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性百合:李达“三家村”案四十周年祭

李达“三家村”案四十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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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村”是上一世纪６０年代初期《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作家廖沫沙三人写作的集体笔名，但１９６６年“文革”伊始，他们三人便被打成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家村”。“三家村”“黑帮”由此风行一时，李达“三家村”就是这南北呼应的第二个“三家村”。

　李达“三家村”的泡制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在《人民日报》发表。６月３日，武汉大学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紧急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５月１９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的报告，校党委书记庄果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他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李达，生于１８９０年，时年７６岁。身患高血压、糖尿病、肺气肿、胃病等疾病。他从１９１８年为反对所谓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率领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先遣队回国与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等人共同发起有２０００余名北京各院校学生参加的向段祺瑞政府的示威请愿这一我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反帝爱国活动起，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他是五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披肝沥胆，大呼猛进，作出了重要而卓越的贡献。他是中国成就蜚然、英名远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朱劭天是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资深革命家。他读高中就时加入“左翼作家联盟”，读大学时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被推荐为燕京大学队部负责人。１９３９年去延安。随后两度担任陈云的秘书。１９４７年４月就任东北铁路总局经理部部长。１９４９年５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财务局局长，随后又兼任北京铁道学院首任院长。１９５８年被派来武汉，先任中南财经大学校长，接着担任该校改名为湖北大学的党委书记，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１９６０年冬，他率省委工作组来武大整风，接着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５年初调出武大，担任中南局科委主持工作的第一副主任。他是从广州被押回武大作“三家村”“大老板”的。
　　何定华，本名方翰，１９２９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加入日本共产党。他与胡风、聂绀弩等人在日本组织《新文化研究会》，并出版反日刊物《文化斗争》。１９３３年因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及留学生反日运动被日本警方逮捕，并被驱逐回国，转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到延安陕北公学任教，并参加解放战争。１９５８年调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他是经历过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武汉大学，事无巨细，他都尽职尽责，连寒暑假也不休息，是员工公认的武大“管家婆”。
　　牛永年，新四军出身。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成立的中原大学财经学院负责人之一。该院改建为中南财经学院和湖北大学以后，担任统战部长。１９６１年调任武大党委办公室主任。
　　庄果所谓“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原来武大的“运动”早已开始，李达“三家村”也早在泡制！
　　４月１０日，广州开始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１３日，陶铸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要在中南地区搞一个“有权威的、有影响的、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对立面”来打。他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就在这个会上，他点了李达的名，并与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４月２１至２３日，一连三天，王任重在其百花村住所听取陆某汇报她所搜集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并指示她将汇报的材料再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以陆某署名的这封信，诬陷“李达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幌子，贩卖的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黑货”，攻击李达“通过编书、学术讨论等方式”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诬称“李达所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一所反毛泽东思想的据点，所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风，都是从那里吹出来的”；同时又把李达１９５６年重建武大哲学系的目的说成是“以此为据点与主席思想唱对台戏”，把哲学系的教师说成是“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打手”。另一方面，又虚构李达与朱劭天、何定华、牛永年之间的“黑组织关系”，说他们“狼狈为*，组成了资产阶级的领导核心，李达是这个核心的王牌”，“朱、何、牛利用李作王牌与中央、省委相抗衡”等等。
