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非诚勿扰拜金女马诺:政治高压之下的“四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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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高压之下的“四一四”沈如槐 〔本文作者为文革中清华大学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中分裂出来与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对立的“四一四”派主要负责人——编者〕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２日，谢富治、丁国钰、周景芳到清华大学接见两派负责人，首先单独接见了团派，然后又单独接见了我们，四一四核心组全体成员参加了接见。在单独接见四一四时，我们向他们汇报四一四的观点和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谢富治根本不感兴趣，毫不客气地批评四一四说：“四一四大方向是不对头的，你们的小道理有些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你们千条对，万条对，可你们的大方向不对。”谢富治指责四一四把矛头指向蒯大富，指向群众。我们自然要争辩，可谢富治不愿意听。我这个人生性刚强，宁折不弯，看到谢富治这样对待四一四，很不服气，大声地与他进行争辩。谢富治对我极为不满，他指着我说：”你只能当闯将，不能当统帅。”
随后谢富治将两派召集到一起作指示，他说：四一四要支持总部，首先要大联合，然后再让革命干部出来。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增加不同意见的人，再增加干部。可以把兵团总部与革筹小组分开，有个分工，具体问题你们自己讨论。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就行了。
谢富治离开清华后，有人散布消息说：谢富治单独接见团派时要蒯大富高姿态，不要讲四一四是保守势力，什么地方都有左中右，，革命委员会也有左中右，让四一四一些人进革筹小组。团派造出的舆论是：谢富治要让四一四作为保守势力和右派代表参加革筹小组，而蒯大富还对此不满，认为谢富治对四一四太软，让步太大，不应该同意四一四代表参加革筹小组。
从三纵队与蒯大富论战以来到四一四成立近一个月，第一次有中央领导专门来清华处理两派问题。而这第一次就否定了四一四的大方向，这对四一四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在四一四的核心组会上，我们仔细研究了谢富治的讲话和态度，认为他是蒯大富搬来的救兵，偏听偏信，有意打击四一四，为蒯大富撑腰；他不听四一四的申辩，轻易否定一个群众组织的大方向，是不妥的。在下午召开的四一四战斗组组长会议上我们如实传达了谢富治接见时的讲话。当时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和谢富治不了解清华的情况，曾想组织部分四一四战士去中央文革反映情况，由于群众对中央文革心存畏惧，未果。很自然，四一四中充满了对谢富治的不满情绪。
５月１３日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蒯大富又向谢富治告状说：清华四一四头头要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挑动四一四群众向中央文革和谢副总理示威。谢富治锐：“我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委托到清华去的，回来后向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了我了解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是同意我的处理意见的。”
蒯大富把谢富治的讲话公开传达后，团派兴高采烈，在各种场合利用谢富治的讲话压四一四，特别是５月１５晚团派召开的“促进革命派大联合”大会，对四一四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攻击，甚至扬言要对四一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连当时颇有影响的中间派“五七串联会”都看不过去，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央文革和谢富治对四一四采取的是不屑一顾、简单否定的态度、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形势；四一四想坚持真理，就要进行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我们认为谢富治来清华并没有耐心听取四一四的意见，他的“处理意见”是不符合清华的实际情况的，也是不利于清华大联合、三结合的。他到清华劳而无功，现在又想用用总理和中央文革来压服四一四。我们没有屈服，继续坚持“四一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硬顶谢富治的批评。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硬顶会造成什么后果，为了表示四一四为真理而献身的决心，在纪念四一四成立一周月的大会决议中我们引用了这样一段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这段语录后来被四一四战士谱了曲，变成了《四一四战歌》，成为鼓舞四一四与团派斗争的有力武器，并导致陈楚三的牢狱之灾和四一四的“倒谢运动”。
谢富治来清华的目的是压四一四承认和服从蒯大富和革筹小组的领导，无论谢富治和蒯大富怎样软硬兼施，我们就是不买这个帐，坚持反对革筹小组。我们确信，我们的立场是站得住脚的：革筹小组不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不能作为清华的最高权力机构，只能作为工作机构，而且必须调整扩大；清华大学的大联合没有实现，干部没有得到解放，不具备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条件。◇ 四项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５月２１日谢富治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两派负责人，四一四方面参加接见的代表是我、孙怒涛、宿长忠、刘万璋、王良生和龙连坤等六人。
