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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导正谈时局、人生：

南方人物周刊   2011-11-4

谈时局

高压锅有个气阀，如果越拧越紧，有一天要爆炸的。一爆炸大家都倒霉，谁也占不了便宜。所以，我很希望走改良主义的道路。

　　中国当前的矛盾是16个字：官场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滑坡，治安不好。中国人现在有饭吃、有房子住，不打仗，觉得还过得去，但腐败太厉害了，贫富差距拉得越来越开，老百姓对政府的恼火程度越来越高，很危险。

孙中山在中国、在共产党内、在几代知识分子当中的影响是深远的。辛亥革命是一面旗帜，在台湾，连民进党也不敢否认。现在内地没有主动利用辛亥百年这个时机推动民主进程，可惜了。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靠的是“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两条，但现在腐败、贫富悬殊成这个样子，就要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权力必须受到制衡，不能靠道德来制衡，我们现在表扬几个道德模范，没有用啊。内部的腐败靠自己很难根治，你左手生个大疮，用右手开刀来挖，下不了手。

　　目前应该做的是3条。第一条就是党内民主，第二条就是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条就是把舆论放开。

光绪皇帝想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如果成功了，对中国非常好，中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会是一个很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他失败了嘛，慈禧把他镇压下去了。慈禧死之前又想改革，当时清廷内部力量起来了，很多大臣很多省份都有不同想法，不改不行啊。她允许私人办报，上海一下子办了一百多家报刊。但是晚了，同盟会已经起来，要革命了。中国现在就担心这个。历史教训太多，都是血和泪的。

西方民主国家的问题比起中国来，他们再闹也不会搞到陈胜吴广的武装暴动，因为他们的民主制度决定了人民有权选择和罢免政府，可以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不断改革不断修正错误，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是稳定的，内在比外在看到的表象要稳定得多。

现在大的革命在中国搞不起来，小小的动乱少不了。我认为，最好就是在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现在的政权、维护现在的社会结构的大前提下，碎步前进。

　　最近一些老干部子女提出，除了真正推进党内民主外，还要赶快推进人大制度改革，如在现人大代表名额以外，再增加20%的人大代表名额给老百姓。我觉得这个意见不错。

我们的文化教育里道德教育太差，现在中国拼命搞科学技术，你看，国家现在不怎么奖励人文方面的东西，只奖励科学技术，这和斯大林一样。斯大林对人文科学不怎么奖励，就培养了高尔基几个听话的文人，主要是培养科学技术方面的人。

围绕着《炎黄春秋》的这个团队代表着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潮流中的一种主张、一种力量。我们这里面，大主张一样，小主张不一样，有比较激进的，也有乐观一点的，基本上可称作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经不起战乱了。鸦片战争以后一个劲地在打仗，国家搞得稀巴烂。中共夺取政权以后那么好的形势，老老实实搞建设多好，却一个劲地搞政治运动。现在不管怎么样，有个和平环境，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再怎么困难，也有白面馒头吃、有衣服穿。中国人本来是最好统治的人民，他不愿意闹。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现在还有时间和空间主动地改革，办法就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主要是自下而上，靠网络、报刊、民间知识分子这个力量为主体，上级要呼应。

我在《炎黄春秋》写过一篇文章叫《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回归”就是回到《共同纲领》，回归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

　　《共同纲领》是比较全面地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方针上的一种规范，所以现在要非常重视《共同纲领》。我后面又讲到“发展”，当时的新民主主义是抗战时期中国党内进步力量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张，有局限性。这六十多年来，有很多新的东西，本身也需要发展。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的东西，无产阶级把它拿过来，所谓的“新”，我认为就是它更注意人民性，更注意广大人民的这一面。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是从资产阶级这个阶层、集团的利益出发。

