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裁重生妻小说排行榜:第六篇：两江淌出一条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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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去，汉水西来——两江水流淌出的汉口之正街，凭藉“占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的天然港埠，催生出“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盛街市，商贾百工，引领明清潮流；五行八作，聚散四方奇货。挟裹汉正街之盛名，汉口遂由“五百年前一荒洲”，演化为“天下名镇”。悠悠五百载，汉正街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汉口文化。

汉口，即汉水入江之口。历史上，汉水汇入长江的地点曾多次改变。距今约520年的明代成化年间，汉水终于低下其桀骜不驯的头颅，完成了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改道，将出水口选择在汉阳龟山北麓一片开阔的地带。
于是，便形成了汉口最早的街巷——由河街逐渐延伸而孕生出的汉正街；于是，汉口便由“满滩芦花、鱼跃凫飞”的荒滩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渐成四方淘金者乐园，从五方杂居直至华洋荟萃，迅速崛起成为商贸巨镇。由此，武汉沿袭千年的武昌、汉阳“双城记”，演化为“三城会”，武汉三镇隔江鼎立格局奠定。
汉正街与汉镇肇始
“泽国舟为市，人家起竹楼”。在明代天顺、成化之前，汉口最初的居民点集中在汉水入江沿岸的狭长地段，那时的武汉人称汉江为“小河”。在木船时代，“小河”入江口水域开阔，水势平缓，水深适度，比长江更适合行船走水、避风泊靠。南来北往的商贾船夫沿着小河筑圩、修堤、填土、打基，建起一座座吊脚楼。于是就有了码头，有了贸易，有了街市。到明朝万历年间，汉正街一带便已形成市镇，店铺、行栈接纳四方客商。这便是汉口作为商业贸易中心的雏形。“汉口之盛，所以由于小河也”，范锴在《汉口丛谈》中如是说。
汉口的形成史，也是一部抗洪史。而汉口人最早的治水为市，正是围绕汉正街展开的。长江之水、汉江之水、后湖之水，是汉口的三大水患。汉口最初的街道是河街，然后有了正街、内街、夹街，再有里巷。直到1861年开埠前，汉口的发展一直是牢牢地以“小河”为根基，然后在防水填土中逐步向北、向东延伸：向北而有了利济路、中山大道；向东而有了黄陂街、江汉路。
今日汉正街西起硚口，东到集稼嘴，全长超过3公里。但据《汉正街市场志》、《续辑汉阳县志》等文献记载，历史上的汉正街分为上下两段，贯穿汉口全镇。上段西端在硚口，东端通小河口龙王庙。下段由黄陂街起，直抵租界区的洋街。而且汉口的街道在500多年的发展扩张中，早期是以汉正街为基线，凡与汉水、长江平行的东西向街道，称为某某街，主要干道则称为某某大道；凡与汉水、长江垂直的南北向街道，通称为某某路。
改革开放后，汉正街成为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引路人”。1982年，《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汉正街因此声誉鹊起，成为全国商品流通领域改革的排头兵，赢得了“天下第一街”的美誉。其实，汉正街20世纪80年代初的崛起，只是源远流长的汉正街商品经济的一个复苏。而数百年汉正街商贸史，完全可看作汉口商业史、乃至中国明清以来商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汉正街商业的第一个辉煌期出现在明朝末年。众所周知，汉口在明朝末年时就与河南的朱仙镇、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而据文献记载，汉口城市重心从沿河转移到沿江肇始于近代开埠之后，汉口的商贸中心从沿河汉正街一带转移至中山大道则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此足以证实，汉口之为“天下名镇”，所仰仗的正是一条汉正街。
清代，汉口镇的港口运输业突飞猛进。汉口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处，水运畅达。在传统的帆船运输时代，川江、汉水和洞庭湖流域与下江间的货物交流，都通过汉口转运。清初以来，汉口便是两湖淮盐分销、漕粮转运及农副土特产的贩运中心。徽州人吴中孚曾称汉口是“天下货物聚买第一大码头”。另一个徽州人则分得更细：“汉口为船码头，镇江为银码头，无锡为布码头。”所谓“船码头”，形象地道出了汉口为华中、西南、西北诸省的水运中心地位。