这次接见，谢富治总的原则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批评四一四大方向的原则下，和稀泥，搞三结合。”他还说：“我跟中央文革、周总理讲了，他们同意我的处虚理意见。”
谢富治不仅继续否定四一四的大方向，而且全面否定四一四的所谓“小道理”。
谈到四一四批评蒯大富的错误时，谢富治对我们说：“听说四一四要把总部打倒，你们是不是想让蒋南翔回来？”“不存在推翻蒯大富的问题，可现在你们就这样做了。”
谈到“蒯氏阶级路线”时，谢富治说：“是不是让蒋南翔回来，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蒯氏阶级路线’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有那么严重？这么说罗征启比蒯大富还好了！”“罗征启是什么人？你们是要彭真出来，蒋南翔出来，刘、胡、何、艾出来吗？”
谈到干部问题时，谢富治说：“我们现在强调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不等于过去批判错了。批判错了只是一个半个。这里有两条，一条是毛主席对干部的大政策、第二条是干部自己原来站错了。就是有过火，责任也在一小撮。否则就是翻案，大方向完全错了。讲平保平黑，那是完全错了。”谈到“两小撮”时，谢富治说：“只有一小撮，没有两小撮。”他警告参加接见的干部：“你们干部站出来要为大联合做贡献，不要只为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是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就是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钱。”
他疾言厉色地对四一四代表说：“你们表面听中央文革的话，实际上不是的，将来要走向反面的。”他还说：“你们要不听话，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不管了，让蒋南翔来管。”“你们再搞个总部，再搞个四一四学校？一条是一个总部、一个学校，第二条是让蒯大富下台。这第二条路走不通。”总而言之，谢富治采取高压政策，想一举制服四一四。谢富治之所以这样起劲地支持蒯大富，反对蒋南翔是因为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打倒了彭真，谢富治取而代之，清华打倒了蒋南翔，蒯大富取而代之。
在对四一四一顿棒杀之后，谢富治主持两派协商谈判。其实根本不存在所谓协商谈判，我们只不过将谢富治讲的几条原则变成文字而已。谢富治的几条原则是：一，停止互相攻击；二，统一领导，不准扶植山头的权威；三，大联合就不允许对立面存在；四，革筹小组成立后四一四就解散，革筹小组实际上是有权力的。
经过讨论，双方达成 “四项协议”，全文如下：一、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相互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对方。有不同看法希望协商解决，或通过正常辩论来解决，尤其不要把 “内战“打到社会上去。二、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达到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步实现按班、系的大联合。三、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和总部，要尽快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四、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前三条双方都无争议，要害是第四条，这无疑意味着把四一四的生杀大权交给团派。谈判时我方强烈反对这一条，认为团派会利用它来压四一四，谢富治说：“协议还没执行，怎么知道他们会那么做？你们还有没有诚意？”王良生说：“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２８团，２８团不改变态度四一四不放心。”谢富治说：“那不见得，你们要整风。”
这时我想起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旗》杂志第十一期重新发表文章时改为 ”……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且加了一句话：”对于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于是，我坚决要求取消第四条，我说：“正确的决议才能执行，错误的决议必须坚决抵制，否则就是奴隶主义”。
谢富治说：“奴隶主义是有阶级性的，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要统统执行，现在无政府主义可厉害了。”我仍不服，要求对第四条进行修改，提出在“决议”前加“正确”二字，即把协议的第四条改为“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正确决议必须执行。”
谢富治强硬地说：“不行！这是原则问题，决不退让。”当他们煽动造反派向我们党夺权时，他们鼓吹抵制错误领导，而当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政权时，却又要人们无条件地服从。这不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又是什么？
在谢富治的强大压力下，我们被迫在四项协议上签字。当时还确定了革筹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其中学生１３，干部５人，教职员工３人，共计２１人。在学生中，团派为９人，四一四为４人，这就是九比四的来历。四一四推荐孙怒涛、汲鹏、王良生和我为学生代表、龙连坤为干部代表、李振民为教职员工代表参加革筹小组。蒯大富任革筹小组组长，鲍长康、孙怒涛、韩银山、韩启明为副组长。