　　只要是好东西，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嘛。这叫个什么主义呢，用邓小平的话说，叫什么主义都可以。我看过邓小平与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记录。非洲执政党的青年领袖都是留学生，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回去都搞社会主义，搞了个稀巴烂。后来又派代表来北京，向邓小平请教。邓小平就说了几句话。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你们现在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生活好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我们理解的“新”的任务是两条。第一条，彻底解决主仆关系，还权于民，搞民主法治，走宪政的道路。第二条，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我不同意蒋经国那个口号——“均富”，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均富在中国历史上有传统，不患贫而患不均，“平均主义”有几千年的社会基础，最爱这个口号的是村庄里的流氓。总之，我要强调一下，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因为如果消灭了差别，人类追求物质利益的动力和创造力就消失了。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人过得好一点，有人过得差一点。

我们现在不想那么多了，想的是未来一二百年的事情，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走北欧的道路，芬兰、瑞典、挪威这些国家，基本上是这个道路。但这些都是小国，大国不好搞。

政治上，我和周围朋友同意中央的口号：循序渐进。因为中国一整套儒家传统文化，天地君亲师，从小就灌输这个；加上我们后来又从苏联搞来斯大林的一套，也灌输了几十年，这套思想已经变成一种惯性。有了惯性，你就止不住。所以，中国搞民主宪政一定是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先搞党内民主，这很稳妥的，党内搞你还是共产党嘛。

不管怎么说，共产党还是进步了、宽容了。你看我在大的问题上提了那么多和现在党中央不同的意见，如果是过去，早被抓起来了。

　谈人生

我现在是想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看世界。站得越高，就看得越清楚。中华民族是个优秀的民族，文明繁荣灿烂，但也会消亡。地球也会消亡。宇宙中每一秒都有星球消失、有星球诞生，所以不要说谁谁谁万岁，每个王朝都说万岁，但万岁得了吗？

我对这个国家的前途还是乐观的。

　有两条理由。第一，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无论如何一定会好起来。另一个，世界进步的潮流浩浩荡荡，逆者亡，顺者昌。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变了，经济已经上来了，国民整体文化程度高了。网络非常厉害，网络的力量会推动政治上的改变。一个网络平台就是一个维护公民权益的机构，可以发出声音。

杜导正：我是共产党从小抱大的娃娃党员，读了点书，有成功有失败。之后不断地思考学习，放开思想，不被框框束缚。对共产党的东西我采取公平客观科学的态度，不要情绪化。对自己也采取科学态度，哪些是对，哪些是错。我自己是六四开，六成是正确的，四成是错误的。相对来说，对这20年做的事情比较满意。

　　我很幸运，有像杜润生、任仲夷、萧洪达、李锐、杜瑞芝、曾彦修、吴象、李普、林若、朱厚泽、冯健这样一大批好朋友，互相启迪、互相鼓舞、互相提高，这个力量很大，一个人搞不行的。后来我交了很多中青年朋友，像吴思、杨继绳、徐庆全、资中筠、展江、雷颐这批人。如果说我有一点小小的成就，不是我一个人的，是这个群体的。

　　另外就是家庭环境和谐。我和老伴结婚六十多年，没吵过一次架，只红过两次脸，子女们也不错，小有所成。

　　去年那场大病，我在医院住了85天，最严重的时候，我已经想过遗嘱了。一个是有关家庭的，一个是有关国家的。

　　给子女的部分就是说，我走了以后，第一条是要照顾好妈妈，这比什么都重要。要靠自己，做个正派的人，学会吃苦，兄弟姐妹要互相照应。

　　关于国家的部分，就是希望我们党能够与时俱进，由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再慢慢变成宪政党，跟上潮流，不要逆潮流而动。我有些具体想法，好几条。那时候觉得都无所谓，走就走了吧，我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这个民族，也对得起我老伴和孩子。

我们当初参加革命是真干，一心一意，中间这一段就都糊里糊涂了，一直到晚年，思考多了，也有时间了。老年人还有一个好处，对生和死也不太计较，都八十多岁了，老子还怕什么？脑袋里面想的就是国家、民族、老百姓，希望中国未来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