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天天有喜七个女猪脚:近代四大高僧之 虚云大师与太虚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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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四大高僧之 虚云大师与太虚大师
字体大小：大 | 中 | 小 2009-01-13 17:23 - 阅读：4817 - 评论：19
近代四大高僧之 虚云大师与太虚大师在前一篇文章《近代四大高僧之 印光大师》发表之后，网友马上君留言问：“弘一，圆瑛，印光，第四位是哪位大师呢？”风生当时没有回复，就是想用这篇文章作为答复。但是大家一看文章题目，心理会问：“四大高僧，已经介绍了三位，怎么还有二位，那不是五位了么？”问题就在这里。这“近代四大高僧”不是有那个机构评选的，是在佛学界慢慢大家心目中自然面然地承认地。但是由于政//治原因及高僧们活动的地域不同，所以就出了二个版本，一个是海内版的“弘一，圆瑛，印光和虚云”及一个海外版的“弘一，圆瑛，印光和太虚大师”。风生的观点是佛学无内外，所以二位大师在这里一并介绍。由内再到外，先介绍虚云大师再介绍太虚大师。虚云（1840—1959），俗姓肖，名古岩，又名演初，字德清，自号虚云、幻游，祖籍湖南湘乡，出生于福建泉州。曾主持真如寺的修复工作。虚云出生仕宦之家，父亲肖玉堂官至泉州知府，望子成龙，要他学八股文，以求仕进。但虚云自幼性情恬淡，爱读儒籍佛典，其志不在功名。父亲利用种种办法都未能逼他就范。光绪十七年（1891年），突然潜逃出家，被父探知，勒令回家，越二年，他又逃至鼓山涌泉寺剃度，拜妙莲和尚为师。随即隐居岩洞，持头陀行，静心观坐三年。然后离寺云游，先后在浙、苏、皖一带名山大寺，学经参禅。曾在江宁会见著名佛学杨仁山居士。光绪二十六年，虚云从普陀山步行北上，到达北京时，恰遇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他随西太后、光绪皇帝逃亡队伍西行，出长城，赴陕西，途中结识了许多王公大臣。抵西安后，转赴终南山，结庐狮子岩下，改号虚云。光绪二十八年，虚云游四方、朝拜峨眉，经西藏入西康，转入云南鸡脚山。鸡脚山是历史上的佛教重地，这时，只剩下十余处破庙，且不容外来和尚挂单，虚云无处落脚。后来，通过大理提督张松林向当地知县推荐，方在鸡脚山找到一座破庙——钵盂庵住下来，进行宗教活动。此年，他将钵盂庵改为迎祥寺，接纳四方僧众，募捐兴修寺庙。光绪三十年，他出国云游，至逻罗（今泰国）、南洋（即东南亚）一带讲经说法，皈依（佛教称身心皈向佛、法、僧）达数万人。又前往日本参观佛教，途经吉隆坡，得滇中来信，说：“官府兴办新政，遍提寺产”，请他设法挽救。光绪三十二年，虚云便转道上海，请寄禅（敬安）和尚一同赴北京上诉。抵京后，得到当年结识的王公权贵支持，获得一道保护寺庙的“上喻”（即通告），云：此后“着各督饬抚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财产，一律由地方官保护。”从此各地不再提寺产了。事后，虚云仍继续留京活动，为云南寺庙请龙藏（清廷内务府刊印的佛经）。经肃亲王善耆等发起奏请，于同年七月降旨将迎祥寺赐名“护国祝圣禅寺”、赐虚云为“佛慈洪法大师”，又赐“紫衣钵具”、“玉印”、“锡杖如意”、銮驾全幅“。至此，虚云身价百倍，声誉大振。1911年（宣统三年），为团结佛教徒，保护寺院，斡旋沪佛教会与宁大同会的对峙，虚云出滇至沪。接着，与寄禅和尚赴南京晋见孙中山，议定修改佛教会会章，取消各地自立之名目诸事宜。同年四月，因政府更迭，在见过孙中山之后，又前往北京去见袁世凯。在上海改组中国佛教会，成立中华佛教总会。会后，虚云回到云南，晤蔡锷，组织滇黔、滇、藏的佛教支部，并亲襄其务。在新的“大护法”保护下，祝圣寺的香火依然十分兴旺。1912年，民国成立，出现逐僧毁寺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准备逐僧毁寺，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李问：“佛教何用？”