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星porshe和grace照片:上海愚园路悲伤的歌

难忘钢琴诗人顾圣婴  

Post By：2007-1-10 2:01:00

周广仁

顾圣婴生于一九三七年。她如果还活着，今年该六十五岁了，但可惜她只活到二十九岁。一九六七年，在“文革”中，她与母亲和弟弟合家含冤自尽了。中国失去了一位天才钢琴家。这是我国音乐事业的一大损失。熟悉她的人们都认为，以她的音乐天赋和勤奋，她可以成为世界一流的钢琴家。在她短短的一生中，她所创下的业绩，她为祖国所争的光，将永远载入中国钢琴艺术史册。

顾圣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夺得第一枚金质奖章的钢琴家。她连续三次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一九五七年，年仅十九岁的顾圣婴在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荣获金奖；一九五八年，她在三十六个国家一百多位选手参加的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女子组最高奖，与男子组最高奖波利尼并列；一九六四年，顾圣婴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再次获奖。作为新中国的文化使者，她多次被国家派往国外去演出。她的演奏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国外报刊评论她的演奏说，“她有辉煌的技巧，高度手指控制力和细腻的乐感，一下就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她是天生的肖邦作品演奏家，是钢琴诗人”等等。

顾圣婴留给我的突出印象是音乐才华横溢，对艺术的追求永无止境。我和她曾是同一个苏联专家———塔图良教授班上的同学。一九六二年，我们一起参加了中国青年音乐家演出团赴香港和澳门演出，天天生活在一起，我常被她的勤奋所感动。每天她练完琴，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全身湿透了。她练琴一丝不苟，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技术要求准确无误，音乐表现上感情投入，既有抒情诗意，又有豪迈的激情。她有一种分秒必争的精神，有非凡的记忆力，她能做到看谱背谱，不一定要通过弹奏来背一首乐曲。所以她利用一切时间来学习，我们在火车上旅行的时候，她总在看乐谱“练琴”。

顾圣婴在艺术上能有这样高的造诣，跟她的文化素质和多方面的艺术修养是分不开的。她爱文学，懂绘画。她念普通中学时，私人跟杨嘉仁先生和李嘉禄先生学钢琴，培养了良好的治学习惯和扎实的技术基础。后来通过跟两位苏联专家———塔图良和克拉芙琴柯进修，她的音乐修养又得到显著的提高。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顾圣婴具有崇高的人格和赤诚的爱国心，她说：“为了我的国家，为了我的人民，我一定要拼搏，直到走向高高的领奖台……”

为顾圣婴出本纪念专集，这件事在我心中已酝酿多年。此次由我任主编，顾圣婴生前同学好友刘诗昆、殷承宗、李名强、鲍蕙荞、刁蓓华等和她的师长马革顺先生及俄国老师克拉芙琴柯教授都撰写了纪念文章。顾圣婴的父亲顾高地先生的义女蔡蓉曾女士多年来收集和整理了顾圣婴的遗物，给编委会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瑞士和比利时大使馆也提供了有关国际比赛的材料，上海音像资料馆提供了顾圣婴的音像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纪念文集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个纪念集包括顾圣婴的大量照片、日记、书信和两张唱片及许多前辈和好友写的回忆录。幸运的是，两位前不久逝世的老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赵先生和指挥家李德伦先生为本书写了序和回忆录。

最后，我个人还要感谢执行副主编，珠海的朋友叶慧深先生。没有他的帮助，我们这些钢琴家们是绝对完不成任务的。

另：顾圣婴和周广仁、赵屏国等都是同学。

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生平简历  

 

