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演讲家:薄亚达：“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

薄亚达：“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时间:2010-08-11 11:37 作者:薄亚达点击:698次
　　北大“文革”风烟，已逐渐消隐在历史深处，当时风云人物，或已作古，或已消退在社会沉静的角落。尘埃落定，有助于我们认识那段喧嚣变幻的历史，趁我们这代人尚健在，还是留下一些笔墨，给后人作些交代吧。
　　一．精生白骨
　　1964年8月，北京大学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又称“四清”）。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北大“社教”工作队，深入北大扎根串连。 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成了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她言辞激烈，调门最高，认为北大阶级路线不清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党委必须彻底改组。北大“社教”，翻腾 激荡，剑拔弩张，陆平、彭佩云一时日子很不好过。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北大做出了基本估计：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不存在更换 某些领导的问题。陆定一、彭真等人又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于是，工作组领导易人，北大反陆阵线开始崩溃，上串下跳的聂元梓痛哭流 涕，检查得最为深刻，反戈一击最力。此后又找了高干吴溉之与其成婚，借以寻求政治上的庇护。这种出尔反尔的行径，为她的一些“社教战友”所鄙视。周培源与 聂元梓素无交往，但由于某种政治契合，“左”、“右”之源，交汇在一条河流上。
　　1965年3月，正当北大“社教”运动出现重大转折时 期，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来华访问，科学家萨拉姆作为总统顾问一同来访。萨拉姆是物理学家，与周培源相善，外交部便请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全程陪访。 阿尤布·汗一行结束北京的访问参观后，又南下上海、杭州，周恩来总理一路作陪。在上海，周恩来向周培源询问北大的情况，周培源觉得总理太忙，不便占用他太 多时间，且北大的事也不是三两句所能说得清楚的，便对总理说：“北大的情况很复杂，可以写一个材料给您。”他用一个上午的时间把材料写完了，在返京途中的 飞机上交给了周恩来。
　　时隔35年之后，笔者询问头脑依然十分清楚的陆平：
　　“您见过周培源写给周总理这份材料吗？”
　　“有这么一份材料，但我没有见过。”
　　“您知道这份材料里写些什么吗？”
　　“说我是三乱分子，不，没有‘分子’，是三乱。”
　　“哪三乱？”
　　“乱说，乱干……”
　　还有一“乱”，陆平回忆不起来了，笔者妄加推想，可能是“乱想”。
　　虽然周培源写给周恩来这份材料一时未能找到，推测其中心意思，显然是告陆平等人的状，说陆平把北大搞乱了。乱与不乱，总有一个参照系，周培源参照的想必 是江隆基主政时的北大。陆平系1957年反右之后，因江隆基在反“右”运动中犯有所谓“右倾”错误而取而代之，后来由于“三面红旗”、“反右倾”运动，党 内思想路线愈来愈“左”，作为北大党委书记的陆平，怎能不贯彻执行，顺应潮流？陆平的人生机遇不佳，教人同情。笔者曾在老校长、老书记面前直言：“那时把 您调到北大，是否等于把您搁在火炉上烤？”陆平陷入沉思，一直没有回答。
　　1965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中共中央还没有 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决议，周培源不可能跳出历史的雾障，站在九天云端，清晰地俯视人间。周培源与陆平，都因同处‘庐山’，而不识北大这个庐山真面目，运动 一起，都卷入到路线斗争的涡旋之中，个人的恩恩怨怨由此而衍生。
　　在“社教”运动后期，北京市委副书记万里找到周培源，希望周改变对北 大与陆平的看法，并阐述了“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的道理，周没有接受。万里又让陆平主动去周培源家，找他沟通思想。据陆平对笔者回忆，他来到周家，周培源 神情冷淡，只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一张嘴就给顶了回来，“气势汹汹”，谈了5分钟，就陷入了僵局，两人不欢而散。
　　北大的“社教”运动，激化了各种矛盾。聂元梓唯恐北大不乱，周培源则嫌北大太乱，一“左”一“右”，都把矛头对准了陆平。北大的问题并未解决，斗争的“能量”未能释放，只是一时潜入地下，有朝一日，作火山式的爆发。
