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鹰在线观看:军统抗日：抗战牺牲者达一万八千人以上

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的。据沈醉先生提供，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一万八千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四万五千余人。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因为材料的限制，这里只能简单描述一下抗战中的军统。

沈醉先生本人先担任虹口地区的对日情报收集工作，为日军排挤不能立足以后，转而带领特工潜伏人员深入浏河、大场，直达前线乃至日占地区，亲身担任战场调查工作，为中国炮兵部队指示目标，鉴别战果，铲除汉奸，每日在生死线上徘徊，饮水三餐皆不能为继，但沈先生和其他特工人员皆以苦为乐，丝毫不以危险为念，与前线官兵同进同退，死亡相继，前后达数月之久，沈先生至今感激戴笠能够给他这样的为国效力的机会，认为是在军统最为快乐的日子。

要知道那时候沈先生已经是戴笠手下着力培养的四大金刚之一（陈恭澎、赵理君、沈醉、王天木，沈说其实是六大金刚，包括文强和吴庚恕），居然舍得放到前线，可见军统在抗战中的投入。

根据沈先生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并非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一触即溃，特别是抗战前期，基于爱国热忱，他们的确进行了相当艰苦惨烈的抵抗。当时的军队往往是军阀的私人武装，和日军交战是第一次和现代化装备的对手进行战斗，那种立体的空前的杀伤力是当时国民党官兵简直不能想像的，而他们依然在那样如入地狱般的恶劣环境中和日军进行了不屈的战斗。

军统西北区高级特务宋良随卫立煌部增援山西。沈先生还记得他发来的报告，当时第二战区为了坚持等待中央军的救援，严令死守晋北门户淳县和原平，淳县经过三天激战失守，原平原订计划守三天，但是因为中央军遭到日军空袭，行动迟缓，阎锡山下令要原平再坚守十天。原平守军只有一个旅，居然就真的孤军死守了十天，从城外一直打到城内，进行巷战。其间，第二战区多次派兵增援，但因为势单力薄，只有两个连的援兵到达城内。卫立煌到达忻州时已经是原平坚守的第十三天，中央军火速派第九军搭乘汽车夜行前进，救援原平。宋良就是第一批部队随军赶到的。

结果他们到达云中河大桥的时候，只见周围阵地的晋军官兵皆“全体肃立，望北而哭”。原来，就在那一天清晨，原平守军已经力竭，城破时，守军五千人，从旅长到马夫，除送到大白水的伤兵百人外，全部阵亡。日军后来发表的战报，宣称原平城内，往往一个院落因为反复争夺，中国官兵的尸体可以达到好几层。晋军一向因为战斗力弱被称为“豆腐军”，而“豆腐军”的表现，也是这样令人心动，令宋良这样的老特务也不禁感到“吾河山终不变色”。

实际上，就是那些所谓的逃将、败将，也并非那样丑陋。对比原平，淳县的防守就打得糟糕，而负责防守淳县的晋军指挥官王靖国，当时是把自己绑在城门上和日军大战，最后被护兵强行抬下战场的。但是山西的军法官竟因为王靖国“擅自撤退”不能正法，愤而自杀！这些，都使我们作为后人，感到对当时历史认识的苍白无力。

戴笠本人，抗战初起，即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情报枢纽，沈先生回忆，那些天戴从来没有过的精力充沛。沈先生的原话是：“他是中国人嘛。”他白天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并进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戴却乐此不疲。

沈先生说，戴笠有一个奇怪的休息方法。戴笠好色是有名的，而他的好色居然能够帮助他保持充沛的精力就很少有人知道了。那时，他白天奔忙一天，坐车去南京的时候，必要带上两个女特务和他坐在后排，一左一右，要求漂亮，风趣，开朗善于说笑。戴笠一路从上海到南京和女特务说笑解闷，有时候让女特务给他做按摩，也不用睡觉，顶多靠在女特务身上打个盹，去见了蒋介石，谈话后又一起回上海，一路又是说笑不眠，第二天居然又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也是奇人。更奇的是，他居然从这些女特务中挑出一个最出色的叫做叶霞娣的，送给了他最亲密的朋友胡宗南做老婆！