　　顾圣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顾高地是爱国将领、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母亲秦慎仪是原上海大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高材生)，祖籍江苏无锡。5岁入开设钢琴科的上海中西小学，自三年级起获历届比赛第一名。她先后师从邱贞蔼、杨嘉仁、李嘉禄教授，成绩斐然。她还从马革顺学理论，沈知白学音乐史，文学受惠于傅雷的影响。顾圣婴勤学深思，博览中外文艺作品，善于从各门类之术中汲取营养。1953年，少年顾圣婴开始登上音乐舞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和贝多芬《B大调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第二年即担任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独奏演员。1955的年首次在上海举行独奏音乐会，备受赞誉。1956年后，开始师从苏联著名钢琴家塔图良及查克、塔·克拉芙琴柯，使她的琴艺日趋精进，渐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钢琴演奏家。
　　1957年，年仅19岁的顾圣婴在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荣获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夺得的第一枚金质奖章，四十多位评委一致认为她的演奏“是一个奇迹”。1958年10月，她又在有36个国家一百多位选手参加的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著名钢琴家波利尼与RONALDTURINI并列男子钢琴最高奖），在西方音乐界引起强烈反响，瑞士国家电台、国家电视台分别向全欧洲转播颁奖音乐会的实况。1964年，她又在颇具国际影响的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再次获奖，从而使她成为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女钢琴家。从50年代至60年代，顾圣婴作为新中国的音乐使者，曾先后到苏联、瑞士、比利时、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等十多个国家和香港、澳门等地区训问演出，引起了巨大反响。匈牙利的评论家说:“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在听众面前表现了巴赫的严肃、舒曼的丰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优美”。保加利亚的评论家说：“她的演奏着重诗意和发自内心的感受……肖邦的乐曲在她的手下呈现了不可再得的美”。更有国际权威评论称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是“高度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令人惊奇的结合”。
　　顾圣婴的演奏风格有着强烈的个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诗情，又有端庄含蓄的魅力。她那秀丽澄明的音色，带给人以一种清纯的美的享受，她那轻巧快速的触健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盘。
　　作为一位中国钢琴家，顾圣婴全身心倾情于祖国的钢琴音乐事业，1963年曾在上海举行“中国作品钢琴独奏音乐会”。在我国和世界音乐舞台上，她满怀激情地介绍过许多中国作曲家的钢琴音乐作品。
　　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顾圣婴具有崇高的人格和赤诚的爱国心，即使在遭到排斥和含冤的日子里，她常常身在海外，心系祖国亲人。她在前往异国参赛的途中，曾满怀激情地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我的祖国，为了我的人民，我一定要拼搏，直至走向高高的领奖台——”。她的一生冰清玉润、志高行洁，那宽广而博爱的情怀及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永远是广大中国艺术家的楷模。
　　在十年浩劫中，这位品格高尚，才华横溢，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杰出女钢琴家，终因难以承受各种压力和打击，于1967年2月1日饮恨身亡，给乐坛留下一个永久的惋惜与遗憾……
　　但，这位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顾圣婴的芳名，将永远镌刻在中华音乐文化艺术的丰碑上，闪烁着光辉夺目的异彩；她那献身祖国音乐事业的拼搏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中华儿女！

顾圣婴

郭伯农

听顾圣婴的音乐会，次数不多。她不象现今的钢琴家把日程排得很满，她总是花费大量的时间练琴。只在独自与钢琴为伴时，她才会达到心旷神怡的境界。再说当时的环境，在整个文化系统中，西方古典音乐总是处在边缘。大约六十年代初一个春天的星期日，曾听过一次极为过瘾的顾圣婴音乐会，地点是北京首都剧场。

顾圣婴弹二部协奏曲，一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一部圣桑第二。

由黄贻钧客籍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这个乐队，经李德伦精心调教，与当年那支马戏团式的中央实验歌剧院乐队，已不可同日而语。那天黄贻均穿一件白色上装，系着蝴蝶领结，很有派头。

首都剧场的听众不多，场内气氛很好，似乎当时的听众多数是内行，还没有今日吃饱饭附庸风雅的大资小资，也没有今日的手机铃声及乐章中间令人汗颜的外行鼓掌。

那天的顾圣婴穿一袭白色长裙，瘦高个子，细瘦的胳膊和脖子，活象个男孩（她的弟弟顾握奇是我高中上一届的同学，长得面如冠玉，白皙俊秀倒象个女孩，真是不可思议）。

大概算是上海音乐界和北京音乐界的合作罢，那天中央乐团的演出真是超水平发挥，令人大跌眼镜，而黄贻钧亦较他在上海的水平大大跳出若干Cm。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听顾圣婴弹协奏曲。以前偶尔听过她弹多是Solo，记得最出名的是她弹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12号，与刘诗昆弹的6号是齐名。

她先弹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那时我听过该曲的演奏已历多人，最早是在一九四九年，在亲戚家听过老拉自己弹此曲的唱片，是史托考斯基指挥费城乐队替他协奏，那种Victor的78转的唱片，厚厚一本，但装帧十分精美。整个封面是黑白的，上面只一双手及键盘，该录音应在一九四三年之前（拉氏卒于一九四三年），但仍感觉极佳。后来又听过殷承宗自莫斯科得奖归来后弹此曲。这个肥头大耳的大男孩，有的是力气，弹得钟鼓齐鸣，热汗淋漓。至于在收音机里播放的，记忆中还有李赫特尔及奥波林等多人。

对拉二的理解，或庄严、或深沉、或悲凉或宽宏，见仁见智自然因演奏者而异。但几乎一致的做法，一上来第一乐章的几个重重和弦，便要弹出大教堂弥撒钟声的气势。这需要强项的力度，因此差不多是“男人的活”。

