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非诚勿扰朱真芳牵手:文革“御笔”沉浮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7:23:33
文革“御笔”沉浮录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文革后期，中国的舆论界，提起梁效，无人不晓。凡是重要社论，热门时评，都出自署名为“梁效”的写作班子的手笔。那时候，梁效被认为是毛思想的诠释者。但是四人帮倒台之后，一夜之间，梁效的成员又成了现行反革命, 梁效也被称为是“颠倒黑白”的“四人帮反党夺权的工具”。到底梁效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它是怎么样成立，又是怎么样消失的呢？
范达人曾经是梁效的主笔，亲历了梁效从成立到覆灭的全部过程。今天他要回顾的，就是他在梁效写作班子中的那段特殊的经历。
年，范达人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成为北大的一名青年教师。文革之前，他在历史系负责学术批判工作。1966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大哲学系的聂元梓贴出了批判北大党委书记宋硕，陆平，彭佩云等人的大字报，指责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这张大字报在北大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范达人明确表示反对聂元梓的做法。
范达人：我认为北大再搞就乱了，影响也不好，有意见可以在内部通过组织系统提，所以这个完了以后，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就是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写完以后呢，这个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是6月1号，广播突然广播这个（聂元梓的）大字报，而且有篇评论，说这是何等，说这个大字报是何等好啊，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什么要把陆平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北大顽固堡垒要攻破什么这些等等。所以当时我们也懵了，怎么一下子这样变了，
解说：聂元梓的大字报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文革从北大蔓延到全国。在风暴中心，范达人毫无准备。1966年6月18日，北大各系揪斗“牛鬼蛇神”，从学校党委到基层教师甚至学生干部，反对聂元梓大字报的都不能幸免。这就是著名的北大“6?18事件”。范达人也是当时被揪斗的教师之一。
范达人：斗完以后，我心里不服气，第二天回到组里，我当时跟我们的组长讲，我说我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按组织审查，让我交代，你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措施来斗我，好，第二天，全组开批判会，说范达人你自己这个态度很不老实，不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群众对你批判是应该的，你的罪行很重，结果工作组有个领导，一个海军军官，就在我们历史系蹲点的，姓刘的，他就拍桌子，他说范达人，你是黑帮，铁板钉钉的，就这么讲话，哎哟，我当时真是心里呀一咯噔，我说你给我定性了，那么严重啊，
解说：黑帮分子，敌我矛盾，范达人被打入另册，不得不进行劳动改造。
范达人：拔草，打扫卫生，然后大批的群众围斗，不明真相的群众就是乱斗一通，乱斗一通，有的时候就出现险情，（我）在那高墙上，在那高墙上推下去就要摔死。有时候还打你，有一次在我们院里头，斗我，给我剃了个阴阳头，推了阴阳头以后，我觉得很难看，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得了，我就马上到理发馆去，理发员一看，哎呀，这是阴阳头，我们不能给理的，理了以后红卫兵要找我们麻烦的，他不肯理。
解说：这就是范达人在文革前几年的生活。当时他有三条罪状，第一、反对聂元梓大字报，第二、陆平的修正主义苗子，第三、反动官僚地主子弟。他对前两条罪状不以为然，但对自己的出身问题却很是不解。
我当时这个不理解，心里很抵触，我当时说我这个，我虽然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但是我还是革命的，是不是，我15岁就参加解放军，表现很好啊，在部队几年，我每年都立功受奖，我什么时候变成反党黑帮了，想不通，之后我就是慢慢慢慢地感觉到自己恐怕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原来是做过一年团支部书记，我对这个做团支部书记兴趣不大，做政治思想工作兴趣不大，我希望成为专家学者，搞业务，成为学者名流这样，所以我实际上不安心这个政治工作，后来一想不安心政治工作，这个是不对的，没有听党的话，作专家学者是成名成家的思想，这个成名成家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然后我就挖的更准，我说这个可能和我的家庭出身有关系。
解说：安与平凡，自我反省。为了重回革命群众队伍，范达人开始改造自己来适应文化革命的要求。
我那时候就在做什么，做赤脚医生，因为我在部队里卫生部呆过，有点医学知识，我就一边背着药箱，一边背着理发的工具，漫山遍野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所以那时候叫我，到处叫我范大夫，范大夫，很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我倒是也觉得心里很痛快，就是感觉到有一种满足，所以一边爬山越岭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边还唱着样板戏《GCD员》，那段，很高兴，所以思想有变化。在这个情况下呢，哎，领导上，那时候已经是工宣队，领导上认为我这个转变了，转变以后就是表扬我，然后开始使用我了。
解说：此时，曾被毛主席看重的红卫兵领袖们已经因为武斗遭到了毛主席的批判和遗弃。聂元梓也不例外。工宣队军宣队掌握了北大的实际领导权。范达人恢复了工作，不久就调到历史系的大批判组，任务是在史学领域里搞革命大批判。
范达人：那时候我开始还不会写，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写法。就是当时编了一个叫大批判文集，就是把报刊上所有大批判文章，批判得好的文章，选出来，我就是一篇一篇地看，一篇一篇看，比如像姚文元的，戚本禹的，
解说：范达人从此成了北大历史系的一支笔杆子。他参与写作的四篇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后，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一九七三年，范达人得到了两个荣誉。他可以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小组的成员，到秘鲁和墨西哥考察美洲古代文明。不久又被选为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来自组织的信任让范达人受宠若惊。
我后来想的，他整我啊，我的确是有问题，那么整完以后，他没有把我打倒，他慢慢慢慢起用我，让我更好地好像发挥作用，所以我把过去的那个整我啊，认为是对我一种考验，一种锻炼，就这样想的，所以文化大革命那个抵触情绪已经烟消云散，就是忠实地执行毛主席路线，而且真实思想接受了，不是勉强的，真的，就是觉得毛主席这套理论对的，他是要反修防修，不能像苏联那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1973年10月，范达人突然得到了一个奇怪的通知。
1973年10月我们的党总记徐华民告诉我，说范达人，你明天到北大，清华工字楼去，工字厅去开会，就去了。他说这个会很重要，你回来呀，内容不要跟其他人讲，你也甭向我汇报，我当时很奇怪，作为普通党员，这个向党组织汇报是我应尽的义务，他从来是我有什么活动，都要向他汇报的，这次还不要让他汇报，觉得很奇怪，很神秘，但是不知道。就到了清华，在清华大学的工字厅，范达人发现，原来接到同样通知有12个人，其中还包括周一良，魏建功等等一些著名的学者。而主持这个会议的，是负责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的迟群和谢静宜。
迟群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文革当中负责清华大学的全面工作；而谢静宜曾经是毛主席的机要员,具有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特殊的身份，他也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之一。文革当中，迟谢二人可以说是炙手可热，他们的出现就让范达人预感到，这次任务一定是非同小可。
范达人：待了一会儿迟群谢静宜就进来了，说找你们来，要你们编个材料，就是我们发现林彪有尊孔的言论，你们大家一起编个材料，这是上面的意思，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要保密，不要给任何人讲，这个两校的这个合作，搞一个组织，叫做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当时，也就是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前身开始。
解说：谢静宜当时所说的，上面的意思，到底是谁的意思呢？文革之后，梁效被称作“四人帮的写作班子”，为了弄清楚梁效的来历，20多年之后，范达人专程找到谢静宜，询问批林批孔材料小组的由来。
范达人：她说我们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起来的，她说原来我们搞材料，清华几个人在搞材料，她说毛主席看了几条材料，小纸条，他说不够，你们的材料不够，你们清华搞理科的不行，你们要找北大的文科的老师一起搞，然后她就把我们文科找去了，
解说：林彪叛逃失事之后，到林彪住处收集罪证的专案小组，发现了林彪手抄的孔子名言的卡片。谢静宜把这件事汇报给了毛主席。
1973年7月，毛主席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林彪的思想根源来源于儒家，是“尊孔反法”的。同年9月，毛主席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中国历来分为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在范达人看来，毛主席“批林要批孔”的目的，首先是维护文化大革命。
范达人：（以前）批林彪，批571工程纪要，批他这个打倒一切一种极左思潮，但是批着批着以后，觉得有问题了，这个批到文化大革命头上去了，你懂不懂，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这个发动的，他亲自领导的，所以毛主席也认为要批右，林彪实际上是右的，这个林彪怎么会实际上是右的呢，这个也搞不清楚，因为林彪那个大量的言论啊，公开的，那个左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啊，就是有人发现说林彪还有尊孔的言论，那么孔老二有一种观点说他是右的，搞复辟，守旧，所以如果把林彪和孔老二结合起来批判，就是认清林彪路线的右的实质，为这样一个目的服务。
范达人：毛家湾外观是平淡无奇，可是一进去以后，相当地豪华，当时我感觉相当豪华。一开门，一进门有警卫连守着，然后里头有室内游泳池，还停放了一辆这个当时美国的那个豪华车，说林彪用10万美元买来的，然后还有专门一间屋子就是各种抄家的那些古董玩艺都堆在那，很多，古董，玩艺，我一看，哎哟，我说这个古董怎么在这，那个破四旧居然破到这来了，然后叶群的房间里头，那个衣服啊多得不得了，那个鞋子啊，多得不得了。
林彪有些怪僻，他这个有一张表，他床头贴着一张表说，盖一条毯子增加几度，盖两条毯子增加几度，他要衡温用这样来衡温，他因为怕风，（我）印象很不好，就是奢侈，豪华，跟他们宣传艰苦朴素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第二次去我记得，在他的那个缸子里头发现好多条幅，打开一看就是林彪给叶群的，悠悠万世，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然后叶群也回过来也写，悠悠万世，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好，我们当时很高兴，这个克己复礼好像这个是尊孔，