军统的女特务多半都是青浦等几个训练班招收的青年学生，经过各种训练以后从事从军统文书到暗杀刺杀的各种工作，其中有一些就被派到军事机构，她们往往从事译电、秘书等工作，同时对部队主官进行监视。杜先生曾经在北京给讲过一件关于她们的旧事，是某印象极为深刻的。

那是中印缅战区成立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原定参战的指挥官陈诚和戴笠不合，因此军统最初没有派遣人员的准备。但陈诚因为卷入和美国方面合谋推翻蒋的一件案子，远征军改为由杜聿明指挥，军统随即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训练班的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

因为和美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经过苦战，终于失利。孙立人部新三十八师退往印度，在孙立人部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撤退。由于当时日军已经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前进速度很快，远征军撤退中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伤亡惨重。当他们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电台突遭日军的伏击。战斗十分短促，因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弹尽力竭。周围的掩护阵地全部失守，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敌人追到一个山坡上。看到突围无望，这七名女特工人员砸毁电台，宁死不屈，每人高呼一声“*万岁！”即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被日军俘虏。七人中，只有一个最年轻的姚姓女译电员因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坠崖后四肢骨折，无力移动。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留下最后的叙述后，也瞑目异国。

新三十八师是远征军中损失最小的部队，其他部队沿野人山撤退，竟有活活被蚂蚁吃掉的惨剧，连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也壮烈战死。但是，即便是损失最小的新三十八师，其突围竟然也如此惨烈。看来狼牙山五壮士那样的场面，在我们那场八年的血战中，是屡见不鲜的。这件事，也彻底改变了某在看电影时对“军统女特务”形成的成见。

当年的4月1日，军统在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亲致祭词，并在重庆缫丝厂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我在杜公那里见过当时这些女译电员的毕业照片，那时大概她们还没有换装美式军服，一顶顶大盖型的军帽使她们看起来有点儿像苏联人。那个姚姓女译电员的头像上有个圆圈，其他的人都没有标记。她是个个子相当高的女孩子（从照片上看，她可能不过二十岁），鼻梁很高，短的卷发，应该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笑得灿烂而明亮，很难想像这女孩子会和如此惨烈的故事拉上关系。在这张照片上，我无法想像这样强烈旺盛的生命和死亡的接吻竟然是那样的一瞬。很遗憾，这张照片在80年代曾经在孔庙作为军统展览的一部分展出，它的意义只是说明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特务的训练。沈先生解放后在接受外调的时候才知道，在这七姐妹中，居然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当然，至死，也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身份。某以为这并不重要，她们牺牲的时候，大概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她们是全体中国人的英雄。

沈醉先生对自己在抗战中的贡献很少提及，但是杜公以为以他好动的性格，决无如此平淡之理。有一次，杜公看沈先生整理的日记，发现有一段提到在贵池一带，沈曾亲自带人到日占区侦察海军布雷情况，结果和日军遭遇，只有他一个人带枪，并掩护两个没有武装的调查员脱险（群众出版社的《沈醉日记》第一版没有包括这个内容，第二次出版则包括了），杜公以此问于沈先生，沈先生十分不快地说：“唉，白丢了三辆自行车，后来才知道日本兵只有两个人，后悔啊，应该抓个活的回来……”

从《风声》看军统 “中美合作所”只打日本人

核心提示：

一部《红岩》，让人们留下了对中美合作所的印象: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集中营、人间地狱。事实上，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目的是打击日本人。苏联、英国，甚至戴高乐的法国流亡政府都曾经找到军统，试图进行情报合作，但大都因心怀鬼胎或时机不合适未能持久，惟一运作良好并对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自此，“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除了国民党的正面抗战和共产党的敌后斗争外，隐蔽战线上，国共两党也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小说《风声》里，顾晓梦和李宁玉虽分属不同政党，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但在共同的敌人日伪面前，却能携手同心，最终合力将机密情报送了出去。

在对日情报工作的历史上，军统堪称主力军。据原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抗日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牺牲者达1.8万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也仅为4.5万人。其他附属人员中，牺牲者亦不在少数。

戴笠，军统长期的实际负责人，被称作“中国的希姆莱”，但这个令人胆寒的特务头子也是坚定的爱国者。

淞沪抗战之前，国事维艰，在强大的日寇面前，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戴是坚定的主战派。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

