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中最吓人的故事:权力黑箱，才是官场腐败的根源

在中国大陆，官场腐败是民众最痛恨的社会痼疾。

中国的腐败是世所公认的。官场腐败、社会腐败、甚至连军队和高等院校、学术界都腐败了。作为一种社会风气，腐败现象无孔不入，四处蔓延，触目惊心。

中国为什么如此腐败，腐败的根源是什么？

人们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不可能不腐败。有体制内学者将中国的腐败总结出以下原因， ㈠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影响将长期存在，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㈡对外开放，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会趁机钻进来，成为一些人发生腐化的重要诱因；㈢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也会给腐败现  象滋生以可乘之机；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是腐败得以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有体制内学者总结说，㈠是社会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以至于还没有发达到每个人都不想额外占有的程度。㈡是国家和国家机关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公共权力直接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这种公权在运行中，如果没有刚性的监督制约，那必然要产生权力的“异化”。 ㈢是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在体制、机制上都存在着一些缺陷，使一些“不端行为”者有空子可钻。㈣是从公务员个体来看，没有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名利观。

因此，从历史根源上分析，认为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的流毒没有根本肃清，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有很高的地位，封建社会一朝升官便能发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思想还残留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一旦这些人当官，便想方设法搜刮钱财；从思想根源上分析，我国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改革开放使西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流入，加上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造成一部分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权利观异化，不能正确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利，把权力当作为个人、家庭、小集体谋取利益的工具，一旦这些人掌握权力，便造成腐败；从社会根源来分析，当前我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的时期，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监管体系、对公务人员监督体制还不健全，加上国有企业管理上存在的漏洞，给公务人员贪污受贿造成了可乘之机。

上述理由也许都对，但都没有说到当今中国腐败的根子上。特别是将中国的腐败归咎于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后，西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流入后的侵蚀；归咎于官员们没有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名利观；更是官方舆论几十年来的老生常谈，似乎中国改革开放前官员就清廉得很，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非常正确；中国腐败的原因，是改革开放的罪过。但无数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前的官场腐败、社会腐败、政治腐败并不不现在少，在有些方面还更加腐败，只是由于当时是“贫穷社会主义”，在“穷”的方面比较平均，所以腐败并不是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那时的主要因素都集中在了“穷”字上。至于西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则更是笑话；如果这个理由成立，那么就应该是西方国家比中国更腐败，但事实上，中国的官员清廉程度，赶不上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

所以，还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不可能不腐败”这句话能够概括中国腐败为什么如此猖獗，如此根深蒂固。但是，这句话也不能解释中国腐败的根源。因为掌握绝对权力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够腐败，比如美国总统虽然有国会制衡，但掌握的权力在任内，还是相当的“绝对”，可是好象并没有什么人指责他腐败；而中国，也不能说权力失去了监督，尽管监督机制并不完善，但总的来说上下左右的监督机构是重重叠叠，为什么就不能产生效果？！笔者以为，最大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权力运行，总是在黑箱里运行。权力黑箱，才是中国腐败的根源！

权力黑箱，首先表现在执政党身上。执政党的权力黑箱运作，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在其诞生之初，作为反体制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党，就处于地下的形式；所以这决定了它在成长期间，只能“潜伏”。在“潜伏”期间，可以公开一些在阳光下更加灿烂的东西；并针对一些人的疑虑进行驳斥。比如“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新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为抗日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而奋斗 ……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也是包办不了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见《刘少奇选集》）”；等等。但是，取得政权后，这种“潜伏”的黑箱运作，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就是新成员入党宣誓中，也还要誓言“保守党的秘密”。但作为执政党，在老百姓面前，究竟有什么“秘密”还要保守？为什么不能曝晒在阳光之下？！

如今，执政党领导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包办了政府。于是，政府运作也就“秘密”了；所以，权力黑箱也就毫不动摇地移植到政府体系中。

日前，参加本届两会采访的香港凤凰电视记者闾丘露薇在其博文中呼吁，对政府的监督，要从政府预算案开始。她介绍，对于媒体来说,香港每年有两件固定的比较大的事情,一个是每年下旬的特区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还有就是每年三月份的财政预算案。而香港和美国一样，不管是施政报告,还是国情咨文,里面最多确定目标,而如何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政府详细列明会如何花钱，收钱，赚钱，而这份预算案是一定要获民意代表的通过。但她来到北京,发现预算案的地位远远被忽略,只是一份随着政府工作报告派发的文件而已。请教一些人大代表,看得出来他们对于这样的问题觉得很是突然,不知道如何回答。当然也有特别关心预算案的一些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他们在大会上呼吁阳光预算,要求政府在财政编制上更加的详细，增加透明度。