当年的汉水口北岸，从硚口到集稼嘴，江面上商船穿梭不息，岸边大小码头林立。其中著名的有八码头，即二十八码头、大码头、四官殿、花楼、关圣庙、老官庙、接驾嘴，正所谓“二十里长街八码头”。清康熙年间此地设立汉口巡检司，始称为汉口镇的正街，又称“官街”，沿街店铺林立，八方商贾云集，街情民风淳厚。汉正街市场西段以粮、油、棉、什业居多，东段以药材、参燕、金银、票号、典当为主，中段最为繁荣，密布百货、布匹、山珍、海味、纸张等大小商铺。
清同治三年（1864），汉阳郡守钟谦钧等修筑汉口堡，沿堡辟出玉带、居仁、由义、循礼、大智、通济等8座堡门，外有深壕环绕，桥梁相连，既便于布防守卫，又可抵御洪水。清道光十四年修建的保寿硚现仍存原处，它是硚口之为“硚口”，而非“桥口”的惟一历史见证。
当年，汉正街的商品以品种多、式样新、销路广、价格廉的优势，辐射到全国各地。“山、陕需武昌之茶，苏、湖仰荆、襄之米，桐油、墨烟下资江浙，杉木、烟叶远行北直，亦皆于此取给焉”。《汉口丛谈》所记的八大行大都集中在汉正街。明清之际，汉口近郊出现了常年雇工100余人的纺织工场，所产棉布多由汉正街花布商包买，经加工染整而转销各省。《大清一统志》称汉口为“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
随着商业的逐渐繁盛，汉口镇由汉水沿岸扩向长江沿岸，顺长江也次第修建起码头。到清同治七年（1868），汉口汉水沿岸到龙王庙有码头35个，长江沿岸从龙王庙到江汉关有16个。20世纪初，随着汉口民族工业的发展，至1928年，有各类专用码头25个，一直延伸到皇经堂、古茶庵一带。汉口开埠后，外国商人陆续来汉办工厂、开洋行，至1910年，汉口有大小洋码头74个。至解放前夕，武汉有水码头243个，陆码头220个，码头工人5万左右。
应该说，汉水码头水运的繁荣带动了整个汉口乃至武昌、汉阳港埠的兴旺，汉正街的商贸市场由码头发展到河街，又由河街发展到正街，推动整个武汉市场向纵深发展。
汉正街不仅以商业贸易名闻海内外，其数百年历史发展也孕育出独特鲜明的汉正街文化，并继而发展成为多姿多彩的汉口文化。“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当时这里云聚着来自各省的商贾和各行各业的手工业生产者和商家，商铺比邻、会馆林立、庙堂棋布。多年过去，惟可见证这段历史的，除了史志的记载，就是世代汉正街人在这里苦心经营的规模宏大的街市和各类会馆、书院、庙堂及近代工业化的厂房等。汉正街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经济意义上的商业街区，而是一个具有老汉口商业底蕴的文化街区，它孕育了多元荟萃的汉口文化。汉正街南北汇聚、五方杂处的地域特点，也使汉正街文化呈现出芜杂多样的景观。
汉正街依江而兴所形成的“码头文化”，恰如水的流动，具有包容集散的商业地域文化个性。不同籍贯和行业的商贾云集沿江大码头，争生意、打码头，有着某种不同程度的强悍与义气。商味、强悍、义气及文化品位构成汉正街“码头文化”的基本特色。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文化既带有鲜明的世俗特征，同时又有较强的包容性、复合性和多元性。
汉正街一带的街道纵横交错，街面狭窄，形成错综复杂的街巷文化。据清道光年间统计，称为街的有32条，称为巷的有64条。街路颇狭隘，人车来往固然不便，即使是在今天，很多人进入汉正街后仍不辨东西南北，但是这些老街老巷留传至今本身就构成了一道文化奇观。
汉正街早在明末就是中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商业组织联系的日益频繁，形成了汉正街“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商业文化。明末清初，汉正街商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竞相兴建同籍或同行业公馆、公会组织。据《夏口县志》统计，汉口各会馆、公所最多时约达200处，绝大多数集中在汉正街一带。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宝庆会馆、江西会馆、山陕会馆、新安书院（徽州会馆）等。纷繁众多的会馆、公所在自行调整营业、打开商品流通渠道、解决同行业内部纷争、发展汉口外贸、稳定汉口市场等各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构成了汉正街文化的一大奇观——会馆文化。