在编写过程中怎么定题目，怎么怎么，采取什么方式，领导有指示，我们也根据领导的指示，后来我知道，实际上毛主席通过谢静宜，他一直关心这个事，一直指导这个问题，他看到这些材料多了以后，他说你们两边（林彪和孔子）对照起来搞材料，然后对照起来以后，我们分几个标题写按语。73年底搞成了。
解说：根据谢静宜的回忆，江青得知这个材料小组存在的消息，是在材料编好之后。江青和王洪文提出向全国分发这个材料的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1974年1月18日，《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一号文件下达，“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这个一号中央文件下达以后，大批判，全国都开展大批判了，这个《人民日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号召批林批孔。然后我们是出了一系列的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红旗》登了以后，全国所有的报刊转载，所有的电台转播，然后我们写了另外很多文章，什么《林彪为什么会再三恢复克己复礼的破旗》等等一系列文章。
解说：批林批孔运动，使得中国从1971年开始的两年调整时期告一段落，全国上下再次陷入运动之中。但是当时范达人却感到高兴和骄傲。
74年1.25开大会，大会就是由迟群、谢静宜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这个大会周总理主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参加的，那么总理在这个讲话里头就讲到，就说你们这个材料编得很好，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我一想好啊，我们这个受到毛主席的称赞，简直是太高兴了，因为我想，我说过去呀，人家都批判我违背毛主席的路线，走修正主义道路，我现在进入了毛主席路线这个轨道，而且毛主席称赞我们，这个路线问题解决了。我今后就是一心好好干。
解说：1.25大会是梁效第一次在社会上的公开亮相。此后，批林批孔小组由编写材料转向了写作大批判文章，并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北京大学朗润园后湖旁边有一座灰楼，原本是北大专为外国专家准备的招待所。自从“批林批孔”运动以后，这座楼就成了常人不敢随便靠近的一个神秘处所。此时已经名噪全国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把这里当作了常驻的办公地点。而这里警备森严，外面的平民百姓不得入内。里边的人也不能自由外出。来探亲访友的人就一律被挡在了门口的一间豪华的接待室里面，接受百般地盘问。
解说：这里就是当年梁效的所在地。在范达人的记忆里，这座楼看起来其貌不扬，里边却陈设讲究。范达人觉得，梁效的待遇肯定没有顺口溜那么夸张，但是也的确是普通人不能相比的。
范达人：基本上一个人一个小屋，住在那，然后每个人伙食费10块钱，公家补助啊，每天4毛，所以三四一十二啊，我们伙食费当时是22块钱，作为22块钱，当时相当好应该说，所以早中晚三餐，然后加班还有夜宵，这个节假日还有会餐，
解说：批判组待遇特殊，纪律也非常严格。梁效的成员，平时不准回家，只星期六晚上准许外出，星期天则必须赶回。
范达人：梁效是这样，它原来有规定，各个组写文章，各写各的，不要互相讲，交流情况，我们写作组写文章，材料组编材料，互相不能互相通气，懂不懂？这是一个。梁效内部什么任务，什么文章，不能跟外人说，都好像是机密似的。稍微你打听点事情啊，就给你去报告，就挨批评，我有一次问，我问一个梁效的，我说我们这个伙食啊，到底是谁补助的？就是我们每个月不是补助12块钱嘛，我就问了一下，结果问一下以后，这个那位老先生就往上去汇报给我们领导了，领导也找我谈话，说，我们谁补助，你不知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就这样。
解说：从1974年5月开始，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开始使用梁效作为笔名。后来“梁效”也成了批判组的代称。
范达人：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个文章发了很多，一时啊报刊杂志上都是这个文章，后来姚文元通过《红旗》的编辑告诉我们，说是，都是这个名字不太好，是不是最好用个笔名，后来我提议，我提议个笔名，我说是不是叫梁效，我说梁效呢，我们北大、清华两个学校，谐音就是梁效，这个“梁”呢，也是个百家姓，人家以为还真是姓梁的呢，第三呢，我说梁效这个听起来也不难听，好像良好效果似的，结果后来实际上采用我的意见了，说梁效，梁效。
解说：那时梁效的具体工作主要由三个组完成。写作组组长范达人，负责撰写批判文章，材料组组长汤一介，继续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组后来分出一个注释组，专门为毛主席注释诗词。北大和清华有四十几名教员先后成为梁效的成员。他们当中有魏建功，冯友兰，周一良这样的学界名人，也有年纪轻轻资历尚浅的普通教员。
这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是组织的安排，我们作为干部也好，作为教员也好，作为党员也好，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到那去，没有自由选择的，有一些老教授，他不太愿意去也得去，
像林庚教授，非常有名，现在90多岁了，中国古典文学史的专家，他这个人做学问很清高的一个人，国庆宴会他都不想去参加的，你知道吗，后来他也调到梁效去，为什么，搞诗词注释，毛主席说要搞诗词注释，实际上为毛主席服务的。他去了，去了没有几天，好，赶上梁效倒霉了，他也算梁效成员，结果从严处理是我，从宽处理是他，所以宣布他从宽处理，所以搞得他真是哭笑不得。
解说：对于自己能够加入梁效并成为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坦诚地说，当时他感到非常高兴。
范达人：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八个字，形容我当时心态，的确是很感激，文革不但没有把我打倒，反而重新起用我，而且就是，可以说某种程度说人家说的飞黄腾达了，也可以说得到一些既得利益，这我不否认这一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情况下，党，毛主席对你那么好，你还不拼命干，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路线认准了以后，就是拼命干，不能吃干饭。
解说：范达人所负责的历史小组后来被称作梁效的“尖刀班”。梁效三年间发表了181篇文章，“尖刀班班长”范达人参与写作公开发表的就有28篇。后来被认为是扰乱全国的文章，很多也是出自他这个写作组的笔下。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这句顺口溜强调梁效当时在舆论界的地位。在范达人看来，这种地位主要是来自梁效的“御用”身份。
说得好听点话呢，我们梁效是毛主席通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一个写作班子，说得不好听的话呢，你们是一帮御用文人，他这个写作是贯彻毛主席的意图，就遵命写作，有些东西呀，我们知道得很快，你知道吗，比如说批林批孔初期，是毛主席直接通过这个谢静宜让我们搞材料，什么编排，要批孔这个，这个过程很多人还蒙在鼓里呢，我们知道很快，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待遇，没有说文件传达到我们，我们会去看，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待遇，他让你知道一点，他就告诉你，不让你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范达人在梁效工作的时候，曾经觉得最为遗憾的事就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毛主席。他所得到的所有毛主席的指示，主要来自于谢静宜和迟群。但是，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人物，能够以毛主席的名义对梁效发号施令。这个人就是江青。
解说：早在文革初期，范达人就在北大见到过江青。那时他远远地看见江青在大会上作讲话。
范达人：那次远距离看见，给我印象并不好，说句老实话，她讲讲讲讲，把家务事都端出来了，说这个我们历史系一个教员郝冰怎么样跟她女儿有矛盾，我当时一个印象是，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感情用事啊，说话好像有点，没边就是，
解说：1974年6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江青内容凌乱的发言得到在场的两位副主席的赞同，这让范达人格外印象深刻。
范达人：我把她，就是我们看成是毛主席的这个代表，在组织这个讨论会，你看那个地位，那个架式，对不对，当然了，江青还有她特殊身份，她是毛主席的夫人，
解说：那么，梁效的直接领导者迟群谢静宜，他们和江青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范达人：这个就很难评论了，因为表面上看来，当然是江青来了，她们都是很必恭必敬的，很尊重，是吧，那么实际上呢，据说并不是如此，有些这个谢静宜反映一些情况，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江青问题，这个也就是听说而已，没有直接的证据，
解说：在范达人看来，江青往往是以毛主席的名义，通过迟群对梁效施加影响。而梁效对江青的命令一直也是认真完成。1974年2月，范达人接到了写一篇新文章的任务。
范达人：我们那个支部书记有一天晚上把我叫上去，他说上面，他没说谁，上面，让我们写篇文章，题目，《孔子其人》，他说这个题目口气很大，有来头的，说，现在这个文章写作任务交给你们组，就是交给我这个组，然后我说行，我们试试看吧，他提出几点要求，他说，首先是通俗易懂来把孔丘这个人勾画出来，然后要写他稍一得势就镇压少正卯，少正卯就是革新派。然后又传达下来什么，要写他压迫妇女的，这个任务交给我了。当时我觉得这个任务很光荣，我就找几个人，我们一块儿写，也是我执笔开始。
解说：在不断修改这篇稿子的过程中，范达人才得知，出题目的人是谁。
范达人：后来传下来，说江青催了，哦，这是江青的那个布置的任务，她说你们写不出来，我要找别人写了，就说就等于将我们一军，逼我们了，所以我们当时压力很大，这个我们大批判组的那些头头们压力很大，好，那我们调动大批判组所有人来集思广益来写这篇文章，
解说：人们认为，这篇文章名为批林批孔，实质是将矛头指向周总理。其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文中，形容孔子71岁，重病在床，讨伐革新派的一段话。这段话，范达人承认是自己写的。
范达人：71岁病重在床，这段话在我写这个文章之前，我曾经看到，看到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的《孔子传》，他们有类似的描述，我觉得这段描述孔子的复辟形象很好，我采用它了，我们写文章是1974年2月份写的，当时总理呀还不断出来接见外宾，参加各种活动，还是这样的情况，总理生病，总理有病住院是6月份的事情。然后再讲当时这个梁效大批判组的领导，他们也没有任何人没有向我暗示，你们写这篇文章要影射周总理，没有，这个实话实说，没有还是没有，我不能栽在人家头上，为自己开脱。
解说；范达人承认，当年梁效的文章确实有所影射，比如影射李德生，影射八大军区调动。但是影射周总理，梁效的执笔者却从没有想过。
文革之后，梁效被视为是江青的写作班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但是在范达人看起来，江青与梁效的关系，要比人们所了解的复杂得多。
范达人：这个江青跟梁效的关系，首先应该承认很密切，很密切，她甚至于把梁效称为班子，她亲自下令让梁效写一些文章，她点的题目，《孔丘其人》，还有《何为仁》也是啊,后来有一篇叫做《批因循守旧》，另外她还到过梁效驻地，最后在迟群的安排下，一一给这个梁效成员照相，合影，然后呢她给梁效送小米啊，什么什么东西呀，所以关系还是相当的密切。那么在我们心目中怎么看江青呢，我当时认为呀，江青是代表毛主席的。