在讨论革筹小组名单时，团派只接受孙怒涛、汲鹏、王良生三人，坚决不同意我参加革筹小组。他们说我过去在反对蒯大富和２８团中最积极，没有资格参加革筹小组。四一四方面不得不向团派说明我是四一四的一把手，经谢富治表态同意后，团派代表才勉强接受我参加革筹小组。
回到清华，消息传出，四一四炸开了锅。六位谈判代表处于群众的包围之中，接受他们愤怒的声讨。群众指责我们丧失立场，出卖原则，签署了一个让四一四任人宰割的协议。我们赶紧召开核心组会议，向大家汇报谈判的详细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会上大家都能体谅谈判代表当时的处境，对谢富治表示强烈不满。大家议来议去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摆脱困境，但是，又不甘心就这样束手就擒，所以会议决定，由２０名末参加谈判的勤务站成员发表声明，接受“四项协议”的前三条，反对“四项协议”的第四条。声明引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的毛主席语录，指出第四条协议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样既承认了“四项协议”，又保留了抵制总部某些决议 的权利，以一种进退自如的姿态，来应付末来。◇ 事态的发展。
然而，四一四群众反对”四项协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首先是东方红战团连夜发表著名的“５·２１声明“，明确指出“四项协议”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东方红战团坚决不承认“四项协议”，不承认革筹小组，不接受革筹小组的一切领导。随后，反对“四项协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５月２２日，四一四三七战团和其他近二百个战斗组发表声明，或完全反对“四项协议”，或反对“四项协议”的第四条，并指责四一四头头出卖四一四战士，出卖无产阶级利益。四一四群众如此强硬的态度使我们很受鼓舞。
可是，谢富治马上又打来一闷棍。５月２２日深夜，谢富治的秘书打电话给清华两派，传达他的指示：“你们总部和四一四协商所达成的四项协议，我己经报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应当坚决执行，这样对你们有好处。”他的潜台词就是：谁反对“四项协议”谁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谁就没有好下场。在文革中，这样的大帽子谁也戴不起。我们四一四核心组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对谢富治的电话指示做出反应。５月２３日２时３０分，孙怒涛通过四一四广播台传达了谢富治的电话指示。在上午由总部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孙怒涛又代表四一四核心组表态：坚决拥护“四项协议”，并不折不扣贯彻执行。我们的目的是暗示四一四战士不要轻举妄动，要静观其变，以静制动。我们担心四一四还会有人贴大字报反对“四项协议”，怕他们遭到打击。
当天上午，清华圆内，两派情绪形成鲜明的对照，团派欢欣鼓舞，四一四万马齐暗。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２３日中午，东方红战团发表“紧急声明”，重申５·２１声明，不承认“四项协议”，不承认革筹小组，声明引用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表明为坚持真理“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决心。紧接着，四一四主要负责人陈楚三、张雪梅等四人挺身而出，发表“郑重声明”，支持东方红战团声明，表示“任何人违反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造反，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这两份声明的强硬立场给四一四战士极大的心理支撑。广大的四一四战士也没有在高压下屈服，纷纷在大字报上签名表示支持。两派形成僵持局面。
不料，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５月２４日上午蒯大富又在全校大会上传达谢富治２３日对他的谈话。谢富治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的四条告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赞成的”。他还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会上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三条途径告诉毛主席。一条是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是让总部和蒯大富下台，四一四上台。毛主席说‘这两条都不行。’我又说第三条就是双方都让几步，联合起来。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
全校大会结束后，团派马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旌旗飘扬，锣鼓喧天，庆祝似乎己经到手的胜利。“毛主席为我们井冈山人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最高指示：四一四上台，不行！”等口号响澈清华园。