汉正街旧时的字号招牌，不仅选用坚固砖石和上等木材，还在牌号字上贴金堆沙做字，并不惜重金聘请当时名人或书法家题写。民国初年汉正街老大兴酒楼招牌即为夏口知县侯祖畲亲书。颇有特色的字号招牌，体现了汉正街“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商业伦理文化。据清朝朱彭寿在《安乐永平宝随笔》中记载，汉正街招牌名号常用字有“顺裕兴隆瑞永”等56个，这些字能组合成讲究义理、有俗有雅的招牌名号。有的招牌直白言利，如伞号“苏恒泰”、蛋行“丁义顺”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走出了一大批后来在武汉商界享有盛誉的百年老字号，如叶开泰、汪玉霞、谦祥益、谈炎记等。这些老字号浸润着老汉口百年的历史文化，时至今日仍让人咀嚼到历史文化的余香。有300年历史的叶开泰药店以“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为信条，今武汉健民制药厂的前身即叶开泰。旧时，在江汉平原一带流行女儿出嫁买红蓝苏恒泰伞各一把，男持红、女持蓝，以喻“红男绿女，婚姻美满”之意。
繁荣的商贸，催生了汉正街质朴清新的商业建筑文化。这里街道狭窄，小巷古风犹存。沿街的商号多为二层楼，以立帖式木构架为主体，砌以砖墙，冠以青瓦。在一二楼之间架一粗大横梁，并雕饰龙凤图案，涂以红漆；门柱、楼板和顶架为木结构，层顶铺以瓦片；朝街门面既有全敞开式，也有外窄内敞式。各种会馆、同业公所和衙署，推出了风格迥异、高耸巍峨的建筑，其高大的围墙、庄重的门楼、飞扬的屋檐、高耸的廊柱，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汉正街也曾经是汉剧和楚剧的“窝子”。作为一个大码头，身居期间的一些大商贾，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汉正街在历史上不仅是汉口镇集市的“正街”，还因设过地方官署、会馆而被称为“官街”。当年漕粮和盐运两大行当，促成汉正街成为一个大码头。码头居民的文化品位都很高，曾时兴一种“雅集”，即聚集在一起写诗、作画。清朝时汉正街的客商中出过一位浙江乌程籍的文学家范锴，他的《汉口丛谈》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他的竹枝词则能与当时一些大词人的诗词媲美。另一位画家闵贞曾给当时的班禅画过像，后来他在汉正街的大通巷盖了一座“看山读画楼”。清末民初，汉正街甚至还设有书院……解放后，汉正街一带也走出了一批知名文化人，还有几位科学家。
如果说，两江淌出了一条汉正街的话，那么汉正街无疑是近代汉口肇始并迅速崛起的一个“引擎”。一条汉正街直接影响着汉口的文化形态与汉口人的文化性格。
汉水码头与码头夫
范锴在《汉口丛谈》中描绘汉口“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外。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洵为九州名镇”。当年，无论是汉正街，还是整个汉镇的兴盛，无疑依赖于天然良港——汉水码头。
明末清初，汉水上是千舰万艘，汇集江浒，北岸八码头，南岸虽已称汉阳，但仍是辅助汉口港的泊船码头。各地来汉商船，均有传统的停泊码头，江西及湖北本帮商船集中停泊汉水口北岸，来自四川的商船则停泊汉水南岸，而在汉口工商界处于中坚地位的下江商人与徽商，自然泊船于汉口两岸最便捷的码头。据当年外国人目击，描述其盛况是“载货物码头则有二十余处，所有船舶俱湾泊于港内，舳舻相衔，殆无隙地，仅余水中一线，以为船舶往来之所也”。曾有人作过估算，当年汉水两岸所停泊之船只常在二万四五千艘左右。汉水口两岸码头区，作业繁忙，甚至通宵达旦，故而当年有人吟咏汉口是“万家灯火彻宵明”的不夜之港。
明清之际，汉水从小硚口至集稼嘴（接驾嘴），地势平坦，江汉汇流，利于船只停港避风，水陆交通便捷，因而街区、工商业云集，并成为码头夫谋生与定居之所。长堤街、汉正街一带药材布匹各行各业，星罗棋布；粮行商号，堆栈店房，栉比鳞次；长江汉水，铁驳木船，帆樯林立。得天独厚的寸金之地，促使码头搬运业兴盛不衰。
汉水沿岸大大小小近30个码头上，皆由码头大头佬、小头佬统领着码头夫，按照帮口势力与宗派范围，划分区域，搬扛货物，起坡下坡，不得有一点超越，否则即会酿成一场“打码头”流血械斗。码头上的大头佬，通常是身着白裤褂，腰系黑飘带，头戴大礼帽，能武善打，威振一方，坐地分成。头佬下有扁担名额的搬运工，每搬扛一天货物，按码头当天收入，由头佬按份分钱，每人三五银元不等。无扁担名额“拉洋荒”的临时工，则按四六、三七，甚至二八开，辛苦一天只能得几角、块把钱。但若想补上一条扁担名额，须向头佬交付二三百银元的扁担费，武汉关以下卸洋货的码头，甚至需交六百至八百银元。如此高昂的扁担费，使众多“拉洋荒”的临时工，不敢问津。
汉口开埠前后，汉口接驾嘴下码头的头佬叫李大汉，统领80多个码头夫。起坡货物多系湖南新化驳船来之煤炭，另有汉阳、黄石等地的石灰。由于石灰涨力大，装灰船都是两头尖尖、高高翘起的专用“压哨船”。大批煤炭起坡，头佬即指派“大班子”工用大竹筐抬，一筐重达300余斤。零星散煤则安排“小班子”工，用小箩筐挑，每担资力约3角钱。
流通巷系当年的大码头，头佬有刘文雄等“八大罗汉”，麾下有100多号码头夫。起坡货物多为大宗食油与皮油。食油一般用大铁筒装，每筒380斤，最重的达460斤，起坡力资4元。皮油乃作肥皂、蜡烛的原料，多用糊皮纸的大竹篓包装，每篓也有200来斤，码头夫常用扁担抬，口里喊着“嗨啊哟”的号子，一步一踉跄地缓慢行进。大新码头，起坡货物系小量药材、煤炭与石灰，头佬叫童麻子、姚老大，统领码头夫50来人。萧家巷分大小两码头，头佬萧月生等，主要起坡江西的瓷器及湖荡运来的芦柴。
