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农忆旧

我已经１０２岁（２００４年）了，苏州农业学校是我人生的起步，也是我事业的开端，每每想起在学校度过的一段光阴，还有在学校中结交的师友，我仿佛回到了遥远的过去。

２００１年６月，江苏省苏州农业学校（以下简称苏农）升格为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我与全校师生和校友一样，感到欢欣鼓舞。苏农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培养园艺人才的摇篮。苏农有悠久、辉煌的历史，创办至今已近百年。历年来培养出的农业（特别是园艺业）英才数量之多，在全国名列前茅。她的早期校友中，有近代花卉园艺奠基人章守玉（１８９７－１９８５）；蚕体病理学先驱曹诒孙（１９０５－１９９３）；鱼类学先驱费鸿年（１９００－１９９３）；我国园艺植物分类学的先驱、柑桔专家胡昌炽（１８９９－１９７２）等，他们在全国园艺界、水产界都享有盛名。

１９２０年８月，我进入苏农。入校时，我是一个初到姑苏城的农村青年。石路的繁华及西园的５００罗汉，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更令人难忘的，是母校对我的悉心培育及师长的深情厚意。

与时俱进的校长

在１９１２－１９２７年期间，母校定名为江苏省立第二农业学校。校长是王舜成，他生于１８７５年，江苏太仓人。１９１２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农科，获农业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就任第二农校校长。在长达１５年的任职期间，他借鉴了日本农业教育的一些做法并加以发扬，对中国农业教育提出了许多创新、精辟的观点，并付诸实施。

自１９１６年到１９１８年，苏农派出早期毕业生王太一、胡昌炽、费鸿年、陈方济、唐志才、章守玉等近十人先后出国留学专修园艺学，其中绝大部分去日本，少数去法国。这些人回国后大部分回母校任教，使苏农成为国内园艺师资力量较强的一所农业学校。她培养出我国最早的一批园艺专门人才，这些人成为民国时期促进园艺事业进步的中坚力量。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南京中山陵园从事园艺工作的技术人员，大部分是苏农的毕业生。

为了推动农业科学的学术交流，１９１６年，王舜成与浙江农业学校校长陈嵘、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长过探先等在苏州集会，发起组织中华农学会。１９１７年１月３０日，中华农学会在上海正式成立。会员５０余人，其中苏农的校友有顾复、陈植、费鸿年、陈方济等人。王舜成被推选为中华农学会的主要领导人。

为了扭转清末实业学堂教学与生产实践严重相脱离的风气，王舜成主张农业学科的教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原则，狠抓实践教学。在这样的教育思想指导下，苏农的很多教师既讲课又带实习。１９２２年学成回国后到母校任教的章守玉，除讲课带实习外，还兼管农场。１９２７年９月至１９２８年７月在苏农任园艺系教员的王太一，兼任农场主任。

王舜成校长还非常重视学生与年轻教师动手能力的培养，１９１５年，在建造园艺栽培玻璃温室与促成栽培设施时，就大胆起用了即将毕业的学生王太一，让他主持设计工作。１９２４年我毕业时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二，留校担任实习指导老师，协助章守玉先生等指导学生实习，此外，我还管理农场、果园、花圃与养蜂场等。

王舜成校长主持引进了许多蔬菜、水果新品种，培育良种桑苗及杂交蚕种。１９２２年还引进美国玉米、小麦等。他的这些举措，开创了当时国内农业改良之先河，并为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实践环节的训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１９２４年，王舜成参与了我国农业职业学校课程标准的制订。这一年７月，他还与当时在东南大学任教的吴耕民、葛敬中与农校的同事胡昌炽等人主持《改良推广江苏省园艺计划》，当时在东南大学园艺场设立总场，在苏农设立分场。这个计划反映出当时园艺学界很关注近代科技与传统园艺生产相结合。计划实施后，共搜集果树、蔬菜各几百个品种，这对丰富江苏省和我国园艺品种资源起过重要的作用。

王舜成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效益。他通过建立农事推广部、在校外建立推广实习基地、培育优良品种的苗木，以及将作物原种提供给农民等方式，来贯彻教育为社会服务的思想。

苏农园艺师资力量较强，这是因为王舜成校长在任职期间，聘请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教员。在我就读与任教期间（１９２１－１９２８年），在校的教师除章守玉、胡昌炽、王太一等人以外，还有顾复（作物学家）、费耕雨（昆虫学家，１９２４年春成立的浙江昆虫局首任局长）、廖家楠 （１９２８－１９３３年任苏农校长）等。

