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奥米 沃茨演技:伽齐：文革时期一段“政治学习”的往事

【征文】伽齐：文革时期一段“政治学习”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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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政治学习可能80后们已不知为何物了，70后也没赶上，可能只有所耳闻。但是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政治学习曾是我们生活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记得1968年初冬我来到滇东北的的一个水电站工地工作。当时从北京乘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到昆明，加起来火车共运行了72小时。那时的昆明市面显得很萧条，冷冷清清，街道上行人也不多。虽然云南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但我们在昆明天天吃的是包谷饭，也吃不到肉蛋，炒的菜里也没什么油水。大约在昆明只呆了三，四天我们一行10多个人就坐上一辆拉满货的解放牌卡车，颠簸近300公里走了两天才到达目的地，此时，每个人都是满身灰尘只露出两只眼睛。这个地方是单位领导机构所在地。成片“干打垒”黄色的房屋，表面上一派宁静，看上去象是“世外桃源”。

　　不久，我被分配到中心修配厂，到厂后又被分到锻工车间当锻工。住在一个八个人的集体宿舍，没有现成的床，临时找了几块木板，又找了几根木头钉了两个简易条凳，搭上找来的木板就成了一张床。安顿好后正式到车间上班。那时锻工车间分两班，每班也就10个人左右，轮流上白班和中班。白班从早上8点上到下午4点，中班从下午4点上到晚上12点。不过每天还有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上白班，晚上7点半开始学到9点半，上中班就在下午2 点开始学到4 点。这样一直坚持到70年冬天，到了71年就隔天一次，林彪事件后不久就一个星期只学一次，到了73年，好象就不定期了，有文件就组织学一下。政治学习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师傅们从虔诚认真到半虔诚半认真，再到嘻嘻哈哈，闲扯闲聊，纯粹应付了事了。

　　我是72年初离开锻工车间到厂技术组。之前都是和锻工师傅们一起学习，师傅们大都来自云南、四川、贵州的农村，最多上过小学四、五年级或一、二年私塾。学习地点，除了开大会都是在车间外的一间休息室或在一间职工大宿舍里。这几年学习的内容想起来不外是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语录），两报一刊社论，批判班组内有点“历史问题”的人，有时学唱革命样板戏。少量全厂政治学习大会传达中共的有关文革的文件，听忆苦思甜报告，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重要文章，还有就是集体跳忠字舞。

