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银行是马云的吗:深度报道：14个男人的太空任务（上）

深度报道：14个男人的太空任务（上）   文章提供 于 2008-9-24 13:30:9 (北京时间: 2008-9-25 1:30:9)
  文章作者: 白瑞雪 孙彦新    阅读时出现乱码？ 解决办法 [ 新闻热评 首页 ] [ 加入博客 ] [ 回 顶顶华闻 主页 ]
　　第一篇：揭秘中国载人航天第一批航天员选拔历程

　　受试者在离心机上飞速旋转,测试胸背向、头盆向的各种超重耐力;在低压试验舱经受5000米、一万米高空环境的考验,测试耐低氧能力;在旋转座椅和秋千上检查前庭功能;进行下体负压和头倒位等各种耐力测试以及超常规的心理检查等等

　　“失踪”的飞行员

　　航天员天生具有普通人所没有的航天生理功能

　　“男人应该能够换一次尿布,跑一次马拉松,造一所房子,写一本书,欣赏优美的音乐和在宇宙中飞行。”曾在“和平”号空间站生活了132天的美国宇航员杰瑞.M.利宁杰的这句名言,为全世界的男人树起了一座生活方式的标杆。

　　10年前,14个男人获得了达到这个“标杆”的机会——几经波折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终于拥有了第一批航天员。

　　随着“神舟”五号、六号相继上天,这14位航天员中的一些面孔,成为中国人过目难忘的英雄。而“神舟”七号的飞天之旅,会让公众更多地了解他们。

　　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陈,第一批航天员中的一些人可能不再有机会体验太空之旅,他们付出了很多。而新一批航天员的选拔已准备就绪。

　　航天员选自空军歼、强击机飞行员

　　1995年10月,中国第一批航天员开始选拔。

　　虽然飞行环境不同,航空与航天对人的要求有相似之处。因此,美国、俄罗斯早期的航天员,包括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加加林和实现登月的阿姆斯特朗,都选自空军飞行员。

　　尽管南非的富翁、美国的女教师以及不少科学家都已经进入太空,但他们是不承担飞船或航天飞机操作任务的——换句话说,他们在飞行过程中“只看不摸”。美、俄等国目前已放宽了航天员的选拔范围,但其职业航天员仍然来自空军飞行员。

　　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决定从空军歼、强击机飞行员中选拔首批预备航天员。

　　“在所有职业中,只有战斗机飞行员的工作环境和素质最接近航天的要求。”“神舟”五号航天员系统总指挥、总设计师宿双宁说,高速喷气式战斗机的起飞和着陆速度快,操作复杂,稍有不慎即会造成生命威胁。战斗机的超音速飞行、高空飞行和各种高难度的战斗特技,要求飞行员能够习惯高低气压迅速变化带来的不适,在承受数倍体重的载荷情况下仍能对飞机上数百个复杂仪表电门进行正确的操作处理。

　　更重要的是,很多战斗机飞行员都经受过空中特情的考验。发动机空中停车、失火等故障发生时,飞行员或驾驶着故障飞机安全返回地面,或成功地跳伞救生,显示了冷静的头脑和出色的危机处理能力。

　　中国航天员选拔的基本条件包括:有坚定的意志、献身精神和良好的相容性,身高160-172厘米,体重55- 70公斤,年龄25-35岁,歼击机、强击机飞行员,累计飞行600小时以上,大专以上学历,飞行成绩优良,无等级事故,无烟酒瘾,最近3年体检均为甲类。

　　除此之外,还要求五官端正,语言清晰,无严重地方口音,无药瘾、酒瘾、烟瘾,不偏食,易入睡等等。甚至连痤疮、腋臭、睡觉打呼噜这些似乎无伤大雅的小毛病,也需考虑。

　　飞行员已是人中精英,战斗机飞行员更是精英中的精英。如果说飞行员是“千里挑一”,航天员无疑是“万里挑一” 。档案挑选——系统体检——住院临床复查——特殊功能检查,随着“过五关斩六将”的选拔步步推进,数千名候选人逐渐缩小为1506人、800余人、60 人、38人。