沈家庙是一个大码头，近临药帮巷，因而头佬胡玉清率诸码头夫主要起坡中药材，服务于汉帮、浙帮、江西帮、咸宁帮经营的药材行、药材栈、药材号、药材店等。药材一般都是大件，每捆300—500斤，有的重达800斤，须用两排跳板，两条扁担，四人打起号子才能起坡。因长堤街办有两个大酒厂，此码头也常有坛装篓装酒起坡下坡，抬酒码头夫喊起号子来，声音拉得很大，调子悦耳动听。
宝庆码头则是清一式的湖南帮，因附近曹祥泰、坤记、申记几大米店，该码头主要搬运大米，宝庆人也经常在码头经营拆旧船木料生意。大水巷码头主要起坡从老河口运来的夹子花、汉川的砣子花、天沔的土色花，每包重约180斤，皆由码头夫肩扛背驮。永宁巷、五彩巷、石码头，主要起坡由荆门、天门、襄樊等地运来的粮食，这些粮食都进入坡上的永丰、顺义等八大粮行，再分销市内。运粮多在酷暑季节，船载粮食又是散装货，搬运工进入船舱内灌包，恰似在蒸笼中操作，常常是汗流浃背，口干舌焦。灌装粮包足有200来斤，码头夫扛在背上，头顶烈日，脚踏跳板，真正是举步维艰。
小新巷是水果大码头，夏秋旺季，苹果、李子、桔子、香蕉、西瓜等鲜果篓装船载，堆积如山，码头夫日夜背扛肩挑，起坡分送各水果行栈。还有利济、泉隆、竹牌、武圣、于是巷、邱家等码头，各有头佬统领码头夫搬运各类货物。在元月旺季，各码头上下，人来人往，穿梭不息，号子声、吵嚷声，此起彼伏，一派喧闹繁杂的场景。
明清时期，汉正街与汉口的迅速繁荣，离不开商船贸易，离不开船夫及众多码头夫的辛勤劳作。船夫们为谋生计，冒生命危险，行船于大江风涛之中，覆舟丧生噩耗时有所传。码头夫的命运则更凄惨，他们大多系破产失地的农民，为生活所迫而背井离乡来到汉口，找到做码头夫的席位，才能“落寓偏僻小饭店及沿江、沿河棚厂”，“力趁糊口”。没有活干的，则在后湖一带荒郊临时搭起窝棚栖生。他们被官方嗤之为“不耕、不织、不贾、不商之民”，“庞杂足虑”的社会“危险分子”。
汉正街的“淮盐巷”
汉正街紧靠武圣路（今武胜路）处，有一条300多米长的小巷，名叫“淮盐巷”。清代，淮盐的税收机构“督销淮盐局”便建在近旁的武圣庙，汉口淮盐商人的组织“淮盐公所”也在这里。清初，汉口的盐商多集中在此居住和从事盐业交易活动，200多年间，曾盛极一时。附近还出现了淮盐一巷、淮盐二巷，这些地名，都与盐务有关。
汉口淮盐运销的来历，最早要追溯到明代。明万历四十五年（1616），建立了商人垄断公盐运销的制度，即所谓“纲法”，由商人运销的盐使叫“纲盐”。据《汉阳县志》记载：万历初年，盐商的巨大盐船在许多小郡无法停泊，便“群聚武昌之金沙洲，此汉口盐行之始也”。因为汉水沿汉正街一带的码头便于停靠大型盐船，从此，淮南纲盐就由长江船运至汉口停集，然后再分销湖北省各州县口岸。汉口的淮盐经销业务，逐年不断兴旺。淮盐巷因地处汉正街中段，又靠近汉水的各大码头，很自然成为淮盐贸易中心。
清代淮盐的经销采取额派制度，即通过官府给盐商发行所谓的“引凭”，每“引”可贩盐364斤。为方便运输，每引又可“解作四十四包，包重八斤四两”。雍正、乾隆年间，湖北额派淮盐557092引，后又加至559618引，合二亿三百多万斤。至清代乾隆年间，清廷户部还规定：湖北、湖南两省淮盐在汉口分销。因此汉口镇的“盐务一事，亦足甲于天上，十五省中，亦未有可与匹者”。（乾隆年刊《汉阳府志》）汉口盐业在嘉庆、道光年间更是盛极一时，至咸丰元年（1851），运销淮盐达4亿斤，各地盐商纷纷集居汉口，形成“十里通津驻盐艘”的盛况。这段时期，也是淮盐的鼎盛时期。
食盐是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淮盐运销由盐商垄断后，他们便勾结官府，任意加价加耗，甚至掺兑泥沙，从中牟取暴利，老百姓无可奈何，而盐商们大发横财。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曾描写道：“上街盐店本钱饶，宅第重深港一条。盐价凭提盐课现，万般生意让他骄”；“一包盐赚几厘钱，积少成多累万千。若是客帮无倒账，盐行生意是神仙。”这时，由于盐价不断上涨，盐商们都发了大财。康熙年间，每引盐价银4两4钱（《续辑汉阳县志》），而到了清末，每引盐竟涨至白银30余两。当时便有人慨叹：“楚中数百万生灵之膏血，无不输于淮上。”
盐商们发了财，便大肆挥霍，在汉口盖起了许多园亭，《汉口丛谈》记载江苏丹徒盐商包云舫，经营淮盐“手致数万金”，其胞侄包包山修建的怡园，为“汉上胜地”。辛亥革命以后，“纲盐”制度废除。盐商们有的改业，有的回原籍，淮盐巷便冷落了。
如今的淮盐巷，仍保留着叶调元竹枝词里唱的“宅第重深巷一条”的风格。这条笔直、干净的巷子，在汉正街商业区里，显得难得的宁静。整条巷子，全是两层楼房，3米宽的水泥通道，被一个个过街楼分成明暗相间的一小段一小段。这些过街楼，旧时全是雕花木，后来改用结实的水泥板了。当年淮盐监销总局旧址，如今门面朝汉正街街面，建筑坐南朝北，排面宽阔，门柱高耸，前廊宏伟，透出昔日衙门之威严。
汉正街的西关帝庙
汉正街附近，曾有一个西关帝庙，历史悠久，影响颇广。
