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尔号地图代码怎么用:清华附中红卫兵１００天

清华附中红卫兵１００天

阎阳生

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清华附中红卫兵已成为一个专用历史名词。但它从1966年5月29日圆明园定名公开反对校领导，在6月24日贴出“造反精神万岁”对抗工作组，于8月1日毛泽东回信和8月18日天安门接见达到高峰，继而在8月27日“暴力恐怖”中发布《十点估计》后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其独立的生命期不过百日。

但也就是这100天，“红卫兵”席卷全国震惊海外。所以，让我们把目光穿过历史的时空，浓缩到1966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100天。

背景和伏笔：两园环拱精英竞争的清华附中

1966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而在北京偏远西郊的清华附中，雄心勃勃的校长万邦儒却正在把一场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推向颠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前所未有的北京的两届预科的创立，和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的四个组别中夺得三项冠军。

与北京市的其他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预科的教材由清华大学编写，主课全由大学讲师任教。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当时，清华附中已成为北京市收分最高的中学，预科的选拔使原本已成为学生信条的个人竞争更激烈了。

清华附中地处清华等八大学院和高等军事院校环绕之中，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子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中产阶级知识背景的两派的共性。

高二的干部子弟杨盘、阎阳生、邝桃生、张承志组织了“红缨”小组，准备跳级参加高考，并为此出了一种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几乎与此同时，以高二的周舵为代表的教授子弟也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其内容更时政也更隐晦，在高知子弟中传阅。

地处清华园和圆明园环拱的清华附中，深受美国式的竞争精神个人主义的熏陶和义和团式的民族沧桑感的笼罩。后来成为著名影评家的方位津认为，圆明同已是两派共同的胎记。

清华附中校领导大多是资产阶级和民国旧吏家庭出身，城里中学的“四清”使他们内心震撼。从1964年开始，学校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和军训队。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

196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同学争斗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万邦儒校长把娄琦(平民子弟)和熊刚(干部子弟)的动手，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竞贴满了半个大饭厅。

最后虽然学校强势出动以双方认错平息了风波，但一道“阶级出身”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各班团支部的发展会也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比如后来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王铭的入团就几经周折，几乎要上告中央。郑光召回忆：两派据理力争，互不妥协，连外班的同学都挤进我们教室来“观战”。直到最后举手表决，差一票也不行。

1966年5月中至6月中(创立期)：对抗学校领导代表的教育路线

1966年5月中旬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直指校领导陆平的大字报在学校撕开了“文革”的序幕。

5月中：对校领导态度的两派对抗

几乎与此同时，清华附中也从空泛的文艺辩论开始对于学校教育方式的评判。最明显的是预科651班干部子弟骆小海等的墙报，其公开对学校领导的质疑引起了学校的紧张，把他称为“预651观点”组织批驳。

当时学校的乒乓球队长仲维光回忆道：“我们和高631班郑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高知子弟)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和他们(干部子弟)在暗中对抗。”拥护学校领导的声音占有绝对优势。

据卜大华回忆：这时清华附中党支部已列了一个“闹事学生”的名单上报清华大学党委，并在当地派出所备案。学校党组织还分别到这些学生家，以五七年“反右”为暗示，让家长管教学生。

1966年5月下旬，在学校的压力和学生的孤立下，高中几个班级反对校领导的骨干开始秘密串联。仲维光回忆：他们开始在熄灯后跑到圆明园去秘密碰头，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直到半夜才回宿舍；(我们)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此时，校领导只好依靠平民子弟，以期自我保护。

5月29日：红卫兵成立

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日期，海内外两派的文章几乎都认定是1966年5月29日。骆小海：“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郑光召：“5月29日一批干部子弟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圆明园集会，成立了举世闻名的青年法西斯别动队——红卫兵。”

但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都对此不以为然，卜大华：“在那一天，并没有明确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统一行动。”王铭：“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有相同政治倾向的一些人的聚合。”

目前最原始的记录是宋柏林1966年6月3日的日记：“……中午我们‘红卫士’的一部分战士到圆明园去开会，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但此时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已经贴出。

关于红卫兵名称的来源，张承志在他的日文书中有回忆：“我在班里写的小字报上的署名就是‘红卫兵’，并用红铅笔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的图像。”笔者清晰地记着这个“红卫兵”图案。