　　航天员都是“天生”的

　　最后通过“特检”的,仅为20人。

　　所谓“特检”,即特殊功能检查,也就是航天生理功能检查——受试者在离心机上飞速旋转,测试胸背向、头盆向的各种超重耐力;在低压试验舱经受 5000米、一万米高空环境的考验,测试耐低氧能力;在旋转座椅和秋千上检查前庭功能 ;进行下体负压和头倒位等各种耐力测试以及超常规的心理检查等等。

　　这是真正的“魔鬼”测试。人类第一个飞上太空的苏联航天员加加林,曾这样描述他所经历的“特检”:“他们借助于生化的、生理的、脑电的和心理的方法及特别的功能试验进行检查,在各种空气非常稀薄的压力舱内检查我们,在离心机上旋转我们。所有这一切用了几周时间,淘汰了不少同伴……”

　　然而,对于那些最终将成为航天员的人来说,这些可怕的测试唯一的目的,则在于发掘出就连他们自己此前也未曾发现的潜在能力。

　　“航天员都是‘天生’的。”曾担任航天员系统负责人的吴川生说,航天员在身体上与飞行员和其他人群的本质区别在于,航天员天生具有普通人所没有的航天生理功能。

　　以超重耐力为例。航天员能承受10多个G的超重值,即相当于自身重量十几倍的压力,战斗机飞行员仅能承受3到 5个G,普通人耐力就更差了。再如前庭功能也就是抗眩晕功能,训练中,航天员在转椅上转15分钟才算合格,普通人上去转三圈就晕了——更别说那些晕车晕船的人,注定一生与航天无缘了。

　　航天生理功能并不是后天训练形成的,但训练有一定的维系和提高作用。这也是航天员十年如一日接受训练的原因。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而航天员就是这样一个天生与绝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人群。在茫茫人海中,与其说选拔航天员,不如说是寻找航天员。

　　在对这20人进行的家庭医学查访和直系亲属体检中,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接到北京进行体检,就连他们的爷爷、叔叔、舅舅等旁系亲属曾得过什么病、什么原因去世,都调查得清清楚楚。调查结果:20人全部合格。

　　14位“失踪”的飞行员

　　由于员额限制,通过全部测试的20人还必须进一步好中选优。

　　1997年4月,全国著名医学专家济济一堂,先后召开住院检查结果鉴定会和中国首批预备航天员医学选拔鉴定会。专家们反复研究和挑选,建议录取其中12人为预备航天员。

　　无论是对于候选人还是选拔专家来说,这都是残酷的抉择。

　　在20选12的期间,许多选拔人员茶饭不思,生怕漏掉一个最佳人选。据透露,曾参选航天员教练员的飞行员中有一位是国际试飞员,飞行技术和个人素质都极为出色,然而就因为患过颈椎脱位而失去机会。还有一对优秀的双胞胎飞行员, 哥哥进入了预备航天员前20名范围内,但最终未能当选。

　　杨利伟回忆说,1996年夏天,初选合格的他接到通知,到北京空军总医院参加临床体检。他提前三天就去了。护士开玩笑说:“你也太积极了吧!”

　　接下来的“特检”,杨利伟顺利地过了一关又一关。最后一项检查是“万米缺氧低压检查”,要求先在舱外吸氧排氮 ,然后进入舱里的万米高空低压模拟环境。当他从模拟万米高度下降时,心里想:“总算是都通过了。”不由一阵轻松,下意识地摸了摸头。这个小小的动作却让医生紧张起来,下来后忙问他:“你是不是很难受啊?怎么看你摸来摸去的?”