虚云答：“自古立国皆议国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心之不治？”他非常明白宗教对于统治者的功用，几经辩论，终于折服了李根源。1920年，虚云应云南督军唐继尧的邀请，前往昆明，重修西山华亭寺，施工中掘出“云楼”古碑，遂将华亭寺更名云栖寺。他按古碑记载，庙产数字，由唐继尧出告示，用低价将数百亩田地及方圆数十里的山场勒赎归寺，引起民众怨愤。他在财产到手之后，又举办慈善事业来笼络民众。1929年，虚云应闽籍国/民/党官/僚林森、杨树庄的邀请，赴福州涌泉寺任住持（僧寺之主）。初为众僧说戒五十三天，继则改革寺中旧习，再则着手整理道风，兴肃禅堂与念佛堂、恢复复节打七，春末傅戒之禅规。在这个基础上，修建楼、堂、阁、寮、院、庵、洞等十多处，创办学戒堂，后改为佛学院，以福建省主席杨树庄为名誉院长，虚云自任院长，培训年青僧徒。杨树庄之母拜虚云为师，杨及闽籍不少官僚便成为虚云的大护法。涌泉寺藏有明清以来大量经板，虚云聘请观本和尚进行整理，编成《鼓山藏经目录》，刊刻面世。1933年，福建爆发战争，省内寺庙大多停止留单，僧人无食宿所，惟鼓山仍留海单，云游僧人多至逾千。虚云为此多方操劳，竭力维持一粥一饭。1934年，应李汉魂将军之请，赴广东曲江主持重修南华寺。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此时已破败不堪。虚云提出四个条件，其中第四条为：“所有出入资财、清理产业，交涉诉讼筹事，全由施主负责。”这条要求概括了他多年来“宏法”的经验，即依仗反动统治者的势力，扩张佛教势力。李汉魂应允后，当面募集数十万金，待各项筹备工作就绪后，即请当局派人履勘画界，将界内“寺产”，无契没收，有契贱赎。在收回无尽庵时，驱逐住户，致使二十余户贫民无家可归。1935年秋，虚云由彭山到曲江主持修建，用警察赶走了庙内的居民，亲自监督工匠兴修。历时十年，总计兴建殿堂243楹，新修塑大小佛像690尊，使该寺成为广东规模最大的佛教圣地，不久，即举行千佛大戒，受戒者数百人，吸引了广州和港澳的大批富豪前往观光。194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发起“护国息灾大悲法会”，请虚云主持。虚云到达重庆，主持法会四十九天。他在法会上说：“四方共乐无为化，同颂尧天舜德明。”蒋/介/石亲自设斋宴招待，林/森等作陪。1946年，虚云又应广东当局邀请，在广州净慈寺举行超荐抗日阵亡将士法会，再度轰动广州港澳。其中港澳参与法会的达十余万人。1947年蒋/介/石为南华寺“同戒录”题词：“丕正颓风”，表彰虚云的功绩。1949年冬，虚云应邀赴北京参加佛教协会筹备会议，在广济寺与园英、赵朴初等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0月1日，他代表中国佛教徒接受锡兰佛教代表团赠送的“佛舍利”、“贝叶经”、“菩提树”三宝。同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2月，虚云赴上海参加“祝愿世界和平法会”。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虚云为四名名誉会长之一。同年，虚云应江西云居山真如寺住持性福邀请，于7月5日登上云居山。目睹这座唐元和初年道容禅师开创、历经一千多年的祖师最胜道场，仅存破大寥三间，殿堂楼阁大多倒塌，瓦砾满目，荒草遍地。明代铜铸毗卢遮那大佛像，兀坐于荒烟蔓草之中。虚云遂决心留住云山重修庙宇，并得到有关部门的赞同。虚云驻云居的的消息传出后，四方僧徒云集，年底达五十余人。虚云在率众修持的同时，多方筹划修复寺庙，1954年春，响应人民政府号召，坚持“农禅并重”，开荒造田，自给自食。1955年僧徒增至数百人，至1956年所产谷物与红薯等，基本上满足了寺中僧众口粮需要。寺庙经虚云募化和设计，历时三年左右，先后重建庙宇、殿、楼、堂等数十座，雕塑大小佛像132尊，将被日军烧毁的寺庙修葺一新。随之，虚云又组织僧众修复名胜古迹。1956年秋天，重浚明月湖、疏浚壁溪与改溪工程。施工中，掘得镌有苏轼题书“石林”的巨石，虚云将其置于佛印桥旁，冠名“淡心石”，辟为一胜景，亲自赋诗以为纪念。并在白果树下的慧泉加筑花岗石围圈，前方安置一石供桌。亲笔丹书“慧泉”二字刻于其外沿。同时，在寺外种植茶树、果树，在寺内开辟花园。