　　２５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点了武大哲学系和中文系的名。他说：“武大哲学系，哲学史学四年，马列主义只学一年，毛主席著作只学六周。”“工农调干学生为反对学哲学史，被迫退了学。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么？”
　　２８日，庄果向全校党员传达王任重的报告，并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已派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和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大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５月９日，王任重在北京给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写信说：“关于李达的揭发材料一份，我加了一点按语。请审阅。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当时的邓小平可能不了解真实情况，但又不能不支持业已开始的所谓学术批判，便口头通知王任重并批复湖北省委“同意任重同志的意见”。还指示对批判李达“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党内进行批判，第二步在学校进行批判，第三步登全国性报纸，公开进行批判”。王任重后来说：“我在五月在北京开会时，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问主席是否同意批判李达。邓小平口头通知我，说他当面问过主席，主席说，可以在校内批判，但登报不登报点名还要考虑。”
　　５月上旬，中南局召开扩大会议。陶铸讲话说：“北京日报揭露以后，新的开头从这里开始，比５７年要大，意义深远得多，要拿一定力量来搞，是百年大计，可以抽力量。”他强调说：“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参加扩大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省委要以武大作为样板，取得经验。”
　　１２日，陶铸在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接着，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其中主要内容是进一步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会议期间，张体学说：“我想把李达免掉，换成人大常委，结果还是校长。共产党不把校长当回事。”
　　他还说：“有个民主人士说，李达就是*毛主席吃这碗饭的，另外*反马列主义。”当有人反映李达说他有错误要向毛主席作检讨时，张体学说：“要批判他，开斗争会。什么向主席检讨？先向我们检讨了再说！”当武大宣传部副部长柳佑提到“武大问题的艰巨性”时说“（李达）上面有人支持，我们也在省委找支持”时，张体学说：“党内斗争是相当复杂的，我劝你们把《论党内斗争》的书看一看。”“这次有六成把握，大概没有问题。再发展提高可能有七成，八成，九成。失败为成功之母！”“你们坚决大胆地搞，即令运动将来搞错了，也不要你们检讨，不处分你们，我们去检讨。”他还说，李达的书是驳得倒的，不外抄书的本事加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把李达的政治观点“搞得很臭很臭”。这次“要彻底揭，
新老账一起算！”“我向道琦说了，这次武大搞不好，我从长江大桥跳下去！”“阶级斗争是不讲情面的，你死我活嘛！”“运动开始会死些人。你自己死，能怪我呀？”
　　其实，这一期间，无论是陶铸还是王任重、张体学以及许道琦，对打倒李达仍然是有顾虑的。陶铸在中南局会议期间也说过这样的话：“李达可以批判，但要请示主席。因为李为著名人士，过去传播马列主义。”“过去主席表扬过他。”王任重则三次当面问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第一次在杭州会议上问，毛泽东不表态；第二次上海会议再问，毛泽东仍不表态；接下来第三次问，毛泽东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王任重还就此事不无得意地介绍“经验”说：“你只要坚持多问他几次，他就会点头的。”但是，张体学却还有“两点顾虑”：第一，把李达作为重点批判对象，不知中央意见怎样？第二，李达岁数很大，又有病，一批判可能把他弄死。许道琦甚至说：“以前咱们对他有点怕……”“怕”什么呢？一年多后，他接受为李达翻案的群众组织盘问时才说：“中南局会议下决心打李达，我们当时是有顾虑的。我所说的‘怕’，把话说透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李达和毛主席有关系，主席很器重他，表扬过他，主席还叫他编书嘛！……后来我们决定打他，就不许他走。怕就怕他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
　　中南局会议还没有结束，５月１０日下午，武大哲学系工作组王某就召集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余志宏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全体人员开紧急会议，宣布李达有问题，要向群众交代，编书工作停止，研究室关门。王某厉声训斥说：“有人（指李达）在那里疯狂反毛泽东思想，你们是什么党员？为什么向党组织不汇报、不揭发？研究室在研究毛泽东思想还是在反毛泽东思想？真是不知羞耻！”他们宣称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党支部是“国民党支部”，是“反党活动的黑司令部”，勒令立即解散；宣布研究室人员的“惟一出路”就是“彻底揭发李达的反党罪行”！
　　这天晚上，庄果动身去广州参加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前，又去李达寓所已正式通知李达：停止编书，不许回北京，老实交代问题；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立即关门。
　　第二天，哲学系工作组便在教工中进行“战斗动员”，开始点名哄斗，进行关于李达问题的逼供。此后，李达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被打成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李达主要助手陶德麟被打成“李达的忠实走狗”、“帮凶”，研究室其他人员，除了一两个“起义”的以外，也被打成“黑帮分子”。哲学系余志宏、李其驹等一批干部、教师则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帮”、“黑干将”、“黑爪牙”，“总头目”就是李达。
　　根据当时的统计，在校党委１５名常委中，被打成黑帮的有１１名，占７４％；在武大１３４０名教职工中，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的有２１４名，还有准“黑帮”即内定黑帮（已准备了材料或已被抄家、减薪、批斗但尚未正式打成黑帮）８８名，共计３０２名，占总人数的２２．５％。就是说，教职工几乎每四人中就有一个“反革命”。还有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生也被打成“三家村”“黑分店”不计在内。
