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路平
在2010第8期由社科院考古所主办的学术期刊《考古》上，“曹操墓”考古队长潘伟斌主笔发表了《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的考古报告。该报告详细汇报了曹操墓田野发掘的过程、成果及结论。报告显示，曹操墓中有两个大盗洞，一个时代不明，一个为现代。由于多次被盗，出土遗物大多被挪动了位置，但还是发掘出了400多件可复原的文物，金银铜器、陶器、石器均有，其中还有一枚铜质“印符” （附图1）。本来铜质“印符”比石牌更有说服力，用核心证据“印符”作为考察的起点足可解决任何纷争。然而，潘伟斌先生在考古报告中对“印符”却不作任何诠释，只当视而不见。正因对该印章考证的意义不仅在于直接揭示墓主的身份，而且对于探究西高穴村“曹操墓”的墓的断代、及其它出土的具体物件也带来许多特殊的信息。虽然有关学者对“曹操墓”出土印章已有论述，笔者认为都属于无任何理论根据的揣测。只有得出对该印章客观而正确的可靠结论，方可籀绎“曹操墓”的真假、内涵和以前未能认识的问题。因考古队对此“印符”本身也没有认真清理干净，亦没有清晰的图案的拓片，吊诡的是唐际根在《曹操墓真相》一书中，更将此喻为“神秘的印符”。所以笔者只能通过唐际根所公布的图片作为考证，揭开这“神秘的印符”的面纱。
“曹操墓” 出土“神秘的印符”（附图1）
一、潘伟斌的生造“印符”名词，不知所云
中国印学史上对印章的名称有玺、印、章、印章、印信，唐代以后又有了记、朱记、图书、宝、关防等异称，并无“印符”这一对印章的称谓，“印符”为潘伟斌故弄玄虚的生造名词。故在下文中笔者还是将“印符”称其为印章，以作规范。“符” 字，如虎符、符信、符节等，那是古代传达命令或征调兵将用的令牌凭证，并不属于印章的类别。《汉书.百官公卿表》有“少府属官有符节令丞”、“尚符玺者有印绶，比二百石”。这里的“符节令”、“尚符玺者”，指掌管玺及虎符、竹符及授节等事的二百石官阶。
据笔者考察，随葬的印章在西汉前期是放置在主人的头部箱子内，至西汉中期始将印章佩戴在主人腰部。据考古报告来分析，编号M2205的铜质印章巳非墓主的随葬的腰部位罝，出土于后室的角落，显然此印章被挪动过。那么，这方印章的主人是谁？
二、排除印章为两不明身份的女性所佩
从印章类别、形制看，此印章并非私印，因东汉妇女用印为“臣妾印”，臣是男子自称的卑谦之词。妾是古代妇女的谦词，即便皇后对皇帝也这样自称。据王献唐、罗福颐先生考证，传世妾印多为两面印，一面姓名印，一面臣妾印。印史上有名的“緁伃妾娋”，因“倢伃”为女官之名，才记了名字，仅属特例。也有少数的臣妾为一面印的，如“贱臣”、“妾营”等印。首先排除该印章为两不明身份的女性所佩。
三、该印非曹操所佩
印章在汉代是随身佩带在腰间，所以只要人们看到主人的印钮的式样、印章质地、印绶颜色等即知主人的官阶等级。《太平御览职官部》引用《汉旧仪》说：“王公侯金，二千石银，千石以下铜…”。清代孙星衍《汉旧仪补遗》更具体地讲：“诸侯王印黄金，橐驼钮”、“列侯黄金印，龟钮”、“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钮”、“御史大夫、匈奴单于黄金印，橐驼钮”、“御史、二千石银印，龟钮”、“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铜印，鼻钮…”象曹操为王侯级应为金印，龟钮，系的印绶为紫色，即所谓“金印紫绶”。东汉的用印制度很规范，印章的制作和掌管由专门机构来负责，《续汉书·百官志》中有详尽的记录。
汉官印中有“玺”、“印”、“章”三种不同的名称以此区别等级，皇帝、皇后、诸侯王称“玺”；列侯、乡亭侯、将军部属、郡邑令长等，称“印”；列将军、千石以下称“章”。所以曹植在为曹操写的《诔文》中说“玺不存身，唯绋是荷”，“玺” 说明了曹操的爵位，“紼”是艾制成的穿帛，即印绶。印绶的颜色也是等级分明，不得僭越。东汉末年，王室衰微，曹操异军突起，挽救了王室，汉献帝于是在建安18年（公元213），策命曹操为“魏公”。建安19年(214)“天子使魏公位在诸王侯上，改授金玺、赤紱、远游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曹植在《诔文》有“玺不存身，唯绋是荷”八字表明曹操官印虽交了，印绶还留在身上逝死以表 “汉臣” 忠节。汉代规定，官吏离职或死亡，官印、绶均要缴还，曹操能将印绶破戒随身下葬足说明他当时的殊礼。殉葬的印章是朝廷重新赐予的金印（有时所谓金印是用铜鎏金代替）。所以“曹操墓”出土印章决非曹操所佩。