西关帝庙是清朝道光年间（19世纪初期），由山西、陕西两省旅汉商人筹款公建的，当时为“山陕会馆”。馆址西起全新街，东邻药帮大巷，建筑宏伟，规模甚大，是当时汉口诸会馆中较大的一个。由于馆内修有殿，供奉“关帝”，所以又称之为“西关帝庙”。
西关帝庙座西朝东，黄色琉璃瓦，绿边金纹云头檐，其大门门楣轩昂，约5公尺高，上有一块横石匾，刻有“云中白鹤”四个大字。里面是两层大殿，一个大花园。前殿筑有一个大神坛，坛上有一座大神龛，金碧辉煌，横额上嵌着紫木雕塑立像。左侧是头戴金盔、身披铠甲、腰悬宝剑、捧着金印的“关平”雕塑立像。右面侧是大眼虬须、相貌威武、头戴英雄笠、身披将军氅、一手执着青龙偃月刀的“周仓”雕塑立像。神龛前摆设着铜香炉，两旁各放着一个3尺高的雕花紫铜烛台。神龛两旁各挂着一盏精致的宫灯。坛台前的石阶，石阶前的地上放着三个朱红拜垫。大殿上挂着几十盏华丽的琉璃纱灯。大殿两旁雕有盘龙的大柱上悬挂着紫木金字的对联。大殿前面两侧是一人多高的钟楼和鼓楼；大殿后面两侧修建有客厅和住房，都挂有字画，里面的陈设都很华丽，长期住着主持会馆事务和管理庙里事务的人。每天到这里的山陕仕商和朝拜关帝的民众，络绎不绝。逢年过节，这里的鞭炮不断，山陕会馆还大摆筵席并请戏班子唱戏，以示庆祝。
殿是个面积很大、画栋雕梁的大厅，正中悬挂着关帝画像和对联，两旁挂着数十幅书画，大厅里摆放着很多檀木桌椅和茶几，屋上面四周都挂有精致的琉璃纱灯。这是山陕同乡联谊聚会之所。大厅两侧修建有几十间大房，陈设富丽堂皇，供山陕仕商旅汉寓居之用。楼上是堆货栈房，供山陕旅汉商人堆放货物之用。
大厅后面搭有一个大戏台，戏台正中悬挂着关帝画像和对联。戏台后面是更衣室、厕所、浴室、娱乐室、厨房。戏台对面修建有弧形看楼和房间，供女眷看戏和休息之用。戏台前堆放着一些看戏用的椅子。
最后一层是一个规模大、面积宽、环境幽美的花园，园内顶额刻有“山高水长”四字的横石匾。里面修建有凉亭、水榭、阁楼。阁楼里供桌上摆放着一个玻璃神龛，神龛内供奉有关帝塑像。四周有荷花池、喷水池、假山和双龙戏珠石桥以及石雕的赤兔马。并种有很多树木花草，是山陕旅汉仕商避暑之胜地。
西关帝庙由于建筑宏伟、华丽庄严，远近闻名，曾盛极一时，所以西关帝庙附近一带都称为“关帝街”。
随着时代的变迁，物换星移，西关帝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在1852年12月29日攻进汉口后，曾在这个西关帝庙内住了310多天，指挥进攻武昌的战斗。
汉正街的山货行
汉正街的沈家庙临近接驾嘴（今集稼嘴）码头，旧时这一带的山货行帮兼有汉水与长江中上游一带的两帮帮客。
沈家庙山货行行帮所经营的几百种山货中，最常见的有百余种，但主要是三大宗，即猪鬃、杂皮、生丝，且大部分出口，销售数量很大。猪鬃、杂皮两类中分目极细，山货商将猪毛分为二类，长的为鬃，短则曰毛，猪鬃又分黑鬃、白鬃，猪毛也分白毛、黑毛、花毛。鬃与毛价格相当悬殊，中等质量的猪鬃即与猪毛的价格相隔10倍，最长的猪鬃曾卖到3000多银元一担。白猪鬃大都用作牙刷料，黑猪鬃则主要出口。猪鬃以交易金额而言，约占整个山货流水额的七成以上，是山货行流水的最大宗。
杂皮中最畅销的有黄狼皮、家野兔皮、猪獾皮、狐皮、家野猫皮、獭皮等等。以狐皮、獭皮最值钱，黄狼次之。狐皮每张20银元左右，獭皮则以尺计，每尺值40银元。兔皮最贱，每张仅1毛钱左右。杂皮销量最大的要数狼皮与野兔皮，有时一家山货行一天就能卖出野兔皮几万张。狼皮以出口为大宗，大狼皮每张常年为4—6元，有时高到8元一张，主要用于制作皮衣与毛笔。每年春、冬两季，沈家庙山货行每天销售狼皮几千张，有时甚至过万张。
生丝以市两为论价单位，每两约3毛钱上下，主要是夏季的生意，与养蚕季节相联系。卖生丝的多系小本生意人，天门、沔阳一带人居多。天门人常肩挑一担像大黄桶般的大篾篓，冬天挑两篓野兔，夏天挑百十两黄丝，到沈家庙卖掉后，又从汉口买回两大篓煤油灯罩。山货帮常称他们是灯罩子客与鸡鸭客。但他们人数多，一批就是好几十上百人。
山货生意带有季节性，既与山货出产时期有关，也与农忙农闲相联系。一般秋冬与初春是旺季，其余则为淡季。销售杂皮多在旺季，销售生丝多在淡季，猪鬃则四季都有生意，但旺季生意更旺些。
沈家庙山货行帮与汉口一带的猪鬃号、杂皮号、丝行等行商关系密切。这些行商有的是畜产公司的“头脑”，有的是当时汉口英、美洋行的买办。山货行中先后以胡三泰与张福隆两家生意最为兴隆。胡三泰当时每天的经营流水常在拾万元以上，每天业务招待费用都需花五六百银元。张福隆鼎盛时期日经营流水亦达数万元之巨。至武汉解放前夕，沈家庙仍有山货行18家之多。
各山货行业务规模不一，设置也相异。较大的山货行除本人自任老板或经理外，还雇请“先生”、“小倌”、“杂员”五六人或七八人不等，规模小的则只请先生、小倌各一人，也有老板一个人“一末带十杂”的。此外，有的山货行还设有“分账先生”。所谓“分账先生”，即本人有一帮客路，但自身无行与资金，便附于某家山货行名下任分账先生。他本人拥有的客商到汉后，山货商品就在这家山货行销售，扣得的佣金则与这家老板平分秋色，各复员一半。分账先生平日膳食则由该山货行负担。