我不知道顾的细瘦的手臂能不能干这“活儿”。

当乐曲展开时，我发觉竟是另一境界，一样是钟声，但那是悠远的、几乎透明的，那是一种忧伤的古朴的清越的钟声。黄贻钧把乐队控制得很好，强弱和速度都极有节度。整个乐曲的处理，节奏偏慢，顾圣婴弹得不紧张，显得很舒缓，不象殷承宗那样汗流浃背，但是细腻隽永，完全有自己的理解与风格，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这曲子被她弹得令我联想到列维坦的画，那种悲剧性的静穆与深绿，是作曲家力图表现的俄罗斯大地的辽阔而寂寞的美。而这个中国女孩，比别的大男人更好的领会了这深刻的涵义，以她女性的敏感，体现了无穷的诗情画意。

第二个曲子，是圣桑的第二协奏曲。那完全是另一种风格。热情的、幽默的，富有乐天精神的法国子民，我几乎能闻到布列塔尼原野上熏衣草的香味。

顾圣婴对圣桑的风格掌握得游刃有余，从第二乐章轻快的舞曲主题至第三乐章Rondo，钢琴与乐队渐入佳境，配合贴切，引入高潮，此时，顾圣音充分发挥她的力度控制，瘦而有力的手臂挥动如有神助，明亮而热情之圣桑风格尽情自指间流淌。

在一个音乐会里，一口气弹两支风格迥异的协奏曲，而都能表达自如，在一个年轻女钢琴家，是难能可贵的。我那时就已认定：顾圣婴必成一世界级的钢琴圣手！中国倘有钢琴大师，我认为顾决不在那些男人之后。

行文至此，不禁悲从中来。在文革前国内音乐家的协奏曲音乐会，这是令我最难忘的一次。接着不久，浩劫到来，不堪侮辱的顾圣婴在文革中“非正常”仙逝。我们现在有李云迪.郎朗，却再也没有顾圣婴了。每一个钢琴家都有自己的艺术人格，那是无人可以替代模仿的。更何况顾圣婴，先是苏籍钢琴家塔图良，后又由列宁格勒的克拉夫钦柯教授亲手把教，俄罗斯学派的根基，悲剧的身世，坎坷的人生，她惟有在钢琴和阅读中，才能求得心灵的安宁与升华。

逐渐地形成了她自己的风格，是一种凝重而洗练的诗意。这种风格，不是朱利亚特音乐学院可以培养出来的。从前，老一辈的大师，如俄罗斯的涅高茨，斯大林特别喜爱的尤琴娜（给列宁弹奏热情奏鸣曲的那位），都近似有这种风格。这使我想到茨维塔耶娃泪渍未干的诗篇。随着一个特殊的时代的结束，这种特殊的艺术人格也随风而去，留下的是我们这些一个时代的“遗老”们无穷的思念。

谨以此文纪念我国天才的钢琴家顾圣婴！

二00五年二月

注：斯大林喜爱的尤琴娜，其实并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宫廷乐师。她是一名天主教徒。虽然因此打入冷宫，但依旧我行我素，不能开音乐会也罢。不料怪的是斯大林特别喜欢她弹莫扎特，甚至容忍她的许多犯上举措。据说斯大林猝死后人们在他房中发现，电唱机上还放着尤琴娜弹的莫扎特第23协奏曲的唱片。

来不及的生死离别 翻译家傅雷之死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1-22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一代翻译巨匠。1908年生于上海南汇。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

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次年参加“五卅”运动，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 1931年春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邀请，在罗马发表题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的著名讲演，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同年秋回国，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授美术史和法文。

1934年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几乎译遍法国重要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重要作品。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了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 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与马叙伦、陈叔通等发表宣言，筹备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第一届理事。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

“文革”初受到迫害，1966年9月3日晨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双双自杀身亡傅　　

1966年9月，58岁的翻译大师傅雷服毒而亡，夫人朱梅馥自缢随君而去。在那样一个人命如蚁的年代里，“自绝于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当女佣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将二人亡故的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后，几个警察经匆匆讯问便决定火化，甚至连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来不及向父母的遗容告别，就匆匆地掩埋，像送走一盆过时的盆景。(据作家叶永列后来的调查证实，傅雷和夫人朱梅馥都是自缢身亡。）

傅雷的遗书

谁也不知道傅雷夫妇在赴死前的最后几小时里商量过什么，他们死后，警察发现了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遗书：

人秀：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

……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 ……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而在这对夫妇临终前的最后几天里：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他们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傅雷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额都一丝不苟地抄出。这位翻译巨匠面对死亡表现出惊人的冷静。

傅雷在遗书中自称自己是“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并说“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如此谦卑而自渎似的陈述表明，这个东方文人并非是对时局绝望而选择死亡。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人坦然赴死？

