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写给爸爸的一封信:张发奎与两广抗战3

三、桂柳会战回天无力，收复失地广州受降

桂柳会战可以说是抗战期间唯一一次始终由张发奎负责指挥的会战，张自己也认为是其“在八年抗战中最值得回忆的战役”，是其军事生涯的一件杰作。“会战虽然是失败了，但我自认亘全会战的作战指导来说，无论敌情判断、决心、处置，都吻合了战术的原则”，“特别包含了一个内线作战指挥运动的典型。”18

桂柳会战自1944年9月至11月，历时3个月。日军为了对中国抗战力量给以致命打击，扭转在整个亚洲战场的不利局面，于1944年4—12月，对中国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沿线发动了自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即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的“一号作战”，桂柳会战为“一号作线之三”。日军纠集约10万人马，由冈村宁次指挥，从湖南、广东、越南三个方向向广西进攻，来势凶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尽力察知日军企图后，鉴于兵力处于劣势，逐步制定了内线作战计划。”19

在张发奎的一再请求下，中国方面投入桂柳会战的先后有9个军，但其中半数是湘粤赣败退下来的部队，战斗力很差。张发奎令原广西驻军第93军守卫黄沙河、全县，第31军守桂林，第46军175师守柳州，第35军135师守南宁。

9月8日，日军沿湘桂路两侧向广西急进。一路上未遇大的抵抗即陷黄沙河，14日占领全县。这样，广西东北门户洞开，沿途已无险可守，日军可直捣桂林。22日，由广东西进的日军陷梧州。28日，由雷州半岛北进之日军占领丹竹空军基地，对桂林、柳州形成夹击之势，广西全境处于危急状态。

面对此一局势，张发奎认为：由西江入侵之敌对桂柳背后威胁太大，柳州是战区的中心，在兵力使用上无法在桂柳同时进行主力作战。于是决定对占领桂平、蒙墟之敌实行反击，以解除后背之围。从10月21日开始反击，战斗9天，但因连日阴雨，攻势受挫，桂林方面战况又恶化，反击未能奏效。

11月4日，日军对桂林发起全线攻击，守军第31、46、79军依托防御工事和石山岩洞节节抵抗。日军对漓江东岸七星岩守军据点施放毒气，守军300余人惨死岩洞。日军占七星岩后，迅速渡江向城内扩大战果，11日桂林失陷，柳州也于同日失守，桂柳会战终告失败。

桂柳会战失败，当然主要不是因为张发奎个人指挥上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军事上的问题。战后第四战区在《桂柳会战之经验及教训》中就敌我双方在作战指导、一般战术及我方军政、军民关系、陆空军协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问题总结了近40条。20有些看法还是颇有见地的。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中国正面战场的这次大溃退确实在国内外引起不良的观感，张发奎在后来的有关回忆中却对当时的战术指导仍称赞不已，这恐怕不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因为毕竟没有取得何等辉煌的胜利。

桂柳会战之后，张发奎奉命率夏威、邓龙光两集团军至桂西百色地区整训。1945年3月，所部改为第二方面军，张出任司令长官。这期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溃败，华南战场局势日趋好转，张发奎所部也抓住这一有利间隙加紧整顿，并积极捕捉机会，以期收复失地，一雪败退之耻。5月26日，张部主力收复南宁，6月下旬，克复柳州，7月3日又分兵攻克龙州、凭祥，随拟进兵雷州半岛，大举反攻广州。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发奎被指定为广州地区受降主官。9月15日，他由南宁飞往广州主持接收，次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主官驻华南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等“首先步入礼堂向我鞠躬致敬，挺直的立在我的面前，很沮丧阴沉的聆听我下达命令，继而战栗的签署了降书。”21张发奎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结束了他的两广抗战经历。

四、坚持团结，反对投降

张发奎作为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抗战期间不仅始终坚持抗战，而且在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方面做得也是比较好的，与坚决反共的顽固派将领有很大区别。“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张发奎即请郭沫若帮助，率先成立了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团，随军进行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中的第一个政工队。服务团由郭沫若引荐，共产党员钱亦石出任少将队长，招收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热血青年，其中不少共产党员一直随张发奎到韶关，如左洪涛、何家槐、孙慎、刘田夫、王河天、杨应彬等，组成第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左、何、孙等人还担任张的机要秘书等职，颇受信赖。

