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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

陕西省渭南市 714000    渭南师范学院历史与我文化传播系    杨乐

【摘要】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对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尽管有不同的见解，但有一条却是众所公认的，那就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其中厚德载物内含着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被认为是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没有中断，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维系了中国传统文化脉络绵延不绝，它所哺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维系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本文试图从中华民族的渊源、中国历史发展及文化的连续和近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等四个方面来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

【关键词】 ：民族    中华民族    中国传统文化     包容性

一、中华民族形成的多元性与混合性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

1、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多元性与混合性

“中华民族”一词最早由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提出。并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与混合性。并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我们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三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相互包容的，互不排他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

这样的民族其最大特性就是重包容，有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同任何一种延绵至今的文化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直到现在还生生不息，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是包容并蓄，形成了同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发展态势，并因此具备了强大的同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2、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文化凝聚着民族最根本的东西。

    楼宇烈指出，文化是历史非常重要的载体，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凝聚着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的方法、生活的样式、风俗习惯，这些是民族认同最根本的东西，我们民族的价值观、风俗习惯都通过文化传达出来。“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化抽掉了，大家都不认同这个文化，我们还哪有历史了，这样就没有历史了。”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当时在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时，曾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为主体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首先体现在厚德载物思想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理解是，天地最大，它能包容万物，天地合而万物生、四时行。从这种对自然的理解中引申出做人的道理：人生要像天那样刚毅而自强，像地那样厚重而包容万物。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文化是儒学。儒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里对中华民族在思想方式、行为规范、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长期起着支配作用。儒学主张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种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对外来文化向来不排斥。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川流不息，正是由于其吸纳百川的结果。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影响深远。

1、先秦时期。

在这一时期，周文化最具典型。周人在周原建国时，他们和商人的关系是并存的，可是他的势力不如商人大，国家不如商人大，人口不如商人多，但是他的文化有接受商人的影响，也有保存自己固有独特的色彩，同时还接受了草原的影响以及西边羌人的影响，它本身就是很有包容性的混合体。他以这种混合体的特点，在打败商人以后，由于人少，要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是很困难的，所以就建立了许多驻防的点，每个驻防的点到后来都变成了一个国家；从考古学上看最显著的一个驻防点就是在今天北京附近的燕国所在地，从这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里面有商人文化的地盘，有周人文化的地盘，也有土著民族文化的地盘，三者共存；由此可见周人又采取了所谓包容性极强的政策，对于旧日的敌人商人，采取尊敬、合作的态度，对于土著也采取合作、共存的态度，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

周人是同姓不婚的民族，它以通婚的方式和其他的族群融合在一起，同时以包容的方式来共存，不仅在燕国的地点如此，即使在长江边靠近下游的当涂县所出现的遗址也有同样的现象。这种包容性极强的情况使得周人可以继承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的传统，那个传统就是从一个交流混合体里面构成的共同体系，它在周人身上得到延续。

2、秦汉时期

  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华大一统思想的基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迅速统一了文字，促进文化的相互融合。汉武帝以后大兴儒学教育，鼓励对外交流，东汉明帝求佛法等政策措施都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民族交流的增多有利于文化的进步。外来文明的传入也促进了秦汉文化的发展和统一与多样化的有机结合。秦朝“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汉朝独尊儒术，都具有大一统的特点，同时各地、各族文化也蓬勃发展，形成了统一前提下风格多样的包容性中华文化。

秦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大规模吸取外来文化的长处，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华文化接纳包容了西域、印度的文化；秦汉文化也广泛外传。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经过董仲舒的阐发，使儒、佛、道三教并存的宗教格局开始形成。当然我们不否定佛教和儒家文化，和道家却是产生过碰撞和矛盾，有时甚至存在尖锐的对立。经过磨合，中华文化还是接受了佛教文化，包容了佛教文化，从而使佛教成为中国化，使佛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教文化。

3、唐朝时期

中华历史上最强盛的大唐时期，在思想，文化，国力，疆土等等方面几乎都达到了鼎盛，这和大唐文化包容一切的气度是分不开的。

唐初突厥曾经为患北方多年，唐高祖为了国家安宁都不得不向突厥称臣。然而唐太宗打败突厥后，并未赶尽杀绝以雪父耻，反而极其包容的任用了一百多名曾经与大唐为敌的突厥降将，担任五品以上的将军和中郎将，约占朝庭武官之半，同时，唐朝还允许归降的突厥人迁入中原。这些举措，深得各少数民族的信任，西北各族领袖共同请求为唐太宗赏尊号添可汗。