　　四十年过去了，当时政治学习的种种记忆有些模糊了，但那大概的轮廓还在脑子里。每次政治学习开始的时候，大家先站起来高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北京学校有一段时间每日三餐前都要高呼，然后才战斗开始（既吃饭）。接着便读有关的文章，然后轮流发言谈感想说体会，一个人说，其他人听，也没有争论。可能是工作和学习时间太长了，加之天天学的，听的都是是一本“经”，学习会上不少人闭目养神，个别人还会昏然入睡，不时发出或重或轻的鼾声。可是当某人发言完毕，身子或手一碰正在睡着的身躯，说一声该你发言了，此人一惊，揉揉眼睛便会滔滔不绝重复起同一内容的话，。因为就那么几句车轱辘话：“毛主席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让刘少奇一伙修正主义分子上台，我们工人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毛主席让我们工人翻身当家作主人，我们坚决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打倒刘邓！”可是没几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政治学习会上还是那几句车轱辘话，只是把刘少奇换成了林彪，由对林彪的赞颂变成无比仇恨，每个人的情感变换得如此迅疾，人人义愤填膺，仍然振振有词，象人民日报一样，林彪开始成了无恶不做的坏人，原来那些坏事的始作俑者都变成了林彪。现在看来我们真有点可笑又可悲。其实我也不知修正主义到底是什么，帝修么国家的老百姓到底怎么过日子谁都是没见过，历史的事实有些我们不清楚，就是知道的谁又敢在公开场合说出真相来？都得听毛主席说的，两报一刊说了，中共文件上说了，你跟着说就是了，也不要动脑筋。说相反的话那是要当反革命的，这一点当时工人们都清楚，心里有数明白得很。当时工人们的发言说得是真心话还是假话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政治学习有时配合清理阶级队伍搞点批判会。记得我们那个班有两个人，一个人好象当过甲长，他在车间里就只管烧炉子，每天上班都是提前到，看上去老老实实的一个人。会上有的人问他那时都干过什么坏事，他嗫嚅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主持人叫他站起来，他红着个脸，冒着汗站立在那里不知所措，仍然说不出来。几次下来也就不了了之。另一个当过国民党兵并到过东北，被解放军俘虏后放了回来。主要问他在东北干了什么奸淫掳掠坏事没有，怎么回的云南。同样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同样也就不了了之。他们两还不算专政对象，历史上有点小污点，也没什么文化，文革中也只是个随大流不敢出头露面的人，班组实在没批判对象了只好把他们拎出来说事，下面对上面也好有个交待。批判完了，过两天互相之间又有说有笑了。当时厂里有20个左右“真正”的专政对象，手臂上都带着白色的套套，上面写着自己的身份。有的专政对象只是白天集中起来，晚上可以回家，有的晚上也被单独关在厂里，不准回家。他们由工人民兵看押，白天在空地上跑步喊着自己不雅的身份，还时不时的遭受皮肉之苦。工人民兵们揹着三八大盖，手臂上套着红袖章，一付胜利者的样子。专政对象的身份大约有三种：未被解放的工程局和厂领导--所谓走资派；被打压的造反派头头-既炮派头头（当时云南有两大造反派组织，一派叫八二三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八派。一派叫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当时名义上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联，都是进了云南省的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而实际上炮头头都是被示为反党乱军的坏人被专政）；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那些有历史问题的工人和干部。我印象里只参加过一次批斗他们的而大会，批斗原来工程局的局长。这个局长站在台上一侧，几个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领导干部（支持八派的）上到台上发言揭发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个个声色俱厉，台下的职工们不时呼喊着口号，不外是“打倒某某！”“某某不老实交待就叫他灭亡！”而大多数时间是在深夜对他们进行审讯，主要由厂里保卫组的成员负责，外加看守的工人民兵。具体审讯的内容不得面而知，只是有一段时间里，深更半夜常听到体罚和惨叫的声音。忆苦思甜也是政治学习的内容，好象只搞了一次大会，由本厂的一位女工，讲她解放前的遭遇，受的苦。内容记不太清楚了。那时是冬天，在四面透风的大礼堂里，工人们几个人一夥围着一个炭炉边烤火边听，大部分在交头接耳，对台上讲的什么并不在意。到是会后一位四川籍的工人讲起60年，61年他家乡没粮食吃，许多老人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饿死了。讲当时弄虚作假，在箩筐的下面装上稻糠或其它什么东西然后再放一层稻谷等等。九大前后一段时间讲究学习最高指示（毛主席新发表的讲话）不过夜，所以每到广播里有最高指示发表时，都是在新闻联播后抬着制作好的最高指示横幅，众人敲锣打鼓欢呼雀跃沿着大路走上两公里，一路上放着“葵花向太阳，红心永向党”的八派战歌，不停地呼着坚决执行之类，口号。这也算一次政治学习。开大会表演歌颂党和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目。节目表演完后集体跳“忠字舞”，那舞姿可是千奇百怪，千姿百态，场外的人包括军代表笑得前仰后合，笑声中完成了一次政治学习。中共九大前夕厂革委会整风，要求各车间组织职工给厂革委会提意见，这也成了政治学习的一项内容。当时锻工车间让我代表车间去参加厂革委会整风会，会上大家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我到是书生气十足，根据锻工车间职工提的和我的所见所闻综合起来，带上最高指示的帽子说了近两个小时。当时在场的军代表还说意见提得很好，可过了些天有人对我说，你没听到厂革委会主任说有人给革委会脸抹黑，我听了也没在意。可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从此我被打入了另册。