解说：在梁效的三年时间里，范达人只听到过一次对江青受到毛主席批评的传达。
范达人：那时候，电影《创业》之后，据说江青她们是否定的，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结果毛主席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项之多，我一听，那就直接这样批评江青呗，你求全责备，你罗织罪名嘛，所以这里开始有点问号，对江青有点问号，她是不是百分之百地代表毛主席啊。
解说：范达人记得，当时梁效曾有人提出对江青的疑问，但是遭到了迟谢二人的严厉批评。这使范达人感觉到，这个班子里，对江青是不能有所怀疑的。
文革之后，范达人听到了更多毛主席批评江青的消息。但是，在他看来，梁效曾经为江青写文章服务的历史，绕不开毛主席。
范达人：很多人啊，认为这个江青是江青，毛主席是毛主席，实际上我说这个问题值得很好研究，要把真实的关系搞清楚，毛和江青到底什么关系，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在各个阶段，他们在政治观点上，到底是怎么个状况。我认为他们大方向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江青啊她基本上是贯彻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当然有时候出点错，毛主席有时候对她批评，甚至指责，说得她很厉害，但是总体上你去看一看，江青怎么能上来，江青为什么能发挥那么大作用，江青一直到最后，她的政治地位在毛主席去世之前没有下去，是不是？
1975年1月，推迟了六年的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梁效有四位成员成为了人大代表。范达人也是其中之一。这时候的梁效，可以说是显赫一时。而此后的两年里，梁效是如何再一次掀起了政治运动的高潮，又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的呢？
文革当中，梁效是一个神秘而显赫的写作团体。他们在北大朗润园的一座小楼里工作，寻常人不能够接近。在文革最后的三年的时间里，梁效陆续发表了181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视为是当时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定会先后转载。
范达人曾经是梁效的一位主笔。在他的记忆里，梁效是在毛的建议之下成立，此后，又应江青的要求写作了大量的文章。梁效也因此成为”批林批孔”运动和”儒法斗争”当中的急先锋。但是在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之后，范达人发现，梁效原本忙碌的工作，忽然变得清闲下来。
清华刘冰案
解说：1974年10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了筹备工作。这时，江青和王洪文向毛主席告了周总理的状，指责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上独断专行。江青提出，由迟群出任教育部长，毛远新等人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主席拒绝了江青的要求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并且批评江青“不要由你组阁”“人贵有自知之明”。
那时候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中央发文件，或者其他一些大批判文章都说，说江青提谢静宜当副委员长，人大副委员长，现在这个真相呢，让谢静宜当副委员长不是江青提名，是周总理提名，毛主席给她圈掉了，我问过，问过这个谢静宜，她说主席呀，不希望我做大官，他是爱护我，那么迟群呢，没有当上教育部长，他闹情绪了，这倒是事实。他以为教育部长是他,结果没有,后来周荣鑫当了教育部长。
无论如何，梁效的直接领导者，曾经受到毛主席器重的迟群和谢静宜，被毛主席排斥在国家领导集体之外。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四届人大选举邓小平成为国务院的第一副总理，负责全国工作。
四届人大后，江青等人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批评。1975年5月3日，毛主席批评江青 “批判经验主义”的行为，并且要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范达人回忆，当时江青挨批的消息并没有向梁效传达，但是他发现，不久之后，梁效就开始陷入了低潮。
范达人：那段时间就是好像是75年的六七八月份，大概这段时间，这个梁效就是清闲起来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很多事情干干，所以我们要求去，我提出来，我说我们去参观秦岭啊，写《秦始皇》一本书，后来他就下放我们去劳动，到乳胶厂劳动，我们也很高兴，去劳动劳动，这段时间当时为什么有低潮，我们当时不太清楚，那么事后,后来我知道这个背景,就是江青他们挨批了.迟群、谢静宜来得少了，我们外头约稿任务也少了。
解说：此时邓小平已经开始系统地全国整顿，但是毛主席没有向梁效传达过为整顿工作进行宣传的指示。
范达人：这段时间实际上我想这还是毛在掌握，毛主席在掌握，他是不是当时这段时间需要观察一下，观察一下，看看这个社会动静，因为当时，那个时候那段时间，邓小平重新上台，他搞整顿，这个整顿，那个整顿，实际上把文化大革命一些问题都纠正过来了，
从五月到十月，梁效只好发表过去写好的一些稿件，然后就是到各地去参观、劳动。1976年10月，梁效成员到大寨参观，他们刚刚和大寨英雄郭凤莲说了几句话，突然就接到了迟群的紧急电话。
大寨参观途中，迟群突然来电话了，给梁效的支部书记李家宽说，立即返回，说立即返回干什么,说另有任务，要立即返回，然后我们没办法，大家立即返回了。返回立刻就开始清华大学的大辩论.。
范达人回到北京后才了解迟群急调梁效成员回北京的原委。四届人大之后，迟群在清华大学提出，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是都要传达，我们（迟群和谢静宜）同意了才能传达，随后不久，迟群拒绝传达邓小平关于教育方针的讲话。这引起了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不满。刘冰认为，要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惟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迟群的问题。几名干部于是联名给毛主席写信，状告迟群，这封信的抬头写成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希望能够通过邓小平转送给毛主席。
范大人：这个刘冰他原来是老干部，原来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他这个思想基本上是就是原来这个那个轨道，就（文革之前）17年那个轨道，路线，那么他告的主要是一些作风上的问题，霸道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不民主，实际上是对他们这套不满意，
解说：刘冰等人见第一封信没有回音，又写了第二封信，这一次他们将迟群和谢静宜一并告上了中央。迟群不久就得知了消息，于是召开了清华大学的大辩论会，主要目的是批判刘冰等人的告状行为。
范达人：清华大辩论开始以后，规模越来越大，开始小范围，党委内部，然后一直扩大，扩大会，然后是全校会，集中批判这个刘冰他们就是实际上搞复旧那一套，就是恢复文化的革*命以前的那一套，说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
面对迟群的批判，刘冰等人据理力争，并且期待着毛主席的答复能够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毛主席认为，刘冰状告迟群、谢静宜的目的是反对毛主席本人，同时毛主席在批示中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
范达人：其实毛主席这个批示很说明问题，他完全站在谢静宜和迟群这边，他说这个刘冰等人写信告这个迟群、谢静宜，他们想打倒迟群、谢静宜，心里的矛头是针对我的，这个刘冰，后来我看他的回忆录，他也蒙了，我是向你反映情况，对这个迟、谢不满，怎么矛头针对你了，我是好像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会看出谢静宜跟毛的关系，因为什么呢，毛认为，这两个人是他的联络员，是他的人，他派他们两个人来掌握北大、清华，派他们两个人来掌握梁效，他就点了邓小平，我在北京，为什么要邓小平出来，邓小平偏袒偏袒刘冰。
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清华，迟群和谢静宜对刘冰等人的批判不断地升级，而毛主席的批示，使转呈信件的邓小平也成了批判的目标。
1975年11月下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这个会议将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定性为一股“右倾翻案风”，并且呢认为“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不久之后，这个会议的相关文件传达给了梁效。范达人意识到，清华大学的问题，此时开始演变成又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梁效的清闲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
解说： “打招呼”会过后不久，梁效就接到了《红旗》杂志的约稿，《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范达人：这篇文章确实第一次就是很公开地批判这个右倾翻案风，矛头是针对周荣鑫，当时的教育部长，实际上是指向邓小平，这篇文章出来影响很大，因为这整个气氛都变了。一下子就是另外一场运动开始，就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广播里不断广播，全国各报刊转载，开始全国也搞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梁效的作用是相当厉害，相当厉害，批林批孔初期一开始出来，可以说这次他是可以说是到了顶峰阶段。
解说：梁效在第一篇文章里发出了这样的信号：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又要开始，目标是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的邓小平。此后，毛主席批判邓小平的批示传达到了梁效。1975年11月，梁效又接到了《红旗》的约稿，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这篇文章由范达人所在的写作小组执笔。
范达人：那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材料，就是胡耀邦和李昌他们一些讲话，然后这个当时科学院造反派一个头头，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然后我们还到科学院去看一些大字报，根据这些情况，我们给它整理整理，让我们写一篇文章，具体矛头是针对胡耀邦和李昌他们一些言论，实际上也是指向邓小平，我的那个最后写了一段，就是对这个右倾翻案风修正主义路线要概括，我说这次这个右倾翻案风的特点，实际上我是根据当时领导的意思和报刊文章概括的，他们以为是中央哪个首长的讲话，所以后来报刊上到处有我这个东西..
解说：范达人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右倾翻案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衷主义。
这篇文章首次将“右倾翻案风”这一提法公诸于世，并且为这场政治运动做出了明确的定义。这篇文章刊登在1976年第二期的《红旗》杂志上，不久，又作为广播稿件面向全国广播。
当时啊，广播（这篇文章）那天，正好是春节，我听了以后很高兴，哎哟，大过年的就把我们这文章头版头条地广播了，我很高兴，但事后看来呢，是颠倒是非，扰乱人心，那时候胡耀邦主持这个科学院的工作，号召大家搞新的长征，向科学进军，他是对的，这个是对的，我们那时候是根据上面的意图说他这个，这个右倾回潮，这种批判是错的.