随后，团派召开战斗组长会议，做出两项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向四一四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瓦解和摧毁四一四，二是立即成立革委会，从根本上巩固胜利成果。２４日中午《６１１》战斗组的“最最紧急声明”和２８团的“严正声明”就是明证。他们确定的口号是“充分发动群众，以大跃进的步伐，争分夺秒，日夜奋战，全力以赴，排除万难，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２８团在声明中说“四一四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四一四必须解散”、“东方红战团和陈楚三、张雪梅等人的声明是反革命大字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谢副总理，反对毛主席赞成的四项协议，罪责难逃”、“罗征启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２４日下午，蒯大富主持召开革筹小组会议，决定５月３０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并提出５０名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供全校师生员工进行辩论。当晚，鲍长康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革筹小组的决定和总部关于成立革委会的紧急动员令。
毫无疑问，蒯大富和谢富治把四一四逼到了墙角。“四一四上台，不行！”的“最高指示”给我们造成极其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在讨论时认为对于这段“最高指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又不理解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心中很不服。起初我们还以为毛主席听信了谢富治的片面之词，但后来分析，毛主席对清华的情况了如指掌，也许他老人家确信清华四一四的主张实质上就是“蒯大富下台－四一四上台－蒋南翔回来”。可我们自己当时丝毫没有这种意识。我们虽然反对蒯大富，主张解放干部，让干部成为三结合的领导核心，但并没有让蒋南翔复辟的思想，所以感到很冤屈，当然也不觉得很害怕。那么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呢？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极其神圣的，现在从蒯大富的口中随意说出来，其真实性就大打折扣了。
鉴于蒯大富有“贪污”和歪曲传达首长讲话的“前科”，我们暂且认定蒯大富伪造 “最高指示”，不予理会。
在团派的强大攻势面前，四一四的队伍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和稳定。三七战团发表声明，支持东方红战团５·２１声明，表示要与东方红战团并肩战斗到最后胜利。在这关键时刻，作为四一四核心力量的两大组织表现了高度的团结一致。陈楚三、张雪梅等人更以大无畏的精神再次发表“严正声明”，继续坚持强硬立惕，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准备为坚持真理而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与学生队伍一样，四一四的教职员工和干部队伍也是一支压不跨的队伍，四一四的干部代表龙连坤、魏宏波、谭浩强、胡大忻、王学芳联合发表声明，动农系２５名干部和数力系１３名干部分别发表声明，坚持认为四一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呼吁两派群众求同存异，共同对敌。四一四的一个战斗组写了一份题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大字报，这个标题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处于政治高压之下四一四的状况。
□ 摘自沈如槐：《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政治高压之下的“四一四”——清华大学文革纪事
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三九期（二○○五年六月八日出版）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２日，谢富治、丁国钰、周景芳到清华大学接见两派负责人，首先单独接见了团派，然后又单独接见了我们，四一四核心组全体成员参加了接见。在单独接见四一四时，我们向他们汇报四一四的观点和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谢富治根本不感兴趣，毫不客气地批评四一四说：“四一四大方向是不对头的，你们的小道理有些是对的，但大道理错了”，“你们千条对，万条对，可你们的大方向不对。”谢富治指责四一四把矛头指向蒯大富，指向群众。我们自然要争辩，可谢富治不愿意听。我这个人生性刚强，宁折不弯，看到谢富治这样对待四一四，很不服气，大声地与他进行争辩。谢富治对我极为不满，他指着我说：”你只能当闯将，不能当统帅。”
随后谢富治将两派召集到一起作指示，他说：四一四要支持总部，首先要大联合，然后再让革命干部出来。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增加不同意见的人，再增加干部。可以把兵团总部与革筹小组分开，有个分工，具体问题你们自己讨论。革筹小组增加一些人就行了。
谢富治离开清华后，有人散布消息说：谢富治单独接见团派时要蒯大富高姿态，不要讲四一四是保守势力，什么地方都有左中右，，革命委员会也有左中右，让四一四一些人进革筹小组。团派造出的舆论是：谢富治要让四一四作为保守势力和右派代表参加革筹小组，而蒯大富还对此不满，认为谢富治对四一四太软，让步太大，不应该同意四一四代表参加革筹小组。
从三纵队与蒯大富论战以来到四一四成立近一个月，第一次有中央领导专门来清华处理两派问题。而这第一次就否定了四一四的大方向，这对四一四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在四一四的核心组会上，我们仔细研究了谢富治的讲话和态度，认为他是蒯大富搬来的救兵，偏听偏信，有意打击四一四，为蒯大富撑腰；他不听四一四的申辩，轻易否定一个群众组织的大方向，是不妥的。在下午召开的四一四战斗组组长会议上我们如实传达了谢富治接见时的讲话。当时我们认为中央文革和谢富治不了解清华的情况，曾想组织部分四一四战士去中央文革反映情况，由于群众对中央文革心存畏惧，未果。很自然，四一四中充满了对谢富治的不满情绪。