沈家庙山货行还一度树立起买卖公道的形象，当然这只是一个表象而已。行帮中流行一句话：“卖客不来，生意垮台”，即所谓的“望天收”。因而山货行对联系、招待卖主格外用心，并不惜花费。他们经常给常客去信报告汉口山货行情，信件一发就是几十乃至上百封。每到旺季，有的山货行就会派专人出远门，以联系客商为主，兼收部分山货。客商到汉落栈后，老板则总要请他们吃馆子、看戏，或逛新市场。花费多少，常视贩运货物数量而定。每家山货行都设有许多房间、铺位，供给卖客食宿，并按同行议定的统一价格收取伙食费。
山货买卖的成交，主要由买卖双方出面，行老板从中撮合，价格议定后当面交货，由买主随身带走。晚间由行里派人到买方兑账，然而再回来登账，给卖主开付清单发票算钱。惟有猪鬃交易颇特殊。先是买卖双方出面，行老板拿着算盘给卖主开价，然后又用算盘给买主还价。但行老板却用算盘玩弄花样，如卖方开价16元，行老板却把算盘一摇一拨，买方一看算盘往往是每斤18或者20元；而买方还价14元时，行老板又将算盘拨至8元或10元，告诉卖方对方只出这个价。于是卖方再降点，买方稍添点儿，如此反复，价格就算议定了。此刻行方报出议价，称之为“响盘”。行方响盘后，买卖双方无异议，价格就算定了。接着再看下一笔货或另一客商的货，陆续成交。
如货物数量太多，则需另择场所协议。一般多在茶馆、酒馆、烟馆进行。沈家庙河街曾有临河、锦福两茶楼，就是专做山货行生意的，当年的山货生意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成交的。汉正街升基巷的景阳、大兴两家酒楼，还有一家烟馆，也是山货行与客商经常落脚之处。一般茶资多由行老板支付，酒楼与烟馆消费则由买方负担。因为行方需巴结卖主，不然就无客上门，买方则需巴结老板，不然就不易买到好货。货卖给谁，权力全在行老板手上。
通过在烟馆、酒楼将议价确定后，行老板回行栈将买方出价告诉卖方，如果客人愿卖就算成交。然后就由行里把货物送到猪鬃商那里。买主不随身带走货，就有作弊的机会。客家常将货分成两类，先看好的，后交坏的，这叫“走马换将”，有时还喷些水增加重量，行方与卖方一般是通的。客家作弊后，就会把货交给账房保管，这时老板又会瞒着客家再次作弊。或再喷一次水，或在秤上耍花样，赚点秤。山货行老板都有三大本钱：一张嘴、一把算盘、一杆秤。特别是一杆秤，差不多老行老板均善于耍弄。
“药帮”与“药王庙”
早在清代初年，汉口由于市场繁荣，百货纷呈，再加上交通便利，“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因而在本省及外省商贾，群集于斯，商业行帮组织如雨后春笋。其中，最有力量者为八大行帮，即盐行、茶行、药材行、粮食行、棉花行、油行、广福杂货行、纸行。其中，药材行始终在八大行中占有重要地位。
清初诗人描绘汉口经销的货物便说其中“药料香过岭”。清代末年，汉口已有药材行28家，年贸易额白银300余万两。道光年间（1821—1850）汉口药料行业已形成的行会组织有：三皇殿，系汉口药材行的会馆，建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旧址在药帮巷附近；药王庙，系覃怀帮药商的会馆，建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地址在药帮巷侧；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的仁寿宫，系江西清江帮药商会馆。
如今，在汉口的这些药材行帮会馆中，尚有遗迹可寻的便是药王庙。药王庙位于汉正街附近的药帮巷侧。方志记载，距今约300年前，现药帮大巷西侧，离长堤街不远处，有一座规模宏大的药王庙。药王庙的兴起与变迁，同汉口的药材业经营密切相关。《夏口县志》写道，药王庙是在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由怀庆府河内县、武陟县、温县、孟县在汉口的药材商集资兴建，主持其中的是贾椿园与陈荆山。初名“怀庆会馆”，乾隆年重修时，改名“覃怀药王庙”。其性质“纯粹怀药营业”，凡西货、西药、京杂货商号不准入帮。今天，在药王庙残存的建筑物墙上，尚有清末补刻的石碑两块，这两块碑文详细地记载了药王庙的确切范围与修建时间，可补《夏口县志》之不足，是考证药王庙及其附近一带历史变迁的有力佐证。
其中，有一块碑刻的是吴来雨卖地契，内容说的是吴来雨“将自置荒地一大段，坐落循礼坊，坐北朝南，北至堤，南至街，东到大巷，西至杜家巷”，“卖于怀庆会馆，修建覃怀帮药王庙名下为业”，时间是“清康熙二十八年”。这份卖地文契，不仅详尽地说明了当时怀庆会馆买地，是为了修建“覃怀药王庙”，而且，庙址北至长堤街，南至新安街，东到药帮大巷，西至杜家巷，四周墙界，如今尚历历可考。可见其规模之大。第二块石碑是张本原的卖地契。张本原将“祖遗后湖荒地一段，因逐年淹没，难于收获。合家商议，情愿贱售，另图生理。先尽亲族，均不承买。请凭中证说合”，甘愿“卖于覃怀帮药王庙名下为业。其地坐落循礼坊，水涨为濒湖，水退为荒地。其界东抵新安书院，自新堂界；西抵西会馆界；南抵某地并雷祖殿后界；北抵新安书院界。……时价大钱壹百串”，落款时间也是“康熙二十八年”。
