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学院怎么样:辽、金三彩与素三彩的比较

欧阳希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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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辽代陶瓷指辽代(916>1125年)所辖广大疆域内古窑所烧制的陶瓷产品，主要窑口有内蒙古赤峰缸瓦窑、林东辽上京南山窑、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窑、林东白音戈勒窑、辽宁辽阳江官屯窑、山西界庄窑、北京龙泉务窑等。辽代陶瓷在烧造工艺技术上学习中原，但在造型、装饰艺术以及使用中，因生活方式明显有别于中原，故表现出契月游牧民族的独特风格。辽代瓷器以白瓷为主，亦见黑釉、褐(酱)釉、青釉、茶叶末釉、绿釉瓷等。辽代低温釉陶有白釉、黄釉、绿釉、三彩釉。
对一件“辽(金)三彩”器的质疑
这件著名的“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为故宫博物院1954年购藏，并被作为“辽(金)三彩”收入众多陶瓷书刊，如：《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上)、《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中国陶瓷全集》《宋辽陶瓷鉴定》等书中及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等报刊上。因是故宫藏品，窑口及年代均经著名专家审定，至今无人提出疑议。笔者经认真研究，确认这件刻花莲瓣口盘不是辽(金)三彩，而是明代素三彩瓷器。
这件“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高2.2厘米、口径18.2厘米、足径10.7厘米。盘为折沿，九瓣菱花口，浅底坦平，圈足。内底纹饰荷塘立鹤为尖利器细划。日本亦见同类器，如日本所藏定名“华南三彩”的刻划花菱花口盘，盘高2.1厘米、口径17.6厘米、足径9.9厘米。造型、纹饰一致，尺寸也相仿。所谓华南三彩，在日本指的就是以前尚未找到烧造窑口时，估计是中国广东等华南地区生产的三彩器，这种素三彩器以往也被称为“交趾器”，这是因为不少该类器物是从越南(即交趾)输入日本的。日本学者槠崎彰一指出：华南三彩可能是福建漳州平和县田坑窑及其附近的窑口烧造的，因为田坑窑中有出土物使用了与华南三彩相同的施釉技法。日本所藏另一件折沿花鸟纹盘的施釉技法与装饰风格均与此同类。
另外在《宋辽陶瓷鉴定》等书中还见部分图片，从造型、纹饰题材、釉色等观察，与辽代绿釉陶完全不同，应为明代南方窑场产品，疑是漳州窑产品，具体窑口可能是平和县田坑窑。可以肯定不是辽代产品。
辽三彩的窑口分布及工艺特征
据目前资料所知，辽三彩窑口仅发现内蒙古赤峰缸瓦窑、林东辽上京南山窑和北京龙泉务窑3处。近年见有文章指出“辽三彩的窑址主要有四处”，将辽阳江(gang)官屯窑列入辽三彩窑址。关于辽阳江官屯窑是否烧造三彩器，最早系统研究辽代陶瓷的李文信先生20世纪50年代虽然曾提到：江官屯窑起干辽代，金代很兴盛，产品以仿定窑白瓷和仿磁州窑黑花白瓷为多，黑釉多大器，三彩琉璃器极少。但以后再不见关于该窑三彩器的文章，辽代陶瓷学者冯永谦在《辽窑陶瓷种类表》中也仅例举3处，而表内“江官屯窑”种类也只有白瓷、黑釉瓷及酱釉瓷。而部分文章将辽阳江官屯窑列入“辽三彩窑址”的全部依据正是李文信先生的一句“三彩琉璃器极少”。所以本文暂不将江官屯窑列入辽三彩窑。
我们首先简单了解一下各窑址辽三彩器的主要工艺特征。
缸瓦窑位于内蒙古赤峰市西60公里的瓦窑屯，窑场规模较大，遗物分布面积约2万平方米，除生产瓷器外，窑场中有专烧釉陶的窑炉，烧制单色白釉、黄釉、绿釉陶，而三彩釉亦由以上三色组成。胎质粗软，火候稍高，胎体呈色为淡粉和黄白。先施白陶衣后施釉，釉色光艳鲜明。入窑烧制时用三爪形支足入匣，故器中都有3个小圆钉痕。三彩器多印花盘、印花砚、小佛塔等。
南山窑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故城西南约1.5公里，此窑规模不大，烧造时间不长，遗物分布面积也不大，是一处专烧釉陶的窑场。除生产单色釉陶外，三彩釉也是白、黄、绿三色并施。胎质细软，硬度稍小，胎体淡红色。施釉前先挂白色陶衣，釉色欠鲜艳，釉层易落。器物多盘碟类小件器。此窑特点是在部分白色釉或黄色釉面上加绿彩。窑具中不见匣钵等障火器物，仅发现爪状垫烧具，形如鸟足，故器皿中心每有3个痕疤，器底圈足上也往往有支垫痕迹。

龙泉务窑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务村北面，制瓷种类较多，但三彩釉制品不是很多。在出土大量瓷片的同时，伴随有三彩菩萨像、彩绘佛像、三彩俑等出土。从大量的残片及三叉支烧工具可以看出，当时曾大量烧造陶瓷制品，色彩以绿、黄两色为主，其中黄色中泛赭红，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除佛像及与佛教有关的莲花座外，实用器物中的方盘、灯、炉、盒、枕也较常见，还见建筑构件产品。所有产品均采用叠烧法，圆器内底都有3或4个支痕。花纹装饰有刻花、印花，多为莲瓣纹。