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后，一大批原军统(后被改组为保密局)中高级工作人员被解放军俘获。在他们的回忆中(多见于政协组织编写的《文史资料选辑》)，一段段机密的往事才得以重现天日。

复兴社特务处暗杀除奸

蒋介石早年跟着义兄陈其美干革命时，就对暗杀、打黑枪这种行径情有独钟，曾暗杀过同盟会领袖陶成章。

军统继承了“领袖”早年的“革命手段”并发扬光大。戴笠本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对侠义道精神颇为向往，结交了三山五岳的一大批英雄好汉，荆轲式的暗杀颇受他的青睐。

抗战时期，军统的暗杀对象多为日伪，对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更毫不手软。

早在1933年戴笠就组织了对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暗杀(此时军统尚未成立，正式组织者是他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对华北虎视眈眈，密谋成立傀儡政权，以实现华北“独立”的阴谋。关东军司令部密谋从平津一带前北洋政府的总统、总理中拉出有名望者担任“儿皇帝”，一时间，失意的政客、军阀成了日本人眼中的红人。

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的旧军阀表现出相当的民族气节，曹汝霖、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拒绝出任伪职。

张敬尧原是湖南督军，1932年投靠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委任他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供给大笔活动经费。他随即潜入北平，住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开展建立伪政权活动。

得知这一消息后，蒋介石下令暗杀张敬尧。戴笠与郑介民(特务处副处长兼华北区区长)策划，执行由年轻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来负责，日后大名鼎鼎的特务王天木和白世维也参与其中。

据陈恭澍日后在台湾写的回忆录，陈、王、白3人接到任务时，正在北京“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娱乐”，郑介民也不避嫌，跑去烟花之地布置任务。

暗杀张敬尧是军统第一次暗杀大汉奸的活动，过程却顺利得出乎意料。大费周章之后，军统特务在六国饭店安排好行刺计划，想等到时机成熟再下手。

为商量行动细节，有次他们在二楼开了一个房间。没想到张敬尧因犯烟瘾，也在二楼开了一个房间(情报说张住3楼)，白世维当机立断，3枪击毙张敬尧。无伤亡、无破案线索、震动平津，军统成功干掉第一个具有大影响的汉奸。

令人唏嘘的是，王天木和陈恭澍这两名抗日功臣却先后失节。王天木原是戴笠的儿女亲家，却因种种原因投靠了日本人。陈恭澍后来因在上海被捕也做过汉奸，虽未出卖组织，却也留下了污点。这对名列军统“四大金刚”的难兄难弟最后居然在台湾得以高龄善终，并保持了很好的友情。

此后，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军统对日伪的暗杀更是层出不穷。在重金悬赏和忠义救国思想感召下，一批批军统特务投身到了这一风险极高的行动中。

原上海总商会会长、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抗战前回到上海，投敌当上了伪上海市长。军统利用傅的厨师对他当汉奸的不满情绪，经过周密策划，令厨师夜里将睡熟的傅筱庵用菜刀砍死。这位厨师杀死傅之后，在军统特工掩护下逃到重庆，由军统发给奖金，每月还领取100元津贴。继任的伪市长梁鸿志，更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亦被军统杀手乔装小贩击毙。

另一位汉奸何缵出任杭州市市长，也被军统特工击毙，以至于伪浙江省长梅思平挖空心思，选了一位军统变节分子傅胜兰(原青岛站站长)担任市长，美其名曰:“以特制特”。可见军统暗杀人员对汉奸的威慑力量。

和军统针锋相对的是汪伪政权的“76号”，即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极司非尔路76号”)。这个丁默村、李士群主持的魔窟杀了大量抗日志士，其中包括大批军统特工。丁、李二人出身中统，对国民党特情系统相当了解，抗战后期军统在南京、上海的特务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

和军统争锋的中统抗战期间从事暗杀活动不多，一方面和其分工有关(针对中共和民主党派)，同时也和其与军统的争斗有关。为数不多的暗杀活动中，最知名的当属郑苹如刺杀丁默村。(张爱玲据此写了《色·戒》，但与小说中不同的是，郑其实是坚贞的爱国者。)