　　对于我这样念了10多年书和社会上各色各样人很少打交道人来说，绝大部分时间接受的是中共的意识形态教育，对真实的生活了解的太少。参加工作是我第一次独立的生活在真实的社会中。第一次听到，知道和目睹了不少社会中已经存在而我并不知晓的“新鲜”事，它们或与新闻媒体上报导的差距很大，或者相反。应该说这也是我的政治学习或是对政治学习的补充吧。我初来到这个乌蒙山深处小镇并不感到荒凉和萧条，当时在食品供应上比昆明还丰富。当然靠的不是国营的各种食品副食商店，而是比较繁荣兴旺的自由农贸市场。平日就有零星的农民拿着他们的的农副产品来卖，到了星期天小镇的街上空地上更是人头攒动，吃的东西基本上应有尽有----牛、羊、猪、鸡肉，活鱼，鸡、鸭蛋，各类时鲜蔬菜一应俱全，还有各种杂粮。到了70年代后期老水电职工们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吃在以礼河，玩在西洱河，住在马过河”。可见那个乌蒙山深处的小镇在吃的方面是多面丰富。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我曾对工人师傅们说，我在以礼河一年吃的鸡蛋比我在北京生活的20多年都多。谁都知道那时正在进行热火朝天地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的反动的资本主义路线，到处在取缔自由市场，可在这里却大行其道，从上到下听不到任何批判取缔之声。在批斗走资派和学习中共相关文件时也没任何人联系此事提出异议。人们就是这样视而不见，熟视无睹。为什么？可能是生存的本能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纷争。如果当时没有这个自发的农贸市场，当地几万人的副食品谁有本事来解决？这个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意识形态的那些“理论”是不顾老百姓死活，强化统治者个人权力的魔杖。其实从四面八方大山深处来到集市上的农民也很贫穷，手中没钱。他们舍不得吃，把那些农副产品或干柴揹下山来换几个钱买点急需日用品。我亲眼看到有的农民穿着破衣烂衫，卖完了东西，到饭馆花5 角钱买一份回锅肉喝得微醉踏上回家的路，渴了摘下自己那个油腻腻的毡帽舀上小河沟或小蓄水池里的水就喝，喝完了再扣在头上。这就是1958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农民的现状，而谎言为什么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新闻媒介上大行其是呢？

　　1969年过了春节不久，吃完午饭到街上办事回来，见厂里的篮球场周围站着些人在议论什么。我走近一看，原来在球场的中间几个被专政的对象在表演“抱大腿拍马屁”。当年局长金鸡独立站在中央，一个炮头抬着他的大腿，一个不停地在他大腿上按摩，还有一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站在他背后不停给他搓背，不时拍拍他的屁股。他们四周站着三个揹着三八大盖表情严肃的工人民兵。我看了看就走了，什么时候收场的我不知道。这是革命行动？反正当时没人制止。被迫表演的那几个专政对象表情木然，围观的职工一声不响站在那儿，好象什么也没发生一样。那时我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没多想，就默默地走开了。那个年代思想已经麻木了，什么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权利全都不知道。心中只有中共文件和新闻媒介灌输给我们的这世界上只存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陈词烂调。就是在这种扼杀人性的年代里，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为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并大加挞伐时，革命派们口中的黄段子，黄话不断，也发生了一些让我匪夷所思的许多事。中共九大后一天，我突然发现一个被专政的炮头头不见了，我就问一个同事是怎么回事。他说你还不知道？他老婆在西洱河那边（既大理）出事了！他老婆在那边耐不住寂寞和一个运输公司的司机睡觉，两个人正在亲密时被工人民兵当场捉了奸，把两人捆在一起抬着游街示众了。那边一个电话过来厂革委会当天就让他赶过去了。听说他老婆还挺仗义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说是她主动勾引的他。我又故意问这个同事，这个反革命分子厂革委会就放心让他自己走了？“嘿，你怎么那么书生气！”同事说。“被专政的那些人哪个是真反革命？说你是你就是，搞派性，运动需要呗。”我又说：“他老婆这样一整，今后怎么见人和生活？是不是他们做得有点过分了？”那个同事说：“这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谁让他两撞到枪口上了。你不晓得万恶淫为首吗？”这件事过去没多久，又有好事的一位同事对我说：“你知道某某女车工吗？”我说：“知道，怎么了？”“她到厂革委会提出要和她老倌离婚。”我说：“他俩看上去不是挺好的吗？生了两个挺可爱的女儿，为什么要离婚？”当时这个女工也就25、6岁，身体到是不错，她老公最多也就30岁，是个本分人，还是个班组长之类的，身体看上去也挺健壮。这个同事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她直言不讳的对革委会的人说，她男人那个太小了满足不了她。所以要离婚。”我听了脸一红没好意思再问下去。在这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只讲革命爱情的时候这个女人的胆子还真不小，敢说这种话，我百思不得其解。又过不久厂里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是女工洗澡的日子，女工们正洗着澡，突然从洗澡间的顶棚上伸出一只腿来，慌乱中洗澡的女工们忙用衣物遮盖自己的身体。这事在厂里议论纷纷，经过一番调查终于把肇事者抓住了，说出了原委。肇事者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不是一次是多次。原来这个洗澡间屋顶和两个车间的屋顶相通，人可以从两个车间爬上屋顶沿着固定在檩子上的小横梁爬到洗澡间。小横梁和檩子上糊了一层纸。那次洗澡间突然伸出一只腿，是其中一个肇事者不小心腿从小横梁梁上掉下来穿透了那层纸。他两人各自行动，互相并不知道，有一次偶然在洗澡间的屋顶上相遇。他们通常在中午车间职工休息没来上班时，就爬上去就位，在顶棚纸上弄个小洞来看女工的身体，一直到下午6点职工下班了他们才下来。说起来这两个肇事者都不到30岁，结了婚，一个还是个复转军人。复转军人的老婆在农村，另一个的老婆在这个厂里上班。事后对他二人也没开过什么批斗会，只是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把当时候革命的激情冲淡了不少，也成了政治学习中人们打哈哈的资料。说来这两个人对文革运动并不热衷，和哪派群众组织也不沾边，那么长时间的政治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对他们好象没什么时作用，不知道他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那段日子那个复转军人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传出来，有一天附近的农民来厂里告状。说他们的生产队的母牛病了，不吃东西，是这个复转军人给弄的。当时我还真有点懵懵懂懂他怎么可能把牛弄病。经工人师傅们一点播我才恍然大悟，对我来说真是闻所未闻。