　　武大成立了“李达专案组”，不仅车轮战式地逼供，汇集整理李达的一批批“罪行”材料，而且抓动态，对李达及其周围的人进行严密监视。他们的言行每日被汇报，分别载入绝密的《运动动态》和《李达动态》。其中，李达的秘书刘某又是省委和武大工作组重点控制对象。
　　庄果、陆某等人多次找刘某谈话。他们严厉批评刘某５月１日仍旧给中央组织部写信汇报李达情况是“违反纪律”的错误。陆某声色俱厉地说：“你知道李达是中央管理的干部。所以目前的一切都不许再向中央反映，必须绝对保密！”他们逼迫刘某对李达问题性质明确表态；进而威胁利诱，交代刘某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即伪装同情李达而暗中监视李达。于是，刘某被迫执行这项特别任务，从５月１日起，每天详细书面汇报李达的全部“动态”，载入“绝密”的《李达动态》。
　　５月１６日，中南局动员会议一定下盘子，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明又找刘某“个别谈话”，强调有关李达的情况必须绝对保密，不许再写信向中央反映。他指示刘某：“在工作中完全听从领导小组的安排，他们决定如何搞就如何搞，忠实执行，叫你怎么办就怎么办，根据需要办。除此而外不能对任何人讲，除非省委找你，不管系、学校、别的领导，任何人找你，你均不讲。只有领导小组、庄果、陆某及他们指定与你联系的人才可以讲。”并说明“这是省委的意见”。罗明还要求刘某不在党内外任何会议上谈李达和自己的思想情况。“你在各种场合表态的时候应遵照一个原则，即不要引起领导小组以外的人员对你的怀疑，不要引起李达对你的怀疑。”“至于将来让你出来讲话，讲什么，由领导小组安排。”罗明还要求刘某“继续如实地及时地向领导小组反映情况”，“甚至只言片语，如实写出来交领导小组，愈快愈好”。“李达以外其他任何人，不管是谁，时间不限，你直接、间接听到看到的情况，均记录下来，如实向领导小组反映。写成材料。”
　　刘某就这样被迫地执行了作特务、写动态、整材料的任务。但庄果、陆某等人对他仍然不放心，又以“保卫”为名，派学生蒋某、黄某二人住进李达寓所。他们的任务不仅是严密监视李达及夫人石曼华，并且同时监视刘某，他们所写的“秘密汇报”就汇报了刘某的某些“可疑”言行。直到李达被迫害致死，刘、蒋、黄三人共写了“李达动态”约一百份，逐日送工作组，再由“李达专案组”负责人刘某加工整理，一共打印有关李达的《运动动态》、《内部参考》三十多期，并且每一期都送王任重，王也几乎逐期“批示”。
　　５月２５至２６日，武大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共中央“５．１６”通知，分析运动以来的思想动态。校党委副书记蒋某强调有问题的人的唯一出路是揭发交待，那些仍然“无动于衷”、“执迷不悟”乃至“对运动刁难、说讽刺话”的人，要立即猛醒过来！２７日，原武大党委第一书记、早已于１９６５年初调离的朱劭天被从中南局科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岗位上揪回武大，并被指控为“武大三家村”的“老板”。同时，省委又宣布常务副校长何定华停职反省。１９６４年调任北京某专科学校任党委书记的原党委副书记周健也揪回打成“三家村”“黑帮”。
　　所谓李达“三家村”，无疑是莫须有；对李达、朱劭天、何定华等当事人，也都是天大的冤枉！李达说：“讲我是‘三家村’，真冤枉。”这是“他们把十几年来朱、何、我三人讲的话，东拼西凑拉一些话，放在一起，组成一个‘三家村’，不相干的话放在一起就算问题了。”

◇　“万炮齐轰”李达“三家村”

　　６月３日武大文革动员大会这一天，从早晨７点到晚上８点，便有一拨拨人去李达寓所声讨，张贴大字报。从这一天起，学校还在李达寓所安高音喇叭，对着李达的书房和卧室广播。
　　６月７日，武大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王任重来武大并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他还表态说：“这次武大问题不解决，省委自动解散！”李达被押去参加大会，张体学在会上讲话后同李达个别谈话说：“你的问题，就是１９５８年写了一篇文章，是右派立场。这次你好好检查，触及灵魂，只要有认识，我个人意见，武大校长不做了，去当人大常委，还是一级教授，工资照发。”
　　连日来，不断有一拨一拨人在李达寓所门外敲锣打鼓声讨，喊口号、唱歌。李达开绐受不了了。６月１２日，他对秘书说：“我请求把我送拘留所去！我现在是惊弓之鸟，听到门口有人喧哗，呼口号，打倒李达，心里很不安！这如何来写坦白申辩材料，把我送拘留所，让我安静反省。”
　　６月１３日，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听实况广播，散会前，保卫科指使人把他揪到会场示众，并被摄像，还三次被按下头来斗争。就在这一天，省市１１８个单位十几万人来武大声援和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来武大，持续半月之久。同时，湖北各地市县也召开各种声讨大会。
　　同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和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向社会公布武大揪出“珞珈山三家村”，发表报导和社论。其中《湖北日报》第一版头版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发表王任重６月７日对武大的那个题词；下半版是通栏标题：“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珞珈山，武大揪出朱劭天何定华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报导说：“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压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武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复地进行了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激烈的斗争。”第二、三版则发表了武大一些人揭露批判武大的‘三家村’黑帮的文章和大字报。
　　１４日，《湖北日报》第一版通栏标题报导“同声欢呼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众口齐诛珞珈山的‘三家村’黑帮，全省人民坚决声援武大革命师生，横扫一切害人虫”。第二、三两版则是报导声援情况。１５、１６日的《湖北日报》继续以整版的版面报导声援情况。
　　据《武大战斗报》１６日报导：“截至１５日晚上８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两千多个单位近三十万人，送来声援书十万多张，声援信五千五百多封，从全国六十七个县市来电七百八十四份。”“目前，在全国、全省、全市、全校已经燃烧起了烧毁‘三家村’的燎原烈火。”
　　但此时报刊电台对李达尚未点名，而以“某资产阶级权威”代指。６月２８日毛泽东来汉时，工作队（按：６月中旬以后，工作组扩大为工作队）还派人将李达住宅内外关于“打倒黑帮头子李达”一类标语、漫画、大字报统统揭去，洗刷得乾乾净净。究其用意，一是省委仍在请示毛泽东：“李达的问题，可不可以上报点名？”一是考虑毛泽东万一来武大视察，不至于有碍观瞻。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新老帐一起算”，打李达“三家村”也不例外。５月下旬，武大工作组派校党委办公室秘书侯某率领调查组，在湖南省委和组织部门的支持下，去李达家乡零陵县蔡家埠公社。调查组利用当地唐、李两姓的某些矛盾，使用威逼李达亲属的方法，得到了一些“材料”。他们返校报告说，李达对农民有“严重的经济剥削，划成地主大有希望”。
