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东觉张家伟简介:一听：1966年“五十天”中的广州大专院校

    1966年5月24日，“五.一六通知”传达到广东各高等院校和厅局级单位。5月30日，中央关于揭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扬（尚昆）反革命集团”的文件下达到广东省委。形势急转直下。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前一天，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在康生授意之下，贴出了一张猛烈攻击北大党委和原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高喊“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篇大字报立即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晚上8时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宣称：“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各高校学生纷纷冲出课室，大造其反。他们对学校的教学方法、课程安排、招生和考试制度，乃至党和国家的政治问题，展开激烈而自由的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淹没了校园。在北京的某些高校中，已经出现批斗教师的现象了。当校方出面劝阻时，学生们便把党政干部、教授一古脑拉到台上斗争。在狂热的斗争会上，有的学生对斗争对象拳打脚踢。愈来愈暴烈的行为，引起了一部分学生的异议，也有人拍手叫好。有人要斗这个，有人要斗那个，开始分化成两派（甚至几派），终日争吵不休。
　　6月3日，刘少奇向北大派出了工作组；6月9日，又向清华大学派出一支由528人组成的庞大工作组。工作组一进学校便宣布“夺权”，代行校党委职权，原校、系、教研组的党政干部统统“靠边站”，先“上楼”，再“下楼”。所谓“下楼”，即以“检查错误，交代罪行，自觉上纲，挖出黑心”为标准，人人检查，逐个过关。
　　很快，北京各大专院校、文教单位，都陆续开始工作组的“试点”。一些学生包围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强烈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据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当时群众纷纷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派工作组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去领导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许多方面也要求派工作组，特别在报纸上发表了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以后，这种派工作组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一般是受到群众欢迎的。[1]
　　
　　5月底，广州市委一连召开几个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问题。5月28 日的第五次常务会议，集中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部署；6月1日，市委召开各区（县）委、各直属党委负责人会议，对运动作了具体安排。全市群众以集会、座谈、写大字报等各种形式，表示拥护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其实大家对运动的发展，都是心中无数，十分茫然。
　　现在无法证实，中央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做法，事先有没有知会各省，要求照办，但5月31日，广东省委文革小组召开会议，区梦觉传达了省委的三点指示时，派工作组已成当务之急：一、要派出强有力的工作队到大专院校、文教厅局去；二、要摸底查黑线抓出我们身边的小赫鲁晓夫；三、要把队伍排队，根据新的标准，划分左、中、右。这时陶铸仍在广州，这肯定是经他同意的。
　　迄今为止，各战线、各部门的文革，仍以排队、摸敌情、抓本单位的小邓拓、小赫鲁晓夫为重点。5月30日，赵ZY对第11期《文革动态》上一篇关于华南师院历史系的材料，作了措辞尖锐的批示：“历史系已是党内外右派联成一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他以愤怒激烈的语气说：“要把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朽、古董，一律撤下来。”然后，他提醒人们，“是否只是一个师院的历史系呢？各个大学都要认真发动群众查一查。”[2]
　　根据赵ZY的批示精神，王阑西召集文教厅局、大专院校党组、党委书记开会，决定大学停课两周搞运动，他要求文教部门：“尽量快地把队伍排一排，划左、中、右，要挨门逐户搜一遍。排队时要排领导权是否在我们手里，一种是业务领导权，一种是政治领导权，特别是职能的领导权先摸。”他提醒工作队，“现在要开始注意‘假左派’，特别是过去表现不好，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突然表现好的，可能是假左派。”[3]
　　笔者保存着当时任中山大学化学系主任、著名的有机化学家龙康侯教授在文革中写的几份材料，其中对中大运动初期的情况，有详尽的记述。他写道：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京贴出后）这个消息传到中大，康乐园也就不平静了。运动形势发展之快，有如急风骤雨。当时课也停了，在此之前，化学系党总支按照了省委的指示（陶铸、区梦觉）和中大党委的指示，在党内进行了排队，属于一二类的，开了积极分子会议（我知道我是属于第三类的），并组织了系的文革领导小组……6月初的一天，张顺南（系党总支书记、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笔者注）通知我参加党总支的紧急会议。我去了，张批评我说：“系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你都不来看一看。”我听了以后发呆，不知怎么一回事。后来晓得是学生闹起来了，在膳堂，在党委会门口贴了炮轰党委的大字报，和政治辅导员也冲（突）起来了，有的还提出要上街游行。[4]
　　
　　据当时在中大担任化学系五级学生代理党支书兼代政治辅导员的高建亚说，很多革命学生（主要是一、二年级）对揪由党委点名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感兴趣，而关心揪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矛头直指旧校党委。[5]
　　陶铸赴京翌日，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安排的通知》。作出两项决定：一、从现在起至夏收前，地、县委和县以下各级党委，应该以主要精力抓好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二、各级党委必须十分认真，十分得力地去领导文化大革命，要有重点，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和批判资产阶级权威。
　　6月3日，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公布了。广州地区的高校学生冒雨上街游行，欢呼庆祝。林李明认为这是不合法的行动，应予劝阻。据省军管会材料称：
　　
　　当晚12时省委召开各校党委负责人会议，林（李明—笔者注）在会上提出“不准上街游行”，当晚有些学生要求《南方日报》报导师生的革命行动，林决定“报纸不能登他们的消息”。当时有人提醒说，这是好事，应该报导。林听到批评说“你们知道什么，我们登了报，就等于承认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那明天就有更多的人上街了。”[6]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文章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人，一起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刘少奇提出了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学校运动应该怎么搞？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是改革教学制度，解决考试和教材等问题；还有，城市工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是否和“四清”结合起来搞？凡此种种，都没有定论。对派不派工作组，也没有形成明确意见。多数人赞成派，陈伯达竭力反对。
　　陶铸表示赞成派工作组，“派工作组指导运动， 这是我们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他自告奋勇，“我愿意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
　　毛泽东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地派。”[7]