　　杨利伟是幸运的,也是优秀的。在全体专家们犀利而又谨慎的评判中,他的各项检查指标都达到优秀。

　　除了层层选拔出的12人之外,还有两名航天员教练员,也加入了中国首批航天员的队伍。

　　在杨利伟和他的11个同伴成为航天员之前,获得双学士学位的李庆龙和吴杰作为教练员已经赴俄罗斯进行了一年的训练。在为世界上很多国家培训出了航天员的加加林宇航员训练中心,在俄罗斯方面认为完全不可能的一年时间内,他们学完了4年的课程,并以平均4.5分的优异成绩拿到了中心颁发的“国际航天员”证书。

　　从俄罗斯归来,这两位中国最早接受航天员训练的人,如愿成为预备航天员。

　　1997年1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由14名预备航天员组成的世界上第三支航天员大队成立。

　　1998年1月5日,14人到齐。这一天,从此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的生日。

　　从数千人到14人,淘汰率达99%。

　　只有这14个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最终走进了这项光荣、梦想和勇气交织的事业。

　　吴川生回忆说,一位进入了前60名的飞行员在落选后找到他,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组织上给他颁发一个证书, 写上一句话——“某某同志曾参加中国首批航天员选拔并入围,以资纪念。”

　　“到我当爷爷的时候,我可以告诉我的孙子,你爷爷当年曾参加过中国首批航天员的选拔,也光荣过啊!”

　　这样一个并不过分的请求,却难以满足。因为,在“神舟”一号试验飞行之前,中国航天员的选拔和培训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在很多不知真相的朋友、同事眼中,这14人如同失踪一般,突然从翱翔蓝天的队伍中“消失”不见。

　　第二篇：中国航天员的太空记忆

　　“神舟”五号、六号的航天员在执行任务前后都服用了中药汤剂,这种中药也将被带上“神舟”七号

　　距地球300多公里的高空——这是属于他们的世界。

　　从2003年10月到2005年10月,中国航天员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分别乘坐“神舟”五号、六号,完成了两次举世瞩目的载人航天飞行。在“神舟”七号飞船即将起航之际,他们的思绪,再次萦绕于那难以忘怀的太空之旅。

　　迄今为止,中国仅有三名航天员叩访天庭。然而,他们所经历的点点滴滴,都是中国人共同的珍贵记忆。

　　我的背后是整个人类社会、整个地球

　　《瞭望东方周刊》：回想太空之旅,你最难忘的是什么?

　　杨利伟:从出征到返回,每一个阶段都难忘。特别是在出征仪式上,当我走出问天阁、回头挥手的时候,眼睛里是含着泪水的。我真切地感到,国家给了我力量,让我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飞船入轨后,当我从太空中看到地球,又是另外一种震撼——把近10吨重的东西弄到距离地球几百公里外的地方飞行,这凝聚了人类的共同智慧,我的背后是整个人类社会、整个地球为我作支撑。

　　《瞭望东方周刊》:在太空中看地球,是什么模样?

　　费俊龙: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地球的美丽。在没有大气折射的情况下,蓝色的星球上面点缀着白云,颜色很真。我是飞行员出身,蓝色特别容易让人心静。

　　杨利伟:蓝色的海岸线和高山的轮廓都非常清晰。当飞船从地球的背面到太阳一面时,地球边界就会出现一道椭圆形的金色光环,它和在地球上看日出的感受不一样,非常壮观。

　　《瞭望东方周刊》：从这样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家园,思维方式是不是会有所不同?

　　聂海胜:太空是神奇的。随着身体的失重,许多东西会随之变轻、变淡,比如名和利。但另一些东西则会在心里变得更加清晰和珍贵,比如祖国和亲人。在太空飞行的5天里,每当飞临祖国的上空,不管白天或黑夜,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往下看。太空浩渺无边,只有那里最让你牵肠挂肚,那里有你的根。

　　费俊龙:在太空上看地球,你会觉得人类生存的环境其实很小,就这么一点点地方,一定要和平共处。后来我一看到战争的场景和难民的照片,心里就特别难受。对于自然灾害,我们无能为力,但人类为什么还要制造人为的伤害呢?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瞭望东方周刊》：太空中还有些什么跟地球上不一样的感觉?