从碑文中可见药王庙当时范围之大。到了乾隆年间，汉口药材业更为发达，成为汉口商业一大行帮，称为“药帮”，尤以药王庙四周药材行更多，故庙附近的一条街叫“药帮大巷”，附近小巷也分别叫药帮一巷、二巷、三巷等。由于覃怀药商在汉口人数众多，而又颇饶资财，故在乾隆年间（1736—1795）除了重修药王庙外，还在药王庙东侧修了一座别墅叫“豫成园”。地点正当今六水街口，四十四中一带，据清人程耕云的《豫成园记》所载。园内不仅有亭台楼阁，而且有池沼假山，“轩窗明画，花木扶疏，别饶幽致。”《记》中描写园中之楼是“绀榭细楹，朱甍碧瓦，摩天百尺，踏云一梯”。楼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至晚清，豫成园毁于战火，以后又为居民所取代。但如今人们在六水街口路侧，仍可看到残留的汉白玉雕花石柱础，尚可供人考其遗迹。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后，西药渐渐运入汉口，中药材便不如过去那样兴旺，药王庙也逐渐开始冷落。进入民国后，药王庙改为“覃怀小学”。解放后，学校更名为“药帮巷小学”。因原有的建筑物及药王大殿年久朽败，将其拆除，兴建了教学大楼与办公楼。在修理加高校操场时，原有的大殿前浮雕龙台阶，也被埋入地下了。如今校园后残存的大量建筑物，已改为民房，但人们从残留的高大厚实的外墙上，仍依稀可见当年建筑的痕迹。庙东的豫成园，除建了一些宿舍楼房外，还在附近修建了四十四中学。
汉正街货郎百态
昔日的汉正街，既是四方客商淘金的天堂，也是小商小贩们赖以谋生的一方乐土。尤其是初夏季节，汉口多晴少雨，并不燥热，正是各类小贩们“挣分子”的黄金季节。每届午后傍晚，十里长街，流动“货郎”不绝：日用百货、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或高声吆喝，或借响器招揽。千姿百态，组成一组“货郎百态”市井图。
“噗咚咚当啷……雪花膏、香肥皂；噗咚咚当啷……爽身粉哎——蚊子一见就跑，宝宝一宵睡安稳哎……”，有奏有唱，绘影绘声。20世纪30年代汉正街货郎，常手执2丈余长一木棍，上穿一面皮鼓与直径约2寸的小铜锣，左右缀两个小球，举手摇动便锣鼓齐鸣。加上货郎那一串串亦庄亦谐的吆喝，常常引得不少家庭主妇将其唤至门前，驻足一户则四邻围观。这些货郎不挑担、不提篮，身背一只木制竖柜，顶部与三面都嵌有玻璃。背起走时盖过头，放在地上与肩齐。柜子擦拭得乌光油亮，像玻璃水晶似的透明。柜子里货品，除叫唤吆喝的物事外，还有大小针、棉线、五色线、按扣、纽扣、橡皮带、万金油、丝光袜子、玻璃球玩具等。其中最让妇女喜爱的要数那“花样”。旧时妇女多穿自制布鞋，青年女子又喜欢在鞋面绣上色彩艳丽的各式花样图案与吉祥字样，如丹凤朝阳、月园花好、喜上眉梢、并蒂连理、孔雀开屏、比翼双飞等等。很多妇女会围着货郎柜挑选绣花底样，为选取所钟爱的“花样”，不惜耽搁老半天。而货郎们总是面带微笑曲意迎合，拿出一两本厚厚的“花样本”任其精挑细选。当年一双鞋的“花样”也不过几分钱，但货郎们的耐心与微笑，至今仍留在那些上了年纪的老辈人心里。
如果说卖百货的货郎的吆喝尚带着几分幽默感，那么汉正街昔日叫卖饼子、油条的声调则让人颇感凄怆悲凉。当年的相声艺人潘占奎曾经形象地学过那种断断续续、嗓门嘶哑的叫卖声：“饼子怕（泡）油饺（条），回火热油饺（条）。”卖饼子、油条的小贩，多系老汉及孩童，或夜间提盏小油灯，或天蒙蒙亮，便挎着篮子穿街走巷。饼子、油条早就凉了，但那嘶哑苍凉的吆喝声似乎让人心里更泛凉意。还有卖麻花的，也同样挎一只竹篾篮子，只是多为年轻人，其吆喝颇有生气。“糖麻花、盐麻花、馓子枯麻花、金牛酥麻花”，声调高脆。金牛麻花系当年咸宁金牛镇一带特产，一根麻花大小似一支铅笔，酥松香脆，十分可口。
入夏后，还有不少沿街挑担叫卖凉面、凉粉的，挑贩多系衣履整洁的壮汉子，一副面担用白桐油髹得白里透亮，栗木扁担两端镶上黄铜云头，显得金光闪闪。担子一头反扣一盆洁白晶莹的凉粉，上加盖几层崭新的白毛币，另一头则是锃黄油光的银丝凉面，还配以十来个白瓷小罐，放着酱油、麻油、辣椒油、芝麻酱及姜汗、蒜水、虾米、蜇皮等佐料。一碗凉粉或凉面，往往需调配十几种佐料，味道自然特别。但那盛面的碗，碗底足有两寸高，碗面直径约四寸，却无深度，像个高脚瓷盘，一斤面至少可以盛十碗。面贩一吆喝就是“哎——撩撩撇撇呵……”，听起来很特别。其实他叫嚷的是“凉面凉粉”，但别着嗓子叫，人们听成了“撩撩撇撇”。汉口方言“撩撇”即“容易”，是说面贩本小利大，赚钱容易。
当年，“热干面”也与卖凉粉凉面一样，多由挑贩肩挑一担走街串巷叫卖。但卖热干面的并不大声吆喝，而是手握一只小鼓，缀上一根鼓坠儿，摇晃中便咚咚直响，很像四川卖“担担面”的。旧时汉正街十里长街中，每至深夜还可遇见肩挑一副六角担子，摇着手玲却并不吆喝的，这是卖“清炖冰糖莲子汤”的。那炖莲子的紫铜煲形似一小型飞机发动机，又像大莲蓬，沿圈是窟窿，一个窟窿里一小罐莲子汤，倒出来正好一小碗，真所谓“冰莲铜煲，红泥小红炉”。还有“桂花赤豆汤”，用糯米、赤豆、桂花、白糖煎成稀粥，用木桶盛装，裹上多层棉絮保温，大多由江浙一带妇女沿街叫卖。桂花赤豆汤的字音在下江女子口里喊出来就成了：“贵话耶——差的差。”因此汉口人在朋友间争执逗谑时，常说“你是上海人卖稀饭”，这取笑人的歇后语的意思是：贵话、差的差。
