枸杞叶猪肝瘦肉汤:第一篇：江汉朝宗流汤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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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朝宗，擘三镇鼎立之格局；龟蛇夹持，执楚天吴地之钥匙。“江淮河汉”独居其二，拥江抱湖环山，使武汉因水而兴，缘水而盛，并在当今世界城市之林中彰显出少有的空灵与大气。有此人文地理的城市，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也属鲜见。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一代伟人毛泽东作于1927年的这首《菩萨蛮·黄鹤楼》，写尽了大武汉“吞吐山河、扼控九州、睥睨天下”的雄浑之势和“玄武”之象。
有此人文地理的城市在中国并不多见。北京虽山川拱卫，但缺淡水，风沙大；上海虽濒临东海，但太拥挤，腹地呈扇形；南京虽虎踞龙盘，但聚散空间有限；苏杭空间太小，过于灵秀；广州、深圳离港澳太近；郑州太开阔；成都太封闭；西安、兰州缺水，尘土太大；哈尔滨、沈阳、长春远离富庶的南方经济区，冬日冰天雪地；南昌、长沙、合肥、济南气象平平；贵阳、昆明、太原、西宁、拉萨偏于一隅……

惟独武汉：拥江抱湖环山，龟息蛇盘，呈“玄武”之象，其气势实在是天下少有、别处罕见。当年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曾为奥略楼题写过这样一副楹联：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
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

此联十分生动地描绘出武汉“砥柱中流、扼控四海”的独特人文地理。或许，这正是慈禧太后钦定的这位晚清“探花”，对大武汉情有独钟的主要缘由。

天下之中

《吕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当我们翻开中国地图，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兰州是中国自然地理的中心，武汉则是中国经济地理与人文地理的中心。“居中独厚”的武汉应该是真正的“国之中”、“天下之中”，是中国经济文化大“棋局”中独一无二的“天元”之位。武汉南及潇湘，襟带八百里洞庭；北据襄樊，进窥关中和中原；逆长江西上，控扼天府之国千里沃野；顺长江东下，威逼自古常为王都的金陵。故三国时司马懿称武汉一地为长江之“心喉”。