　　费俊龙:失重的感觉很奇妙,这是唯一不能在地面上模拟的。有点像游泳,又像气球一样随意漂浮,用一点外力就能漂很远。一位德国同行问我还想不想飞,我说,这种感觉很好,我还想飞!

　　聂海胜:失重带给我们全新的生活,吃喝拉撒睡,都是不一样的体验。我发现,刚进入太空时,特别想吃辣的、带蒜蓉的东西。如果下次飞行能把新鲜水果带上飞船,味道肯定特别好!

　　费俊龙:“漂”在空中,肌肉是不受力的。从天上回来后,双腿要重新承受地球重力。我们刚落地的时候,腿使不上劲,好像不知道该怎么使劲了。过了一个多月,才完全适应。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留下遗憾?

　　杨利伟:如果说有遗憾的话,就是时间太短了。我只飞一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时间是用秒和分来计算的。所以我一共只睡了半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尽可能用来体验太空生活。

　　费俊龙:我拍的照片太少了。而且,因为背景太暗,没能拍下繁星满天的情景。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补上!

　　飞行体验促进神舟改进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看到航天员在飞船里做穿舱等动作,这些都是工作的一部分吗?

　　杨利伟:是的,太空中的所有行为都既是生活、又是工作。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体验太空飞行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以及微重力情况下人在操作、工作、生活中的特点,为后续任务提供依据。

　　《瞭望东方周刊》：听说费俊龙翻的那个跟头是“自选动作”?

　　费俊龙:飞到第三天,我想要做些什么,让大家知道我们适应了失重、生活得很愉快。我知道国外航天员在空间站做过前滚翻,于是就试着蜷曲身体向前翻。太空中翻跟头比地面容易,因为人本身处于漂浮状态,但要沿着自己的轨迹、控制姿态在原地转,还不能碰着飞船和其他物品,也得格外小心。我一连做了4个前滚翻,很舒服。这说明中国航天员跟国际同行一样出色,也说明我们在地面上针对前庭功能进行的训练是有效的。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从电视画面中看到,你们好像都是躺在座椅上的。

　　杨利伟:那是因为躺在座椅上、绑着束缚带,便于在测控区内向地面报告。实际上,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漂” 着的。飞船一旦飞出测控区,我就做各种失重实验。把飞行手册、笔和电池板抛在空中,手轻轻一推,它们就会漂动旋转,非常有趣。我还解开束缚带让自己漂在空中,一会儿倒立,一会儿旋转,尽可能做各种动作,体会身体的感受。

　　费俊龙:测控区外,我跟海胜还常常聊天。聊地面训练的事,交流钓鱼经验。

　　《瞭望东方周刊》：多人飞行中,航天员之间的配合是不是特别重要?

　　费俊龙:是的。有人说,我和海胜彼此默契得像左手和右手。不管是训练还是生活中,我们尽力熟悉对方的一切习惯 ,除了对自己的操作了如指掌,还反复进行换位练习。我们甚至发动妻子在一起交流,共同研究我俩加强协同配合的方法。

　　聂海胜:其实,无论是神五还是神六,都是我们14名航天员集体在飞。我和费俊龙飞行的过程中,其他航天员都在为我们提供技术和心理支持。利伟执行完神舟五号任务后,又和我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但他毫无保留地把太空飞行经验传授给大家。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的飞行经验,就是工程改进的第一手依据。

　　杨利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的。神五飞行中,火箭抛掉逃逸塔后,箭体与空气摩擦加上发动机频率与箭体产生的共振,形成了比较强烈的振动。这之前,这个振动频率被认为是对飞行没有影响的。但在将近10秒钟的时间里,我五脏六腑都感觉很不舒服。后来,发射神六的火箭采用新的计算方法,大大减小了振动。

　　聂海胜:我们乘坐的火箭、飞船都非常舒适,几乎感觉不到振动。我们进入太空后,身体突然失重、造成方向错觉, 也是根据利伟事先的提醒,才得以在最短时间内调整过来。

　　费俊龙:神六飞行后,我和战友们讨论最多的是怎样控制移动。地面和天上控制身体的力度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今后上天的航天员需要注意的问题。

　　制约任务成败的因素更多在心理

　　《瞭望东方周刊》：神七飞行任务对航天员的要求与前两次有什么不一样?