　　广东派不派工作队，惟北京马首是瞻。6月7日，赵ZY得知工作队已经进驻北大，便从湛江打电话给区梦觉，十万火急地催促：“北京已派出了工作队，看来广州也要迅速派工作队，加强领导，不要使运动没有领导。”同一天，省委发出《关于组织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立即从省级单位抽调九百人，组成一支高质量的工作队，分赴各高等院校帮助领导这场斗争，坚决把这些思想领域的重要阵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通知还规定：
　　
　　　　…………
　　二、抽调人员必须强调高质量，一定是左派，政治条件好，立场坚定，是非分明，有一定的搞群众运动的经验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身体较好，能正常坚持工作。厅、处级干部应当全部是党员，科级干部应当尽可能抽调党团员。
　　三、工作队由省委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使用。所抽工作队主要是帮助文教战线搞文化革命。其他战线，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问题较多而又需要派工作队去的单位，可由战线自己另外解决。
　　
　　区梦觉在通知上作了一段批示：“赵指示最近文化大革命发展很猛，主要应抓好高等院校和文联、社联下面的单位。他还说高等院校问题，四清可和文化大革命一起搞了它。因此，必须从省级机关抽调几百名工作队去加强领导。工作队主要是派去高等院校和文联、社联、研究所等部门，不是普遍派。”[8]
　　陶铸在同一天以电话指示中南局，“学校现在主要搞文化革命，不能代替四清。将来四清还是分期分批搞。”“重点是大专学校和高中，初中不发动，起来了就搞。小学，肯定不搞。”
　　对城乡运动，陶铸指示：“县以下，先搞一下声讨，教育，仍以学毛著为中心。同意紫阳意见。面上学毛著，搞一段。点上搞一段，结合四清搞。”“城市集中搞一段文化革命，长期还是搞四清。抽点人，不要影响四清。”
　　他还说：“贴左派大字报，也不要怕，给他撑腰。”
　　在谈到王匡的问题时，陶铸说：“王匡，是否正式停职反省，请给中宣部写一报告，把王匡现有的材料汇集一下，中南局讨论提出个初步意见（性质问题）。”[9]
　　但是，这时中南局后院已经起火了。中南局直属机关政策研究室在6月7日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有如巨石投入水潭，立即掀起层层浪花。机关内的群众纷纷互相串连，内查外调，准备材料，烈火逐渐逼近中南局书记处。
　　6月9日，省委作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指示》，此时此刻，省委已经意识到，“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威力之大，来势之猛，范围之广，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省委认为，“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尤其是文教战线各部门，大大落后于形势，跟不上群众要求，甚至处于被动的状态。这是异常危险的。”指示对运动作了非常详细具体的部署。
　　
　　为了使大、中学校的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决定大学停课一个月至一个半月，高中停课一个月，初中原则上不停课，也不主动发动学生搞运动，但是如果学生自动要求的，亦可停课一两星期。大学学生要求取消期考的，一般可允许；高考将要推迟，高考办法将要改变，不久中央将有通知；初中升学考试及高中期考，一般应该进行，特殊情况可推迟到下期开学前补行。总之，不能因为考试而妨碍学生参加运动。
　　
　　怎么样发动群众呢？省委提出，“发动群众的主要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要大胆鼓励和支持革命群众，一切束缚群众的框框都要打破。”这是1957 年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时的流行口号。但最后证明只是用来“排队”，以便划分左、中、右。因此，一些早在1957年已经耳熟能详的文字，再度冲击着人们的耳鼓：
　　
　　我们的方针是依靠左派，团结争取中间派，集中孤立和打击右派。团结95%以上的群众共同对敌。打击的对象，斗争的锋芒，应当集中指向那些党内党外的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省委要求，“经过群众充分揭发之后，分类排队，进行调查研究，选拔‘尖端’人物，做好下一段系统批判的准备。”
　　
　　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把政策交给群众，斗争必须坚持文斗，严禁动武，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口诛笔伐，但不得动手。在策略上，要抓住党内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击面不要过宽。不要搞变相肉刑和侮辱人格的粗暴做法。严禁打人。不要在斗争会上去追有关男女关系等一些容易使运动引向歧途的东西。一般应采取小组会活动，大会批判要有领导进行，重点批判对象要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
　　
　　指示还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充分理解这场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充分估计大革命的形势，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十分认真、十分得力地去领导好这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大革命。”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省委在这个指示中，没有提及工作队。很可能，这个指示，是在关于工作队的紧急通知之前拟定的，但比紧急通知迟了两天下发。如果确实如此，则可见派出工作队，是一件多么仓促的事情。
　　6月1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1966年第八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论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在工作队进驻学校之前，各学校实际上已经乱成一锅粥。李嘉人在中大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大声疾呼：“除了工人和学生，从我开始，谁都可以揭发。”但这种做法，很快被激进学生斥为搞“全面开花”，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6月初，各系的政治辅导员都在秘密地整理学生的“黑材料”。高建亚说，化学系在“7日深夜召开了一次紧急支部大会”，收集了一批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的情况，并连夜整理出来，在政工人员专门会议上向校党委汇报。[10]
　　一张以校党委名义贴出的大字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打倒一切资产阶级权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校园内还出现了大量“坚决捍卫中大党委”的大字报。两派学生形成尖锐对立。
　　中山大学党委办公室一名干部在揭发材料中写道：
　　
　　工作队进校后，李嘉人是工作队的前台老板，工作队把大多数学生干部、党员撇在一边“冷淡”，甚至作为“压制运动力量”看待，加以打击，挑动学生斗学生。李嘉人还要求党、干部“自觉靠边站”，“听候审查”；另一方面则别有用心地号召群众“除了工人、学生之外，什么人、什么问题都可以揭”。[11]
　　
　　运动从揭发批判本校的右派分子、黑帮分子、反党分子开始，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教职员之间，互相揭发，互相斗争。工作组支持一派，压制一派。
　　广州医学院是唯一的市属高校，陶铸临上京前，特别嘱咐焦林义：“一定要办好广州医学院。”因此，广医成了市教育系统的运动重点，市委先后派了四批工作队进驻，阵容甚为庞大。工作队在师生中“大抓右派”，“枪打出头鸟”。据一篇文章披露，全校有30%的教职工被打成“右派”、“反革命”；17%被关进“牛栏”，有的教研组100%被打成“牛鬼蛇神”；学生中有9%被打成“右派”，极右1.2%。[12]这种情况，引起部分学生的不满，大字报的火头，渐渐烧向了校党委和工作组。
　　6月12日，陶铸通过电话，对小学的运动，作了一个补充的指示：“小学，起来贴大字报，也不要阻止，记下来，将来四清时解决。”同一天下午，他又匆匆指示中南局：“学校中提‘保卫校党委’口号是错误的，只能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校党委是正确的，只能提‘拥护校党委’。”[13]