中国“十八行省”大半在武汉周围。与之相邻的东有安徽，南有湖南、江西，西有重庆、四川，北有河南、陕西，而河北、山东、江浙、两广、福建、贵州甚至山西、甘肃，距离亦都不远。从武汉北上抵京津，南下赴广深港澳，西去重庆、成都、西安，东至上海、合肥、南京、杭州，距离均在1200公里左右，飞机航程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到长沙、南昌、郑州则更近，因而具备维系四方的纽带作用。古往今来的有识之士皆看重武汉的独特地势形胜。
明人李鼎有曰：“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李长卿集·借箸编》）道明地处内地中心，兼得江汉之利的武汉，其商路四通八达。清初奇人刘献廷认为武汉乃天下辐辏之地。他在《广阳杂记》中称：“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清人顾祖禹认为，武汉一地关系长江中下游之安危，决定着江淮及中国东南之命脉。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扼束江汉，襟带吴楚，自东晋之后，谈形势者，未尝不以武昌、夏口为要会。”“荆楚之有汉，犹江左之有淮，唇齿之势也，汉亡江亦未可保。国于东南者，保江淮不可不知保汉，以东南而向中原者，用江淮不可不知用汉，地势得也。”
近人陈夔龙（1855—1948）对武汉的地势更是推崇备至：“武汉居天下上游，夏口北倚双江，又为武汉屏蔽。龟蛇二山，遥遥对峙，岷江东下，汉水西来，均以此为枢纽。地势成三角形，屹为中流鼎峙。余服官鄂渚，适英美水师提督乘兵舰来谒，谓游行几遍地球，水陆形势之佳，未有如此地者，推为环球第一。不仅属中国奥区，窃兴观止之叹。”（《梦蕉亭杂记》）
“九省通衢”的武汉确实占尽地利，东去江浙，南下广州，不难走向世界；北上太原，西入川滇，亦可躲避国难。正所谓“进可攻，退可守”，无论制内御外，都长袖善舞，游刃有余。（易中天《读城记》）
据此，有人甚至提出武汉原本该当首都，而且历史上也曾经好几次差点儿当成首都。如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就打算迁都武昌，最终遭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臣民们的一致反对而作罢。而1926年，中央政府由广州迁移武汉，武汉曾一时成为“首善之区”。翌年，宁汉分裂，汪精卫的武汉临时政府和南京的蒋介石唱对台戏，可惜未成气候。抗战期间，武汉亦当过战时首都，但因武汉的失守，重庆成为“陪都”。
上述之说虽有历史依据，但言者却多有对武汉的戏谑成份和调侃色彩，不提也罢。
但据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考证：早在1897年，孙中山先生确有将武汉作为未来新中国首都所在地首选之设想。当年，孙中山曾与东京的宫崎滔天先生议论过革命胜利后的建都问题，并明确提出：“仆常持一都四京（五大镇）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广州（南京），顺天（北京）。”难怪在武昌首义成功时，中山先生惊叹：“武汉一呼，四方响应。”简单八个字，道出了武汉扼控四方的重要战略地位。
谈到“九省通衢”，论者多提及张之洞在上奏筹建夏口厅时，首提汉口乃“九省通衢”。其实早在顺治年间，汉地学者熊伯龙先生就已提出汉口是“九省通衢之地”。乾隆年间修编的《大清一统志》亦称“汉镇适当五达之衢”。范锴在《汉口丛谈》中也多次论及汉口为“地当天下之中”、“七省要道”、“九省通衢”。
再则，历史上汉口有誉“九省通衢”，主要是指水道，当然也涉及陆路。九省者，或实指川、陕、黔、湘、赣、鄂、皖、豫、晋九省；或以“九”言其多，即指与多省相通达。事实上，汉口与江、浙、闽等省之联系也很便捷。因此，以“九”言其多，无疑更贴切些。尤其是在清代，汉口驿道更是四通八达，形成了七条驿道主干线，分别通往河南郑州、河南新野、安徽安庆、江西南昌、湖南长沙、湖南顺林、四川成都；由武昌驿道则可直抵京都（北京）、盛京（沈阳）、直隶（保定）以及晋、鲁、陕、甘、江、浙、闽、两广、云贵等省市，已远非“九省”的概念。因而，晚清时任日本国驻汉口领事的水野幸吉曾如此评价汉口：“汉口者为清国中一大市场，其位置居扬子江中游，上自四川、云南、贵州，下至安徽、江西、江苏各省，由湖南以通两广，由河南以达陕西、甘肃，四方杂货无不经由此道，论者谓为清国十八省、四百余州之中心矣，非虚语矣。”的确，上苍赐予的地理区位，足以让武汉得中而独厚。
时至今日，仍有学者认为：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之“心脏”。武汉临江傍河，四周湖泊星罗棋布，广受水源、水运、水电、水产之益。武汉的直接经济腹地江汉平原物产富饶，是中国重要的粮棉之仓。武汉周围，东有鄱阳湖平原及储量丰富的鄂东铜铁矿资源，南有湖南的多种有色金属资源，西有三峡、葛洲坝电力资源，北有河南的煤炭资源。兹地属亚热带，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20摄氏度左右，雨量充沛，是宜农之地。加之交通便捷、物产丰富、人口稠密、腹地广阔，故自古就是宜工、宜商之所。伴随“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地处“国之中”的武汉用武之地更为广阔。有学者言其乃“融合东西、承接南北”之“支点”，或曰“中部崛起”之“引擎”！

