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婴儿上户口:李辉：档案是沉默的证人

李辉：档案是沉默的证人时间:2010-08-24 15:41 作者:李辉点击:718次
　　“我对自己所做的资料工作是更有自信的。我做的史料收集工作，比我的写作有价值得多。”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怎样以民间档案搜集的方式来建造和书写历史，主要是我写作《传奇黄永玉》的体会，也会展开谈谈我30年来的一些经验。
　　我要讲的是黄永玉从幼年、少年一直到现在的故事。我是研究文学的作者，从写巴金到胡风，现在写了这本黄永玉传，而且还是没有完成的传——1976年之后的一些重要事情可能是以后会写到的。第一个就是他跟《苦恋》的关系，大家可能知道1979年对《苦恋》的批判，而里面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黄永玉。还有比如“文革”之后，黄永玉在文学上多方位的爆发等等。
　　黄永玉很难学
　　黄永玉的艺术是全方位的，而他美术上的成就掩盖了文学上的成就。读过他的散文的读者，就会知道他写散文的成就比起散文大家来，至少是可以相提并论的，甚至超过他们。还有他的诗歌，黄永玉十几岁开始写诗，1950年在香港发表过整版的诗歌。1979年“文革”之后，中国第一届诗歌的评奖，大概有十多个人得奖，大多是我们所熟悉的文学界的诗人，其中一个就是黄永玉，获奖作品是《有那么个时候》。他的诗歌创作我们过去是不太了解的。
　　至于小说的创作，《收获》杂志从去年开始连载他的小说，这部小说是90年代开始写的，已有10多万字。3年前，我就建议他应该继续写小说。他写了，我来之前他又在写明年的1万字，连着已经写到40多万字了，86岁的老人还在继续写，而且他的小说越写越好。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他的这种小说，和现在流行的小说有什么不同。他对语言的把握，有哪些是我们的文学里欠缺的，大家可以仔细琢磨。
　　实际上90年代他曾经在香港写过一个政治讽刺小说，写了20万字，没有写下去。他写得非常生动，这种政治讽刺小说是我们中国最欠缺的文学方式，60年来没有这样的小说。
　　作为文学来讲，黄永玉的讽刺和幽默的才华是骨子里面的。我觉得黄永玉最大的特点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好像完全是封闭状态，他的艺术世界相对是一个和外界没有联系的世界，尤其他的语言模式。他们这代人从1949年之后就不断受到政治语言的侵蚀。从沈从文等这些跟黄永玉交往的人的文章里面都能看到这种思维语言的影响，比如文章里面有几句表态，或者有这种那种的表述，但是读黄永玉的散文可以看到，包括他写怀念这些人的文章，和一些讽刺性的文章，都找不到这类社会语言的影响，也没有时代语言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答案我一直没有找到。
　　他最喜欢的是文学。但是文学养不了家，就以画画养文学，正因为有了美术的发展，他就有能力完全把文学当成一种纯意义的写作。我们生活中粗俗的语言也好，政治的语言也好，对他没什么影响。所以他的散文里面，语言的转换、甚至一些天马行空的表述，别人学不来。我觉得很多人的文章可能你能学会，但是黄永玉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他的思维方式，大家是很难学会的。
　　之所以我从20年前就关注他，就因为他是中国20世纪以来极其少有的天才式的文学家。
　　写传记不是“听故事”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围绕名人的传记非常多。往往名人成名之后，它的回忆有很多是夸张的。这种夸张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他可能有几十年之后的偏差，这种是无意的，还有一种就是有意的，就是编造，让自己更伟大更了不起。作为传记作者，要对历史负责，传主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回忆。写传记的功力所在就是你要用大量的史料发现和填补他的记忆，或者叫补充，或者叫纠正，或者是求证。这样的工作，是传记工作者最应该下的功夫。