笔者的记忆是，5月29日是各班的反对派统一行动的协调会。6月1日傍晚在圆明园开会正式采用“红卫兵”作为统一名称，并决定以此名义贴出大字报。各班的代表决定把5月29日定为“红卫兵”的成立日，一是因为那天是第一次统一组织会议，二是自负地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前。

6月2日：红卫兵署名大字报

6月2日，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出现在五楼大教室。虽然大字报只是亮相式的激昂口号，但已鲜明地向校领导挑战：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红卫兵

1966年6月2日

这张大字报的下部除了红卫兵核心的签名外还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100多人。但拥护校领导声讨红卫兵的大字报立即贴满四周，也形成了大批的签名。

后来的工作组组长刘晋回忆：“学校当局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但当时学校的书记韩家鳌回忆说：“对红卫兵这事，我们就是觉得那个太突然了。我们都来不及想，是怎么回事?我们就知道是干部子弟(在闹)，就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但在红卫兵大字报上签名的有不少出身自由职业者的学生，而拥护校领导的很多是担任党团干部的干部子弟。当时初二的史铁生曾画了一幅一耳大一耳小的漫画，讽刺红卫兵偏听偏信，受到校长的私下鼓励。

但有两个人的参与给处境孤立的红卫兵极大的支持。一个是被学校树为标兵的学生党员干部马云香毅然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上签了名，使苦心培养的学校党支部十分难堪。而五七年大右派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独立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领导，无意中与红卫兵形成呼应。

6月8日：外校驰援清华附中

1966年6月6日开始，城里的四中、十三中等学校和海淀区八大学院附中的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当时在教育系统内部对清华附中闹事红卫兵的通报，成为各中学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但反而使各校的反对派知道了红卫兵。“6月8日，在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黑压压的一片，出现了近百位骑自行车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怕出事关了西校门。”(郑光召回忆)

韩家鳌回忆：“有一帮学生要冲过来，什么人大附中的，还有四中的……薄(一波)家兄弟。我那时做书记，就站在校门口一个课桌上，说我们搞什么活动都是要按照学校的安排。一方说‘往里冲!’，一方说‘不行!’也就开始推推搡搡的。”

事后进驻的工作组给团中央的汇报是仅存的文字材料：“6月8日，外校300多人来声援左派，被拒之门外10小时，并调来大学部的打手——校卫队，请来海淀分局的便衣队，企图镇压群众运动。6月4日，团中央派2人来了解情况，被盯梢、偷听。”

宋柏林6月5日的日记中留下了另一个线索：“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

激烈对峙的双方在大门内外贴满了色彩激昂的标语和大字报。四中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幅对联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针锋相对的代表是工人出身的清华附中高三女生宣夏芳，她高声朗读了以“宣战”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致×中的干部子弟们》：“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但这时清华附中两派都不知道，在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

1966年6月中至7月底(发展期)：对抗工作组代表的传统体制

6月8日：工作组进校。宣布支持红卫兵

6月8日晚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一共5人，多是在中央团校学习的各省市骨干。工作组组长是章建华，但实际掌权的是中央团校哲学室主任刘晋。

身兼海淀区工作队副队长的刘晋戴着眼镜表情严峻，第二天晚上即召开全校大会明确支持红卫兵是坚定的左派，并宣布学校领导班子靠边站交待问题。形势的突变使大操场一片愕然，红卫兵随即以胜利的姿态贴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的大字报。

学校的大字报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工作组在随后的汇报中对此颇为得意：“到目前为止，全校师生已贴出20000多张大字报，揭露了一批严重问题，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初步开展了批判斗争，大煞了牛鬼蛇神的威风。工作组进校时，右派势力气焰嚣张，左派力量孤单，左派学生仅101人，占学生总数的8％；左派教师2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7％。目前，左派学生已增加两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9％。”

刘晋在40年后告诉笔者：6月8日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克实打来紧急电话，让他带工作组去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并要求他每天晚上9点用直线电话汇报情况。

6月中旬：批斗校领导和成立革委会

从6月17到20日全校开始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三次批斗万邦儒和其他校领导。刘晋回忆道，他当时宣布：“对学校领导万邦儒只准动口不准动手。”