　　1966年5月25日，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爆炸，在北大轰响。下午二时许，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北大大饭 厅东墙的南侧出现了。大字报矛头所向，是当时北京市委大学部负责人宋硕、北大党委书记、校长陆平和副书记彭佩云。大字报火药味十足，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北 大党委，指责他们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按兵不动，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大字报声称：“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 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大字报最后还以富有鼓动性的言词，进行强烈的政治煽动：“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 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大字报的作者是哲学系教员杨克明（此时已调至中科院），而第一署名者则是身为哲学系总支书记的聂元梓，其后，是包括杨克明 在内的哲学系6名教员。
　　有关这张大字报的信息，很快传遍了北大，也传到了周培源的耳朵里。这些日子，周培源一直在城里筹备北京科学讨 论会1966年暑期物理讨论会，这天午后恰好抽空回家。听说了这一消息，心头为之一震。他转身出了燕南园的小南门，穿过三角地，来到大字报面前。他凝神地 浏览了大字报的全文，不露声色地走回了家（巧的是，笔者此时正在大字报现场，亲眼目睹了周培源观看大字报的情景）。对于聂元梓，他没有多少了解，至于聂元 梓后边有何政治背景，他更无从知道。他只是凭着直觉，感到北大出了大事，事情与上边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社教”后期，彭真和北京市委庇护陆平，掩盖 了北大的一些问题。现在矛盾爆发了，这是北大“社教”运动的继续，是“社教”积极分子向陆平反攻的信号。他心里认同大字报的基本指向，回到家里，向夫人和 女儿们说：“我向周总理告状，告的就是大字报所指的这三个人。”在当晚物理讨论会筹备小组会上，他压抑不住自己的兴奋，向大家宣告道：“北大出现了一张大 字报，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康生得知这一消息后，派人把大字报底稿取来，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称这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指令各个新闻媒体播发和刊登这张大字报。
　　6月1日晚8时，中央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了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及题为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宣称：聂元梓等人的文章“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 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于是，宋硕、陆平、彭佩云等人便成了全国全党共讨共诛、十恶不赦的“黑帮分 子”。聂元梓由此名扬全国，红极而紫，成为一个政治暴发户。从此，这个乱世狂女、专制佛爷，横行北大，祸害中国。因毛泽东亲自树起了聂元梓这面旗帜，因而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诗，道明尘缘因果，诗云：“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真可谓一语成谶。
　　二．分道扬镳
　　此时的周培源，游离在北大文革的中心圈之外。因为他在“社教”运动中对宋硕、陆平、彭佩云做过尖锐的批评，人们便没有把他划入“陆平黑帮”圈子之内；又 由于他是“陆平王朝”的副校长，一个有资产阶级烙印的学术权威，他也当不了“左派”，没有被列入校文革筹委会的班子中去。他只是作为一个留用人员，依然主 管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因1965年3月开始筹建，故被称作653分校。653分校，地处陕南汉中盆地，深藏在秦岭南麓，人们本以为这里是一处宁静祥和的 桃花源。谁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里同样开展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其激烈程度，只在北大之上，不在北大之下。一个建筑公司的副经理，成了党内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革命工人”、“革命师生”撤了职，罢了官。周培源的到来，树大招风，使这场戏的剧情更趋复杂。那个副经理采取以攻为守的 策略，鼓动不明真相的职工将这把火引向了周培源。他们几次三番地冲击653分校的主楼，吼声震天，非揪出周培源不可。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周培源 得以回到北京。