江汉朝宗

江汉朝宗，其流汤汤。
在汉阳龟山脚下，迄今尚遗存一座并不显眼却有着丰富自然和人文内涵的江汉朝宗亭。站在此处注目眺望，你或许会禁不住发出由衷的惊叹！因为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幕“双江送浪波光涌”的壮丽奇观：世界第三大河——浩浩万里长江，冲决巴蜀群峰，接纳潇湘云水，在龟蛇夹持间与千里奔袭而至的最大支流——汉水交融，携手孕育着这座城市，天造地设出一座美仑美奂之“江城”。
《诗经·大雅》吟颂：“江汉汤汤，武夫洸洸”；《诗经·小雅》则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寓意两江交汇的武汉所独具之彪悍与威武。
东汉大学者蔡邕亦在《汉津赋》里誉其为“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坂，下接江湖。导财运货，贸迁有无”。宋代文人蔡纯臣则道：“据凤栖之峻峰，倚大别之巨麓。蜀江西至，汉水东流，山光水色，四环交映。”
的确，大江滚滚东去，汉水滔滔西来，使兹地自古因水而兴，缘水而盛。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到曾经发生在武汉大地上的那一幕幕“人水相依、人水相搏”的悲壮历史场景。它们犹如一幅幅画卷，一篇篇辞赋，编织出一部湟湟3500载的武汉人文诗史。
应该指出，长江事实上比汉水要古老得多。大约距今6000多万年前，源出青海唐古拉山的长江，即穿过龟山与蛇山之间，向东海流去。年轻的汉水则在距今600万年前，才姗姗而来。相传，大禹于4200年前导引汉水入长江，遂奠定武汉“两江交汇、三镇鼎立”之格局，因而也有人称大禹是开创武汉的“城市之父”。
汉阳龟山东麓临江石矶，据传是大禹疏导汉水入江之处，故名为禹功矶。据《江夏县志》载：当年元世祖登蛇山，询问对岸山上石矶何名？左右父老说叫吕公矶。又一老叟曰，古传为大禹治水成功之原所。世祖大喜，乃立禹祠于矶上，曰禹功矶。清代立有禹功碑，碑上以神秘的蝌蚪文记叙大禹治水之功。由此，武汉也一直是除浙江绍兴大禹陵外，人们祭祀大禹的一个重要场所。
关于大禹治水，《孟子》、《尚书》、《墨子》等典籍中均有记载。据《墨子·兼爱篇》记载，大禹治水有西、北、东、南诸方，“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于越与南夷之民”，明确地把江、汉和荆楚界定为禹治水范围之内。但就当时的治水能力而言，上述记载不可完全征信。事实上，禹在历史上可能仅仅治理了河南辉县附近一条叫“共水”的小河而已。（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
《尚书·禹贡》则有：“江汉朝宗归于海”，意即江汉汇流，朝宗归海，犹如各路诸侯去朝觐天子一般。《尚书·禹贡》充满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书中把“江”和“汉”分别描写成两位“水神”，描述他们如何一见如故，情趣志向相投，于是便共同商议下一步之去向。他们均久仰胸襟宽广的东海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雅量，于是便义无反顾地携手投奔了东海神……
《禹贡》的丰富想象，既给后人以诸多启迪，也使武汉自此成为“江汉朝宗之地”。“江汉朝宗”，寓意深远，似乎蕴含着一种向往美好、企盼和谐的深刻人文内涵。
《周礼·春官·大宗伯》注曰：“春见曰朝，夏见曰宗”，说明朝和宗的异同。宋人王十朋有诗曰：“江汉西来于此会，朝宗东去不需分。”清代嘉庆《汉阳县志》曰：“江水、汉水其流湍急，又合为一，共赴海也。犹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该志书还记载文人王樵的一段话：“尝于武昌望之，见其渺迩奔腾，如人之有所往，而意专行速，不惶他顾，以朝宗……”