在这三次批斗中，万校长只低头，但是不认罪。万邦儒在文革前后都被两派公认为独特的教育家，络腮胡子口若悬河充满魅力。看着自己苦心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反过来争相批判自己，他的痛苦可想而知。

有两个实质性的事情给了万邦儒及支持者致命的打击：一是6月17日中央决定暂停高考，这让以投考一流大学为唯一目标的高知子弟顿时感到“五雷轰顶，一片黑暗。”(周舵)“甚至烧毁了自己所有的课本。”一是6月20日宣布万邦儒撤职反省，让万邦儒认为运动只是一阵子的幻想破灭了。主管附中事务的清华副教务长邢家鲤也被揪到附中批斗。

6月21日，全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选举革命委员会。但当工作组在人选上要求有更大代表性时，遭到红卫兵抵制。结果21个革委会委员基本由红卫兵核心组成，王铭当选主任，张晓宾、卜大华为副主任。虽然在那种情势下是一面倒的高票当选，但昔日占据舞台中心的高知子弟看着这些其貌不扬的干部子弟走上主席台，内心感其“个个面目可憎”。

这时工作组才感觉到红卫兵并非是一群随意摆布的中学生，已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意识。他们不可能容忍在正统的党组织之外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开始筹建新的分团委以取代革委会。红卫兵头头的碰头会又回到圆明园。

当时红卫兵并不知道工作组的做法直接来自中央。6月下旬，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工作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

6月24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6月23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左派要服从工作组团结大多数。红卫兵随即在6月24日贴出两张大字报公开进行反击，一篇就是后来震动中央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这篇贴在教学楼一楼门厅正中的大字报，第一句话就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观点：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这篇充满激越口号的文章由红卫兵才子骆小海执笔，后来被一再模仿变成文革时代的新八股。但最后的结尾“……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明眼人一看就是针对掌权的工作组的。但工作组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只是觉得在共产党的天下提倡“造反”匪夷所思。

当时狡黠的红卫兵故意留了一个破绽，没有点明这段话的出处。工作组果然上当，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被定性为“反动”。实际上这句话缘自6月9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的一篇不起眼的短评《汉弗莱的哀叹》。它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给斯大林祝寿时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没有人注意到这句隐含在边角评论中的支言片语，但嗅觉灵敏的红卫兵马上捕捉到了。

当高一的红卫兵刘刚、张树平等把这张“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时，给了当时被清华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以极大的支持。但遭到拥护工作组的主流学生愤怒围攻，甚至到清华附中要求“逮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红卫兵”。

6月26日，胡克实听了刘晋的汇报后，认为红卫兵“相当不懂事”，“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卜伟华摘自清华附中工作组1966年6月27日简报。)同时其他许多中学的红卫兵被宣布为非法，清华附中再次成为内外瞩目的焦点。

但当红卫兵在7月4日《再论造反精神万岁》正式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语录时，工作组已被拖入非常被动的境地。老练的工作组一方面突然成立排除了激进红卫兵的分团委，由自己担任正副书记取代了红卫兵掌握的革委会；一方面迂回拜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采取怀柔分化政策，并于7月17日把208名红卫兵骨干拉到沙城兵营封闭军训，逐渐夺回了主动权。

7月20日：《阶级路线万岁》和批斗升级

尽管工作组和红卫兵出现矛盾，但在批判学校领导上是一致的。除了全校的批判大会外，各班都开始批斗老师，并且扩大到“右派学生”。在宋柏林的日记里纪录了7月5日批斗团委书记顾涵芬、7月11日批判班主任丁淑慧、7月20日批判学生郑国行。

批斗会由各班的红卫兵核心小组发动，这些未经世事的学生对组织批斗会却并不陌生；学校领导给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现在反过来自食其果。班主任被争先恐后的学生围在中间，任何辩解都会招来更激烈的呵斥甚至墨水和浆糊。

7月1日北京大学附中“红旗”纪念建党日，“邀请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 宋柏林日记。)这个等级森严的晚会首次唱出了《造反歌》。7月20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激进派“齐向东”写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大字报并在全校广播。也就是在这天他们开始批斗本班四个出身旧阶级的“右派学生”。