　　６月７日，这个调查组写出了《关于李达解放前后在湖南地区的反动罪恶活动的初步调查》。但工作组仍不满意这个“初步调查”，而是要就李达“是否应划地主分子”的问题“取得直接的证据”。
　　６月１５日，侯某再赴湖南。这次是与李达家乡零陵地、县、区、社四级组成“联合调查组”，一进村就召开“揭发、声讨李达黑帮”会，迫使群众控诉李达“解放前压迫、剥削农民的罪恶”，并由调查组人员代写“检举材料”。在李达的“地主”材料仍感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又让调查组成员之一的公社书记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编成“旁证材料”。最后由这位公社书记签署意见，将调查组中意的“材料”定为“可作依据”；不中意的则定为“仅供参考”。这样，到２１日便取得了李达应划“地主”甚至“恶霸地主”的“直接的证据”：李达家的１１亩水田被夸大为１６亩，５亩旱地被夸大为１１亩，出租３亩水田歪曲成１６亩，李达亲属放的谷债、开的药店和织布厂被搬到李达名下，甚至被土匪杀害的妇女也被记到了李达的帐上。
　　联合调查组就这样写出了《关于李达家庭成分的调查报告》，同时又代替零陵县人民委员会起草了对这份调查报告的《批示》，于２８日催促其开会通过，以零陵县人民委员会“６６秘字第０６８号”正式文件发往武大。联合调查组的这份调查报告和零陵县人民委员会的这个批示，完全不顾李达自１９４７年起在湖南大学任教和其全家无一人在乡的基本事实，决定“将李达的家庭成份由小土地出租改划为地主，给李达本人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
　　李达在历史上脱党但始终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在那“怀疑一切”的时代氛围下，人们亦怀疑李达也一定有“大问题”。王任重在《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加按：“李达同志的历史可不光荣啊！一九四九年以前你在哪里？”在决定打李达的中南局会议上，庄果也预言：“按一般情况，李达一定是在大革命时叛党的。”
　　但是，工作组派侯某率领调查组调查李达的“历史问题”却出师不利。他们一进入湖南省公安厅，查出的则是１９２８年春湖南当局对李达的“通缉令”，在“人犯”李达名下，赫然写着：“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但他们根据工作组“从容易的地方下手”的指示，还是进展神速，写出了前述６月７日那份《关于李达解放前后在湖南地区的反动罪恶活动的初步调查》，认定“李达在解放前的历史是非常黑暗的”。
　　工作组又进一步诬陷“李达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历史”。如不顾李达传播马列主义、参加发起建党、与陈独秀意见不合的事实，诬指他是“五四运动的右翼”、“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不顾马日事变后李达转到零陵家乡避难的事实，诬指他在长沙“安然无事”；不顾大革命失败后李达从武昌中山大学流亡上海法租界的事实，诬指他仍在武汉“当教授”；不顾李达在上海宣传马列主义并因此遭毒打住院治伤的事实，诬指他是“反革命‘围剿’的刀斧手”。
　　６月３０日，李达被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当日《湖北日报》头版在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之下，发表“编者按”说：“今天本报发表两个材料，一个是《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一个是《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两个材料，进一步揭露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黑帮的反动面目，这样，就便于同志们了解他们的反动言行，看透他们的反动本质，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批判，把他们斗倒斗臭。”
　　这个“编者按”集中揭批李达说：“李达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长期以来，他挂着‘老党员’、‘老马克思主义者’的招牌，摆出‘名流’、‘学者’的架子，利用他窃取的领导权，一贯地、系统地、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和推行他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阴谋把武汉大学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阵地。李达欠人民的债够多了，够长的了，应该进行彻底的清算了！李达实际上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假马克思主义，真修正主义。他在大革命时自动脱党，直到一九四九年才重新找共产党，这段历史是很不光彩的，很值得怀疑的。解放后，李达到了武汉大学，他的所作所为又是怎样的呢？武汉大学有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革命分子，李达是他们的大老板，保护人。武汉大学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束缚，李达是这个钌铐的制造者。武汉大学的‘三家村’黑帮阴谋篡夺学校的领导权，李达是这个黑帮的主要人物之一。在他们阴谋复辟和革命师生反复辟的斗争中，李达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反动的‘学阀’面孔，残酷地压制和打击革命师生。”
　　署名《武大战斗报编辑部》的《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分五部分即五个大标题，也就是李达的五大“罪行”。第一部分即第一个大标题是“疯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修正主义谬论”，包括“否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主义的顶峰”，“恶毒攻击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大肆宣扬现代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的谬论”（按：“三和”是指赫鲁晓夫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和平过渡，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和平竞赛；“两全”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变成“全民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国家”），“‘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李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据点”，“反对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二部分是“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包括“留恋旧社会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腐朽生活”，“一九五七年就煽风点火，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大跃进，咒骂大跃进是大后退”，“诬蔑人民公社，亲自指使分田到户，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第三部分是“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竭力丑化教育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包括“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反对政治挂帅，鼓吹只专不红”，“丑化教育革命”。