胡司令的队伍不全是草包

在只能看8个样板戏的年代里，一部《沙家浜》让中国人知道了“忠义救国军”，突出代表胡传魁，草包一个，还投靠了日本人，最终被新四军消灭。

事实上，作为敌后武装，忠义救国军抗战期间的作用，远不只是给新四军捣乱。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曾由宋子文、吴铁城、张治中、戴笠、贝祖诒(建筑师贝聿铭之父)、杜月笙等人组成“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并组建了抗日别动队，后改称苏浙行动总队，这是忠义救国军的前身。

老牌军统特务文强(毛泽东表弟、周恩来学生、朱德下级)，被任命为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办公室上校人事科长，负责这支部队的具体组织工作。

行动队以及忠义救国军的一大特色是帮会色彩浓厚。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和戴笠相交甚好，行动队的第一批武器——5000支驳壳枪是杜大亨赞助的。此外，杜月笙还让他的徒子徒孙积极参加救国军。

文强回忆:在新组建的别动队中，许多是经章乃器等爱国人士介绍来的失学失业青年，还有原上海公民训练联队的青年，不少都有大中专学历。把他们当作普通列兵使用，未免可惜。于是戴笠决定由苏浙行动委员会技术室主任余乐醒和总务组长谢力公分头负责开办青浦和松江两个技术干部训练班，各训练500人侦察、行动、爆破等技术。

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和李涯都被说成是青浦特训班的毕业生，若果真如此，这两人大抵也是忠义救国军出身了。

万把人的别动队急需大批基层军官，在戴笠协调下，一个星期就从中央军校、中央警校、张发奎等部调来1500名有经验的军事干部。事后文强自己都感叹，在当时的情况下，真是了不起的工作效率。

上海大撤退后，原别动队的万余官兵只收得2000余人，除少数星散不归者外，其余都在抗战中牺牲了！

随后，别动队被改组为忠义救国军，接受军统的领导。关于这个名字，戴笠曾跟文强谈起，是因为该部队成员多为青红帮徒众，对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也正因为素质普遍不高，救国军发生过官兵叛逃汪伪政权之事，也曾因高层意识形态问题，和新四军多次发生摩擦。

全面来看，抗战期间，国民党正规军主要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忠义救国军作为一支国民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在武装斗争、扒桥毁路、传递情报方面，也为抗战做出了贡献。文强的堂弟文斐然在担任大队长期间就牺牲在前线。

“中美合作所”只打日本人

一部《红岩》，让人们留下了对中美合作所的印象: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集中营、人间地狱。

事实上，中美合作所成立的目的是打击日本人。苏联、英国，甚至戴高乐的法国流亡政府都曾经找到军统，试图进行情报合作，但大都因心怀鬼胎或时机不合适未能持久，惟一运作良好并对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据在军统重庆总部无线电通讯总台工作过的李世荣回忆，1938年军统第4处(电讯处，余则成在重庆时的工作单位)扩大了特技室，由密码研究室和无线电侦察总台组成，并高薪聘请美国密码专家为顾问。

抗战期间，特技室干了两件轰动情报界的大事。在长期监听过程中，特技室根据大量密电，掌握了日本海空军密码的一些规律，整理出密码索引表，成功破译日军轰炸前关于轰炸目标的密电，从而及时发出空袭警报，掩护了人员和重要物资。

另一件大事堪称军统的骄傲，1941年特技室提前侦译了日本突袭珍珠港部署密电。戴笠迅速将情报告知国民政府驻美助理武官萧勃(军统美国站站长)，萧勃转告了驻美武官郭德权，由郭来通报美国。

遗憾的是当年中国民弱国贫，情报的可靠性被质疑。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意识到中国情报的重要性。参加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的鲍志鸿回忆，协定第一条即是:“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

美国人主动找上门，萧勃自然要把机会给军统，于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来到中国负责情报合作事宜。

1943年7月1日，美国海军情报署和军统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正式成立，这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总部设在歌乐山下的杨家山。

白公馆、渣滓洞也设在歌乐山，加上意识形态的对立，中美合作所便被扣上了帽子。《红岩》等红色文艺作品突出渲染了美国人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迫害，比如中美所的“美国医生”打麻醉剂诱供、打手威胁江姐说，“这里是中美所，进来了就别想出去。”

