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生存叫“霍尔顿”

——今天怎样看待“塞林格热”

文/梁永安

2010年2月6日   05：观点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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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林格1月27日去世，世上的喧哗恐怕远远超出作家的期待。他1952年后隐居在号称“花岗岩州”的新罕布什尔州，靠着康沃尔小镇居民们的严防死守，默默地活着、写着，直到死去。塞林格几乎用一生证实了自己的文学信念：“我热爱写作，但写作仅是为自得其乐。 ”他对媒体的隔绝、对各路来访者的回避，也许都是为了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得其乐”的生存状态。但这种沉默的隐士风格必然导致更大的关注，因为这种人物身上总是有一股神秘感，年复一年地激发着人们的无限想象力。红尘滚滚中的众生们其实最关心的始终是一个问题：塞林格作为一方名士，为什么甘愿逃逸在美国东北一隅的弹丸小镇？

    凡孤独者必有大忧，塞林格也绝不例外。他1951年出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从根本上说就是部绝望之作。主人公霍尔顿虽说只有16岁，还是不谙世事的中学生，但他的目光却已经十分苍老，一眼看到满世之人不过是随波逐流的盲动者。 《麦田里的守望者》一开场，一位中学教师和刚刚被开除的霍尔顿有一番对话：

    “人生的确是场球赛，孩子。人生的确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 ”

    “是的，先生。我知道是场球赛。我知道。 ”

    球赛，屁的球赛。对某些人说是球赛。你要是参加了实力雄厚的那一边，那倒可以说是场球赛，不错——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可你要是参加了另外那一边，一点实力也没有，那么还赛得了什么球？

    这寥寥数笔，就将塞林格一生的忧患和盘端出：二战之后的美国人，已经全部站到了“实力雄厚”的功利主义一边，社会进化所必需的“另一边”奄奄一息，统统出局。塞林格为之惊心动魄，愤愤写出了霍尔顿这个“出局”之人的走投无路。粗粗一看，犹如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索亚，细细体味，却大有堂·吉诃德的挑战性气质。塞林格由此显示出非比寻常的文化自觉，在最容易昏昏然的历史关头写出了最清醒的书。

    环顾塞林格写作《麦田里的守望者》时的美国社会，那是一片多么歌舞升平的消费幻境。二战后美国自视为人类天堂，进名校、挣大钱、买豪宅、开靓车几乎是人生幸福的同义词。青年文化的格式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同《光荣与梦想》中所描绘：“它有它自己的风俗、地位标志、特征、习惯和风尚，有它自己的一套——男孩的头发是鸭屁股式，衬衫的袖子卷到一定的高度，少女的头发则是卷毛狗式，松紧颈链……”。而塞林格却在此时以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将这种幸福感戛然而止，告诉青年一代：还有一种生活叫“霍尔顿”，你想不想试一试？

    1950年代的美国青年有些难以琢磨。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命运应该是很寂寞的，因为它的本质是边缘化的生活。但美国青少年的反响却犹如大梦初醒，齐刷刷地掉过头来哄抢这本小说。阅读之后的校园景色随之大变，到处都是穿风衣、倒戴红色猎人帽的“霍尔顿服”。一般说来，一部作品一旦成为社会时尚，作家就失去了对作品的控制，社会自有一套“流行”的逻辑。这逻辑就是：把它纳入文化消费的框架，化为大众狂欢的一部分。由此，《麦田里的守望者》被各路文化资本结结实实地追逐着、消费着，充斥着报纸版面、杂志封面，甚至还撩动了好莱坞大导演们的“改编”之念。

    塞林格如果顺势而行，拎着皮包到处讲讲自己的“文化忧患”，那是何等的风光？然而塞林格不顾媒体的召唤，不顾社会的追捧，不顾名利的光芒，逃逸到小地方销声匿迹。此时人们才知道他本人其实就是霍尔顿，他主动将自己“出局”，离开了“球赛”，过起“另一边”的生活。这到底是哪一路子人呢？我想起波德莱尔，这个法国奇异诗人在巴黎一处咖啡馆里眼望五色宾客，冷冷地说：“我看见了累累白骨”。从芬芳中看到凋零，从热捧中看到虚无，从荣耀中看到流逝，这大概是清醒的文化人的共同视野，也是塞林格面对无限荣光的心境。

    我们曲曲折折地理解塞林格，并不是为了蔑视大众。从根由上说，塞林格的无上名声和影响，有赖于千万普通读者的放大。尽管很多读者只是“追风”，甚至有拿着《麦田里的守望者》去杀了摇滚偶像约翰·列侬的狂人，但大众对塞林格的热爱还是真挚的。

    回顾二十世纪以来的阅读史，最受大众欢迎的往往是对大众最不屑的作家：卡夫卡、福克纳、奥威尔、加缪……这种自相矛盾的荒诞恰恰说明了现代人生的内在悖论：很多人都在不真实的位置上生活，期盼着改变，又无力行动。科层化的社会构造和工商文化的强大推力，将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输入到无法自主的宏大流程中，培养着人的麻木和惯性。在重重无奈中，阅读成为巨大的心理补偿，在字里行间释放出自己的另一面。塞林格的价值在于此，现代文艺的魅力也在于此。一方面是永不停止的“按规则进行比赛”，一方面是钦羡“出局”的个体潜意识，这无法消解的自我对立，构成了相反又相成的当代文明景观。有这样的生存图景，大众对塞林格的厚待也就不难理解。

    塞林格已逝，他仅仅是塞林格，而且是我们还无法完全窥视的塞林格。他还有哪些隐而不宣的惊世之语，恐怕要等待他藏于密室的手稿刊印之时方能知晓。但无论如何，仅以他现有的作品，已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文明的一个标尺，深刻体现了他作为“少数中的少数”的悲怆之情。更为重要的是，经久不衰的“塞林格热”，证明他的沉痛并不仅仅属于他那个时代。试想，当塞林格不再风行，那只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是全人类都彻底站到了“实力雄厚”的一边，进入不思不想的快乐；还有一种微乎其微的可能：人类幡然警悟，重构了自身的文明，打开了另一扇历史之门。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