第四部分是“为国内外修正主义辩护，替右派分子鸣冤，攻击文化大革命”，包括“咒骂史达林，吹捧叛徒赫鲁晓夫”，“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辩护，替右派分子喊冤，攻击文化大革命”。第五部分是“抗拒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专家治校的路线”，包括“抗拒党的领导，抗拒省委决定，疯狂地与党争夺领导权”，“一贯仇视、排挤工农干部和打击革命的左派”，“一贯鼓吹和推行资产阶级专家治校路线”。
　　署名《武大战斗报编辑部》的《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一开篇就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份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接着进一步提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个材料共三部分即三个大标题，也就是“三家村”的三大“罪行”。第一部分即第一个大标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包括“否认毛主席对马克思列主义划时代的伟大发展”，“恶毒攻击毛主席著作”，“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宣扬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吹捧国际国内修正主义分子，为牛鬼蛇神辩护”。第二部分是“恶毒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恶毒攻击党的教育方针”，包括“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第三部分是“他们是怎样篡夺领导权的？”包括“把资产阶级右派捧上台，实行教授治校”，“把无产阶级左派打下去，篡夺领导权”，“互相包庇，欺上压下，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
　　《湖北日报》８月２８日第三版又用一个整版发表了署名《武大战斗报编辑部》的《揭穿李达反共反人民的历史》。此文共五部分即五大标题：一、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二、可耻的叛徒，反革命围剿的急先锋；三、反共媚日的民族败类；四、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帮凶；五、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地主分子。
　　《人民日报》８月４日头版下半版则发表了署名“新华社记者”的通栏标题报导：《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学的一面红旗——记武汉大学数学系半耕半读试验班同李达、朱劭天等黑帮作斗争中成长的经过》，９月５日又以第六版整版的篇幅发表批判李达的一组文章。“编者按”说：“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李达。”李达不仅是武汉大学校长，还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它提出“我们一定要按十六条的规定，把李达之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权威’斗臭、斗垮、斗倒，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一组文章是：激扬《李达的叛徒嘴脸》，武哲文《民族败类，反共老手》，唐顺八《打倒李达这个土皇帝》，李定业《贫下中农的死对头》，《李达剥削农民的十大罪恶》（未署名）。９月１１日，第四版则又发表了工农兵批判李达的文章。其中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罗田北丰公社某大队党支部书记丁凤英《把反动哲学“权威”打翻在地》一文说：“李达指的是我的名，但骂的却不是我个人。他骂的是我们广大工农兵……李达这样疯狂，我们不怕！我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要说一个李达，就是一千个李达，一万个李达，也不在话下！”

◇　李达罹难与“黑帮”“劳改队”

　　李达“三家村”从三个“大老板”到所有“黑帮”，既然已被打成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敌人，无疑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首当其冲的李达，被批判，被斗争，被断医停药，于当年８月２２日奄奄一息之时才被送进医院，三天后于２４日就惨离人世。也就是说，他从５月１０日被勒令停止编书、交代问题，三个月零１４天，就被迫害致死。２５日晚上，在他担任了十四年校长的武汉大学，“校文革”还召开了“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中共中央批复的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戴地主分子帽子的处分决定。李达夫人石曼华则被作为“地主婆”扫地出门，李达的存款被冻结，李达的家当被封存。她住进一间低矮、简陋、阴暗、潮湿的平房，开始*拉板车每天一元的临时工收入维持自己与年幼女儿的生活，并且还经常受到居委会的批斗。
　　朱劭天曾被逼自杀，吃过一整瓶抗生素，结果被押到医院洗胃。他还被“逼供”而精神恍惚以至于错乱。
　　何定华则被逼跪马路，举白旗（意味着向“革命群众”投降）。随后又被押送“黑帮”“劳改队”。
　　所谓“黑帮”“劳改队”，是校文革将１５９名“三家村”“黑帮”（含少量所谓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在校内批判斗争之后，又于当年９月２９日国庆前夕将他们押送武昌县（今江夏区）东升公社劳动改造，直到１１月２６日才返校。
