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之直销演讲视频:李玲：《燕山夜话》：可贵的纠“左”之声

李玲：《燕山夜话》：可贵的纠“左”之声时间:2010-07-30 13:26 作者:李玲点击:570次
　　1979年邓拓平反至今，先后正式出版的邓拓传记有7部：王必胜的《邓拓评传》，顾行、成美的《邓拓传》，王必胜的《邓拓》，庞旸的《邓拓和他的家人》，朱秀清的《书生豪情：邓拓》，李辉的《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张帆的《才子邓拓： 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关于邓拓的回忆文章结集为《忆邓拓》和《人民新闻家邓拓》两部，《人民日报回忆录》中也收录了多篇对邓拓的回忆文章。1近年来，苏双碧、王均伟、王彬彬等又先后发表了富有份量的研究文章。到目前为止，邓拓评价富有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他忠诚品格的价值评价；二是对他书生气质的争论。而这两方面都牵涉到对邓拓杂文《燕山夜话》的评价。
　　邓拓是一个忠诚的人，这是邓拓的亲人、战友、同事和学者们的共识。人们往往在两个层面上阐述邓拓的忠诚品格。一个层面是强调邓拓对共产党对领袖的忠诚，从而为他的冤屈击节叹惋；另一个层面是强调邓拓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抵御种种极“左”思潮。这种抵御不仅包括对江青、姚文元等人的斗争，而且包括对毛泽东建国后错误的自觉或不自觉修正。胡绩伟、曾彦修、王必胜、苏双碧、王宏志显然都侧重于在这后一个层面上肯定邓拓的忠诚，从而使邓拓研究蕴含深厚的历史之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自我使命的探索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思想界对个人崇拜乃至于对激进革命本身进行了深入反思之后，学者们对忠诚这种品格进行了重新审视。李辉虽然理解了“对于他们这代人，革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对领袖的无比忠诚，也是历史形成的，是无法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但是，他对邓拓的赞美已经转为对邓拓书生气质的赞美。他认为：“他是以书生气质投身革命的一个类型，一个范本。书生气质自然不是他的全部，但恰恰因为他带有书生气质，他才能够与众不同地在现实世界中呈现他独特的东西，才会产生那么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才会有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文化创造。”2李辉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促使一些学者在他思考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包括在一些问题上与他对话。甘竞存认为，“由于毛泽东本人也提倡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别有用心的人趁机起哄，使个人崇拜之风愈刮愈烈，像邓拓这种有头脑的老干部也在其中起过作用。且不说他在《人民日报》当总编辑时写的社论、文章，从他去世前写给党组织的两封信便可以看出个人崇拜是相当明显的。”3王均伟注意到了从邓拓50年代末、60年代初《江南吟草》等作品中“感觉不到日益严峻的形势和个人跌荡起伏的命运。能够看到的是，对领袖英明的颂歌，对‘大跃进’的赞赏”，从而认为“邓拓曾经是个书生，而且是个很出色的书生”，但是后来“毫无疑问，他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尽管满腹经纶，才情四溢，也无法改变他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他对这些粉饰现实的文章提出了批评，同时也追问：“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甚至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他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呢？”4王彬彬纠正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毛泽东传》等海外著作夸大邓拓思想中自由主义成分的错误，同时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邓拓政治化的人生追求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邓拓写《燕山夜话》是为顺应新的中央‘口径’，是为配合新的中央政策。……写《从天安门到全国》和《江南吟草》时自不待言，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也仍然是作为‘政治家’的角色意识在主宰着邓拓，所谓‘书生意气’，即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5
