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影剧场版12完整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经过：为争取抗战胜利的大搬迁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经过：为争取抗战胜利的大搬迁(1)2009-02-10 14:53:28 黄埔军校网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重庆是全民抗战期中的首都
    
    抗战期间，50兵工厂（现望江厂）员工正加班加点为前线造火炮
    国民政府由宁来渝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根据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已着手部署迁驻重庆的实施程序。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遵循迁都大计，交代属下的文官、参军两处干员，清点好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等重要器物，漏夜登船，先离南京而首途重庆。史载当年林森启行道：
    
    林森离开南京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他行前立下遗嘱，对自己的财物作了处理。……他在南京向蒋介石告别时曾说：“我可能不能再回南京了!你们一定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然后只身入蜀，义无反顾。
    
    林森，福建福州人，1867年生，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为得力股肱。1912年初出任民国临时参议院议长，协助孙中山制定了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贡献至大。1932年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拥有国家元首的显赫地位。在离开南京前夕，曾预为立下遗嘱交代后事，以表示持久抗战，以身许国的信念。遗嘱写道：
    
    人生七十古来稀，森今七十有二矣。身后之所嘱托，不能不预为之计。吾国自然科学消乏，今昔同感；陶冶补充，刻不容缓。兹谨遵总理迎头赶上遗训，将所存国家银行伍拾万元，拔为基金，以其每年利息，专作考选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学生固定经费。并手自订办法24条，嘱由能表情于斯学者，恪守此方针而办理之。百年树仁，是实始基，尚其共循此旨，矢守弗渝，用垂久运，而利国家。
    
    在林森这种临难不苟精神带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机关在紧迫繁忙的危局中，有条不紊地组织了搬迁工作。当年随行西迁的国府文官处书记官丁绍兰女士，忆述了那段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
    
    国民政府本身的机构只有文官、参军、主计三处直属于主席领导。全府员工不下一千余人。筹迁工作中，限于财力、物力的拮据，交通运输的困难，不可能全部迁移，只能是既迁移，又疏散。据据工作的需要，以既自愿又强迫的原则，除高级官员外，下级人员中认为不需要的，一律以“非必要人员”疏散，留职停薪，每人发一点疏散费。
    
    军事委员会海军部特为国府首批西迁，调派了内河装甲的“永绥号”兵舰作为林森专轮，泊于下关码头以备随时派用。丁女士对该轮运载撤离情景加以记述称：
    
    舱位本来就分等级，除主席林森居于专舱之外，其余员工以职位高低，依次乘坐不同的舱位，并允许携带家属。随身行李携带有限制，不得携带家具。
    
    装船工作整整进行了一天。自上午开始，先搬重要档案、文件、印信；然后人员陆续登船。根据国民政府的组织，它有直属的侍卫队随船护航，军乐队随行。文官处铸印局还带走一部分印铸技工和必需的杠件。部分随行医生，还携带了医疗器材和药物。
    
    全船还有一个临时船长，由参军处总务局局长、海军中将田士捷担任，负责航行的指挥和保卫。
    
    国民政府的西迁行动，虽在10月即着手部署，但究竟何时正式启程，却因前线战况，而在15日临时发布。准备时间只有一天，“故离宁之日，一般员工都是行色匆匆，没有思想准备，精神状态紧张得很。”1937年11月17日凌晨，这艘满载千余名中央政府官员及眷属、物资的主席专轮，就不事声张地启碇西上。时局已不允许举行任何仪式以记载这一历史时刻。
    
    船行三日，途经武汉，中央通讯社才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第四天驶抵长江三峡门户的宜昌。川江航道本来狭窄险峻，又当枯水季节，致使这只重载专轮不能溯江上行，只得逗留一天换乘川江客轮。23日，林森率文官、参军、主计三处长官和高级官员，先乘“民风轮”启行；其余人员、物资则另乘“民贵轮”随后跟进。两轮昼行夜泊，当晚即宿四川巫山，次日宿万县，25日泊涪陵，26日侵晨，“民风轮”先期进入重庆航段。
    
    26日下下午四时，“民风轮”过铜锣峡、经唐家沱，出现在朝天门江面。早巳泊江迎侯的海军巴渝、长江二舰，齐鸣礼炮2l响，并随侍两侧，为“民风轮”护航。此刻，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代市长李宏锟等，齐乘“民律轮”，出港趋前迎迓。报载当时盛况写道：
    