　　省委在6月12日召开工作队队长会议。区梦觉一再强调，“领导有问题的可以通过背靠背揭发，需要面对面斗争时，也要经过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批准。”这是搞“四清”的办法。“大字报不要贴到别人家里去”，“要恢复党团活动，发挥党团员的作用”。区梦觉还要求，“一部分院校、厅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原党委领导，工作队协助。” 6月13日，陶铸电话指示：“学校中不要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还是由工作组吸收左派教职员（包括党政干部中的左派）领导。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听取意见。三结合。”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的通知。
　　6月15日，陶铸给中南局打电话，传达中央对文革的初步意见：
　　“学校不能完全齐头并进，但机械地分期分批也不行。文教系统，放手彻底搞。高考招生，推迟半年。学校，派工作队的，一直搞下去，派不出工作队的，也积极领导。”
　　“农村四清，点搞一段文革，结合学毛著，清思想。新点，从文化革命搞起。面上，学毛著为中心，搞一段文革教育和声讨黑店。”
　　“城市，工厂结合四清搞文革，不能代替四清。新点，从文革搞起。面上，搞一下文革，主要学毛著。”
　　“街道居民，小学，服务商店，派出所，现在不搞。小学将采取集训教师的办法搞，现在可以搞声讨，不能靠小学生搞。派出所，将来靠集训办法。服务商店，下一步再定。”[14]
　　但激进学生并不听这一套，对校党委压制运动的批判呼声，愈来愈高，压力愈来愈大，李嘉人心对中大的党委和总支书记们说：“你们顶不住，校党委顶不住，我顶不住，省委顶不住，就是中南局也会顶不住。”
　　反压制的风波，愈闹愈凶，无法控制。在政治辅导员、党、团总支书记、党委委员、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会议上，李嘉人希望“进一步把问题揭开，扭转运动局面，不要使运动老是纠缠在压制问题上。”这个问题，已经把他闹得身心俱疲，他说：“反压制是无底洞。”
　　6月16日，王阑西到中大，指示李嘉人要赶快改选学生代表。6月17日，王阑西打电话给李嘉人，指示说：“群众如要求处理政治辅导员，就停职反省。”[15]同时省委授权李嘉人，对中大干部停职反省可用个人名义宣布。高建亚说他是从6月10日起，因校党委把火引向政治辅导员而退出了基层运动的领导岗位的。6月中旬，省委匆匆增派了将近一倍的工作队员进驻中大，十几名中大的政治辅导员被停职反省，并关进了管教队（实际上就是“牛栏”）。高建亚说：“进了管教队，我已意识到自己处于被专政的地位。”[16]全省（主要是广州地区）以“压制运动”的罪名，处分了120多名干部和政治辅导员。
　　从6月中旬开始，受工作队压制的学生，在中大张贴了许多“穷追王阑西”、“猛揪区梦觉”、“工作队滚蛋”的大字报和大标语。6月13日深夜，几名学生向李嘉人提出，他们研究了区梦觉几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之后，认为区的讲话违反报纸社论精神，要求批判区梦觉。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工作组未能有效控制大局，造反学生的火力，已经越过校党委，开始直指省委了。
　　这时中学也乱起来了。市委在6月中旬一连召开了四次大型会议（其中两次局、区、县以上负责干部会，一次全市中学生代表会，一次全市中学教师会），布置中学文革的安排。雍文涛要求“市委、市人委赶快提出名单，调一些质量高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并规定每个中学都要有工作组，组长要由正县或副县级干部担任。
　　根据中央指示，“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审查教职员队伍”。6月11日，广州市委召开全市中学教师大会，要求教师们行动起来，和学生们一道，横扫教育界的一切牛鬼蛇神。雍文涛在动员报告中说：“这次运动的矛头，就是指向大大小小的邓拓之流。”[17]
　　随后，工作组进驻中学了。6月7日，市教育局工作组进驻广州十七中学。两天前，在北京聂元梓大字报的影响下，该校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部分高一学生叫喊着：“十七中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号召同学们“停课闹革命”，并与反对停课的高三学生展开激烈辩论。
　　据当时在该校念高一的王希哲回忆，“教育局工作组进校，一进校便挑动高三的同学来监视我们，围攻我们……气势汹汹的质问大字报贴进了教室，并宣布复课。我们高一班坚决不复课。当晚由高一级的团员骨干谢良骥等（大多为干部子弟）主持，开了一个师生串联会，反驳了对我们的指控，并提出口号：‘教育要革命，我们要革命！’会上，五位年轻教师表示支持我们。”
　　随后，市委工作组也进校了。“进校第三天工作队便伙同党支部搞了场大规模的‘打狐运动’”，把几名支持高一学生的老师打成“狐狸帮”，这些老师被吓得“面色惨白，张惶失措”，甚至在“私下讨论今后怎样好好劳动改造争取早日脱掉右派帽子的问题”了。王希哲本人则被派到博罗县参加抗洪。[18]
　　最应留意的是回忆录中“伙同党支部”这几个字。这表明，至少在这所中学里，党支部并没有“靠边站”，而是继续发挥着作用。受工作队压制的，并不是所谓的“保皇派”，而是一开始要求“停课闹革命”的那批激进学生。这与下面提到的广东电影机械厂的情况，大相异趣。
　　广东电影机械厂属文化系统的工厂，也是最早派驻工作队的单位之一。工作队进厂以后，工厂情况出现了剧变。据工人莫超海向笔者回忆当时的情况：“当时什么战斗队都还没有成立，但在大批判过程中，群众出现了一些分歧。我是属于‘保皇势力’，因为我提意见时认为企业的党支部不是烂了。在那种情况下，从向领导提意见，批‘黑帮分子’，开始转向了群众。我是首当其冲，群众贴我的大字报，几乎多过贴领导的。文化系统的工厂和文化单位，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酝酿着不同观点的战斗队组织。”
　　莫超海是工厂中的积极分子，可以想象，他曾经是党支部的红人。因此，当人们攻击党支部时，他自然而然地站在党支部一边。至于工作队的态度，莫超海说：“工作组的态度就是要批判党委。有一些人在党内向工作组提了意见，被打成反革命。说我是‘阎王殿的黑打手’、‘封资修的吹鼓手’之类的大字报也出来了。我从革命的左派，变成了右派。我不是反革命，但我支持了那些观点。”显而易见，这时工人队伍开始分化了。
　　6月间，各种五花八门的战斗队，就像木耳一样冒了出来。莫超海说，“经过两派的酝酿，在基层单位先搞起来了。那些战斗队的名称，你喜欢怎么定就怎么定。6月、7月，我们的单位就有战斗队成立了。虽然照样工作，但两派观点已经很对立了。一派是我们这些所谓的‘保皇势力’，另一派是工作组扶起来的那班红卫兵。”双方的关系愈闹愈对立。“左派发毛主席像章，金色的，我们这些人是没有的。”莫超海说，“过去我在工厂里又是俱乐部主任，又是体协副主席，又是班组长，是属于积极分子，现在变成了右派，连个像章也没得戴了。”[19]他只是千千万万个有同类遭遇人中的一个。
　　6月18日，陶铸电话指示中南局：“新铺点，从文化革命搞起，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队伍，搞当权派，是顺当的。这样，整个形势有好处，少奇同志意见。”“学校，文化革命即是四清，全部在内以后还有教育改革。关键是文化革命。”[20]
　　当天，北大发生部分学生揪斗干部、群众四十多人，在脸上抹黑、戴高帽、罚跪、打人和侮辱妇女事件。工作组发现后予以制止。6月20日，刘少奇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并亲自起草批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21]
　　广东省委在6月24日接到中央批转北大工作组第9号简报和刘少奇的批示，当天夜里，王阑西打电话通知各工作队长到文教战线听宣读传达，并指示今后应按北大工作组的方法，处理“乱斗现象”。
　　王阑西又马不停蹄地到各大专院校解释：“工作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一百个放心，一切权利归工作队。”他告诫学生，“无限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具体表现在相信工作队，不然，就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他又严厉警告说：“工作队是绝对的领导，任何人不得干涉，任何不通过工作队的会，都是非法的。”[22]
　　6月下旬，整个中山大学被无数的大字报覆盖了。围绕着政治辅导员问题，学生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激烈。龙康侯写道：
　　
　　政治辅导员都是被挑选出来的，政治觉悟水平比较高，出身好的一些党团干部，被同学斗争，有的甚至被打伤……当时李嘉人（广东省副省长、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笔者注）挺身而出，将陈彬和一批政治辅导员停职反省，想以此缓和局势，并未奏效。接着就发生了6月24日的事件：以几个人名义贴大字报，对同学斗争辅导员多所指责，并要赞同者在后面签名。忽然有一群同学围上来了，劝阻签名，而且激动地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想压制群众运动，那是不行的。”人群越聚越大，就是这样闹起来了，展开了激烈的辩论。[23]
　　
　　不仅中大一校如此，大部分文教单位皆然。后来人们把6月称之为大批判时期，其实，这时的大字报，大部分是单位内的互相揭发，对同事、对下属、对上司、对工作组、对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乱揭一气，甚为热闹。而真正称得上“大批判”的，不过局限于批“三家村”、批欧阳山、批秦牧，粗制滥造，数量有限。
　　