　　此时，北京大学批判了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赶走了工作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已经正式成立，聂元 梓任主任。自北大“社教”时，即想自下而上一锅端的聂元梓，终于如愿以偿，打倒了陆平、彭佩云，并取而代之。聂元梓自以为大权在握、大功告成，便在校内开 始大树特树个人的绝对权威。左与右，以对她的态度为分界线；是与非，取决于她的表态。她成了北大说一不二、蛮横专权的“老佛爷”。北大开始流传这样的民 谣：“老佛爷面前一声‘喳’，赏你一件黄马褂。”还流传着另一句民谣，叫做：“每月二十五，展览馆的人就叫苦。”这句话是指每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人贴 大字报的日子，北大文革展览馆的人，就要到大饭厅东墙南侧，重新张贴“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今非昔比，大字报的外貌绝不像原来那么寒酸，上端要写上醒 目的大幅标题，周围衬上鲜丽的各色花边，内文则要写得工整、艺术。在展览馆中，名义上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实际上是以此为名，宣传标榜自 己。它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只有“革命闯将”聂元梓是真正的英雄，而群众则是幼稚可笑的。她的丰功伟绩，被反复宣传，热烈歌颂；而批评她的大字报，则鉴于 “内外有别”而很快被掩盖掉。北大一些“社教”左派，如孔繁、杨克明、杨勋、张侠等人，因对她的工作与工作方法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则被打成“政治扒 手”、“假左派”，后来被毫不留情地清出了校文革和《新北大报》编辑部，并成为全校批判的对象。
　　聂元梓在完成了向陆平党委和张承先工 作组的夺权任务之后，便腾出手来，以包打天下的姿态，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在扫除校内不利于自己的障碍之外，又向上面伸手。校园内出现了《刘少奇—— 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长篇大字报，学生们还到中南海西门集合，要求揪斗刘少奇。11月8日，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署名，贴出了所谓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 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明确指出：“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是邓小平。”此时的聂元梓已经是目 空天下，忘乎所以了，已成为中央文革一根疯狂的魔棍。她下打陆平、彭佩云，中打彭真、李雪峰，上打刘少奇、邓小平，又横扫安子文、薄一波、谭震林、贺龙， 以至于老元戎朱德。“朱德是大军阀、大野心家”等大标语贴满了北大校园和海淀小巷，还贴到了长安街。批判《朱德将军传》的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印发 50万份，向全国散发。她派出了许多红卫兵，到各部、各地煽风点火、批斗夺权，到军队里串联，收集各种情报。她还秉承江青的旨意，与其忠实的助手孙蓬一， 率领“红旗兵团”，到上海煽风点火。他们在上海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所谓北大社教的“叛徒”——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溪萍。聂元梓作为复仇的凶神，以最激 烈的言辞，发泄了她对常溪萍的深仇大恨，发誓要把他斗倒斗臭，直至压在阴山脚下，永世不得翻身。顺着常溪萍这条线，她又把火烧向了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 委，率领北大红卫兵围攻曹荻秋，认定上海市委推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上海滩上扬起了炮打上海市委的弥天烟尘。
　　周培源回到北大，迫切希望向聂元梓汇报653分校的运动情况，以期得到她与“校文革”对该处运动的解决办法。但是，这时的聂元梓哪有耐心和情绪听取周培 源关于汉中分校运动的汇报呢？她先是将其推给了“校文革”，“校文革”亦因聂元梓缺席而未能作出决议。分校的运动并未因周培源的离去而平息，而是矛盾日趋 激化，人们都翘首期盼周培源能给他们带来好消息，周培源心急如焚。他又一次找到了聂元梓，向她反映汉中分校的情况。说者似火，听者似冰，聂元梓冷冷地回答 道：“你找老白去吧！”老白指的是“校文革”中负责行政后勤的白晨曦，他怎能处理得了汉中分校的运动呢？显然，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推诿。这寥寥几个字，对 于周培源来说，似在数九寒天里泼了一盆凉水，从身上到心里都凉透了。他没想到，这个闻名全国的大左派，对653分校的文化革命如此无动于衷，如此漠不关 心。于是，他对聂元梓的满腔期望，转瞬间化为泡影，认定她对653分校的学生、工人们缺乏阶级感情。周培源由此联想到，学校召开校文革选举大会时，并不通 知汉中分校，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一百五、六十人的选举权。连毛主席题字的《新北大》校刊第一期，也未能寄给汉中。这使周培源感到汉中分校“被抛到了九霄云 外”，他对此颇有意见。
