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龄月的qq号是多少:《山东省济宁地区文革传记》第一部分 初战告捷的欢歌（七）

七、B、D跟着刘、邓走

以济宁地委书记B和济宁市委书记D为代表的济宁地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所以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感、抵制、直至反对和破坏，不是孤立的，而是来源于中共上层。

这个中共上层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利用职务之便，他们已网络了一批自己的人，到了1956年中共“八大”，羽翼已基本丰满。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他们感到根基还不太牢固，又认为彭德怀等人不好驾驭，所以对彭德怀过早跳出来反对毛主席，持反对态度，表面上站在毛主席一边开展了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但从思想上，从路线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

从1959年起，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他们感到可以与毛主席抗衡了：党内有邓小平作为总书记左右全局，党外有国家主席的头衔名正言顺。北京，这块天子脚下，有彭真镇守；公安系统，罗瑞卿是自己的心腹爱将，并且还掌管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大印；宣传、文教更是铁杆御林军，因为搞资本主义一套，他们是沆瀣一气、心领神会。唯一缺憾是军队中的林彪，不听他们的使唤，反而跟毛很紧。

首先，刘少奇、邓小平选准攻击毛主席路线的缺口，那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尽管他们曾是制造困难的罪魁祸首。虽然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栽赃陷害欲治毛主席罪的目的没能达到，但这个缺口仍是最好的攻击点。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多次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为名，向毛主席发起了进攻。他们显然受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鼓舞，只不过实际运作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因为在中国扳倒毛泽东决非易事。刘少奇的讲话已比较露骨。他先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又说“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认为“彭德怀的纲领中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向中央反映情况并不算犯错误，和彭德怀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这实际上就否认了彭德怀的错误，为彭德怀向中央递交八万多字的翻案材料开了绿灯。这也是吴晗写《海瑞罢官》的背景，更何况吴晗是邓小平的亲密牌友，这些信息，吴晗早已心领神会。所以，文革一开始批《海瑞罢官》，批吴晗，刘少奇、邓小平神经马上紧张起来，利用彭真在前台，演出了一出又一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丑剧。

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除了利用会议向毛主席发难，还用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来与毛主席著作分庭抗礼。“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流言就是这个时期广泛传播的。刘少奇为了达到削弱直至推翻毛主席的目的，在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专门加了这么一段话：“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情形更坏。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领袖’，自己爬到负责的位置上，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训我们党，责骂党内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罚和摆布我们的党员。”

再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作为济宁地区党员的必读课本，其要求之高，甚至超过毛主席的著作，这怕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迎接刘少奇时代吧。

对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1962年的表演，特别是在国际国内问题上的错误作法，毛主席曾亲自和刘少奇谈话：“我虽然退居二线，让你当了秦始皇，但我还是为你担心。这种右倾作法，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能答应吗？在国内搞‘三自一包’，在国际上鼓吹‘三和一少’，谁高兴？地富反坏高兴，帝修反高兴！”

但刘少奇是嗤之以鼻，认为毛的观点是僵硬的、教条的、过时的。他认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经过合法的手段被全国人大和党代表赋予的，他要干的事，只要经过法定程序即可。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倒是毛象个太上皇，碍手碍脚的。他已胜券在握，根本不把毛主席的批评放在心上，尽管表面上表现的谦虚和尊重，那不过玩耍权术而已，“由我取代你，只是个时间问题”，他暗暗得意。所以，那段时间是他最惬意的时候，精神饱满，体重增加。

毛主席与他政治对手的较量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其方法就是狠抓阶级斗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反复讲了阶级斗争问题，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有流血的阶级斗争，有不流血的阶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什么问题都不能说明。”

刘少奇、邓小平对阶级斗争特别反感。邓小平经常夸耀说：“我这个人是从来不讲阶级斗争的。”刘少奇则对薄一波说：“老的不行嘛！……要下台，要让位，不能摆老资格。我们不是青红帮，青红帮还很开明嘛！上海的大青红帮头子黄金荣，他的徒弟蒋介石。黄金荣老了，主动把他的座位让给了蒋介石。”

到1964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看到用右的一套无法让毛主席让位下台，就采取了“形左实右”的一套。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现在的农村已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我们过去总结那个搬石头的经验（已受到毛主席的多次批评——引者注），总结的不全面，但还有用。现在就是有个倾向，就是怕搬，干部去了也不敢搬，结果就不深不透。有一些大队，就是找不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真正的领导核心，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从外地派好的支部书记去。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导权，不是在我们手里。”这年9月10日，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订草案）》，把形势估计的更加严重，提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加广泛、更加复杂、更加深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完全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的规定。到了10月，刘少奇又批转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夺权斗争问题的指导》，明确指出：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