　　在东升“黑帮”“劳改队”，校文革为“黑帮”规定的“劳动纪律”是：“１、老老实实劳动改造，不准乱说乱动，破坏捣乱者按现行反革命处理；２、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有事必须请假；３、劳动中要互相监督，努力改造思想，老实交代问题；４、努力学习党的政策，认清出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５、不准破坏集体财产和庄稼，否则从严处理。”这五条所谓劳动纪律，实际上就是所谓四类分子的“守法公约”。校文革要求劳改的“黑帮”一字不漏地背诵，每逢集合站队，管理人员就随意抽查；如背的稍大出入，就要遭到臭骂；只要“黑帮”做了所谓“错事”，管理人员就大吼：“站出来！站好！背劳动纪律给我听听！”这所谓劳动纪律的解释权和执行权完全操纵在管理人员手里：“黑帮”笑一声就是“乱说乱动”；申辩一句就是“不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如实说明情况就是“不老实交代”；无意踩了地上的两颗谷粒就是“损坏庄稼”……只要是管理人员不顺眼的就是“违反纪律”，就要挨骂、受罚、挨斗。
　　除了所谓劳动纪律，还有不成文的种种规定，如不准进厨房，不准*近水井，不准三人以下单独行动，不准谈话，不准唱歌，不准在会下谈政治问题等等。还有一套严格的请假、报告制度，如大小便要请假，喝水要请假，洗衣要请假，添饭要报告，向社员借扫帚、借水桶要报告，发现别人“越轨”行为要报告等等。
　　此外，管理人员还采取了种种别出心裁的所谓防范措施。如有的队勒令“黑帮”把剪刀、小刀、剃须刀全部上交管理人员“代为保管”，有的队规定“黑帮”临睡前要躺在地铺上点名报数，有的队通霄开灯派人看着“黑帮”睡觉，有的队晚上在“黑帮”的房门上贴封条……实际上是制造恐怖气氛，企图从精神上摧毁“黑帮”。
　　东升“黑帮”“劳改队”实行全封闭管理：不许把劳改情况告诉别人，否则严加惩处；“黑帮”的信件收发由管理人员严密控制，许多队还规定“黑帮”的信件必须交管理人员审查，一旦发现“居心不良”的话语，立予追究。某医院寄给一个“黑帮”夫人病危通知单也被扣压。不准打听学校情况，有的队甚至还规定“夜里不准两个人睡在一床帐子里”，“晚上躺下以后不准交头接耳”。
　　在东升“劳改队”，“黑帮”除了劳动以外，几乎全部时间都被用于无休止的斗争会、“触灵魂”、写交代。
　　东升“劳改队”的斗争会是家常便饭，几乎是每日一小斗，数日一大斗。所谓小斗，是“黑帮”互斗。这是校文革领导成员、原武大人事处副处长王某训练管理人员的一项“发明”。王某指示管理人员说：“白天让他们劳动，晚上就让他们狗咬狗。”所谓大斗，是开社员大会斗。这种大斗是选择所谓“问题严重”、“态度不老实”的校、系当权派“黑帮”作对象，以“杀鸡给猴看”，矛头指向全体陪斗“黑帮”。开斗前，被斗对象要自报姓名：“武大（或某系）反党反社会主义么毛泽东思想‘黑帮’分子某某某”，并自诉“反革命罪行”。这种斗争会常常伴随着武斗。例如，被从北京揪回的原校党委副书记周健在斗争时被罚跪。在东方红大队斗争何定华的大会上，四周密布武大管理人员和持枪民兵，制造恐怖气氛。管理人员说：“打你们，罚你们下跪都不算武斗。老实说，你们本来该枪毙，但枪毙你们浪费子弹！”
　　所谓“触灵魂”就是“逼口供”。方式一是自己触，一是相互触。要求是：第一，不许“空谈”，一定要交代他们需要承认的各种“罪行”，一定要坦白不愿劳改和仇恨管理人员的活思想；第二，不许“就事论事”，一定要上纲，一直要上到想稿资本主义复辟之纲。所有“黑帮”不仅都得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么毛泽东思想”，而且要承认是自觉的。出身不好的“黑帮”还必须承认“想反攻倒算，想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出身好的则必须承认是“蜕化变质”，“忘了本”，作了“叛徒”、“工贼”。校、系文革正是利用这种“触灵魂”、“无限上纲”的办法，捞取大量“材料”，成为给“黑帮”定罪的依据之一。
　　在校文革王某、陆某的授意下，“劳改队”还安插了“密探”，并鼓励告密。一方面，他们利用个别“黑帮”争取“从宽处理”的心理，叫他们监视别人的行动，他们的告密按“立功者受奖”的原则办理；另一方面，则是专门派一些具有“黑帮”身份的人暗中“做工作”，这些暗中“做工作”的“黑帮”就是密探。

◇　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武汉大学的“文革”有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李达“三家村”是中南局、湖北省委和武汉大学党委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打的，打李达“三家村”与武大绝大多数师生员工无关。而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则是武大师生员工中的群众组织搞的。与此直接相关的又是武大的所谓保守派与造反派也翻了个个儿：保守派是“外保内造”即外保湖北省委而内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造反派是“外造内保”即外造省委的反而内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因而在为李达“三家村”翻案问题上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分歧和斗争，是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武大的文革现象。今日回顾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不是清算所谓保守派的错误，而是如实述说那一场感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彰显武大部分群众组织的那种人性的未泯和勇气！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起，文革进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武大造反派组织在“抢”工作队和校文革保存的“黑材料”过程中，获得了李达“三家村”的许多原始材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５０年代初期给李达的三封亲笔信和修改李达《〈实践论〉解说》的部分手稿，还有工作队和校文革整理的《李达动态》以及何定华的几十本“日记”。于是，１９６６年底到１９６７年初，部分师生员工就开始秘密酝酿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期间，打李达“三家村”的王任重，原中南局第一书记和陶铸，也先后被打倒，这在客观上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提供了可能。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日，哲学系两位主要“黑帮”、前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余志宏、副系主任李其驹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约２万字的长信，系统报告了武大文革运动的情况。全信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王任重、刘仰峤在武大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内容包括“一个庞大的‘黑帮’队伍”，“王任重、刘仰峤在武大所扎下的根子”，“１９６１年以来‘刘仰峤集团’在武大究竟在干什么”，“给武大‘教育革命’运动定调子的两分重要文件”，“轰动全国的李达‘三家村’是怎样‘揪出来的’”，“矛头向下，大抓黑帮”，“上窜下跳，死保刘仰峤”，“对抗《十六条》，加紧政治迫害”。第二部分是“哲学系问题在这次政治迫害中的重要地位”，内容包括“王任重为什么特别重视哲学系”，“陆舒e是怎样收集李达和哲学系的‘材料’的”，“王任重及其在武大的代理人是怎样定下李达和哲学系的关S的调子的”，“哲学系的‘黑帮’是怎样打出来的”，“王任重及其在武大的代理人强加给哲学系的‘罪名’是什么”，“目前我们的处境”，“李达和哲学系的关系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这封信明确提出：“王任重等把李达当作‘武大三家村’的‘头目’来打，并把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说成是李达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的司令部’，把武大哲学系说成是‘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这完全是王任重及其代理人从他们的政治需要出发虚构出来的”。这封信于４月１９日抄成数十张大字报在学校张贴。