　　10月下旬，柬埔寨的某个王子，在该国驻华大使陪同下来北大报到学习，本应由“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出来接见， 聂元梓说有事来不了了，“校文革”即确定由白晨曦、周培源、崔雄三人出面接见。接见时，他们向该国王子与大使再三解释，聂元梓同志因另有重要会议，不能亲 自前来，深表歉意。话刚说完，聂元梓又突然推门进来，使得三个主人脸上发烧，一副窘相，很是尴尬，只好对客人解释说：“她开完了会，所以又来了。”之后， 三人请聂元梓向客人介绍北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聂元梓回答是不用介绍了，展览会上都有，到那里看看就是了。周培源提醒聂元梓：“大家对这个展览会意见很 大，不知道展览会整理过了没有？”
　　回答是，已经整理过了，可以去看，而且已经和“校文革”办公室联系好了。于是，一行人来到展览馆门 口，没想到，展览馆是铁将军把门，他们吃了一个闭门羹。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人开了门。开门一看，里面满屋尘土，图片上到处贴着同学们提意见的小纸 条。中间的一个屋子，因屋顶漏雨而地上淌满了水，一根木头横斜在那里。所有的情况都说明，展览会并没有如聂元梓所说的进行了整理，它的破败冷落，不仅使主 人难以为情，亦使客人为之难堪。周培源很是生气，他接待外宾，不计其数，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狼狈过。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已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又让外宾 长时间等候，去看这么一个破烂不堪的展览，真是丢尽了脸面！聂元梓以这种轻率的态度对待这么严肃的政治任务，哪里像一个领导干部的样子呢？！
　　北大毕竟是北大，它有着“五四”的科学、民主传统，崇尚真理，而不崇拜偶像。首先，是聂元梓的战友，社教积极分子孔繁、杨克明、杨勋等人提醒她，不要自 我陶醉，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大树特树个人的绝对权威。学生则更激烈，提出：“搬开聂元梓这座偶像，走自己的路。”物理系路远、周闯贴出了大字报：“搬开 聂元梓，北大才能乱。”数力系学生杨作森、生物系卞宗美、刘秉慈、王山米等人，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组织了“虎山行”战斗队。他们不仅敢 于严厉抨击聂元梓，还把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贴出了“炮打中央文革”、“火烧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必须开门整风”的巨幅标语。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持北京林 学院学生李洪山给中央文革所贴的大字报，还对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伊林·涤西给林彪贴的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卞宗美说：“如果都像伊林·涤西那样敢于 批评的人，中国就会永远不出修正主义。”杨作森也对文化革命提出了很有先见的看法：“我担心这是斯大林后期的重演。”他们尖锐地指出：“聂元梓的后台是江 青，所以搬开聂元梓必须炮打中央文革。”“只有炮打中央文革，北大运动才有出路。”
　　反聂的星星之火，燃成了燎原烈焰，学校里很快形成 了以批判聂元梓为旗帜的“井冈山”和“红联军”两个组织。他们之中，有些人清醒地意识到聂元梓和中央文革的密切关系，大多数人则出于对左派缺点的真诚的批 评。以反聂和保聂为界限，北大顿时形成了截然分明的两个阵营。此时的周培源，虽然是个旁观者，但他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他并没有以“政治需要”作为衡量事 物的天平，而是以严肃的理论依据和中央文件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他认为“文革”“十六条”讲过：“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 运。”“四清”“二十三条”指出：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家把自己的话说完。认为对待反对派的 态度，就是对待群众态度的试金石。
 来源:《华夏文摘》增刊第七六二期 共4页: 上一页1234下一页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8111540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