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层物理达西公式:何蜀：吴宓“偷书”

何蜀：吴宓“偷书”

　　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

　　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之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1966年“八一八”之后，京城红卫兵开始“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经各大喉舌媒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连日里欢呼“好得很”，大张旗鼓、“狂轰滥炸”般的宣传炒作，此风迅速蔓延全国，各地争相仿效。重庆的抄家，是从8月下旬开始，由党政领导支持的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赤卫军进行的。抄家对象名单，一般是由各地区各单位党政领导和公安派出所拟定的。

　　吴宓当时在位于重庆市郊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因年高（1966年已73岁）且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势”，已经长时间没有安排他上课。但他在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中也不能幸免。8月31日，西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始抄家，中文系先抄了潘仁斋、郑思虞等教师的家。据吴宓在他那几个月日记被红卫兵搜走后所写的备忘录中记载：

　　“九月二日上午红卫兵（中文系）来宓舍搜查：共来四次，取去《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全套，《吴宓诗集》26部，吴宓日记1910至1966八月二十三日，吴宓诗文稿笔记，以及其他书物（生活资料、旅游画片、毕业证书、有关恋爱书刊、西洋名画等）。”（《吴宓日记续编》第七册532页）

　　后来在1967年除夕之夜，吴宓在日记中补记了他给造反派组织“交待”的那次被抄家后的感想：“经过此次‘交出’之后，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忍受着寒冷与劳苦，接受着谴责与惩罚，过一日是一日，白吃人民的饭食，真是有愧而无益也！”（同上书第八册38页）

　　吴宓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反感的。还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前，他就在7月26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对这场“大革命”尖锐的评价：

　　“忆1923济在《学衡》中著论，谓今之中学生感情盛，意志强，而理智弱，知识、经验并乏，言论家（政客）惟事鼓荡，至若辈者弱者自杀、颓废，强者愤世嫉俗，今日本身受损，异时祸及国家社会，云云。又西人恒言：‘天下最危险之事，莫如以利刃置诸小儿之手，使之乱割，伤己伤人。’呜呼，四十年世变，至今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上之言验矣。”（同上书第七册496-497页）

　　8月1日，中共重庆市委驻西南师范学院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两个月来，西南师范学院已经揭发出以副院长王逐萍、方敬为首的“黑帮”，号召全校革命师生继续深入揭批。吴宓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今知运动转入批判斗争阶段，宓不胜忧惧。众对王逐萍及方敬皆‘墙倒众人推’，纷纷从井下石。其实西师领导人中，能知晓教育、学校及学术、课程、业务为何事者，仅一方敬而已。宓以方敬为西师惟一功臣，亦宓之知己，今见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同上书第七册502页）

　　方敬是现代诗人、散文作家、教育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三八”式干部，在西师分管教学业务，对吴宓十分尊重。吴宓说“今见其覆亡，不敢效蔡邕之哭董卓矣”，当然不是把方敬比作董卓，而只是借用这一历史典故来说明自己在“红色恐怖”下面临的可悲处境：不敢对有知遇之恩的人遭难表示哀痛。8月2日，吴宓在工会组织生活会上的发言被斥责为“美化方敬”、“为方敬辩护”，他又在当天的日记中再次使用了这一典故：

　　“哀哉！蔡邕哭董卓之死，为王允所杀，宓之谓乎？”（同上书第七册504页）

　　蔡邕是东汉末年文学家、书法家，在董卓专权时，被迫为官，官至左中郎将（故称蔡中郎）。董卓虽专横，但却很看重蔡邕的才学，对他“甚见敬重”，“厚相遇待”，董卓被诛后，蔡邕在主持诛杀董卓的司徒王允面前“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被王允斥责他“怀其私遇，以忘大节”，并认为“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竟将其下狱，后死于狱中（见《后汉书·蔡邕传》）。

　　8月7日，吴宓读了报上批判周扬、罗列周扬各种“罪行”的文章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独特的感慨：“阅报，益觉周扬尚有关心文艺、为民请命之意；此后，除歌颂毛泽东思想而外，无丝毫学术文化之存余矣。”（《吴宓日记续编》第七册512页）

　　8月23日，吴宓在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遭众批判斥责”，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道：

　　“……自毛主席会见北京文化革命代表后，全国骚然，宓既心痛数千年中国文化之亡，又忧宓本人在运动中能否过关之事，于是近两日宓心神恍惚，已不能神志清明地控制指导自己之言动……”

　　他悲叹：“且自学生主政，运动之期限延长，须至1967年春夏方可望结束，是则宓决难望活至运动结束之时矣。”

　　在这天日记中，他还记载了下午的全校大会上学生代表要求将学院办公楼、图书馆等另改革命名字，院文革筹备委员会主任、院长徐方庭讲北京商店街道的改名情况等，他悲伤地写道：

　　“知此次由毛主席之提倡，红卫兵之活动，北京以及各地之更改孔多，不但千年中国文化，而全国社会秩序亦骚乱不堪矣。”（同上书第七册529-530页）

　　此后，西南师范学院的形势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令人眼花缭乱的剧变。先是造反派组织八三一战斗纵队夺了权，打垮了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接着八三一纵队又在1967年3月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组织”，被迫解散，西师改由新成立的春雷造反兵团掌权。4月初开始“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八三一纵队恢复活动并得到平反，与春雷展开势不两立的斗争……但不管当权者如何演变，吴宓他们这些“牛鬼蛇神”始终处于被惩罚、被批斗、被监督管制的地位。只是直接监督管制他们的人员不断更换而已。