由于执政党和政府习惯性地在民众面前“保守秘密”，也就成就了中国官员“保守秘密”的习惯。在此情况下，尽管国家信息公开条例公布，但几乎官方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国家机密”，上至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酝酿制定，下至官员的财产、妻子儿女的行止。

瑞典早在233年前，英国在116年前就实施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如今，世界上已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亚洲的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也陆续实施了这项制度。但是，这样一项在世界上行之有效的反腐制度，在中国大陆却是“难产”的。早在1987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就明确提出，“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从1987年算起，中国人民对这个阳光法案呼吁了23年。最近，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目前时机还不成熟”的说法引来热议。据说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的理由如下：其一，官员的收入构成情况非常复杂，纪律监察的力量再增加10倍都没办法理清；其二，财产申报制度需要设立一个原点，即在此之前获得的财产不再追究，之后的则严格登记，“如果真的实施肯定会引发舆论一片哗然，难道老干部腐败就是合法的？”；其三，从哪一个级别的官员开始登记也是制度设计的难点；其四，如果以新建立的全新记录标准判定的话，可能过去每一个人都有问题，那样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水平就会完全崩溃了。在这里，最重要的还是最后一点，如果真的实施财产申报制度，发现官员都有问题，那的确是整个社会都要崩溃。而照这些推理，中国就永远都不会有“时机成熟”的一天，也永远都不会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施的一天。

但也有网民认为官员“财产公示”并不能能预防腐败。比如凤凰博主汪华斌就对两会热衷于官员财产申报的不理解，认同官员的财产公示的确不能预防腐败。他用实行银行帐号实名制多年、可实际的效果不佳为例，说不仅我们无法通过银行帐号进行纳税，而且通过假身份证办理的银行帐号犯罪的却比比皆是。刚开始实施银行帐号实名制时，有很多人坐立不安；别说是腐败问题，就是小金库也是大问题；可到今天小金库有增无减，竟然只能通过举报才能查处小金库。银行帐号实名制的社会效果使腐败分子更加肆无忌惮了。其原因，就是即使实行实名制的帐号，人们同样无法查证是否腐败。

由此，他认为中国的腐败，首先就是权力的不公开化造成的权钱交易，其次就是权力的无责任约束力，所以权力损失全部是全民买单。实施权力是暗箱操作，操作后果又没有责任；而利益又是自己的；这就是中国社会腐败泛滥成灾的原因，也是同一岗位前赴后继腐败的根源。既然腐败如此容易，自然诱惑任何人都想投身于腐败；而腐败成果的转移又如此容易：国际金融一体化使在中国腐败的钱财，实际交易却在国外进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社会的大小官员都要把子女送到国外去的原因。而官越大，其子女的财产越多。现在，中国官员的子女在国外用腐败的钱财花天酒地；而他（她）自己的花天酒地却是公款，平常花自己的钱却相当节俭；所以财产公示与否都没有意义。

但实施“阳光法案”，至少能明确规定并保障人民监督党政官员的权力，让人民大众和舆论“盯住”党政官员，使党政官员心存畏惧。在这个意义上说，“阳光法案”是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行使的重要一环，意义非凡。

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在中国民众最希望了解的政府信息中，77.5%的人选择了“官员财产情况”；说明实施“阳光法案”实在是中国民众“众望所归”的事。但对于“阳光法案”，民众的支持率为77.5%；而在官员中，反对率却高达97%；官民对立居然到了这种程度！造成官民严重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在的“黑箱操作”；权力黑箱，才是中国腐败的根源。要真正反腐，首先就必须要让执政者公开和透明，保障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表达权、选举权，才能遏制各种腐败。

当前，腐败和“越反越腐”导致的严重官民对立，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最大问题。每年近10万起的群体事件就是明证。今年为保证“两会”顺利召开，仅北京市就动员了警察、武警、特警、社会治安人员70万人，各地还派出了不计其数的截访“维稳”人员。如此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令人想起成语“危机四伏”。如果执政党还固守作为革命党时期的、陈旧的“保密”思维，只能是愈陷愈深，难以自拔。

推荐阅读（点击标题）：1）温家宝，中国官场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