真实历史中，中美双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合作。据说，美国空军击落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

同时中美合作所还建立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工作站、观测哨。这些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战后美国海军部一份报告有这样的评价: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惟一情报来源”。

美方在合作上态度认真，不但提供大批先进器材、武器弹药，更派遣了大批美国情报人员来到中国进行培训，开设刺杀、爆破、情报搜集等训练班。美国人甚至还捐助了上千张床位的大型医院。

戴笠和梅乐斯也成了好朋友，抗战结束后，梅乐斯甚至出于“义气”不顾美国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指令，介入国共两党的冲突。戴笠也在和梅乐斯接触的过程中和美国人搭上了线，进而动了当海军总司令的念头。若不是飞机失事，在美国人默许之下，他还真可能得偿所愿。

据历史学家、《红岩春秋》杂志社主编何蜀介绍:抗战胜利，按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撤销，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则发给3个月的薪金遣散。

中美合作所的一项内容是进行经济特战。军统专门成立了经济处，喜好高学历人士的戴笠任命的处长费同泽系留德博士，但没起到太大作用。副手邓葆光出奇招:由美国人出技术，印汪伪政权的伪钞(最早甚至就在美国印刷)。

大量伪钞流入沦陷区后，为军统和国民政府换回了大量战略物资，还有效打击了敌占区的经济秩序。日本特高课专门进行了反经济战，制定《战时伪造法币治罪暂行条例》、《查缉伪券致送酬金办法》，但收效一般。

据统计，不论华中还是华北，每1000元的中储券或银联券中，就有一元是特券(军统印的伪钞)。从时间上看，则从1943年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

“班主任”戴笠的功过是非

蒋介石以黄埔军校起家，黄埔系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派系。

黄埔六期肄业生戴笠自然也深知培植自己势力的重要性。执掌军统后，他在各地开办训练班，不论多忙，训练班的班主任他一定要兼任，训练班学生也都以戴笠的门生自居，如果不死在前线，在军统内发展很快。尤其早期“洪公祠特训班”和“浙警”出来的学员，很快就占据了军统的各个要津。

从今天掌握的材料看，军统训练班的课程一点不轻松，学员要掌握射击、爆破、下毒、电讯等多种技术，还必须要接受三民主义、服从领袖思想的灌输。

更可怕的是一旦入了训练班的门，便终身是军统的人，想走是没门的。而且戴笠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训，除少数赴沦陷区工作的特工，结婚也是没指望的(《潜伏》里余则成和左蓝还指望在重庆结婚，基本没可能)。

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后被指派到不同单位工作，或内勤或外勤，其中大量女性学员多出任电讯、秘书等工作。

抗战期间，军统始终在戴笠控制之下，不过令世人侧目的特务头子政治地位并不太高，终其一生也不过是少将(死后追晋中将)，而且局长的位置始终由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任(戴实际主管)。

戴笠也是近代史上的一个复杂人物，他既有镇压人民的一面，又是坚定的爱国者，他的死至今都还是一个谜。

即便在抗战期间，他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蛊惑下级，自己却勾搭了著名电影明星胡蝶，甚至为达到独霸目的，长期羁押和胡蝶有私怨的人。

戴笠死后，章士钊先生题挽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一些影视作品中，军统被塑造成毫无人性、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这诚然是军统的一面，但至少抗战期间，那些为民族独立牺牲的军统工作人员，一样值得我们铭记。

(本文所称军统，包括其前身复兴社特务处，1938年4月，特务处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

国民党军统“三剑客”的最后归宿

“文革”爆发后，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有的也被重新关进监狱，徐远举感到绝望了。“四人帮”为整倒一批老干部，到处逼人写黑材料，但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乱咬人。

沈醉、徐远举和周养浩三人是国民党军统局内赫赫有名的干将，他们职务相近年龄相仿，又都深受戴笠的器重，被称为军统“三剑客”，但他们却走过了各自不同的风雨人生路。

“军统老人”沈醉担任了政协委员

沈醉是湖南湘潭人，他18岁就参加了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28岁便晋升为少将军衔，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沈醉曾先后担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等职。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后协助卢汉逮捕了在昆明的大多数特务。1960年11月28日被人民政府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