1955年春，虚云身体日衰，但仍心系寺中诸事，这年七月，虚云接到岑吕居士代他编辑整理的《云居山志稿》，非常高兴，抱病写了《重建云居山真如寺事略》与《云居山志重修流通序》。此志交由香港莲净苑与佛经流通联合出版，流传于世。1959年，虚云老和尚一百二十岁。海内外的弟子要为大师祝寿，但被大师劝阻了。因为他心里仍然挂念著云居寺的明月湖还没有修浚好，海会塔才建到一半。这时大师已患了慢性消化不良的症候，早晚只能吃一小碗稀饭。大师告诉信众，真如寺建好了就不要再捐献了。四月，大师在曾经住过的牛棚照像，又选了一张最满意的加洗后分送捐助功德的亲友和信众。八月，老和尚在寮房门口贴上「今天不见客」的字条。十月，病渐渐重了，时喘时咳，虽然已进入昏迷状态，仍然要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十二月，大家看情况不好，都赶来向老和尚问安。老和尚很平静地说：「到了现在你们还在做俗态，
快去大殿给我念佛去吧！」寺里方丈弟子请虚云老和尚开示，老和尚缓缓地说：「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停了一下又说：「正念正心，养出大无畏的精神，度人度世。大家辛苦了，早早去休息吧！」十月十三日，老和尚打坐，双颊微红。大师合掌跟大家说声珍重，就离开了活了一百二十岁的尘世，死后安葬在云居山的海会寺。虚云老和尚一生一衲、一杖、一笠、一钟行遍天下，由自度而度人。老和尚的一生正像他常说的：「人生如梦，一切皆幻；空中飞鸟，有何踪迹可寻？况学道人耶？」虽然老和尚这样说，但他的一生留给人间的，不只是他兴建的那些看得见的寺院道场，还有永远让人难忘的救人救世、护法护教的精神。虚云大师一生，习禅苦行，以长于整顿佛教丛林，兴建名刹著称。虚云不仅在东南亚诸国蜚身佛坛，在北美大陆也有一定影响。1982年，美国纽约佛教禅宗中心为他修建纪念堂，将其传记用英文刻于石碑。虚云平生所作诗歌偈赞甚多，已选三百九十首，编为《虚云和尚法汇》，由香港佛学书局出版。其余记载其生平事迹的有《虚云和尚事迹》、《虚云和尚年谱》、《虚云和尚画法集》等。 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虚云老和尚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绝世高僧。他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年代，而圆寂前则经历了新中国的“大炼钢铁”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见识过威声赫赫的“大字报”，足足活了120个年头。 虚云和尚的一生，漫长而丰沛。他在咸丰年间抛家别妻，落发于福州鼓山。光绪年间跪拜朝礼五台山，历时三年，一步一叩，风雨恒持。又远赴印度、南洋，跋涉万里，重效玄奘，遍礼圣迹。此后在数十年的宗教实践活动中，以至大至刚的勇气和艰苦卓绝的行动，一身兼祧五宗法脉，重振禅门，先后中兴了鸡足山祝圣寺、昆明华亭寺、鼓山涌泉寺、韶关南华寺、云门大觉寺、云居真如寺等六大古刹，成为名震中外、人所共仰的禅宗泰斗、一代高僧。上世纪50年代初，德高望重的虚云老和尚赴京参与了全国性佛教机构的筹组工作，被公推为首席发起人，并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的名誉会长。对于这样一位现代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以往人们了解的并不很多。这一则因为整个时代的大环境使然，释门淡泊。二则虚云和尚呕心沥血所撰《楞严经玄要》、《法华经略疏》、《遗教经注释》、《圆觉经玄义》、《心经解》等著作毁失，致使后人的认识理解和研究阐发均缺所本。三则是世传《虚云和尚法汇》及《年谱》，成编于海外，流通范围极小。种种缘故，使得虚云和尚其人其事渐渐变得堙没无闻了。随着国家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和海内外文化交流的深入展开，虚云老和尚的一生行迹又渐渐为人所知。先是在其驻锡过的云居山、云门山、南华等地建堂立塔，搜罗遗迹，供人礼瞻。继又在新编的《云居山新志》等著作中，蒐辑了大量的史料。