５月１３日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蒯大富又向谢富治告状说：清华四一四头头要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挑动四一四群众向中央文革和谢副总理示威。谢富治锐：“我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委托到清华去的，回来后向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了我了解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是同意我的处理意见的。”
蒯大富把谢富治的讲话公开传达后，团派兴高采烈，在各种场合利用谢富治的讲话压四一四，特别是５月１５晚团派召开的“促进革命派大联合”大会，对四一四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攻击，甚至扬言要对四一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连当时颇有影响的中间派“五七串联会”都看不过去，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央文革和谢富治对四一四采取的是不屑一顾、简单否定的态度、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形势；四一四想坚持真理，就要进行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我们认为谢富治来清华并没有耐心听取四一四的意见，他的“处理意见”是不符合清华的实际情况的，也是不利于清华大联合、三结合的。他到清华劳而无功，现在又想用用总理和中央文革来压服四一四。我们没有屈服，继续坚持“四一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硬顶谢富治的批评。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硬顶会造成什么后果，为了表示四一四为真理而献身的决心，在纪念四一四成立一周月的大会决议中我们引用了这样一段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这段语录后来被四一四战士谱了曲，变成了《四一四战歌》，成为鼓舞四一四与团派斗争的有力武器，并导致陈楚三的牢狱之灾和四一四的“倒谢运动”。
谢富治来清华的目的是压四一四承认和服从蒯大富和革筹小组的领导，无论谢富治和蒯大富怎样软硬兼施，我们就是不买这个帐，坚持反对革筹小组。我们确信，我们的立场是站得住脚的：革筹小组不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不能作为清华的最高权力机构，只能作为工作机构，而且必须调整扩大；清华大学的大联合没有实现，干部没有得到解放，不具备成立三结合革委会的条件。◇ 四项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５月２１日谢富治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两派负责人，四一四方面参加接见的代表是我、孙怒涛、宿长忠、刘万璋、王良生和龙连坤等六人。
这次接见，谢富治总的原则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在批评四一四大方向的原则下，和稀泥，搞三结合。”他还说：“我跟中央文革、周总理讲了，他们同意我的处虚理意见。”
谢富治不仅继续否定四一四的大方向，而且全面否定四一四的所谓“小道理”。
谈到四一四批评蒯大富的错误时，谢富治对我们说：“听说四一四要把总部打倒，你们是不是想让蒋南翔回来？”“不存在推翻蒯大富的问题，可现在你们就这样做了。”
谈到“蒯氏阶级路线”时，谢富治说：“是不是让蒋南翔回来，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蒯氏阶级路线’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有那么严重？这么说罗征启比蒯大富还好了！”“罗征启是什么人？你们是要彭真出来，蒋南翔出来，刘、胡、何、艾出来吗？”
谈到干部问题时，谢富治说：“我们现在强调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不等于过去批判错了。批判错了只是一个半个。这里有两条，一条是毛主席对干部的大政策、第二条是干部自己原来站错了。就是有过火，责任也在一小撮。否则就是翻案，大方向完全错了。讲平保平黑，那是完全错了。”谈到“两小撮”时，谢富治说：“只有一小撮，没有两小撮。”他警告参加接见的干部：“你们干部站出来要为大联合做贡献，不要只为自己的利益，否则就是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就是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钱。”
他疾言厉色地对四一四代表说：“你们表面听中央文革的话，实际上不是的，将来要走向反面的。”他还说：“你们要不听话，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不管了，让蒋南翔来管。”“你们再搞个总部，再搞个四一四学校？一条是一个总部、一个学校，第二条是让蒯大富下台。这第二条路走不通。”总而言之，谢富治采取高压政策，想一举制服四一四。谢富治之所以这样起劲地支持蒯大富，反对蒋南翔是因为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打倒了彭真，谢富治取而代之，清华打倒了蒋南翔，蒯大富取而代之。
在对四一四一顿棒杀之后，谢富治主持两派协商谈判。其实根本不存在所谓协商谈判，我们只不过将谢富治讲的几条原则变成文字而已。谢富治的几条原则是：一，停止互相攻击；二，统一领导，不准扶植山头的权威；三，大联合就不允许对立面存在；四，革筹小组成立后四一四就解散，革筹小组实际上是有权力的。
经过讨论，双方达成 “四项协议”，全文如下：一、双方停止一切“内战“，不许相互攻击。广播、大字报、标语等不准攻击对方。有不同看法希望协商解决，或通过正常辩论来解决，尤其不要把 “内战“打到社会上去。二、双方要整风，主要是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整风要达到大联合大团结的目的，逐步实现按班、系的大联合。三、调整和扩大革筹小组和总部，要尽快实现我校革命三结合。四、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必须执行。