　　杨利伟:神七是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的开篇之作,主要任务是出舱。神五、神六是工程初期的突破阶段,航天员被动大于主动。从神七开始,航天员主动大于被动,需要进行的操作更多,自主性更强。我们在神六训练中就提出了“航天操作零失误”的目标,这次进一步要求“航天员能够不依靠外界支持主动完成任务”。比方说,飞船是在不断运动的,出舱后一旦出现操作上的延迟,飞船可能超出测控区,无法得到地面支持,所以航天员只能独立完成任务。

　　针对出舱,我们增加了舱外航天服的操作、低压舱训练和水槽模拟失重训练等。训练强度比以前大,这也是跟实际任务需求相适应的——神七飞行中,航天员出舱前光是进行准备工作就要花上十几个小时,一个螺丝都要拧20多分钟。

　　《瞭望东方周刊》：航天员的心理素质是否要求也更高了?

　　杨利伟:没错。我认为,在自动化程度高的情况下,制约任务成败的因素更多的是心理、而不是操作上的。比如,飞船的自动控制失效、需要航天员手动操作,有的航天员也许三五分钟就可以驾驶飞船“找到”地球,有的人则会越跑越远。这几年我与国外航天员交流时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当你把舱门打开后是什么感觉?他们都说,出舱和在舱里完全不一样,出舱那一刻对心理的冲击还是相当大的。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这次任务,航天员乘组成员之间的心理相容性重要吗?

　　杨利伟:中国航天员已经在一起生活、训练了整整10年,我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相容性的问题了。几乎所有人都合作执行过训练任务,我跟其他13个人都配过对。没有上过天的航天员除了没有真正去冒险外,其他的素质都是一样的。可以说 ,我们14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具备完成任务的能力,但我们的任务密度不大,每次只能选拔更优秀和更适合的人去执行任务。

　　每次任务结束后,我们都是从零开始重新洗牌。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是一个职业航天员的基本要求。

　　《瞭望东方周刊》：执行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后,你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杨利伟:从神六任务开始,我在作为航天员参加训练的同时,作为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承担了选拔和训练的管理工作。角色的转换,第一年不太适应,因为管理者和航天员对训练和程序的认识,角度完全不同。新岗位上需要学习大量的信息, 这种学习比航天员学习更复杂、更辛苦。我这几年都是白天参加训练,晚上熬夜看资料学习,责任更大,压力更大了。

　　同时,在成为公众人物后,我们的社会活动也比较多。我对学生的活动很支持,我认为,通过我们唤起更多青少年的兴趣、让更多人支持航天事业,可能比飞行本身更重要。

　　费俊龙: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航天人的光荣。上次我去比利时访问,一个老华侨告诉我,他在那里生活了35年, 每逢节日,从没有人主动邀请他参加聚会。但神五、神六飞行成功后,他的比利时朋友们纷纷邀请他共同庆祝节日。虽然只是小小的聚会,老人却感到,中国人在外国人心中真的站起来了。他的话让我深思。我为伟大的祖国而骄傲！

　　第三篇：太空漫步之梦

　　航天器研制的正常周期是10年,而中国人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只用了不到4年

　　在神七的任务列表中,航天员太空行走最为惹眼。

　　根据国外航天技术的经验,太空行走和航天器空间交会对接,是建设空间站的两大基础技术。只有具备这两种能力, 才可能建设长期有人值守的空间站。

　　当神舟五号飞行取得圆满成功后,中国航天的决策者们将目光投向了空间站。这时,他们首先要做的决定就是,先搞太空行走,还是先搞交会对接。

　　载人航天工程飞船系统总设计师张柏楠记得,1987年他刚参加工作时,欧洲航天局就在搞交会对接研究。这一工作,直到几个月前才获得成功,总耗时超过21年。太空行走尽管难度也大,但相比之下,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

