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空间:逆袭女王复仇:“缺心眼”的苏东坡

“缺心眼”的苏东坡

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座没几个人能翻越的高峰，有人说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有人说他是个正直的清官，有人说他很迂腐，也有人说他偏执的很可爱。但是，把他放在当时中国官场文化与文坛世俗的双重透视内，也许会还原苏东坡的最大特征，那就是三个字：缺心眼。

嘉佑元年，也就是1056年，20岁的苏东坡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参加了礼部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21岁就高中榜眼，真可谓是仕途不可限量。既然入围官场了，就得按照官场这一套要求自己，举手投足都得有这种味道。用现在的话说：当上干部了，就得像个干部样子。可是苏东坡毕竟太富于诗人气质了，还是狂放不羁、大大咧咧，尤其要命的是没有摆正主业与副业之间的位置。

他一生写过多少作品，可能谁也不能给个准数，现在能看到的有4200首诗、300多首词、800多封散文式书信。现存的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他从政以后创作的。这意味着，他21岁开始为官，到65岁离开这个世界，在几经沉浮的宦海中，他几乎每年出手120多件作品，平均的3天一篇{首}。加上腹稿、初稿、改稿、另起稿、修订稿，照此算来，至少每天都得动手写稿。苏东坡还擅长书法，行、楷俱佳，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作为纯粹的文人，这倒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他忘记了自己是干部，有时还是领导干部的身份，忘记了自己处在险恶的官场环境。尽管，苏东坡吟诗填词并没有影响政务，就是在被贬的许多地方也干出了显著的政绩，深受百姓爱戴。

 但是，他创作出如此丰硕的作品，弄得民间到处传诵，怎能不令上级和同僚“扎眼”呢？朝中的李定、王圭、沈括、李宜之等在工作上找不出他什么毛病，就拿他这个说事，不断地到皇帝那里奏上几本，用现在的话说，什么“不安心做好本职工作”、“爱出风头，好表现自己”、“不注意搞好团结”等。这就够让他“喝两壶”了。再加上苏东坡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长个心眼，不分场合、激情喷涌、放浪不羁、无所顾忌，使其他文人特别是文人官员相形见绌，用四川话来说，这就是有点“不知趣”了。

这里有个传说，版本取于民间，是否真实，已经无法考证，但足见苏东坡极好冲动的性格和才华过露的毛病。

一天，苏东坡跑去找王安石玩，直接走进书斋，但看到桌上的一张宣纸上写着：“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他心想：哪有黄狗卧花心的，不是瞎说嘛。于是，他心血来潮，才情抑制不住了，不假思索地动笔改成“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老回来一看，居然敢改他的诗？顿时就像被刺伤的熊一样咆哮不已，感到这不是明摆着向他挑战吗！于是，这位心胸不是那么宽广的王老直接把苏东坡贬到广西合浦去了。苏东坡到了民间才明白，原来那“明月”指的是一种鸟，叫“明月鸟”，那“黄狗”是虫子，叫“黄狗虫”。

苏东坡本来就有“三高”（不是血压高、血糖高和血脂高），而是才学高、天赋高、智慧高，这已经够遭人嫉妒了，但他仍然刚直任性，不加约束地把才华暴露在对他本来就不利的环境中，完全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导致被污蔑，被糟蹋，被恶贬。

这一切，似乎带有点宿命的性质，正如他弟弟苏辙所说的，“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身在官场，才高招风；离开官场，想必宽松。否也，只要你还保留了“干部身份”，就还是由不得你任着性子“显摆”。苏东坡贬到黄州后，生活的艰辛困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以豁达超脱的生命态度来感受这种生活。这一期间，他的词章也颇具豪放性格。如《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起句就把赤壁怀古之情至于广阔无垠的空间和时间中去，奠定了全诗的豪放基调；

可是，苏东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京城里有许多双幽幽的眼还盯着他呢。一天，他全家团聚，偶逢其性，遍提笔写了一首《纵笔》诗：“白发萧散满霜飞，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不久，这首诗传到了京城，知枢密院事章惇见了，嫉妒异常，他恨恨地说道：“你不是‘春睡美’吗？我偏偏要让你睡不着觉。”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4月17日，朝廷下令贬苏轼为琼州别驾，不得签署公事。

苏洵曾这样评价过自己的儿子苏东坡。他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芒毕露，不通机变，日久不遭人口舌之诬。”真是知子莫如父。

苏东坡曾经很个性地说过：“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很清楚，不说出来自己不痛快，最终还是说出来吧，自己痛快要紧。看看这个苏东坡，讲话、做事竟是逆向思维的，并且不留任何余地，此正乃官场之大忌也。这样一来，才华成为他情商的最大短板：缺乏亲和力，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

苏东坡恃才傲物，是一个“在政治上转唱反调的人”，你越说好，他越说不好。他评价好与不好的标准就是他脑子里想当日的那“一根筋”。

当王安石推行新政时，他经常在他的诗歌中讽刺朝政，特别是对王安石的新法很不恭敬，而且上疏反对。一次，他对着当朝的皇帝神宗的面指责：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来之，然后应之”。——这个人，胆子也太大了吧！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卷入了“乌台诗案”。

看来，行正道、发直言的文人不为民为官，是社会的悲哀；文人太会当官，是文人的悲哀。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值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终于熬到王安石下台，轮到了司马光执政。旧党执政后全面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谁知这个苏东坡又坚决反对。他虽不赞成王安石那种疾风骤雨式的变革，但也反对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政“全盘否定”，主张“参用所长”。这还不算，他甚至质问司马光：从前你任谏官时，因与韩琦在某些事情上意见不合，你也敢于同他争辩到底，这是你还曾经亲口向我讲过呢！现在，你自己做了宰相，难道就不允许我把话说完吗？

苏东坡就是那种臭脾气。他不是那种唯唯诺诺，两头都不得罪的人，有了话就憋不住，缺乏玩政治的心机和权术。如此聪明决定的人，竟是个政治白痴，这说到底还是书生气作怪。元祐四年三月，他被恼怒的司马光和那帮对他嫉恨不已的旧党，又一次贬任杭州去了。

 官场失意出诗人，这是一种悖论，也是一种事实。也许，苏东坡要感谢那些排挤、诬陷、打击、报复甚至逮捕他人入狱的官吏，没有这些政客和文痞，他就不会愤怒，不愤怒他就写不出好诗，没有好诗就不可能流芳百世。但是，他毕竟付出最后被流放到南蛮孤岛的代价。

苏东坡用诗人天真单纯的思维方式掂量着世间的人与事，太浪漫，太天真，太容易动情了，从不琢磨别人，也不考虑被人算计。

苏东坡频繁地出京城，入京城，忽而黄州，忽而惠州，忽而儋州，郁闷的心灵最后还是安静了下来。临终前，他终于弄清楚了：“不入眼前一醉，是非忧乐都两忘。”并且他将这种体会留给了自己的儿子，在《洗儿》中这样写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可惜啊，此时觉悟已经晚也，“缺心眼”的性格障碍，让他的学费缴的太多太多了····