“家国”梦的破灭

可以肯定的是，傅雷并不是一个叛逆的文人，相反傅雷一直热烈的歌颂那个新生的中国。他这样写信告诉远在波兰的儿子：“想想有这样坚强的党、政府与毛主席，时时刻刻作出许多伟大的事业，发出许多伟大的言论，无形中但是有效地鼓励你前进！……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以此就可以看出，傅雷是有着明显传统的士大夫气质的中国文人，他有着一腔真诚为国奉献的热情.但是,他的此种热情却遭到了怀疑和莫大的侮辱。

1957年，傅以“亲美”、“反苏”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协开会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无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傅却再也无以幸免。在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然而，在人格尊严饱受摧残之后，这样一个坚守家国信念的老人，晚年还遭到了儿子“出逃事件”的打击。

在傅雷家书中，教是教导儿子如何“爱国”之类言辞。而傅聪的出逃彻底宣告了傅式“家国”教育梦的破灭。据传记资料显示，他有整整两昼夜粒米未进，痛苦，震惊，忧虑，寝食惧废。毫无疑问，一个一心渴望“精忠报国”的旧式父亲无法容忍自己苦心教导的儿子竟然跑到“敌国”深造。家与国，亲情伦理与国家伦理在傅雷心中形成了紧张对抗。

至此之后，傅雷开始闭门不出，这位翻译巨匠还开始用大量的时间研习书法，搜求碑帖、字画和各种小古董，并专注于嫁接艺术，酷爱月季、玫瑰，并培育出五十多种英国玫瑰。然而这位在“家国梦”破灭之后,欲修身养性不再问任何世事的老人最终还是未能逃离毒打和辱骂。

士可杀，不可辱

在傅雷夫妇临终前几天，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戴红箍的“红卫兵”挖地三尺、煞费苦心，傅雷辛苦培育的玫瑰被连根拨掉。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四天之后，他选择了将一杯和有毒的药水仰脖吞下。

实际上傅在此前已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1958年在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大会结束后，他见到夫人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傅雷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而当“运动”才开始一月，他就向朋友们喃喃自语：“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

也就是在1966年，经过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和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后，这位老人失去了最后值得在这个人世逗留的理由。然后，让后人庆幸的是，这位翻译大师的遗骨得以入土为安。

在听闻傅雷死后，江小燕，傅译名著的一个普通爱好者，从傅家保姆周菊娣那里得知，当时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留尸骨，就毅然冒险来到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傅雷“干女儿”的泪水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她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

之后，她回到家中，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可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

记傅雷

作者：杨绛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濒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上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们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他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又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末一次通话——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六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解放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过天津。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作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个法国朋友，钟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iique d'Art（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别扭。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这传记五种，一部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个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一九六三年我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有个问题常在我心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样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养，来去匆匆，竟未及拜访傅雷和梅馥。“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年轻时只看作李后主的伤心话，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转动的圆架上，摊着几种大字典。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他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傅雷说，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①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问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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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看傅雷《贝多芬传》译者序。

　　　　　　　　　　　　　　　　　　　　　　一九八O年十一月

傅 雷先生小传

1908-1966

傅雷先生是伟大的法国文学翻译家。他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赴法国学习各艺术流派。在法国，他仔细地观察艺术大师们的作品，获得了坚实的艺术文化素养基础。回到中国后，他在出生地上海教授美术。1957年，傅雷被定为“右派”，因无法忍受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的侮辱而自杀。

 傅雷先生以翻译十四本巴尔扎克的小说和在中国流传甚广的作品之一——罗曼 罗兰的代表作《约翰 克里斯朵夫》闻名于世。此外，他还翻译了伏尔泰的一些作品以及梅里美的《嘉里美》。

  傅雷先生翻译的作品中，最著名的如下：

  巴尔扎克：

《亚尔培萨伐尤》，上海骆驼出版社，1946年，1949年；

《欧也尼 葛朗台》，三联书店出版，上海，1949年；

《高老头》，三联书店出版，上海，1950年；

《贝姨》，平民出版社，上海，1951年，1954年；

《邦斯舅舅》，平民出版社，上海，1952年，1953年；

《夏培尔上校》，平民出版社，上海，1954年；

《雨儿胥 米露埃》，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6年，1958年；

《搅水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62年，1979年；

《幻灭》，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8年；

《妇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1987年；

《赛查 毕皮罗托衰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9年；

《巴尔扎克全集》（第五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5），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6年）;

《巴尔扎克全集》（第六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1），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6年）；

《巴尔扎克全集》（第七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2），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6年）；

《巴尔扎克全集》（第十一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21），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8年 ）；

《巴尔扎克全集》（第十三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4），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8年）；

《巴尔扎克全集》（第十四卷：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外省生活场景5），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9年）；

梅里美

《嘉里美，科隆巴》，平民出版社，上海，1953年，1954年。

罗曼 罗兰

《约翰 克里斯朵夫》，商务印书馆，上海，1937年。

伏尔泰

《老实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5。

《扎第格》，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6。

《伏尔泰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