　　４月１０日，由武大一般干部张学义和王晓芳两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胆忠心战斗队”贴出长篇大字报《令人发指的法西斯罪行——关于王任重御用的原武大校文革在东升公社私设劳改营、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初步调查》。
　　４月１３日，由哲学系主要“黑帮”余志宏、李其驹、萧捷父、陶德麟、康宏逵组成的“钟山风雨战团”与“赤胆忠心战斗队”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１９６６年４月至９月陶铸、王任重、刘仰峤在武汉大学“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情况的初步调查》。
　　４月１６日，“钟山风雨战团”又贴出《炸开武汉大学阶段斗争的铁盖子——关于武大“黑帮”问题的十大疑团》。其中第三个大“疑团”就是打李达“三家村”：“武大运动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打出了一个耸动全国的李达‘三家村’。妙在这个‘三家村’，是早在运动前王任重在病床上卧听陆舒e娓娓汇报时，突然心血来潮，一言判定的（按：陆舒媏回忆，有一天当她汇报说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都是“右派”时，王任重从床上一跃而起，狂呼：“李达就是个老不死！”实际上就定下了“三家村”），然后由庄果在运动刚开始（６６年６月３日）的动员会上煞有介事地向全校公布的。当时广大群众，感到非常突然……事过境迁，怀疑增长：李、朱、何三人果真结成了‘三家村’这样一个反党阴谋集团的黑组织么？为什么以后始终没有揭出或公布他们之间的黑组织关系和黑组织活动？工作组出的‘三家村’的全部材料，为什么竟然没有他们组织‘反党阴谋集团’这方面的‘罪行’？‘村’在何处？无‘村’而说成有‘村’，是不是王任重在玩政治魔术？他这样有意虚构，又出于什么政治目的？他敢于这样一手遮天、一鸣惊人，是否背后还有指使者？”
　　４月２０日，“万丈长缨社”贴出大字报《武大“揪黑帮运动”的一些历史原因》。大字报分八个部分：一、“刘仰峤１９５８年武大教育革命中干了一些什么”，揭露刘仰峤“大搞形‘左’实右，树立假‘红旗’”，“扎下黑根子，扶植一小撮”；二、“武大刘仰峤集团为什么那样顽固地抵制１９６１年的整风”；三、“１９６１年以来，谁是武汉大学积极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魁祸首”；四、“１９６３年李达和刘仰峤之争的实质是什么”；五、“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期间，王任重、刘仰峤是怎样合谋改变武大领导状况的”；六、“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期间，刘仰峤集团的主将在农村社教中干了一些什么”；七、“１９６５年６月，蒋南翔和刘仰峤主持的‘北京会议’说明了什么”；八、“１９６６年２——４月间，武大刘仰峤集团在王任重、刘仰峤亲自指挥下，忙了一些什么”。
　　５月１日，哲学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和“钟山风雨战团”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场反革命阴谋的序幕（陶铸、王任重、刘仰峤在武汉大学的一页密谋变天记）》。大字报分三个部分：一、“篡党夺权、布下杀机（１９６５，５——１９６６，１）”；二、“二月密谋、重重黑会（１９６６，２——４）”；三、“紧锣密鼓、杀气腾腾（１９６６，５起）”。
　　期间，武大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同时成立“李达专案组”、“朱劭天专案组”和“何定华专案组”，进行大量的内查外调，逐一甄别工作队所整理的材料，为李达“三家村”辩诬。“李达专案组”主要由哲学系“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和“钟山风雨战团”负责，“朱劭天专案组”主要由数学系“农奴戟”兵团负责；“何定华专案组”则由笔者和三位“黑帮”分子即原历史系总支书记李植楠、原校办秘书李涵和数学系教师齐民友负责。
　　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关键是为李达翻案。“李达专案组”尤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整理翻案材料工作。可以说，凡是工作队强加给李达的“罪行”，包括李达的家庭成份，历史问题，“三反”言行，一句话，只要是工作队“材料”所涉及的，“李达专案组”都派员予以重新调查和甄别。调查范围涉及李达长期的历史活动及其发生地零陵（今永州）、上海、长沙、桂林等等。例如，李达的“地主”成份，是工作队发动和组织、有当地组织部门参加的所谓“联合调查组”的“调查”而诬陷的，湖北省委又正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所谓“调查”做出开除李达党籍、戴“地主分子”帽子的“决定”上报中央、以“中共中央”红头文件批复的。因此要为李达辩诬和翻案，这又是关键。为此，“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多次派人赴李达家乡调查，终于使零陵县人民委员会于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发出（６７）会民字第２２６号《关于撤销错定李达同志家庭成份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说：“李达同志的家庭成份，土改已经正式划定，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反映过他的成份问题，而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不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偏听偏信了联合调查组的报告（连县人委的批示都是由工作组拟的），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现经武大革命造反派同志反复调查落实，原来的调查报告捏造和扩大了事实，田土、雇工、债利剥削等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更重要的是解放前三年他是大学教授（脑力劳动者），按照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土改时将李达同志家庭成份划为小土地出租成份，是完全正确的。……经我们讨论：去年６月２８日，我会６６秘字第０６８号文件对‘关于李达家庭成份调查报告’的批示和８月２日对‘李达关于所谓大恶霸地主问题的申辩’的批驳材料都是错误的，应该撤销，宣布作废。李达同志的家庭成份，应按土地改革划定的小土地出租成份不变。”