　　我80年代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那时候年轻，基本上就是传主怎么回忆怎么写，有时候也翻一些报纸，但是没有完全的多方位的求证。我现在对《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就有很多后悔的地方。当时我写的主要对象是“胡风分子”，但80年代那时候是有很多对立面的，如果当时我找他们的话，他们是有可能接受我的采访的，而且可以补充他们这方面的材料。但当时年轻，不太懂事。
　　写黄永玉传对我来讲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黄永玉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他的故事讲得非常生动。生动的好处就是大家知道他很多事。对一个传记作者来讲，我再写他的传，如果仅仅停留在他讲述的基础上，无非就是转述他的材料，严重的话可能是抄袭，或者就是大量引用。如此原创性就差了，不会是很有力度的传记。
　　所以，这本书重点放在史料的求证上。如果史料没有求证，我宁愿采取比较不能确定的一种叙述口气。
　　这张照片显示的是他12岁从凤凰出来之后进入厦门集美学校，学校等级名册上的名字，当时他叫黄永裕，后来沈从文跟他说了才改成现在的“玉”。他念初一时用的是“黄永裕”这个名字，这个材料来自集美学校1939年的学生一览表。如果我找到了当初的材料，才可以证明回忆是准确的。这是我们对于历史研究最起码的尊重的原则。
　　第一手资料是相当重要的，是不能有任何虚假的。有意识的编造则更应该是我们警惕的。我再举个例子，汪曾祺曾在上海对我说，他给沈从文写过一封信，信上就说自己认为黄永玉是很有才的，如果这时候有人愿意在黄永玉身上投资，肯定是不会亏本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将信将疑。第一，没有看到原件我不敢相信。我认为1947年的汪曾祺不到40岁，黄永玉30多岁，那个时候他怎么知道黄永玉后来的发展？当时我就开玩笑说，没看到材料我就认为是吹牛。我就一直没有写这段，一直到前年，这封信找到了，一共有7页，是汪曾祺写给沈从文的。
　　汪曾祺为什么要给沈从文写这样的信呢？大家知道，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抗战结束之后，汪曾祺到了上海。沈从文就委托汪曾祺去看看黄永玉。看了第二天他就给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在看他之前汪曾祺也知道黄永玉。信上就写了见黄永玉整个的过程，写得非常生动详细，也反映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很多状况。有了这封信，汪曾祺的叙述就有了最可靠的史料。
　　档案是沉默的证人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文革”中的“黑画”批判。年纪大一点的听众可能知道1973年下半年到1974年上半年的“黑画”事件。经历“文革”波折之后，到了1972年要恢复对外出口，卖什么？那时候也卖资源，但首先是中国画、工艺品。
　　“文革”的文艺批判中，有两个人物是“文革”前已经去世了，一个是美术界的齐白石，一个是戏剧界的梅兰芳。这两个人当时早就去世了，但“文革”期间一样拿出来批判。中国画家本来在1966年和1967年受到严格的批判。但1973年要对外出口，这些画家又得到了重视，周恩来、李先念等领导人认为出口画作可以赚到外汇，而革命宣传画人家是不会买的。这样就印了一个刊物，大量发表的是李可染这样的艺术家的画。
　　这个时候，“四人帮”对美术界的批判有了一个回潮，把“黑画”作为美术界的突破口。黄永玉那幅睁只眼闭只眼的猫头鹰成为目标。关于这幅画的叙述我们看了很多，有人说当时《人民日报》头版发批判文章，对这些画家公开点名了。黄永玉的回忆文章和李可染传都这么讲，说是公开点名批判了。我一直翻看当年报纸，从《北京日报》到《文汇报》和《人民日报》，没有找到一篇公开点名批判的文章。到底有没有公开点名，这个事实是需要考证的。
　　当时“黑画”事件来势汹汹，在人民大会堂办了一个展览，又到美术馆办了展览。黄永玉的画排在第一，与宗其香的《三虎图》都遭到很严厉的批判。我查了很多报纸文章，当时只点了画，没有点名。说睁只眼闭只眼的猫头鹰反映的就是对社会的不满，宗其香画的三只虎代表“三虎成彪”。1971年林彪已经死了，画家画了三只虎，就说他是怀念林彪，在当时是很致命的批判。
　　画家们曾被押到人民大会堂看展览，当时他们都已经准备被抓起来进监狱了。但“黑画”事件到了六七月份之后就销声匿迹了。2008年一份档案在民间市场上出现，最后落到了黄永玉先生手上。这个档案对我们解读这段历史非常重要。