解说：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梁效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写作了大量的文章。
范达人：还有一篇文章就是《邓小平与孔孟之道》，我们查了半天，这个邓小平没有讲过什么孔孟之道，跟孔孟之道没什么关系，只说了一句话，名不正，言不顺，孔老二的话。然后我们也说，好，实际上他搞复辟也是那什么，这是牵强附会。我们也可以当时拒绝写这篇文章，，没有这个尊孔言论，写不出来，或者写不了，当时觉得这个上面交下来的任务，《红旗》要稿，我们应付差事，就这样，这种心态。
解说：1976年春，邓小平失去了主管全国工作的实际权力，他着力进行的整顿工作也被迫停止。范达人也在此时开始了解到，社会上对于梁效所写的文章反感到什么程度。
范达人：我有解放军的一个老朋友，到他家里吃饭，礼拜天，他就当着我面说，说你们又要批邓小平了，老干部都批光了，谁来工作啊，这个局面怎么维持下去呀，就是直截了地表示对我们的不满，这个事情对我有影响，我们在山西参观的时候，山西呀，参观一个钢厂，这个钢厂给我们介绍说，梁效人来参观了，介绍，他介绍介绍说，哎，本来呀，我们生产搞得很好的，批林批孔一来呀，生产往下降了，我们听了以后大吃一惊，我们梁效是批林批孔的急先锋啊，你在我们的面前就骂起批林批孔来了好像，说我们的坏话了，可是他讲的是真话，
解说：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当天上午，梁效成员自发地佩戴了黑纱，但不久之后，迟群和谢静宜向梁效传达了中央对周丧事从简，遗体火化的指示。梁效的黑纱只佩带了一个上午。
同年的清明节，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前往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梁效成员周一良和钟哲民也在其中。但是当天下午，这场群众纪念活动就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根据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回忆，4月5号下午，毛通过毛远新传达了他的批示。批示当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之后，天安门事件就被定性为“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蓄意制造的政治事件”，目的是“妄图扭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4月7号，根据毛的提议，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解说：1976年5月，梁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文章写道，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这篇文章，范达人也参与了写作。
文章发表后，又成为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的最强音。但在这时，范达人思想上也开始有了转变。他开始隐约意识到，梁效写作的文章可能不仅仅是贯彻毛主席思想这么简单。
范达人：我后来就产生一个思想就是，（梁效）这个地方啊，卷到这个高层斗争里头去，很危险，另外呢，我感觉老百姓啊，实际上对我们的文章至少是不理解，甚至于很不满意，所以这个情况下，我开始想离开梁效。
但人家觉得很奇怪，范达人在梁效红得发紫。是吧。这个好像是很多文章都是他写的。很出风头的，又是人大代表，又是国庆宴会都有他的，是个主力，他为什么要离开梁效，就是这些因素。
1976年5月，范达人向梁效的领导者迟群和谢静宜提交了调职信，在信中，他强调说自己对毛主席思想是绝不动摇的，今后无论到何地何处，都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不息。他的这封调职信很快得到了批准。
1976年9月，在等待调职的过程当中，范达人参与写作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之后，梁效由原来的毛思想的诠释者，一夜之间变成了现行反革命。
解说：这是1976年10月4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就是梁效所撰写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定性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动员令”。根据范达人的回忆，写这篇文章时，梁效并没有接到上级部门的任何指示。
范达人：“按既定方针办”，最早来自华国锋1976年8月的这个计划会议，他在那传达的，说毛主席有两条指示最近，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第二条是按既定方针办，就是他这个传达以后，新华社都用作内参了，8月份传达以后不久，我从《人民日报》一个朋友那里就告诉我，我说最近有什么新的精神啊，他说最近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传达了两条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我那个时候知道了。
解说：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范达人记得，在毛主席追悼会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的文章里，按既定方针办，以黑体字的形式出现，当时留给他很深刻的印象。
范达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社论，就是叫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9月16号，有关的起草者，我也跟他们打听过了，他们当时起草《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个社论里头啊，有人提出来，说最好引用毛主席最新的语录，他们一看，正好有这条，“按既定方针办”，这个很好，意思就是按毛主席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他们就用上了，用上了以后黑体字发表，当然我们就更深信不疑，深信不疑
解说：从这时开始，“按既定方针办”以毛主席遗嘱的面貌广泛地在全国报刊上出现。9月17日，《光明日报》前来约稿，希望梁效能为他们写作一篇“按既定方针办”，永远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章。
范达人：那么实际上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没有起草第一稿，我当时因为心不在焉，我觉得《光明日报》一篇普通文章什么了不起，我们有点，当时啊，我们有点瞧不起《光明日报》，《红旗》,《人民日报》约稿还,《光明日报》觉得还不如他们.后来我们三个人商量说，我有个组员，他说我来起草，他写，写了以后我来修改，他那些话是套话，当时一般规律性讲话，没有任何针对性，毛主席讲嘛，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修正主义以后也会有，路线斗争会不止的，以后还会有修正主义的，这是套话。
解说：范达人的写作小组很快就完成了这篇文章。这是当时《光明日报》刊登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的校样，校样上标明了《光明日报》最后定稿的日期是9月30 日。
范达人：10月1号，就是乔冠华的发言，送到华国锋那，华国锋一看，“按既定方针办”，这个对原来的那个好像毛主席的词，哎哟，不对呀，6个字差了3个字，毛主席不是说按既定方针办，毛主席是说照过去方针办，所以他批了一下，说6个字错了3个字，以后不要讲了。张春桥又把它压下了。
解说：此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们和梁效的成员对于当时中央高层对这六个字的争论毫不知情。于是《光明日报》按照原定计划，在10月4日发表了梁效的这篇文章。
范达人：10月4号，《光明日报》啪一下子，把我们那篇文章登出来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而且这个文章里头呢，就说谁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没有好下场，认为修正主义头子如果胆敢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没有好下场，这个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是吧，很厉害的样子。
解说：现在的人们普遍认为，华国锋是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才做出了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但是，根据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回忆，华国锋确定了要用“隔离审查”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在1976年的9月27日。10月2日，华国锋已经将这个秘密决定通知到了北京市委。事实上，从9月27日到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一直在秘密进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里，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梁效结束
1976年10月6号，也就是《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两天之后，华国锋采用“隔离审查”的办法，把四人帮一网打尽。范达人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北京城里消息灵通的其实人士都已经开始庆祝“四人帮”的覆灭了，但是当时他自己还对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
范达人：我这个很迟钝，他是，我后来知道10月6号好像就把四人帮抓起来了，可是我到10月10号我还不知道，10月10号正好星期天晚上我从家里返回梁效的途中，走到我们北大哲学系的路口，天已经黑了，组织组的一个副组长，叫做刘隆亨，他碰见我了，他说你还去上班，我说是啊，他说你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我说没有啊，我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我还是聪明了一句，反问了一句，他说迟群、谢静宜篡党夺权，搞阴谋，抓起来了，哎哟，我心里一震，我说怎么，怎么这样就抓起来了，这两个是我们直接的领导啊，
解说：范达人将迟谢被捕的消息传达给自己写作组的成员，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过事情会有多严重。
范达人：10月10号半夜12点，我们都睡觉了，很亮，灯光很亮，哗，这个吉普车，什么摩托车，军队，包围，把梁效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军队的，还有好像北大的一个头，一个为首的就讲，就说，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我们要查封梁效，中央下命令要查封梁效，用查封两个字，查封梁效。他说你们马上要离开梁效，只能带洗漱，涮洗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然后我们灰溜溜地出了梁效，
解说：从这一天开始，梁效成员被隔离审查。写材料，交代，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和审讯。作为《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等重要文章的执笔者，范达人是重点审查的对象。
范达人：给我很多警告，说你呀，你现在还不交代，你不要以为没有事了，我们还要进一步采取严厉措施，那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你后悔晚矣，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我不能瞎编啊，编了以后，那怎么办，编了以后你要自圆其说，是不是，后来我说听天由命，随他去，
解说：于是，范达人成为从严处理的典型。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的罪行大会”，在全场高呼“打倒范达人”的口号声中，范达人从会场被直接押上了囚车。
范达人：上了囚车以后，我想看看…，不让我看，坐下去，坐下去，让我坐在地下，押到一个地方，然后出来以后，出来以后铁门一道一道打开进去，一道一道打开，这个阴森森的，然后他们大概没商量好我押在什么地方，说你在这边等一等，正好有一个犯人在那打扫卫生，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啊，他说这里是半步桥监狱，半步桥监狱，真把我关进监狱了，我说，这个半步桥监狱，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参观过，1956年的时候我参观过，我说，真是，这命运真是捉弄人啊，1956年我来参观过，这个多少年以后吧，1977年，十多年以后，我在这蹲狱，