7月下旬：与工作组摊牌

这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冲击：红卫兵第一把手王铭的父亲受到批判，而他跑到现场阻止了揪斗他爷爷的批判会。王铭的父亲王仲方曾任已被打倒的罗瑞卿的公安部办公厅主任。胡克实要求刘晋借此机会迅速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

7月24日晚上，双方班子的全体成员在教学楼办公室正式摊牌。此前工作组已经无法容忍红卫兵的我行我素，工作组的小叶曾冲进广播室，撕掉了红卫兵擅自播音的广播稿。据刘晋回忆：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交锋中，胡克实三次打来电话，要求他直接点出王铭的问题，击垮红卫兵的软肋。

进进出出的刘晋几次提起话头，又都咽了下去。一是发现王铭还有群众基础，二是他发觉红卫兵班子意外团结，一点名必然局势无法收拾。尽管刘晋在上司胡克实的质问和下属章建华的催促下几次拍案而起，但根据自己二十几年群众运动的经验，终于没有点名。

而红卫兵为这次摊牌做了充分沟通，策略地让王铭退出一线，以免让工作组抓住把柄。会上由卜大华据理力争，由张晓宾回旋底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在刘晋被叫出去接胡克实电话的时候，人大附中的徐浩渊跑来告诉了卜大华一个小道消息，“团中央已经把胡启立揪出来了。”两个都自以为摸了对方底牌的对决胜负难分。会后刘晋把风传胡启立倒台的消息报告胡克实时，胡还认定是红卫兵的谣言，命令刘到清华附中召开大会辟谣。

7月27日几乎同时发生了三件事。正在北展剧场的中学生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捷，被匆匆赶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当场宣布罢官。清华附中红卫兵当即贴出《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而彻夜未眠的刘晋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要和红卫兵翻脸的辟谣大会。

7月28、29日：江青、胡耀邦、刘邓、毛泽东和红卫兵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邝桃生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稿和一个条子递给了主席台上的江青。这封给毛主席的短信大意是：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江青当场答应一定给带到，并在上汽车前回身向红卫兵喊道：我支持你们!

几乎与此同时，胡克实带着刘晋、周捷等到正从西北回京看病的胡耀邦家。和忿忿不平的客人相比，胡耀邦没有多说话，只是让他们沉住气观察观察，并“让克实立即向小平同志汇报”(刘晋回忆)。那时很多学校已开始打骂和驱赶工作组。

胡耀邦的次子胡德华当时就是清华附中高一的学生。他后来告诉笔者，那段时间他父亲很无奈，也看了那两篇造反文章，还问胡德华看过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没有，“你们那个造反精神万岁啊，你看像不像?”

这里有个更大的背景当时无人知晓：7月16日在南方的毛泽东在武汉高调横渡长江后，已于7月18日悄然回到北京。在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左派学生的大会上，在刘少奇邓小平承认派遣工作组不妥，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后，毛泽东突然从侧幕后走上主席台。张晓宾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几乎不相信眼前领袖云集太阳升的场景。

1966年8月初至9月中(掌权期)：对抗党政机构代表的社会秩序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和红卫兵掌权

这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放了毛泽东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大字报和北大附中彭小蒙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这成为毛泽东对文革和刘邓派遣工作组的第一次公开表态。

但原信当时及以后都未交至清华附中红卫兵手中。王铭、卜大华8月3日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看到手抄件，红卫兵无疑得到了尚方宝剑。

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独立掌权，年龄最大的也不过18岁。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学校：拉回了军训的红卫兵，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不记名投票重选了革委会，组织全校武装横渡昆明湖，到圆明园参加劳动，把学校改名为“红卫兵战校”，并准备迁校黑龙江。

但失去了学业支撑的“乌托邦”很快烟消云散。失去工作组目标的红卫兵又对准老师和同学。清一色干部子弟的革委会使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元老寒心。带着烫伤的方位津泅到湖心几乎绝望。劳动晒红皮肤却抹不去出身的阴影。迁校的恐慌使大批档案遗失殆尽。

但很快这些烦恼就被社会上“破四旧”的浪潮所淹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吼声冲进围墙。领潮流之先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眼看被抛出激进主流之外。

8月中：“对联”辩论到“破四旧”

