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安卓下游戏用什么好: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曾拟迁淮阴(南方周末 2003-9-1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9 05:37:37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曾拟迁淮阴
南方周末 2003-09-11 15:32:12
左图：
1946年5月3日，中共代表团赴南京与国民党政府继续谈判。左起为李维汉、董必武、邓颖超、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合影。
□穆瑞
1946年2月2日，时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收到了中共中央由延安发来的电报，指示从陇海路及山东抽调若干部队到华中南线六合、扬州、泰州、如皋一线，警戒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骚扰，以确保华中现有地区的巩固。电报强调，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要迁至淮阴办公。
众所周知，从1937年1月到达延安起，中共中央就一直把延安作为中央机关和人民军队总部所在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搬迁问题？事情还要从抗战胜利后的形势说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发动内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但在当时形势下，又不能不有所顾忌。从国际上看，此时苏、美、英各国都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从国内来看，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力量日益壮大，国民党集团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内战部署一时难以完成。因此，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表示愿意同共产党进行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不顾安危，亲赴重庆。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在此基础上，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经过22天的努力，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案、政府改组案、宪法草案案、国民大会案和军事问题案等五大议案。这些协议的签订，在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因而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由于政协会议已“获得重大成果”，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由于政协的成功，“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因此中央决定“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658页）在这种大背景下，南迁中共中央机关，以更好地应对国内和平实现后各项工作的构想，开始纳入中共中央的统筹考虑之中。
早在赴重庆前夕，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抗战胜利后延安的地位问题。1945年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重庆谈判问题。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局势后指出，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4页）
1946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初步商定中共参加政府的名单。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程从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在汇报中指出，将来我党参加政府时，中央要考虑搬迁问题。这是党的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这个问题。2月2日，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如何实施政协协议时，刘少奇进一步明确：“华中我们应该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这个问题也要告诉周恩来。”正是根据这个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给陈毅发去了巩固华中、以备党中央南迁淮阴的电报。
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如果政府改组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重点会转移到这方面来。因此，党中央机关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一些的地方。
此后，毛泽东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表示中央机关将来要搬迁到淮阴。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成员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飞抵延安。在交谈中，张治中对毛泽东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8页）
3月中旬，毛泽东与来访的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交谈时再次谈到了这个想法。梁漱溟在《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一文中说：“那时，苏北许多地方为共产党所控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1946年春我到延安，毛主席就曾告诉我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即淮阴城），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做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回跑。’”
自1945年9月淮阴、淮安城先后解放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地域宽广的苏皖解放区，为中共中央考虑南迁淮阴准备了坚实的基础。
接到中央指示后，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进行了认真准备。1946年4月，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在淮安召开了各地委社会部部长会议，主要是根据中央要求，把淮阴、淮安两个城市统一起来，以建设新的红色首都。分局还选购了一些房屋，将一些办事机构从城内环境优美的蒋公馆、丁家花园搬出，并粉刷一新，准备让延安来的中央领导同志居住。
在当时，中共中央准备南迁只是处于酝酿阶段，知道这个计划的范围非常小，只限于中央高层和华中分局的个别同志。因此，当华中分局秘书长吴仲超选购房子为党中央南迁做准备时，引起了大家的猜议。有一次，当时担任华中分局秘书处处长的欧阳惠林在向吴仲超请示工作时，顺便向他反映了这一情况。吴仲超听后很平静地对他说：“你不知道，这是个任务。党中央曾同华中分局主要负责同志谈过，如果真能实现全国和平，成立联合政府，党中央机关就打算迁驻淮阴、淮安来。那时把淮安、淮阴两城联成一片，成立‘两淮市’，作为党中央领导全国工作的中心。并从淮阴到枣庄之间修建一条铁路专线，把山东作为党中央机关依托的后方基地。蒋介石为人阴险，手段毒辣，即使实现了全国和平，我们仍须提高警惕，防备其突然袭击对我党中央机关和毛主席的谋害。党中央和毛主席决不能住在南京。两淮与南京仅一江之隔，如果实现全国和平，国共两党合作，有事协商与定期开会，毛主席就可随时到南京去开会，开完了会就回来。这样来往，十分便利，又很安全。”（欧阳惠林《经历与往事》，转引自《江苏党史资料》2003年第二辑）
中共中央机关由延安拟迁至淮阴一事，虽然只处于酝酿阶段，因形势的发展未能实行，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忠实履行政协协议，真诚谋求和平的。