净慧法师编辑了《虚云和尚法汇续编》和《虚云和尚开示录》，香港岑学吕先生编纂的《虚云法师年谱》及《法汇》也得以在内地印行，台湾省圆明出版社还出版了由大陆学者张家成所写的《虚云和尚传》。而由何明栋著、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另一部《虚云和尚传》，该书以八章篇幅纵沦虚云和尚“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虚云老和尚自挽联》）的不平凡人生经历，又以后四章横议老和尚的禅学思想，多所评点。史论结合，由史兴论。故不纯为人物传记，还包含了部分思想研究。一个多世纪的禅门修行，虚云和尚身体力行的言行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影响。后人将他清苦修持的一生所得总结成六点：一是强调佛教的导引人心，趋于至善，移风易俗，辅政安民。新中国成立时，虚云和尚已是百岁开外的老人，但他仍以护教安僧为本，恪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祖训，努力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在有限的条件下，光大中国佛教“报四恩”的传统，维护宗门，振兴祖庭，成为新时代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二是重戒学，一生实践，戒行精严。他粗服素食，衣履简朴，一房内除一榻、一桌、一柜外，别无他物，过的是苦行僧式生活。他的中兴祖庭，整肃僧纪，均是从严守戒律入手，在讲经说法或开示当中，也是反复地强调戒律为佛法之根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身边侍者的遗言，仍只是一个“戒”字。三是主张四众弟子应当以“信”为基础，恒持修行。虚云告诫门人学子，只要信心坚固，一门深入，处处皆可修行，处处都是道场。所以“运水搬柴，锄田种地，乃至穿衣食饭，都是修行佛法”。劳动不忘修持，修持不忘劳动，“农禅并重”。而他毕生虽然重建了大小寺院数十座，但每建成一寺，驻锡一段时间整理就绪后，就移交给品德学问兼优的僧侣主持、管理，他又飘然离去，另辟新刹。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其驻锡过的地方皆成为开展生产劳动的模范丛林。四是提倡《楞严经》思想。虚云于此经造诣很深，多次开讲并注解。五是主张禅净不二。六是对参禅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认识。而这方面的丰富实践更使得他名震禅林。中国佛协首任会长园瑛法师为“虚云大师玉照”题词云：“奕奕须眉，堂堂宝相。人天师表，法门龙象。我公乘愿，诞毓衡湘。禅定第一，智悲无双。煨芋懒残，拈花迦叶。不动不乱，消弭浩劫。开化滇闽，宏法暹缅。名闻十方，魔外迹敛。老栗开花，枯海生莲。放光献瑞，震动大千。祝公常住，光明无量。肃瞻慈容，香花供奉”。石禅居士赵藩在《赠虚云老人》七绝中有句云：“中兴圣教需神武，看竖天龙一指禅。”还有一首赞宝静法师来滇弘法的古风中有句云：“滇本佛教国，齐鲁夙称美。值兹末法世，佛化渐颓靡。虚云老和尚，衰风力振起。”虚云大师是中国近代禅宗的代表人物，他一身兼祧禅宗五家法脉-他于鼓山接传曹洞宗，兼嗣临济宗，中兴云门宗，扶持法眼宗，延续沩仰宗。他解行相应，宗说兼通，定慧圆通。参禅之余，也著书立说；曾著有《楞严经玄要》、《法华经略疏》、《遗教经注释》、《圆觉经玄义》及《心经解》等，俱已散佚无存。他平常教导弟子，多以诗偈代禅机，著有诗偈数百首，教导弟子们注重行持，勿尚空谈。后来为人辑为《虚云和尚法汇》，及《虚云和尚禅七开示录》行世。云门事变的次年，老和尚赴北京之前，曾自书一联，记述其生平，联曰：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 太虚(1890—1947)，俗姓吕，乳名临淦森，学名沛林，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890年1月3日)生于浙江海宁县长安镇一泥瓦匠之家。一岁丧父，五岁母改嫁，幼弱的太虚随外祖母生活，深受其影响。太虚的外祖母出身江苏吴江富户，断文识字，能写能算，识见广博，处事刚断明绝，婚后遭战乱流落他乡，再嫁与太虚之外公续弦，生下太虚之母。