    民风轮开抵太平门仁和码头后，林主席换乘民律轮，驶至储奇门码头登岸。此间各军政首长、各机关法团代表，及各学校学生二万余人，齐集储奇门码头迎侯。林主席下轮登岸后，即向欢迎人员领首答礼。其时军乐大作，情绪至为热烈。
    
    林森率国民政府迁抵重庆，是中国抗战由被动退却向主动运作的开端。作为中国元首，林森自到重庆即倡言抗战图强。他在一次题词中写道：
    
    抗战图强，义动瀛海，旖助中兴，倡言是赖。
    千钧共举，大厦同支，凛兹来轸，任此艰危。
    斡运启元，歼彼穷虏，同心同德，神州永固。
    
    在中华民国体制下，林森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但他迁抵重庆，力主抗战，具有其不可替代的稳定民心、维系国脉的作用。 
    林森
    省市拥护抗战国策
    
    “七七”事起，重庆各界即闻风而动，于19日成立了“援助平津守土抗战将士大会”以支援华北抗战。27日，扩充改组成立了“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该会“以团结努力，一心一德，各尽所能，各负其责为宗旨”，“以援我将士，迎头抗敌”为目标，成为当年重庆颇有影响的民间政治团体。该会在成立典礼上，即发表文告-《电请蒋委员长转请中央速颁抗战明令》。文告首先分析了国家民族的严重危机：
    
    暴日蛮横，毁法背约，强占东北，复攻平津，侵我主权，摧毁我文物，屠杀我人民，……民族存亡，国家生死，最后关头，于今已到。
    
    大会一致通过：
    
    伏乞钧座转请中央，速颁抗战大命，惩彼凶顽，灭此朝食，以期还我河山，复兴民族。
    
    并庄严表示：
    
    “本会誓率全市人民，以血与肉，拥护中央，拥护钧座，抗战到底。”
    
    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省府当局迅即作出响应。省主席刘湘特函电《上蒋委员长呈文》写道：
    
    四川地大物博，被称为复兴民族根据地。期望既大，责任綦重。
    
    今者寇已深矣，沿海交通被敌封锁，接近战区，日遭轰炸。四塞之地如西蜀者，举全国之力以开发之，在今日实为急切要图。
    
    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得悉国民政府决定移驻重庆，其反应更形热烈。1937年11月28日，发表了《欢迎国府主席暨各委员莅渝告民众书》，对政府当局毅然移来重庆的非常措置，表示衷心的拥护。书告写道：
    
    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向我进攻，企图袭击首都，迫我订城下之盟。我贤明的中央当局为策应万全计，已将国民政府移来重庆。这种非常措置和奋斗精神，值得我全体民众的竭诚拥护和热烈欢迎！
    
    《告民众书》进而向全体市民指出了对国府西迁重庆的应有认识：
    
    一方面是将最高政府暂时避开，以免受敌人的暗算，一方面是表示不屈不挠，长期抗战，奋斗到底。所以国府移渝，不是消极的示弱，正是积极的表示了与敌偕亡的决心。
    
    该会号召全体重庆市民，“在长期抗战的决策之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去和倭鬼拼个死活，以争取国家民族最后生存的胜利。”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重庆为陪都，图为市民举行庆祝会
    国民政府移驻新址
    
    对大批中央机关的到来，重庆市民及团体纷纷让房、让地、搬迁转移，表示了切实的支持。
    
    中央机关在重庆选址，以国民政府主席办公之地为最急迫。当移渝宣言发表之际，林森已过武汉。当他23日在宜昌转船入川时，省市当局才勘定国民政府在重庆的办公地址-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当天，省府教育厅接到重庆行营转报教育部下达的命令：“高工职校原址，供国府移渝办公之用。"’为此，省教厅特将原省属高级陶瓷职业学校并入高工职校，转令高工职校立即往陶瓷校行课，三天之内迁徙完峻，腾出校舍。奉令迁出的高工职校师生员工，闻风而动，将必要器材物资，临时搬到牛角沱省公路局车场，因陋就简，照常授课。市府当局二面迁校，一面改建，仅用一周时间，于12月1日正式交付国民政府使用。在八年抗战、十年陪都的岁月里，驻在该地的国民政府，成了中华民国岿然不屈的象征！是执政的国民党所掌握而获得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的所在地。
    