在校期间，我与王舜成校长有过一些交往。在我即将毕业的那年１９２４年　，学校出现过一场风波。一位苏农的早期毕业生（姓杨）觊觎苏农校长的职位，鼓动比我们低一届（１９２５届）的一部分学生掀起撤换王舜成校长的风潮。一天，我们听到了他们第二天要公开逼王校长辞职的消息。参与掀起这一场风波的，有一个是１９２５届的农科学生陈梦云（上海人，很能干，后来进了黄埔军校）；另一个是蚕科的一位杨姓学生，他的一个本家有后台。

王校长德高望重，受到绝大部分学生的拥护。与王校长同乡的一些学生，鼓动我们毕业班的同学来设法平息这一场风波。我数学学得好，平时经常给一些同学提供帮助，因此在同学中有些威信。这次大家推举我与另外几个同学出面，协助学校摆脱困境。我即将毕业，本来不想管，但想到王校长为学校的发展呕心沥血，我们学生与他有深厚的感情，为了维护学校的安定，我就不再推辞了。我们当夜赶到王校长家，向他通报有关的情况，让他有所准备。我们又设法把陈、杨这两个同学与其他１９２５届同学分隔开，终于平息了这场风波。

解放初，年逾古稀的王舜成校长（他无子只有嗣子）客居上海巨鹿路景华新村亲戚家。他正好住在我亲戚家的马路对面，因此在那里与他相遇，同他亲切交谈，并提供了微薄的资助，略表一个学生对老校长真挚的心意。

良师益友

章守玉是我的老师，他在近代园艺界都享有盛名。在我毕业后还长期交往，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章守玉字君瑜，是著名的园艺学家、园艺教育家，１８９７年出生于苏州。１９１５年，他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二农业学校。毕业后，于１９１６－１９１８年在江阴县立乙种农业学校任教，当过我的老师。１９１９年春，他到日本千叶高等园艺学校，学习园艺及造园。

１９２２年他学成回国后到母校任教。在苏农，他又成为我的老师。１９２７年夏，他到福建集美农林学校短期任教。经苏农校友胡昌炽先生的推荐，１９２８年４月起，他到南京中山陵园工作。１９２９年１月，他又推荐我到南京中山陵园工作。从此，苏农有不少校友在中山陵园工作。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期间，章守玉先生担任南京中山陵园园林组（负责花卉）技师，让陵园计划委员会园林规划方面的计划付诸实施。

当时中山陵园收集国内外各种花卉２０００多种，名花荟萃，蔚为壮观。花开时，观赏的中外游人络绎不绝。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中山植物园的前身）创立。１９３０年７月起，章守玉兼植物园技师。它的景点布置计划图是由他绘制而成的。次年，他又主持小红山蒋介石别墅（现名美龄宫）的庭园设计，为此，文革中他单位派人找我调查，我巧妙地应对，不知是否使老师少受冲击。

抗战后，他曾到内地。１９３８年８月回到苏州。年底，章守玉经胡昌炽先生的推荐，辗转到西北农学院任教。当时苏州与内地邮路不通，傅焕光先生通知他去陕西武功任教的信，是地下交通人员送到上海著名中医单养和（我的姐夫）诊所，再由我转交的。他从苏州经陆路到上海我送他上船，他是转道香港再到达陕西武功的。１９４７年，他的《花卉园艺各论》出版。这一年他还发表了有关果树促成栽培与抑制栽培的论文。

１９４６年他到中央大学任园艺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兼苏农的教员。１９４７年他（与胡昌炽、陈嵘、吴耕民等一起）应聘为京沪铁路局园艺委员会兼任专员。又是经他的推荐，我开始到铁路局工作，一直到１９６２年退休。

他于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４９年３月，在迁至苏州的河南大学园艺系任教授兼系主任。１９４９年８月起，在复旦大学任园艺系教授。在复旦任教时，他与毛宗良教授开设了全国第一个造园专业（园林绿化专业），该专业后来随复旦大学农学院调整到沈阳农学院。

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章守玉去沈阳农学院。１９５３年起任园艺系主任，１９５６年被评为一级教授。还曾担任辽宁省园艺学会理事长等职。上世纪６０年代初，他在沈阳农学院又主持筹建园林绿化专业。在繁忙的教学与行政工作之余，还对沈阳农学院植物园、沈阳北陵与中山公园的改建，作了精心的规划与设计。他还致力于“切花之王”唐昌蒲的育种，培育出数以百计的优良品系。章守玉退休后定居苏州。他把落实政策补发的工资１万９千多元全部捐给了苏州市政府。

１９７８年，章守玉参与苏州园林管理处部署拙政园东部及北部的规划。他主持编著的《花卉园艺》上册于１９８２年出版，那时他已８５岁了。他还担任了中国建筑学会园林学会顾问。