晚年修道，携太虚一同居于道庵，并多次带年幼的本虚朝礼九华、普陀等名山。太虚称自己深受外祖母的熏习陶冶，“后来的出家固种因于她，而对于蚕桑、农牧、烹调、缝纫、洒扫、对应等鄙事，都能习知其粗略，亦是受她的影响为多，并养成了不畏大山大海，而好冒险，好远游的性情。”故云：“我母之母德罕俦”。幼小的太虚体弱多病，但记忆力极强，只听同学读书便能记诵，在随其舅父时辍时学地读私垫期间，便有小神童的美誉。l3岁时，太虚被外婆送入百货店当学徒，后因病辞退。15岁时又进入另一家百货店当学徒。由于体弱，不堪劳累。因不忍拖累老境不佳的外婆，且又憧憬普陀山出家人的清闲快乐，暗暗做起了出家的准备。对自己的出身与少年生活，太虚大师回忆说：“历代的僧家，每好叙及其出于世家贵胄，生时有何等的灵兆瑞微之类。我生为乡镇贫子，幼时孤苦羞怯，毫无一点异禀可称述——特先声明于此，以免后来的人为我造谣——殊不类佛教徒，而反有些近似‘少也贱而多能鄙事’的孔仲尼。这也或者是我适宜于开创反贵族的人民佛教，和反鬼神的人生佛教的一个因素。”太虚十六岁时，前往普陀出家，不想错乱中却上了去苏州的轮船。后因缘聚会，终在苏州木渎的小九华寺落发，法名唯心，表字太虚，取“此身已在太虚间”之意。刚出家的太虚受到师祖类年老和尚多方关爱，原来虚弱的身体逐渐得到康复。由于记亿超群，应苔如流，被八指头陀(寄禅)：许为玄类之材，并介绍太虚随歧昌法师学习，听讲《法华》、《楞严》等经，广览《指月录》、《高僧传》等，并参究禅理。其间，与圆瑛结为兄弟之谊。虽然出家时间不长，太虚已在寺庙中见到了“向来不曾见过的社会恶劣方面”，故“觉得僧中也不都是良善的。”十九岁时，经圆涣介绍，太虚到汶溪西方寺安居阅藏，遵同住藏经阁的老法师之嘱，从《大般若经》第一函依次看下去，“积月余《大般若经》垂尽，身心渐渐凝定。一日，阅经次，忽然失却心身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刹尘焕然炳现如凌空影像，明照天边。座经数小时如禅指倾，历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数日间阅尽所余般若部，旋取阅华严经，恍然皆自心中现量境界。”从此，他对“以前禅录上的凝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已滞，曾学过的台、贤、相宗以及世间文字，亦随心活用，悟解非凡。但以前的记忆力，却锐减了。”大师称这是自己“蜕脱尘俗而获得佛法新生命的开始”，若“由是而精纯不已，殆可通神澈炊由长养圣胎以优游圣域。”由此次与甚深般若相应的经历，太虚大师形成了自己对佛法整体的初步判别，认为全部佛法“不外宗下与教下”。“离语言文字，离心、意、识相，离一切境界分别去参究而求自悟”，即是宗；“由语言文字建立”。“可讲解行持者”，即是教。所谓宗下，也就是教外别传，离语言文字的禅宗；所谓教下，主要指讲究义理之学的天台、华严、唯识宗，另外太虚将律宗、净土宗及密宗亦归于教’下所摄。这期间，温州僧人华山至西方寺藏经阁，向太虚力陈中国趋势和佛教改革。二人虽争辩莫决，却激起太虚对新学的兴趣，阅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章炳膀、严复等人的著作，对谭嗣同《仁学》尤爱不释手，并从此激发起以佛学救世的弘愿热心，急转直下，走上了回真向俗的道路。欲以佛法救世的太虚，一方面积极投身于政治，主张由“君主立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主义，而无政府主义”，“意将无政府主义与佛教为邻，而可由民主社会主义以渐阶进”，最终不离佛教本位。太虚在粤期间与革命党相结交，并同朱执信、邹海滨、叶竞生等人进行过政治活动。他还参加了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在l9l2年前去晋谒新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民国初年(1913年)，太虚正式加入了“中华民国统一国民党。”太虚感当时佛教徒办学均系借此以保护寺产，并无教育佛学人才、昌明佛法之意。便与僧人栖云等，前去杨仁山居士所办“祗洹精舍”学习半年，后受辛亥革命影响，太虚组织中国佛教协进会，谋求新中国的新佛教建设，以失败告终。民国建立后，又组织筹备佛教弘誓会。并担任中。