　　（龙康侯继续写道）6月底，7月初，广东省委派了以杨行为首的工作队到校，贴满了红标语：欢迎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当时是说，这个工作队是向李嘉人负责的……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教工方面，各教研组对其所选定的重点对象进行揭发和批判。校内串连都要得到工作队同意后才行，校外串连更受到限制……[24]
　　
　　6月22日，陶铸从北京打电话给赵ZY，请他研究大、中学校里的夺权问题。“学校的夺权问题很复杂，有整个烂了，整修改换领导；有局部烂了，局部夺权。也有敌人夺权问题，利用这个形势，以左的面目出现，夺权。”
　　陶铸提醒广东省委，“要强调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学校党委没有问题的，由党委领导；学校党委领导不了的，由工作队领导。要强调领导，不能使学校瘫痪。现要有的地方谁也不信，这不行，要告诉学生听工作队领导，听省委领导。”[25]派到学校里的工作组，要处于省委的严格控制和监督之下。学校里一哄而起的学生运动，一定要由工作组加以控制。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工作组控制得了吗？
　　
　　事实证明，当导致学生一哄而起的诱因出现时，省委根本无法加以有效控制。6月23日，华南工学院五年级学生高翔，收到他妹妹从北京医学院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声称，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外，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都可以怀疑、批判。斗争矛头应集中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信件呼吁广州地区各大专院校革命同学要联合起来，互相串连，互相支援。
　　高翔把信抄成大字报，在校内张贴，同时张贴了一张《告全院学生党员书》。工作组连夜打印送给省委。这封信，就是文革初期，在广州学生中引起激烈争论的《北京来信》。
　　赵ZY在看到信以后，大吃一惊，立即派张云到华南工学院了解情况。这时学生队伍的分化，已经相当严重了。据1967年省军管会的一份材料称：
　　
　　《北京来信》是去年6月23日，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北京他妹妹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方向、重点和一些斗争策略等问题，充满了革命造反精神”，华南工学院革命小将将《北京来信》贴出后，省委得知，赵ZY等认为这封信，煽动性很大，是一株大毒草。赵特派张云到该院亲自抓，组织学生反击。[26]
　　
　　对《北京来信》，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形成水火不容的两种意见。校方组织反击，把《北京来信》指为“反革命暴动的宣言”，“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板”。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有的学生开始上街游行了。张云在学院也受到一部分学生的围攻。
　　赵ZY随即召开广东省委派驻各单位工作队队长会议。他在6月24日的会上明确表态：“上街游行，我们坚决不赞成。要向学生讲明，根本没有此需要。游行的矛头是对准谁呢？游行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牛鬼蛇神在学校里，你为什么要上街呢？上街游行，搞大民主，就是矛头对准政府，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在6月26日的会上，赵ZY说：“我们头脑要清醒，对形势要有正确估计。现在是有一些不健康的苗头，有些乱，还要准备继续一个时期。一些学校的运动，我们掌握不了领导权，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个别的甚至可能为坏分子所操纵……总的来讲，除了个别部位以外，至今我们还处在被动状态。”
　　他承认工作队派得太仓促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总的就是领导跟不上去。对这种大的革命风暴，中央通过报纸社论直接同广大青年学生见面，学生闻风而动，而我们感觉迟缓，行动得慢。学校党委跟不上，不敢革命，怕乱，怕引火烧身，顾虑重重，诸多限制。工作队一下子又组织不起来，组织起来了，也不够强，完全没有经验。总之是仓促上阵，看来这种形势很难避免。前一段时间，学校党委不敢革命，工作队仓促上阵，所以前一段情况比较乱。”
　　赵ZY给大家打气，以坚心志：“今天开会，是有意义的，大的框框统一一下也好。 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有些是非界线也划得不清楚。前一段学校党委对学生的革命行动限制多，不敢领导；当然，《人民日报》6月24日《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篇社论发表以后，我们又不要忘记了总的方向。今天总的来讲，我们还是处于被动状态，还要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局面才能扭转过来。”
　　但这“一段时间”，究竟有多长，谁也说不清，局面很可能还会趋向恶化。对运动的领导权，赵ZY提出三种可能性，“一是我们党所领导， 这是我们要争取做到；二是自发、半自发状态，如像现在许多院校的情况那样；三是为个别坏人所操纵。自发久了，也势必被别人所操纵。对这些，我们要有所认识。”
　　赵ZY说：“学生在这场大革命中，一定会有很大提高，一定会锻炼出真正的左派，但必然要经过曲折的斗争，不仅要靠正面教育，也要靠反面教育，跌了跤子，上了当，有了教训，辨别能力就高了。有些地方出现曲折、混乱现象，如被偏激情绪的人操纵一个时期，甚至被坏人操纵一个时期，那是可能的，这也是反面教训。”[27]
　　省委认为，《北京来信》说明，确有一部分学生“被偏激情绪的人操纵”，或者，“甚至被坏人操纵一个时期”。毫无疑问，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势必造成天下大乱。6月25日凌晨1时左右，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把学生中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子弟从床上叫起，开紧急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给《北京来信》定调子：“敌人已冒出来了，我们要进行反击，必要时要付出鲜血和生命。”在工作队布置下，不少同学连夜写大字报，写批判文章，“《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斐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等等，铺天盖地而来。
　　6月26日，《北京来信》有关学生派出五名代表上京告状。据尹林平1967年写的一份材料说：赵ZY知道后，“又下令省公安厅打电话给湖南、湖北公安机关，妄图中途拦住这些小将上京”。28并要省公安厅给公安部打电话，说“广州有五个反动分子要去北京闹事，要求派人跟踪，并监视他们的行动”。[29]
　　6月28日，赵ZY在自己家里和主管政法口的省委书记尹林平、省公安厅长王宁碰头。赵ZY说：“阶级斗争很复杂，出头的人有些是别有用心的，广州各大专院校可能会出现乱的情况。”他指示尹、王二人：“对乱后暴露出来的明显坏人，可及时揭露，一般的记下一笔账，很恶劣的，公安部门要配合。”
　　尹林平1967年的那份材料，证实赵ZY确实曾要求公安机关配合。他说，赵ZY一开始认定《北京来信》的实质是反党中央，因而下令省市公安机关彻查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对《北京来信》事件的有关学生使用专政手段，检查他们的信件”。30后来造反派的小报，有更为详尽的记述：
　　
　　6月29日，公安厅侦察处向厅党委写了个报告，题目是：“广州市大专院校开展技术侦察工作的意见”内容说“为了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拟在石牌成立一个临时侦察组，对六间大专院校进行侦察。”7月7日省委批示说“同意这个报告，可增加中山医学院。”工和时间为三个月。7月3日，公安厅又向省委写了一个《关于对华南工学院七种人进行侦察工作的报告》，提出对200名对象进行技术侦察，有学生，教师，干部等。上述工作直至八月份中央公安部通报某省利用技术侦察进行违法乱纪事件之后才被迫停止。
　　他们还把贴《北京来信》的1016班和呼吁建立联合指挥的7059班档案逐一审查，认为里面有“反革命”，工作队特别对1016、1026、1038和7059班进行严密控制。当时，工作队关于情况的报告有如下纪实：“工作队发现后（即对《北京来信》）立即采取措施，了解各系情况，封锁消息，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当晚召开工作队员会议，进行布置，串联骨干活动，同时将原信抄送王阑西（副省长，三反分子，已停职）和文教政治部”。为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黑省委竟以对付敌人的专政手段来对付革命同学，真是恶毒至极！
　　高翔同志更是受到非人的迫害，《北京来信》事件发生后，他们派人对高翔进行跟踪，监视，剥夺高翔和其它许多同学应有的政治权利，不准他们参加援越抗美游行，阻挠他们在学代会上发言。他们还通过了解高翔父母的政治情况，以找到借口把高翔的材料送到公安厅，列举了高翔六大罪状：（1）召集党员写《告全院学生党员书》（2）张贴反动信件，到处煽风点火；（3）成立统一行动指挥部；（4）举行接待会，反对工作组；（5）组织退却，伺机反扑；（6）坚持错误，坚决反对工作队。[31]