在8月6日天桥剧场的“对联”大辩论中，主张理性的清华附中红卫兵联合几个附中发出了不要打人的“紧急呼吁书”。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据说北京四中红卫兵负责人曾列席中央高层会议。他们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明确反对清华附中，并散发了批判《呼吁书》的文章《你们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

西城区中学为首的多数派坚持要在大会上斗争伤害了红卫兵的小流氓。清华附中则主张以控诉工作组和团中央为主题。最后不得不投票表决，清华附中明显处于劣势。结果最后由负责学校文革的王任重出来打圆场。大会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省，所谓小流氓也被警察押到十万人体育场的跑道上，接受皮带和拳脚。

当目瞪口呆的胡德华拼命骑车从工人体育场赶回家时，胡耀邦已被团中央的红卫兵押走。他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子弟”。

8月8日：Y卧轨事件

但在清华附中，各班对学生的批斗不断升级。高一才貌出众的女生Y由于不堪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8月8日晚上跳窗逃到圆明园，然后到五道口冲向驶来的火车。当“四个邮电学院的大学生穿过铁路时，发现铁轨边的一个蜷屈的人，浑身是血在草丛中翻滚呻吟……”命运之神并没有收下这个17岁的花季少女，火车司机看到一袭白裙迎面扑来，紧急制动。

关于她卧轨的原因众说纷纭。Y四十年来拒绝一切采访，只记得那天晚上，“大学里到处挂满大字报乱哄哄的，后来才知道那天在庆祝发表十六条。”“我只想躲起来，找个清净的地方，找一个没有人迫害的地方……”

清华附中红卫兵8月16日参加围攻团中央。晚上“把胡克实押回学校，‘借’来斗争。”但宋柏林在8月17日日记中承认“这次大会开得很没底。”

8月18日：毛泽东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卜大华回忆“八·一八”：“清华附中七八百人，半夜两点钟从学校发车，去天安门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游行。当时(卫戍区)姓白的副司令把我一个，彭小蒙一个，叫进天安门说：毛主席要把红卫兵请上天安门照相。”

分配清华附中40人，名额最多。但只上去了27个人，留下了23人。因为规定任何家庭有问题的人都不能上去。没上去的人有叶侨生，他父亲刚给揪出来了。王铭不在学校，被他爷爷的事给缠住了。张承志、邝桃生到外地串联去了。但平民出身的陶正也被留下。

一上到天安门就乱了，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在。只有周恩来跑来跑去，一面要鼓舞情绪领大家唱歌，一面要维持秩序分批和毛主席照相。阎阳生和杨小燕跑到正中央，两边是林彪和刘少奇。阎阳生当天的日记还记录了这样一幕：当他们告诉刘少奇“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时，“刘主席听不懂，连问了好几次”。后来才知道，正是前一天，刘少奇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中央全会上被迫退出党中央核心。

而这时更大胆的骆小海、宋柏林和韩钧，忽然发现毛主席正在休息厅里面坐着，“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紧紧地握住主席的手：‘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风趣地说：‘万寿也有疆嘛。’我们问：‘您给我们写信了?’主席说：‘还是草稿，还没给你们呢。’我们说：‘我们要永远造反，造反到底。’主席说：‘我坚决支持你们。”’

以上摘自宋柏林当天的日记。第二天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所有大报的头条，红色浪潮迅速蔓延到全国。

8月下旬：校园暴力和刘树华自杀

八月的北京已开始笼罩着一种躁动的狂热，“破四旧”已蔓延成群众的私刑。8月26日开始，发生了被称为“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宋柏林在当天的日记里也有记述：“……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

被工作组圈定的四个“黑帮”中，我采访了除过世的校长万邦儒外的其他三位：

顾涵芬(女，团委书记，30岁)：红卫兵“把我的头剃了，弄的乱七八糟。然后就跪着那儿批斗我，有几个女同学拿着皮带抽我，拿皮带头打我，把我左眼打坏了。”

冯玉中(政治主任，支部委员，38岁)：“8月25日就是在五楼大教室，开始是文斗，后来就有动作了。我反正是打得够戗，就用皮带什么的打，皮带头。”

韩家鳌(党支部书记，副校长，34岁)：被逼着烧他送的“腐蚀工农子女的字典。一边把我的头往里面摁。然后后面还有拿着鞭子、皮带的什么抽呀，打的后面皮下出血。”