　　这份档案里有一封信，当时没有文化部，而是叫“文化组”，负责人是于会咏，信是他写的：“文元同志，您好！我们评论组在美术组的协作下写了一篇反击美术方面黑线回潮的文章。送上请审阅、修改。如可以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个文章中点了两个人的名，即宗其香和黄永玉。该二人，在历史上，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后，表现都是很坏的。”这是写给姚文元的信，后面就是关于“黑画”事件的长篇批判文章，确实也点名了。姚文元用铅笔做了批示：关于批判“黑画”的文章，在我这里压了一些时候，主要考虑到这些画如一批判，在国外肯定身价倍增。可以卖更多的钱，且画较形象，易被敌人利用，造谣诬蔑我。因此想了两个方案，第一在北京日报上发，不转载。第二暂不发表，待在某一时候正面介绍我社会主义艺术成就时有一部分提到这些毒草。哪个方案较妥，请春桥、江青同志阅批！
　　然后是张春桥的批示：我倾向暂不发表，先在内部批，待适当的时候再讲，请酌。
　　江青批的是“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
　　此前毛主席有一个批示，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提出批评，江青就有所收敛了，这件事情姚文元就主张低调。还能看出第二个信息是，当时从党内排位，张春桥是前位，可最后决定的是江青，一个政治局委员，但是比常委重要。
　　档案的妙处，就是有很多这种信息藏在字里行间。有了这个档案，我们就能了解对“黑画”事件的批判为什么突然停止了。我们再看当时的《北京日报》、《文汇报》和《人民日报》，果然是按批示办的。在“十一”的时候，发了一篇正面报道，里面很简单提到了前一段时间有一些“黑画”、“黑戏”猖獗，就这样一笔带过了。
　　这样一份档案，对我们解读重大历史事件所起到的作用，远远超出十个生动的故事，甚至一万字的分析。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比较感兴趣地搜集各种各样的档案，尽量地把档案串起来读的原因。
　　我认为档案越多，对叙述历史越有好处，而且档案的严肃性就是必须按照原样给我们看。很多档案有各种解读的可能性，如果有原件的话，就需要按照原来的时间关系，按照发表的时间来看。90年代我在北京的潘家园买了一箱子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档案，包括田汉、吴祖光和杜高的档案，其中杜高的是很完整的，还有他在监狱里每年写的思想汇报。十几人的讨论记录都在里面，可以知道记录人是谁，谁发的言，这样才能保证档案的确定性，严格按照时间程序，按照署名的程序，这样才可信。中国的档案制度已经有了，50年开放一批，现在陆续地在开放。但现在的档案制度基本上相对模糊的概念，50年哪些东西可看，还是有选择性的。
　　为什么我的这本书名为《传奇黄永玉》，而不是《黄永玉传》，这是有考虑的，前言里面也讲了，这不是严格意义的传记，基本上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走的。而黄永玉传是分三个结构的，第一个是小时候到1946年进入上海之前，就是结婚这段是个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历史资料相对比较缺，而且主要是反映出那代人从小怎么成长起来的。第二个是写文章交往史，里面贯穿一些文化批判，主要是1947、1948年到50年代在香港。他在香港待了几年，跟金庸一个办公室，帮他画刊图，1952在香港的时候黄永玉也继续受到批判，他自己也写了一些公开的检讨。最后受到了沈从文的影响，和当时左翼的影响，决定离开香港回到北京。这一部分主要写他和汪曾祺的关系，和沈从文的关系，与萧乾的关系网……实际是文人交往的结构。第三部分，实际是想借写他而写“文革”。
　　我20多岁写第一本书，和同学一起写现代文人，完全是叙述故事，叙述爱情故事，现在我的作品不一样了，但我对自己所做的资料工作是更有自信的。我做的史料收集工作，比我的写作有价值得多。因为史料是永远不变的。十年二十年以后再研究黄永玉，依旧会借助这些史料，史料是最重要的。
　　(根据作家李辉8月13日在上海“东方讲坛”之城市文学讲坛的演讲整理，本刊有删节)
 来源:新民周刊201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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