　　
　　在7月7日的工作队长会议上，《北京来信》仍然是讨论的焦点之一。会议把这封信印发给大家看。
　　
　　（据军管会称）张云把《北京来信》称为反革命信件。他说：“北京来的是反革命信件，反对革命的这一小撮人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我们要有领导的让他暴露一下。目前学校两条道路的斗争经常有遭遇战，我们要准备好，遭遇了就主攻。这封信就是北京、广州联合起来干的。各学校也要准备暴露一下。”[32]
　　
　　人们普遍忧虑，《北京来信》是一个信号，处理不慎，将触发破坏中共组织和政府的大规模群众行动，如自发夺权之类。现在谁也不清楚运动如何发展，一切将视北京的情况而定，赵ZY指望公安机关能够控制局势，未免太过天真了。
　　
　　7月7日，赵ZY作了一个报告，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革命就是四清”。这时，夺权的呼声，已经由远而近，由弱转强了。薄怀奇在传达这个报告时，强调指出：“矛头指向党内，千万不要一般化。”7月9日，薄怀奇传达了赵ZY的指示：“不论机关、学校，自发夺权不承认，要夺权必须在上级单位领导下进行。”[33]
　　7月12日，根据赵ZY的意见，省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重新调整运动部署的指示》，旨在控制运动的发展。指示要求：“当前文化革命的重点，首先放在中等城市（包括地委所在的城市）以上的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这些地方的大、中学校、文教部门一定要按照原定部署，派出得力的工作队，认真把运动搞好搞彻底。”指示强调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各级党委必须认真重视，加强领导，派出强有力的工作队。第一书记要亲自掌握运动，并指定一个书记专门负责这一工作。”接着，指示在严厉禁止自发夺权的同时，第三次谈到工作队的重要性，“不论机关、学校或其他单位，一律不允许搞自发的夺权。凡是未经上级领导机关同意自发夺权的，一律宣布无效。夺权必须在上级党委和工作队的领导下进行。”
　　7月18日至20日，全省地、市委文革小组组长开会，讨论运动情况。张云作了讲话，区梦觉作了总结。会议认为，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妨碍运动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目前许多单位的主要问题，就是左、中、右的阵线还未划清。只有在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里让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都上台“表演”，才能真正分清左、中、右。因此，在当前运动的第一阶段，应着重解决三个主要问题：揭发右派、组织左派、暴露隐蔽的假左派真右派。首先是总结前段发动群众的经验和针对存在问题，有领导地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暴露的新高潮。会议纪要指出：
　　“第一，领导干部要敢于革命，敢于引火烧身。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把正确的意见带出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把牛鬼蛇神引出来。
　　“第二，对于限制群众活动的清规戒律，都要取消；对于压制群众的错误行为，应当及时地严肃地处理，要坚决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第三，对已经暴露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摸清情况，研究‘乱’的原因、性质，分析各种人在‘乱’的过程中的不同态度和‘表演’内容等。
　　“第四，还正在‘乱’的单位，要有领导地放手让它乱一阵，让革命群众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考验、成长。同时也可以让牛鬼蛇神来个彻底暴露。有些单位，牛鬼蛇神露了一下头，由于回击过早，又缩了回去。应注意在下一段鸣放、揭发的高潮中，有意识地给予一定的温度，让他们再暴露出来。
　　“第五，对已经露了头的假左派真右派，领导上要沉得住气，记一笔账，放在最后再组织反击，让他们充分暴露。反击必须十分谨慎，一定要放在运动的最后才进行。过早反击，有可能错打在真左派的身上。
　　“第六，要放手让各种人物去进行活动，允许自由交换意见，放手让他们去大讨论，大辩论，不要什么都先由领导上定好调子和框框，要充分发挥革命师生的革命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会议要求，要收缩的单位，应当坚决收缩。下一批要开展“四清”的县，也要坚决暂时收缩，等到开展“四清”时才结合进行文化革命。已经收缩和正在收缩的单位，一定要按中南局、省委规定，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学校运动大致分为三段，对其他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也是完全适用的。这就是：第一段，解决领导权问题，重点解决敌我问题；第二段，清思想，进行思想批判，清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第三段，是搞教育制度的改革，彻底打破旧的制度，创立新的制度，进行组织建设。有经济问题的，还要清一下经济。[34]
　　
　　直到目前为止，省委手里剩下最后一张王牌，就是工作队。这是省委能够控制运动进程的唯一希望。但这个希望在7月下旬破灭了。
　　
7月18日，毛泽东突然从外地返回北京，他尖锐指出，派工作组去大学是错误的。毛泽东说：“我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学生运动受到镇压，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前一段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必须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刘少奇勉为其难地解释，工作组也有几种，一种是同左派一起斗争牛鬼蛇神的，一种是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的，还有一种是严重脱离群众的。他说：“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这么猛，共产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
　　毛泽东勃然大怒。刘少奇愈维护工作组，他就愈要把它砸烂不可。他决心不通过政治局，直接由中央文革承担这一任务。7月22、23日两天，陈伯达、江青肩负特殊使命，驱车直驶北京大学，以调查情况为名，发动学生举行大辩论。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7月22日讨论了高等院校的运动问题，作出四点指示：一、斗争主攻方向是当权派；二、斗争不外乎是两种，文斗，武斗，应该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三、组织队伍，统一思想；四、不要“戴帽子”，不限制人家的自由。对于备受争议的工作组，刘少奇争辩，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
　　广东省委对北京形势的剧变，似乎懵然无知。7月21日，经陶铸审定，中南局发出一份纲领性文件：《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问题的意见》，内容包括四点：一、重点调整部署，适当收缩战线，目前运动的重点应当是省（区）、市、地党政机关中的宣传、教育、文化、新闻、学术部门及其所属单位；二、必须派出坚强的工作队，目前的情况是，工作队数量不足，骨干少，质量不高，省（区）、市党委必须下决心从党政机关和城乡四清工作队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充实文化工作队；三、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四、具体政策，如国家干部和职工中重点批判对象，由上一级党委（机构）批准；重点对象的组织处理（包括戴帽子和登报点名批判），应当按干部管理范围上报批准等等。
　　同一天，在广州高等院校工作队长会议上，赵ZY仍然大谈“要让各种人物登台表演，要有意识地乱一阵，给予表演的温度和条件”，“要把假左派、真右派引出来，要让‘红皮白心’的人跳出来，抓住它，聚而歼之”。
　　在北京，真假左派之争，从6月下旬就开始了。6月29日，北京市中学工作组传达刘少奇的指示：“对于假左派要坚决揭露，他们实际上是想夺权，免不了有混战的场面……凡是混战的地方，还是把假左派真右派打退，才能向黑帮进攻。”[35]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指蒯大富是“假左派”，以“谁是真左派，无产阶级的真左派是什么样子的”为题，在学生中展开了大辩论。
　　7月1日，陶铸在北京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提出：“在我们中宣部有些右派，中间派，现在都以革命面目出现，现在是左、右互相点名。这里边，有一个真左派，假左派问题。”[36]一时间，真假左派的问题，又成为运动的焦点之一。揪斗“假左派，真右派”之风，在校园里愈刮愈烈。
