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能老人:[转载]说不尽的王铎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变局。延续了280多年的大明王朝，经历了数十年的挣扎，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中，于1645年灭亡。而满清政权，一个原本臣属于大明帝国的东北小部族，挟矫健暴戾之气，趁明王朝内乱不已之际入主中原，荡平群雄，建立起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的大清帝国。

    明朝的灭亡，在当时的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心中，是一次令人难以接受的翻天覆地的变故。从西周晚期以来，夷夏观念就深入人心。尽管东汉灭亡之后中原早就先后被羯、氐、鲜卑、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所占领统治，汉族文人士大夫却始终在心理上不认同这些“夷狄”政权，觉得那只是华夏文明一时的羞辱。宋明理学的深入人心更加坚定了人们的这一信念。如今，又——次“夷狄”风暴席卷全国，其武力之强悍比前代其他蛮夷有过之而无不及，遂令大明数百年江山沦于一旦。文人士大夫自杀殉国者有之；抗清失败出家遁世者有之；遁居土室不与新政权合作者有之；依违而处世，无可无不可者有之；主动奉迎、箪食壶浆以迎新主者有之；奋起抵抗、力穷而降者亦有之。自杀或抵抗者是极少数，否则满清政权不会如此轻易地赢得胜利。大多数普通百姓面对这惊天的变故，选择了沉默和顺应，何况新政权远比旧政权清明健康。而那些遁世者，那些隐居者内心固然痛苦，那些力穷而降，还在新朝得到了官职的人，其内心也同样痛苦。王铎属于后者。

    王铎(1592一1652)，字觉斯，号嵩樵、痴庵、二室山人、烟潭渔叟等。河南孟津人。少年王铎勤奋好学，聪明过人。王家原为富家，后因豪富侵夺，其父王本仁横遭构隐，遂致家道中落。为振兴家业，王铎拼命苦读，学业过人，不仅时文称雄一时，诗文亦横放杰出，为当世所赏。万历四十二年(1614)，东林党人、孟津人乔允升致仕归乡。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河南大饥，王铎无力学业，遂因友人引见，拜见了乔允升。乔允升非常欣赏王铎的才能，不仅延为上座，且令弟子北面受学于王铎。
    天启二年(1622)，王铎考中进士，选庶吉士。但大明朝廷朝政日非，内部党争不已，阉党与东林人势同水火，朝政几乎陷于瘫痪。王铎在朝中，与文震孟、陈仁锡、倪元璐、黄道周等人交好，对阉党深恶痛绝，屡次上书天启皇帝，要求废禁东厂，认为东厂不废，汪直、刘瑾诸人之祸便没有穷已，认为“国贼不可再加，太监不可典兵，富民不可借贷，淑女不可送，东厂宜罢，地粮宜蠲”。天启六年(1626)正月，魏忠贤授意朝官编纂《三朝要典》，欲为阉党树碑立传，并邀时任翰林院检讨的王铎参与，被王铎拒绝。崇祯皇帝即位后，阉党虽然遭到打击，然内阁大权仍为阉党余孽把持，文震孟、倪元璐、姚希孟等相继或被贬职，或被诬下狱，王铎也被以相同品秩迁官南京。崇祯十年(1637)，王铎自南京回北京，任少詹事，同年又任字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等。此时，明朝与东北的后金政权之间的军事冲突有增无减，明兵屡屡战败，丧师失地，国内又面临着遍地的灾荒和李自成、张献忠等强大的农民军势力，内外交困，惶惶度日。崇祯十年(1637)，首辅杨嗣昌向崇祯皇帝建议暂时和关外的后金议和，倾全力剿灭农民军，并提出了所谓“四正、六隅、十面张纲”的进剿策略。为了达到与后金议和的目的，杨嗣昌暗中遣人入后金幕府，行贿于皇太极左右。王铎等得知后，上书崇祯皇帝，极力反对议和，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杨嗣昌。杨嗣昌大怒，要求崇祯皇帝廷杖王铎，后来虽然没有实施，但王铎当时的政治态度可见一斑。
    在经筵秋讲之时，王铎也没有忘记向崇祯皇帝进谏。在进进《中庸》“唯天下至圣章”时，王铎借机对朝廷为剿灭农民起义军而加派剿响，致使广大人民如处水火之事向崇祯皇帝进谏，力言赋外加赋，使普天之下白骨遍野，官吏敲骨吸髓，民不堪命，牵妻携子，四处流离，惹得崇祯皇帝大怒，讲筵不欢而散。