　　四十年过去了，世事沧桑.。我在偏僻小镇经历感知到的和在权力中心北京没什么两样。中共的”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的思想一直未变。伴随这两杆子的历史必然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治学习就成了灌输、实施毛泽东思想和意途的重要手段。没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只能说一种话，做一种事。言论可以治罪，思想也可治罪。十亿人的脑袋都得跟着毛泽东的脑袋转，不允许有不同的思想和意见，毛泽东叫你干什么你就要干什么，天下的百姓实际上都成了他愚弄的对象。天下是他的天下，国家是他的国家。

　　政治学习中的发言、表态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在政治高压下，为了保护自己绝大部分人的发言是违心的。他们生活在恐惧中，为了生存和免遭皮肉之苦只有顺杆爬。因此政治学习成了说假话、空话、大话的载体。也逐渐演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实际生活中运行着的潜规则已经深深的留存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了。                                                                                                                                                                                                                                                                      当统治者妄图把所有的人变成专制体制下服从于他的政治动物时，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消除大众的最本质的人性诉求，但实际生活中并不能让所有的人就范。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人类赖以生存得以延续的最本质人性怎么能推翻掉？其实他自己就没有实行，他所批判的就是他自己坚持的，只是通过这些手段让普天下的人都变成阉割了生殖器的奴才。那时取消了一切与样板戏无关的娱乐活动，人们除了上班工作，吃饭，参加政治学习外基本上没有其它的事可干，唯一的谈资就是男女之事了。记得厂里有个维修班，没有维修任务就呆在班里休息，工作比较轻松，是个许多人羡慕的工作。当时有个同学在这个班上班 。他告诉我许多我从未听到见识过的“黄段子”。这个维修班从没认认真真政治学习过，学习会上说着说着就扯到各种风流韵事上了，终年乐此不疲，但是也只有在这时才会引得大家开怀大笑，而且不分男女老少。我不清楚这是对政治学习的反抗还是觉得政治学习的内容离他们太远了而没有丝毫的兴趣？

40年过去了，政治学习没人再提起，人们对它更失去了兴趣。但是以更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载体的各种传媒工具在影响塑造着许许多多的人的灵魂和行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多一分小心，多一些独立思考，记住反思曾经发生过的真实的历史，我们的祖国才会美好起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