　　7月24日，毛泽东召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毫不留情地对工作组开火了：“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起了坏作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应当统统驱逐之！”他继而怒斥，“中央好多部，没有作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7月26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全体成员，一言定谳。他说，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必须撤消。当晚，中央文革在北大召开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中央文革声称，他们与工作组的斗争，是一场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在狂涛般的口号声中，北大工作组宣布撤消。
　　次日上午，陶铸匆匆向刘少奇建议，“要考虑工作组怎么撤法”。他的意见是“高中撤，初中不撤”。晚上，他再次和刘少奇商议，“看来要变，变了再说。主席批示北京市的文件时没有讲中学，但主席是倾向于高中、初三不派工作组。”[37]
　　7月28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寄去《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红卫兵是一个激进的青年学生组织，最初由清华大学附中几十名学生，模仿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搞起来的。8月1日，毛泽东慨然命笔，复信给红卫兵，盛赞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红卫兵运动，刹那间席卷了大江南北。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刘少奇在发言中，被迫承认“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他无奈地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主要的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践中间来学会革命。”[38]
　　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宣布，撤消派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
　　8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有47 名“首都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了会议。这在中共历史上，闻所未闻。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8月4日，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话。他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时代，后来是国民党时代，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毛泽东语气冰冷地斥责：“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39]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里，张贴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痛斥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 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40]
　　
　　这张大字报迅速印发给大会代表。毛泽东所要炮打的司令部，无疑是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会议代表之一的赵ZY，在这种气氛之下，已经意识到，事态极之严重。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决于呼吸之间。
　　鉴于毛泽东对工作队问题已经表态了，7月30日，赵ZY、区梦觉从北京匆匆写信给林李明、张云、王阑西，对撤退工作队，作了紧急布置：
　　
　　　　…………
　　三、从现在开始，就要把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逐步地交给革命师生员工中的积极分子去领导，放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向师生员工中的革命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进行依靠自己解放自己，相信自己能够解放自己的教育。鼓励他们树立雄心壮志，发扬敢想敢干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条件已具备的地方，可以先选举建立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条件还不成熟的，要积极进行准备和筹建工作（如宣传酝酿，建立筹备组织等）。工作队多的，逐步调出一些，或集中到工作队部学习，大学的一个系，留一两个人就可以了。
　　四、对于前一段群众中（对）工作队不大满意，工作队压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情况，工作队要主动进行整改，主动改变作风，可召开小型座谈会主动征求意见，甚至主动登门道歉。如果出现群众贴工作队大字报的情况，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群众提的意见是正确的，主动接受，立即整改；不正确的，可以正面说明情况，但也应当抱着欢迎的态度，绝对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压制群众的批评。[41]
　　
　　未能证明这封信当时以什么方式发回广东，也无法证明省委收到这封信的确切时间。但在8月1日，也即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晚，赵ZY以电话方式指示广东省委：“现在工作队没有一个例外的包办代替，思想观点，无一例外。北京市比较严重，到校没有动牛鬼蛇神，就动员反击，如有学校都斗了左派学生。现在工作队不是撤不撤的问题，根本撤不出来，学生要斗争。这种情况有些城市也有。我们没有强调反击，没有发生这问题。比较困难的是华南工学院，我们也没带（戴）他们帽子，看来撤出来可能问题不大。”赵ZY的指示还说：“工作队可以集中，也可以不集中。一个系搞好了撤一个系，一校搞好了撤一个校。陆续撤。不用等他（指赵ZY——笔者注）回来一起撤。所谓搞好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筹委成立起来了，能够领导运动了。”
　　这时广州的大专院校已经沸反盈天了。据龙康侯的材料记述：“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了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人心大为振奋，同学们又开始大动起来了，于是‘工作队从中大撤走’‘杨行滚蛋’的标语贴出来了，认为工作组执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42]这种动荡迅速蔓延到各院校。但省委似乎还未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王阑西和张云商量，决定“逐步撤出”一些工作队。8月2日撤了一百七十多人，8月3日继续撤一些。张云建议把精神向机关工作队讲一讲，有的机关可以撤，有的可以暂时不撤。
　　8月3日上午11时，省委常委开会，研究如何传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学生代表会上的讲话。但工作队问题成了会议的主题之一。
　　在讨论中，林李明说：“我们不能用土改、三反、五反的办法，来搞这个运动，要用群众路线办法。”
　　“工作队撤走后，如何使运动搞得更好，将来也要派些人去了解联系。如何抓革命委员会？”刘田夫问。
　　“按北京的样板做。”林李明回答。
　　林李明在会上还批评说：“广州大专院校，没有反击这是好的。但由于没有经验，出的问题和全国也差不多，包办代替，‘我来解放你’到处有，不放手，怕乱。工作队与学生的关系，也不清楚。对意味不相投的，不听意见，也不少……不能把我们的工作估计太高了……学生贴大字报说不要上修正主义的当，而工作队说他们是修正主义。选举委员会，学生提出意见，是工作队征求他们意见，他们提出意见，你们征求人家意见，又返（反）过来整我们……我看过去我们听工作队的话多了。”[43]
　　对于省委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捩点。1967年省军管会的材料称：
　　
　　去年（1966 年——笔者注）赵ZY从北京来电话说中央指示要撤销工作队，通知林李明在二、三天内建立筹委会，林忠实执行了，在大部分院校建立了筹委，来控制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林对赵的指示执行如此坚决，但不积极执行中央关于撤销工作队的指示（及录音），压了四、五天后才传达贯彻。[44]