    崇祯十二年(1639)秋天，王铎返回北京。一年以后，被调南京任职。在赴南京的途中，王铎又回到家乡，遇上老父病故，王铎为父亲守丧，未赴南京任职。四个月后，王铎的母亲也病故了。此时，明王朝已经岌岌可危，到了最后的关头，中原河南一带，李自成的义军和官军反复争夺，战事连绵不绝，加上连年饥荒、旱灾，王铎在

家乡难以自安，便带着家人往来于河南、河北、江苏和湖北之间，到处避乱。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军攻占洛阳，福王朱由菘逃出洛阳，在孟津得到了王铎兄弟的保护，脱离险境，南逃南京。随后王铎也带着家人离开河南向东避乱。从写于1643年(癸未)春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王铎当时的狼狈。他在诗中说：“春暮尚江行，春衣犹未成。空囊双剑涩，孤枕一灯明。浅淡新山色，悲鸣老骥声。欲知鼎鼎意，不仅为休兵。”1643年的秋天，王铎带着家人从南方回到孟津老家，见到家乡居然连房屋都被毁得干干净净，只好流寓到河南北部的卫辉朋友家中，不久又开始避乱漂流。等1644年北京被李自成攻占的时候，王铎远在江苏一带的运河上漂流不定。在漂泊的旅途中，王铎还尽可能地坚持写字写诗，一方面为了排遣内心的愁苦，有时竟也为了换一碗饭吃。在《秋夜》一诗中，王铎写道：“寒风吹朔气，灯火坐中宵。月向家乡白，霜从客梦凋：边城还战斗，弟妹各萧条。万古皇城北，鱼龙夜寂寥。”颠沛流离的生活，让王铎饮尝了战乱流离的苦辛，对杜甫当年的遭遇也增加了一分理解。在《始信》一诗中，王铎写道：“始信杜陵叟，实悲丧乱频。恒逢西散卒，惊问北来人。老大心情异，衣冠禄秩新。浑碱亦不见，泪尽诘青曼。”当世没有定乱的浑碱，泪尽问苍天，苍天却无语。流寓于河南北部的时候，王铎写过一首《如何》：“凡处为安土，如何晏此生。乡人述故宅，残垒对空城。风黯群熊斗，天高林雉鸣。相怜淇右水，萦绕有余情。”
    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后，李自成进入北京，不久又被清军赶出，向西南撤退。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在凤阳巡抚马士英等人的拥戴劝进之下，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监国，五月十五日即帝位，建立南明小朝廷，并于第二年改元弘光。王铎因于福王有恩，尚未到达南京就被任命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不久又升为少保、少傅、次辅。王铎的弟弟王镛、儿子王无党也被封为世袭锦衣指挥使。
    但南明朝廷却是一个腐败昏庸的朝廷。福王朱由菘昏懦无能，权力把持在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手中。马士英等专断朝政，排斥异己，史可法等被排斥在外，内部倾轧无已，却无心面对南下的大敌。王铎见朝中多事，更加失望，遂于弘光元年(1645)二月多次上表请求辞官告归，未获允许。到三月，豫亲王多铎所率领的清军日渐逼近长江，王铎又请督师江北，又不获允许。1645年5月，清军乘夜色渡过长江，直逼南京，朱由菘得到消息，仓皇出逃，移驻芜湖，马士英、阮大铖等尽皆出逃。5月15日，清军已至南京城下，弘光小朝廷人心涣散，军队士气低落，根本无法抵抗。王铎等人也回天无力，进退失据。于是：王铎与赵之龙、钱谦益等率朝中大臣数百人、马步军20万，全部投降清军。弘光政权不久即宣告灭亡。
    满清政权在入关之初，出于壮大势力、稳固统治的考虑，便极力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为自己服务，凡投降者皆待以不次之位。王铎降清之前，其弟弟王镛等已经降清，并入多铎幕下。因此，王铎也受到了格外的优待，被送往北京。入京后，被任为礼部尚书，掌弘文院事，后又任太宗实录副总裁，加太子太保衔。
    早年的王铎，满腹诗书、精通理学，品行端正而又刚直。像无数儒家知识分子一样胸怀大志，力图报效国家，以济天下。而岁月蹉跎，一生无成，使人心寒。在《今日》一诗中，王铎这样写道：“今日又云暮，此生能几何?诗情病后健，勋业梦中多。”建功立业的理想只存留在了梦寐之中。  
    王铎虽然在清代被压制了数百年，但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却冲破时代的禁锢，而散发出光辉。