沈醉等人被特赦后，周恩来曾设宴相请。席间周恩来对沈醉说：“共产党从不计较个人恩仇，特赦你们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以后一定要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可以说，沈醉的后半生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他格外珍惜新的生活，发奋读书创作，以冷峻、犀利的笔锋剖析自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后人。此间，沈醉先后撰写出版了《解放前夕军统在云南的活动》、《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美合作所内幕》、《爱国将领卢汉》、《我这三十年》等著作，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1980年，有关方面经过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0年底，沈醉偕同他在大陆惟一的女儿沈美娟到香港探亲，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一件大事。沈醉在美国、加拿大及港台等地有许多亲朋故旧和学生，他们都劝他留下来享享清福。沈醉对他们说：“大陆的物质生活是差一点，但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大陆，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他劝亲友们回大陆看看大陆的变化，说：“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尽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

沈醉晚年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由于国民党宣传沈醉早已“杀身成仁”，他在台湾的前妻粟燕萍女士迫于生计改嫁他人。1965年初春，经人介绍，沈醉与小他10岁的杜雪洁正式结婚，婚后二人相敬如宾、幸福美满。杜雪洁对沈醉体贴入微，每天早晨和傍晚，她陪沈醉去月坛公园和大桥下面散步，还帮助丈夫整理报刊与信件。沈醉患有冠心病，杜雪洁精心制作了一个牌子，写上医生叮嘱：“冠心病患者应多休息、少谈话，每次见客以不超过15分钟为宜，更不能连续会客。敬请亲友原谅。”沈醉对贤惠的老伴更是情深意厚，他外出开会或参观，总是细心地给妻子带回心爱的衣料或礼物，一次也没忘记过。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西南红人”徐远举病死狱中

徐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1932年参加特务组织，1935年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少校参谋，随后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当时西南军政长官是张群，张早就认识徐远举，对他特别赏识，所以徐远举更是红得发紫，故当时国民党军政界都称徐远举是“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改造，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后来监狱组织关押人员撰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在庆祝建国10周年时，杜聿明、宋希濂等33名战犯被特赦，徐远举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被释放，但一直没有轮到他。

“文革”爆发后，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有的也被重新关进监狱，徐远举感到绝望了。“四人帮”为整倒一批老干部，到处逼人写黑材料，但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乱咬人。据沈醉回忆说：“‘四人帮’为了把秦城监狱的那一幢楼腾出来，囚禁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把黄维和许多军长一级的战犯，都送到抚顺原日本战俘管理所，让军统和中统等10多名搞特务工作的留下来，逼他们提供材料，诬蔑好人。徐对此气愤异常，认为这不是共产党的传统和光明磊落的作风。”

1973年冬，徐远举在劳动期间因工作不合格而受到批评，脾气暴躁的徐远举情绪激动大吵大闹，当晚又用冷水冲澡，本来他就患有高血压，结果刚走出卫生间就晕倒，后经医院抢救，终因脑血管破裂不治而亡。

“书生杀手”周养浩客死异国

周养浩是浙江江山县人，与戴笠和毛人凤都是同乡。1933年，由戴笠介绍、唐纵监督，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的周养浩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从那时直到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做了16年的特工工作，先后担任过息烽监狱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周举止斯文儒雅却心狠手辣，是军统内部有名的“书生杀手”，他曾亲自策划部属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的行动。1949年冬国民党在西南大撤退时，周养浩秉承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参与布置大破坏与大屠杀，后在昆明被逮捕

解放后周养浩在白公馆关押期间，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同处一室，因沈醉交代问题时曾涉及到周养浩，周养浩怀疑是沈醉有意出卖自己，于是他怒火冲天顿起杀意，拿起身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多亏旁边的宋希濂伸臂一挡才没砸着沈醉。周养浩正要打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夺走。此后周养浩和沈醉一直是横眉冷对，老死不相往来，两人不管是谁，涉及到对方时总是有意回避，就像没有这个人似的。

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联合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根据这个精神，周养浩与其他几个特赦人员一道申请去台，但由于台湾方面拒绝他们入境，周养浩等人滞留香港，几个月后周养浩辗转赴美定居，1990年在美国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