　　
　　毛泽东贴出大字报以后，赵ZY也连忙打长途电话给广东省委，口授一份大字报，于8月8日张贴在省委大院内，支持革命派的造反行动，并欢迎群众揭露、批判自己和省委的错误。区梦觉、林李明、尹林平等省委书记、常委们，也连夜写了一张联名大字报，在省委张贴出来，欢迎群众揭批省委问题。广州市委急急忙忙把派往大、中学校的工作队往回撤。
　　
　　由于形势急剧逆转，省委在《北京来信》问题上，也陷入被动。省军管会的材料称：“赵ZY到北京参加十一中全会，一看形势不对，连打几次电话回来，对《北京来信》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张云又根据赵的指示急忙到华南工学院改口说：‘《北京来信》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的信件。’等。”[45]
　　直到10月间，这一事件，仍然余波未了。据尹林平的那份材料说：
　　
　　但到10月间，赵ZY怕这事（指派公安机关监视《北京来信》有关学生的决定——笔者注）被群众发现，暴露了自己，又使出毁灭罪证的恶劣手段，下令将自己亲笔批准运用专政工具的条子收回。这张条子，后由公安厅长王宁收回后亲手交到赵ZY手中毁掉。同时赵ZY怕罪责难逃，还下令如果有人追查时，不准涉及到省委，由公安厅、公安局提（担）起来。这件事连我这个管政法的也不知道，只是在赵下令要收回批条时，王宁才告诉我……[46]
　　
　　以尹林平的身份，他应该是了解情况的人。当时省委确实有焦头烂额、手忙脚乱之感。经过几番折腾，省委在群众中的威信，实际上，已经丧失殆尽。
　　在工作队问题上，省委也同样被弄得灰头土脸。8月6日，省委正式作出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队的决定：
　　
　　现在看来，省委派到各大专院校的工作队，总的来说，他们在主观上也是想把工作搞好的。但是由于大专院校的文化革命不适宜派工作队去，结果无例外的妨碍了运动的发展，使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变得冷冷清清。还有一些工作队则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压制民主，束缚群众的手脚，挫伤了群众革命的革命积极性。这种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实际上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因此，群众对工作队有意见，甚至不满，批评他们，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的，工作队的同志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
　　从决定宣布之日起，所有派到大专院校去的工作队，应即在校集中学习，开门整风，待取得群众同意，然后离校；工作队离校后，各院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需要他们全队或其中某个成员回校时，可随时回校，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47]
　　
　　8月7日，广州市委文革小组在越秀山召开全市大、中学校师生六万多人大会。会上播放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队的决定及中央领导的录音报告。林李明、焦林义分别代表省、市委在会上讲话。焦林义宣布，市委决定撤销大、中学校的所有文化革命工作队。
　　林李明在讲话中，承认省委犯了方向性错误。他在文革期间的一份材料中说，是赵ZY在北京打电话回来，要他到师院附中、华南工学院和越秀山的群众大会上作检讨的，“我当时对这些学校的运动，没有插手，许多事情我都不知道，觉得很为难，但想到自己是省委的工作人员，省委有错误，自己也有责任，去做检讨是应该的。于是，我便去了几个地方代表省委作了简单的检讨，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林李明为什么会承认省委犯了方向性错误呢？他说：“在十一中全会上，据说各省参加开会的负责人，大多数都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赵ZY在那种气氛下也承认了。”因此，他在越秀山群众大会上，也代表省委承认在撤销工作队的问题上，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48]
　　8月9日，广州地区高等学校两万多师生在省体育场集会，拥护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会后举行了游行。在以后几天之内，广州市上街游行庆祝的群众，多达数十万人。焦林义、曾生、梁湘、薄怀奇等人，到广州医学院看大字报，和学生座谈。
　　8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首都群众。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8月16日，赵ZY飞返广州，他风尘未洗，立即宣布“广东的运动不能说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他批评林李明不该在群众大会上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林李明后来在一份材料中回忆：
　　
　　（赵ZY从北京回来后，传达了陶铸的指示）“华东、中南地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各省是否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看是否实行反击，如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那就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反之，就不是。”赵ZY接着说，“我们这里没有进行反击，没有把革命学生打成反革命，所以不能说是犯方向路线性错误。”过后他还把我准备在华南工学院作检讨的提纲上有关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一段删掉，并着令我，“今后不再这样说，越秀山说过一次算了。”49
　　
　　8月17日晚上7时30分，省委常委在省委大楼331号会议室召开省委常委第 203次会议。由赵ZY主持。会议调整了省委文革小组成员，区梦觉任组长，张云、李子元、王阑西、李进阶任副组长，组员包括薄怀奇、马甫、王衍铎、白平、尤淇、李超、李雪光、谭桂明，另各地委各选一人参加。
　　在讨论完文革小组人选问题之后，赵ZY提出另一个问题：“机关很快要起来了。机关压制民主的不少，有些已有严重问题，有些就是屁股摸不得。文革小组这一段主要抓学校，学校还未转上轨道，还要相当一段。”“当然，机关也要管，但这一段，主要是抓学校的。”他说：“厅、局部委贴省委的大字报，可贴在省委，机关是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
　　赵ZY还说：“机关工作队，可分门别类，区别对待。能调出来的调出来，有些可派联络组。群众欢迎的改联络组，不欢迎的撤出。”
　　可以预见，省直机关的运动，也已风起云飞，处于暴风雨前夕。省委常委分工由尹林平、李坚真、刘田夫、寇庆延、赵卓云负责。农村社教运动和生产由张根生、罗天、杨应彬负责。城市企业“四清”和工业总的方面仍由刘田夫负责。孟宪德负责工业工作。据李子元说：“赵ZY把张（根生——笔者注）作为二线人物，不同广州学生、工人接触，以便书记处都陷进去后，由张根生支撑整个局面。”50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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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为了搞好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决定将省直机关抽调下去搞城乡四清的工作队调回。如是省下去的工作队集中在一个单位的（如公社、大队、工厂）可留下三分之一的人继续把运动搞完，其余全部调回。
　　四、省、地、县三级机关文化大革命要趁热打铁，一次搞完。省和地、县开展文化革命的时间，前后可相隔一个月左右，地、县同时开展。
　　下一批农村四清，待县级机关搞完文化革命后铺开。五、派去直级机关的工作队，能撤出来的可撤出来，但机关情况与学校有所不同，要分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有的可撤回，有的可减少人数，有的可以继续留下，有的可改为联络员。[51]
　　
　　撤出工作队，将在大专院校引起更加激烈的动荡，学生队伍将会出现更加严重的分裂。为了应付这种危机，省委在文革办公室下，再设立一个大学组，由赵ZY、区梦觉亲自挂帅，成员包括刘田夫、张云、李子元等人，以及六名厅局级办公室宣传主任、16名处级组长或副组长。
　　大学组的主要工作是：一、下学校了解情况，掌握动态；二、做学生的群众工作；三、收集、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意见；四、做好日常接待，为革命组织服务。这个机构，人员配置非常强，但它的作用却很有限。赵ZY无奈地说：“如果省委被包围，我就跑，跑到农村去，跑不了，那就没办法，就抓去戴高帽子。”
　　在中大，成立了临时筹委。龙康侯认为：“临时筹委确实是临时性的，短命的，益发暴露了矛盾。8、9两个月中，红卫兵总部与红卫兵兵团的对立愈益显著。”[52]为日后分裂成两大派埋下了伏笔。