    明代是一个帖学盛行的时代，明代书法家在摆脱了赵孟频．对书坛的笼罩之后，都力图创立自己的艺术风格。到明代中期偏晚，在江南的苏州和松江一带是明代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书法艺术终于绽放出绚丽的花朵，先后出现了祝允明、文徵明、唐寅、董其昌等享誉全国的大艺术家。而在中国北方，包括北京在内，由于人民的精神气质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不同，书法艺术并未得到大的发展。直到明代晚期，才有个别书家崭露头角。而作为中原河南人的王铎，是其中的最杰出者。  
    任何在艺术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必定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下过相当的苦功，王铎也是如此。
    从王铎自己的叙述来看，王铎自幼学书。其入门范本就是著名的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他自称：“《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王铎《跋(圣教序)》。原载《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荣宝斋出版社)存世的王铎墨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王铎临写的《圣教序》，由此也可见王铎对前代优秀范本的临摹学习不遗余力，保持终生。
    王铎的第二个主要学习的是米芾。米芾是唐代以后对中国书法艺术，特别是行书艺术笔法结体技艺贡献最大的书法家。王铎对米芾书法的临写功夫极深，个别作品已经达到了乱真的地步。更重要的是，王铎之习米芾，不仅摹其形，更揣摩其神韵，并将米芾书法的跳荡爽利、纵横飘忽之神韵熟练地运用于自己的书法之中，融化为自己书法艺术的一部分。他由衷赞叹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模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王铎《跋米芾(吴江舟中诗卷)》)王铎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米芾书法的这种气韵风格情有独钟，反复琢磨体会，并在自己的书法实践中大量运用。到晚年，王铎书法中的米芾气韵已经和王铎自己的书法气韵融为一体，无论行书还是草书，都飞腾跳掷，笔势峻密，夺入神魄。
    另一个对王铎书法艺术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传世已久的《淳化阁帖》。从北宋到晚明，《淳化阁帖》虽然已经流行了五六百年，真正入而能出，化腐朽为神奇，从中吸收前代菁华而熔铸出自己艺术风格的人却寥寥无几。王铎不像董其昌那样有机会和财力购买大量前代名家墨迹以供自己欣赏临摹，也没有多少机会向董其昌那样遍览当世收藏名家所藏前贤伟迹。但他却独辟蹊径，取得的艺术成就超过了董其昌。前人临写《淳化阁帖》，多失之靡弱，或受明的晋韵唐神。王铎虽然对米芾书法下过苦功，却更看重从晋人书法中汲取灵感。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魏晋南朝士族书法成为王铎全力追摹的主要对象。由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向上，王铎更下大苦功追摹王羲之的其他书迹，如《兰亭序》、《十七帖》等。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书法还是诗歌，古人早就说过，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则仅能得其下。所谓“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行有未至，可加功力；路头一差，愈惊愈远。”(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取法晋唐，就更容易接近米芾。取法晋唐，也使王铎的书法获得了更多的活力。所以，王铎提出了书必师古的口号，认为学习书法必须学习古人，具体而言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在《临(淳化阁帖)跋》中王铎说：“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动曰某学米，某学蔡，又溯而上之曰某虞、某柳、某欧。予此道将五十年，辄强项不肯屈服。”