场,国共双方各有得失。国共均有在苏北不得不战之理由与决心,也都有在苏北作战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就战争的具体目标而言,国民政府着重于收复苏北,解除中共对京沪地区的直接威胁,并为下一步进攻山东、寻求中共部队主力之决战准备条件。中共则力图以内线作战,最大限度地消耗对手实力,遏制其进攻势头。国共双方均可称基本达成其预期目的。国民政府所得为收复苏北地盘,并将中共军队驱至山东;中共所得为消耗了对手实力,保持了部队的基本完整,并由分散部署整合为统一战力。然国民政府对苏北作战的指导方针较为保守,目标过于局限,既未能一鼓而下苏北,又未能严重打击中共部队的主力。中共内部对苏北作战方针本有争议,但在实战中得以协调一致、灵活运用,在大势退守中保持了部队士气与战力,并以苏北作战实践发展出较为完整的内线作战方针。此等不同之得失相较,或可说明国共内战之最终结局。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以作者人名汉字笔画排序)
军事图书馆藏档,北京
国史馆藏档,台北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印:《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南京,1959
《郭汝瑰日记》(稿本),藏军事博物馆,北京
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台北,1989
王昊:《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北
京,19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
19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
社,北京,19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
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
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缩印合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67
中共涟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涟水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8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南
京,1999
李默庵:《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1995
军官训练团编印:《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1947
军官训练团编印:《剿匪战事之检讨》,194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
社,北京,1996
南京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1996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4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78
国防部编印:《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1948
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5
陈廉:《决战的历程》,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91
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5
陈毅军事文选编写组编:《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
陈毅传编写组编:《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
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8
粟裕军事文集编写组编:《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1
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8
刘武生主编:《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中央文献
出版社,北京,1993
刘统:《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北京,1998
刘树发:《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
谢声溢:《徐州绥靖概要》,1947
苏中七战七捷编写组编:《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86
作者个人简历
姓名 汪朝光
性别 男
生年 1958年
学历 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1982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1985
工作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职称 研究员(1998)
职务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任
学术经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1993
挪威卑尔根大学比较政治系访问学者,1998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1999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2000、2002
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部访问学者,2003
通讯地址 北京东厂胡同一号近代史所
邮政编码 100006
电话 86-10-68883138
传真 86-10-65133283 86-10-65275967
电子信箱 wangchaoguang@sina.com wangchaoguang@yahoo.com
主要研究论著
1、《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中华书局,北京,2000
2、《和谈将军张治中》,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95
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东北决策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4、《中苏条约谈判中国民政府东北外交战略》,《民国研究》第4辑,1998
5、《东北停战与国共战略的调整》,《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6、《军调部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7、《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13千字,《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8、《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以政协会议及国共关系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
究》2000年第6期
9、《战后国民党对共政策的重要转折-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
第4期
10、《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
1期
11、《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2、《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
﹡本文于
[1] 在地理意义上,以长江为界,江苏南部称苏南,北部称苏北。苏北的盐城以南地区,习惯上又称苏中。抗战胜利后,中共在苏北设立华中分局,因此苏北亦常被称为华中。本文以苏北为讨论对象,但为照顾习惯用法和当时的实际,亦在文中运用苏中和华中的概念。
[2]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4年版,第114、117、292页。
[3] 关于国共内战初期的苏北战场,目前似尚无专门研究,通论性著述主要可见,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3册,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台北1989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380页。
[5]《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第255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442-443页。
[7]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78年版,第199页;《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93、503页。
[8]《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09-511页。
[9] 东北日报社编:《中国巨大变化的一年》,东北书店佳木斯1947年版,第20-21页。
[10]《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11-512、530、543-544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第333页。
[12]《郭汝瑰日记》(手稿本),藏北京军事博物馆,