牡丹情缘

苏农从建校开始，就十分注意校园的绿化与美化。建造辛亥校舍时，在原校园西首，移植了银杏树数株，现仅存两株，都是百龄老树了。原产我国的观赏牡丹，花朵浓艳绮丽，受到国人的喜爱。王舜成校长家中就种有牡丹。我于１９２０年进苏农学习时，在学校附近只有阊门外的培德堂栽有牡丹数十株，花时娇艳动人，深受农校师生的好评。１９２２年，因为教学需要，章守玉先生从日本引进了嫁接牡丹３８株（大部分为芍药砧木），植于大礼堂西侧西北角（是一个花圃）的露地。那里是一片瓦砾地，排水很好。牡丹盛开时，花朵艳丽多姿，在我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苏农花圃的嫁接牡丹，每年盛开，连续十五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１９２９年１月起，我在南京中山陵园从事园艺工作。当时章守玉技师分管中山陵园的花卉栽培及造园布景。陵园花圃建有温室两座，温室内外所培养的观赏花木品种甚多，仅牡丹就栽有７００余株，其中少量是章守玉技师于１９２８年从日本引进的嫁接牡丹，有３０余种１００多株；其余是山东菏泽的分株牡丹，共５６０余株。不过日本的嫁接牡丹，每年盛开不绝。而大部分分株牡丹，生长不良。在苏州农校与中山陵园两次培育牡丹的经历，使我深知：在地下水位高的江南地区，以栽植芍药嫁接的牡丹为佳。这还促使我日后产生了研究牡丹栽培技术的浓厚兴趣。抗日战争开始，我醉心的牡丹栽培活动被迫中断。这一中断延续了几十年。

解放后，我目睹菏泽分株牡丹虽然不断南移江南各地，但栽种后成果都不理想。于是，再次激发起我对牡丹的研究兴趣。１９６２年退休后，我看到王世懋在《花圃杂疏·花疏》（１５８７年）中有关江苏江阴以芍药根嫁接牡丹的记载：“牡丹出中州，江阴人能以芍药根接之，今遂繁滋，百种幻出（形容品种之多），”从此开始了我对江南牡丹栽培的实地调查活动，曾多次到留园、网师园等处寻访古牡丹的踪迹。我８２岁时，曾单身一人专程到嘉兴市渡船浜村寻访一株百年古牡丹。９９岁在颐和园游览时，见到国花台牡丹长势喜人，就情不自禁地轻轻抚摸树冠，久久不忍离去。１０１岁时，我又到新落成的上海浦东牡丹园观看牡丹。这一年，我还瞒着家人，换了几次车，独自到苏南最大的牡丹园——常熟市荷香洲公园去考察。

８０岁以后，我多次跋涉大江南北，到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图书馆，查阅古籍。见到好书，就爱不释手，经常是从开馆一直看到闭馆，中午就以干粮充饥。从牡丹谱、地方志中发掘我国农业的珍贵遗产。江阴花泾口清朝栽培牡丹的盛况，鲜为人知，本人首先在《园林》杂志上加以披露。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在北京图书馆偶然发现一部罕见的牡丹谱手抄本，欣喜若狂，“手抄”了两整天。

为了重振江南牡丹栽培事业的雄风，我多次向上海园林局、苏州农校等部门呼吁：在江南应进一步推广芍药嫁接牡丹。

１９８５年，我根据搜集到的资料，撰写了《江南牡丹史》，目的是为了使江南牡丹栽培的历史成果不致被湮没，让芍药嫁接牡丹的传统技术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在撰写过程中，当时年近９０的章守玉老师，不辞辛劳大力支持，不仅与我多次进行研讨，还特地在暑天挥汗动笔，帮我翻译日文资料。在病重时他还询问子女，关心《江南牡丹史》的出版。我同章守玉老师长达６０多年师生情谊，令人终身难忘。

１９９４年冬，牡丹被公众提议为国花。我激动得夜不成眠，决定写一本有关牡丹栽培与历史的著作。它早已完稿，现列入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我的牡丹情缘已有８０多年。我衷心希望我国、特别是江南的牡丹事业更加灿烂辉煌。

虽然我在苏农学习与工作只有８年多的时间，但母校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及为我奠定的园艺理论与实践基础，对我以后的工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母校及老师的培育之恩，我铭感终身。

苏农即将迎来百年大庆，我也年已过百，见证了学校８０多年来的变迁。苏农的成功，有许多原因，但创新的办学思想、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注重课程创新与教材建设、浓厚的学术氛围、融洽的师生关系等，也是重要的因素。现在学校又确定了新目标：要通过十年时间的建设，发展成为全国知名度高、特色明显、现代化的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只要广大师生齐心奋斗，这个目标一定能实现。（本文插图：张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