“江汉之汇”创造了“江汉朝宗”的壮丽奇观和人文内涵。历代文人以“江汉朝宗”为题作诗不少，如陈国儒作有：“江汉源虽异，洪流汇向东。乾坤归浩荡，城阙俨空潆。湖草连波碧，渔灯夹岸红。滔滔同入海，大国自雄风。”曾任明代汉阳知府的王静亦有诗曰：“岷江汉水合重流，远接长天领素秋。滚滚烟波归大海，滔滔雪浪浸芳洲。鱼吹萍靥通京口，鸥荡芦花过岸头。飞鹜落霞吟趣外，云帆来往送行舟。”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命名汉阳府东城门为朝宗门。明嘉靖年间，朱衣编纂的《汉阳府志》，特将“江汉朝宗”列为汉阳十景之一。清同治二年（1863），汉阳知府钟谦钧于汉口镇建亭，亭中便绘有江汉朝宗图。
令人饶有兴致的是，清代武汉地区沿江、沿河之税赋关隘亦以“江汉朝宗”四字排列：武昌白沙洲为“江关”，汉口下茶庵为“汉关”，汉阳鹦鹉洲为“朝关”，汉西上茶庵为“宗关”。可惜前三关早已湮没消失，仅剩下“宗关”一处，由于90余年前建有“宗关”水厂而留存其名。现今的武汉人能道出“宗关”来历的，恐怕不会很多。
但武汉人确实应该感谢上苍之厚载，让这座城市既独拥两江，又怀抱百湖。如果你在几千米的武汉上空俯瞰，但见江天浩瀚，河汊纵横，湖泊密布，一派“天水一色、水乡泽国”之恢宏景象。
据笔者统计，流经武汉境内的江河流程累加达650余公里之多。长江由西南向东北流经市境，在主城区接纳自西向东的汉水汇入后，转向东流，市境流程145公里。汉水在武汉境内流程62公里。此外，市境内还有“三河三水”——金水河、通顺河、府河、滠水、倒水、举水沿途流入长江。金水河由江夏金口街汇入长江，市境流程43公里；通顺河于沌口汇入长江，市境流程55公里；汉水以北的府河，从汉口谌家矶入长江，市境内流程48公里；长江以北的滠水，在黄陂江咀入长江，市境内流程105公里；倒水、举水分别在新洲龙口和大埠街入长江，境内流程为43公里和51公里。如果再加上全长近340公里的107条具有一定规模的河港，流经市域的江河港汊总流程近1000公里之巨。
而那大大小小的湖泊又像一块块翡翠，一件件碧玉，一面面镜子，镶嵌在武汉大江两岸，如月落中庭，似玉洒大地，精灵滢透。百湖密布于一城一市，这在世界
城市中也属罕见。
上古地质变迁中古云梦泽的缩小成陆，长江与汉水的冲刷和淤积，使武汉全境形成众多湖泊。历史上武汉仅在现主城区范围内，就曾拥有大小湖泊100多个，故素有“百湖之市”之誉。迄今为止，全市境内仍有大小湖泊200多处，被列为保护名录的湖泊189个，主城区内仍有湖泊27个。全市湖泊总汇水面积近6000平方公里，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汇水总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的湖泊多达65处。位于武昌的东湖，是中国最大的“城中湖”，水域面积33平方公里，是杭州西湖的5倍。而像东湖大小的湖泊，武汉市域内还有6处，如后官湖、汤逊湖等等。
湖泊具有景观、水源、运输、游憩与生态环境陶冶、人文历史沉淀等特殊功能。世界上许多地方因湖而城、因湖而名，如美国的盐湖城，瑞士的日内瓦、苏黎士，中国的杭州等。遍布武汉大地的那一处处湖泊，像一个个“肺”，为这座城市吐故而纳新。
两江交汇、河汊纵横、百湖密布，使武汉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东方水都”、“超级威尼斯”。水资源也是武汉最富足的自然禀赋。武汉水域面积占市域面积的25%，年人均拥有水资源量达90万立方米，是全国城市人均的40倍，世界发达国家人均的10倍。有人曾断言：20世纪是油的世纪，21世纪将是水的世纪。据此，武汉被部分世界著名学者认为是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超级大城市。
江河翕张之自然亲和，也塑就了武汉一种独特的人文亲和。这种人文亲和，代代传承，历久弥深。