　　为李达“三家村”翻案遇到了很大阻力，并且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这种阻力不是来自省委、校党委、校文革，因为这些机构已经被“造反”而失去了影响力；而是主要来自不同的群众组织。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既有所谓保守派，也有所谓造反派即后来武大“龙虎斗”中的“虎”派。特别是在“百万雄师”最盛的１９６７年夏季，李达“三家村”同“二．八声明”（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部”即“钢工总”、“九．一三工人战斗兵团”即“钢九一三”等群众组织２月８日在《长江日报》发表的《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当时的所谓“大毒草”）和“钢工总”（所谓“反革命”）成了三个不能推翻的“铁案”。用当时的话说，要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为“二．八声明”翻案，为“钢工总”翻案，除非太阳从西边出！除非公鸡下蛋！除非长江水倒流！
　　１９６７年夏，派性和武斗日趋激烈，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还特别涉及保护“三家村”“大老板”朱劭天、何定华及一大批“黑帮”的生命安全。那时，抄家、绑架、打人直至武斗是经常而随时发生的，“三家村”“黑帮”的人身安全成了大问题。以笔者参与保何定华为例，那时，我们先是像过去共产党做地下工作那样，有时把何定华安排在学生宿舍，有时安排在工人家里，并且一天换一个地方，但６月初，这种校内转移性安排也不保险了，于是只好由笔者直接安排“工人战斗兵团”胡国民同一位女工护送何定华去外地避难。他们先到南京，其时何定华亲弟方敏担任南京市革委会主任，但他却不敢接纳自己的哥哥。他们一行只好去西安投*何定华的妹妹。何定华的妹夫为陕西师范学院院长，妹妹也是延安出来的干部，但他们都已被打成“走资派”。虽然他们自身难保，还是让何定华住了下来。何定华在西安住到武汉“七二O”事件后才返汉。期间，他化名“方兴”，只与笔者“单线”联系。除了这两个“大老板”，各系的“黑帮”则由各系的群众组织想办法。哲学系余志宏就是由笔者护送去其连襟夏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避难。
　　武汉“七二O”事件后，武大掀起了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高潮。
　　８月２４日，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二千多名师生员工在学校小操场隆重举行“李达同志遇害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为李达补发了讣告，补送了花圈，补行了三鞠躬，补致了悼词。追悼大会由笔者主持，松涛致悼词，副省长兼湖北大学校长孟夫唐，武大“三家村”“大老板”何定华，“三家村”“黑帮分子”余志宏分别讲话。
　　一个月后，９月２４日，武汉大学工人战斗兵团、“赤胆忠心”战斗队、“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外文系“反到底”战团、物理系“穷棒子”公社、刘朝兵兵团、古立盛兵团、“井冈山‘烽火’”、中文系“鲁迅公社‘换新天’”战斗队、“无产者公社‘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数学系“农奴戟”兵团、长征兵团、“钟山风雨”战团等群众组织发起成立“为李达同志彻底翻案串联会”，并于同日发表《公告》，正式宣布“彻底为李达同志翻案”！
　　《公告》指出：“确凿无疑的调查材料证明，李达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地主’、‘叛徒’、‘三反分子’。李达同志早年脱离过党的组织，政治上跌过跤子，解放后在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但是他对党有感情，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更是非常崇敬。他恭恭敬敬地做毛主席的小学生，把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他晚年唯一的任务。不顾年老多病，做了大量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念念不忘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
　　《公告》强调指出：“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陶铸、王任重一伙在迫害李达同志的过程中，竟然倡狂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们公然把毛主席亲笔修改并且作了很高评价的李达同志的著作作为‘大毒草’来‘批倒批臭’，往毛主席脸上抹黑；公然违抗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几十万人的游行来‘声讨’李达同志，造成既成事实，向毛主席施加压力；公然威逼一些贫下中农，组成所谓‘代表团’，由走资派、四不清干部、伪甲长、汉*‘带队’到武大来‘控诉’李达同志，借这些人之口来攻击毛主席；公然私拆、扣压李达同志给毛主席亲收的信件；公然隐瞒和违抗毛主席的指示，以非法手段把李达同志整死，杀人灭口”。
　　《公告》宣示：“陶铸、王任重策划的这一场大陷害、大骗局、大阴谋，欺骗了千千万万群众，流毒全国，现在到了彻底揭穿的时候了！”
　　“为李达同志彻底翻案串联会”整合了武大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取了数学系“农奴戟”兵团的谐音“龙”即“龙派”。而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因为有行政大楼的“虎山行”战斗队，便称为“虎派”。自此，武大形成了激烈的“龙虎斗”，直到１９６８年春开始的“壁垒森严”的武斗。
　　但是，武大部分群众组织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毕竟属于民间行为，并且随着６７届毕业生分配离校和“工宣队”进校，不得不自行结束。然而，在全国清查所谓“５．１６”反革命犯罪活动中，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乎所有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骨干人物和积极分子，无论是干部和教师，还是工人和学生，也无论这些人当时在哪里，都受到清查和打击，其中调离武大的干部、教师和毕业分配离校的学生，则是派人追踪清查和打击。他们中，有的被办“学习班”，有的被隔离反省，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后来成了“三种人”，有的甚至因为反复被批斗而积疾又不能得到及时治疗最终含冤而去！他们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         wgbwgtx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