历史上吐蕃（今西藏），曾经是一个剽悍好战的游牧民族，与中原时有征战发生，然而，唐朝几次战胜吐蕃以后，反而派出文成公主和亲，文成公主将农业和佛教传播到吐蕃。此后数十年中吐蕃与大唐和睦相处，这不能不说是文教之功。很显然，赶尽杀绝只会加剧仇怨，边疆地区仍不安定，战争还会再起。

这期间产生的唐文化圈至今仍然影响着欧亚一些国家。这里很大原因是唐朝政府在文化上采取的开放政策。究其原因有三点：一、唐朝统治者拥有着胡人血统，并不是单纯的汉人，所以在心理上没有严重的扬汉抑胡的心理，因此对外来文化能够客观对待。二、唐朝前的五胡乱华使得非汉族文化大量涌入中原，使得中原百姓对外来文化不再有抵触心理。三、唐朝有着强大的国力，对周边的国家根本无所畏惧。所以开放国门。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文化将会失去生命力，每次乱世，当有塞外民族侵略中原的时候，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大发展的时候，除了战争促成了民族融合外，还因为在战争年代，文化的传播没有了政府的干涉，是完全自由的。

正是唐朝宽容政策，对各少数民族首领所采取的册封政策，对吐蕃的和亲政策，赢得了人心。

在文化上，唐朝尊道，礼佛，崇儒，施行开明的三教并立政策。也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造就了唐代恢弘的文化气象。

4、元朝时期

蒙元时期是野蛮民族对文明民族的统治。蒙古统治者不仅不让自身的文化同汉文化相结合，更用暴力阻止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 因此文化遭到大规模破坏。蒙古统治者开始打算把华人都杀了，耕地改为牧场。后来有人劝说蒙古大汗，留着华人收税比放牧更实惠。于是蒙古开始对华人横征暴敛。

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鲜明的无神论观点。《论语》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单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各种宗教斜教横行。蒙古人没有文化，因此更容易信仰各种宗教。尤其是喇嘛教，在蒙古地区非常流行。

蒙古人只需要聚敛，不知道怎么合理统治，更不知道文化的重要性。因此知识分子的地位非常低下，甚至不如娼妓。因此，文人和底层人民在同一地位。文人无法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治国安邦上，智能在民间文艺上发挥自己的能力。于是元曲发达。

文化的毁灭，文人的堕落，导致中国文明在蒙古统治时期大规模倒退。明朝赶走蒙古人后，虽然明太祖洪武黄帝有计划有步骤的企图恢复中国文明。但也没有完全成功。明朝只能称为部分的恢复了中华文明。和宋朝比，明朝文明要落后很多。明朝知识分子也的素质也比宋朝差很多。

5、清朝时期

中国传统文化失去包容性是由清朝开始的。清人表面虽推尊中国传统文化，但挟其部族之私，已将中国传统中吸纳外来文化的部分压下去，如清初大儒请求经世致用的精神，本来是可以接上西方文化器物的，而清廷为监控人心，强用文字狱消解经世致用的精神，迫使士人只能埋首故书作不涉现实的文献考证，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失去了张力。在清末西方国家挟着船坚炮利直扣中国大门时，有识之士如魏源已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调方向，如果不是清廷的顽固抗拒，中国的现代化就可以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开展。由于清廷的狭隘部族思想，而实行闭关锁国的自绝国策，并将中国传统文化扭曲成排外的文化价值体系。清廷在一连串的战败，签不平等的条约，割地、赔款，而后被迫接受西化，推行[洋务运动]。由于是不情愿的，因此只作局部因应敷衍渡日；最后迫出康梁的[维新运动]，就是清廷的腐败无能的后果，但政治变革抵触了政治上的既得的利益者，维新仅百日而败。在中国面对西方文化强力冲击之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表示中国传统文化吸纳外来文化的机能仍在，而清廷的顽固则是历次文化融通的努力扫与失败的主因。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保证了中华文化体系的连续性。

    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古埃及文化和古巴比伦文化是如何中断的以及中断的原因，学术界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现今的西方文化，已经可以确认不是古希腊文化的延续。因此，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惟有中国传统文化一枝独秀地维持到现在，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其中原因何在？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对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尽管有不同的见解，但有一条却是众所公认的，那就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精神。其中厚德载物内含着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

1、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集中体现在儒家文化的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上。

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使儒学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传统，并生生不息。“沧海不遗点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弃拳石，始能成其高”。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包容、兼收并蓄的结果。