[13]《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卷·交拟稿件》,藏台北国史馆,第1999、2000号。
[14]《国防部作战会报记录》,藏北京军事图书馆。
[15]《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3册,第37-39页。
[16]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第454页。
[17]《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0年版,第435、443-444页。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80页;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95年版,第63页。
[19]《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36、65页。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10-211页。
[2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01页。
[22] 粟裕军事文集编写组编:《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第244页。
[23] 苏中七战七捷编写组编:《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86年版,第78页。
[2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20、340页。
[25] 谢声溢编:《徐州绥靖概要》,1947年版,第2页。
[26]《粟裕传》,第467页。
[27]《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61页。
[28]《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71页。
[29] 国防部编印:《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1948年版,第15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99年版,军事卷(2)第154页。
[30] 国方统计为,己方损失30725人,共方损失82950人。(《徐州绥靖概要》附表)但由战场实况判断,此统计恐不无夸大之处。
[31]《苏中七战七捷》,第23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75页。
[32] 陈毅传编写组编:《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第382页。
[33]《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72页。
[34]《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83页。
[35]《徐州绥靖概要》,第28-31页。
[36] 刘武生主编:《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第110-111页;《粟裕传》,第489页。
[3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45页。
[38]《粟裕传》,第511页。
[39]《粟裕传》,第510-512页。
[40]《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第400、402页。
[41]《粟裕传》,第514-516页。
[42] 刘统:《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43]《华东解放战争纪实》,第117页。
[44]《粟裕传》,第520页。
[45] 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46]《人民日报》
[47]《华东解放战争纪实》,第122页。
[48]《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第13页。
[49]《陈毅年谱》,第418页;《陈毅传》,第326页。
[50]《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第14页;王昊:《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页;《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第441页。
[51] 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5年版,附件第5、8页。
[52]《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第17-18页;《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第325-326页;《叶飞回忆录》,第376页。
[53]《粟裕军事文集》,第284页。
[54] 陈廉:《决战的历程》,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91年版,第283页。
[55]《粟裕军事文集》,第284页;《粟裕传》,第526-530页;《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05-406页。
[56]《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89页;《粟裕传》,第529-530页。在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徐蚌――淮海战役期间,粟裕在华东的老对手――徐州剿总亦是由副总司令杜聿明代总司令刘峙指挥。
[5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第144-145页。
[58]《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第32页。
[59] 中共涟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涟水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89年版,第44页。
[60] 另一位亡于前线的纵队级指挥官是中共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朱瑞,于
[61]《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戡乱时期)》,第15950号。
[62]《徐州绥靖概要》,第41页。
[6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75页。
[64]《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26-127页。
[65]《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25-427页。
[66] 陈毅军事文选编写组编:《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359页。
[6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91、603-604页。
[68]《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75页。
[69]《粟裕军事文集》,第252页。
[70] 枣庄市出版办公室编:《鲁南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1982年版,第41页。
[71] 军官训练团编印:《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1947年版,第9页;《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3册,第64、150-151页。由于目前所见之国方关于苏北作战的资料仍较缺乏,故本文对国方在苏北作战中战略战术的分析评判仍有待今后之继续深入研究。
[72]《人民日报》
[73]《华东解放战争纪实》,第107、117-118页。
[74]《陈毅军事文选》,第411页。
[7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76页。
[76] 南京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71页。
[77]《粟裕军事文集》,第275、283页。
[78] 1946年7月,中共华东方面总兵力为42万人,1947年2月则增加到约60万人。
[79] 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缩印合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67年版,第1093-1094页。
[80]《毛泽东选集》(缩印合订本)第1143-1144页。
上一篇:平实叙事 寓论于史――评《转折年代――…下一篇:20世纪初叶电影在东北边陲之兴 ――哈…
推荐信息
- “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
- 台湾史研究论坛——台湾…
- 陈奎元:以史为镜 传史…
- 2011年近代史研究所学术…
- “辛亥革命与亚洲”研讨…
最新热门
- 龚书铎先生逝世
- 《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目录…
- 四川辛亥革命暨尹昌衡国际学术研…
- 王伟光: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学…
- 张海鹏: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
-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
-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
-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
- 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
- 王建朗同志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