刘少奇的这些讲话，他主持下达的这些文件，在济宁地区贯彻得非常积极。

其实，刘少奇等人所说的敌人，并不是专指阶级敌人，而是工作队和上级党委看不惯，不听话，不能领导社员个人发家致富的基层干部。这些干部大部分出身好，革命性强，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只是文化水平低，有的作风简单粗暴等。刘少奇等人要求夺权的地方，并不是资本主义泛滥，社会主义新生力量受打击的地方，而是只凭工作队的印象，根本不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抵制刘、邓“三自一包”的好领导当成夺权对象。济宁地区曲阜陈庄大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所以，毛主席发现问题后，把刘少奇约到家里，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个人呀，右起来投降，左起来又要打倒一切，不分好歹统统打倒，把农村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不管是群众还是当权派连锅端，我看你是‘形左实右’。”

刘少奇对毛主席苦口婆心的教导，认为只是毛的个人意见，他马上摆出党中央的身份顶回去，“许多问题是中央会议上定的，纠正也应在会议上纠正，我有错误我检讨好了。”

刘少奇、邓小平真的利用中央会议来压毛主席。1964年12月，也就是毛主席找刘少奇谈话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再次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商量，由邓小平对毛主席说：“你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会议。”毛主席气愤地说：“我身体还可以，应该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根本没安排毛主席讲话。当刘少奇讲到“敌人比我们还高明，我们斗他不赢，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器蹲点时他们还赶我。所以如果没有人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革命。”毛主席实在听不下去，不得不插话进行反驳：“关键是看效果，不在于赶不赶。你不去斗走资派，群众当然不满意。现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走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刘少奇冷笑了：“我看是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专提整走资派，影响不好！”毛主席火了：“你的这些提法，统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反科学的。”然后拂袖而去。

第二天，毛主席老早来到会场。等开会的人到齐后，拿出两本书，拍着桌子说：“我带来一本宪法、一本党章。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说话的权利。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有参加会议的权力。可是召开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有两个人要剥夺我的权利。一个人不叫我开会，一个人不叫我讲话，想干什么？想搞独立王国吗？这不是尊重不尊重我的问题，而是想步赫鲁晓夫的后尘。我看有些人就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我劝这些人要注意呢。”

看到会场上大多数人都用愤怒的目光扫向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二人害怕了，感到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毛泽东公开较量。于是会后向毛主席认错，甚至检讨的声泪俱下，一付万分虔诚的样子。毛主席原谅了他们。

但他们不甘心失败，还要搏一搏，斗一斗。这就到了1965年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先是不发表毛主席支持和亲自参与修改的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继而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二月汇报提纲》，压制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批判黑帮、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广大革命群众，最后又派出工作组，把革命群众、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野心家”，“右派”，实行反革命恐怖。当然，这一切都是垂死挣扎，是活生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

以B、D为首的济宁地区参与抵制、破坏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党内走资派，有紧跟刘、邓的一面，也有不全部了解刘、邓的狼子野心的一面，不少人是个认识的问题，理解的问题。但为什么理解和认识总与刘少奇、邓小平一伙一致，并在以后的运动反复中一而再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这就需要查查思想根源，应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地改造世界观，真正进行一场触及个人思想灵魂的大革命。

从表面看，刘、邓的路线很能迷惑人。你看，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共产党搞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吗？你看，强调纪律、秩序，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有什么不对，这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维护各级干部的威信吗？

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词是不难戳穿的。

“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一个用什么方法的问题，也有一个为了什么目的的问题。是立足于自力更生，争取外援而又不依赖外援，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艰苦奋斗，发展公有制生产，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铺张浪费，只顾眼前利益，破坏自然环境，污染人们生活的空间，甚至丧失国格、人格来换取外援，鼓励发展私有制经济，向资本主义靠拢，用复辟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殊不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直是提倡“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的，以此使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剥削压榨广大劳动人民，获取更大的利益。社会主义，共产党，绝不能单独提“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而应该提“全面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要同步发展，并以政治来挂帅。

“提高人民生活”，是普遍地提高，搞共同富裕，用共产主义思想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水平，还是单提物质生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所谓能人先富起来，造成两极分化，剥削有理，腐败有理，用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来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起来？

当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各级干部的大多数是求稳定和安逸的，是希望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建设自己的小天地，并期盼得到提拔升迁，官越大越好，对官员的照顾、各种优厚条件越多越好。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正是抓住了这些干部的心理，制定政策，施加小恩小惠，让他们拥护自己的路线。

再一点，在济宁地区这些中下层干部中，认为毛主席也好，刘（少奇）主席也好，都是共产党，谁领导不一样呢？彭德怀也是大元帅，立过赫赫战功，他耿直、肯说真话，敢于顶撞毛主席，有什么不好？他也是共产党，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该歌颂就歌颂，该翻案就翻案嘛！这些短视，庸俗，迟钝，缺少马列主义的东西，迷住了他们的眼睛。

总之，以B、D为首的济宁地区党内走资派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对刘、邓路线亦步亦趋，北京有《海瑞罢官》，济宁地区也演了不少坏戏、黑戏；北京派工作组，他们也积极响应；北京有红卫兵“联动”，济宁地区也有各种名目的保守组织。凡是刘、邓抵制、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号召，都得到他们的积极行动。在维护共产党干部既得利益方面，他们已经完全站在刘、邓路线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