别人说他的书法是学米、学蔡，或学虞、学柳，他都不服气，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书法得力于“二王”。在《琅华馆不古帖跋》中王铎又说：“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此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故书古帖，瞻彼在前，忽焉在后，瞠乎自惕。”确实，无论自己的水平怎么样，和古人相比，尤其是和晋唐人相比，就会发现自己和前贤有多大的距离了，王铎说的是自己的真实感受。当时，晚明书坛仍然被以《淳化阁帖》为代表的传统帖学所笼罩，对于像王铎那样飞腾跳掷、酣畅淋漓的书法大多持怀疑态度，并认为王铎的书法属于唐代僧怀素、释高闲一类，虽有风格，却是野狐禅，不能入于正道。对于这一点，王铎并不认同。他在草书杜诗长卷的跋尾中说：“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今天，这种非议早已被历史所遗忘。
    此外，明代晚期盛行的超长的立轴也为王铎发挥米芾书法激越跳荡、大气磅礴的特点提供了很好的空间。王铎的行草书法，不论是长卷短章，还是长幅大草，都笔力遒劲，纵横捭阖，气势夺人，随机自然，变化不可方物，无一处重复，无一笔雷同。仅此一点，当时和后世就无人能及。而其笔法变化之繁富，直可上接米芾，数百年无出其右者。
    在清代、曾经有学者认为王铎磅礴大气的草书是“北方之学”，也即北方人才会学习的书法。董其昌的学生倪后瞻曾经说：“学‘二王’草书，其字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是也。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这里牵涉到一个书法与书写者精神气质的’问题。盖南方主人体肤脆薄，富于灵气而乏雄浑辽阔之大气，故其所喜所爱亦多柔靡华丽，轻薄精美。而北方土既厚重，民风质重醇厚，雄武刚烈，柔美轻薄之气虽难入其心。故王铎书法为北方之学，在某种程序上是一种必然。当然，北方人也多有好南方轻靡华丽者，康熙皇帝以满族皇帝而尤喜董其昌就是例证，但应当说这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王铎的书法艺术在清代影响不大，这一方面是因为王铎降清当了“贰臣”，另一方面也因为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对董其昌、赵孟频书法的爱好并影响到了全国的书风。嘉、道以后，由于帖学衰落，碑学兴起，属于帖学一路的王铎就更加被人遗忘，鲜有人道及。即使偶尔有人提及，也是贬多于褒。如梁谳在《评书帖》中就说王铎的书法“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劲老健，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只为名家”。翁方纲的书法全学欧阳询，但他认为王铎的书法有很大缺陷。他在跋王铎书法时说：“观此卷，乃知王觉斯于书法亦转驰己意，而不知古法也。”“若王觉斯之真楷,则有时争胜董文敏，而共率意行笔则逊之远矣。”这种说法当然不是事实。因为王铎的运笔结体全从古法中来。如前所言，王铎实际上是一个书法的复古者。翁方纲学书泥古不化，自然不能理解王铎的创新价值和意义。也有人认识到王铎书法艺术所具有的价值。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就说：“明自嘉靖以后，士大夫书无不可观，以不习俗书故也。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废之!”到晚清，力倡碑学的康有为等因为追求个性，崇尚骨力，才重新认识到了王铎书法的宝贵价值。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出王铎的书法胜过董其昌，而吴昌硕则更声称王铎的书法是“有明书法推第一，屈指匹敌空坤维”(吴昌硕《缶庐集》卷四《孟津王文安草书卷诗》)。虽然和文徵明、祝枝山、董其昌等相比难分伯仲，但这种评价比较接近于事实了。
    伟大的艺术成就是可以穿越时空，跨越非难而达于永恒的。

                                                                     李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