给我关进来以后，给我扔进来两条被子，这个两边犯人一看，哎哟，哎呀，新被啊，真好啊，但是被子上写个囚，囚被，他们说很好，他们觉得对我很优待，我心里凉了半截，哎呀，我说真的成了囚犯
解说：范达人未经审判就成为了囚犯，当时没有人告诉他，他的刑期到底会有多长。
范达人：如果告诉我关一年啊，我很轻松愉快地呆在那，熬他一年，比较平静的，它是茫茫的一片黑夜，不知道何时是尽头，也可能关死在那儿，也可能把你干掉，因为这个罪名太重要了，你篡党夺权动员令的执笔者，或者炮制者或者什么，你不承认，那还得了，所以我当时真是一片漆黑，完全是心灰意懒，
解说：范达人在半步桥监狱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1978年秋，范达人在监狱的报纸上看到了出狱的希望。
范达人：当时这个监狱里头啊，它有《人民日报》，每天给份《人民日报》，我有时候看看《人民日报》的大标题，看看一些消息，我看的过程里头，我觉得有些变化，比较强调实事求是，比较强调落实政策。胡耀邦当时就说，把这个阶级斗争看作是路线斗争，不是这个革命与反革命这种斗争，另外他树了个彪炳，说辽宁省委书记叫李伯秋吧，他说这样的人，不要关起来，可以放出来。有这么个彪炳，这个我也就于是就放出来了。
解说：1979年1月，范达人终于离开了监狱。但是当时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梁效成员当时必须遵守“三不规定”，一不能讲课，二不能写文章，三不能出头露面。直到1980年，北大党委为梁效做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在范达人看来，这个结论给了他忘记过去，重新开始的机会。
范达人：就是北大党委，给我们下达一个结论，初步结论，他说这四个同志到梁效是组织上派去的，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应该以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教育可以做贡献，这么几条指示。我们当时听了很高兴。
解说：尽管北大党委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是梁效的问题并未获得彻底的解决。此后的十年里，梁效的成员先后几次接受审查，结论也不断变化。范达人此时已经恢复了工作，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从文革结束开始，他不断地反思自己曾经作为御用文人的经历。
范达人：任何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人为了宣传某一个政策、方针，他需要人，组织人来宣传政策，会有人，会有这样的，以后也会有，所以这个现象不会消失的，不会完全消失，但是我作为知识分子，现在回过头来看，知识分子啊，应该，应该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有个独立思考能力，应该把自己呀，经过大脑思考的，认为正确的东西表达出来，认为不好的东西进行抨击。
1989年，范达人成为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后来在美国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研究。范达人向我们介绍说，那些曾经的梁效成员，后来有很多人成为文史专业中的学术精英。他们多以开放而多元的思想而著名，今天的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他们曾是梁效成员的历史。
文革当中，梁效不是唯一的写作组，除此之外，还有罗思鼎，还有唐晓文，初澜，池恒等等。有学者认为说，深入研究梁效、罗斯鼎等等一系列的 “文革遗产”，其实对中华文化品格的重建，对知识分子灵魂的重塑，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历史教训是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范达人对于梁效历史的回忆，其实一直心情都十分复杂。对梁效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怎样来评价，范达人自己也依然感到困惑。1999年，他写作了《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这本书。在草稿完成的时候，范达人的老师，也曾经加入梁效的周一良已经患上了帕金森症，那时候几乎偏瘫。他用左手给范达人写了一份简短的信，就是希望范达人能够尽早地把这本书出版，留给研究文革历史的那些人。梁效的是是非非，恐怕要留给后人来评说。
范达人曾经是梁效的主笔，亲历了梁效从成立到覆灭的全部过程。今天他要回顾的，就是他在梁效写作班子中的那段特殊的经历。
年，范达人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成为北大的一名青年教师。文革之前，他在历史系负责学术批判工作。1966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大哲学系的聂元梓贴出了批判北大党委书记宋硕，陆平，彭佩云等人的大字报，指责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这张大字报在北大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时范达人明确表示反对聂元梓的做法。
范达人：我认为北大再搞就乱了，影响也不好，有意见可以在内部通过组织系统提，所以这个完了以后，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就是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写完以后呢，这个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是6月1号，广播突然广播这个（聂元梓的）大字报，而且有篇评论，说这是何等，说这个大字报是何等好啊，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什么要把陆平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北大顽固堡垒要攻破什么这些等等。所以当时我们也懵了，怎么一下子这样变了，
解说：聂元梓的大字报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文革从北大蔓延到全国。在风暴中心，范达人毫无准备。1966年6月18日，北大各系揪斗“牛鬼蛇神”，从学校党委到基层教师甚至学生干部，反对聂元梓大字报的都不能幸免。这就是著名的北大“6?18事件”。范达人也是当时被揪斗的教师之一。
范达人：斗完以后，我心里不服气，第二天回到组里，我当时跟我们的组长讲，我说我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按组织审查，让我交代，你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措施来斗我，好，第二天，全组开批判会，说范达人你自己这个态度很不老实，不接受群众对你的批判，群众对你批判是应该的，你的罪行很重，结果工作组有个领导，一个海军军官，就在我们历史系蹲点的，姓刘的，他就拍桌子，他说范达人，你是黑帮，铁板钉钉的，就这么讲话，哎哟，我当时真是心里呀一咯噔，我说你给我定性了，那么严重啊，
解说：黑帮分子，敌我矛盾，范达人被打入另册，不得不进行劳动改造。
范达人：拔草，打扫卫生，然后大批的群众围斗，不明真相的群众就是乱斗一通，乱斗一通，有的时候就出现险情，（我）在那高墙上，在那高墙上推下去就要摔死。有时候还打你，有一次在我们院里头，斗我，给我剃了个阴阳头，推了阴阳头以后，我觉得很难看，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得了，我就马上到理发馆去，理发员一看，哎呀，这是阴阳头，我们不能给理的，理了以后红卫兵要找我们麻烦的，他不肯理。
解说：这就是范达人在文革前几年的生活。当时他有三条罪状，第一、反对聂元梓大字报，第二、陆平的修正主义苗子，第三、反动官僚地主子弟。他对前两条罪状不以为然，但对自己的出身问题却很是不解。
我当时这个不理解，心里很抵触，我当时说我这个，我虽然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但是我还是革命的，是不是，我15岁就参加解放军，表现很好啊，在部队几年，我每年都立功受奖，我什么时候变成反党黑帮了，想不通，之后我就是慢慢慢慢地感觉到自己恐怕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原来是做过一年团支部书记，我对这个做团支部书记兴趣不大，做政治思想工作兴趣不大，我希望成为专家学者，搞业务，成为学者名流这样，所以我实际上不安心这个政治工作，后来一想不安心政治工作，这个是不对的，没有听党的话，作专家学者是成名成家的思想，这个成名成家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然后我就挖的更准，我说这个可能和我的家庭出身有关系。
解说：安与平凡，自我反省。为了重回革命群众队伍，范达人开始改造自己来适应文化革命的要求。
我那时候就在做什么，做赤脚医生，因为我在部队里卫生部呆过，有点医学知识，我就一边背着药箱，一边背着理发的工具，漫山遍野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所以那时候叫我，到处叫我范大夫，范大夫，很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我倒是也觉得心里很痛快，就是感觉到有一种满足，所以一边爬山越岭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边还唱着样板戏《GCD员》，那段，很高兴，所以思想有变化。在这个情况下呢，哎，领导上，那时候已经是工宣队，领导上认为我这个转变了，转变以后就是表扬我，然后开始使用我了。
解说：此时，曾被毛主席看重的红卫兵领袖们已经因为武斗遭到了毛主席的批判和遗弃。聂元梓也不例外。工宣队军宣队掌握了北大的实际领导权。范达人恢复了工作，不久就调到历史系的大批判组，任务是在史学领域里搞革命大批判。
范达人：那时候我开始还不会写，那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写法。就是当时编了一个叫大批判文集，就是把报刊上所有大批判文章，批判得好的文章，选出来，我就是一篇一篇地看，一篇一篇看，比如像姚文元的，戚本禹的，
解说：范达人从此成了北大历史系的一支笔杆子。他参与写作的四篇文章在《红旗》杂志发表后，赢得了很大的声誉。
一九七三年，范达人得到了两个荣誉。他可以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小组的成员，到秘鲁和墨西哥考察美洲古代文明。不久又被选为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来自组织的信任让范达人受宠若惊。
我后来想的，他整我啊，我的确是有问题，那么整完以后，他没有把我打倒，他慢慢慢慢起用我，让我更好地好像发挥作用，所以我把过去的那个整我啊，认为是对我一种考验，一种锻炼，就这样想的，所以文化大革命那个抵触情绪已经烟消云散，就是忠实地执行毛主席路线，而且真实思想接受了，不是勉强的，真的，就是觉得毛主席这套理论对的，他是要反修防修，不能像苏联那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1973年10月，范达人突然得到了一个奇怪的通知。
1973年10月我们的党总记徐华民告诉我，说范达人，你明天到北大，清华工字楼去，工字厅去开会，就去了。他说这个会很重要，你回来呀，内容不要跟其他人讲，你也甭向我汇报，我当时很奇怪，作为普通党员，这个向党组织汇报是我应尽的义务，他从来是我有什么活动，都要向他汇报的，这次还不要让他汇报，觉得很奇怪，很神秘，但是不知道。就到了清华，在清华大学的工字厅，范达人发现，原来接到同样通知有12个人，其中还包括周一良，魏建功等等一些著名的学者。而主持这个会议的，是负责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的迟群和谢静宜。
迟群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文革当中负责清华大学的全面工作；而谢静宜曾经是毛主席的机要员,具有不是政治局委员，却可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特殊的身份，他也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之一。文革当中，迟谢二人可以说是炙手可热，他们的出现就让范达人预感到，这次任务一定是非同小可。
范达人：待了一会儿迟群谢静宜就进来了，说找你们来，要你们编个材料，就是我们发现林彪有尊孔的言论，你们大家一起编个材料，这是上面的意思，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要保密，不要给任何人讲，这个两校的这个合作，搞一个组织，叫做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当时，也就是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前身开始。
解说：谢静宜当时所说的，上面的意思，到底是谁的意思呢？文革之后，梁效被称作“四人帮的写作班子”，为了弄清楚梁效的来历，20多年之后，范达人专程找到谢静宜，询问批林批孔材料小组的由来。