2、中国历代思想家多主张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在诸子百家时期，儒家在初创之时，创始人孔子作为鲁文化的代表与齐文化的代表晏婴是有矛盾的，在齐鲁“夹谷之会”还曾发生过公开的争执，闹得不欢而散。但孔子并不因此而排斥齐文化。孔子正视文化差别，主张用先进的华夏文化消除差别，实现华夷一统。他教育弟子子夏，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提倡君子坦荡荡，胸怀要宽广。孔子传播自己的学说失败后，虽然慨叹要乘桴浮于海，但是他还是在那里仔仔细细地整理各种文化典籍，使得《五经》能够保存下来，他不因为《诗经》中的齐文化内容而删掉齐诗，这正是他胸怀宽广的体现。他对儒学以外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吸收确实有大家的风范。绝不像比他晚几百年的西方恺撒大帝那样，只会喊“我来，我看，我征服！”对别国的文化缺乏尊重、缺乏包容精神。孔子还主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中之“学”，无疑也包括向外族人民学习。

孟子把孔子誉为“集大成”者，对孔子思想中的包容性大加赞美。他继承了孔子的这种胸怀，认为海洋的博大胸怀是人类应该效法的，发出了“观于海者难为水”的慨叹，其很多主张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思想。

荀子在齐国是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他主持学宫的时候，实行开明的政策，招揽列国名流，汇集百家学说，兼容并包、来去自由。这一做法使得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观点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各家各派也不断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造就了中国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局面。

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人理解成只要儒术，不要别的思想派别。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董仲舒仅是就统治思想方面主张用儒术，而从学者层面说，他是不排斥其他学派的。我们翻开他的著作《春秋繁露》，里面吸收了很多阴阳家的思想学说。正是在阴阳家思想的基础上，他才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论”思想。

汉代之后，儒家思想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一些思想，逐渐形成了儒道互补型的儒家学派。宋明时期，又吸收了佛学的一些思想内容，从而形成了三教合一型的儒家学派。不管是程朱的理学派还是陆王的心学派，都是三教合一型的儒家。大思想家朱熹主张学习是一个人终生的事业，要活到老，学到老。理学派和心学派都以包容的心态从道家、道教和佛学学到了不少东西。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中，相互吸纳，相互补充，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

近代杰出学者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实行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推行了一连串的重大改革，主张为学问而学问。这种宽容的研究气氛，导致思想自由和新见迭出。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在这一时期，北大成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成为大师辈出的时期。这其中，包容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到当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和新儒家的许多代表人物，他们大多开始致力于融和多元文化为一体，期望以此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开出新生命。不管是熊十力、牟宗三，还是冯友兰，他们都注意从东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中吸收营养。海外新儒家，更是注意多元文化的对话和汇合。杜维明和他的同事在哈佛大学建立了波士顿儒学，形成了对话派的风格，不仅和西方文化对话，也和东方文化对话，主张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儒家传统所具有的精神资源。这正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的影响所致。成中英在夏威夷大学建立了诠释派的新儒家体系，被称之为“本体诠释学”。这种“本体诠释学”观点，正如他自己所说，最早见之于《易传》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是既差异对立，又相生相成的。“本体诠释学”亦可说为“本体辩证学”或“辩证体性”，因为它包涵了多种对立互成的范畴，以及包涵了时间发展性与空间包容性的统一前提，因而“本体诠释学”既可用来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哲学，也可用来丰富现代化的西方哲学，使两者世界化。“辩证体性”可以说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存在的内在根据。相辅相成，在多种文化的碰撞中，相互吸纳，相互补充，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

3、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

它用这种强大的同化力去影响和改造外来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的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是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心理文化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仅不能消化、吸收外来文化，还有可能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从而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是由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并且富于包容精神，其结果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同化外来文化。外来文化的进入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却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丧失其特有的本色。一切外来文化一旦进入中国，便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中国社会强烈的宽容气氛，甚至使得一些独立性很强的外来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之中。

4、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使自身更具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主张有容乃大，大乃久。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在内部形成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在外部则向世界开放，不断接受异质文化的激发和营养，从而使自身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充分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要求我们要自觉地、不断吸纳外来文化，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秀文明成果，像季羡林先生所说那样既拿来又送去，把外国的好东西拿来，把自己的好东西送去，这叫做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的结合。只要有利于文化发展和建设，都要毫不犹豫地拿过来，推进我国的文化建设，培育出精神振奋、品格高尚的民族精神。这是我们今天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包容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