　　载人航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成千上万个单位和数十万人员。如果太长时间没有一次发射,可能会对科研人员的信心带来影响,还可能造成人才流失和资源配置的浪费。

　　“发射间隔最长不能超过三四年!”决策者们达成共识,首先突破太空行走。

　　以当时中国的技术现状,实现太空行走需要攻克三大难关:一是研制新的飞船气闸舱,二是研制舱外航天服,三是选拔培训能够执行任务的航天员。

　　三年,对于选拔培训航天员来说,由于有神五、神六的时间积累,时间上足够用了,但要研制两个全新的航天器,难度是相当大的。

　　国际上研制一个成熟航天器的周期至少是8到10年,用于载人航天用途的则更长。

　　2004年,舱外航天服和飞船气闸舱先后立项,承担主要研制任务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都接到了严格的时间节点要求。

　　中国自主研制舱外航天服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首次进行载人航天尝试时,也曾试图生产航天服。当时科研人员对此唯一的认识,是美国 “阿波罗”号航天员身着航天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照片。

　　那次尝试最终以放弃告终,漫步太空的梦想也尘封了几十年。这次,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就是要突破太空行走这一关键技术。

　　大到整体结构和外形,小到元器件、原材料的性能指标,舱外服的一针一线都需要从头设计。

　　方案设计刚开始时,科研人员能够明确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是基本原理,二是功能要求。而在工程上究竟如何实现, 每一处都只能靠想象和创造。

　　舱外服的研制被是作为跟飞船、火箭、航天员一样的大系统来进行资源配置。

　　中国航天员的舱内航天服重10多公斤。据说,一件航天服光是车间里的缝合,就需要十几个人满负荷工作两个多月。其外层采用的是高强度涤纶材料, 5厘米见方的布,可以承受300公斤的拉力。当飞船座舱一旦出现意外失压时,启动舱内航天服系统救生,可保证航天员的生命安全,实现应急返回着陆。

　　舱外服就是一个小型的载人航天飞行器,配有独立的生命保障系统以及飞船所具备的大多数系统。一套重120公斤的舱外航天服,造价高达3000万元人民币,要与重8000公斤的载人飞船实现同样的功能。

　　航天器研制的正常周期是10年,而中国人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只用了不到4年。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主要是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中国的舱外航天服,由舒适层、备份气密层、主气密层、限制层、隔热层和外防护层等六层组成。航天服的90多个关键部件,每个部件都是研制难点。

　　据介绍,舱外航天服躯干壳体为铝合金薄壁硬体结构,壁厚仅1.5毫米,却有极高的强度要求。抗压能力要超过1 20千帕(一个标准大气压为101千帕),要经得起地面运输、火箭发射时的震动,还要连接服装的各个部位,承受整套服装120公斤的重量。

　　这种薄壁不规则结构焊接工艺的攻关我们用了两年时间。

　　服装的气液控制台,可自动控制气体液体流动,使航天员得到适宜的空气和温度。由于重量和体积的限制,一个只有汉语辞典大小的控制台里,集成了几十种阀门,每个阀门又是一个更精巧的集合体。很多阀门外形奇特,涉及特种不锈钢、特种铜材、特种橡胶和特种乙烯等材料,其加工难度在国内是前所未有的。

　　航天服最外层的防护材料,堪称国内最贵的服装面料。这种面料可耐受正负100摄氏度以上的温差变化;服装携带的氧气瓶采用复合压力,既保证安全又能带尽可能多的氧气,这种技术在国际上也属领先水平。

　　手套、头盔、面罩、四肢、活动关节……整套服装既有硬结构也有软结构,既有机械工艺也有纺织工艺,全国数十家配套单位齐心协力,分头攻关,攻克了一个个科技堡垒。

　　当我国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以及配套的训练用服装正式诞生时,科研人员第一个试穿。