范达人：她说我们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起来的，她说原来我们搞材料，清华几个人在搞材料，她说毛主席看了几条材料，小纸条，他说不够，你们的材料不够，你们清华搞理科的不行，你们要找北大的文科的老师一起搞，然后她就把我们文科找去了，
解说：林彪叛逃失事之后，到林彪住处收集罪证的专案小组，发现了林彪手抄的孔子名言的卡片。谢静宜把这件事汇报给了毛主席。
1973年7月，毛主席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林彪的思想根源来源于儒家，是“尊孔反法”的。同年9月，毛主席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中国历来分为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在范达人看来，毛主席“批林要批孔”的目的，首先是维护文化大革命。
范达人：（以前）批林彪，批571工程纪要，批他这个打倒一切一种极左思潮，但是批着批着以后，觉得有问题了，这个批到文化大革命头上去了，你懂不懂，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这个发动的，他亲自领导的，所以毛主席也认为要批右，林彪实际上是右的，这个林彪怎么会实际上是右的呢，这个也搞不清楚，因为林彪那个大量的言论啊，公开的，那个左得不得了，这个时候啊，就是有人发现说林彪还有尊孔的言论，那么孔老二有一种观点说他是右的，搞复辟，守旧，所以如果把林彪和孔老二结合起来批判，就是认清林彪路线的右的实质，为这样一个目的服务。
范达人：毛家湾外观是平淡无奇，可是一进去以后，相当地豪华，当时我感觉相当豪华。一开门，一进门有警卫连守着，然后里头有室内游泳池，还停放了一辆这个当时美国的那个豪华车，说林彪用10万美元买来的，然后还有专门一间屋子就是各种抄家的那些古董玩艺都堆在那，很多，古董，玩艺，我一看，哎哟，我说这个古董怎么在这，那个破四旧居然破到这来了，然后叶群的房间里头，那个衣服啊多得不得了，那个鞋子啊，多得不得了。
林彪有些怪僻，他这个有一张表，他床头贴着一张表说，盖一条毯子增加几度，盖两条毯子增加几度，他要衡温用这样来衡温，他因为怕风，（我）印象很不好，就是奢侈，豪华，跟他们宣传艰苦朴素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第二次去我记得，在他的那个缸子里头发现好多条幅，打开一看就是林彪给叶群的，悠悠万世，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然后叶群也回过来也写，悠悠万世，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好，我们当时很高兴，这个克己复礼好像这个是尊孔，
在编写过程中怎么定题目，怎么怎么，采取什么方式，领导有指示，我们也根据领导的指示，后来我知道，实际上毛主席通过谢静宜，他一直关心这个事，一直指导这个问题，他看到这些材料多了以后，他说你们两边（林彪和孔子）对照起来搞材料，然后对照起来以后，我们分几个标题写按语。73年底搞成了。
解说：根据谢静宜的回忆，江青得知这个材料小组存在的消息，是在材料编好之后。江青和王洪文提出向全国分发这个材料的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1974年1月18日，《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一号文件下达，“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这个一号中央文件下达以后，大批判，全国都开展大批判了，这个《人民日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号召批林批孔。然后我们是出了一系列的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红旗》登了以后，全国所有的报刊转载，所有的电台转播，然后我们写了另外很多文章，什么《林彪为什么会再三恢复克己复礼的破旗》等等一系列文章。
解说：批林批孔运动，使得中国从1971年开始的两年调整时期告一段落，全国上下再次陷入运动之中。但是当时范达人却感到高兴和骄傲。
74年1.25开大会，大会就是由迟群、谢静宜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这个大会周总理主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参加的，那么总理在这个讲话里头就讲到，就说你们这个材料编得很好，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我一想好啊，我们这个受到毛主席的称赞，简直是太高兴了，因为我想，我说过去呀，人家都批判我违背毛主席的路线，走修正主义道路，我现在进入了毛主席路线这个轨道，而且毛主席称赞我们，这个路线问题解决了。我今后就是一心好好干。
解说：1.25大会是梁效第一次在社会上的公开亮相。此后，批林批孔小组由编写材料转向了写作大批判文章，并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北京大学朗润园后湖旁边有一座灰楼，原本是北大专为外国专家准备的招待所。自从“批林批孔”运动以后，这座楼就成了常人不敢随便靠近的一个神秘处所。此时已经名噪全国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把这里当作了常驻的办公地点。而这里警备森严，外面的平民百姓不得入内。里边的人也不能自由外出。来探亲访友的人就一律被挡在了门口的一间豪华的接待室里面，接受百般地盘问。
解说：这里就是当年梁效的所在地。在范达人的记忆里，这座楼看起来其貌不扬，里边却陈设讲究。范达人觉得，梁效的待遇肯定没有顺口溜那么夸张，但是也的确是普通人不能相比的。
范达人：基本上一个人一个小屋，住在那，然后每个人伙食费10块钱，公家补助啊，每天4毛，所以三四一十二啊，我们伙食费当时是22块钱，作为22块钱，当时相当好应该说，所以早中晚三餐，然后加班还有夜宵，这个节假日还有会餐，
解说：批判组待遇特殊，纪律也非常严格。梁效的成员，平时不准回家，只星期六晚上准许外出，星期天则必须赶回。
范达人：梁效是这样，它原来有规定，各个组写文章，各写各的，不要互相讲，交流情况，我们写作组写文章，材料组编材料，互相不能互相通气，懂不懂？这是一个。梁效内部什么任务，什么文章，不能跟外人说，都好像是机密似的。稍微你打听点事情啊，就给你去报告，就挨批评，我有一次问，我问一个梁效的，我说我们这个伙食啊，到底是谁补助的？就是我们每个月不是补助12块钱嘛，我就问了一下，结果问一下以后，这个那位老先生就往上去汇报给我们领导了，领导也找我谈话，说，我们谁补助，你不知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就这样。
解说：从1974年5月开始，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开始使用梁效作为笔名。后来“梁效”也成了批判组的代称。
范达人：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个文章发了很多，一时啊报刊杂志上都是这个文章，后来姚文元通过《红旗》的编辑告诉我们，说是，都是这个名字不太好，是不是最好用个笔名，后来我提议，我提议个笔名，我说是不是叫梁效，我说梁效呢，我们北大、清华两个学校，谐音就是梁效，这个“梁”呢，也是个百家姓，人家以为还真是姓梁的呢，第三呢，我说梁效这个听起来也不难听，好像良好效果似的，结果后来实际上采用我的意见了，说梁效，梁效。
解说：那时梁效的具体工作主要由三个组完成。写作组组长范达人，负责撰写批判文章，材料组组长汤一介，继续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组后来分出一个注释组，专门为毛主席注释诗词。北大和清华有四十几名教员先后成为梁效的成员。他们当中有魏建功，冯友兰，周一良这样的学界名人，也有年纪轻轻资历尚浅的普通教员。
这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是组织的安排，我们作为干部也好，作为教员也好，作为党员也好，他服从组织的安排到那去，没有自由选择的，有一些老教授，他不太愿意去也得去，
像林庚教授，非常有名，现在90多岁了，中国古典文学史的专家，他这个人做学问很清高的一个人，国庆宴会他都不想去参加的，你知道吗，后来他也调到梁效去，为什么，搞诗词注释，毛主席说要搞诗词注释，实际上为毛主席服务的。他去了，去了没有几天，好，赶上梁效倒霉了，他也算梁效成员，结果从严处理是我，从宽处理是他，所以宣布他从宽处理，所以搞得他真是哭笑不得。
解说：对于自己能够加入梁效并成为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坦诚地说，当时他感到非常高兴。
范达人：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八个字，形容我当时心态，的确是很感激，文革不但没有把我打倒，反而重新起用我，而且就是，可以说某种程度说人家说的飞黄腾达了，也可以说得到一些既得利益，这我不否认这一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样情况下，党，毛主席对你那么好，你还不拼命干，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路线认准了以后，就是拼命干，不能吃干饭。
解说：范达人所负责的历史小组后来被称作梁效的“尖刀班”。梁效三年间发表了181篇文章，“尖刀班班长”范达人参与写作公开发表的就有28篇。后来被认为是扰乱全国的文章，很多也是出自他这个写作组的笔下。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这句顺口溜强调梁效当时在舆论界的地位。在范达人看来，这种地位主要是来自梁效的“御用”身份。
说得好听点话呢，我们梁效是毛主席通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一个写作班子，说得不好听的话呢，你们是一帮御用文人，他这个写作是贯彻毛主席的意图，就遵命写作，有些东西呀，我们知道得很快，你知道吗，比如说批林批孔初期，是毛主席直接通过这个谢静宜让我们搞材料，什么编排，要批孔这个，这个过程很多人还蒙在鼓里呢，我们知道很快，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待遇，没有说文件传达到我们，我们会去看，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待遇，他让你知道一点，他就告诉你，不让你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范达人在梁效工作的时候，曾经觉得最为遗憾的事就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毛主席。他所得到的所有毛主席的指示，主要来自于谢静宜和迟群。但是，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人物，能够以毛主席的名义对梁效发号施令。这个人就是江青。
解说：早在文革初期，范达人就在北大见到过江青。那时他远远地看见江青在大会上作讲话。
范达人：那次远距离看见，给我印象并不好，说句老实话，她讲讲讲讲，把家务事都端出来了，说这个我们历史系一个教员郝冰怎么样跟她女儿有矛盾，我当时一个印象是，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感情用事啊，说话好像有点，没边就是，
解说：1974年6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江青内容凌乱的发言得到在场的两位副主席的赞同，这让范达人格外印象深刻。
范达人：我把她，就是我们看成是毛主席的这个代表，在组织这个讨论会，你看那个地位，那个架式，对不对，当然了，江青还有她特殊身份，她是毛主席的夫人，
解说：那么，梁效的直接领导者迟群谢静宜，他们和江青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范达人：这个就很难评论了，因为表面上看来，当然是江青来了，她们都是很必恭必敬的，很尊重，是吧，那么实际上呢，据说并不是如此，有些这个谢静宜反映一些情况，直接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江青问题，这个也就是听说而已，没有直接的证据，
解说：在范达人看来，江青往往是以毛主席的名义，通过迟群对梁效施加影响。而梁效对江青的命令一直也是认真完成。1974年2月，范达人接到了写一篇新文章的任务。
范达人：我们那个支部书记有一天晚上把我叫上去，他说上面，他没说谁，上面，让我们写篇文章，题目，《孔子其人》，他说这个题目口气很大，有来头的，说，现在这个文章写作任务交给你们组，就是交给我这个组，然后我说行，我们试试看吧，他提出几点要求，他说，首先是通俗易懂来把孔丘这个人勾画出来，然后要写他稍一得势就镇压少正卯，少正卯就是革新派。然后又传达下来什么，要写他压迫妇女的，这个任务交给我了。当时我觉得这个任务很光荣，我就找几个人，我们一块儿写，也是我执笔开始。
解说：在不断修改这篇稿子的过程中，范达人才得知，出题目的人是谁。
范达人：后来传下来，说江青催了，哦，这是江青的那个布置的任务，她说你们写不出来，我要找别人写了，就说就等于将我们一军，逼我们了，所以我们当时压力很大，这个我们大批判组的那些头头们压力很大，好，那我们调动大批判组所有人来集思广益来写这篇文章，
解说：人们认为，这篇文章名为批林批孔，实质是将矛头指向周总理。其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文中，形容孔子71岁，重病在床，讨伐革新派的一段话。这段话，范达人承认是自己写的。