前三条双方都无争议，要害是第四条，这无疑意味着把四一四的生杀大权交给团派。谈判时我方强烈反对这一条，认为团派会利用它来压四一四，谢富治说：“协议还没执行，怎么知道他们会那么做？你们还有没有诚意？”王良生说：“现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２８团，２８团不改变态度四一四不放心。”谢富治说：“那不见得，你们要整风。”
这时我想起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旗》杂志第十一期重新发表文章时改为 ”……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且加了一句话：”对于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于是，我坚决要求取消第四条，我说：“正确的决议才能执行，错误的决议必须坚决抵制，否则就是奴隶主义”。
谢富治说：“奴隶主义是有阶级性的，革筹小组做出的决议要统统执行，现在无政府主义可厉害了。”我仍不服，要求对第四条进行修改，提出在“决议”前加“正确”二字，即把协议的第四条改为“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做出的正确决议必须执行。”
谢富治强硬地说：“不行！这是原则问题，决不退让。”当他们煽动造反派向我们党夺权时，他们鼓吹抵制错误领导，而当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政权时，却又要人们无条件地服从。这不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又是什么？
在谢富治的强大压力下，我们被迫在四项协议上签字。当时还确定了革筹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其中学生１３，干部５人，教职员工３人，共计２１人。在学生中，团派为９人，四一四为４人，这就是九比四的来历。四一四推荐孙怒涛、汲鹏、王良生和我为学生代表、龙连坤为干部代表、李振民为教职员工代表参加革筹小组。蒯大富任革筹小组组长，鲍长康、孙怒涛、韩银山、韩启明为副组长。
在讨论革筹小组名单时，团派只接受孙怒涛、汲鹏、王良生三人，坚决不同意我参加革筹小组。他们说我过去在反对蒯大富和２８团中最积极，没有资格参加革筹小组。四一四方面不得不向团派说明我是四一四的一把手，经谢富治表态同意后，团派代表才勉强接受我参加革筹小组。
回到清华，消息传出，四一四炸开了锅。六位谈判代表处于群众的包围之中，接受他们愤怒的声讨。群众指责我们丧失立场，出卖原则，签署了一个让四一四任人宰割的协议。我们赶紧召开核心组会议，向大家汇报谈判的详细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会上大家都能体谅谈判代表当时的处境，对谢富治表示强烈不满。大家议来议去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摆脱困境，但是，又不甘心就这样束手就擒，所以会议决定，由２０名末参加谈判的勤务站成员发表声明，接受“四项协议”的前三条，反对“四项协议”的第四条。声明引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的毛主席语录，指出第四条协议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样既承认了“四项协议”，又保留了抵制总部某些决议 的权利，以一种进退自如的姿态，来应付末来。◇ 事态的发展。
然而，四一四群众反对”四项协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首先是东方红战团连夜发表著名的“５·２１声明“，明确指出“四项协议”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东方红战团坚决不承认“四项协议”，不承认革筹小组，不接受革筹小组的一切领导。随后，反对“四项协议”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５月２２日，四一四三七战团和其他近二百个战斗组发表声明，或完全反对“四项协议”，或反对“四项协议”的第四条，并指责四一四头头出卖四一四战士，出卖无产阶级利益。四一四群众如此强硬的态度使我们很受鼓舞。
可是，谢富治马上又打来一闷棍。５月２２日深夜，谢富治的秘书打电话给清华两派，传达他的指示：“你们总部和四一四协商所达成的四项协议，我己经报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应当坚决执行，这样对你们有好处。”他的潜台词就是：谁反对“四项协议”谁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谁就没有好下场。在文革中，这样的大帽子谁也戴不起。我们四一四核心组感到事态严重，决定对谢富治的电话指示做出反应。５月２３日２时３０分，孙怒涛通过四一四广播台传达了谢富治的电话指示。在上午由总部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孙怒涛又代表四一四核心组表态：坚决拥护“四项协议”，并不折不扣贯彻执行。我们的目的是暗示四一四战士不要轻举妄动，要静观其变，以静制动。我们担心四一四还会有人贴大字报反对“四项协议”，怕他们遭到打击。
当天上午，清华圆内，两派情绪形成鲜明的对照，团派欢欣鼓舞，四一四万马齐暗。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２３日中午，东方红战团发表“紧急声明”，重申５·２１声明，不承认“四项协议”，不承认革筹小组，声明引用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表明为坚持真理“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决心。紧接着，四一四主要负责人陈楚三、张雪梅等四人挺身而出，发表“郑重声明”，支持东方红战团声明，表示“任何人违反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造反，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这两份声明的强硬立场给四一四战士极大的心理支撑。广大的四一四战士也没有在高压下屈服，纷纷在大字报上签名表示支持。两派形成僵持局面。