华佛教会《佛教月报》的总编辑，后因经费困难而停刊。民国初年兴办佛教协进会的失败及随后八指头陀的逝世，几经蹉跎，使太虚对佛教的前途颇为悲观。l913年，他借佛教界在上海静安寺举行敬安追悼大会之机，发表演讲，悲愤之下全盘托出了自己教理、教产、教制“三佛革命”的主张，于教理上改“专向死后”为“注重现生”，剔除佛法中的迷信成分；于教产上废除剃派、法派私有私占，继承遗产的陋习，建立寺庙寺产的佛教公有制度，用来兴办教育与慈善事业；于教制上改剃度制、子孙住持制为学僧制，开启出人生佛教理论的先声。19l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太虚目睹时艰，感慨良多，“对西洋学说及自己以佛法救世的力量发生怀疑，感到如此地荒废光阴下去，甚不值得。”最终决定于国民三年秋季入普陀闭关，自修数年。太虚准备了大量内、外典籍和丛书，闭关期间，早起坐禅礼佛，上午阅佛典，下午写作、看书报，阅读新、旧之学各种著作。夜晚礼佛毕，即坐禅寂息。闭关当年冬天，太虚每夜坐禅，“专提昔在西方寺阅藏时悟境作体空观，渐能成片。一夜在闻前寺开大静的一声钟下，忽然心断。心再觉，则音光明圆无际，从泯无内外能所中，渐现能所、内外、远近、久暂，回复根身座舍状，则心断后已坐过一长夜，心再觉系闻前寺之晨钟。”太虚认为以此“心空际断，心再觉而渐现身器，符起信、楞严所说”，而“从兹有一净裸明觉的重心为本，向不同以前但是空明幻影。”因此造作《楞严摄论》，从《楞严经》提摄唐以后的中国佛学纲要。闭关期间，太虚除研习台、贤、禅、净、三论各宗著述及《楞严》、《起信》等经论外，尤于《楞伽》、《深密》、《瑜伽》、《摄论》、《唯识》等唯识系经论，悉心钻研两年，加以融通抉择，对《法苑义林》与《成唯识述记》用功最多。至民国五年，太虚阅《述记》中释“假智诠不得自相”一章，“朗然玄悟，冥会诸法虽言自相，真觉无量情器，一一尘根识法，皆别别澈见始终条理，精微严密，森然秩然，有万非昔悟的森然幻化，及从不觉而觉心渐现身器堪及者。”此后，太虚大师自言人“真不离俗，俗皆彻真”之境界，其理论风格，亦为之一变，由旷逸疏阔而至细密精妙。太虚闭关期间仍不绝俗离世，每见报刊上有诋毁佛教之文章皆作文据理驳斥，文思如涌泉，常一口气作几千字、几万字的文章。自述文章在民国三年前，多受谭、梁影响。民三以后，则受章、严影响较深。此后则更说不上受什么影响。而“基本因仍在从佛学的心枢， 自远机杼，随时变化，不拘故常以适应所宜，巧用文字而不为文字粘缚，”故太虚闭关期间著述颇多，系统的作品有《佛学导言》、《教育新见》、《哲学正观》及《整理僧伽制度论》等，其中俨译小辨》一书，被印光法师叹为“当世仅见的宗通”的昱山亦为之折服。 经此次闭关，太虚大师对佛法的总体认识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认为佛法分大乘和小乘，“小乘是大乘的阶梯”和方便，“佛法的根本宗旨，唯在大乘”，“小乘可附属于大乘”。而大乘天台、华严、唯识、三论、禅、净、律、密八宗，其“境”都是平等的，其“果”都以成佛为究竟，也是平等的，只不过在“行”上，诸宗的施设各有差别，各宗有各宗的方便殊胜之处。因而八宗既平等又各有殊胜点，不能偏废，更不能说此高彼低或彼优此劣。 另外，这次闭关不但令太虚在见地与修证上更进一步，对世间学问的了解亦更广博而深入，为日后弘法利生——适应众生根机和社会之发展，倡导、宣传人生佛教奠定了坚实基础，民国六年(1917年)2月4日，太虚大师“出关”，重新开始其佛法救世的伟业。 太虚大师刚出关，前往日本短期游历，途中在台湾的讲演，即以《人生》与《佛教两大要素》为题，正式开始了对人生佛教的宣传。此后，太虚大师不断应邀到各地进行讲经活动。除江、浙、北京外，湘、鄂、皖、赣、粤、陕、沪等地均留下了他讲经弘法、宣扬人生佛教之足迹。仅l921年9月于北京广济寺讲《法华经》两月中，即有数百人于法会中从太虚受三皈。在北京中山公园的讲经法会，听者数千，外国友人亦有听后皈依者。19l8年，太虚大师与章太炎、陈元白等人在上海组建了“觉社”，发表《觉社宣言》，创办《觉社丛书》(季刊)，由太虚任主编。目的在“普悟群众，非徒以厌世间独求解脱。”至1919年l2月，改《觉社丛书》季刊为晦潮音》为月刊，并于1920年2月正式于杭州创刊，取“人海思潮中的觉音”之义，立宗旨为“发扬大乘佛法真意，应导现代人心正思。”