范达人：71岁病重在床，这段话在我写这个文章之前，我曾经看到，看到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的《孔子传》，他们有类似的描述，我觉得这段描述孔子的复辟形象很好，我采用它了，我们写文章是1974年2月份写的，当时总理呀还不断出来接见外宾，参加各种活动，还是这样的情况，总理生病，总理有病住院是6月份的事情。然后再讲当时这个梁效大批判组的领导，他们也没有任何人没有向我暗示，你们写这篇文章要影射周总理，没有，这个实话实说，没有还是没有，我不能栽在人家头上，为自己开脱。
解说；范达人承认，当年梁效的文章确实有所影射，比如影射李德生，影射八大军区调动。但是影射周总理，梁效的执笔者却从没有想过。
文革之后，梁效被视为是江青的写作班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但是在范达人看起来，江青与梁效的关系，要比人们所了解的复杂得多。
范达人：这个江青跟梁效的关系，首先应该承认很密切，很密切，她甚至于把梁效称为班子，她亲自下令让梁效写一些文章，她点的题目，《孔丘其人》，还有《何为仁》也是啊,后来有一篇叫做《批因循守旧》，另外她还到过梁效驻地，最后在迟群的安排下，一一给这个梁效成员照相，合影，然后呢她给梁效送小米啊，什么什么东西呀，所以关系还是相当的密切。那么在我们心目中怎么看江青呢，我当时认为呀，江青是代表毛主席的。
解说：在梁效的三年时间里，范达人只听到过一次对江青受到毛主席批评的传达。
范达人：那时候，电影《创业》之后，据说江青她们是否定的，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结果毛主席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项之多，我一听，那就直接这样批评江青呗，你求全责备，你罗织罪名嘛，所以这里开始有点问号，对江青有点问号，她是不是百分之百地代表毛主席啊。
解说：范达人记得，当时梁效曾有人提出对江青的疑问，但是遭到了迟谢二人的严厉批评。这使范达人感觉到，这个班子里，对江青是不能有所怀疑的。
文革之后，范达人听到了更多毛主席批评江青的消息。但是，在他看来，梁效曾经为江青写文章服务的历史，绕不开毛主席。
范达人：很多人啊，认为这个江青是江青，毛主席是毛主席，实际上我说这个问题值得很好研究，要把真实的关系搞清楚，毛和江青到底什么关系，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在各个阶段，他们在政治观点上，到底是怎么个状况。我认为他们大方向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江青啊她基本上是贯彻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当然有时候出点错，毛主席有时候对她批评，甚至指责，说得她很厉害，但是总体上你去看一看，江青怎么能上来，江青为什么能发挥那么大作用，江青一直到最后，她的政治地位在毛主席去世之前没有下去，是不是？
1975年1月，推迟了六年的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梁效有四位成员成为了人大代表。范达人也是其中之一。这时候的梁效，可以说是显赫一时。而此后的两年里，梁效是如何再一次掀起了政治运动的高潮，又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的呢？
文革当中，梁效是一个神秘而显赫的写作团体。他们在北大朗润园的一座小楼里工作，寻常人不能够接近。在文革最后的三年的时间里，梁效陆续发表了181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视为是当时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定会先后转载。
范达人曾经是梁效的一位主笔。在他的记忆里，梁效是在毛的建议之下成立，此后，又应江青的要求写作了大量的文章。梁效也因此成为”批林批孔”运动和”儒法斗争”当中的急先锋。但是在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之后，范达人发现，梁效原本忙碌的工作，忽然变得清闲下来。
清华刘冰案
解说：1974年10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了筹备工作。这时，江青和王洪文向毛主席告了周总理的状，指责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上独断专行。江青提出，由迟群出任教育部长，毛远新等人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主席拒绝了江青的要求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并且批评江青“不要由你组阁”“人贵有自知之明”。
那时候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中央发文件，或者其他一些大批判文章都说，说江青提谢静宜当副委员长，人大副委员长，现在这个真相呢，让谢静宜当副委员长不是江青提名，是周总理提名，毛主席给她圈掉了，我问过，问过这个谢静宜，她说主席呀，不希望我做大官，他是爱护我，那么迟群呢，没有当上教育部长，他闹情绪了，这倒是事实。他以为教育部长是他,结果没有,后来周荣鑫当了教育部长。
无论如何，梁效的直接领导者，曾经受到毛主席器重的迟群和谢静宜，被毛主席排斥在国家领导集体之外。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四届人大选举邓小平成为国务院的第一副总理，负责全国工作。
四届人大后，江青等人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批评。1975年5月3日，毛主席批评江青 “批判经验主义”的行为，并且要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范达人回忆，当时江青挨批的消息并没有向梁效传达，但是他发现，不久之后，梁效就开始陷入了低潮。
范达人：那段时间就是好像是75年的六七八月份，大概这段时间，这个梁效就是清闲起来了，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很多事情干干，所以我们要求去，我提出来，我说我们去参观秦岭啊，写《秦始皇》一本书，后来他就下放我们去劳动，到乳胶厂劳动，我们也很高兴，去劳动劳动，这段时间当时为什么有低潮，我们当时不太清楚，那么事后,后来我知道这个背景,就是江青他们挨批了.迟群、谢静宜来得少了，我们外头约稿任务也少了。
解说：此时邓小平已经开始系统地全国整顿，但是毛主席没有向梁效传达过为整顿工作进行宣传的指示。
范达人：这段时间实际上我想这还是毛在掌握，毛主席在掌握，他是不是当时这段时间需要观察一下，观察一下，看看这个社会动静，因为当时，那个时候那段时间，邓小平重新上台，他搞整顿，这个整顿，那个整顿，实际上把文化大革命一些问题都纠正过来了，
从五月到十月，梁效只好发表过去写好的一些稿件，然后就是到各地去参观、劳动。1976年10月，梁效成员到大寨参观，他们刚刚和大寨英雄郭凤莲说了几句话，突然就接到了迟群的紧急电话。
大寨参观途中，迟群突然来电话了，给梁效的支部书记李家宽说，立即返回，说立即返回干什么,说另有任务，要立即返回，然后我们没办法，大家立即返回了。返回立刻就开始清华大学的大辩论.。
范达人回到北京后才了解迟群急调梁效成员回北京的原委。四届人大之后，迟群在清华大学提出，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是都要传达，我们（迟群和谢静宜）同意了才能传达，随后不久，迟群拒绝传达邓小平关于教育方针的讲话。这引起了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不满。刘冰认为，要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惟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迟群的问题。几名干部于是联名给毛主席写信，状告迟群，这封信的抬头写成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希望能够通过邓小平转送给毛主席。
范大人：这个刘冰他原来是老干部，原来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他这个思想基本上是就是原来这个那个轨道，就（文革之前）17年那个轨道，路线，那么他告的主要是一些作风上的问题，霸道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不民主，实际上是对他们这套不满意，
解说：刘冰等人见第一封信没有回音，又写了第二封信，这一次他们将迟群和谢静宜一并告上了中央。迟群不久就得知了消息，于是召开了清华大学的大辩论会，主要目的是批判刘冰等人的告状行为。
范达人：清华大辩论开始以后，规模越来越大，开始小范围，党委内部，然后一直扩大，扩大会，然后是全校会，集中批判这个刘冰他们就是实际上搞复旧那一套，就是恢复文化的革*命以前的那一套，说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
面对迟群的批判，刘冰等人据理力争，并且期待着毛主席的答复能够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毛主席认为，刘冰状告迟群、谢静宜的目的是反对毛主席本人，同时毛主席在批示中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
范达人：其实毛主席这个批示很说明问题，他完全站在谢静宜和迟群这边，他说这个刘冰等人写信告这个迟群、谢静宜，他们想打倒迟群、谢静宜，心里的矛头是针对我的，这个刘冰，后来我看他的回忆录，他也蒙了，我是向你反映情况，对这个迟、谢不满，怎么矛头针对你了，我是好像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会看出谢静宜跟毛的关系，因为什么呢，毛认为，这两个人是他的联络员，是他的人，他派他们两个人来掌握北大、清华，派他们两个人来掌握梁效，他就点了邓小平，我在北京，为什么要邓小平出来，邓小平偏袒偏袒刘冰。
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清华，迟群和谢静宜对刘冰等人的批判不断地升级，而毛主席的批示，使转呈信件的邓小平也成了批判的目标。
1975年11月下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这个会议将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定性为一股“右倾翻案风”，并且呢认为“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不久之后，这个会议的相关文件传达给了梁效。范达人意识到，清华大学的问题，此时开始演变成又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梁效的清闲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
解说： “打招呼”会过后不久，梁效就接到了《红旗》杂志的约稿，《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范达人：这篇文章确实第一次就是很公开地批判这个右倾翻案风，矛头是针对周荣鑫，当时的教育部长，实际上是指向邓小平，这篇文章出来影响很大，因为这整个气氛都变了。一下子就是另外一场运动开始，就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广播里不断广播，全国各报刊转载，开始全国也搞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梁效的作用是相当厉害，相当厉害，批林批孔初期一开始出来，可以说这次他是可以说是到了顶峰阶段。
解说：梁效在第一篇文章里发出了这样的信号：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又要开始，目标是在中央主持全面工作的邓小平。此后，毛主席批判邓小平的批示传达到了梁效。1975年11月，梁效又接到了《红旗》的约稿，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这篇文章由范达人所在的写作小组执笔。
范达人：那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材料，就是胡耀邦和李昌他们一些讲话，然后这个当时科学院造反派一个头头，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然后我们还到科学院去看一些大字报，根据这些情况，我们给它整理整理，让我们写一篇文章，具体矛头是针对胡耀邦和李昌他们一些言论，实际上也是指向邓小平，我的那个最后写了一段，就是对这个右倾翻案风修正主义路线要概括，我说这次这个右倾翻案风的特点，实际上我是根据当时领导的意思和报刊文章概括的，他们以为是中央哪个首长的讲话，所以后来报刊上到处有我这个东西..
解说：范达人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右倾翻案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衷主义。
这篇文章首次将“右倾翻案风”这一提法公诸于世，并且为这场政治运动做出了明确的定义。这篇文章刊登在1976年第二期的《红旗》杂志上，不久，又作为广播稿件面向全国广播。
当时啊，广播（这篇文章）那天，正好是春节，我听了以后很高兴，哎哟，大过年的就把我们这文章头版头条地广播了，我很高兴，但事后看来呢，是颠倒是非，扰乱人心，那时候胡耀邦主持这个科学院的工作，号召大家搞新的长征，向科学进军，他是对的，这个是对的，我们那时候是根据上面的意图说他这个，这个右倾回潮，这种批判是错的.