　　本人深受各位先行研究者的启发。在吸收他们的思想资源的同时，本人既不赞成无视当下时代文化提供给我们的思想资源，仍然一味赞美邓拓包含着盲目服从成分的忠诚品格；也不赞成无视当时时代文化的历史限制，用自由主义标准从整体上否定邓拓及其作品的价值。本人不赞成把邓拓杂文尤其是其中《废弃“庸人政治”》、《伟大的空话》等篇章的批判意识拔高到自觉否定领袖崇拜的高度；也不赞成仅仅由于邓拓杂文中富有思想锋芒的篇章都是在党的高层作出自我反思的语境中写作的就否定它的思想意义。本人认为对当时的时代文化状况、对《燕山夜话》的思想特质，都应该有更为细致的辨析；认为评价杂文思想的尺度只能是，它所思考的问题、它的价值判断，是不是有利于纠正当时的错误思想，是不是有利于建构正确的政治文化观念。以此为尺度重新衡量《燕山夜话》，本人认为《燕山夜话》是那个年代可贵的纠“左”之声，是十七年杂文的菁华。《燕山夜话》中的重要篇章和邓拓1957年写的《废弃“庸人政治”》等，代表了邓拓杂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一、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传统
　　《燕山夜话》的第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建议人们利用夜晚的时间多读书。邓拓把“夜晚的时间”看作是“生命的三分之一”。他引用古书中的例子说明“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
　　紧接着，邓拓在《燕山夜话》专栏中又陆续发表了《杨大眼的耳读法》、《不要秘诀的秘诀》、《从三到万》、《不要空喊读书》、《一把小钥匙》、《共通的门径》、《有书赶快读》、《“半部论语”》等多篇提倡多读书的杂文。这些文章介绍各种读书方法，评价不同的读书态度。这些杂文扣紧现实中的读书问题，又总以古人为例娓娓谈开去，格外能引人入胜，且文字又十分简洁明了，达到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的完美结合，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在《杨大眼的耳读法》中，他说：“听读只是随声诵读，并不一定懂得；而耳读是真正懂得所读的内容。所以说值得重视的是耳读而不是听读。” 在《不要秘诀的秘诀》中，他说：“不管你学习和研究什么东西，只要专心致志，痛下工夫，坚持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最怕的是不能坚持学习和研究，抓一阵子又放松了，这就是‘或作或辍，一暴十寒’的状态，必须注意克服。”他还介绍了宋朝陈善读书的“出入法”、宋朝陆九渊的“未晓不妨权放过”的方法、齐国轮扁的“反对读古人糟粕”的观点，最后总结说读书“不要秘诀就是秘诀了”。《不要空喊读书》中，他批评 “空喊读书”的人。《有书赶快读》中，他劝人，“我以为，最重要的体会是：有书就要赶快读，不论是自己的书，或是借别人的书”，千万不要等着找秘本来读。《“半部论语”》中，他以宋代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例子，阐述自己对精读的看法。他说：“无论读的是哪一部经典著作，只要真的读得烂熟了，能够深刻地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有关的其他参考书，就一定会做到多多益善，开卷有益。”在《一把小钥匙》中，他提倡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此基础上，他又详细介绍了积累资料的方法。
　　邓拓提倡读书的动机与时代政治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三家村札记》责编李筠回忆说，1960年下半年全国饥荒十分严重，“在市委常委讨论如何克服困难时，邓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困难，要有思想工作相配合，明确地提出了提倡读书的口号。1961年1月11日，北京日报社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讲话，有一段是这样讲的：要改变那种一下班就看不下去书的状况。报纸要提倡读书，方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开阔眼界，就不会斤斤计算。他指示新闻单位说：乔木同志让《人民日报》多搞一些世界风光，境界高一些，不要计算天天吃几两。现在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奋读书的故事。”6《北京晚报》副主编顾行和晚报副刊《五色土》的编辑刘孟洪听了这个传达之后很兴奋，便想如果能请邓拓给晚报开一个栏目，写一些知识性杂文，那该有多好呢。7这正是《燕山夜话》的缘起。