所有挨打的老师都说，挨打最厉害的是万邦儒和刘树华。万邦儒作为头号“黑帮”校长，打得遍体鳞伤内脏出血。但刘树华只是一个兼任团委副书记的物理老师，由于以前学校把他感情生活的材料传出，他不堪轮番毒打和精神凌辱，爬上烟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暴力扩大到学生。最严重的是高631班郑国行、郑光召、戴建中等四个红卫兵的宿敌。“大多数人原来都是一派。许多人为拯救自己，只有拚命打，以此表现‘反戈一击’‘划清界线’”。(郑光召回忆)

8月27日：红色恐怖中的《十点估计》

全面暴力的直接导火索是8月25日，城里传来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卫兵顿时卷入了疯狂的复仇中。面对全北京如脱缰之马的“红色恐怖”，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肇始人于8月27日发表了一篇逆流而上的声明《十点估计》。

这篇声明一共写了十条，核心就是反对暴力。文章由几个头头连夜匆匆议定，由骆小海执笔汇总，总标题《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是卜大华定的，颇有点代替中央指点全局力挽狂澜的狂妄。

实际上在前一天，张晓宾和骆小海曾跑到钓鱼台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能否制止打人。王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这是因为当时北京街头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根本不把党中央和新市委放在眼里。

第二天，《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张晓宾从他父亲的铁道部调来数十辆卡车分四路到北京市内进行大规模宣传。《十点估计》引起了城里主流红卫兵的不满，但在民间引起巨大的反响。传单被一再翻印，变成正式文告一夜贴满全城，继而传遍全国。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就在宣传《十点估计》前后，打人风潮也席卷清华附中，刘树华老师跳入烟筒，高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

对于《十点估计》，激进派说它背叛，受害者说它虚伪。这就是历史。但左右两派都肯定了它在疯狂“红八月”减缓暴力的作用。

9月：大串联和社会夺权

脱离了红卫兵主流的清华附中也难于应付繁杂的校务。红卫兵掌权的革委会决定：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传播火种。最后干脆把办公桌摆到操场，给除“黑帮”和“反动学生”之外的师生盖章发放串联介绍信。

9月，正是以往学校开学的日子，清华附中却成了空巢和外地学生“朝圣”的接待站。陶正回忆：“干部子弟出身的红卫兵头头纷纷外出，我成了看守内阁。我被邀请到各个学校到七机部讲演，人们让我在语录本上签名。走的时候还喊‘向清华附中致敬!”’

在外省市，清华附中红卫兵几乎同时成了造反派的武器和当权派的稻草。在学校遭到红卫兵批斗的方位津说，在湖北，“把我当成北京红卫兵的代表，第一书记张体学还接见了我们，让我当了主播。那时全国对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都很神往。”

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时确实成为各层各派的共同“财富”。刘刚在帮助蒯大富建立清华大学造反组织命名“井冈山”时，主语还是“红卫兵”。清华附中各派后来轮流掌权，也只是在“红卫兵”后注明派别。“四·四派”领袖程金香跟随姚文元到阿尔巴尼亚，也是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而那几乎是文革时期中国唯一的出访。

但派系的更迭并没有使校领导逃脱厄运，轮流掌权的各派红卫兵“对学校领导的批斗成了各派表现自己革命性的暴力竞赛。”(郑光召回忆)

这时红卫兵的肇始人已感到自己历史使命的完结，成为没落的“老(红卫)兵儿”。对理想的幻灭和对武斗的厌倦，使他们浪迹于山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宋柏林日记中长长的书单囊括古今中外，王铭开始同时自学三门外语，并和阎阳生一起成为北京大学德籍教授玛丽的关门弟子。

把客观的记述留给后代

“联动”的成立是老红卫兵的垂死一挣。干部子弟的大院文化也进入了“阳光灿烂”的弟弟辈打群架拍婆子的“血色浪漫”时代。

当毛主席一挥手时，整个一代青年都被发到农村。在“知识青年”的名称下共同面对黄土和油灯时，以往的理想和争斗成了过眼云烟。当邓小平恢复高考使他们十年后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时，“平等”和“竞争”成为这些饱经磨难的“老三届”共同的心声。

在一所著名高校的问卷调查中，竞有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客观记述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责任。

《炎黄春秋》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