龟蛇玄武

古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历史就是这么眷顾武汉，既让她“拥江抱湖”，又让她山峦绵延起伏、林木苍翠如黛。而且，这些山也如穿城之江、镶嵌之湖一样，蜿蜒于城市的中心地带。武汉全境有名可称的山峦丘陵就多达70余座，主城区内尚有58座风格各异的山丘。龟山、蛇山、洪山等山丘，更是人文积淀深厚，堪称“千古名山”。
据地质文献记载，在遥远的元古代和早古生代时期，今天的武汉地区不过是水天茫茫的古扬子海之一粟，这从距汉阳城西6公里的锅顶山上所发现的汉阳鱼化石（一种没有下巴的古生物），可以得到证实。随着漫长而又复杂的地壳运动，武汉地区多次形成海陆交替的状况，但直到2亿年前，仍是汪洋一片。至三叠纪末，发生了一次地质史上的大动荡——印支运动，沉积海底的地层上升为陆地，海水被挤出神州大地，“沧海变桑田”。
直到大约距今1.5—1亿年间的一次“燕山运动”，才将武汉地区的陆地再度隆起，形成东西走向的两列山系，构成了武汉地形骨架：一列从今汉阳锅顶山到武昌九峰山，另一列从今江夏金口到纸坊。这两列山系由众多小山丘组成，锅顶山—九峰山山系中，有扁担山、梅子山、龟山、蛇山、洪山、元宝山、珞珈山、南望山、磨山、喻家山、马鞍山等；金口—纸坊山系中，有马龙山、大军山、神山、铁锦山、鱼尾山等。
武汉的山峦大都不高，洪山海拔115米，喻家山海拔约150米，丁管峰最高，也不过240米。山不雄伟，却秀丽多姿。尤其是穿城而行的东湖磨山、珞珈山、洪山直至蛇山、龟山，宛若武汉的一条龙脉。因而从武汉的城区自然地理格局看，长江、汉水恰如两条“白龙”划城而过，主城山脉则像一条“青龙”蜿蜒期间，浩淼的东湖又似一颗硕大的“明珠”，组成了一幅“三龙相会”、“三龙戏珠”的山水自然风景画！
“龟蛇锁大江”，则成为武汉一张永久的城市名片。龟山、蛇山的海拔高度仅为90米和85米，比起那些巍峨的高山，不过是两座小土丘罢了。但这两坐不起眼的小山，却用不同的经历和文化记录着武汉，承载着历史，它们的每一棵草木，每一块岩石上都镌刻着一段历史，都矗立着一座丰碑。真可谓，山不在高，有文则名。
汉阳龟山，东起长江边，西临月湖畔，全长1730米。其最古老的名字叫翼际山，但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大别山，据说是站在今汉口龙王庙附近，可发现长江与汉水一浑一清，“泾渭分明”，是谓“大别”，因而得名。三国时陆奂曾任东吴江夏太守，屯兵于此，并建鲁山城，由此又名鲁山。又说鲁肃曾屯兵此山，故名鲁山。而龟山形状“若巨龟浮水上”，则在有关大禹的神话传说中可以找到痕迹。传说大禹治水到此，因有水妖作怪，三年未成。后有一灵龟，直扑水妖，江面顿时平静，大禹治水得灵龟之助取得成功后，这灵龟也化为一座龟山，永远镇守于此。
武昌蛇山西起长江边，东至大东门，全长约3500米。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西部千余米夷为平地。蛇山原名黄鹄山，山下有黄鹄湾。陆游在《入蜀记》中提到黄鹄山的形状“缭绕如伏蛇”，这可能是有关黄鹄山形状的最早文字记载。宋时因鄂州治所在山上，一度称为石城山，又名金华山。分地段又有高观山，大观山、棋盘山、西山等名称。中部的高观山，元时作高冠山，明时称长春山。又传蛇山也系灵蛇之化身，灵蛇曾与灵龟携手共助大禹制服水怪，故名蛇山。古时的蛇山不仅风景秀美，还相继建有黄鹤楼、南楼、北榭、头陀寺等“四大楼台”，是一处少见的名胜。
但两山真正得名“龟蛇”，据说应在明代永乐年间。起因得从明成祖朱棣说起。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归天，长孙建文帝即位后，采取削藩政策，危及燕王朱棣。朱棣便以“清君侧”为名，兴“靖难之师”，一举夺取天下。为安抚民心，他自称真武（玄武）大帝下凡，普渡众生。并于永乐十年在武当山大修庙宇，开始供奉龟蛇玄武，把武当真武神当作明皇室“护国家神”崇祀。玄武是传说中主司风雨的北方水神，龟蛇是玄武精神的化身，也是玄武的两个爱将。而扼守武汉长江门户的两山形状恰似龟蛇，真是犹如上天的安排。因此，巡抚王俭遂倡议改大别山为龟山，黄鹄山（时称高观山）为蛇山。改名的本意是为了迎合朱棣，但因为符合自然山势，形象生动而被广泛认同。俗名叫响后，其本名反倒逐渐被人淡忘了。从此，“龟蛇锁大江”的“玄武”之象便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龟山、蛇山既符合山形，又契合玄武之机，更兼备二将勇武之气。回眸发生在武汉长江两岸的三国争战硝烟和历代兵家攻伐，这龟蛇二将便足以让人会心一笑。
如果可以穿越时空漫步，明成祖真应该到这片“雄踞江之东西，势若龟蛇环卫”的地域看一看，他所崇奉的玄武大帝真不应该在北方，这充满“玄武”气象的波
涛浪尖，可能才是玄武帝的最好去处。传说归传说，但龟蛇二山锁住滚滚江流，扼控沙洲涨没范围，使武汉地区自古至今拥有深水港埠，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龟蛇锁大江的地势，也最终奠定了第一座长江大桥的基础。
“天下之中”的地理区位和江汉汇同的独特禀赋，无疑从地理生态上奠定了武汉人文之初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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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夜泳

夜泳长江两岸灯，
摇曳银河落江城。
奋臂击水三千尺，
不辩涛声与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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