解说：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梁效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写作了大量的文章。
范达人：还有一篇文章就是《邓小平与孔孟之道》，我们查了半天，这个邓小平没有讲过什么孔孟之道，跟孔孟之道没什么关系，只说了一句话，名不正，言不顺，孔老二的话。然后我们也说，好，实际上他搞复辟也是那什么，这是牵强附会。我们也可以当时拒绝写这篇文章，，没有这个尊孔言论，写不出来，或者写不了，当时觉得这个上面交下来的任务，《红旗》要稿，我们应付差事，就这样，这种心态。
解说：1976年春，邓小平失去了主管全国工作的实际权力，他着力进行的整顿工作也被迫停止。范达人也在此时开始了解到，社会上对于梁效所写的文章反感到什么程度。
范达人：我有解放军的一个老朋友，到他家里吃饭，礼拜天，他就当着我面说，说你们又要批邓小平了，老干部都批光了，谁来工作啊，这个局面怎么维持下去呀，就是直截了地表示对我们的不满，这个事情对我有影响，我们在山西参观的时候，山西呀，参观一个钢厂，这个钢厂给我们介绍说，梁效人来参观了，介绍，他介绍介绍说，哎，本来呀，我们生产搞得很好的，批林批孔一来呀，生产往下降了，我们听了以后大吃一惊，我们梁效是批林批孔的急先锋啊，你在我们的面前就骂起批林批孔来了好像，说我们的坏话了，可是他讲的是真话，
解说：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当天上午，梁效成员自发地佩戴了黑纱，但不久之后，迟群和谢静宜向梁效传达了中央对周丧事从简，遗体火化的指示。梁效的黑纱只佩带了一个上午。
同年的清明节，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前往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梁效成员周一良和钟哲民也在其中。但是当天下午，这场群众纪念活动就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根据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回忆，4月5号下午，毛通过毛远新传达了他的批示。批示当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之后，天安门事件就被定性为“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蓄意制造的政治事件”，目的是“妄图扭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4月7号，根据毛的提议，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解说：1976年5月，梁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文章写道，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这篇文章，范达人也参与了写作。
文章发表后，又成为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的最强音。但在这时，范达人思想上也开始有了转变。他开始隐约意识到，梁效写作的文章可能不仅仅是贯彻毛主席思想这么简单。
范达人：我后来就产生一个思想就是，（梁效）这个地方啊，卷到这个高层斗争里头去，很危险，另外呢，我感觉老百姓啊，实际上对我们的文章至少是不理解，甚至于很不满意，所以这个情况下，我开始想离开梁效。
但人家觉得很奇怪，范达人在梁效红得发紫。是吧。这个好像是很多文章都是他写的。很出风头的，又是人大代表，又是国庆宴会都有他的，是个主力，他为什么要离开梁效，就是这些因素。
1976年5月，范达人向梁效的领导者迟群和谢静宜提交了调职信，在信中，他强调说自己对毛主席思想是绝不动摇的，今后无论到何地何处，都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不息。他的这封调职信很快得到了批准。
1976年9月，在等待调职的过程当中，范达人参与写作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之后，梁效由原来的毛思想的诠释者，一夜之间变成了现行反革命。
解说：这是1976年10月4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就是梁效所撰写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定性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动员令”。根据范达人的回忆，写这篇文章时，梁效并没有接到上级部门的任何指示。
范达人：“按既定方针办”，最早来自华国锋1976年8月的这个计划会议，他在那传达的，说毛主席有两条指示最近，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第二条是按既定方针办，就是他这个传达以后，新华社都用作内参了，8月份传达以后不久，我从《人民日报》一个朋友那里就告诉我，我说最近有什么新的精神啊，他说最近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传达了两条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我那个时候知道了。
解说：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范达人记得，在毛主席追悼会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的文章里，按既定方针办，以黑体字的形式出现，当时留给他很深刻的印象。
范达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社论，就是叫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9月16号，有关的起草者，我也跟他们打听过了，他们当时起草《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个社论里头啊，有人提出来，说最好引用毛主席最新的语录，他们一看，正好有这条，“按既定方针办”，这个很好，意思就是按毛主席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他们就用上了，用上了以后黑体字发表，当然我们就更深信不疑，深信不疑
解说：从这时开始，“按既定方针办”以毛主席遗嘱的面貌广泛地在全国报刊上出现。9月17日，《光明日报》前来约稿，希望梁效能为他们写作一篇“按既定方针办”，永远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章。
范达人：那么实际上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没有起草第一稿，我当时因为心不在焉，我觉得《光明日报》一篇普通文章什么了不起，我们有点，当时啊，我们有点瞧不起《光明日报》，《红旗》,《人民日报》约稿还,《光明日报》觉得还不如他们.后来我们三个人商量说，我有个组员，他说我来起草，他写，写了以后我来修改，他那些话是套话，当时一般规律性讲话，没有任何针对性，毛主席讲嘛，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修正主义以后也会有，路线斗争会不止的，以后还会有修正主义的，这是套话。
解说：范达人的写作小组很快就完成了这篇文章。这是当时《光明日报》刊登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的校样，校样上标明了《光明日报》最后定稿的日期是9月30 日。
范达人：10月1号，就是乔冠华的发言，送到华国锋那，华国锋一看，“按既定方针办”，这个对原来的那个好像毛主席的词，哎哟，不对呀，6个字差了3个字，毛主席不是说按既定方针办，毛主席是说照过去方针办，所以他批了一下，说6个字错了3个字，以后不要讲了。张春桥又把它压下了。
解说：此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们和梁效的成员对于当时中央高层对这六个字的争论毫不知情。于是《光明日报》按照原定计划，在10月4日发表了梁效的这篇文章。
范达人：10月4号，《光明日报》啪一下子，把我们那篇文章登出来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而且这个文章里头呢，就说谁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没有好下场，认为修正主义头子如果胆敢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没有好下场，这个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是吧，很厉害的样子。
解说：现在的人们普遍认为，华国锋是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才做出了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但是，根据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回忆，华国锋确定了要用“隔离审查”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在1976年的9月27日。10月2日，华国锋已经将这个秘密决定通知到了北京市委。事实上，从9月27日到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一直在秘密进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里，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梁效结束
1976年10月6号，也就是《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篇文章两天之后，华国锋采用“隔离审查”的办法，把四人帮一网打尽。范达人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北京城里消息灵通的其实人士都已经开始庆祝“四人帮”的覆灭了，但是当时他自己还对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
范达人：我这个很迟钝，他是，我后来知道10月6号好像就把四人帮抓起来了，可是我到10月10号我还不知道，10月10号正好星期天晚上我从家里返回梁效的途中，走到我们北大哲学系的路口，天已经黑了，组织组的一个副组长，叫做刘隆亨，他碰见我了，他说你还去上班，我说是啊，他说你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我说没有啊，我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我还是聪明了一句，反问了一句，他说迟群、谢静宜篡党夺权，搞阴谋，抓起来了，哎哟，我心里一震，我说怎么，怎么这样就抓起来了，这两个是我们直接的领导啊，
解说：范达人将迟谢被捕的消息传达给自己写作组的成员，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过事情会有多严重。
范达人：10月10号半夜12点，我们都睡觉了，很亮，灯光很亮，哗，这个吉普车，什么摩托车，军队，包围，把梁效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军队的，还有好像北大的一个头，一个为首的就讲，就说，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我们要查封梁效，中央下命令要查封梁效，用查封两个字，查封梁效。他说你们马上要离开梁效，只能带洗漱，涮洗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然后我们灰溜溜地出了梁效，
解说：从这一天开始，梁效成员被隔离审查。写材料，交代，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和审讯。作为《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等重要文章的执笔者，范达人是重点审查的对象。
范达人：给我很多警告，说你呀，你现在还不交代，你不要以为没有事了，我们还要进一步采取严厉措施，那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你后悔晚矣，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我不能瞎编啊，编了以后，那怎么办，编了以后你要自圆其说，是不是，后来我说听天由命，随他去，
解说：于是，范达人成为从严处理的典型。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的罪行大会”，在全场高呼“打倒范达人”的口号声中，范达人从会场被直接押上了囚车。
范达人：上了囚车以后，我想看看…，不让我看，坐下去，坐下去，让我坐在地下，押到一个地方，然后出来以后，出来以后铁门一道一道打开进去，一道一道打开，这个阴森森的，然后他们大概没商量好我押在什么地方，说你在这边等一等，正好有一个犯人在那打扫卫生，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啊，他说这里是半步桥监狱，半步桥监狱，真把我关进监狱了，我说，这个半步桥监狱，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参观过，1956年的时候我参观过，我说，真是，这命运真是捉弄人啊，1956年我来参观过，这个多少年以后吧，1977年，十多年以后，我在这蹲狱，
给我关进来以后，给我扔进来两条被子，这个两边犯人一看，哎哟，哎呀，新被啊，真好啊，但是被子上写个囚，囚被，他们说很好，他们觉得对我很优待，我心里凉了半截，哎呀，我说真的成了囚犯
解说：范达人未经审判就成为了囚犯，当时没有人告诉他，他的刑期到底会有多长。
范达人：如果告诉我关一年啊，我很轻松愉快地呆在那，熬他一年，比较平静的，它是茫茫的一片黑夜，不知道何时是尽头，也可能关死在那儿，也可能把你干掉，因为这个罪名太重要了，你篡党夺权动员令的执笔者，或者炮制者或者什么，你不承认，那还得了，所以我当时真是一片漆黑，完全是心灰意懒，
解说：范达人在半步桥监狱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1978年秋，范达人在监狱的报纸上看到了出狱的希望。
范达人：当时这个监狱里头啊，它有《人民日报》，每天给份《人民日报》，我有时候看看《人民日报》的大标题，看看一些消息，我看的过程里头，我觉得有些变化，比较强调实事求是，比较强调落实政策。胡耀邦当时就说，把这个阶级斗争看作是路线斗争，不是这个革命与反革命这种斗争，另外他树了个彪炳，说辽宁省委书记叫李伯秋吧，他说这样的人，不要关起来，可以放出来。有这么个彪炳，这个我也就于是就放出来了。
解说：1979年1月，范达人终于离开了监狱。但是当时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梁效成员当时必须遵守“三不规定”，一不能讲课，二不能写文章，三不能出头露面。直到1980年，北大党委为梁效做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在范达人看来，这个结论给了他忘记过去，重新开始的机会。
范达人：就是北大党委，给我们下达一个结论，初步结论，他说这四个同志到梁效是组织上派去的，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应该以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教育可以做贡献，这么几条指示。我们当时听了很高兴。
解说：尽管北大党委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是梁效的问题并未获得彻底的解决。此后的十年里，梁效的成员先后几次接受审查，结论也不断变化。范达人此时已经恢复了工作，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从文革结束开始，他不断地反思自己曾经作为御用文人的经历。
范达人：任何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人为了宣传某一个政策、方针，他需要人，组织人来宣传政策，会有人，会有这样的，以后也会有，所以这个现象不会消失的，不会完全消失，但是我作为知识分子，现在回过头来看，知识分子啊，应该，应该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有个独立思考能力，应该把自己呀，经过大脑思考的，认为正确的东西表达出来，认为不好的东西进行抨击。
1989年，范达人成为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后来在美国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研究。范达人向我们介绍说，那些曾经的梁效成员，后来有很多人成为文史专业中的学术精英。他们多以开放而多元的思想而著名，今天的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他们曾是梁效成员的历史。
文革当中，梁效不是唯一的写作组，除此之外，还有罗思鼎，还有唐晓文，初澜，池恒等等。有学者认为说，深入研究梁效、罗斯鼎等等一系列的 “文革遗产”，其实对中华文化品格的重建，对知识分子灵魂的重塑，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历史教训是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范达人对于梁效历史的回忆，其实一直心情都十分复杂。对梁效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怎样来评价，范达人自己也依然感到困惑。1999年，他写作了《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这本书。在草稿完成的时候，范达人的老师，也曾经加入梁效的周一良已经患上了帕金森症，那时候几乎偏瘫。他用左手给范达人写了一份简短的信，就是希望范达人能够尽早地把这本书出版，留给研究文革历史的那些人。梁效的是是非非，恐怕要留给后人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