南方周末 2003-09-11 15:32:12
左图：
1946年5月3日，中共代表团赴南京与国民党政府继续谈判。左起为李维汉、董必武、邓颖超、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3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合影。
□穆瑞
1946年2月2日，时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收到了中共中央由延安发来的电报，指示从陇海路及山东抽调若干部队到华中南线六合、扬州、泰州、如皋一线，警戒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骚扰，以确保华中现有地区的巩固。电报强调，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要迁至淮阴办公。
众所周知，从1937年1月到达延安起，中共中央就一直把延安作为中央机关和人民军队总部所在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搬迁问题？事情还要从抗战胜利后的形势说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发动内战，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但在当时形势下，又不能不有所顾忌。从国际上看，此时苏、美、英各国都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从国内来看，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力量日益壮大，国民党集团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内战部署一时难以完成。因此，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表示愿意同共产党进行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不顾安危，亲赴重庆。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在此基础上，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经过22天的努力，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案、政府改组案、宪法草案案、国民大会案和军事问题案等五大议案。这些协议的签订，在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因而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由于政协会议已“获得重大成果”，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出由于政协的成功，“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因此中央决定“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658页）在这种大背景下，南迁中共中央机关，以更好地应对国内和平实现后各项工作的构想，开始纳入中共中央的统筹考虑之中。
早在赴重庆前夕，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抗战胜利后延安的地位问题。1945年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重庆谈判问题。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局势后指出，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4页）
1946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初步商定中共参加政府的名单。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程从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在汇报中指出，将来我党参加政府时，中央要考虑搬迁问题。这是党的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这个问题。2月2日，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如何实施政协协议时，刘少奇进一步明确：“华中我们应该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这个问题也要告诉周恩来。”正是根据这个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给陈毅发去了巩固华中、以备党中央南迁淮阴的电报。
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如果政府改组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重点会转移到这方面来。因此，党中央机关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一些的地方。
此后，毛泽东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表示中央机关将来要搬迁到淮阴。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成员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飞抵延安。在交谈中，张治中对毛泽东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8页）
3月中旬，毛泽东与来访的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交谈时再次谈到了这个想法。梁漱溟在《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一文中说：“那时，苏北许多地方为共产党所控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游击根据地。1946年春我到延安，毛主席就曾告诉我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即淮阴城），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做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回跑。’”
自1945年9月淮阴、淮安城先后解放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地域宽广的苏皖解放区，为中共中央考虑南迁淮阴准备了坚实的基础。
接到中央指示后，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进行了认真准备。1946年4月，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在淮安召开了各地委社会部部长会议，主要是根据中央要求，把淮阴、淮安两个城市统一起来，以建设新的红色首都。分局还选购了一些房屋，将一些办事机构从城内环境优美的蒋公馆、丁家花园搬出，并粉刷一新，准备让延安来的中央领导同志居住。
在当时，中共中央准备南迁只是处于酝酿阶段，知道这个计划的范围非常小，只限于中央高层和华中分局的个别同志。因此，当华中分局秘书长吴仲超选购房子为党中央南迁做准备时，引起了大家的猜议。有一次，当时担任华中分局秘书处处长的欧阳惠林在向吴仲超请示工作时，顺便向他反映了这一情况。吴仲超听后很平静地对他说：“你不知道，这是个任务。党中央曾同华中分局主要负责同志谈过，如果真能实现全国和平，成立联合政府，党中央机关就打算迁驻淮阴、淮安来。那时把淮安、淮阴两城联成一片，成立‘两淮市’，作为党中央领导全国工作的中心。并从淮阴到枣庄之间修建一条铁路专线，把山东作为党中央机关依托的后方基地。蒋介石为人阴险，手段毒辣，即使实现了全国和平，我们仍须提高警惕，防备其突然袭击对我党中央机关和毛主席的谋害。党中央和毛主席决不能住在南京。两淮与南京仅一江之隔，如果实现全国和平，国共两党合作，有事协商与定期开会，毛主席就可随时到南京去开会，开完了会就回来。这样来往，十分便利，又很安全。”（欧阳惠林《经历与往事》，转引自《江苏党史资料》2003年第二辑）
中共中央机关由延安拟迁至淮阴一事，虽然只处于酝酿阶段，因形势的发展未能实行，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忠实履行政协协议，真诚谋求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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