　　从这些回忆材料来看，判断邓拓根本不是持不同政见的自由主义者，判断邓拓提倡读书是“在为现行政治服务”8，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出于为当时政治服务的行为在历史评价上是否就必然是负面的？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是或者不是，而应该深入探究这种为政治服务的行为是否同时还有超越于为时代政治服务的思想文化价值，因为文学创作还普遍存在文本价值远远大于作家创作动机这样的可能性；还应该深入探究这种为政治服务的行为是为政治的哪一种理念服务的，因为即使是最严酷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可能是多重性的，政治家为了巩固自己认可的意识形态权威可能压制人民也可能尽力做对人民有益的事。这样，我们就不应该简单地从邓拓当时提倡读书的动机上来判断《燕山夜话》这些杂文的价值，而应该回到《燕山夜话》文本本身探究这些杂文所蕴含的思想性质。
　　在这些谈读书的文章中，邓拓表现出两种可贵的价值取向，一种是尊重知识，一种是尊重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中始终有一条反智主义的逆流，秦始皇焚书坑儒，民间笑话中大量嘲弄酸秀才，二十世纪的革命意识形态也一直以劳动人民本位的观念睥睨知识分子阶层。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把知识分子划归为资产阶级阵营，长期以来对之实行改造，是执政党所犯的极“左”错误之一。否定了知识分子，也就否定了知识，否定了人类的智慧。邓拓一生嗜书如命，内心中是深知知识的价值的。这时候，他在杂文中提倡读书、肯定知识的价值，而且在所举的例子中超越阶级斗争的偏见，肯定历史上诸多先贤的读书经验，固然与“大跃进”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所松动这一政治大环境有关。但是，邓拓提倡读书并不仅仅是一种跟风行为，而是意识形态环境稍微宽松一点的时候，一个投身革命的书生政治家内心中对知识的迷恋、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中国历史的尊重这些难能可贵的正面价值观，便能够自然地在心中伸展、在笔下喷发，给时代文化提供可贵的启迪。
　　《燕山夜话》专栏开设以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带动了社会上的读书风气。这对于极“左”的意识形态固然决不是一种反叛、一种质问，甚至于在主观动机上还带着“帮忙”的面罩，但客观效果上确实是一种疏离。还原到当时的时代环境中，我们显然无法否认邓拓提倡读书的一类杂文在时代文化精神的建构上是起了正面作用的。
　　这种尊重知识、文化的观念，还体现在邓拓谈博与专关系的杂文中，体现在他的《欢迎“杂家”》、《少少许胜多多许》、《颜苦孔之卓》等杂文中。
　　二、反对主观主义，强调实事求是
　　《燕山夜话》中最有思想锋芒的篇章，应是《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和霸道》、《放下即实地》、《三种诸葛亮》、《爱护劳动力的学说》、《围田的教训》等一批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大话空话的杂文。其锋芒直指前一时期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也直指还留在许多人身上的极“左”作风。
　　1961年3月29日，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限定了公社、大队占用农村劳动力、占用公积金公益金的百分比。邓拓就提笔写了《爱护劳动力的学说》，强调“爱护劳动力是发展生产、使国家富强的重大措施之一”。这篇杂文，展示了邓拓关注民生艰苦的务实的立场。针对当时流行的围水造田之风，邓拓在《围田的教训》中引用宋代的多个例子证明：“围田和圩田等等都是与水争地，盗湖为田，其结果必遭水旱之灾，农业生产将受到严重损失”。后来曾彦修高度评价这篇杂文说，正是因为 “他大量掌握了历史上围湖造田的深刻失败教训资料，所以才能做出这么大胆而肯定的、远远超过一些地方领导人和某些主管经济的领导人的正确判断。邓拓写此文时，正是在‘大跃进’中大搞‘围湖造田’一类盲目的‘跃进’之后，这就更加令人钦佩了。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在经过‘文革’时期的更加乱来之后，就显得更加严重了。‘文革’时期，昆明市围滇池造田，简直是愚蠢至极的自杀行为，至今滇池的一切仍大受其害，难以挽救。安徽的枞阳县、霍县等处的围湖造田，也造成了极大的灾难，遗患至今。至于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周围的‘围湖造田’的祸害之严重，那就是国家的一个长期的严重问题了。这类问题可以举一反三，如环境污染、滥伐森林、胡乱开矿、捕尽小鱼……等等，今大都还在不断地扩大（当然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去治理，令人佩服），因此，《围田的教训》这篇文章的意义，就显得特别巨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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