古“绋”通“綍”。到了明清两代，皇帝赏赐给重臣或对朝庭有重大贡献的官员一种“殊荣”即赐“紫綍”，这便是效仿汉代的礼制，如晚淸曾国藩死后，皇帝亲自撰写的碑文中即有“宠颁紫綍，色焕丹珉”。“ 唯绋是荷”的“绋”字，足以证明曹操生前受汉封，死后受汉谥，绝无可能墓葬出现“魏武王”的称号。
四、该印的钮制根本不符“曹操墓”级别
汉代朝官印章制度极为严格，东汉官印也是承袭了西汉官印的形制。根据卫宏《汉旧仪》所载“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铜印，鼻钮…”。东汉官印把鼻钮、印台加厚，钮孔变小。根据“曹操墓”出土印章钮制来核定，此印主人的官阶应在千石以下。
按图索骥，会在《故宫博物院藏印选》、《上海博物馆藏印选》、《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等书中找到大量的与“曹操墓”印章相同鼻纽的印式，如《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p33页“军司马”、 “都亭家丞” ，P35页“军假司马” （附图2）等。“军司马”为大将军属官，秩比千石。“都亭家丞” 在东汉为主管家事的小官，《续汉志》曰“诸侯家丞，秩比三百石”。 “军假司马” 为“军司马”的副职，官位更小，相当于现在的文书。再如东汉曹操所欣赏的书法家梁鹄，汉灵帝时官至选部尚书，后奔刘表，曹操破荆州，即招为军假司马。这些官位在《汉书百官志》、《汉旧仪》都有记述，那么这些千石以下的小官的印章显然与西高穴村所谓王侯级大中型墓级别根本不相符，又何以在“曹操墓”中被出土？
龚自珍在《定庵文集.说印》中有“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 。意思是官印的发现可以补史，私印最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可以证史。“曹操墓”印章显然非官非私，两无所依。
“军司马”、“军假司马”（附图2）
东汉“别部司马”印（附图2-2）
五、该印非曹奂的“奂”
汉印的类别主要分官印、私印。如稍细化点还有殉葬印、吉语印、道教印、烙马印等。汉代官印文字专用典淳平正的缪篆。私印除缪篆外偶用鸟虫篆。汉印类别都是以汉代缪印文字为载体的，清代训诂学家桂馥博采汉、魏时期印章用字的汇录编成《缪篆分韵》。近代印学家罗福颐先生更将汉代、魏晋官私印按原大摹写编成《汉印文字征》。研究汉魏印章文字，当以桂馥、罗福颐两书为滥觞（附图3）。所以有人依样画葫芦的认为该印是曹奂的“奂”、曹操的“曹”字等，均是穿凿附会无任何理论根据的揣测，因汉代根本不用大篆、象形文字入印。而隶书字体入印两汉以来仅限于陪葬印章。如湖南长沙西汉初期墓葬、马王堆二号汉墓。滑石印章和木质印章也是专门作为殉葬品印料来刻制的。
两方汉代曹字印章（后一方鸟虫篆）（附图3）
六、该印为杜撰的“辅首衔环”肖形印
肖形印或称肖印（生肖印）、象形印、画象印。泛指春秋战国、秦汉古玺中那种有图案的印章。
其实“曹操墓”所出土印章图案一目了然，为典型的 “辅首衔环”图案。我将此图案分别询求印学家和考古学家，两位不加思索地脱口确认为“辅首衔环”图案，与笔者想法不谋而合。“曹操墓”亦出土了铜辅首，而考古报告中（M255）潘伟斌不知为何将铜辅首图案倒置（附图4）。作为专业考古工作者，唐际根、潘伟斌不可能对这标识性图案不知，只是刻意回避着印章的释疑。
铺首之名，源于《汉书·哀帝纪》中“学元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现代民间俗称门环。“辅首衔环”从战国至秦汉中的青铜器和陶器中已屡见不鲜，发展到汉代更综合继承了前代兽面纹、饕餮纹等许多神兽类的因素，在此基础上进行夸张变形，形成了类似虎首衔环的“三山冠”（额似山尖形）时代特征，如典型的汉画像（附图5）“曹操墓”所出土铜辅首造型亦如此。其造型面目凶猛恐怖，非常可怕，具有一种神秘的威力，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神。“曹操墓”所出土印章图案与汉画像及同墓出土的铜辅首比较即知，该印辅首出现了“五角花冠”，与同时期典型的“三山冠”特征迥异。该印是仿造了西汉以前的典型“五角花冠”辅首图案，如汉以前鎏金兽面铺首衔环（附图6），曹操墓”辅首衔环印章图案从眼睛、脸型等已被仿照得毫无怒目园睁、面部鼓腮外张那种凶恶神兽的狰狞与威严，似乎是张了无生气的花猫脸。反之质我，此印何为仿造？回答很简单，此印是非秦非汉印，造假无疑。考古队只要公布此印规格如边长、通高、重量，必鉴别出作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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