　　从外观上看,它是呈白色,人从背部进入,先入两腿,再入胳膊,戴上头盔,然后关上背包门。身高160厘米至1 80厘米的人,都能通过调节服装大小穿着。它的电控系统实现了全数字化,控制台的OLED彩色显示屏图像清晰色彩鲜艳。

　　两用气闸舱

　　气闸舱的研制,因为有神五、神六的技术基础,曾被认为难度不会太大。

　　气闸舱主要用于舱内生活环境和舱外太空环境的过渡,并为航天服提供气、电、液等支持保障。

　　如果研制一个专用的气闸舱,投入较多。出于节约经费提高效益的考虑,科研人员决定在神舟六号飞船轨道舱的基础上改建,将其改为既能让航天员生活，又能当气闸舱使用的两用舱。

　　这种一物多用、投入少效益高的特点,正是中国航天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最大特色,但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想象力创造力的巨大考验。

　　果然,轨道舱的第一次试验,就发现了一个未曾想到的难题:按设计指标,轨道舱应该在预定时间内从一个标准大气压泄压到0.7千帕气压以下,以满足舱门打开的压力条件。而试验中,这个过程整整花去了两个半小时。

　　原因其实很简单,舱内有太多航天员生活用品,这些东西在气压变低时大量放气。

　　反复四次试验,用了8个月时间,这一难题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模拟开关舱门试验、模拟压力差试验等各项试验也在同步进行,其中仅舱门试验就多达几百次。

　　2007年9月,飞船推进舱在南方某工厂出厂,返回舱、轨道舱在北方某卫星制造厂出厂。9月27日,整船生产完成。

　　此后长达上千小时的测试,是神舟一号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测试,而整个过程也十分顺利。

　　2008年7月6日,神舟七号飞船发射试验队出征发射场。

　　航天员心理素质至关重要

　　具有航天员和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双重身份的杨利伟,在神六训练中提出“航天操作零失误”,在神七训练中又提出了“航天员能够不依靠外界支持主动完成任务”的目标。

　　“主动”两个字,对于航天员在太空中的活动而言,意味着质的变化。如果说在前两次载人航天飞行中,操作并不多的航天员如同被地面的长线牢牢牵引的风筝,这一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航天员在某些时段里可能成为断线的风筝。比如, 出舱后一旦出现操作上的延迟,飞船可能飞出测控区,无法得到地面支持,航天员只能独立完成任务。

　　航天员能否自主决策、随机应变,是太空漫步成败的关键。

　　太空行走的多个环节,都是完成神七任务的关键点。比如,航天员完成出舱准备后,怎样打开气闸舱舱门。在地面上开门关门,都是很容易的事,但太空中却难以找到一个发力点。

　　再如,航天员身上有两条安全系绳与母船相联,太空活动进行每一步操作之前,都要先在轨道舱壁的把手上固定好安全系绳的挂钩,一根固定好了,另一根才能改变位置。

　　在没有重力的状态中“行走”,通常被人们当作一件惬意的事。实际上,要按照规定的方向和路线在太空中活动,实在太不容易了。

　　航天员系统总体室主管设计师王在曾多次作为“模拟航天员”,试穿航天服进行测试和训练。王在说,人穿上舱外服就像钻进了气球,要用很大的力气来对抗内外的压力差,捏一张纸都很难。

　　难怪一位俄罗斯女航天员告诉杨利伟,她完成工作后回到飞船,累得没有力气脱下航天服。

　　即使需要航天员付出艰辛的努力,即使涉及的相关技术何等复杂,出舱,仍然是每个立志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必须突破的关键技术。原因很简单,无论航天器发展得多么先进,人在太空中的作用仍然是任何机器都无法替代的。

　　作为载人航天活动的一项基本技术,出舱是未来建设稳定的空间站平台和开展科学实验的重要环节。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