　　1967年2月8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除夕。国务院已于1月29日宣布：“当前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为了坚决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国务院决定：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因此吴宓当天仍在教师“劳改队”参加了劳动（做三教学楼和中文系办公室的清洁）。当晚，吴宓在日记中悲愤地写下：

　　“宓在世已七十四岁，计生平过年未有如今年之悲凄者。倘于1966春死去（病殁）宁非宓之大幸；今惟祈速死而已。”（同上书第八册38页）

　　1967年5月9日，吴宓在“劳改队”劳动中，再次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心爱的书物，他在当天日记中痛心地写道：

　　“1966八九月之交，红卫兵抄去郑思虞、徐永年及宓等之书稿文物，均锁置于3121室中。今因需用该室，遂于10-11时，呼劳改队诸君往，将室中所存悉搬来教师阅览室，堆置书橱间及地上，宓之日记及《吴宓诗集》、《学衡》杂志等全在焉。旋命诸君往扫除该室竟。最后二红卫兵（学生）来，贴封条（‘1967五月九日八三一中文系大队封’）书橱巷门及宓之书物上。--宓目睹心爱之书物不得取回，不胜伤心愤恨……”（同上书第八册124页）

　　74岁的老人吴宓，就是在这样“不胜伤心愤恨”的心境中冒险“偷书”的。

　　1967年6月，西师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冲突，春雷造反兵团获胜后撤走。7月，八三一纵队被赶走，春雷造反兵团打回学校重新掌权。因为两派已陷入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重新统治了学校的春雷造反兵团无暇再紧盯着吴宓这类“牛鬼蛇神”了，而让他们几个老师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每天进行学习（读报纸和毛泽东的《语录》、著作等）。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9月27日，机会来了。

　　吴宓在当天日记中记载：

　　“下午阴、风、寒。3-5∶30学习；仍在中文系资料室。……教师阅览室门偶开。入内察视，红卫兵所抄去宓之书物，均在，然多破损。宓乘间私取回1914甲寅上半年之日记一小册。”（同上书第八册264页）

　　初次得手，显然增强了吴宓的信心和勇气。十天后，10月7日，他再次“偷书”：

　　“上午7∶30-11∶30中文系上班……取回宓1951日记及毕业文凭（英文）三张。”“下午3-5中文系上班……宓取回《游美同学录》一册。”（同上书第八册270页）

　　吴宓一发而不可收。两天后的10月9日，他再一次“偷书”，没想到，这次却出了意外，差点被人发现，但幸好是有惊无险。他在当晚日记中记载：

　　“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阅览室取回《吴宓诗集》一部，以赠与凌道新。宓仍插悬于衣内之胸前，但当众写大字报时，宓俯身左偏，《诗集》忽堕于地上。--幸坐宓后之刘又辛君，似未之见，此外无人注意。”

　　所谓“写大字报”，是指他们被强迫为春雷造反兵团抄写大字报。凌道新，是历史系教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在他们这个学习小组，而在“劳改队”（后于1974年初被迫害致死）。吴宓在这天的日记中还写道：

　　“又私取抄去之书物归，今日上午是其最后（终）机会，盖今日下午即有中文系革命教职员来本室察视整理，随即用锁扃本室门，宓不得再入此室随意取回书物矣！”（同上书第八册271页）

　　但是，吴宓仍不甘心。此后他又继续了他的“偷书”行动。11月2日，他又发现了机会：

　　“11-12教师阅览室门开，宓乃入内，整理所抄去宓之书物，乱堆地上者，粗毕。乘间私取回（一）《雨僧杂稿》零页之大部分（已全）；（二）《乙卯日记》第一册以归。”（同上书第八册291页）

　　12月7日：

　　“3时，至中文系上班；众皆未到，系内无人。成君遂为私启教师阅览室门，俾宓潜入，私取得（1）《虚无夫人》卓浩然剪贴本（2）《色戒篇》（3）《印光法师嘉言录》（4）《吴宓诗集》一部。即携归舍。”（同上书第八册310页）

　　“成君”即成文辉，原为西师工农速成中学教员，“摘帽右派分子”，贬为中文系资料室资料员，是他们这个教师“牛鬼蛇神”学习小组中最年轻的一个，被春雷人员指定为组长。成文辉的家庭经济困难，常得到吴宓的济助，因此对吴宓比较照顾。这天日记中，吴宓还写了当晚凌道新来看他时，他“命新以《印光法师嘉言录》带交樊阅。”“樊”指曹慕樊，中文系教师，“右派分子”，与凌道新同在“劳改队”昼夜看守学校的茅厕（不让外人来偷粪）。

　　12月25日，吴宓“得寸进尺”，向成文辉提出要求：

　　“夕，成文辉来……宓托成君：……（二）得便，放宓再入教师阅览室检书物一次。--成君颔之而去。”（同上书第八册333页）

　　两天后，12月27日上午：

　　“成君为开教师阅览室门，俾宓入内，取得（一）《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全一份（二）Just Oxford画册等，暂存。（三）《古今通俗小说》三册，付谭君读。”（同上书第八册335页）

　　“谭君”指谭优学，中文系教师，与吴宓同在一个“牛鬼蛇神”学习小组。

　　从吴宓的日记中可知，吴宓不但冒险“偷”回自己这些被抄走的书物，而且还公然把其中一些拿给其他同事去阅读，甚至“赠与”或托“带交”尚在“劳改队”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阅读。这在当时若被发现，肯定是要遭到严厉批判的“传播封资修黑货”、“放毒”的“反革命”行为。然而，吴宓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

　　这可以看作是文弱而年迈的吴宓对那场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特殊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