    当年，《华西日报》曾以《新国府巡礼》为题，对55年前这块举世嘱目之地作了如实的记述：
    
    大溪沟工中校的地形是前临马路、后靠山坡。面积尚不算小，而其一步一升的路梯，恰似象征着新中国未来的大路。大门亦如首都一样，共分三道。中间的一道比侧边的略高，巍峨宏伟。三道大门的门柱，都是内撑杉杆，外钉木板，再加以洋灰做成。下面再垫以最坚固的基石。
    
    门首将来预定要安四个岗棚，以宪兵担任守卫。现在，宪三团第二营第六连，已经全体迁入了，并已在府内各重要地点安设岗位。进大门有一空坝。坝之中央奠立旗杆基石；坝之左边，面积稍大，将准备辟作停车场。右边有若干经霜凋零的树木。再左为主席侍卫及乐队室。
    
    拾正面石梯而上，第一幢楼房是过去工中校的理化实验室，划作参军处的办公点。楼下左边为会客室，右边为收发厅，内面为文书组。会客厅是由几间房子合辟而成。如在普通署，自然足够漂亮；但在国府的立场来说，就嫌过于狭小了。
    
    第二幢过去是工中校的土木科教室，现在都被划作主计处的办公地点。
    
    再由此上走，即是工中的教员院了。因为这里的房子比较低旧，特划为参军处储藏室及工役室。
    
    林森办公处：
    
    由这里左去的一幢新楼房，为过去工中学生的宿舍。房含新建不久，尚相当修整；经过一番粉刷，更焕然一新。阶下新土初掘，花木扶疏，一望而知是新近的布置。楼上为首的一间，是主席的办公室。里面除新装两盏电灯外，其它尚一无所有。第二、第三两间，均 为文官处长办公室。以此之后即为文官处一般职员的办公室。
    
    文中最后描述道：
    
    从窗口眺望，见后面山坡上栽遍了青青绿绿的菜蔬。主席于批阅公文之暇，得亲见农民耕种，素来不为人所注意之劳苦生活，今后必将一一直陈主席眼帘……
    
    可见当年国民政府住地实重庆市郊山野中的一片菜园坡地。愿国民政府书记官丁绍兰也有类似记述。
    
    1937年11月30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参军处及主计处西迁人员全部抵达重庆。附辖的国府卫队、乐队及勤务，也同船到达。12月1日，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电称“本院依照中央决议，兹经移渝办公。”随即，国民党中央执监两委，于12月6日在重庆召开联系会，亦决定通告各级党部，中央执、监委，“六日在重庆开始办公。”
 
    重庆国民政府大门
    市民团体协助国民政府移址办公
    
    随林森抵渝后，国民政府各院、部会人员机构，经武汉、宜昌、水陆兼程，分头迁往重庆。到1938年，政府部门、民间团体、新闻单位与外国朝野在华机构，潮涌云集。当时，所有内迁单化，大都是利用原重庆各界公私房舍，稍加修憋，匆匆进驻。
    
    史载：
    
    朝天门是扬子、嘉陵两江合流之处的第一大码头，大溪沟便是抗战时期改称为国府路的渝简马路，这一条，蜿蜒曲折的大道长逾十里，由西往东把大重庆一剖为二，可以说，十里大道两侧的好房子和贵地皮是全重庆乃至全四川精华之所在。尽管迁川初期逃难客对于川胞习呼之为“下江人”、“脚底下人"颇不愉快，但是无可否认的，他们客居四川八年，受惠于四川地主甚多。四川地主比其他各地远为慷慨豪爽，有白送房子给下江人住的，也有借地建屋收一块钱象征性租金或竞分文不收，多一半采取借地建屋胜利以后连屋带地一并归 还的办法，其结果是因为抗战房屋因陋就简，一住八年也就倒了坏了，地主一无所得却也并不埋怨。
    
    国民政府所属中央各行政部门的办公机构，集中迁建于重庆新市区的上清寺、曾家岩及大溪沟、罗家湾约两平方公里的地界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