　　工作队虽然已全线撤出，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工作队成员都被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受到各单位的猛烈斗争。直到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组问题的通知》，指出：“中央考虑到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主要锋芒应当对着这知错误路线的提出者，而不应当长期揪住工作队不放，因此要求“各学校、各工厂、各机关、各单位，今后不要再揪工作队去斗争”，事情才算基本告一段落。
　　
　　注释:
　　1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966年10月23日。
　　2 《广州工人》报大批判小组、文革联广东省文化局东方红、文革联广东人民出版社红旗公社、工革联广东新华印刷厂一月革命公社、广州《指看南粤》编辑部编《赵ZY镇压广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行录》。
　　3 广东省军管会革委会文革小组办公室专案组《王阑西的材料》，1967年3月30日。
　　4 龙康侯《我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前后的情况》，1968年11月20日。
　　5 高建亚《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1968年10月13日。
　　6 广东省军管会革委会文革小组办公室专案组《林李明材料》，1967年6月19日。
　　7 见郑笑枫、舒玲《陶铸传》。
　　8 《省委关于组织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紧急通知》，1966年6月7日。
　　9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新北大公社彻底批判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编《彻底揭露陶铸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
　　10 高建亚《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1968年10月13日。
　　11 《李嘉人是我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魁祸首》，载中大革命造反委员会《中大战报》1967年4月25日。
　　12 《陶铸是镇压广州医学院文化大革命的罪魁》，载《广医红旗》第十二期，1967年7月26日。
　　13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新北大公社彻底批判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编《彻底揭露陶铸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
　　14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新北大公社彻底批判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编《彻底揭露陶铸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
　　15 钢铁军“反复辟”战斗师《揭露赵ZY、李嘉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阴谋》，载《中大红旗》1967年4月30日.
　　16 高建亚《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1968年10月13日。
　　17 中南局直属机关批斗雍文涛专案组、中共广州市委机关革命大联合临时委员会批斗雍文涛专案组整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雍文涛三反言行》。
　　18 王希哲《走向黑暗》。
　　19 访问莫超海谈话记录，1997年11月。
　　20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新北大公社彻底批判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编《彻底揭露陶铸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
　　22 广东省军管会文革小组办公室专案组《王阑西的材料》，1967年3月30日。
　　23 龙康侯《我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前后的情况》，1968年11月20日。
　　24 龙康侯《我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前后的情况》，1968年11月20日。
　　25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新北大公社彻底批判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编《彻底揭露陶铸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
　　26 广东省军管会革委会文革小组办公室专案组《张云的材料》，1967年3月30日。
　　27 《赵ZY同志在广东省文化革命工作队长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6月26日。
　　28 尹林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ZY》，1967年3月1日。
　　29 《陶、赵是镇压〈北京来信〉事件的罪魁祸首》，广州三司华南工学院《红旗报》1967年6月24日。
　　30 尹林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ZY》，1967年3月1日。
　　31 《陶、赵是镇压〈北京来信〉事件的罪魁祸首》，广州三司华南工学院《红旗报》1967年6月24日。
　　32 广东省军管会革委会文革小组办公室专案组《张云的材料》，1967年3月30日。
　　33 中共广州市委原北片工作队、联络站革命造反团“追到底”战斗小组《市委在中学文化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言行录》，1967年1月27日。
　　34 《地、市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会议纪要》，1966年7月20日。
　　35 教育部革命联合委员会（革联）编《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在文教战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罪行录》，1967年6月25日。
　　36 文化红司广东省文化局东方红公社、文化红司广东人民出版社红旗公社、工革联广东新华印刷厂一月革命公社、机关红司、广州红司文艺革命联合小组指看南粤编辑部《陶铸及其死党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37 文化红司广东省文化局东方红公社、文化红司广东人民出版社红旗公社、工革联广东新华印刷厂一月革命公社、机关红司、广州红司文艺革命联合小组指看南粤编辑部《陶铸及其死党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
　　39 转引自1966年8月18日赵ZY在省委常委第202次（扩大）会议上的传达记录。
　　40 载《人民日报》1967年8月5日。
　　41 赵ZY、区梦觉从北京给林李明、张云、王阑西的信，1966年7月30日。
　　42 龙康侯《我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前后的情况》，1968年11月20日。
　　43 1966年8月3日上午11时，省委大楼五楼会议室，研究如何传达少奇、恩来、小平同志在北京学生代表会上的讲话会议记录。王阑西在会上传达了赵ZY8月1日晚的电话指示。
　　44 广东省军管会革委会文革小组办公室专案组《林李明材料》。
　　45 广东省军管会革委会文革小组办公室专案组《张云的材料》，1967年3月30日。
　　46 尹林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ZY》，1967年3月1日。
　　47 《省委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队的决定》，1966年8月6日。
　　48 林李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1967年10月7日。
　　49 林李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1967年10月7日。
　　50 省军管会文革小组《李子元揭张根生（材料摘要）》，1967年3月。
　　51 广东省委常委第203次会议记录，1966年8月20日。
　　52 龙康侯《我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前后的情况》，1968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