从此，《海潮音》成为太虚大师宣传人生佛教理论最坚固的阵地，对我国佛教界产生了极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在台/湾发行。为培养佛教人材，自l922年起，太虚先后创办或协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开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创办正式的综合性佛学院之先，促成了兴办佛学院之风尚。其中以武院和汉院影响为大，培养的人才也较多，大都成为以后宣扬佛学的骨干力量。太虚大师此举对中国佛教之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教上看，佛陀生前，佛教平等一味，在教义上以佛为本，不分宗派。佛灭度后，佛教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分成“三个时代”、“三个系统”。第一期为“佛灭度后初五百年”，“小行大隐”，小乘盛行，大乘隐微不彰，后传入锡兰、缅甸等国而成为巴利文系佛法。第二期为佛灭度六百年后，“大兴小附”，大乘佛法逐步兴盛，小乘日益沦于附庸地位。大乘北传流人中国，成为汉文系佛法。第三期为佛灭一千二、三百年后，“密主显从”，显教逐步降于从属地位，密法盛行，后传人西藏，成为藏文系佛法。从佛教义理上，太虚大师将整个佛法分为三级与三宗。第一级是“五乘共理”的人天乘佛教，说明善恶因果，教化凡俗众生，“使其保持人天之道”，而渐导人大小乘出世之道，故又称“化俗教”。第二级为“三乘共理’’的声闻、缘觉乘佛教，“说明世、出世间染、净因果，凡圣差别”，阐述空、苦、无常、无我之理，“超人天而证涅槃”，解脱生死烦恼，放又称“出世教”。第三级为大乘独具的“正觉教”，在因位为菩萨乘，在果位为佛乘，“皆以诸法实相为根本，以无上菩提为究竟”。第三级的大乘特理教，又可分为三宗：一曰“法性空慧宗”，以三论宗为代表，从遍计所执性施设言教，“唯破无立”，遣荡—切人、法执着，明一切法自性本空，“一切法智均无所得”，而获无漏般若，得证圆成实性，了诸法依因缘所生。此宗的殊胜处在易于“起行趣证”。二是“法相唯识宗”，以唯识宗和律宗为代表，从依他起性而施设言教，“有破有立”，如实了知—切依他起法，法性虽空，法相唯识所依，唯识所现，唯识所变，而得遣除遍计所执，证圆成实性。此宗殊胜之处在于建立佛法的完整理论体系，便于理解，指导修行。三是“法界圆觉宗”，以禅、净、密、天台、华严诸宗为代表，依圆成实性施设言教，“唯立无破”，“开示果地证得之诸法圆成实性”令众生起信，策发因地的信仰而使众生求证之，明一切法即为真如。而远离遍计所执，了达依他起性。此宗殊胜之处在于能令众生“起信求证”。太虚大师认为，三宗本为一体，统诸法于识，均可名唯识宗；统诸法于二空观慧，均可名空慧宗；统诸法于真如，均可名真如宗(法界圆觉宗)，只为依教起行之方便各有施设。故在初发心时，应“依法界圆觉以生信，依法相唯识以成解，依法性空慧以修行”。而在实证过程中，则首达法性空慧，次明法相唯识，终至法界圆觉。另外，依于自己对佛法的全面了解和体悟，又经闭关期间及以后对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痛苦思考，在对佛教现状的批判和与某些误解、曲解佛教观点的斗争中，太虚人生佛教的思想体系也逐步形成。至1928年5月，他在上海俭德储蓄会讲演《人生佛学》，标志着人生佛教理论正式诞生。此后又经一系列对现代文明各种理论的回应和对人生佛教各种诘难的回答，太虚的人生佛教思想日渐成熟和完善。1924年7月，由偶然之机缘在庐山召开了“世界佛教联合会”，以此为始，为弘扬大乘，绍隆佛法，太虚大师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佛教活动。l925年l 0月，由太虚率领26人组成的“中华佛教代表团”前往参加日本举办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进行访问，受到日本佛教联合会主事 州等近万人的热烈欢迎，与日本佛教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在日本各大寺院、大学访问讲学，并会晤了日本佛教精英如木村泰贤、铃木大拙等人，增进了中日人民和佛教界的了解与友谊。