1939年秋，左洪涛应邀到倾向进步的韶关基督教青年会进行“民主与宪政”时事讲演，事前征得张发奎同意并请张审阅了讲话提纲。在讲演中，左洪涛从爱护国民党的角度出发，批评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违背总理遗教的种种劣迹，吁请坚持抗战，开放民主、实施宪政、改善民生。但时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的丘誉派《阵中日报》主笔谢某混入场内监听，随后在报上指名道姓攻击左的讲演言论荒谬，有危害“党国”之嫌。张发奎得知此事后，在随之召开的战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上对丘誉严词训斥：“左洪涛秘书应邀到青年会讲演，是我同意的，他的讲演提纲也经我审阅过。他是我的秘书，你们攻击他就是攻击我。你们对团结抗战宣传动员工作横加诽谤，是何居心？”22丘只得将谢某撤职，并向左洪涛当面道歉。不久，丘本人也被调离了战区政治部。

在第四战区工作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排演了一出由延安剧作家创作，反映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改造自发抗日武装的新剧，一些人看了之后横加非议，说是变相贬低国民党军队。而张发奎看过之后，大为称赞，并指示以后不管下到哪个部队都要演出该剧，给了他们较为有力的支持。23

第四战区西迁柳州后，张发奎对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继续予以重用，何家槐、左洪涛任上校秘书，柳倩、孙慎、沈振黄任少校秘书，杨应彬、杨野明、郑黎亚、吕壁如、沈丹枫、方兮任中尉附员。杨应彬还被保送到军校深造，后成为张的作战参谋。

张发奎对在两广地区活动的其他爱国进步团体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如台湾著名抗日志士丘逢甲之子丘念台领导的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东区服务队，其成员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大肆攻击，一段时间内不仅经费无着，甚至能否合法存在也成了问题。丘通过关系向张发奎求助，张很快同意将服务队编入第四战区，拔给经费，张还建议为避免怀疑，服务队可全体加入国民党，但因顽固派把持的国民党地方党部作梗，这一建议未行得通。24

1940年4月23日，中共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张发奎作了较高的评价：“我们做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二个主要对象是张发奎。张发奎为人直爽，受过中国大革命的洗礼……他今天一般表现还很好，曾经在几次逆流来时，表示应该抗战、进步、团结，大胆的用青年，对共产党不用怀疑，内部不应摩擦。在曲江，他们公开的讲话和政治意见，都可以把我们的意见反映出来，比如，反汪运动的问题、对‘抗先’的问题、对我们的干部被捕问题，都公开表示应该团结，反对内部摩擦。曾公开的在长官司令部干训团，指出反苏的舆论不合时宜，不合抗战建国纲领。”25

对平江惨案、皖南事变，张发奎都持反对态度，表示“在广东不容有如平江之事”，皖南事变发生时，他心情苦闷，长叹不已，告其部下：“如果内战，必定亡国，本人决不参加内战。”26肖克将军曾指出：“抗战时期，张发奎积极参加抗战……在第四战区任职时，他曾任蒋光鼐为参谋长，过去他们是死对头，这时期又合作，表现了民族危亡时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精神。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十二个战区司令长官中，唯有张发奎没有发表反共通电。”27

从在国民党军队中第一个设立由进步人士组成的政工队，到皖南事变后唯一一个未发表反共通电的战区司令，能成为这“第一个”和“唯一一个”，还是很不容易的，应当给予肯定的评价。

当然，在对待中共及进步人士的问题上，张发奎有些做法也不尽妥当，据肖克将军一篇文章回忆：“但在叶挺被拘禁桂林时，他不作可能的照顾，不仅北伐时期的同壕友谊没有了，就是在抗战中共同对民族敌人的战友之谊也不见了。1944年我从敌后回延安，周恩来同我说：张发奎不够朋友。”28这说明，张发奎既与那些反共顽固派有很大不同，又与那些始终与中共亲密合作的国党左派人士还有区别。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乞和“艳电”，张发奎即通电予以驳斥。1939年初，他以第四战区长官部的名义，会同有关方面，在曲江举行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声讨汪精卫。张发奎等粤系军人本与汪精卫渊源较深，汪投敌后也欲对此背景加以利用。1939年7月，汪到广州发表广播讲话，对国民党广东将领进行劝降，张发奎、余汉谋、李汉魂、香翰屏、蔡廷锴、蒋光鼐等当即通电声讨，表明了与敌伪势不两立的爱国立场。关于此点，中共广东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张发奎本来与汪有些关系，表示汪到广州的活动不能起作用，而要给一打击。所以他反汪更积极，我们也通过张发奎进行反汪运动。首先，是张发奎发表了广播词，广播词全部是我们拟的，以后发表了论文，也反映了我们的意见。”29由于张发奎等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汪的阴谋被挫败。

纵观张发奎抗战期间在两广的所作所为，他抗日是比较坚决、比较努力的，对加强内部团结、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为争取两广抗战的胜利贡献了他一份力量。作为一个有着复杂经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反映出他复杂的政治态度和矛盾的内心世界。但总的来说，他这一时期的活动，基本上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