不料，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５月２４日上午蒯大富又在全校大会上传达谢富治２３日对他的谈话。谢富治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的四条告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赞成的”。他还说：“我把我们那天协商会上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三条途径告诉毛主席。一条是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是让总部和蒯大富下台，四一四上台。毛主席说‘这两条都不行。’我又说第三条就是双方都让几步，联合起来。毛主席笑着说‘你又和稀泥！’”
全校大会结束后，团派马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旌旗飘扬，锣鼓喧天，庆祝似乎己经到手的胜利。“毛主席为我们井冈山人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最高指示：四一四上台，不行！”等口号响澈清华园。
随后，团派召开战斗组长会议，做出两项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向四一四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瓦解和摧毁四一四，二是立即成立革委会，从根本上巩固胜利成果。２４日中午《６１１》战斗组的“最最紧急声明”和２８团的“严正声明”就是明证。他们确定的口号是“充分发动群众，以大跃进的步伐，争分夺秒，日夜奋战，全力以赴，排除万难，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２８团在声明中说“四一四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四一四必须解散”、“东方红战团和陈楚三、张雪梅等人的声明是反革命大字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谢副总理，反对毛主席赞成的四项协议，罪责难逃”、“罗征启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
２４日下午，蒯大富主持召开革筹小组会议，决定５月３０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并提出５０名革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供全校师生员工进行辩论。当晚，鲍长康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革筹小组的决定和总部关于成立革委会的紧急动员令。
毫无疑问，蒯大富和谢富治把四一四逼到了墙角。“四一四上台，不行！”的“最高指示”给我们造成极其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在讨论时认为对于这段“最高指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又不理解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心中很不服。起初我们还以为毛主席听信了谢富治的片面之词，但后来分析，毛主席对清华的情况了如指掌，也许他老人家确信清华四一四的主张实质上就是“蒯大富下台－四一四上台－蒋南翔回来”。可我们自己当时丝毫没有这种意识。我们虽然反对蒯大富，主张解放干部，让干部成为三结合的领导核心，但并没有让蒋南翔复辟的思想，所以感到很冤屈，当然也不觉得很害怕。那么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呢？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极其神圣的，现在从蒯大富的口中随意说出来，其真实性就大打折扣了。
鉴于蒯大富有“贪污”和歪曲传达首长讲话的“前科”，我们暂且认定蒯大富伪造 “最高指示”，不予理会。
在团派的强大攻势面前，四一四的队伍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和稳定。三七战团发表声明，支持东方红战团５·２１声明，表示要与东方红战团并肩战斗到最后胜利。在这关键时刻，作为四一四核心力量的两大组织表现了高度的团结一致。陈楚三、张雪梅等人更以大无畏的精神再次发表“严正声明”，继续坚持强硬立惕，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准备为坚持真理而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与学生队伍一样，四一四的教职员工和干部队伍也是一支压不跨的队伍，四一四的干部代表龙连坤、魏宏波、谭浩强、胡大忻、王学芳联合发表声明，动农系２５名干部和数力系１３名干部分别发表声明，坚持认为四一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呼吁两派群众求同存异，共同对敌。四一四的一个战斗组写了一份题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大字报，这个标题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处于政治高压之下四一四的状况。
□ 摘自沈如槐：《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政治高压之下的“四一四”——清华大学文革纪事
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三九期（二○○五年六月八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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