l928年8月，太虚大师酝酿几年的欧美之游化终于成行，由上海出发，过苏伊士运河，一月之后抵达巴黎，开始了对法、比、德、美诸国之访问。在法国，太虚倡议发起“世界佛学苑”，以“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在英国，他与著名哲学家罗素畅谈哲学与佛学问题；在德国、美国，太虚与各界学者、名流会晤，了解西方最新思想及社会状况，阐释佛学道理，针对西方状况，宣扬佛法救世的理念。太虚大师此行。沟通东西文明之交流，促进了佛学西播，影响巨大，历时七月之久，载誉而归。l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太虚大师号召全国僧众组织“僧侣救护队”，在前线和后方作救护工作，并于l939年9月，应国/民/政/府之请，组织了“佛教访问代表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斯里兰卡)等国家，通过佛教渠道，宣传中国的抗战，显示“中国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并寻求国际支持；另一方面朝拜佛教诸胜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籍以联络同教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出访活动自l939年11月太虚率“佛教访问代表团”进入缅甸起，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并拜会了缅甸僧王。在印度，太虚大师巡礼了尼连禅河、灵鹫山、菩提伽耶等佛教胜地之遗迹，先后会晤了尼赫鲁、甘地、泰戈尔等人，并被推举为阿育王纪念大会主席，他作《甘地·泰戈尔赞》曰：“中国古墨子，印度今甘地；要见活庄周，来会泰戈尔。寄语庄、墨徒，休徒钻故纸；好从面对时，证知实如此。”在锡兰，僧、俗均以人大会欢迎太虚之来访。至l940年5月，太虚一行由河内回到昆明，成功地结束了五个多月的出访活动，并在缙云山汉藏教理院专辟一室，将带回之法物及各种纪念品，陈列供人参观。抗战胜利后，1946年元旦，为表彰太虚的卓越贡献，当时的国/民/政/府/特/授与他“胜/利/勋/章”。1947年3月l7日，太虚大师圆寂，终年五十八岁。同年6月6日，当时的南京/政/府/颁/发“褒/奖/令”，称“释太虚，精研哲理，志行清超!生平周历国内外，阐扬教义，愿力颇宏!抗战期间，组织僧众救护队随军服务，护国之忱，尤堪嘉尚!兹闻逝世，良深珍惜!应予明令，以彰忠哲。”师一生倡导佛教革命，致力佛教事业，虽未能竟愿，然其影响则极为深远。自谓：“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菩萨瑜伽戒本。”故综其一生，皆为实践佛僧、佛化、佛国之三佛主义而努力。首先，为提倡僧教育，培植僧材，设立武昌佛学院（1922）、闽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1931，重庆北碚缙云寺）。其次，创办海潮音、佛化报、佛化新青年等杂志以弘扬佛法。民国十八年，更着手组织“世界佛学院”，以建立人生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并派遣学僧分赴西藏、印度、锡兰等地留学，以从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之研究。其造就培养之人材甚多，有法舫、法尊、芝峰、印顺、大醒、大勇等人。其主要著作有整理僧伽制度论、释新僧、新的唯识观、震旦佛教衰落原因论、法相唯识学、真现实论等，后由印顺等辑为太虚大师全书六十四册行世。写在后面：佛性本无东西南北，也无疆域国界，也无善恶美丑，但是到了人间，人有东西南北，也有疆域国界，也有善恶美丑，因而在人通往佛的路上自然也会染上人间的一些习气，因此就出现了佛教内部的宗、门、派等，但是任何一位学佛的人，等到他顿悟之后就明白原来的佛性。“近代四大高僧”出现了二种版本也正是这个原因，当然还有当权者的意图，佛学不想沾政治的光，而搞政治的人总想利用学佛的人或者利用佛教的东东……以下就不必多说了。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