还有叫的与卖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的。过去曾有一帮小贩专门赶节应时卖“耍货”，在汉正街满街叫喊吆喝着：“买哟，买哟——活的，活的……”，呆在家里的人听后暗忖“卖鲜活鱼的吧？”跑出来一瞧，乐了：“哟！卖飞机呀！”小贩们正叫卖用芦苇秆扎糊的纸飞机。正月十五闹元宵，儿童喜玩花灯，小贩们还自扎兔子灯、鲤鱼灯、虾子灯等，在汉正街叫卖，当然叫的还是活的。每届农历四五月，还真的有卖活的小贩出现，他们用小玻璃瓶装着几条蝌蚪沿街叫卖。又有卖氢气球的，也是叫嚷“活的”。
老汉口的墩子
辛亥革命前，武汉有句俗话：“江夏的衙门多，汉口的墩子多。”江夏即今武昌，是清末总督、巡抚及府县驻地，还有司、道等机构。汉口仅有厅一级与所属的巡检司。衙门的数量当然不能与江夏比，但汉口的墩子之多却也是江夏所难以比及的。
历史上，汉口镇大部分原本是一片湖沼地带，泛称后湖。每到夏秋汛期，汉江与府河之水屯聚于此，酿成水灾。因而有“水涨千重浪，水退满湖荒”之说。为治后湖水患，汉阳府通判袁焻于明崇祯八年（1635）在汉口镇后面修了一道长堤，人称袁公堤，又名后湖堤。堤后有一条修堤取土形成水渠，因其盘绕如带，故名“玉带河”。夏秋水涨时，玉带河可以疏导汉江与府河之水，绕袁公堤至堤口注入长江。
后来堤上逐渐有人居住。在清道光时已经发展成一条街道，名曰堤街（即今长堤街与东堤街）。之后堤内与堤上人烟更加稠密，再也找不到建屋之处。人们纷纷选择玉带河以北地势较高之处，垒石堆土筑成墩、台，盖房居于其上，于是出现一个个以各种“墩、台”而名的新居民点。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北郊主持修建了张公堤，进一步遏制水患，涸出大片湖地，因此到汉口北边，尤其是西北一带大小不一的墩子上居住的人便日益增多。
时代的变迁也带来地名的演变，一种是在新地名中保留了“墩”或“墩子”的字样。如硚口区的新墩一、二、三村，江汉区的长墩子巷等等。另一种则在新地名中已看不到“墩”字，如硚口区的宝丰二路，在1928年前原名孤义墩；江汉区的上、下牯牛洲，在20世纪40年代名叫钟家墩、石家墩、钱铺墩；江岸区的姑嫂树，在清代本名刘家墩……不一而足。尽管如此，直到1990年，在汉口仍然有大量以“墩”为地名的。计东西湖区35处，硚口区18处，江汉区11处，江岸区21处。以“台”为地名的，东西湖区51处，硚口区2处，江汉区1处。
最早在墩子上居住的，不少是武汉附近各县的移民。由江西移迁来的则更多，并且多来自瓦屑坝，可惜具体县名失传。这些地名有的是反映当地特点的，如东西湖区的老鸽墩，由于该处老鸽特多而得名。钥匙墩的取名是因为地形像钥匙；有的是一地同乡聚居的，故以原籍地名作墩名，如鄂城墩、阳逻墩；有的是聚族而居或某一姓氏居多，故以姓氏名墩，如易家墩、唐家墩、金家墩、高家台。据统计，当年各墩台按当地特点命名的有21处，以原籍地名为墩名的仅有4处，用64家姓氏为墩名的则多达114处。这也反映出汉口一地移民之家族观念重于地域观念的特点。
江岸区后湖乡境内曾有一个陈家墩，硚口区祝家墩北边及原华中橡胶厂附近，也先后有两个陈家墩。东西湖区也有两个陈家墩：分别位于径河农场与李家墩农场境内。张公堤外东西湖水产养殖场西北部有一个李家墩，径河农场境内也有一个李家墩。李家墩农场内，不仅有李家墩，还有小李家墩。根据清代《汉阳县志》记载：早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06），这个隶属汉津县（后改名汉阳县）的李家墩已经形成村落，居24户，105人。因此，在汉口众多的墩子中，它是有文献可考的最老的古墩。解放初期，它归汉阳县，1951年划归黄陂县，1957年东西湖围垦后，划归东湖区。在不到9年的时间里，一个墩子先后三次改变隶属关系。东西湖区围堤全长60公里，湖区总面积495平方公里，经过选址，东西湖大堤纪念碑恰巧竖在李家墩，足以说明它是在周边独领风骚的一块“宝地”。
硚口区的学堂墩子，在清末因有一座学堂而得名。当年曾流传一首民谣：“进了学堂当学生，读得书多人上人。有朝一日中了举，好比鲤鱼跳龙门。”反映了人们望子成龙的心理。
唐代白居易有一首名为《朱陈村》的诗；“徐州古丰县，有村名朱陈。……一村推两姓，世代为婚姻。”1000多年来，朱陈村的典故，为文人墨客广泛运用，甚至“朱陈”两字已成为两姓联姻的代称，与“秦晋”并列。江汉区的金陈墩则也有一段类似的掌故，说的是那里本来是邻近的两个墩子——金家墩与陈家墩，相传在100多年前，连续几代彼此通婚及结“回头亲”的不少，人口的增加导致房屋的增多，两个墩子终于连成一片。于是有“墩连墩，亲串亲，不是姓陈就姓金”之说。后来干脆改名为金陈墩。
历经300多年的沧桑巨变，汉口地区扩大了好多倍。到20世纪80年代，汉口凡是以“墩”为名的地方，或成烟囱林立的新兴工业区，或成楼房成群的住宅区，有的成了区片的泛称，人们再也看不到历史上荒凉湖地中分散的一个个墩子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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