辽三彩的成型方法有轮制与模制等数种，原料处理都不太精细，胎中颗粒稍粗，胎骨普遍疏松，烧成温度较低。装饰方法以印花为主，就明确出土品而言，绝大部分为印花三彩器或塑贴三彩，与唐三彩系统有关。辽墓中迄今从未出土过划花三彩盘碟，偶尔见过白釉绿彩的划花器和一部分黄或绿的单色釉划花器。目前未见有划花填色的，虽在著录中偶有所见，但经鉴别研究，实为金元三彩器。辽三彩装饰题材明显单调，仅为人们习见的花卉、唐草、鱼、蝶和流云、水波纹等。纹饰繁缛，往往是在器物上饰满花纹，且常常采用多层次或对称的表现方法构图。所饰花卉有成株的，亦有采用“一整二破”构图法，将带叶花朵一破为二，形成半叶半花。辽三彩只见黄、绿、白色，无蓝、紫、红等色。海棠花式长盘、方斗盘、八方八角盘等均具有很强烈的契丹民族风格。辽三彩与其他辽瓷圆器一样均为支钉垫烧，器内普遍见3或4个支烧痕迹，而部分书刊所见内底刮釉涩圈叠烧“辽三彩”实为金元物。其原料、成型、挂釉、窑具、装烧等工艺均与北方的传统制瓷工艺有密切关系。因此可以说，辽代陶瓷是在继承契丹族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吸取了北方陶瓷技法，辽三彩则受唐三彩影响，而与同时期的宋三彩明显不同。其纹饰、造型等均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生活气息，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
这件所谓“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与辽代三彩器特征明显不符，主要表现在5个方而：一是造型，辽器中不见这种菱花口圆器，两宋时几不见，元代渐出现，至明清习见；二是釉色浅淡，与浓艳的辽三彩釉色迥然不同；三是纹饰题材属南方小景，与北方粗犷的纹饰风格和题材不符，且辽三彩以对称、繁缛而著称；四是盘内不见支钉痕迹，因为装烧方式为支钉叠烧，故盘内及足底应该有支钉迹；五是辽金三彩中多为施釉不及底的“半釉”器，不见圈足满釉的先例，此盘足底满釉，与田坑窑采集标本相同。考古资料已证实，辽三彩不见划花填彩器。因此，它不是辽器。
近年随着福建漳州地区古陶瓷考古调查的不断深入，考古工作者对明清重点窑址进行了专题调查与考古发掘。如1994年11月至1995年1月发掘了平和县南胜花仔楼窑址，1997年秋又对南胜田坑窑进行了科学发掘。花仔楼以青花瓷为主，兼烧低温素三彩。田坑窑以素三彩器为主，兼及青花器。笔者也数十次调查了平和县的数十处明清窑址，采集了不少标本。青花菱花口盘较常见，青花“荷塘立鹤”题材纹饰亦习见。田坑窑素三彩器虽以香盒居多，但也见盘碟类圆器，多见绿、黄、紫3色。笔者采集的标本中，彩釉极似“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据《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介绍：辽三彩陶器以黄、绿、白几色釉常见，而紫色釉彩殊为少见。此盘荷叶施葡萄紫色，实属弥足珍贵。而这种紫色在田坑窑较多见。综此，可认定这件三彩刻花莲瓣口盘为福建平和窑明末素三彩。最大可能是田坑窑产品，或花仔楼窑产品。随着平和窑址调查的不断深入，也许会对素三彩窑场有新的发现。笔者曾在五寨粮库附近村民手中购得一件素三彩素烧残件，村民声称是从附近窑址捡得。
“辽三彩”口的金元三彩
另外也见国内外著录中将金、元三彩(包括单色低温釉陶)归于辽三彩器中。对于这个问题，李文信、朱子方先生早在1962年出版的《辽瓷选集》中就有质疑，认为那些划花三彩盘碟与一般辽三彩器不同，如被定为辽代的三彩刻划花梅纹盘、三彩刻划花鱼纹盘、三彩刻划花龙纹盘、三彩刻划花免纹盘等均为金元物。日本原帝室博物馆藏有一件有“至元六年”纪年墨书的三彩刻划花梅纹盘，至元六年(1269年)为元初忽必烈年号，因此可以肯定这类器物为金元时期的产物。李红军先生已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笔者仅补充一点看法，辽三彩中没有划花填彩器，也不见涩圈器。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墓群2号墓虽出土“辽三彩陶盆”，它应称为“白釉划花填彩盆”，不能称之为“三彩”。至于辽三彩与金三彩的区分、宋三彩和金三彩的分辨、金三彩及元三彩的鉴别等问题，过去一般将宋、金生产的三彩器划入宋三彩范畴，海内外古陶瓷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但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注：本文完成后，在一次对平和县明末至清初古窑址调查中，在田坑窑址发现了一块素烧刻花莲瓣口盘残片，听老乡说：“犁田时，捡到一件这样的完整盘。”经打探，终于见到这件出土于田坑窑的素烧“荷塘立鹤”刻花莲瓣口盘，高2.5厘米、口径16.6厘米、底径9.6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